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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物多樣性到文化多樣性
從生物多樣性到文化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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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353(1999)04—0074—04
  在20世紀行將結束之際,人類所面臨的一系列棘手的全球性問題,似乎都關系到人的存在本身。對存在的深入反思,越來越成為世紀之交的人們所無法逃避的緊迫課題。而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作為與人的存在攸關的生存論問題,不能不被納入世紀末思考的范圍。從生物多樣性到文化多樣性,既凸顯出當代人類的生存困境,同時也昭示出人類在新世紀擺脫危機的可能前景。
  一般地說,生物多樣性包括基因、物種和生態系統多樣性。生物多樣性的意義和價值主要體現兩個方面:一是對于生物物種的意義;二是對于人類生存的意義。而文化多樣性則由于人和文化的內在相關性和人的自我纏繞,使得這兩個方面集于一身,即集中表現為對于人及其文化的前提和保障作用。生物多樣性從根本上說乃是自然生態系統由簡單向復雜不斷演化的結果。它在基因、物種、生態系統內部所形成的多元互補關系,有助于物種的保存和優化。因為揚長補短式的互補結構,使得生物基因和物種能夠全息性地應對威脅其生存的外部環境。1992年聯合國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并頒布了《生物多樣性公約》,把生物多樣性及其保護問題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聯系起來,標志著人們對生物多樣性的認識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生物多樣性所受到的挑戰,主要是來自工業化時代。從長時段和總體上看,世界上物種的減少同工業時代的崛起,二者之間的確存在著某種正相關關系。這決不是偶然的。我們知道,工業化的出現基于兩個前提,即市場機制的泛化和科學技術的壟斷。社會的廣泛市場化,塑造并培養了人們對大自然進行無限掠奪和攫取的貪婪動機;而科學技術在物質生產和社會生活領域的支配,則提供了人們滿足自身控制自然這一貪欲的有效手段。這兩個方面的結合所導致的實踐后果之一,就是生物多樣性的逐漸縮減。1998年底,據聯合國全球發展影響研究小組和美國環保局提供的信息顯示,目前陳列在全世界商場和超級市場里的商品種類的數量,已經超過了地球上生物種類的數量。而在商品種類迅速增加的同時,是全球范圍內生物種類的急劇減少。因為商品多樣性的增加恰恰是生物多樣性減少的一個直接結果。這是由于自然環境因一個生物物種的消失而減少了一種功能,就增加了發明新的能夠提供同樣功能的人造產品的迫切性。(注:《光明日報》1999年1月5日第5版。 )不僅如此,作為工業化和市場化產物的商品,其數量的增長還構成生物多樣性減少的重要原因。商品的制造和生產對資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直接威脅到生物多樣性的維系;同樣地,大量商品的消費所造成的環境后果,也對生物多樣性構成嚴重危害。
  20世紀末,人類在科學上所取得的最重大進展之一,就是“克隆”技術的突破。而這一技術成果的潛在效應,恰恰意味著對生物多樣性的嚴重威脅。從可能的前景看,“克隆”技術在實踐上的廣泛應用,必將影響甚至破壞生物多樣性。筆者曾經指出,“克隆”技術是通過基因復制來實現的,從而決定了它在生物界的大量應用必然使生物演化出現一個逆向的顛倒過程,即由復雜走向簡單。這一趨勢對生物的生存極為不利。因為基因在復制過程中將使自身的缺陷超出個體范圍而被放大為整個物種本身的普遍缺陷。在這種情況下,一旦遇到惡劣環境的侵害,該物種就將在總體上喪失免疫能力,從而面臨滅絕的危險(注:參見拙作:《也談“克隆”技術可能帶來的問題》,《社會科學報》1997年5 月29日第3版。)。
  如果說,工業時代主要是對生物多樣性構成威脅的話,那么,信息時代則主要是對文化多樣性構成威脅。當然,文化多樣性早在工業化時代就已面臨挑戰了。因為工業時代所要求的“標準化”,隱含著模式化的要求。然而,由于工業時代的文化問題還尚處在被遮蔽狀態,所以在總體上這一時代所威脅的主要不是文化多樣性而是生物多樣性。
  在發生學意義上,“現代性”可追溯到古希臘。“現代性”的實質是“理性”。古希臘哲學的“邏各斯中心論”傳統,孕育了“現代性”。正如懷特海所說的:“兩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學不過是柏拉圖哲學的一系列腳注而已。”(注:W·巴雷特:《非理性的人》, 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頁。)“現代性”所蘊含的理性及其體現的抽象普遍性,通過全球范圍的現代化運動在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兩個維度的全面擴張,對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形成了日益嚴重的沖擊。現代性的文化對大自然的征服,人的戡天役物的取向,在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主要是通過市場化和工業化來完成的。在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層面上,現代化主要表現為西方文化霸權的逐步確立。西方文化不僅為非西方民族提供了一套現成的文化模式,而且同時給出了這一模式賴以成立的基本假定,從而使之獲得一種先驗的合法性,以至對于非西方國家來說,現代化已成為無需對其進行批判地反省和清算的自明前提。西方理性主義傳統內蘊的抽象普遍性規定,本來只是一種基于特定文化類型所作的文化承諾,但卻被理解為凌駕于一切可能的文化系統之上的普遍有效的文化方式,從而遮蔽了它所固有的文化個案性特征。另一方面,在一定意義上,理性(特別是表現為科學技術的理性)作為人在肉體層面上的自我肯定方式,它所凸顯的主要是人的物質需要及其滿足的必要性。應當承認,西方文化對人的物質需要的誘發和滿足,無疑是它能夠征服異族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現實原因。“像西方人那樣活著”,成為非西方國家人們逐步認同的理想。更深刻的在于“伴隨著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帝國主義,又產生出一種更為陰險的控制形式——文化上的帝國主義。文化上的帝國主義不僅征服了受害者的肉體,還征服了他們的心靈”(注:P·哈里遜:《西方對第三世界的文化征服及其后果》, 《中流》1991年第1期。)。通過理性的擴張,西方文化利用一整套文化話語,在經濟、政治、語言、教育、文學、藝術、宗教、法律、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方面,全方位地消解著非西方民族的文化個性和歷史傳統,以至于在今天“西方化的現象已經擴展到第三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由于沒有西方化的人受到歧視,這一現象的發展速度正在加快”。(注:P ·哈里遜:《西方對第三世界的文化征服及其后果》,《中流》1991年第1期。)
  當然,浪漫主義早就對現代性展開了批判的反思。正如M ·亨克爾所說的:“我們可以把浪漫主義概括為‘現代性(modernity )的第一次自我批判’”(注:劉小楓:《詩化哲學》,山東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6頁。)。浪漫主義思潮基于民族性立場強調文化的多樣性。 如果說,現代性及其所追求的抽象普遍性捍衛的是文化進化論,那么,浪漫主義則主張文化相對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霍倫斯坦把柏拉圖所代表的強調文化同一性的理念論作為“正題”,而把浪漫主義的相對主義立場作為“反題”(注:參見E ·霍倫斯坦:《人的同一性及文化的多樣性》,《思想文綜》第2輯,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例如,18世紀德國浪漫主義思想家、康德的學生赫德爾就首次提出了對德國歷史和文化影響至深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概念,試圖以此來抵抗來自法國啟蒙運動所倡導的“世界理性”(或普遍理性)的沖擊(注:裴程:《為什么“一雙皮靴頂一個莎士比亞”?》。《讀書》1989年第7—8期合刊。)。歌德則指出:“人性需要所有的人來實現自身;真正的人只是由于人類全體才能夠存在”(注:蘭德曼:《哲學人類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頁。)。然而,從歷史上看,浪漫主義對現代性的批判并未能實際地阻止現代性的不斷擴張。
  到了信息時代,文化多樣性又受到了更為嚴重的挑戰。然而,托夫勒對此卻作出了相反的估計。他認為,由工業時代到信息時代的轉變,恰恰標志著從一元性向多樣性的過渡。托夫勒指出:“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是怎樣來應付一天天發展的社會、文化、政治和技術上的多樣性,而不是單一性”(注:托夫勒:《預測與前提》,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77頁。)。在他看來,工業社會的特點是以標準化為特點的,因為“工業革命產生了群體社會,它贊成或強制實行社會、工業、文化上的一律。工業化把產品、語言、住房、教育、計劃、生活方式都標準化了”。而同工業社會相比,信息社會則是“一個性質根本不同的社會”,因為它的“主要特征是多樣化,而不是標準化;群體化的東西非群體化了,而且還在不斷迅速變化”(注:托夫勒:《預測與前提》,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99頁。)。托夫勒甚至樂觀地認為:未來的人可能不是苦于沒有選擇余地,而是苦于選擇余地太大,無法下手”(注:托夫勒:《未來的沖擊》,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32頁。)。情況果真如此嗎?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也許, 進入所謂信息時代之后,社會和文化在直觀的意義上都表現出某種多樣性,但這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文化多樣性在深層意義上走向貧乏和單一的趨勢。
  首先,從人類的語言演變來看,據報道:全球電腦網絡的普及,使得英文成為世界上獨霸的語種。影響所及,世界上原有的1.5 萬種語言將有90%面臨消失的危機,特別是大洋洲、亞洲、非洲少數族群使用的語言(注:臺灣《聯合報》1997年1月6日。)。據估計,世界上大約有6000種語言,而其中20%—50%已經失傳。有的科學家預言,到2100年,可能將有90%—95%的語種消亡或趨于消亡。造成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文化的同化作用。美國阿拉斯加費爾班克阿拉斯加本土語言中心負責人M·克勞斯指出:“按保守的推測,在下個世紀里, 平均每年將有20種語言消亡”。而在整個世界范圍內,語種消亡甚至比物種滅絕速度更快。語言減少的后果是嚴重的。因為減少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減少了一種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注:《大學生》1997年第11期,第24頁。)。與此相應地,英語已經成為事實上的“世界語”,它在國際交往中占有絕對的統治地位。據統計,國際互聯網絡上的信息約有80%以上是通過英語來傳遞的,而且這種情形有愈演愈烈之勢。海德格爾說得好:“語言是存在的家園”。語言在種類上的貧乏,只能意味著人的存在方式的單一。這種存在方式上的單向度性,有可能導致人類應對外部環境能力的衰退與下降,從而直接威脅到人的生存能力。
  其次,隨著我們時代的基礎由“原子”到“比特”的轉移,人們“被拋入”了一個“數字化生存”的處境之中。在人們被Internet“一網打盡”的今天,“計算不再只和計算機有關,它決定我們的生存”(尼葛洛龐帝語)。數字化生存所塑造的人的存在方式,將直接威脅到人的文化的豐富性。它使得人們感受世界的方式、表達自我的方式、相互交往的方式經過“二進制”數字文化的嚴格“過濾”,被縮減為日益貧乏的抽象規定。其后果不僅表現為作為個體的人的個性的遮蔽,更深刻的在于危及到不同文化的民族特質。
  再次,按照杰姆遜的觀點,信息時代作為后工業社會,它塑造的乃是后現代主義。在杰姆遜看來,后現代主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在于它的復制性和大眾化。他認為:“后現代主義中最基本的主題就是‘復制’”(注: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 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頁。)。這種文化上的“克隆”, 不可避免地造成文化多樣性的逐步消失。因此,“在后現代主義里,……對個人獨特風格的追求消失了”(注: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64頁。)。于是, 剩下的就只能是“大眾”對“時尚”的追逐,從而極大地限制了文化的“發散”過程,妨礙文化多樣性的生成。
  欲了解文化多樣性的減少對人類及其文化的負面影響,就不能不追問文化多樣性對于人類及其存在來說為什么是必要的?
  首先,它是人類文化得以延續和保存的重要前提。因為我們知道,任何一種可能的文化,都有自身的長處,同時也有其缺陷。一種文化要想在不利于自身存在的條件下獲得生存的機會和可能性,就只有通過吸收其他文化的優勢因子以取長補短,來迎接挑戰,積極地適應環境。就人類文化的整體而言,如果離開了所有不同文化之間的互補整合,就有可能將一種文化的缺陷放大為整個人類文化在總體上所普遍具有的共同缺陷,從而危及到人類文化的持續存在。
  其次,文化多樣性的存在還是人類文化保持自身活力的重要條件。一方面,文化多樣性為人類文化實現類似于生物學意義上的“雜交優勢”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另一方面,文化多樣性的存在還為特定文化的選擇提供了多種可能性,而對新的可能性的嘗試和探索,恰恰是創造性與活力的重要表現。正如拉茲洛所說的:“真正的創造性并不導致一致性。……不同文化的人所信奉的許多不同的觀點和觀念只要互不對抗,就能使當代世界增添豐富性和活力”(注:拉茲洛:《決定命運的選擇》,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121頁。)。 文化多樣性所要求的不同文化之間的多元關系,成為各種文化之間的張力結構賴以保持的可靠保障。而不同文化之間的張力關系恰恰為人類文化的存在和發展提供了不竭的動力。
  因此, 人類進步基金會研究報告《共同創造地球的未來》提出了7項未來行動原則,其中之一就是“多樣性原則”。它指出:“多樣性的文化是人類的共同財產,也是人類能夠應付各種復雜情況,迎接各種挑戰的力量和智慧的源泉,因此必須全力保存這種多樣性”(注:《國外理論動態》1994年第19期,第148—149頁。)
  那么,在當代歷史條件下,如何才能有效地捍衛文化多樣性呢?筆者認為,要合理地解決這個問題,無疑將涉及國際經濟和政治關系的合理重建,包括一系列復雜的世界范圍內的經濟關系調整和制度安排上的準備。但僅就文化及其觀念本身而言,至少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不同文化之間建立起平等對話的建設性的關系,乃是文化多樣性賴以維系的可靠保障。在今天,全球意識的一個重要內涵就在于使人們自覺意識到在當代世界上豐富多彩的文化是其中任何一種文化能夠存在下去的絕對前提。因此,按照拉茲洛的觀點,不同文化之間關系的性質應當由“共同”(co-)轉變為“相互”(inter-)。 它意味著不同文化之間的關系由抽象普遍性這一反多樣性規定向多元互補、內在整合的對話關系的過渡。從這個角度看,一種文化(特別是被種種偏見所曲解為所謂“落后的”非西方文化)對自身獨立地位及獨特價值的捍衛(如本土文化所特有的語言文字、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宗教傳統、價值觀念等),就不再是一種狹隘的保守“情結”,而是有了廣義的文化拯救意義。因為這不僅是維護自身文化尊嚴的需要,而且更根本的是保持文化多樣性的需要。而正是后者對于人類所有可能的文化都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必須堅決反對把文化個案性的規定誤解為普遍規定強加給其他文化的霸權主義做法。亨廷頓已經意識到,“西方文化是特殊的,而非普遍的”。應當承認,這一判斷是恰當的和清醒的。
  第二,正確處理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的關系,尋求文化時代性與民族性的統一之道。從廣義上說,“全球化”進程自馬克思所謂“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就已經開始了。就此而言,“全球化”乃是“現代性”在世界范圍內不斷擴張的必然結果。現代化所內蘊的“理性”精神及其抽象普遍性規定,通過市場化、工業化和殖民化的逐步推進,把整個世界納入了一個“勻質化”(homogenization)的過程,從而使不同民族的文化個性面臨被吞噬的危險。這一歷史背景,從否定的方面凸顯并進一步強化了文化民族性的重要意義,它要求所有非西方國家和民族對于“現代化”、“現代性”、“發展”等觀念,必須持一種批判性的反省的態度,并通過這種反省重新發現本土文化所具有的無法為任何其他文化所取代的獨特價值和意義,從而推進“本土化”進程。從學理上說,本土化的合法性只能來自文化人類學上的文化相對論學說。而文化相對論又是基于文化民族性而確立起來的。因此,對文化民族性的自覺確認,構成文化本土化的重要前提。同時,在具體操作上,應當充分利用現代傳媒,如網絡、電視、廣播、報刊等手段,有目的地增加本土文化的介紹,營造一個有利于民族文化得以繼承和傳播的適宜氛圍。另外,還應注重從兒童開始抓起,進行民族文化傳統的教育,以便在民族成員中牢固地樹立健全的文化意識和民族觀念,以避免本位文化的“斷裂”。文化本土化的推進,無疑是全球化背景下維護文化多樣性的唯一可能的途徑。
  第三,積極推動面向21世紀的世界多極化進程,以便建立符合文化多樣性要求的國際關系新秩序。應當指出,整個世界的多極化發展,這既是文化多樣性賴以存在的必要前提,同時又是文化多樣性的實際表征。隨著“冷戰”的結束,人類進入了一個和平與發展的時代。然而,世界并不太平。國際霸權主義憑借其經濟和軍事優勢,肆無忌憚地推行其強權政治,把自己的價值觀念和文化理念強加給其他國家和民族,企圖在這種經濟、政治、文化的全面控制中確立起自己的霸主地位,從而塑造一個可以為所欲為的“單極世界”。在這一背景下,文化多樣性不僅無法得到進一步發展,而且現有的不同文化的多元格局也面臨著嚴重的威脅。應該看到,和平與發展的大趨勢盡管緩慢,但卻不可逆轉。只要所有愛好和平與正義的國家和人民團結一致,共同抵制霸權主義政治,多極化的世界在不遠的將來就一定會成為現實。我們知道,對于整個世界來說,只有多極化的結構才是最穩定的,而只有在穩定的國際秩序下,文化的多樣性才有存在的空間,并逐步發展起來。因此,為了有效地維護文化的多樣性,在國際關系上建立一個多極化的世界格局,就成為處于世紀之交的人類所面臨的一個刻不容緩的歷史使命。
  來稿日期:1999—06—05
東岳論叢濟南74~77B2科學技術哲學何中華19991999從生物多樣性到文化多樣性,既凸現出當代人類的生存困境,也昭示出人類在新世紀擺脫危機的前景。生物多樣性對于物種的保存和人類生存具有前提意義;同樣地,文化多樣性對于人類及其文化的存在和發展也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如果說,工業化時代危害的主要是生物多樣性的話,那么,信息時代危害的主要是文化多樣性。為了實現人類文化的可持續發展,必須采取切實有效的步驟來保護文化多樣性,如在不同文化之間確立建設性的對話關系、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動本土化進程、在21世紀建立多極化的國際關系格局等。生物多樣性/文化多樣性/現代化何中華(1962— ),男,山東大學哲學系教授。山東大學哲學系,山東 濟南 250100 作者:東岳論叢濟南74~77B2科學技術哲學何中華19991999從生物多樣性到文化多樣性,既凸現出當代人類的生存困境,也昭示出人類在新世紀擺脫危機的前景。生物多樣性對于物種的保存和人類生存具有前提意義;同樣地,文化多樣性對于人類及其文化的存在和發展也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如果說,工業化時代危害的主要是生物多樣性的話,那么,信息時代危害的主要是文化多樣性。為了實現人類文化的可持續發展,必須采取切實有效的步驟來保護文化多樣性,如在不同文化之間確立建設性的對話關系、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動本土化進程、在21世紀建立多極化的國際關系格局等。生物多樣性/文化多樣性/現代化
2013-09-10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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