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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發現《永樂大典》本看《詩話總龜》的版本及增補問題
從新發現《永樂大典》本看《詩話總龜》的版本及增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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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919(2006)05-0096-07
  一
  《詩話總龜》原名《詩總》,阮閱原編,共十卷。此書在流傳過程中被改今名,其內容也不斷被增補,根據郭紹虞先生《宋詩話考》的說法,增訂多達七八次以上。宋、元本已經亡佚,明本流傳至今的有兩種:一是月窗道人刊本,前集四十八卷,后集五十卷。此本收入《四部叢刊》。二是明抄本,前后集各五十卷。還有一種明刊本,亦是前后集各五十卷,見于《天祿琳瑯書目后編》卷二十著錄,但存佚未明。月窗本有李易序,謂“舊集頗雜,王條而約之,匯次有義,棼結可尋”,又有嘉靖乙巳(二十四年,1545)程珖跋云:“月窗道人延珖校讎訛舛,芟剔重冗。”故傅增湘跋月窗本謂:“是書授梓時頗經改竄,非復舊觀。”②
  但是,月窗本在多大程度上改竄了舊本?月窗道人刊本之前的《詩話總龜》究竟是什么樣的面貌?前人曾將月窗本與明抄本作比較,通過對比兩個本子的異同,來判斷月窗本改竄舊本的程度。傅增湘曾以明抄本校月窗刊本,“知明刻刪削甚多”③。正是基于月窗本刪削抄本這一判斷,故整理者皆是以抄本補月窗本。繆荃孫從傅增湘處借得明抄本以校月窗刊本④,其前集在刻本之上直接校勘,將明抄本多出之條目全部補入,其后集則不用月窗刊本作底本,而是另行抄錄,門類依月窗本之次序,條目則將月窗本與抄本合并,條目之次序從抄本。故其后集雖亦題月窗道人刊,但已非月窗道人刊本之舊。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點校本《詩話總龜》是在繆荃孫校本的基礎上整理的,也是將抄本多出的條目補入,附在每門或每卷之末。⑤
  明抄本抄于什么時代?是否代表月窗本之前的舊貌?前人并沒有回答。今考繆校本后集卷三十五“傷悼門”有下列一則:
  呂獻可為中丞,因劾王荊公被黜。后臥病,以手書托司馬溫公以墓銘。溫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后溫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而獻可不及見矣。及溫公薨,獻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為言今日再升平。”蓋記其先人之言也,讀者悲之。此則為月窗本所不載,末注“歸田詩話”。按《歸田詩話》乃明初瞿佑所著,今檢《歸田詩話》,前則即其卷上之“溫公挽詞”條。由之,此則抄自瞿佑詩話無疑。按《歸田詩話》卷首有瞿佑洪熙乙巳自序,為公元1425年。《詩話總龜》后集抄入《歸田詩話》內容必定在其成書之后,故可以斷言,明抄本之最早年代亦在洪熙乙巳之后。
  既然直到明仁宗洪熙乙巳之后,《詩話總龜》還在被增補,故我們只能說抄本代表了此年以后的面貌。月窗道人本刻于嘉靖二十三、四年間(1544-1545),因而很難斷定抄本早于月窗本,也很難說抄本代表月窗本之前的舊貌。那么,此前的《詩話總龜》是什么面貌?明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竄了舊本?尤其是后集,編成什么時代?羅根澤先生有《阮閱〈詩總〉考辨》,認為《詩話總龜》前集或是胡仔所見閩中刊本《詩話總龜》之舊,其后集的輯者就是月窗道人自己。他說:“蓋輯者(引者按:指后集)是月窗道人,故雖謂阮閱舊集,而亦不肯埋沒自己之功,說是月窗道人條而約之,又延程珖校讎訛舛,芟剔重冗。”⑥對于羅先生這種說法,我們固然可以用明抄本及《天祿琳瑯書目》著錄本來反駁,因為兩個本子都有后集。但是,后集即便不是出自月窗道人之手,是否明人編集?此前,由于沒能發現更早的本子,以上問題難以回答。
  2003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了《海外新發現永樂大典十七卷》,其中第八○三卷至八○六卷為《詩話總龜》的部分內容。《永樂大典》編成于永樂六年(1408),其所編入者多宋元舊籍,故通過《永樂大典》所載之《詩話總龜》,使我們得以考見明初以前流傳的《詩話總龜》的面貌。
  二
  《海外新發現永樂大典十七卷》卷八○三至八○六共四卷,為一冊⑦,對照月窗本《詩話總龜》,這一冊四卷為月窗本《后集》第二十卷“句法門”至卷末的內容。這一事實證明,羅根澤先生所謂后集為月窗道人所輯的說法是錯誤的,同時也表明,后集在明初以前就已存在。
  月窗道人本前集名《增修詩話總龜》,后集版心題《增修詩話總龜》,但卷端題《百家詩話總龜》。《永樂大典》本全名作《千家詩話總龜》,“千家”者言其多,并非真有千家。宋代以千家名書者不乏其例,如《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所采不滿百家,而題曰千家,蓋務夸摭拾之富”。⑧《詩話總龜》之題曰千家,亦是“夸摭拾之富”之意。從《大典》本到月窗本,書名中“千家”之所以變成“百家”者,蓋因卷首有“集一百家詩話總目”(前集亦有),兩者正好對應。那么,書目是舊本已有,還是后人新增?現因《永樂大典》本是殘卷,已經不得而知。不過,據方回《詩話總龜考》,他所見到的紹定年間刊《詩話總龜》“書目引南軒、東萊集”⑨,即列有張栻(南軒)、呂祖謙(東萊)的文集,由此知紹定本是列有書目的,故我推測,舊本亦有書目,但不是整一百種。其列為百種之數,并改題“百家”,恐是明人所為。像前集書目末列《J2R519.JPG溪詩話》,其實前集中并沒有引該書,所以被列入者,乃是湊數之故。⑩因明抄本及《天祿琳瑯書目后編》所著錄之本皆題“百家”,故知由“千家”改題“百家”,非始自月窗本。
  《詩話總龜》后集非為月窗道人輯,明初以前就已存在。然月窗道人刊在嘉靖時代,上距有明建立已經一百七十余年,月窗本《詩話總龜》后集共六十一門(其中“效法門”重出),這些門類中哪些是舊有,哪些是新增呢?此前因無更早版本不能知曉,今因《大典》本之發現,可以比勘而得知。
  《大典》本所存部分始自“句法門”,在月窗道人本為后集卷二十。按月窗本自卷二十“句法門”以后的門類依次是:句法門、苦吟門(以上卷二十)、留題門、寄贈門、故事門(以上卷二十一)、書事門、感事門、用事門(以上卷二十二)、紀實門(卷二十三)、用字門、押韻門(以上卷二十四)、效法門(卷二十五)、節候門(卷二十六)、詠物門(卷二十七、二十八)、詠茶門(卷二十九、三十)、格致門、效法門、詩病門、樂府門(以上卷三十一)、樂府門(卷三十二、三十三)、傷悼門(卷三十四)、傷悼門、寓情門、游宴門(以上卷三十五)、嗟怨門(卷三十六)、譏誚門(卷三十七)、箴規門、詼諧門(卷三十八)、神仙門(卷三十九、四十)、歌詠門(卷四十一)、鬼神門(卷四十二)、釋氏門(卷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麗人門(卷四十七、四十八)、飲食門、器用門(以上卷四十九)、技藝門、拾遺門(卷五十)。在以上門類中,《大典》本少樂府門二卷余、傷悼門一卷余、怨嗟門一卷、譏誚門一卷、詼諧門一卷、神仙門二卷、鬼神門一卷,共七門約十卷。除了上述七門以外,《大典》本的門類名稱與月窗本相同,而且門類排列之前后次序亦相同。
  從兩種本子的門類異同,我們可以作出以下的判斷:一、兩個本子有同源的關系。其理由是兩個本子的門類名稱及排列次序的相同。除此之外,我們比較兩個本子的條目,發現兩個本子的條目排列順序也基本相同。二、在明初,《詩話總龜》后集中沒有“樂府門”等七門,這七門是在此后為人增補的。不過,月窗道人刊本多出的七門并非月窗道人所補,因為此七門也見于明抄本,而《天祿琳瑯書目后編》著錄之明刻本后集亦有此七門。
  三
  從《大典》本到抄本及月窗刊本,不僅門類在增多,而且在相同的門類中,條目也在增加。
  我們現在將月窗本及繆校本比《大典》本多出的條目列出如下。為便于核對,條目名一律用該條前面諸字。
  J2R524.jpg
  J2R525.jpg
  月窗本多出《大典》本共二百一十余條,繆校本多出《大典》本二百六十余條。其中,繆校本所多出者較月窗本為多,其所以如此者,可能是由于月窗本刪削的緣故。但是,由于繆校本所多出于月窗本的這數十條亦為《大典》本所無,故也有另外一種可能性,即這數十條非月窗本所刪,而是抄本又有所增補的結果。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兩種本子較《大典》本所多出的條目即明初以來增補之內容。
  值得注意的是,《大典》本也有為月窗本及繆本所不載的內容,茲亦列表如下。
  J2R526.jpg在《大典》本后二十卷中,《大典》本多出月窗本的條目共十八條,多出明抄本者共七條。《大典》本多出的條目可能為后人傳抄過程中所漏抄,也可能《大典》本非月窗本及抄本直接的源頭,在傳抄過程中,《大典》本亦有增補之故。但這種差異非常之小。
  四
  通過對比《大典》本與月窗本及抄本,我們可以了解到明初《詩話總龜》后集的大體面貌,盡管不是完整的面貌。月窗本《詩話總龜》后集五十卷,從第二十卷至第五十卷的三十一卷中,明人共增補了七個門類,約有十卷,條目二百有余。就這部分內容來看,明人改竄《詩話總龜》的程度遠沒有前人想像得那么大。
  由于《大典》本《詩話總龜》前集尚未發現(或已不存),明初《詩話總龜》前集的面貌已經不得而知。不過,我們對前集的條目作了統計,計一千八百二十余條(月窗本加上據明抄本補入之條目)。根據阮閱原序,他“得一千四百余事”,一事一條,則其總條目為一千四百余條。一般認為,《詩總》原編內容被保留在《詩話總龜》前集中,我們將《詩話總龜》前集的條目減去《詩總》原編的條目數,剩余的條目就是后人增補的內容。以此法計算,前集較之原編多出約四百條,這四百條就是從宋到明增補的內容。
  前集中所增補的內容,可以明確認定的首先是蘇、黃等元祐諸公的文字,像前集書目中所列的《五局文》(蘇軾文集)、《百斛明珠》(蘇軾撰)(11)、《后山詩話》等,因為胡仔言《詩總》“獨元祐以來諸公詩話不載焉”。除此之外,還當包括《王直方詩話》。根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王直方詩話》“宣和(1119-1125)末,京師書肆刻印鬻之”,而《詩總》成書于宣和五年(1123),故《王直方詩話》的刊行當在《詩總》成書之后。又《王直方詩話》中多言蘇、黃之事。故可以肯定,《王直方詩話》是后補入的。《詩話總龜》前集引《王直方詩話》,言及王安石,或稱“舒王”,或稱“荊公”,由稱呼之差異,亦可判斷其補入之時代。按王直方卒乃在徽宗大觀三年(1109),王安石被迫封舒王在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故《王直方詩話》中不可能稱王安石“舒王”。又毀舒王誥在高宗紹興四年(1134)八月,故凡稱“舒王”者,當增補于紹興四年以前,凡稱“荊公”者當在此后。
  盡管月窗本序中稱“舊集頗雜,王條而約之”,刪除了一些條目,改變了一些條目的次序,但總體上來說沒有太大的改變。換句話說,明本大體上還保留了舊本的面貌。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月窗本在版本上還保留有宋本的某些痕跡。繆荃孫《詩話總龜跋》言月窗本“提行空格,原出自宋”(12),但是,令繆氏感到“殊不可解”的是,《詩總》編成于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之前,胡仔序稱《詩總》所載者皆不錄,“何以兩書相同者甚多,并有標‘苕溪漁隱’云云”?他推測說:“疑此書殘缺,后人取《漁隱叢話》補之。”(13)繆氏認為,月窗本是從宋本來的,只是原書有殘缺,后人補之,當然他沒有說是月窗本補之。這種說法現在看來是有問題的。后人增補并非是因為補充殘缺的緣故,而是有意增補其書。但是,繆氏所謂月窗本原出自宋的說法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月窗本涉及宋代皇帝多空格,如太祖、仁宗、真宗等,只要翻一下《四部叢刊》影印月窗本《詩話總龜》,就一目了然。不僅是前集,后集中如是者亦多。這種狀況表明,月窗本保留了宋本的某些特征。但這并不意味著月窗本是直接出自宋人抄本,而可能是在月窗本之前的傳抄過程中,保留了宋本一些格式。而且,我們也注意到,此書涉及宋帝,并非都空格。同樣是仁宗,不空格者亦有之,如前集卷二十八“故事門”之“章圣朝”條、后集卷四十七“奇怪門”之“太子中允王綸”條,皆不空格。不僅如此,前集卷二十九“正訛門”之“詩家用也字”條,并不避仁宗名諱“禎”字。而在前集卷五“評論門”之“袁夏”條,也不避高宗名諱“構”字。
  這種格式上的不統一,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相關許多條目編入本書的時代信息。出自宋本者空格、避諱,而元明人增補者不空格不避諱。但是,由于在傳抄過程中抄者并不謹守宋本,故不能說凡不避諱者皆元明人所補。而且我們同樣也不能說,凡涉空格、避諱之條目就一定是宋代編入的,因為也還存在另外一種情況,即元明人增補條目所根據之底本是宋本,就將底本格式照抄至《詩話總龜》中。如后集卷三十二“樂府門”之“柳三變游東都”條,引柳詞“鰲山彩構蓬萊島”句,不書“構”字,小字注“字犯太上皇御名”(按即高宗趙構)。前已言“樂府門”為《大典》本所無,乃明人所補,故此條亦當為明人增補,其避諱當出自所抄之《苕溪漁隱叢話》。按明抄本《苕溪漁隱叢話》亦避“構”字,注“字犯太上皇御名”(14),實抄自宋本,正與《詩話總龜》相同。這表明,《詩話總龜》此條避諱乃是由其所抄之原本而來。
  如果說明本源出自于宋的話,那么其與紹定二年刊本的關系應該是十分密切。根據胡仔《苕溪漁隱叢話》的說法,阮氏原編《詩總》十卷,成書于宣和癸卯(1123),有自序(《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三十六)。后來有閩中刊本,“易其舊序,去其姓名,略加以蘇黃門詩說,更號曰《詩話總龜》”(《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一)。到紹定年間,復有閩書坊刊本。方回《詩話總龜考》:
  《詩話總龜》前后續別七十卷(15),改阮閎休舊序冠其首。閎休《詩總》不可得,而閎休之舊序全文在《漁隱叢話》后集第三十六卷中可考。閎休謂宣和癸卯官郴江,類得一千四百余事,分四十六門,而《總龜》今序刪去此語,如“栗炮燒氈破,貓跳觸鼎翻”所引六聯,即今序猶襲用之。按今《總龜》又非胡元任所見閩本《總龜》矣。今余所見序,乃見用閎休語而文甚不佳,序之尾曰歲在屠維赤奮若,即當是紹定二年己丑書坊本也。書目引南軒、東萊集,便知非乾道五年己丑。所謂作序人華陽逸老者,書坊偽名;所謂集錄益都褚斗南仁杰者,其姓名不芳。中間去取不當,可備類書談柄之萬一,初學詩者,恐不可以此為準也。方回所見之本序刊于己丑年(屠維赤奮若),方回斷定為紹定二年己丑,其依據是書目引南軒、東萊集。按南軒乃張栻(1133-1180),《南軒集》乃張栻卒后由朱熹編定,卷首有朱熹淳熙甲辰(十一年,1184)序。東萊乃呂祖謙(1137-1181),《東萊集》乃其弟呂祖儉編,亦在其卒后。《詩話總龜》書目中列《南軒集》、《東萊集》,其時間必定在兩人集編成之后。而乾道五年己丑乃公歷1169年,故方回斷定其為紹定二年己丑(1229)。(16)
  紹定本有七十卷,若以《詩話總龜考》的文字,分“前后續別”,即前集、后集、續集、別集;若以《苕溪叢話考》的文字,為“前后續刊七十卷”,分前集、后集。今考明本《詩話總龜》后集所列書目中有《東萊文集》、《南山文集》(“南山”當是“南軒”之誤(17)),即是方回提到的七十卷本書目所列的呂祖謙、張栻文集。這表明明本《詩話總龜》與七十卷本之間有繼承關系,據此,我以為七十卷本應為前后集。
  從月窗本、明抄本上溯到《大典》本,月窗本、明抄本與《大典》本的差異反映出《詩話總龜》在明代被增補的情況。《大典》本代表了《詩話總龜》在元明之際的面貌。《大典》本可以上接紹定二年書坊本,但從紹定二年本到《大典》本,中間有多大的變化,由于紹定本不存,已經難以知曉。不過,我們還是可以有個大致的推測。月窗本及抄本有一百卷,僅就《大典》本殘存的部分看,明初以來增補已有約十卷,如將此十卷除去,《大典》本約有九十卷,比紹定二年本多出二十卷。以上九十卷中還包括明初以來增補前集以及后集前半部分的內容,這些內容如果我們假定為十卷的話,那么《大典》本還有八十卷,較紹定二年本多出十卷。因而我們可以大致推斷,《大典》本與紹定本相差不大。紹定二年本奠定了明本《詩話總龜》的基本規模。至于郭紹虞先生根據《天祿琳瑯書目后編》卷二十著錄明版《百家詩話總龜》解題推測有紹興辛酉(十一年,1141)阮閱自序本(18),又據明抄本卷首紹興辛巳(三十一年,1161)散翁(阮閱號)序,推測有紹興三十一年刊本,其實都不可靠,這些序很可能都是后人偽撰。(19)
  《大典》本是《詩話總龜》現存的最早版本,它的發現使我們了解到元明之際《詩話總龜》的部分面貌,也使我們對于《詩話總龜》之版本及改竄問題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不僅如此,由于《大典》本抄工極精,也為我們校勘月窗本及明抄本《詩話總龜》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本子。明抄本抄手拙劣,多有舛訛,刊本錯誤更多,雖經繆荃孫氏校讎一過,復有人民文學點校本再加校勘,但仍有問題。如月窗本卷二十“句法門”有如下一條:
  徐師川云:作詩回頭一句最為難道,如山谷詩所謂“忽思鍾陵江十里”之類是也。他人豈如此,尤見句法安壯。山谷平日詩多用此格。月窗本及抄本均沒有注出處,點校本注“本條出處未詳”。郭紹虞先生《宋詩話輯佚》因其前則、后則俱出呂居仁《童蒙詩訓》,故亦將之輯入,加案語云:“《總龜》引此則未注出處,以其前后皆《童蒙訓》語,故亦輯入。”然《永樂大典》本此則末注“同前”,是《總龜》原本有注。又“句法安壯”“安”字,點校本未出校,郭紹虞先生校“疑當作完”,而《大典》本作“宏”,當以“宏”字為是。
  如果能在人民文學出版社點校本的整理基礎上,再校以《大典》本,正訛補遺,同時再根據明抄本將月窗本后集所缺漏的條目補上,《詩話總龜》的整理將會更加完善。
  收稿日期:2006-06-10
  注釋:
  ①根據郭紹虞先生的考證,月窗道人乃是淮憲王厚燾,此人嘉靖十八年襲封,四十二年薨。《宋詩話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9頁。
  ②《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98頁。
  ③《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十九,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577頁。
  ④《藝風堂藏書再續記》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376頁。
  ⑤抄本后集所多出月窗本條目,點校本基本未補入,只要核對繆荃孫校本后集即可發現問題,故點校本的整理工作并沒有真正完成。
  ⑥《羅根澤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41頁。
  ⑦《文淵閣書目》卷二著錄《詩話總龜》一部,六冊。《永樂大典》所編入之內容,或即是《文淵閣書目》著錄本。
  ⑧《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九集部別集類二《集千家注杜詩》提要。
  ⑨《桐江集》卷七,宛委別藏本。
  ⑩周本淳點校本《詩話總龜》,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前集第2頁。
  (11)宋戴植《鼠璞》卷下“臨安金魚”條有“坡公《百斛明珠》”云云。繆荃孫《詩話總龜跋》亦謂:“《百斛明珠》,亦東坡手筆。”
  (12)(13)繆荃孫《藝風堂文漫存》卷五,人民文學出版社《詩話總龜》附錄。
  (14)廖德名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407頁。
  (15)前后續別七十卷,在《桐江集》卷七《漁隱叢話考》中作“前后續刊七十卷”。
  (16)郭紹虞先生誤讀方回《詩話總龜考》,以為方回所言為兩種刊本:一為宋乾道五年(1169)刊本,有華陽逸老之序,一為宋紹定二年(1229)刊本,褚斗南仁杰集錄本。見《宋詩話考》,第28頁。
  (17)周本淳先生校點本業已指出此點,見《百家詩話總龜后集目錄》。
  (18)《天祿琳瑯書目后編》僅提到是本有紹定辛酉阮閱自序,未載序之內容。
  (19)郭紹虞先生本人就考證散翁序可能屬于偽撰。
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96~102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張健20072007
《詩話總龜》/《永樂大典》
  Shihuazonggui (詩話總龜)/Yongledadian (永樂大典)
The Newly-acquired Yongledadian Overseas and The Edition Problem of Shihuazonggui
  ZHANG Jian(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two extant editions of Shihuazonggui (詩話總龜), the one published by Yuechuangdaoren(月窗道人) in the Jiajing period of Ming Dynasty and the other-a handwritten copy of Ming Dynasty-added new items and altered the original texts. No one knows exactly about the original texts that existed before the Ming Dynasty, Luo Genze (羅根澤)even thought that it was Ynechuangdaoren who collected the late volume of Shihuazonggui. Now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17 volumes Yongledadian acquired overseas (海外新發現永樂大典十七卷), including parts of the late volume of Shihuazonggui, it is clear that the late volume was collected before the Ming Dynasty, Yuechuangdaoren and the handwritten copy had added 7 parts and more than 200 items. After examining the different editions of Shihuazonggui,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changing of the editions from the Ming Dynasty is not as large as many scholars thought before.
《詩話總龜》現存明嘉靖月窗道人刊本及明抄本,都經改竄。羅根澤先生甚至以為《詩話總龜》后集乃月窗道人所輯。明以前《詩話總龜》到底是何面貌?由于沒有發現更早版本,前人難以回答。2003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了《海外新發現永樂大典十七卷》,其中第八○三卷至八○六卷為月窗道人本《詩話總龜》后集卷二十至卷五十的內容。此本的發現證明《詩話總龜》后集為月窗道人所輯之說是錯誤的。月窗道人本及明抄本較之《永樂大典》本現存部分多七門,約十卷,計二百余條。《永樂大典》本代表了元明之際《詩話總龜》的面貌,由現存部分可以看出,明人改竄《詩話總龜》舊本的程度和規模遠沒有前人想象的那么大。
作者: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96~102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張健20072007
《詩話總龜》/《永樂大典》
  Shihuazonggui (詩話總龜)/Yongledadian (永樂大典)
2013-09-10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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