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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原始文明到生態文明  ——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回顧和反思
從原始文明到生態文明  ——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回顧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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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世紀中葉以來,人們開始強烈地意識到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正在急劇惡化,甚至有可能使人類文明毀于一旦,嚴峻的現實把一個古老的問題——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又凸現在世人面前。關于人和自然關系的問題的探討,無論是在人類自然觀的理論研究中,還是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實踐中,都是十分重要的課題。只有使人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解和認識同人類改造自然能力相應增長,并在實踐中學會控制自己活動對自然造成的正負面影響,人類才有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境。只有徹底糾正對人與自然關系的錯誤觀念,在自然觀和社會發展觀上實現根本性變革,人類才能在謀求自身生存和發展的斗爭中獲得自由。
  根據現代人類學研究,距今400多萬年前, 人類作為迄今所知自然界自組織程度最高的物質、能量、信息系統,誕生在地球上。作為人類祖先的猿,還是和自然直接同一的,當人類出現以后,自然界中就分化出具有自覺能動性的主體。在從動物進化到人類的過程中,人類揚棄了單純的生物性。恩格斯說:“動物僅僅利用外部自然界,單純地以自己的存在來使自然界改變;而人則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頁。)正是這種不同于生物本能行為的、通過改變自然來達到自己目的的實踐活動,使人類脫離了動物界,實現了由自然史到人類社會史的轉變,在地球上建立了不同于一般生物的人與自然的關系。
  人類誕生以后并未停止進化的腳步,而是在新的條件下開始了新的進化過程。同時,人類出現后便使自然界打上了人的實踐活動的印記,從而出現了自然界的人化過程。在人類進化和自然界人化所構成的統一過程的不同階段,產生了不同的人類文明。有些學者把人類文明劃分為四種基本形態,即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后工業文明(即生態文明)。與此相應,人和自然的關系也經歷了不同的歷史階段,每一階段都有其特殊的新質,體現出人對自然的觀念把握的深化,人和自然的物質關系的變革,以及由此引起的人與自然在其對立統一關系中地位的轉化等等。恩格斯曾說過:“自由是在于根據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認識來支配我們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最初的、從動物界分離出來的人,在一切本質方面是和動物本身一樣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注:《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12頁。)顯然, 回顧人類文明演化和人與自然界關系嬗變的歷史足跡,有助于我們汲取必要的歷史經驗,更好地應付今日面臨的挑戰,以便使人類在支配自己和外部自然界時獲得更大的自由。
      原始文明:人類匍匐在自然腳下
  人類從動物界分化出來以后,經歷了幾百萬年的原始社會,通常把這一階段的人類文明稱為原始文明或漁獵文明。原始人的物質生產能力雖然非常低下,但是為了維持自身生存,已開始了推動自然界人化的過程。在這一漫長時期中,人化自然的代表性成就是人工取火和養火及骨器、石器、弓箭等。關于人工取火,我國古籍中曾有記載:“上古之世……民食果、luǒ@①、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鉆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注:《韓非子·五蠹》。)恩格斯曾說:“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種自然力,從而最終把人同動物界分開。”(注:《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12頁。)
  在原始社會中,主要的物質生產活動是采集和漁獵,這兩種活動都是直接利用自然物作為人的生活資料。采集是向自然索取現成的植物性食物,主要運用自身的四肢和感官。漁獵則是向自然索取現成的動物性食物,這種活動比采集更為困難復雜,單靠人體自身的器官難以勝任,必須更多地制造和運用體外工具(首先是作為運動器官延伸的體外工具)。
  原始人的精神生產能力與其物質生產能力同樣低下,他們沒有文字和用文字記載的歷史,其主要的精神活動是原始宗教活動。原始宗教產生于原始社會末期,其表現形式為萬物有靈論、巫術、圖騰崇拜等,并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對自然神的崇拜。恩格斯說過:“在原始人看來,自然力是某種異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東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經歷的一定階段上,他們用人格化的方法來同化自然力。正是這種人格化的欲望,到處創造了許多神。”(注:《反杜林論》的準備材料,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72頁。 )原始人在自然界之外構想了一個超自然世界,認為自然界的秩序來自超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安排,許多自然事物和現象,如日月星辰、風雨雷電、山河土地、兇禽猛獸等,均為超自然神靈的體現。
  在原始社會,盡管人類已經作為具有自覺能動性的主體呈現在自然面前,但是由于缺乏強大的物質和精神手段,對自然的開發和支配能力極其有限。他們不得不依賴自然界直接提供的食物和其他簡單的生活資料,同時也無法抵御各種盲目自然力的肆虐。他們經常忍受饑餓、疾病、寒冷和酷熱的折磨,受到野獸的侵擾和危害。因此,在原始文明下,人類把自然視為威力無窮的主宰,視為某種神秘的超自然力量的化身。他們匍匐在自然之神的腳下,通過各種原始宗教儀式對其表示順從、敬畏,祈求他們的恩賜和庇佑。馬克思在談到古代人類和自然界的關系時,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為一種完全異己的、有無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與人們對立的,人們同它的關系完全象動物同它的關系一樣,人們就象牲畜一樣服從它的權力,因而這是對自然界的一種純粹動物式的意識(自然宗教)。”(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頁。)
      農業文明:人對自然的初步開發
  大約距今一萬年前出現了人類文明的第一個重大轉折,由原始文明進入到農業文明。農業文明使自然界的人化過程進一步發展,代表性的成就是青銅器、鐵器、陶器、文字、造紙、印刷術等等。主要的物質生產活動是農耕和畜牧,人類不再依賴自然界提供的現成食物,而是通過創造適當的條件,使自己所需要的植物和動物得到生長和繁衍,并且改變其某些屬性和習性。對自然力的利用已經擴大到若干可再生能源,如畜力、風力、水力等等,加上各種金屬工具的使用,從而大大增強了改造自然的能力。農業文明時代人類有了用文字記載的歷史,并能用文字記錄人類獲取的自然知識,使其在空間和時間上便于傳播。農業社會出現了體腦分工,有了專門的“勞心者”,從而提高了人類的精神生產能力。
  在農業文明時期,一方面人們改造自然的能力仍然有限,所以仍然肯定自然對人的主宰作用,主張尊天敬神。另一方面隨著主體的能動性和自信心的增強,人們已經把自己提升到高于其他萬物的地位,中國的儒家學者認為“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注:《尚書·泰誓》。)乃至認為人“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并且“可以與天地參矣”。(注:《中庸》。)道家學者認為“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注:《老子》第三十五章。)但同時也強調“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注:《老子》第三十五章。)認為人應當順應、效法自然,“不做違反自然的活動(refraining from activity tocontrary Nature)”(注: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2卷,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頁。)。
  在西方,古希臘的普羅泰哥拉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注:《西方哲學原著選讀》,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54頁。),蘇格拉底宣稱“思維的人是萬物的尺度”。他們強調了人的地位,從而孕育著人本主義的萌芽。在漫長的中世紀,神學自然觀使人格化的上帝凌駕于自然之上,成為人和自然的共同的創造者和主宰者。同時又把人類置于上帝和自然之間,成為上帝所授權的自然界的主人,人類在受上帝統治的同時,又是自然界的統治者。“要照我們的形象和樣式造人,讓他們管理海中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獸。”(注:《舊約全書·創世紀》。)
  中國古代社會主要的產業部門是農業,傳統的農業生產是應用生物學規律,創造生物產品特別是植物產品的生產。而植物的生長是自組織過程,受統計規律性支配,這同以他組織和單義決定論為特征的機械論思想迥然有別。在農業生產中,農民同土地、同大自然保持著直接的接觸,所以古代農業文明容易形成尊重自然規律,人和自然和諧共處的思想。通過農業生產進行哲學思考,就會很自然地把自然界看作一個有機的整體,看作相互聯系、相互依賴,不斷運動、生長和發展的過程,產生樸素的有機論思想,產生既利用自然又保護自然的生態學觀點。
  針對農業社會中出現的濫伐、濫采、濫捕、濫殺等破壞自然資源和生態的現象,在中國許多古籍如《孟子》、《荀子》、《管子》、《禮記》、《呂氏春秋》中,都闡述了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的意義。在中國古籍《六韜·虎韜》的“神農之禁”中說:“春夏之所生,不傷不害。謹修地理,以成萬物。無奪民之所利,而農順之時矣。”《周書》中又有“禹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六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注:(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孟子在向梁惠王陳述利民興邦、實行“王道”的大計時,指出“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qiū@②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注:《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也把維護生態平衡視為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舉措,他說:“圣王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zhān@③@④孕別之時,網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gǔ@⑤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wū@⑥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注:《荀子·王制》。)在這種生態意識影響下,我國自周朝起幾乎歷代都制定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的制度和法令,對維護自然環境起到了積極作用。在歐洲,農業文明同樣也導致樸素有機論哲學的產生,例如古希臘哲學家阿那克薩哥拉提出的種子說,16世紀瑞士巴拉塞爾士的種子論等。
  在農業文明時代,人類和自然處于初級平衡狀態,物質生產活動基本上是利用和強化自然過程,缺乏對自然實行根本性的變革和改造,對自然的輕度開發沒有象后來的工業社會那樣造成巨大的生態破壞。但是這一時期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也比較緩慢,沒有也不可能給人類帶來高度的物質與精神文明和主體的真正解放。從總體上看,農業文明尚屬于人類對自然認識和變革的幼稚階段,所以,盡管農業文明在相當程度上保持了自然界的生態平衡,但這只是一種在落后的經濟水平上的生態平衡,是和人類能動性發揮不足與對自然開發能力薄弱相聯系的生態平衡,因而不是人們應當贊美和追求的理想境界。
      工業文明:人類以自然的“征服者”自居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人類文明出現第二個重大轉折,從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工業文明是人類運用科學技術的武器以控制和改造自然取得空前勝利的時代。從蒸汽機到化工產品,從電動機到原子核反應堆,每一次科學技術革命都建立了人化自然的新豐碑。人們大規模地開采各種礦產資源,廣泛利用高效化石能,進行機械化的大生產,并以工業武裝農業,使農業也工業化了。從近代科學誕生到本世紀的新技術革命,在只有四百年的工業文明時代內,社會生產部門不斷更新,社會生產力飛速發展,人類在開發、改造自然方面獲取的成就,遠遠超過了過去一切世代的總和。
  工業文明的出現使人類和自然的關系發生了根本的改變。自然界不再具有以往的神秘和威力,“自然對人無論施展和動用怎樣的力量——寒冷、兇猛的野獸、火、水,人總是會找到對付這些力量的手段”(注:《黑格爾全集》第11卷,1934年俄文版,第8頁。)。 人類再也無需象中世紀那樣借助上帝的權威來維持自己對自然的統治。在工業文明的發源地英國,弗蘭西斯·培根宣告“知識就是力量”,人類只須憑借知識和理性就足以征服自然,成為自然的主人。如果說在原始文明時代人是自然神的奴隸;在農業文明時代人是在神支配下的、自然的主人;那么在工業文明時代,人類仿佛覺得自己已經成為征服和駕御自然的“神”。
  近代工業同古代農業的本質區別之一就在于它廣泛采用機器進行生產,機器成了物質文明的核心。生產的機械化帶來了思維方式的機械化,人們把社會、自然和人都看作機器,機械論的思潮統治著人們的自然觀、社會觀(歷史觀)和價值觀。機械論的自然觀把自然界視為一部大機器,認為自然界具有穩定的靜態結構,它是在外力作用下產生運動的,主要的運動形式是機械運動,服從于單義決定論。
  工業生產與農業生產的本質區別之二在于,農業生產一般是按照自然物自身變化的“慣常行程”的生產,而工業生產則是改變自然物“慣常行程”的生產。農業生產一般引起自然界自身的變化,它的產品是在自然狀態下也會出現的生物體;工業生產則引起自然界自身不可能出現的變化,它的產品是在自然狀態下不可能出現的、人工制成的產品。恩格斯說:“我們還能夠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發生的運動(工業),至少不是以這種方式在自然界中發生的運動”(注: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8頁。)。
  由于工業生產同農業生產相比與自然界的距離較遠,與自然條件的關系較間接,如果說在農業文明中人們力求順從自然、適應自然,人和自然是相互協作的關系,那么在工業文明中人們就認為自己是自然的征服者,人和自然只是利用和被利用的關系。“與這個社會階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會階段都只表現為人類的地方性發展和對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界才不過是人的對象,不過是有用物”(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3頁。)。
  歷史進入20世紀,曾經陶醉于征服自然的輝煌勝利的人們才開始認識到,工業文明在給人類帶來優越的生活條件的同時,卻給自然造成了空前嚴重的傷害,因而使人類自己也面臨著深刻的危機。在工業文明下,人們把自然當作可以任意擺布的機器、可以無窮索取的原料庫和無限容納工業廢棄物的垃圾箱。這些做法違背了自然的規律,超出了自然界能夠承受的閾限。當人們為了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欲望而對自然進行掠奪性開發和破壞性利用時,自然界則以自身的鐵的必然性,向人類施行了嚴厲的報復——全球性的生態失衡和人類生存環境惡化。“當我們的父母在為第二次浪潮(指工業文明—引者注)從事改進各種生活條件的同時,也引起了極其嚴重的后果,一種未曾預見和預防的后果。其中對地球生物圈的破壞也許是無可挽救的。由于工業現實觀基于征服自然的原則,由于它的人口的增長,它的殘忍無情的技術,和它為了發展而持續不斷的需求,徹底地破壞了周圍環境,超過了早先任何年代的浩劫。”(注:阿爾溫·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聯書店1984 年版, 第187頁。 )“人類好象在一夜之間突然發現自己正面臨著史無前例的大量危機:人口危機、環境危機、糧食危機、能源危機、原料危機等等……這場全球性危機程度之深、克服之難,對迄今為止指引人類社會進步的若干基本觀念提出了挑戰。”(注:M·梅薩羅維克(Mesarovic)等著:《人類處在轉折點上》,劉長毅等譯,中國和平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頁。)
  工業文明的人類高揚主體性和能動性,而忽視了自己還有受動性的一面,忽視了自然界對人類的根源性、獨立性和制約性,忽視了馬克思所說:“人作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這些力量作為天賦和才能、作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為自然的、肉體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和動植物一樣,是受動的、受制約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 第167頁。)。 工業文明對自然的開發觀念和行為準則違背了人和自然關系的辯證法,而藐視辯證法是不能不受懲罚的。
      生態文明: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
  大自然給人類敲響了警鐘,歷史呼喚著新的文明時代的到來。這種新的文明,有人從文明發展的順序出發稱之為后工業文明,也有人從生態價值標準出發,稱之為生態文明,即人與自然相互協調共同發展的新文明。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觀念轉變是近代科學機械論自然觀向現代科學有機論自然觀的根本范式轉變,也是傳統工業文明發展觀向現代生態文明發展觀的深刻變革。建設這種新的文明,要求人類通過積極的科學實踐活動,充分發揮自己的以理性為主的調節控制能力,預見自身活動所必然帶來的近的和遠的自然影響和社會影響,隨時對自身行為作出控制和調節。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正處于現代化過程之中,我們需要以史為鑒,總結人類在處理與自然關系過程中的經驗得失,避免傳統工業文明發展中出現的弊病,積極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首先,轉變傳統觀念,建立正確的自然觀、科學技術觀和社會發展觀,是建立生態文明的重要前提。
  在自然觀方面,我們必須認識到人類生存資料的有限性和地球的唯一性。工業文明的成就使人們產生了過分的自信,認為只要擁有科學技術手段,地球上可供開發的資源將是無限的,如果一旦地球變得不適于生存,人類還可以到地球之外去尋找新的生存空間。這種盲目樂觀論沒有看到,是否存在地外生存環境,目前還只是一種猜想。在現代天文學的視野內,地球仍是當今宇宙中獨一無二的人類能夠生存的星球。當然,從無限發展的可能性而言,人的認識和實踐活動有可能發現和創造地外生存環境,開拓的范圍有可能指向所有的自然界。但是可能性不等于現實性,我們必須從現實出發來考慮問題。而照當前現實情況來看,人類對地球上資源和環境的破壞,如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不要多久,地球就會變得不適合人類生存。況且,即使是未來開發地外生存空間,也須把地球充作根據地和材料庫,而且應以地球作為人類生存條件的樣板。為了實現將來的宇宙開發,就必須首先維護和發展地球上的生物圈。因此,人類不應沉湎于不切實際的幻想,而必須積極行動起來,保護好地球這個今日唯一可供生息的家園。人類不只是地球的棲居者、享用者,而且應當是地球的保護者和管理者。1972年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人類環境會議,其會議報告題為《只有一個地球》,副標題是《對一個小小行星的關懷和維護》。該報告的前言指出:“實際上聯合國對這次會議的要求,顯然是要確定我們應當干些什么,才能保持地球不僅成為現在適合人類生活的場所,而且將來也適合子孫后代居住。”(注:巴巴拉·沃德、雷內·杜博斯主編:《只有一個地球  對一個小小行星的關懷和維護》,石油工業出版社1981年版。)我們必須深刻認識保護地球生態環境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在科學技術觀方面,我們必須認識到作為自然的一部分,人類自身的能力也是有限的。隨著近代自然科學的成功應用,科學主義的觀念已深固地根植于民眾心中,人們普遍認為在制服自然方面似乎沒有科學解決不了的難題。今天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科學技術雖是推動社會的巨大動力,但它并不是萬能的,科學技術的社會作用具有局限性和兩重性。科學技術經常被人們有意或無意地誤用而產生危害,在現代社會,科學技術更是被嚴重地“異化”,從而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當然,把資源危機和環境污染歸罪于科學技術的高度發達,反對發展科學技術,這種看法也是極其錯誤的。發展中國家要實現現代化,更要依靠科技進步。不過,應大力強調發展綠色科技,即為建設生態文明服務的科技。只有用綠色科技體系武裝起來的生產力,才能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推動經濟社會的永續發展。同時,由于人類當前面臨的問題涉及人類和地球共同構成的極其巨大復雜的系統,因此所需要的科學技術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自然科學技術,它是與社會科學和社會技術(例如社會管理技術)密切結合、融為一體的科學技術。
  在社會發展觀方面,我們必須確立可持續發展觀念,把對自然的合理開發和積極保護統一起來。我們不能離開對自然的開發、利用,單純強調對自然的保護,使保護變成被動的適應,那樣就無法滿足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就會使社會進步緩慢乃至倒退。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許多環境問題正是由于科技和經濟不發達所造成的,只有積極致力于科技、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才有可能更好地解決環境問題。同時,我們也不能離開對自然的保護來單純強調對自然的開發,使開發變成對自然的粗暴掠奪和破壞,必須吸取某些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忽視環境保護的歷史教訓,使發展經濟和保護環境相互協調,把促進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和保證未來的持續發展統一起來,實行可持續發展的方針,實現“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注: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來》,王之佳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以便全面長遠地為人類創造良好的生存條件和提高生活質量。
  其次,針對控制人口、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等核心問題,采取合理有效的方針和政策,是建設生態文明的關鍵。
  關于控制人口。世界人口在本世紀初為16億,而到本世紀末將超過62億,預計到21紀中期世界人口將達到100億。 由于人口暴增導致資源短缺、環境惡化并對人類自身生存構成威脅,從而使控制人口增長成為社會經濟發展和保護生態環境的基本的首要的問題。控制人口戰略要求一個國家或地區至少從下列幾個方面采取措施:(1 )制定與本國或本地區自然承載力相適應的人口發展規劃和政策,提高社會計劃生育意識和開發日益完善的控制生育技術。(2)不僅控制人口的數量, 而且注重人口的質量,采取措施提高人口的素質,開發優生優育手段,促進人的全面發展。(3)使人口政策和經濟社會發展政策相互適應, 通過擴大婦女教育水平和就業機會,改善醫療保健條件以及加快城鎮化過程,推動社會經濟進步。(4 )地球的人口負載量和人的平均消費指數是相關的,人類社會對自然環境的消費指數越高,這個極限值就越小。因此在控制人口的同時還應要求較富裕的人們根據地球的生態條件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而且在滿足人們需要時,要把世界上貧困人民的基本需要——糧食、衣服、住房、就業,放在特別優先的地位。要在廣大民眾尤其是富裕階層中提倡合理消費,反對享樂主義,在生態系統負荷能力允許的范圍內改善生活質量。
  關于節約資源。我們地球上有兩個有效能量的來源:一個是地球在過去漫長年代中儲藏的能量(如石油、煤、天然氣等),這種能源只有在地質學意義上的時間內可被再生,對人類來說只能被看成是不可再生的能源。另一個是當前太陽提供的能量(包括太陽能、風能、水能、畜力等),這是在對人類有意義的時間內可以再生的能源。人類直至工業化以前所消耗的主要是后者,相對于地球來說,它是來自于外部環境的負熵流。工業化以后,能耗急劇上升,而且主要集中于消耗地球形成以來所儲備的不可再生的能源,這一不可逆過程所產生出的熵增,是目前人類對太陽能的利用水平遠遠不足以彌補的。所以,對不可再生資源的瘋狂濫用既是導致能源危機的直接原因,又是造成環境危機的罪魁禍首。
  全球性的資源緊缺是以往無節制地開發利用自然的結果,因此生態文明要求從以前的粗放型經濟向集約型經濟轉變。這意味著人類在資源使用品種和使用方式上將與傳統工業文明形成重大區別,即:(1 )從主要使用不可再生資源轉變為主要使用可再生資源。從主要使用石油和煤等礦物燃料(化學能源)轉變為主要使用太陽能、風能這類生態能源。(2 )對地球上的可再生資源的利用率不能超過其再生和自然增長的限度。必須考慮對整個生態系統的影響,以確定開采量。(3 )對不可再生資源的利用,應考慮耗竭的速率和資源的臨界性。要研究將耗竭減至最小的技術的可利用性和得到替代物的可能性。同時要對緊缺的不可再生資源實行更有效的管理保護以及綜合利用。
  無庸置疑,象中國這樣的未來資源需求量日益增大的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只有立足于建立一個資源節約型的國民經濟體系才能保證可持續的發展。這個體系可以表現為下列幾個方面:(1 )以節地節水為中心的集約化農業生產體系;(2 )以節能節材為中心的節約型工業生產體系;(3)以節省運力為中心的資源節約型綜合運輸體系;(4)以節約糧食為中心的適度消費型生活服務體系。
  關于環境保護。環境污染的直接原因是傳統工業和農業生產技術的不完善造成的,即生產過程缺乏基本的廢物處理技術與手段。解決問題的途徑是:按照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的總規律來改善現存的生產技術和生產工藝,社會物質生產模仿天然自然的生物圈物質運動,實現‘無廢料生產’或‘廢物還原’和‘廢物利用’的生產,創造社會物質生產的新工藝體系,即生態技術和生態工藝。
  因此,環境保護的關鍵是改造現有生產技術,走“潔凈生產”和“綠色技術”的道路,謀求基本無廢棄物的新生產方式。這種新的生產是以自循環為特征的生產,即在生產過程中,廢物將作為原料進行再生產,從而大大降低對自然環境的污染和干擾。只有用污染減少型技術取代污染增加型技術,自然環境的保護和持續發展才能得到保證。除了從技術根源上防止和減少環境污染的可能性之外,還要求一個國家或地區做好下列工作:(1)加強城市環境綜合治理;(2)推廣生態農業,植樹造林,保護生物多樣性,研究和開發無公害的農業技術;(3 )大力開展國土整治,改善生態環境;(4)調整企業發展戰略,把環境、 資源價值納入生產核算體系,在生產和流通過程中消除污染,實現綠色增長。
  再次,在全社會樹立和普及保護自然環境的法制觀念和倫理規范是建設生態文明的必要條件。
  空氣、日光、水等是人類生活必需的環境要素,是屬于全體人類的共有財產,任何個人或少數人不得擅自利用、支配、污染和損耗它們。1970年3 月舉行的“公害問題國際座談會”發表的宣言提出:“我們請求,把每個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環境的權利和當代人傳給后代的遺產應是一種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資源的權利,作為一種基本人權,在法律體系中確定下來。”1972年6 月在瑞典舉行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所通過的《人類環境宣言》指出:“人人有在優良環境里享受自由、平等和適當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1979年9 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及以后頒布的一系列關于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和法規,標志著我國環境管理開始走上法制的軌道。黨的十五大報告再次強調“堅持計劃生育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充分反映了我國當前國情和建設現代人類文明的要求。為貫徹十五大的這一正確方針,今后需要進一步完善和落實有關環境管理的法律和法規,開展有規模、有力度的宣傳教育活動。關于生態文明的教育,既要成為學校教育的必修課程,從小培養年輕一代的生態文明意識,又要融入電視報紙等大眾宣傳媒介,以引起全體社會成員對生態環境的經常關注;要糾正把人類視為自然的主人、把自然視為人類奴仆的錯誤觀念,樹立尊重自然、愛護自然的倫理觀念和行為規范,使維護和改善人類環境、造福全體人民、造福子孫后代,成為人們普遍具有的道德自覺。
  總之,人類和自然的關系現在已經進入協調關系的新時代。人類不是自然的統治者和征服者。“我們必須在每一步都記住……我們連同肉、血和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注: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5頁。)。 因此我們應該象對自己的血肉和頭腦一樣珍愛和保護大自然。人和自然構成一個相互聯系的開放系統,人和自然之間應該建立一種動態平衡的和諧關系。在人和自然的矛盾中,人類對于自然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人類活動不僅改變了生物圈的面貌,成為生物演化的關鍵因素,而且已成為地球上最巨大的能動力量,其影響擴展到巖石圈、大氣圈乃至太空。人類因素引起全球變化的后果,一方面使天然自然變成社會自然,使天然生態系統變成人工生態系統,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必要條件;另方面當人類對自然的改造和利用超出自然界能夠承受的限度時,它又對自然生態平衡產生了嚴重的消極作用。由于作為主體的人是自然進化的引導者和人與自然關系的協調者,整個人類和自然系統的動態平衡有賴人的實踐活動來實現。所以,人類應當肩負起自己的責任,調整自身的行為,力求正確認識和運用自然規律,通過相互依賴、互惠互補,達到與自然界和諧相處,協調發展。
  反思過去,瞻望未來,在對待與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我們既不應盲目樂觀,也不應消極悲觀。恩格斯曾告誡人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與此同時,他又充滿信心地指出:“事實上,我們一天天地學會更加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的慣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較近或比較遠的影響。特別從本世紀自然科學大踏步前進以來,我們就愈來愈能夠認識到,因而也學會支配至少是我們最普通的生產行為所引起的比較遠的自然影響。”“而且也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種把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體對立起來的荒謬的、反自然的觀點,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518頁。 )我們雖然有理由為人類今天面臨的困境而深切憂慮,但也有理由對人類的未來寄予希望。只要我們正確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就一定能夠創立一個完全新式的人類文明,一個可以永續發展的文明社會。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草上半部下加兩個瓜
    @②原字為江左半部右加夸
    @③原字為魚右加酋
    @④原字為魚右加檀右半部
    @⑤原字為谷的繁體字
    @⑥原字為江右加于
  
  
  
南開學報:哲社版津36~43B2科學技術哲學李祖揚/邢子政19991999根據人與自然的關系及人化自然發展的不同水平,迄今所知的人類文明可劃分為四種歷史形態,在不同文明形態下人與自然關系各有不同特點。原始文明時代,人類匍匐在自然的腳下。農業文明時代,人類對自然進行初步開發。工業文明時代,人類以自然的“征服者”自居,社會生產雖然獲得空前發展,但對自然的超限度開發又造成深刻危機。生態文明時代,人類與自然將實現協調發展,其出現具有必然性與合理性。為了建設生態文明,首先需要在自然觀、科學技術觀和社會發展觀等方面實現根本的觀念變革;其次,需要抓住建設生態文明的關鍵問題,如控制人口、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等,采取合理有效的方針和政策;再次,要在全社會樹立和普及保護自然環境的法制觀念和倫理規范。在對待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我們應持正確態度,既反對盲目樂觀又反對消極悲觀。工業文明/生態文明/自然觀/發展觀/可持續發展作者單位 李祖揚 南開大學哲學系 300071;邢子政 中紀委辦公廳 100813 作者:南開學報:哲社版津36~43B2科學技術哲學李祖揚/邢子政19991999根據人與自然的關系及人化自然發展的不同水平,迄今所知的人類文明可劃分為四種歷史形態,在不同文明形態下人與自然關系各有不同特點。原始文明時代,人類匍匐在自然的腳下。農業文明時代,人類對自然進行初步開發。工業文明時代,人類以自然的“征服者”自居,社會生產雖然獲得空前發展,但對自然的超限度開發又造成深刻危機。生態文明時代,人類與自然將實現協調發展,其出現具有必然性與合理性。為了建設生態文明,首先需要在自然觀、科學技術觀和社會發展觀等方面實現根本的觀念變革;其次,需要抓住建設生態文明的關鍵問題,如控制人口、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等,采取合理有效的方針和政策;再次,要在全社會樹立和普及保護自然環境的法制觀念和倫理規范。在對待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我們應持正確態度,既反對盲目樂觀又反對消極悲觀。工業文明/生態文明/自然觀/發展觀/可持續發展
2013-09-10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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