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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可能性”  ——試論米蘭·昆德拉對存在的探究
人的“可能性”  ——試論米蘭·昆德拉對存在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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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C9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395(2003)03-0029-03
  米蘭·昆德拉是以小說創作蜚聲世界文壇的一位當代旅法捷克作家。其代表作品主要有《玩笑》、《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生活在別處》、《不朽》和《為了告別的聚會》。華盛頓郵報盛贊他的作品“奠定了作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在世作家的地位”[1]。法國總統特別授予他法國公民權。作為一個有著極強的人文主義情懷的作家,米蘭·昆德拉有感于“存在的被遺忘”,立志作一名“存在”的勘探者。他認為“一部小說不斷言任何東西。一部小說探尋和提出問題”[2]。他正是以探尋、提出和質詢問題的態度或原則與人的“存在”相遇,為我們展現了“存在的版圖”:媚俗、遺忘、強權主義和抒情態度成為人類境況必不可少的組成成分……但他認為更重要的是探索“被拋入這一境況的漩渦里的人,理解他的動作和態度”。小說應“讓我們看見了我們是什么,我們能夠干什么”。[3]昆德拉的小說正是如此,在剖析了人類存在的基本狀況的基礎之上,他把關注的筆觸最終落在了人自身上。他以其獨特的沉思之筆在他所發現的獨特的存在的版圖中勘探了人的行為選擇以及這種選擇的結果,為人的可能性畫出了一個輪廓。
  一、背叛——陷阱里的掙扎
  在昆德拉筆下有這樣一組人物形象,他們是有著清醒的自我意識和個體意識的知識分子,都有著極權統治下屈辱經歷的深切體驗。強權與既定價值的結合構成他們獨立個性的巨大威脅,于是他們義無反顧地踏入了背叛者的行列。“背叛就是走出自己所處的地位,走向未知”。[4]他們中的典型有薩賓娜、雅庫布、塔美娜等。
  薩賓娜的背叛是一種強力的背叛,她背叛的不僅僅是政權、秩序、觀念,而且幾乎是一切價值觀。特立獨行是薩賓娜的旗幟,一種極端與絕對的自由才是薩賓娜追尋的家園,為此,她迷上了背叛。她不斷地探尋未知的領域,在背叛中走出人生的牢籠,在背叛中實現自己生命的渴望,在背叛中追求著自由。她從布拉格到日內瓦再到巴黎最終到紐約遍尋自由,然而每一次似乎剛要觸摸到的“自由”,轉瞬又會成為束縛她的鐐銬,旋即她又重新踏上尋找的征途。她的這種追求和背叛是極端的,甚至背叛本身己成為她的“追求”,結果她的一生成了無休止的背叛的一生,每一次背叛離最初的背叛越來越遠。
  雅庫布的背叛是要有意識地走出相互迫害、相互復仇的怪圈。這位曾遭牢獄之苦的受害者,不僅經歷了而且目睹了過多的人間悲劇,在惡與善的兩極中間,他發現許多既是受害者又是迫害者的蕓蕓眾生,發現許多旁觀者向迫害者的不由自主的轉化,但他始終保持著一個思想者的操守。可是這位查拉斯圖拉式的超人,卻也正像尼采筆下的查拉斯圖拉無法永久地隱居在他深思冥想的山中。當他不得不重新走向人類,做出某種行為選擇時,他卻不知不覺地以某種方式與這個嘈雜、污濁的世界認同了。奧爾加,她那精心設計的將他們溫馨的父女般的關系改變為性伙伴的關系,改變了他施愛者、拯救者形象,而茹澤娜的死最終使他由堅貞的殉道者和推己及人的慈愛者墮落為這個融迫害者與受害者為一體的世界的同謀。作品所講的告別,對于他是具有雙重寓意的。在生活里,是他與朋友,與故國的告別;在他的思想天地里,是與他的超人生涯,他的特立獨行告別。
  塔美娜的背叛是要在普遍的遺忘中力圖保持自己的記憶。保存自己的記憶對塔美娜來說意味著生命和自我的完整,所以她要找回信件,那里記載了她和亡夫的愛情。沒有這些信件意味著她是一個沒有過去的人,意味著她本人和她的過去一起萎縮、解體、消失。所以她拼盡全力去尋找信件,甚至不惜出賣肉體。但是這個冰冷的世界需要她付出的代價卻是她的精神世界:她的愛情、記憶和自我,而這正是塔美娜誓死保衛的。塔美娜終究沒能找回她的信件。塔美娜的結局很悲慘,她有如生之悲的化身,不再抱任何希望,深深地沉浸在遺忘的痛苦自責里。冥冥之中流落到一個愚昧、荒蕪的兒童島溺水而亡。可以說塔美娜是在普遍的遺忘中力圖保存自己的記憶,卻終于絕望地沉落了的一個悲劇人物。
  薩賓娜、雅庫布、塔美娜這些背叛者們在一連串的背叛之后,又回到了原來背叛的起點,他們似乎只能繞著圓邊轉了一圈又一圈,但卻永遠無法從這個圈中逃脫。在一切背叛走回起點時,他們只能選擇忍受和屈從。的確,他們的勇氣驚人,他們的命運卻十分可怕。
  二、拒絕——走向虛空
  面對客觀性和必然性的秩序,人的行為是什么?人能說“不”嗎?人能在重壓之下氣喘噓噓地生活嗎?人要放松自己,讓自己享受甜美之輕,就必須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紓解必然性對人的挑戰,“拒絕”因之成為人性生活中必不可少又不得不進行的一種選擇。
  拒絕的方式多種多樣,在昆德拉的小說里,主要呈現的是游戲式的拒絕、破壞式的拒絕和逃避式的拒絕等。這些拒絕以人的特殊情境作為背景,折射出人拒絕必然的本性。
  在《永恒欲望的金蘋果》中,馬丁以游戲式的拒絕尋求個性的張揚與超越,他試圖在必然中為自己找到一個出口。他說:“一切都取決于你抵抗法律的能力,我所說的法律主要不是指國家的法律,而是指普遍的法律——如生物學或時間的法律”。馬丁游戲的方法是永遠追求女人。對于馬丁來說,“女人本身已經變成了次要的東西,更為重要的卻是追求本身。”。這時,馬丁無論在精神還是在肉體上都與這些女人沒有真實的關系,他懷著緊迫感匆匆上陣,在強烈的追求欲中拒絕著必然與宇宙秩序對人的生命的無情掠奪,他對女人的追求變得無害了,游戲式的態度既不違背他對妻子的愛,又能使他的追求成為生命充實的手段,更能使他在游戲中拒絕必然和秩序本身對人的消磨。
  《不朽》中阿汶奈利厄斯教授的拒絕更多地表現為一種破壞欲。這是一位善于思考的知識分子,他意識到這個世界已經成為“惡魔”世界,人不過是惡魔的玩偶,人們任何稍有反抗的行為最終只能淪為“惡魔行徑”。他決定不再企圖改造世界,而是把世界當成一個尋開心的玩具。他開始了帶有破壞性的抗拒:那就是半夜跑出去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大刀軋輪胎,甚至有一次被誤以為強奸犯險些去蹲監獄,他也不愿意停止這一尋開心的破壞行為。正是在這種行為中,他才找到了自己的主動性,才能避免被這個惡魔世界吞沒。
  阿格尼絲的逃避式的拒絕更多的是出于無奈。她像是一位本不屬于這個世界的圣女被拋擲到了這個世界。她的妹妹——勞拉作為現實丑惡力量的一種象征緊緊地追隨著她。勞拉是一個不生活在別人的思想中就會成為行尸走肉的人,她竭盡全力地擠進阿格尼絲的動作中、個性中、思想中、隱私中和生活中。姐妹倆的關系就象是一場追逐:“阿格尼絲跑在前,妹妹緊跟在后”。阿格尼絲發現,她既無法選擇妹妹也無法選擇現實世界,妹妹與現實世界是她生活中的常數。在她與追逐者之間無法建起保護的屏障時,她只想軟弱地逃避:“離家出走”,到一個誰也不認識的地方過離群索居的生活。但是在出走的途中,阿格尼絲于意外車禍中喪生,這反映出阿格尼絲逃避的有限性。
  無論哪種方式的拒絕,主人公們果真紓解了外界對自身的界定嗎?在拒絕之后,生命的意義和目標又在哪?虛空撲面而來,只有不能承受之輕飛舞著生命的全部份量和價值。
  三、幻想——理想的沉淪
  人的存在總是經歷各種各樣的幻想,在幻想中,人超越了自己的現實,超越了歷史的現實,也正是在幻想中,人找到了自己,更使自己的主體意識不斷更生和昂揚。幻覺像一個越吹越大的氣球,升到了空中,遠離大地,遠離人生的現實,變得越來越遠,越來越小,抑或飛離了人生的視野之外,或在中途突然崩碎。雅羅米爾、雅羅斯拉夫和斯克雷托便是在幻想中找尋著自己生活的價值和意義。
  雅羅米爾是在浪漫夢想的支配下追求的,對于他來說:“夢想就是現實”。但是現實卻是殘酷的,庸俗的社會意念改變了他追求的方向,使他完全成了一個被荒謬的理念和責任所操縱著的偏執狂。在“革命責任”和愛情之間,他從來沒有感覺到兩難選擇的困惑,他把神圣的愛情綁赴市俗的刑場,讓責任的莊嚴產生于愛情血淋劈開的頭上,卻還以為在維護崇高。這位充滿詩人氣質的理想主義者,向往美好與崇高,唾棄庸俗和丑惡,而這種無根浮萍的理想窒息了他許多本質的東西,把他異化成為一個社會思潮的盲目庸俗的追隨著。雅羅米爾曾發誓要永遠效忠于這個世界的根本改變,但最后還是成了庸俗的原有世界的衛道士,以崇高始,以墮落終。
  斯克雷托則是一個20世紀的堂·吉訶德。他認為政治被人們通常以為是社會活動的中心,其實不過是“浮在表面上骯臟的泡沫”,生命的創造才是切切實實的生活中心。于是這位婦科醫生用自己的精液為那些來求醫的不孕婦女授精。宗教所宣揚的“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理想,斯克雷托虔誠地去實行它了,“我總在夢想著一個世界,在那里,一個人將不是生在陌生人中間,而是生在兄弟間”。這位被現代醫學武裝起來,為實現新的烏托邦而奮斗的堂·吉訶德以天使的形象創造生命奇跡,他的烏托邦給許多人帶來幸福,卻又似乎總是潛藏著一種神秘的暗示,在他的圣潔背后,是否也有一種強權主義——生命的強權主義呢?所以雅庫布視斯克雷托為正在建立自己的殖民地的“上帝”。誰能預料,當這塊殖民地建立之后,真的就可以摒棄政治的泡沫嗎?更新的生命價值就真能給人以無限的自由嗎?
  雅羅斯拉夫是一個生活在過去的保守的理想主義者。雅羅斯拉夫對民俗非常熱愛,因為他在這里看到了人的尊嚴、個性和純真的感情。于是他孜孜以求地試圖在現實生活中實現過去的夢。他組建了一個民間音樂演奏團體,以圖擴大過去在現在的范圍。然而在一個什么都要被組織起來的社會,充滿了生命力和創造性的民俗文化成了虛假和僵化的代名詞。雅羅斯拉夫的努力是徒勞的,誠如盧德維克所說,“僅僅使一個失去的過去復活有什么意義呢?如果我們朝后看,我們就會像圣經中的羅得之妻那樣完蛋”。雅羅斯拉夫最終因無可挽回的過去傷心而至重病。自此過著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一種沒有激情的奉獻,一種在死神窺視下的生活,“雅羅斯拉夫的命運已告結束了”。
  這三位人物燃燒在理想中,但是他們的理想,這昂揚不羈、執著向上的力量在突然的爆碎中無力地落下,飄回大地,把人生的幻想與現實扯在一個點上。雅羅米爾的理想是向前的,雅羅斯拉夫的理想是后顧的,他倆一個成為罪惡,一個成為犧牲。而斯克雷托的理想是未知的,但誰能說在他的背后隱藏的不是無限的深淵呢?
  四、盲從——格式化的人生
  人的境遇被固定,人的“可能性”亦如此。從家庭到社會,個性的獨立仍然是一種不可企及的奢望。社會要求人們作一個“模范”的公民,讓人們不是去實現自我,而是去實現別人,不是造就自己,而是復制別人。在統一的范式中,人變成一個模樣,形成排山倒海、步調一致的虛幻錯覺,這種感覺既欺騙了別人,更欺騙了自己。在統一的背后,生命力被泯滅了,人像機器人一樣被預先編制好的程序“格式化”,人只能以這種格式行為和思考,并按照這種格式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實現社會所認定的價值目標。盲從在存在境遇的格式中成為人的可能的歸宿之一。
  盲從的表現多種多樣,有亞歷克夏愚昧的盲從,有澤曼尼克隨大流的盲從,還有科斯特卡嫁接在福音書上的盲從。其中,亞歷克夏的盲從達到了極致,人在這種極致中失去了一切。
  亞歷克夏因為父親所謂的間諜活動而被送到了懲戒營,為了劃清界限,他毅然與父親脫離了關系。他以絕不背叛秩序的態度,懷著極大的熱忱投身到勞動改造當中,成為格式化的范本。可悲的是他仍然被宣布為階級敵人。但他癡心不改,認為“一旦黨把一個人趕出它的隊伍,這個人就沒有理由再活下去。”這個年僅二十歲的青年以自殺了結了黨對他的清算。渾渾噩噩的盲從終于把他從存在的世界中一筆抹掉。懲戒營如同一個巨大的工廠,人在這個工廠里被無情地格式化,抹掉自己的個性,成為社會意識和觀念的一部分,于是人的存在才會成為一種可能,如果一個人抗拒的話,他就會象亞歷克夏一樣,被當作垃圾處理掉。
  《玩笑》中的澤曼尼克則顯得圓滑得多。既然改變不了社會,那就改變自己。他不停地轉換,只要社會需要,他就會成為其中的一種,根本不問事情的是非曲直,把生命完全定位在盲目的追隨上。他的盲從積極、主動,是一種毫不猶豫的認同,因而他在時代中總是處于非常有利的位置。在革命年代,這位“時代的寵兒”把持“敵對意識形態”的老友驅逐出了這個社會;當主流意識形態成為落后的代名詞時,他又開始為“敵對的意識形態”搖旗吶喊了。所以老友的復仇變得軟弱無力,毫無價值,澤曼尼克的“盲從”則似乎更加有滋有味,不管革命的意義到底是什么,只要緊緊跟隨,就會有所收獲。
  既是科學家又是牧師的科斯特卡是一位特殊的盲從者,他對世界有極深的洞察力,是一位清醒的智者。然而面對暴力世界,他的行為選擇是什么呢?
  科斯特卡是一位大學教授,虔誠的基督徒,但是處在一個要求人人是無神論的社會,他只得順應秩序的要求。面對暴力,他從不辯護,從不抗爭。因為他認為自己是一只被上帝遣入罪人中的“羊”。這位飽受暴力世界摧殘的牧師就是這樣以宗教熱情為世界開釋,向秩序認同。可是智者的心靈同時又使他洞察自身:在與露西的關系中,他把自己樹成拯救靈魂的天使,而實際上不過是她的另一個引誘者而已;他把針對場長的政治陰謀解釋成上帝的旨意,可是他又似乎聽到自己內心怯懦的聲音,他不禁反詰自問“我是多么自欺欺人”。他的盲從借助了上帝的衣缽,昆德拉稱他是“嫁接在福音書”上[5]的盲從者。
  人類無法逃脫格式化的人生。這時,無論人想做什么,他最后要做的只能是,如何使自己機械地服從社會的需要,如何在盲從中達致生命的和諧和價值的同一,而不是在個性的追求中獲得共性的發展。現實的存在把共性無限放大,把個性無限縮小,當共性成為每一個人不得不遵守的價值取向時,個性只能成為一個存在之夢,在盲從的可能中追求生命存在的依據。
  無論是背叛、盲從、拒絕還是幻想,人的選擇越來越少,人的可能性也日益縮減,在現實的境況中,不管人朝向哪個方向,人都無法回避墮入陷阱的厄運。昆德拉以存在的疑問透析人生,在人的存在境遇中勘探人的基本可能,發現了人不可避免的現實宿命。
  盡管昆德拉的小說以否定性的方式揭示了人類存在的宿命,流露出濃重的悲劇性色彩。但是,他對悲劇的展示不像有些西方現代作家走向歷史虛無主義的絕望或施舍廉價的人道主義關懷,而是徹骨地撕開包裝現代人靈魂的漂亮外衣,逼真地展示出人類生存的窘境。同時,在悲劇深處也隱含著昆德拉巨大的憤怒與抗議和對人類的熱切關注與良好愿望。在《不朽》中,昆德拉為人類尋找到“違抗造物主的電腦”的途徑——愛。“生命并非總是可貴,只有讓你獲得了愛,生命才有價值。你所愛的人比上帝的創造物、比生命本身價更高”。雖然,昆德拉的努力是軟弱和消極的,也無法使他走出現代人存在的困境。但是,他是以小說來喚起人類對自身生存境況的警醒,而“我們有理由不會在他的困惑中停下步來”。[6]
  收稿日期:2003-03-20
大連大學學報29~31J4外國文學研究車莉20032003在歐美當代小說家中,似乎沒有誰比這位睿智的米蘭·昆德拉更為自覺地關注并探究“存在”了。他的作品為我們敞開了一個向存在置疑,充滿詩情與沉思的藝術世界。本文旨在探討在昆德拉所勘探的“存在的版圖”上,人類可能具有的四種行為選擇及選擇的結果,即背叛、拒絕、幻想和盲從。存在/可能性/行為選擇及其結果/being/possibility/options and results foractionMan's Possibility  ——On Kundera's exploration of being  CHE Li  College of Humanity,Dalian University,Dalian 116622,ChinaThe writer Milan Kundera pays attention to and explores “being”moreconsciously than other contemporary writers of Europe and America.His novels show us a poetic and meditative world which express doubt to being.Thispaper expounds man's four options for action and their results which Kundera examines,that is,betrayal,refusal,fantasy and blindness.大連大學 人文學院,遼寧 大連 116622  車莉(1970-),女,大連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作者:大連大學學報29~31J4外國文學研究車莉20032003在歐美當代小說家中,似乎沒有誰比這位睿智的米蘭·昆德拉更為自覺地關注并探究“存在”了。他的作品為我們敞開了一個向存在置疑,充滿詩情與沉思的藝術世界。本文旨在探討在昆德拉所勘探的“存在的版圖”上,人類可能具有的四種行為選擇及選擇的結果,即背叛、拒絕、幻想和盲從。存在/可能性/行為選擇及其結果/being/possibility/options and results foraction
2013-09-10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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