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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歐盟對揚州的投資看中西文化的差異
從歐盟對揚州的投資看中西文化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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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世界經濟的全球化,20世紀80、90年代國際投資出現驚人的發展。80年代,直接投資占工業化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增加了兩倍。據統計,1980~1989年,國際投資增長14%,比世界貿易的增長率(5.4%)高1倍,比世界生產的增長率(2.8%)高4倍。(注:J.拉特:《國際直接投資的最新趨勢》,美國商務部,1992年8月。)由此可見,國際投資在各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已越來越不可忽視。
  中國于20世紀80年代正式宣布積極利用外資來促進經濟的發展,90年代初達到高峰。1991年,我國利用外資達到43億美元,1992年達110億美元。(注:資料來源于1993年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經濟摘要夏季號。)但是,我國在引進外資的地區和國別分布上很不平衡。來自美國、日本、尚未回歸的臺灣以及已經回歸的香港的資金占了吸引資金的絕大部分,而對現在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生產總值最高、資金積累最多的歐盟各國的資金引入卻不盡人意。本文擬從揚州的引資現狀分析中西方的文化差異,并希望通過中西方的文化認同加強相互間的合作。
  揚州利用外資的現狀及歐洲的國際投資
  揚州位于長江中下游,目前在江蘇的經濟實力排在全省的中游。據統計,從1986年引進外資以來,來揚州投資的國別和地區達到20多個,引進資金達10億美元。
  毫無疑問,外資的引進強化了企業的實力,改進了技術,導入新的管理方式,為揚州地方經濟的發展起了較大的作用。如德國梅塞德斯-奔馳公司在揚州亞星汽車制造公司投資3000萬美元,形成了強強聯合,這不僅使亞星在資金和技術上獲得保證,而且還借助奔馳的名聲使揚州亞星揚名歐洲市場。還有像揚州燈泡廠這樣的殘疾人福利企業,在引進了臺灣的生產線后,很快占領國內指示燈市場,而且在國際市場打開了銷路,使一個瀕臨破產的企業成為揚州市廣陵區的龍頭單位。當然,引進外資的成功與否,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如對國外市場行情的了解,企業領導的責任心,引進的機遇等等。
  揚州利用外資的世界分布很不均衡,經濟發展排全球第一的歐盟在揚州的投資極其有限,從涉及的國別來看,歐盟15個成員國中僅有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瑞典在揚州投資,其中德國的投資占了歐盟各國總投資額的90%之多。從投資的企業數目看,1986年至今共有619家外國企業在揚州投資,其中歐盟各國企業的投資僅有29家,占整個投資企業的0.47%;從總投資額上來看,揚州十幾年來累計利用外資總額為100853.62萬美元,歐盟國家的投資僅為4029.53萬美元,占投資總額的0.388%,若除去奔馳投資的3005萬美元,歐盟對揚州的投資僅占總投資額的0.0099%。(注:揚州市外經貿委:《利用外資統計(1999)》。)從投資內容上看,歐方投資方向主要集中在輕工業,如玩具、旅游用品、釣具、皮革制品,投資金額也基本上在15萬美元以下。從管理方式上看,揚州所有的29家歐方出資的企業中僅有兩家企業有外力參與管理,其他的基本上是利用中方代理人的形式,也就是說歐洲人的投資僅僅是一種嘗試,而不是真正的經營合作(除奔馳外)。盡管揚州僅是江蘇的一個中等城市,但是它是江蘇吸引外資的一個縮影,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歐洲人對中國投資的興趣。
  德國的對外投資統計,顯示了歐洲國家將資金投放海外的興趣,1982~1987年為63億,1988年為127億,1990年為286億,1994年為70億,1995年為224.42億美元。(注:陳朝陽:《西方跨國公司經營戰略》,時事出版社1986年版。)法國的投資策略則給予我們更多的思考:1962~1968年,主要集中在工業化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集中在法國海外附屬領地;1968~1980年,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海外附屬領地漸漸喪失早期的重要性;1972~1980年,集中在工業化國家、石油輸出國組織國家、拉美。(注:陳朝陽:《西方跨國公司經營戰略》,時事出版社1986年版。)由此可見,歐洲需要世界市場,他們在不同的時期制定不同的投資戰略,以適應國際市場,為自己取得最大的利益。既然歐盟對中國市場有如此大的興趣,為什么在與中國人的合資問題上這樣的使人不能理解?筆者以為其根本原因是中西方文化的差異。
  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是雙方合作的最大障礙
  歷史的發展進程和不同民族的文化傳統阻礙了我們與歐洲國家的合作,這種文化上的差異主要在三個方面:第一,人性的出發點的不同。中國人關于人性的理解是“善”,所謂“人之初,性本善”是對人性的全面概括。在人性本善的前提下,我國自古以來,對人的行為規范是說教重于立法,尤以儒家的思想為廣泛接受,從漢代以來列代封建帝王無不把孔子尊為圣賢。讀書人從四書五經、論語孟子中接受到教育,從中找到行為準則,因此道德的力量要遠大于法律對人的限制和保護。眾所周知,道德僅僅受到輿論的監督,同時道德也不可量化,所以它最終的力量還在于個人本身的克制,對整個社會而言,在有的時候,對有些人,它似乎就顯得蒼白無力。
  對歐洲人來說,他們的人性出發點是“性惡”,據圣經,亞當和夏娃由于偷吃了禁果而導致了人的生而有罪——原罪,人們對基督教的崇拜是出于希望得到上帝的拯救。根據保羅書信形成的奧古斯丁體系,人們對人的能力認知是這樣的:“人完全依靠上帝,人不僅依靠上帝的恩典使他不致有罪,而且依靠上帝決定他死后的命運。”(注:愛德華.麥克諾爾.伯恩斯、菲律普.李.拉爾夫:《世界文明史》,第二卷,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這種原罪的人生理論使歐洲人更加注重法對人的行為的控制。因此,歐洲人一方面繼承了《羅馬法》,如歐洲大陸的法國、德國等,另一方面形成自己的法律體系,如不列顛的習慣法。在歐洲,人在任何一個國家的行為都要受到這個國家法律的保護和制裁。這種長期形成的以法治國的傳統使歐洲的法律制度要比我們國家更為健全。由于道德的和法律的不同約束,中國人“法”的意識相對缺乏,歐洲人害怕自己的利益得不到法的保護。這應該是歐洲人不敢在中國投資的原因之一。
  第二,企業文化的差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我國的企業在管理方面實行的是集體負責制,這種管理方式是依靠管理人的國家主人的責任心,而不是依靠管理者的利益,也就是說,管理人的得失一般不與企業共沉浮。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雖然已經引入新的管理機制,如廠長負責制,股份制等,但是我們一方面缺乏新體制的經驗,另一方面我們又來不及造就大批這樣的人才,所以國營企業的暫時滑坡就成為一種必然。與中國不同,歐洲人的企業都是個人所有,他們的利益就是企業的利益,他們對企業的責任心是不容懷疑的,而且企業的最高決策層——董事會,中間管理層——總經理之間的責任非常明確,董事會的董事是企業的股東,董事長是最大的股東,他們是企業的所有者,他們有權決定總經理的任免,總經理必須對董事會負責。這種利益、責任明確的體制是企業能長期地、不受個人影響地、有規律地運轉的根本原因。由于中西方所有制和管理體制的不同,歐洲人往往担心自己的投資利益是否能得到保證。另一方面,歐盟企業本身也有它的特點,與美國相比歐盟的中小型企業占了整個企業數目的大頭,由于生產規模、資金和銷售渠道的限制,它們在對外投資方面也不可能有大手筆,一般的中小型企業僅僅滿足于歐洲市場,這也限制了歐洲對中國的投資。
  第三,意識形態的不同也是影響中歐合作的一個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戰可以說是歐洲人反共釀成的惡果,英國首相張伯倫為了“禍水東引”,大肆推行綏靖政策,導致了希特勒肆無忌憚的擴張。就在丘吉爾發表與蘇聯一起對付希特勒的廣播講話時,他仍然說:“這25年來,沒有人比我更堅定地反對共產主義。”(注:溫斯頓·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倫敦,1953年版。)隨后的冷戰以丘吉爾的“鐵幕”演說拉開了序幕,東西方意識形態的不同導致了世界體系的新格局,美蘇兩霸的出現導致了東西方的對峙。一方面東方沉迷于戰爭勝利的喜悅中,開始了自我的封閉,另一方面歐洲的戰敗國和戰勝國卻已經為恢復戰爭的元氣在籌劃合作以求發展,50年代末《羅馬條約》的簽訂標志著歐洲從戰爭走向了合作和發展,在他們的努力下,歐盟的經濟發展于20世紀90年代趕上并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20世紀80年代蘇聯的解體,對歐盟來說無疑是他們陣營的勝利。但是,讓他們與社會主義的大國——中國合作,無論在哪方面似乎還難以接受;但是,對中國人來說,我們經過20年改革開放,對資本主義有了新的認識。特別是我國變計劃經濟為市場經濟以后,我們在理解不同的意識形態國家間的合作較歐洲人更加理智。但是,合作是雙方共同的愿望,不是一廂情愿的事情,所以,當我們面對全球化經濟發展的時候,我們的任務仍然非常艱巨。
  加強溝通,促進合作
  世界是一個千差萬別的世界,它由不同種族的人構成,他們分別繼承了各自的文化和傳統習慣,他們也學會了尊重各自的傳統和習俗。19世紀的歐洲人在用“文明”和“落后”劃分地區和人種,當我們進入20世紀時,我們已經發現歐洲人不再用落后形容那些尚未發展的地區和人民,他們開始選擇“獨到”、“特有”這樣的詞語來表達他們對其他人種和習俗的尊重。所以,我們在迎接新世紀到來的時候,在適應全球化的時候,我們首先應學會溝通。
  很多中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了解得非常透徹,但是他們既不知道歐洲人的傳統和習慣,也不愿意了解歐洲文化。中國有句古話:“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我們應該學一點歐洲文化,同時學會宣傳我們的文化,讓歐洲了解中國,讓中國認識歐洲,在相互了解的基礎上,合作的成功才能得到保證。
  其次,歐洲的法律制度延續了相當長的時間,我們的法律還處在不太完善的時期,我們“法”的意識遠不如歐洲人強。我們從“均產”年代走進了競爭年代,我們的傳統文化受到了沖擊,我們道德約束的力量在削弱,特別是參與世界競爭,我們更應加強法的觀念,學會用法律保護自己,從而在商業活動中百戰百勝。
  再次,中歐企業的不同管理方式是歐洲人難以信任我們的較大障礙,我們應在我們特有體制的基礎上,加強對國有企業管理者的監督,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們的利益和榮辱與企業的生存結合起來,使他們在享有國有企業權利的同時,也必須承担應有的責任。當然,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它牽涉到國家政策的調整,主管部門的任免能力和金融系統的透明度等,盡管如此,我們無論是企業本身,還是管理部門都應努力形成權利、義務和責任相稱的機制,以適應國際競爭的需要。
  最后,利用外資是相互的需要,對發展中的中國來說,它可以盡快積累資金、引進技術,而且中歐之間在這兩方面都存在較大的互補性;對歐洲來說,國外直接投資則意味著“一家企業為控制位于不同國家的另一家企業而從事的業務活動。”(注:[法]西里爾·布伊厄爾:《國際投資》,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也就是說,投資者是以獲利為前提的,因此,歐盟國家在與中國合作方面應尊重中國的文化和習俗,并利用其強大的經濟優勢,加強對中國的宣傳,以消除長期形成的對中國的誤解,使更多的企業樹立在中國投資的信心。
  隨著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步伐的加快,中國與世界的聯系將越來越密切,歐盟作為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區域,它與中國的合作面將越來越寬,因此,我們應該對雙方的未來充滿信心。
《江海學刊》南京47~49G0文化研究張紅20012001張紅 女,1962年生,現為南京大學歷史系講師。 作者:《江海學刊》南京47~49G0文化研究張紅20012001
2013-09-10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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