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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論與人治法治的關系
人性論與人治法治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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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年代以來,受海外個別學人的影響,國內法學界普遍將法治人治與人性論聯系起來。海外學者張灝在《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一書中提出:西方人對人性的幽暗意識(指對人性中與生俱來的黑暗面的正視與省悟)對法治與自由主義的演進,曾有極重要的影響。國內學者則往往理解為西方的性惡論傳統是西方法治民主的人性基礎,而中國的性善論則是專制人治的人性前提。如郝鐵川在《性善論對中國法治的若干消極影響》一文中指出:“西方人認為人性是惡的,權力是惡的平方,而中國人認為人性是善的外化。西方人從以惡制惡,以毒攻毒的目的出發,很早就建立了權力制約機制,而中國總是試圖找到一個不會腐敗的、永遠善良的權力,缺乏有效的權力制約機制。”(注:郝鐵川:《性善論對中國法治的若干消極影響》,《法學評論》2001年第2期。)啟良在《西方自由主義傳統》、范進學在《權利政治論》、葉傳星在《法治的人性基礎》等論著中,也持與此相同的看法。然而仔細考究起來,這一流行看法實在缺少事實根據。問題決非如此簡單:中國的性善論就導致人治專制思想,西方性惡論的邏輯結論就是法治或權力制約。這未免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了。
        一
    將性善論性惡論作為人治法治的人性預設前提,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人治法治的出現要大大早于性善論性惡論的產生。眾所周知,中國的專制人治是與中國文明一起產生的,即便不能從三皇五帝算起,也應起始于夏朝。而中國的性善論卻是在戰國晚期出現的,由孟子最先倡導。早于性善論一千多年而出現的專制人治,怎能肯定它以性善論為理論前提?西方的法治,始于公元前594年雅典梭倫改革,但在那時,希臘的哲學家們尚未論到人性善惡的問題,人們又怎能將性惡論作為法治的理論預設?當然,這樣論證問題也失之于簡單,讓我們再進一步根據事實分析下去。
    不論在中國還是西方,性善論性惡論都有一些信徒,但嚴格意義上的性善論性惡論其影響并不如人性善惡二元論或人性超善惡論來得廣泛,來得普遍。因為現實中的人,不論在中國或是西方,善與惡、自私與利他紛然雜陳,一面的性善或性惡都是非常少見的。這一明顯的事實就決定了中國人并非普遍相信人性善,正如多數西方人也不認為人性惡一樣。
    人們認為中國人相信性善論常以孟子為代表。確實,孟子最早提出性善論。孟子認為人性中有仁義禮智四端,一切道德,皆出于人之性。然而,人性中也有惡端,他說:“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離婁》)“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圣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盡管孟子也講“人皆可以為堯舜”,但他只是說人人都有達到堯舜境界的可能,決非肯定人人都是堯舜。他認為人有“堯之徒”,也有“跖之徒”,可見人性中的善只是一種先天的可能或萌芽,并非現實中的人性。人們從孟子的性善論推不出專制人治的結論。因為如果說一個人因天性善良便應該治理國家,那么,兩個或更多這樣善良的人一起治理國家豈不更好?當然,孟子的性善論也沒有導出民主法治論,只是導出了仁政說,對于緩和專制暴政起了一定作用。受孟子思想的影響,宋代以后流傳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茍不教,性乃遷。”也是此義:善良的天性如果缺乏應有的教育培養,或教育失誤,一樣會變得惡劣不堪。
    在中國思想史上,反對性善論的也大有人在,荀子及韓非子就主張性惡論。荀子認定:“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爭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荀子·性惡》)為了矯正人性中的惡,才需要道德禮儀。當然,不論是孟子或荀子的人性論,都是指人的先天性。荀子也承認人有善的可能,不過善是人為,是后起的。韓非子繼承發展了荀子的性惡論。他認為人性不論就先天還是后天來說都是惡的,是極度的自私。人性中就沒有善良利他的因素,以仁義道德治國實在迂腐不堪,只有嚴刑峻法才是治國的利器。荀子韓非子的性惡論,不僅沒有導出西方式的法治論或權力制約思想,反而得出了最極端、最嚴酷的專制主義理論。韓非子的“任法而治”,根本不同于真正的法治,而是一切為了專制君主的利益,服從于專制君主的人治,以嚴酷的刑法把專制主義武裝得更兇暴。如果說孟子的民本說還有重民為民的意思,包含民主思想的萌芽;那么,韓非子的政治思想則缺乏任何與民主相通的成分,鼓吹的是極端的專制主義。
    除了性惡論外,主張性無善惡、性有善有惡、性分三品的人性論也在中國頗有影響。與孟子同時的告子,就認為性無善無不善,善惡都是后來才有的。道家也認為性非善也非惡,主張性超善惡論,不承認人性中仁義禮智等善的成分。即使是秦漢以后的儒家,也有不少人不贊成性善論。西漢大儒董仲舒就講人性中有善有惡,性有善的可能,善出于性,但性也非純粹是善。善有待于人為,并非自然。西漢另一個大儒揚雄論人性混有善惡。他說:“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法言·修身》)到了王充,則明確認為性有三品,即善、中、惡三等。“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余固以孟柯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荀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論衡·本性》)宋代理學大師二程與朱熹都主張人性二元論,即人有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天理之性盡善,氣質之性則混有善惡。明代王陽明認為人性無善惡,他說:“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傳習錄》)由此可見,即便在儒家內部,也并非都主張人性善。以性善論作為中國人對人性的統一認識并進而作為中國專制人治的理論預設,實在是過于牽強附會。況且,中國古代嚴刑峻法之多之酷,世界罕見。這里絲毫體現不出性善論的影響(孟子講性善,所以他堅決反對嚴刑峻法),暴露的反而是韓非子性惡論的法律觀念。
    在古代中國,因為政治制度只是單一的君主專制與人治,從來沒有民主法治的實踐,中國的思想家對此聞所未聞,因此,不論他們在人性問題上持如何對立的看法,在治國上都是主張專制人治的。我們有充分理由斷定,中國專制人治與人性論沒有什么關系。
        二
    正如中國古代思想家大多數并非性善論者一樣,倡導民主法治的西方思想家絕大多數也不相信性惡論。亞里士多德在西方最早倡導法治,他的法治論決非建立在性惡論的基礎上。亞里士多德相信宇宙萬物都向善,作為宇宙之靈物,人類也是向善的。當然,亞里士多德認為,人類既有向善的德性,也有向惡的傾向。他在《政治學》中寫道:“人類由于志趨善良而有所成就,成為最優良的動物,如果不講禮法、違背正義,他就墮落為最惡劣的動物。”(注: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9頁。)其實,近現代主張民主法治的思想家也無一相信性惡論。作為一個唯物主義者,洛克拒斥人性是先天的善或惡的觀點。他認為良心不是天賦的,而是后天實踐得來的,“因為所謂良心并不是別的,只是自己對行為的德性或墮落所抱的一種意見或判斷。”(注:洛克:《人類理解論》,上冊,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31頁。)現實中的人本性雖然趨樂避苦,但又普遍地向往贊賞德性,因為人是有理性的動物。他們在追求滿足和快樂時,不單注重自己的利益,也重視別人的利益。在洛克設想的人類自然狀態中,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人與人的關系不是狼與狼的爭斗關系,而是和諧相處的關系。這里反映的是洛克對人性的信任。孟德斯鳩關于人性,并沒有多少直接論述。不過他的自然法思想,可以看作是對人性的表述。他認為自然法的首要內容,是人與人之間的和平。他說:“他們并不想互相攻打。和平應當是自然法的第一條。”(注: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4頁。)他反駁了霍布斯關于自然狀態下人與人關系是戰爭與爭斗的觀點。除了和平,飲食男女、社交生活、信仰上帝、自由獨立平等、理智、自我保護都是自然法的內容,或說是人性,這些,都顯不出性惡論的傾向。美國建國的那代領導人,都主張以權力制約權力,誠然表示了對人性某種程度的不信任,但他們只是否認人是天使,卻沒有因此斷定人就是惡魔,或人性惡。麥迪遜認為,人不是天使,但也不是惡棍。人性中不僅有自私卑劣的陰暗面,還有善良、公正與理性,正是這些光明面使民主法治成為可能。如果人人都是惡棍,如果人性中只有黑暗面而沒有善良與理性,就只能建立專制統治——一個或少數惡棍用強制野蠻的辦法阻止絕大多數惡棍們自相殘殺和爭奪。杰斐遜更是一再表明他對人民品性智慧的信任。他說:“自然向我們內心中注入了對人的愛,一種對別人的責任感,一種道德的本能。”“人是一個有理性的動物,自然賦予他以公正和內在的正義感。”(注:劉祚昌:《杰斐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95-196頁。)他認為農民是道德最高尚、最獨立自主的公民,農民大眾道德敗壞是不可能的事。
    眾所周知,亞里士多德、洛克、孟德斯鳩、美國的締造者們,是對西方民主法治貢獻最大、影響最深的思想家與政治家,他們在論證民主法治的合理性時,從來沒有求助于人性惡這一理論預設。相信人們會經不住權力的腐蝕濫用權力,并不等于性惡論。因此,斷言西方的法治與權力制衡以性惡論為基礎同樣失之武斷。
    基督教對西方社會生活影響之大是無疑的,然則它對于西方民主法治難說有什么貢獻。基督教雖然信仰原罪說,但不等于主張性惡論。本來,從人類始祖在伊甸園犯下原罪推不出性惡論,基督教也不相信性惡論。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是上帝創造萬物,上帝也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所以在人類的靈魂與本性中就有與上帝相似之處。宣揚性惡論,無異是對上帝的褻瀆。中世紀官方神學家阿奎那就認為自然的人性是自我保存,追求幸福,生殖后代,同情別人,人都具有努力求善及避免邪惡的本能,它與上帝創造的宇宙本性相一致。人的美德就建立在自然人性之上。道德的任務就在于指導人們遵循人的自然本性,使人進一步完善起來。這當然不是性惡論。即使基督教真對近代西方民主法治的形成有過什么積極作用,那與性惡論也沾不上邊。
        三
    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掌權者容易濫用權力為自己謀取私利,侵犯人民的權利,因此需要法治與權力制約,這確是西方民主法治的理論預設。但問題并沒有到此結束。因為對權力的約束,不僅要求助不同權力機關的分權制衡,更要借助人民的監督。在古希臘民主體制下,則是由人民直接管理城邦事務。如果設想人民本性上都是自私卑劣,墮落不堪,則他們怎能担負管理國事、監督政府的責任?如果人性真是惡的,則不論是人民對政府的監督,還是權力機關之間的制約,都沒有什么價值和意義。再者,西方的法治,從亞里士多德開始,都是代表著正義、公道與理性的法律之治,即良法之治。如果人性是惡的,那么,惡棍們怎能制訂出良法呢?法律又怎能付諸實施呢?性惡論不僅不是民主法治理論的組成部分,反而是專制人治的理論前提。因為性惡論必然承認人與人的關系是狼與狼的關系,或狼與羊的關系,就是弱肉強食,以強凌弱。這與專制政治的法則正相吻合。在這種關系上建立的只能是專制與人治,不可能是民主與法治。它從人性上就抽去了實行民主法治的可能。所以,一點都不奇怪,主張性惡論的韓非子和霍布斯成了極端專制主義的主要代表。
    對人的品性理智的一定信任,是民主法治的理論前提。相信人民大眾在道德品性上比掌權的一人或少數人要優越,正是論證民主法治所必需。亞里士多德就是這樣論證民主法治的優越性。他說:“在許多事例上,群眾比任何一人有可能作較好的裁斷。又,物多者比較不易腐敗。大澤水多則不朽,小池水少則易朽;多數群眾也比少數人為不易腐敗。單獨一人就容易因忿懣或其它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終致損傷了他的判斷力;但全體人民總不會同時發怒,同時錯斷……若干好人的集體一定較不易于腐敗,這不是已經很明顯了么?”(注: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63-164頁。)杰斐遜對人民的道德品性充分信任,而對于權貴富人,他從來沒有好評,認為他們自私自利,愚蠢頑固,于社會沒有價值。他說:“羅什福考爾德和蒙田之流認為15個人中有14個是無賴,我不以為然。我認為大多數人是誠實的,這個比例應該大大降低。但是我一貫認為無賴都是在最上層,這個比例對于較高等級的人以及那些高處在粗野的群眾之上,總是費盡心機想舒舒服服地置身在權力和地位之中的人來說,絕對不太大。”(注:《杰斐遜選集》,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503、678頁。)他認為美國的民主自由依靠的是平民百姓而不是富貴之人。他一再主張人民,尤其是受過教育的人民,“由于他們是公共權利的唯一誠實的、因而也是唯一可靠的保管者,因此必須讓他們來主管這些權利,發揮他們所能發揮的一切作用;他們有時也會犯錯誤,但決不是蓄意犯錯誤,決不是處心積慮想要推翻政府的各項自由原則。”(注:《杰斐遜選集》,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503、678頁。)他堅決主張實行普選,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杜絕行賄舞弊。因為人民是誠實和公正的,他們堅決反對行賄,也沒有任何人的財力足以賄賂人民。
    主張民主法治的西方思想家們,調和吸收了性善論性惡論的片面觀點,對人性達到了比較全面的認識。他們既承認人性中有自私腐化的潛能,所以需要權力制約與民主監督;但又沒有流于性惡論,對于人性的善良正直仍保持著相當的信任,從而為民主法治的實現提供了人性的可能。事實證明,民主法治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度都必須以政府官員、人民大眾的相當的道德水準和政治品性為前提,自由與道德密不可分。民主法治所需要的仁慈、公正、平等、寬容大度和相互尊重都與人性惡不能相容。民主法治區別于專制的主要一點是政治生活擺脫了獸性和野蠻,表現為文明與寬大。這既有賴于制度,又得力于人性的善良。民主法治本來就與人性的善良互為因果,正如專制制度與人性的野蠻、墮落密不可分,互相作用一樣。幾千年來,凡是實行民主法治的國度,不論是掌權者還是普通民眾,其人性上的善良、道德的高尚,都非專制人治國家的統治者和民眾所能比擬。民眾不具備一定的道德水準或善良,民主法治不可能成功地運轉起來,早晚會蛻變為可怕的專制。專制制度卻可以在人性最墮落卑劣、看不到任何人性光輝的地方永遠正常地存在運轉下去。人性越卑劣,越適合專制。人性越善良,越適合民主。如果人民普遍具有善良高尚的品性,那么專制制度就難以長期存在下去,它離完蛋也就不遠了。這就是為什么馬克思說專制制度與人性不相容,專制制度使人不成其為人,人與人的關系是獸的關系,獸的關系只能用獸性來維持。對于這一點,孟德斯鳩更是做了詳細而深入的論述。孟德斯鳩指出:民主政體的原則是品德,專制政體的原則是恐怖。在專制國家,人的命運和牲畜一樣,就是本能、服從與懲罚。那里到處都是苦難,一切都被掠奪。專制制度下的帝王與人民都缺乏起碼的善良和仁慈,靈魂卑劣不堪。人們懶于思考,迷信而愚昧。民主法治下的人民如果喪失了品德,腐化墮落,那么,民主政體就會蛻變為專制政體。孟德斯鳩在解釋形成西方的自由法治與東方專制奴役的原因時,雖從氣候的不同說起,但落腳點仍是東西方民眾道德品性之差異。他說:“你將在北方氣候之下看到邪惡少、品德多、極誠懇而坦白的人民。當你走近南方國家的時候,你便將感到自己已完全離開了道德的邊界;在那里,最強烈的情欲產生各種犯罪,每個人都企圖占別人的便宜來放縱這些情欲。”(注: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230頁。)在他看來,歐洲的人民因為寒冷而勇敢直爽,東方、南方的人民則因炎熱而怯懦狡詐。氣候炎熱導致他們沒有高尚的進取心,也缺乏寬容豁達的感情。這樣,誠實勇敢、品德高尚的歐洲人民就保住了自己的自由,建立了民主法治。而亞洲人則因為怯懦狡詐、心地卑劣而被奴役于專制之下。從氣候的差異解釋道德品性的不同,理由并不充分,但從道德品性的差異解釋民主與專制,自由與奴役,卻是有說服力的。
    總之,性善論性惡論并非專制人治與民主法治的人性預設前提。從性善論得不出專制人治的結論,從性惡論也引不出民主法治的思路。相反,人性超善惡或亦善亦惡論,既可作為專制人治的人性預設前提,也可為論證民主法治服務。如果非要從人性上為民主法治尋一個基礎,那就只能是善惡二元論。因為人性中有自私卑劣的成分,所以民主法治是必需的;但人性中又有善良理性,所以民主法治是可能的。如果人性都是惡的,那么世界上唯一可行的將是專制制度,而非民主法治。
    
    
   浙江學刊杭州13~17D410法理學、法史學曹希20042004中國的人性論與專制人治沒有任何關系,不管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對人性有什么看法,他們都主張專制人治。性惡論也不是西方民主法治的理論前提,它實際上抽去了實行民主法治的可能性,在為專制人治張目。民主法治的人性基礎是人性善惡二元論。人性中有惡的成分,決定法治是必需的;人性也有善的方面,所以民主法治是可能的。人性論/民主法治/專制人治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姚介厚研究員對提高本文學術質量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評論。感謝羅馬第二大學的薛軍和比薩大學的Aldo Petrucci教授為我提供了西塞羅的Topica的拉—意對照本,由此使我避免了一些拉丁文水平有限引起的錯誤。同良孫憲忠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RevisedRank of Rights in Conflicts:
  An Analysis in the Perspective of Normative Jurisprudence
  LIN Lai-fan/ZHANG Zhuo-ming
  Department of Law,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8,ChinaKnowledge takes the center role in legal education.It is the main channel in legal education to foster the students’accomplishment.Different sorts of knowledge have different effect.Thus,it’s especially important todistribute reasonable propor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and non-professionalknowledge;domestic law and foreign law knowledge;method and standardknowledge;fact and value knowledge.One of the urgent work for our legaleducation is to understand correctly the effect of all sorts of knowledgeand to reconstruct our legal education by the understanding.作者曹希嶺,男,1965年生,法學博士,煙臺師范學院政法學院副教授。(煙臺 264025 作者:浙江學刊杭州13~17D410法理學、法史學曹希20042004中國的人性論與專制人治沒有任何關系,不管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對人性有什么看法,他們都主張專制人治。性惡論也不是西方民主法治的理論前提,它實際上抽去了實行民主法治的可能性,在為專制人治張目。民主法治的人性基礎是人性善惡二元論。人性中有惡的成分,決定法治是必需的;人性也有善的方面,所以民主法治是可能的。人性論/民主法治/專制人治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姚介厚研究員對提高本文學術質量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評論。感謝羅馬第二大學的薛軍和比薩大學的Aldo Petrucci教授為我提供了西塞羅的Topica的拉—意對照本,由此使我避免了一些拉丁文水平有限引起的錯誤。同良
2013-09-10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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