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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自然關系的正義境界
人與自然關系的正義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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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與自然關系的正義本性
  正義存在于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之中。這是人們對正義的通常理解。把正義僅僅局限于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是對正義的片面性理解。其實,正義作為人的最高尺度和理想性準則存在于人的全部活動以及一切關系之中。在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關系中,正義才真正體現出人性要求的豐富內涵。遵循正義的準則,人才能以人為中心創造符合人類要求的人的社會與人的自然界。人類正是通過追求正義的理想與實踐,在自然和社會中創造人的世界。
  在人的世界中,人與自然關系的正義性被人忽視或遺忘,主要根由在于以往的屬人關系中,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存在著更多的不正義現象和問題。它們對人類生活的危害更直接、更現實、更具體。對于個體的人來說,來自自然界的災難遠不如從不正義的社會中遭受的不幸。因此,要求社會的正義幾乎吸引了人們的全部注意力,人與自然關系的正義要求因此被遮蔽。雖然在當代人的世界中,人與自然的矛盾或問題日益尖銳和復雜,但人們至今還沒有真正從自然同人的本質聯系上來理解這些矛盾;還沒有從正義的意義上來解決這些問題,總是從生態的效用等外表的方面來對待這些矛盾與問題。例如西方學者“走出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中心主義”,這個觀點對于克服人類對自然界的破壞性行為具有合理性。然而,從自然界的屬人性質來看,這種看法與觀點就顯現出削弱人的主體性的被動與消極。
  人與自然的矛盾在當代被人們高度重視。然而這個意識來自環境惡化的壓力而不是人對自己的覺醒。這種被動性往往通過人們對生態危機的訴說以及對人類命運與未來的憂慮體現出來。人們從不斷惡化的自然界給予的威脅所形成的感性直覺中,并沒有走出如何才能擺脫危機的困惑與迷惘。由此看來,走出人與自然矛盾、沖突的困境,既需要合理的思想,更需要合理的行動。如果人類不能把自然界的現實問題及其變化趨勢同人的要求、人的行為、人的社會的正義性聯系起來;不用正義的準則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不在人類發展這個意義上對待自然界;那么,人對自然的合理觀念、正義行為就不會產生,人與自然關系的問題也不會得到根本的解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強調人與自然關系的正義性才是必要的。把自然、人、正義聯系起來,其價值在于用人的本質、追求和理想的尺度獲得人的自然界,進而擁有人自己。因為人不是為了自然界而是為了人才去關注自然。問題不在于是否以人類為中心,關鍵在于人類以何種觀念何種行為為中心,即怎樣以人類為中心。
  在人的世界里,并不存在抽象的自然界。現實的自然界形成、存在于人類社會的產生過程中,即人類歷史中。在人的活動中的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自然界。“歷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為人這一過程的一個現實部分”[①]。馬克思把人類歷史與自然史統一起來理解人與自然界的這一觀點,強調自然界的人性根本。在馬克思看來這個根本的實在性,“有直觀的、無可辯駁的證明”。因為“人對人說來作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對人說來作為人的存在,已經變成實踐的,可以通過感覺直觀的”。[②]自然界是“人的精神的無機界”、“精神食糧”、“人的無機身體”。馬克思用這些形象化的語言準確地表達了他對自然界的人類本性的看法。
  實現自然界的人類本性,關鍵在于人的自然界是人通過實踐創造的生活世界。人總是按照自己的要求或需要創造自然界,力圖把人的尺度貫注到自然中去。正是在這種創造之中,人才真正證明自己,自然界才表現為人的現實作品。自然界的人性根本就體現在人在自己的創造物中直觀自身。人怎樣創造自然界,就怎樣創造自己的生活。因此,就人的本意來說,人對自然的實踐必然體現人對生活,對自身真、善、美的追求。這種追求所體現的就是人與自然關系的正義境界。對于自然,無論人類曾經或正在發生何種非人性的行為,作為人類總體及其歷史來說,真、善、美始終是對自然的基本精神。這個永恒的理想在人類的本質中隨著歷史的發展不斷升華、豐富與完善。當代人們對自然界的普遍關注,對人類行為的反省,恰恰是對人與自然關系正義性的確證;也是對這種關系中的不正義現象的批判。這里似乎存在這樣的邏輯:由于人類擁有人與自然關系的正義精神,并把這種精神貫注到人所面臨的復雜問題與復雜關系中,人才會對自已的今天和未來充滿強烈的危機感、責任感、使命感。人對自然施加的不正義、不合理行為在正義準則面前顯現出的不僅是對自然界的破壞,更重要的是人對自己的傷害。因此,在人與自然關系中弘揚正義精神,才有可能以信心、謹慎、積極的態度取代悲觀、任性、消極的心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正義不僅是處理今天的問題的現實性準則,而且是走向未來的理想性精神。
  人與自然關系中的正義就是人與自然的相互融合、相互統一、相互體現。“人的本質在何種程度上對人說來成了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何種程度上成了人具有的人的本質”。“人的自然的行為在何種程度上成了人的行為,或者人的本質在何種程度上對人說來成了自然的本質”。[③]馬克思的這些話深刻地表達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理想境界。這種基于人性本質的一致性所體現的正是自然、人、正義三者之間的真正內涵與境界。
   二、歷史的自然與自然的歷史
  抽象地看待人與自然關系是非歷史性的方法。這種方法使人們或者沉醉于古代原始和諧的幼稚,或者無法擺脫對未來命運的恐懼。面對當今時代人與自然關系的問題與困境,無論是留戀原始的豐富,還是驚恐未來的厄運,都無濟于人類解決問題與擺脫困境。人類發展的前提與結果決定了人無法回到過去而只能走向未來。人在未來的命運取決于今天的行為和以后的努力。人類正是在自己的活動和生活的歷史進程中,創造“歷史的自然”或“自然的歷史”。這個過程與方向表明,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人的生活狀況不是確定的而是發展變化的。同樣,人與自然關系的正義性也處在不斷豐富、升華與完善的過程之中。
  用“歷史的自然”或“自然的歷史”的觀點、方法考察人與自然關系的發展過程及其正義觀念的變化,根據在于人類發展的歷史性。“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面是密切相聯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④]。自然史的自然科學和人類史的人類學在相互制約中互為基礎和前提,成為人的科學的內容。“自然科學往后將包括關于人的科學,正象關于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⑤]。馬克思的這種認識和預言在當代獲得了證實與實現的條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從人類史出發說明人與自然關系的歷史才具有可靠的根據。
  從人性完善上看,人類史由人的依賴性、人的獨立性、人的自由性三個基本階段或基本形態構成。與此相適應,人與自然關系所形成的歷史的自然或自然的歷史也必然體現為這樣三個基本階段或基本形態:人對自然的依賴性階段、人對自然的獨立性階段、人對自然的自由性階段。由于歷史階段的差異以及人的活動能力的發展,人與自然關系顯現出歷史形態的區別,從而人對自然的要求與理想也具有歷史性的變化。這些前提性的因素導致人與自然關系以及人的活動、生活呈現出歷史性的不同結果。
  人對自然的依賴性是人與自然關系的最初階段。在這種形態下,人類開始自發地與自然界聯系起來。那時人類以分散的方式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用原始的農業、牧業、漁業等手段與自然界交往。在這種關系中,人的理想和要求融于自然之中。面對強大的自然力量,人類童年時代的力量顯得極其弱小。因此,從屬、順從和敬畏體現了人對自然的依賴感。在這樣的關系中,人對自然的依賴,正是因為他還沒有造成自己豐富的能力與關系,還沒有使這樣的能力與關系作為獨立于自然界并與之相對立的條件。因此,崇拜自然,消解自身與自然的對立,順應與承受自然的力量在那時就是正義的,是人們處理自己與自然關系時在觀念與行為上遵循的準則。這些準則甚至滲透到社會關系之中。作為自然主宰的“天”,往往成為社會統治權力的基礎。中國的“替天行道”、“民以食為天”等觀念體現的正是這種關系。人與自然關系的依賴性以喪失人的獨立性為代價,維系著的原始的天人和諧。隨著人的主體力量與能力的不斷提高,人類不甘忍受來自自然界的限制與壓力,不再滿足于自然色彩濃厚的生活。于是,人與自然的關系發生了質的變化。
  人對自然的獨立性形態是超越依賴性形態的歷史階段。在這個形態下,人類增強了改造自然的主動性。隨著科學的發展、技術的應用以及工業的興起,人與自然關系呈現出日益普遍、全面的聯系。人的需要與人的能力在相互影響中迅速增長,從而使人在更為深廣的領域對自然進行征服性的活動。由于人類在與自然的抗爭中一方面獲得人性的獨立,另一方面贏得了生活的利益;雙重的收獲使人逐漸拋棄了自己對自然的依賴,逐漸形成、強化獨立于自然的精神與行動。由此出發,崇尚人的力量,強調人對自然的獨立性,加強對自然界的支配、改造、索取,向自然界開戰,從自然力的統治下解放出來等等要求和理想,成為這個階段的正義精神。這種精神成為人們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準則。人與自然關系的這些原則在社會關系中體現了人權、民主、平等、效率等理想與追求。人對自然的獨立性發展獲得雙重的結果:在人從自然力量的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同時,人又對自然界施加了違背自然本性的統治;人從自然界獲得巨大利益的同時卻破壞了人類生活的自然環境。人口增加,耕地減少;工業發達,污染嚴重;城市增多,生態失衡;這些人類所追求的價值和要避免的災難并生、并存的事實足以使人困惑和焦慮。“大地需要清新,城市渴望綠色”的呼喚體現了當代人的煩惱與要求。尋求人與自然關系新的平衡,獲得適合現代文明發展的和諧環境,成為當代人迫切的生活愿望與社會發展目標。懷疑、反思、超越人對自然的獨立性,探索人與自然關系的合理性,是當代全球性的新課題。人類的這種努力,預示著人與自然關系新的階段、新的境界。
  人對自然的自由性是人與自然關系的最高境界。這種形態中的人與自然關系揚棄了人對自然抽象的依賴性與抽象的獨立性,實現了自在自為的自覺性。在這種關系中,人們追求合理、有節制地發揮人的力量,保護、建設、再造人的自然家園,從而獲得人性發展的自由。這種追求與理想體現了人類解決今天所面臨的問題和擺脫困境、走出危機、奔向未來的正義精神。人對自然關系的自由性,以其對自然和人的雙重尊重的豐富性,昭示人的世界歷史的新方向。走向這個方向,人類面臨著觀念與實踐的變革;面臨著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變化;也面臨著現實的沖突與理想的抉擇。當代人處于沖突與發展的震蕩當中。怎樣整合人對自然的依賴、獨立、自由的關系?怎樣解決人類作用于自然界所產生的正負面效應的矛盾?怎樣消除自然與社會的沖突?這些問題同時出現在當代人面前并且交織在一些,使得它們更為復雜。然而,當代人的文明恰恰體現在對這些問題的解決之中,人類的能力只能在問題的解決中得到證明。人類的偉大就在于以正義的精神力量和合理的實踐不斷地發展自己。
  人類歷史的自然與自然的人類歷史所經歷和將要經歷的時代性階段是無法跨越、無法避免的。每一個歷史時代都有自己的文明成果與正義精神,也有著自己的負面結果和不正義現象。從發展的角度看,人所產生的一切都是人類的財富。人對自然的得失對人類的發展都具有歷史性的價值。成功以肯定的形式積累著人類的文明和發展的基礎,失敗則以否定的方式改變悖逆人與自然本性的現狀。“歷史就是這樣:正面作用常常寓于負面作用之中,負面作用既是以他物的否定性,具有瓦解舊事物功能;又是對自身的超越性,常常因它而促使事物自身走向解體,為更高的發展形式所取代”[⑥]。這樣看待人與自然關系的歷史及其正負面結果,我們才能以積極、向上和發展的態度對待過去、現在和未來。馬克思曾說過與我們的問題相關的一段話:“不僅人的富有,而且人的貧困,在社會主義的前提下同樣具有人的、因而是社會的意義。貧困是被動的紐帶,它迫使人感覺到需要最大的財富即另一種人。因此,對象性的本質在我身上的統治,我們本質活動的感性爆發,在這里是一種成為我的本質的活動的激情。”[⑦]馬克思的話語啟示我們:當代人與自然關系的危機與困境,恰恰是人類走出危機、擺脫困境的契機、紐帶與激情的源泉。當然,真正貫注正義精神,這個源泉才能獲得活的靈魂。
   三、從功利的自然到人類的自然
  人對自然原始的依賴性階段早已作為“過去歷史”被人類所跨越。自18世紀以來,在三個世紀的歷程中人類追求并實現著人對自然關系的獨立性。人類的今天在這種獨立性的自省與反思中走向“未來歷史”,追求人對自然關系的自由性。早在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通過的《人類環境宣言》指出:人類環境是人類的福祉。“人類環境的維護與改善是一項影響人類福利與經濟發展的重要課題,是全世界人民的迫切愿望,也是所有政府應肩負的責任”;“人類業已到了必須全世界一致行動對付環境問題,采取更審慎處理的歷史轉折點。由于無知或漠視會對生存及福利相關的地球造成重大而無法挽救的危害。反之,借助于較充分的知識和較明智的行動,就可以為自己以及后代子孫,開創一個比需要和希望尤佳的環境,實現更為美好的生活。提高環境質量與創造美好生活的遠景甚為廣闊。現今最需要的是一種持重而平靜的心情,熱切而有秩序的工作,以其在自然界獲得解放。人類必須與大自然協同一致,運用知識建立一個更美好的環境。為了現在以及未來千秋萬代,維護并改善人類環境,業已成為人類必須遵循的崇高目標”[⑧]。《人類環境宣言》這種立足現實、面向未來的觀點體現出人與自然關系的當代追求,弘揚了人類發展的正義精神與科學精神。
  20世紀中葉以來,人們就自覺到現代文明與人的困境并存的問題。物質文明的快速進展與生態危機的嚴重加劇,使人類生活處于自身力量的陽光和生態惡化的陰影之中。人們發現,瘟疫、洪水、地震等自然災害雖然在人力的基礎上得到一定范圍的控制與預防;但出于人類的功利愿望與行動卻又造成了許多人為的災難。對此,專門研究全球危機、人類困境與人類未來的羅馬俱樂部成員梅薩羅維克和佩斯特爾在《人類處于轉折點》的報告中曾作過貼切的分析。他們指出,人類為減輕自己的勞動和提高生活便利而利用自然界的能源導致了能源危機;為加強群體的力量而多子多孫,為減輕痛苦、延長壽命征服疾病卻導致了人口危機;為了改善物質生活、獲取物質利益去改造和征服自然,卻導致了環境危機。這個分析表明,即使出于人類最善良的愿望所采取的行動,也會形成違背其初衷的后果。這一事實體現了人的世界具有復雜矛盾。這些矛盾使人們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觀念與活動面臨著極大的困難。人的現有世界及其問題從根本上說是人的活動的產物。人們充分指出的各種危機與困境其責任不在自然界而在人自身。事實上,所謂危機與困境,并不是自然界本身的固有災害,而是指人為造成的災難。人在自然界的困境,實質上是人的世界的困境,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危機。這種困境和危機,歸根結底是人的活動本身造成的。人如何對待與把握自己的需求、理想、價值、行為、前途,從根本上決定著人的世界的今天與未來。
  來自全球的各種研究結果不斷披露人對自然界的傷害。“世界生了癌,這癌就是人”。格雷格的這個看法雖然夸張但卻形象地表達出問題的嚴重與根由。然而,癌的可怕不僅在于它自身的惡毒,更可怕的危險在于人們對它的病因的無知,在于對它的肆虐束手無策。因此,直觀人與自然關系的困境必須升華為反省產生危機的原困,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為什么趨利避害趨樂避苦的人類經過千辛萬苦的努力卻給自己的無機身體帶來百孔千瘡的傷害?對于這個問題,不能從人以及人的關系之外去尋找答案。從其根本的意義上說,基于對物質財富片面追求的功利主義行為;圍繞著物質利益的社會沖突;脫離人的豐富性、全面性去認識與改造自然的活動;這些源于人的片面性的缺陷是這些問題的人性根源。當代人的世界的全部問題,特別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衡,正是這個總根源的惡果。
  近代以來,功利主義不僅成為人類社會生活的最高準則,而且也是人處理自己與自然界關系的基本態度。人們過份注重與追求物質需求的滿足,把發展經濟、提高效率視為人與社會發展的最高目標,把人類幸福等同于物質實利滿足。在這種狹隘功利主義原則的支配下,人類無止境地追逐實利,把科技進步、人類文化、社會生活等豐富的人類文明歸結為物質財富的增長。這種觀念使人們從物的眼光而不從人的眼光去看待自然;不是把它作為家園來建設,而是作為對象去索取。直到目前為止,人們仍然存在著從功利主義原則出發去理解和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觀念與作法。人們出于功利的行為在獲得實利性滿足的同時給人的世界造成巨大損失的事實表明,片面的經濟發展不能從根本上為人類帶來真正的福利,只能加劇人與人自身,人與自然的嚴重失衡。西方發達社會已經在這條道路上深深地陷入難以克服的矛盾之中。日本學者池田大作針對這種情況指出:“經濟的極大發展,已經使人類社會的整體體系在全球范圍逐漸崩潰著。只要放任這種經濟的孤立發展,就會導致人類在地球上喪失生存權利。我們必須立即改變優先發展經濟的想法,站在經濟從屬文化、教育的立場上,始終不懈地為建立富有人性的文化社會而傾注全力。在這種高度發展的文化社會里,經濟也就會為提高人的思想,為發揮人的創造性,而起到基礎或潤滑劑的作用。”[⑨]池田大作的看法,是對功利主義的經濟發展及其對自然界與人自身危害的深刻批判。人類不放棄狹隘功利的自然觀點及其行為,就無法恢復人與自然的平衡關系;只有以人類的自然觀點和行為才能徹底消除人對自然狹隘的功利觀念與不正義行為。因此,真正實現從功利的自然到人類的自然的徹底轉變,人才能走出危機與困境,擁有人類生活的自然家園。
  在人類以階級、民族、國家為單位獲取物質利益的前提下,人們對物質的爭奪、獲取與占有勢必造成尖銳的社會沖突。這種沖突往往是物的權力壓倒人的正義。為了利益,正義被置于無足輕重的境地。聯合國圍繞全球海洋政策的討論是真實地體現了權力與正義分離的典型事例。從1973年起,聯合國海洋會議便謀求對那些以世界大洋作為屏障和謀生手段的國家的權利和義務加以規定和修正。在持續進行的一系列會議進程中,各國代表都為本國的利益而辯護,不惜阻礙真正的全球海洋政策的產生。各國的立場都反映出各自的特殊利益。以利益為核心的討價還價,使謀求一項有效、公平地利用全球海洋資源的正義性政策的構想被沖擊得無影無蹤。擴張國家權力,占有物質利益的目標公然勝過為國際社會謀求正義的目標。[⑩]國際關系中的這種情況也大量地存在于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內部的社會沖突之中。人們為了比別人更多地獲得物質利益,往往伴隨著人對人與人對自然的不正義行為。這就是人與自然關系惡化的社會根源。
  人之所以用狹隘功利態度與行為對待人與自然,更為根本的原因在于人對自己的無知。愛爾維修說過:“每一個研究人類災難史的人都可以確信,世界大部分不幸都來自無知”。當代的無知不是對自然界本身的無知,而是對人與人的世界的無知。這種無知體現為人們不是從人的豐富性,人的生活本身理解人;不是從人的本質去理解自然的本質。對人的世界無知,是一切不正義現象的重要根源。由此看來,人對自身的認識,其意義并不僅僅局限于關于人的具體知識,而在于理解人的本性、人的生活、人的價值、人的現實發展和命運。人對自身的認識,只有通過對人的社會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的人類性理解才能獲得真知。因此,人的世界的問題只能通過人的科學去理解、去解決。單純的自然科學、脫離人性的社會科學只有放棄自己原有的范式,統一于人的科學才會具有人類的意義,成為關于人的世界的科學。這種科學才配享有科學與真理的美名。人不具有這樣的科學時無知地傷害了自己與自然;一旦獲得這種科學,人將正義地對待自己和自己的世界。
  人的世界與人的未來走向哪里?怎樣解決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人類發展的真正目的與價值是什么?這些困惑著當代人的重大問題引起人們的思索與爭論。人類中心主義、自然中心主義、自我中心主義、后現代主義等觀點體現了人們對現實與理想、今天與未來的不同理解與追求。如何看待與評價這些觀念,對于人與社會的發展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人的世界中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必須以克服狹隘的功利態度、社會沖突以及克服對人的無知為前提。從功利的自然走向人類的自然,從社會沖突走向人類的合作,從對自己的無知走向認識與理解自己;這些變革就意味著人類的發展。人只有在走向未來的發展中才能實現這些轉變。這種要求只有在正義精神的基點上才能成為給人類帶來希望的理想。正義的理想不僅體現我們的追求,而且為這種追求明確了目的與方向。缺少真正的目的與方向,一切改變現實的努力都可能是“南轅北轍”式的盲目活動。因此,以正義精神為準則確立人與自然關系的正義境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當代人的世界所面臨的全球性問題。具備了這個前提,一切實際的措施和努力才會獲得真正的意義與效果。
   注:
  [①][②][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頁。
  [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1頁。
  [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頁。
  [⑥]高清海:《哲學動態》1995年第2期,第20頁。
  [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9頁。
  [⑧]轉引自夏偉生:《人類生態學初探》,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9頁。
  [⑨]《展望21世界》,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12頁。
  [⑩]參見《權力與正義》,華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30~31頁。*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春22-28B1哲學原理胡海波19971997人 自然界 正義精神1956年生,哲學博士、東北師范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作者: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春22-28B1哲學原理胡海波19971997人 自然界 正義精神
2013-09-10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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