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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自然關系的現實審視
人與自然關系的現實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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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全球性的生態環境危機迫使人類反思自己的行為,工業文明的發展為生態倫理學的產生奠定了基礎,人類中心主義被生態倫理學所取代。但實踐中的人類并沒有放棄自身的主體性,人類對自然環境保護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對自然宗教式的盲目崇拜表明人類在危機的恐慌中走向了另一極端。現代人類中心主義恢復了人類在自然中的地位,但它主張的全人類的整體利益帶有明顯的形而上學性,在目前的階級社會中,人類的行為直接受本階級利益的支配,因而只有到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人類中心論所主張的人與自然的和諧才能真正達到。
  * * *
   一 生態倫理學的興起——走出人類中心主義
  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逐漸成為全球關注的熱點,起因于人類面臨著一個共同的危機,即生態環境的危機。工業化的發展增強了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加深了對自然干預的力度,也為人類中心論奠定了物質基礎。人類在從自然界獲得了空前的物質和能量的同時,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卻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各種危及人類生存安全的自然災害不斷發生,現實迫使人們認真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反思自己的行為。從此,許多人開始走出人類中心主義,把視點從人轉向了自然。如海德格爾在《論人類中心論的信》中指出:“人不是存在者的主宰,人是存在者的看護者”。人不要去統治存在者,不要以人為中心,一味地利用現實的東西,人應該維護和保護地球,為了維護人類在地球上的居住,要“反對迄今為止的一切人類中心論。”[①]1987年美國哲學家胡克發表《進化的自然主義實在論》一文,在“反人類中心論”一節中,他指出:“按照我們目前對世界的認識,人不是萬物的尺度。人類的感知認識是有限制的、易錯的,……人類對研究資源的組織和理解也不高明,等等。”因此他反對以與人類的關系去評價世界,他說:“人類沒有哲學家所封授的特權。科學的最大成就或許就是突破了盛行于我們人類中的無意識的人類中心論……”[②]這些理論論點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一種熱潮,以人類為中心的傳統倫理學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生態倫理學,人們提出要以自然為本來規范人與自然的行為。
  美國哲學家萊昂波特認為,應當重新確定人類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人類只是大自然家庭中的平等一員,而不應當以主人自居。法國哲學家施韋茲提出,生命是自然界的偉大創造,應尊重所有的生物。人和生物的關系應當是一種特別緊密、互相感激的關系。西方一些人文主義學者也主張停止對自然的干預,放棄現代科技,發出了“回歸大自然”的呼喚。這些觀點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結束了把自然當作是可無度獲取所需而不必加以保護的時代。人們開始從人作用于自然而自然又反作用于人的相互作用中考察人與自然的關系,并提出了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種種設想。
  應該肯定,生態倫理學第一次把社會化理道德的范圍擴展到了人與自然的領域,具有劃時代的進步意義。首先,生態倫理學使自然獲得了按自身規律發展的權利,自然不再是與人對立的盲目的存在,其次,生態倫理學從倫理道德的范圍來規范人在自然中的行為,使自然有可能得到最為廣泛的關懷,道德作為調控行為的規范,它的自律性使得人類能自主自覺地來關心和保護自然;再次,生態倫理學第一次使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生存環境問題突出出來,把地球作為人類共同的家園來進行保護。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生態倫理學也存在一些明顯的缺陷,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開始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從對人的崇拜轉為對自然的崇拜。在關注自然時卻在人類的主體性地位上實行了退卻,并企圖通過放棄人的主體地位來解決自然環境惡化造成的人類生存的危機,這不僅在理論上陷入了誤區,而且在實踐上束縛了人類的手腳。
   二 自然無主體,人是主體——人類中心論的理論基礎
  面對滿目瘡痍的自然景象,許多人又開始懷念遠古的森林,綿延的綠洲,并在悉心描繪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相安無事、共同發展的美景。與此同時,現實社會中的人類并沒有放下手中的征服之劍,放慢前進的步伐,停止對自然的干預。相反人類要繼續生存和發展,就必定要加深對自然干預的力度。因而現實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就表現為人征服自然、自然報復人類的雙向式作用的狀況。正如恩格斯所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③]
  在工業化社會以前,人的主體力量較弱,對自然的征服力低,自然界對人類的報復也不明顯。工業化社會開始,人類對自然的征服以及自然對人類的報復都是明顯而有力的。人類要征服自然,并不是人類有征服欲的“惡”的天性,而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唯一選擇。人從自然中提升出來,高于自然,同時又永遠要依賴自然。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人是主導的、統治的。人為了生存必須不停地從自然中索取物質和能量。不可否認目前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是由于人類盲目征服自然的行為所造成的,人類也確有必要反思自己的行為,以采取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地消除征服活動的異化結果。但人類不能靠放棄對自然的干預而求得安逸,也不可能找到只有索取而不遭自然報復的妙計。
  實踐是聯結人與自然關系的最根本的紐帶,按人類的需要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從歷史的角度看,人類征服自然是一條曲折漫長的道路,實踐中的負效應必然是相伴而生,生態危機的出現只是負效應的一種表現。人類只能在實踐中去認識和掌握更多的自然規律,以降低負效應。“事實上,我們一天天地學會更加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的慣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較近或比較遠的影響。”[④]但在無限發展的物質世界中,在一定歷史階段上人類對自然規律的認識是不可能窮盡的。試圖把人類的行為完全建立在合乎理性、順應自然規律的基礎上,是不可能的。在人類已經掌握部分自然規律之后,人類在一定階段上仍然會忽視甚至違背那些規律,因為人類活動的目的并不是為了順應所有的自然規律,而是要利用自然規律為人類服務。以人類為中心去征服自然,并不是霸權,更不能稱之為“人類沙文主義”。迄今為止,人類是唯一具有主體意識的最高智慧生物體,人類的產生決定了其在自然界中的天然統治地位,人類中心主義以合乎人類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來限定人與自然的關系并沒有錯。那些反對人類中心而主張生態倫理中心論的人,之所以對生態如此器重和關注,歸根到底也是因為他們看到維持生態平衡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有利。征服自然不是指人類對自然的任意干擾和破壞,而是指掌握自然規律,利用自然規律,最大限度地為人類造福。那些不計后果對自然胡亂干預的行為,并不符合人類自身的利益,只能說明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的低下。
  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自然是受支配,被統治的,它以自身的規律存在和發展。自然無主體,也沒有好惡的情感。我們說自然對人類進行了報復,只是一種擬人化的說法。自然在受到干預后,必定要作出一定的反應,當反應的結果對人類不利時,我們稱之為自然對人類實施了報復。實踐中的人類權衡的應是從自然中獲取的成果和自然的報復之間,也即利與弊之間若輕若重。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的成果是人類對自然進行干預的行為準則。馬克思認為,人類在改造自然的同時,應注意合理調節人們在發展生產力和對自然的破壞之間的矛盾,以獲得人類改造物質世界的“自由”。他指出:“這個領域內的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交換。”[⑤]
  自然界是無主體的,它也不會主動迎合人,因而人類必定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改造自然。由于人的認識和實踐能力所限,這種改造帶有一定的盲目性,從而造成種種對人類不利的后果。面對生態危機,人類并不需要向自然懺悔,自然也不會寬恕人類。自然界的萬事萬物皆以人為尺度,人是目的。人對自然進行保護的目的,最終是為了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那種純粹為了自然界的生態而去保護生態平衡的做法,已經走入了誤區,它貶低了人類,抬高了自然。把自然設想成具有與人類平等甚至高于人類的稟性,而終日担憂其無情的報復,這實質上是賦予了自然以獨立“人格”,在人的心目中,使自然擁有了與宗教同等的地位。人類拜倒在自然宗教的腳下,把自然奉若神明,放棄了人類的主體性,扼殺了人類的創造性,在實踐上危害是巨大的。這也說明了人類在遭受第一次全球性的大危機——生態危機之后,許多人在恐慌中反思自己的行為,為求解脫而走向了另一極端。
   三 改造自然——人類對生態環境的實踐運作
  人類維持生態平衡的目的是為了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自然界的生態平衡并不是不可侵犯的。生態平衡能否破壞以及破壞到什么程度,理當由人類所定。其判斷依據就是利益的權衡。人類生存的生態大系統是在工業化之后才遭到嚴重的破壞的,農業文明時代生態基本平衡。工業化對自然生態來講無疑是一種災難,對人類來說卻是新文明的開始。人類決不會為生態問題而放棄工業文明的成果,可以想象,即使在工業化以前,人類能預料到生態平衡會遭破壞的結局,人類也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工業文明。如果說工業化初期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是由于人類生態意識的薄弱,對自然規律認識不足,現已掌握了生態平衡規律,擁有生態意識的人類,在今后是否就不再對生態造成破壞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人類仍將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干預自然,而且其干預的力度會越來越大。但這并不等于說人類無視生態,肆意妄為而是緣于人類發展所需。
  隨著社會的發展,經濟和人口的不斷增長,不可再生資源的日益枯竭,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能量交換日趨復雜和困難。人類只能憑借高科技來干預自然,獲取自身所需。這種干預力度極強,很容易造成生態平衡的破壞。只不過人類已經有能力預料到可能發生的后果,而且能憑借高科技對生態失衡的負面影響予以一定程度的消解。在今后的實踐中,人類在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將自覺而不是盲目地打破生態平衡,同時又不斷消解生態失衡給人類所造成的危害。在人和自然的關系上,企圖魚和熊掌兼得、既保持原有生態平衡又能從自然中獲取自身所需,只是一種理想模型,在現實中是很難實現的。生態自然進化的速度與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兩者之間不可能完全協調同步發展。
  生態危機既有局部性的危機,又有大系統的危機。極端的生態大危機才會對全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產生根本的影響。因此,并不是任何生態危機都會造成人類的滅絕。那些令人震驚的忠告指出,環境的惡化將會給人類帶來滅頂之災,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并不是象我們想象的那么可怕。其實不僅是生態,任何一種對人類有害的事物和現象,把它推向極致都能滅絕人類。只是生態危機作為一種危害是新出現不久,剛剛被人們認識到,因而特別讓人關注。隨著社會實踐水平的提高,人類面臨的危機也將日益增多。自然界生態失衡對人類生存的威脅只是一個開端,人工自然物所顯示的異己力量對人類的侵害已日趨明顯,不僅是物質生活條件、生存環境,而且人們心理和情感都已開始受到侵害。人—機之爭顯示出就業危機,大量的工人受到機器的排擠,社會保障、失業救濟只能基本滿足人的物欲,卻無法滿足人的勞動需求和創造欲。試管嬰兒的成功給婚姻家庭帶來了嚴重的危機,家庭倫理觀念遭到了嚴重的挑戰。遺傳工程為新物種的產生找到了一條快捷之路,但新物種的反人性及失控的威脅,又給人類留下了極大的隱患。足以毀滅地球上所有生物的核武器的存在,無時無刻不在威脅著人類的生存。總之,人類已經生活在一個面臨危機的時代,危機與反危機的斗爭是人與自然對立斗爭的表現形式之一,它將一直貫穿在人類改造自然的實踐活動的始終,由此推動人類自身的發展。
  生態平衡是一個動態平衡,這不僅是指生態系統內各要素之間不停地進行物質、能量、信息的交換,而且生態系統及各要素都是不斷發展的,維持生態平衡也不是要保持生態的原狀。高科技的發展使人類有能力修復已遭破壞的平衡,或在新的基礎上建立新的平衡。
   四 正視現實,人和自然關系的最終完成
  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目前無論是生態倫理中心主義,還是現代人類中心主義,都是基于對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的危機而提出的主張,盡管兩者的側重點不同,但目標是一致的,就是要尋求一個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理想世界。生態倫理中心主義是以自然為本來規范人的行為,人類中心主義要以人類利益為中心來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消除人與自然的對立和沖突。
  急劇變化的社會生活為生態倫理學的形成提供了社會物質基礎。西方發達社會中的一些人在享受工業文明帶來的物質成果時,對快速改變的人倫關系感到不適,精神上的空虛和緊張,內在蘊育著一種逃避社會和人群的欲望,把人類真誠、信任的情感給予了自然物。這正是生態倫理學產生的社會心理基礎。各類生物保護組織層出不窮,環境保護、綠色運動蓬勃發展。人們高唱著人與所有物種平等的贊歌,對動物的關注和保護的熱情遠遠超過了對人類自身的關心。非洲成千上萬嗷嗷待哺、瘦骨嶙嶙的兒童得不到獅子、大象、虎豹豺狼所受到的人類的禮遇。如果說生態倫理學的產生是基于生態危機對人類的危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現實操作中輕視人重視物的表現已經背離了它的初衷。
  生態倫理中心主義要求人類放棄主體地位,尋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滿足了那些豐衣足食的富有階層人員對自然物的“移情”欲望。他們在衣食豐足,享受著現代文明的成果之時,把多余的精力和情感消耗在自然物上,并把自然物設想成與人類具有相同的獨立人格。這種充滿童話色彩的主張被那些深受同類之害,在強大的社會力量作用下艱難生活的人們所接受,他們希望能有一個田園詩般的自然環境來慰藉受社會生活所累的心靈。這種厭世的情結長久以來就一直存在,它促使人類去尋求理想的精神家園。而這種極具浪漫色彩的情結,在經受過工業文明狂風暴雨式的洗禮之后得到了釋放,人類終于把幻想付之行動,開始營造人類生活的理想世界。然而這種消極的逃逸塵世喧囂的沖動行為,并未能改變人類受累的心靈。當寶貴的自然物在受到發達國家的人們保護、疼愛的同時,世界上卻有許多貧困地區的人在死亡線上掙扎。這種放棄人的主體地位,順應自然物要求的行為,只不過在心理上一時滿足了人類具有寬宏大量胸懷的虛榮,而現實社會的發展卻注定了人類要利用自然。
  人是萬物的主宰,人類擁有也必定要有對其它生物的處置權。因而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生態倫理中心主義由于其建立基礎的幻想性,就注定了它破產的命運。當人類走出幻想,正視活生生的現實時,人類必將高揚自身的主體性,以積極的姿態來面對自然和社會的各種挑戰。
  現代人類中心主義高揚了人類的主體性,正視人類的生活。與生態倫理中心主義相比,有其突出的優點,它擺正了人在自然中的地位。這一理論最自得的地方一是區別于人類沙文主義,另一是其目標也是為了建立一種以人的中心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的生存狀態。可是,在階級社會中,利益主體是多元化的,人類中心主義理論中所指的主體的人是抽象的人。以人類的利益為依據來規范人的行動,從理論上看似乎存在統一的行為準則,而事實上由于不同的主體利益的不同,也就決定了各種行為的不同,從而造成無序的狀態。社會歷史告訴我們,人類對自然生態的破壞并不僅僅是因為人類對自然規律的無知,在階級社會中更主要的是受本階級利益的驅使。事實上,在現實生活中最先意況到生態問題的西方工業化國家并沒有承担起他們所應承担的責任。相反,他們卻打著“支持不發達國家發展經濟”的旗號,大規模地將種種對生態環境有嚴重危害的產業和有毒垃圾,從國內轉移到國外,以對外投資的名義輸出污染、轉嫁危機,試圖逐步從本國產業布局中把各種對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破壞與威脅的工業項目,如石化、紡織、冶金、電子、電鍍、印染等行業,遷移到急需投資的發展中國家,利用那些國家環保法規不完善,或雖有法規但無力認真執行的弱點,污染那里的環境,將那里的人民推到承受生態災難的最前線,從而謀取他在本國投資所得不到的厚利。
  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人類中心主義所追求的那種以全人類為主體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在現階段還無法實現,只能在我們所追求的最高理想社會——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才能得以真正實現。正如恩格斯所說的,經過長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經驗,我們在人和自然的關系上,也漸漸學會了弄清楚我們的生產活動的、比較遠的社會方面的影響,并且因之我們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調節這種影響。“但是要實行這種調節,單是依靠認識是不夠的。這還需要對我們現有的生產方式,以及和這種方式連在一起的我們今天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⑥]只有到那時,人和自然才能真正達到和諧統一。
  參考文獻
  ①② 轉引自余謀昌,“走出人類中心主義”,《新華文摘》,1994年第11期,第39頁。
  ③④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17頁,第518頁。
  ⑤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頁。
  ⑥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19頁。
  作者簡介:周蘭珍,女,1965年生,講師,南京大學哲學系科技哲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張培富
  
  
  
  
科學技術與辯證法太原11-14B2科學技術哲學周蘭珍19971997 作者:科學技術與辯證法太原11-14B2科學技術哲學周蘭珍19971997
2013-09-10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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