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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命作歌  ——薩特文學創作論
以生命作歌  ——薩特文學創作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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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薩特文學的創作,一種普遍的看法是:薩特的文學創作是其哲學思想在文學創作中的圖解或曰具體實踐。我認為盡管薩特的文學創作思想主要源于他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想,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他的文學創作就是其哲學思想的簡單圖解。恰恰相反,他的文學創作更源于他深刻的人生體驗。否則,它就不會具有那么強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這樣的理解至關重要,因為,對于薩特這樣一個思想家來說,他對自我生命的承諾,總在一定程度上担負著對自己思想的承諾。在某種程度上,他的思想其實就是他的生命,這種密不可分的聯系使我們有可能理解薩特這位作為思想家的人與作為思想家的思想以及他表達思想的作品之間的血肉聯系。這樣,我們就不會把他的思想從他的生命中抽出,而簡單地看待他的文學創作實踐。我們就會理解他的創作其實也是從他的生命中流淌出來的。我們就會理解為什么讀他的小說有一種沉重的壓抑感,薩特自己也說太悲觀了;讀他的戲劇則有一種激越感,生命的旗幟高揚在天空。其實,不論是薩特的激揚,還是薩特的壓抑,它們都是一首生命的歌。
      一、沒有人愿意正視的存在——“骯臟世界”的生存者
  薩特的時代,是一個變幻而又動蕩的時代。薩特最初的文學作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出版的,其創作時間是在三十年代。當時社會流行的思想,是對理性主義的普遍懷疑,以及對非理性情狀的注意與思考。尼采、柏格森、叔本華、弗洛伊德在當時都有相當廣泛而深入的影響。
  基爾凱戈爾關于個人的觀點,給薩特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外,胡塞爾的現象學、海德格爾與雅斯貝爾斯的存在思想都給薩特以影響。尤其是胡塞爾的現象學說,為薩特提供了一種現實主義的理論方法。他的第一部小說《惡心》就是胡塞爾與海德格爾思想結合、深化的結果。
  總之,時代的情緒從各個側面,給予薩特以影響。他的長篇小說《惡心》和短篇小說集《墻》,就是這個時代不安情緒的代表人物的縮影。如果我們檢閱一下這些人物,我們就會發現,這是一群怎樣的人物肖像呢:惡心者、性欲反常者、娼妓、陽萎的男人、陰冷的女人、瘋人與瘋狂,等等,不一而足。它給你的深刻印象就是異化、怪誕與瘋狂:畫面之一,一個人突然發現自己喪失了人的外表,他從鏡中看到自己的臉,不再是人的臉;畫面之二,一個極端瘋狂者,命令一個娼妓光著身子走來走去,以滿足他變態的欲望;畫面之三,一個人面對死亡,汗流不止,而沒有知覺,甚至小便失禁也沒有反應。當你面對這一切的時候,你會作何反應呢?我相信,透過這些,你已經感受到了某種震撼人心的東西。
  在薩特看來,文學就是要向人們展示一個“文學的批判的世界和活生生的人的世界。”(注:見(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薩特傳》,黃忠晶譯,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頁。 )為人們如實地說明這個世界,并“對讀者展示他以前從沒有想過的事情。”(注:見(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薩特傳》,黃忠晶譯,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頁。)這樣的文學追求, 決定了薩特作品中的人物,必定是一些對時代趨向感覺敏銳的人,這樣的人也必定是敢于直面人生、正視存在的人:縱使被絕望吞沒,也決不后退的決絕者。至于那些扭曲、變態的人,在他看來,他們代表著個人怪癖被夸張了的所謂正常人。他用變態的人當作例子,目的在于用來說明他對于‘人的實在’的看法。因此,當你看到那些不能令人容忍的骯臟與丑惡的時候,你不要錯誤地認為薩特對骯臟、丑惡的東西特別感興趣,他之所以進行這樣冷靜而客觀地描述,目的在于能夠更本真地暴露我們現實的生活,加深人們對人生的認識和理解。
  其結果,就是不管我們愿意還是不愿意,我們都得承認本來把我們的生活打扮得益彩流光的世界正不動聲色地疏離著我們;我們曾努力追求的成功,卻原來毫無意義;就是能帶給我們美的享受的藝術,也不過是我們心中的一個美麗的幻影,不能尋找。我們帶著如火的熱情,嚴肅認真地追求崇高、追求幸福、并為之奮斗的事業,在死亡面前亦終歸幻滅。
  難道生活中就沒有可能慰藉我們的東西嗎?《惡心》中的主人公曾做過許多努力,不過終告失敗;《墻》中的人物,也沒有一個能走出來的。帕斯卡說:“我們都不免一死,而那與生俱來的不幸,以及那較弱的情境,悲慘得使我們每次仔細思量時,都覺得沒有可以慰藉我們的東西。”(注:《生活·境遇——薩特言談、隨筆集》,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150頁。 )我們就這樣神志清醒而又毫無希望地被困在“墻”中。
  “墻”,在薩特的文學創作中,是極富象征意蘊的東西。人的存在和他可能成為的東西之間存在著一面“墻”,無論你做什么,它都會等在你的前面,找機會把你封住。只要你停下腳步,它就會毫不遲疑地封住你,即使你有幸越過這面“墻”,但是它仍阻擋了一樣東西,那就是存在的意義。人們生活在“墻”中,如同地獄中的鬼魂一樣,沒有出路。人到哪兒去尋找出路呢?
      二、人是黑暗世界的光源——對強力的生命意志的追求(一)
  人的生存境遇令人如此絕望,人在這個異己的、跟他敵對的世界,成了孤苦無依的人。他身上僅存的,是生活的不幸帶給他的消除了恐懼、煩擾和憂慮的死的自由。這就是薩特在經歷痛苦之后,對人的吁求。
  二戰爆發之后,這一問題終于獲得徹底的解決。他開始對人的自由的意志進行了不屈的訴訟,這一根本性的變化,也把薩特的文學創作一分為二,顯示出與他初期創作的明顯不同。然而,這一根本性的變化也并非偶然,如果我們從他早期作品中進行尋找的話,并不難發現它的蛛絲馬跡。這就是在他早期作品中萌發出的,對強力的生命意志的追求。
  起初,薩特的思想沉浸在對自我精神的關注之中。調子低沉而又陰郁,“惡心”就是唯一可以用以概括的這種精神的體驗。它的音調如此低沉,以至淹沒了屬于生命的那個部分的存在,我們需要努力辨析,才能夠發現這個混沌的生命的一絲亮色,那就是在生命的啟發和感動下,對生命意志的追求。
  對于薩特文學作品《惡心》中所呈現出來的生命的亮色,法國現代著名文學史家、巴黎大學教授米歇爾·雷蒙先生曾在他所著的一部膾炙人口的杰作《法國現代小說史》中指出過。這是在與普魯斯特的小說《追憶逝水年華》的比較中發現的。在米歇爾看來,盡管《惡心》和《追憶逝水年華》都是個人的獨特經驗,“是一個精神上的旅程”,但二者卻有本質的區別。“對普魯斯特來說,個人的獨特的經驗乃是回憶中的東西;即現在與過去的疊合”,“由于時間的互相撞擊,普魯斯特從某一神圣時刻迸射出的一道光芒中頓悟到過去的時刻。或者,從展現在他面前的某一景象中,世界豁然開朗,發出燦爛奪目的光輝”,“他探求這個突然迸射出來的光輝的精神素質,努力設法去深入揭開這種魅力的奧秘。”而對薩特來說,“事物就是它呈現出來的這一切,其他什么也沒有”。即使有一些“美妙的時刻”,但是羅康丹自己并不明白。(注:米歇爾·萊蒙著《法國現代文學史》,徐知免、楊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盡管如此,生活還是在黯淡中迸射出生命的亮色,即使小說家要求它們黯淡無光,它們還是發出光彩,那就是無可言喻的,令人感動的生命意志——由音樂而來的生命的意志。“再過一會兒樂曲的疊句就響起來了;這部分是我尤其喜愛的,我也愛它的突然出現,向前直沖,象是懸崖伸出海面一樣。……這些音符的跳動是不知疲倦的,一道不屈不撓的命令使它們產生,也摧毀它們,永遠不讓他們有時間來再現,來獨立生存。它們奔跑,它們互相推擠,它們在經過時給我一下短促的打擊,然后消失……”
  其實,這跳動的音符之所以令我喜愛,“主要是為著這樣:它是許多音符在多么遙遠的過去犧牲自己的生命而使它誕生的。”因為它屬于生命,所以堅強無比,沒有什么能夠阻擋它充沛的生命。然而,這么堅強的東西又這么脆弱,幾乎生活中一絲很小的事情就能夠破壞它,真是令人驚異,令人感動。在這樣一個令人感動、令人驚異的生命面前,洛根丁第一次“在音樂之中”感受到了自己生命的沖動,他覺得自己的軀體堅硬起來,“厭惡”走得無影無蹤。在這生命力的最終迸發中,他的生命煥發出光彩:“如果我自己的生命就是構成旋律的物質,有什么樣的高峰我不能達到啊!”然而,這一主題在他的作品中太輕微了,每次我們遇到它,它都被我們輕輕地放過了,以致當它莊嚴地宣布一個基調和即將誕生未來的一切源泉時,誰也沒聽出這支曲子的旨趣所在:“我要試寫一本書……可是不要寫一本歷史書,……要寫另一種類的書。……必須能使人透過印出來的字和書頁,猜出某些不可能存在的、超出于存在之上的東西,……它必須象鋼鐵一樣美麗和堅實,它要使人們對自己的存在感到羞恥……”(以上引文見鄭永慧譯《厭惡及其他》)
  在叔本華震聾發聵的音樂注釋中,旋律,“只有旋律才始終具備富于意義并意味深長的連貫性……在旋律中(我們)認識到意志客觀化的最高境界,即人的縝密生活和抱負。”(注: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觀念的世界》。)
  “他決定離開布城,他又走進鐵路員工酒吧,想最后聽一次‘在這些日子里’。這在唱片旋轉的時候,他又隱約看到了一絲希望,一絲容忍自己的微薄希望。”(《厭惡及其他》)
  這一希望也許是微弱的,但卻來自他生命的內在要求,因而它又是珍貴的。這也是為什么他會懷著敬意注視著一個“按字母順序來讀書”的自學者的原因。
  在洛根丁之后,薩特塑造了《一個廠主的童年生活》中的呂西安·弗勒維埃。在某種程度上,呂西安被認為是洛根丁的反面。和洛根丁一樣,他敏感地意識到他自己的存在。在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中,他經歷了童年到少年時期一次又一次的心理危機。和洛根丁不同的是,呂西安沒有被不能自己的生命洪流所淹沒,而是憑靠那“健康的思想”保護了自己,他終于認識到,他有權力,這權力,不僅僅是自己存在的權力,而且有執掌父輩在費羅爾創辦的工廠的權力。這種權力和位置,在他出生之前,早就在陽光下、在費羅爾確定好了。他是法國人當中的一個廠主,一個威嚴的男子漢。這一發現使他心中情不自禁地升騰起生命的火焰,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在他胸中奔騰、突發,他終于靠自身的力量擺脫了那個被混亂和不安所攪擾的少年,從而主宰了自己的生命。
  盡管這不過是一次權利的冥想,然而正是冥思那流變混沌之物,呂西安得以置身其中,與其中獨特的,從而是無法表達的東西相符合。毫無疑問,這是一次生命意志的勝利,它的到來,使得呂西安的生命第一次迸發出光華閃閃的幻象。并使自身的生命無限制地膨脹、擴大……
  在呂西安之后,薩特作品中的人物的生命意志便如火山般噴薄而出,這也許是由于戰爭的緣故。在這一時期,薩特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強調他那著了魔的、無根的自由的意志,這使得他和尼采走到了一起。和尼采一樣,沙特是一個具有侵略性的人,他并不祁求覺悟,而是“忠于人世”,并要在這世界上有所作為。“在這不息的征服中”,“重現人的最高潛能和價值及自我超越的意志。薩特在這種對行動意志的最后訴求中,有一種同尼采秘而不宣的親緣關系。”(注:(美)威廉·巴雷特著《非理性的人》,段德智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62—263頁。)
  在薩特看來,人與自然物的根本區別,在于人具有意識,而意識的最大特征是:“它是自由的”。而自由就是對人的意志的召喚。人有“自由”去創造自己和自己的價值。反之,如果這種自為的存在否定或放棄上述自由,并心甘情愿采用現有的價值觀、或者選擇為他人、通過他人而生存,而不是自主地生存時,人就失去了這一自由;人生的錯誤,莫大于此!薩特認為,這是“壞的信仰”和“自主行為”之間的沖突。
  薩特為人們心甘情愿放棄這種自由而痛心疾首,他的譴責也很嚴厲。《死于葬身之地》寫于德軍占領時期,它意在告訴人們:即使在遭受折磨、面臨生命危險的情況下,人也有選擇的自由。這無異于說,在德軍占領時期,人們所作的各種錯誤選擇,也是不可原諒的。
  《禁閉》一劇,主要取材于二戰期間薩特作為戰俘經歷,與他人的關系。該劇是從另一個側面對喪失自我生命、喪失自由意志進行的一次無聲的譴責。在薩特看來,世界上有大量的人由于他們過于取決于他人的評論,從而使自己處于地獄之中。“他人是地獄”的情況的產生,正是由于人太依賴于他人。如果一個人完全依附于他人,那他就是猶如生活在地獄之中。盡管《禁閉》中的三位主角不是與我們一樣的活人,但是,如果我們囿于陳規陋習,為別人的判斷所苦惱,又不想改變自己的狀態,那也會雖生猶死。因此,以行動改變行動的重要性,即自由對人的重要性,便以對極端情境的考察而突現了出來:人,不管處在什么樣的地獄之中,都有砸碎它的自由,否則,人就是自愿入地獄。
  顯然,在這里,薩特已經給人的這種自由意志賦予一種嶄新的文化價值。如果說在《惡心》和《一個廠主的童年生活》中所體現出來的生命意志,是屬于宇宙及人的本質的一種向上的生命力,即一種盲目的、非理性的、永動不息而又不知疲倦的生命的沖動的話;那么,在這里,薩特則使這種生命意志得以升華,并具有嶄新的文化人類學的意義。即一種要使人從這被機械化的群體壓縮的狀態下提升出來,成為獨立自主的存在的意志。
  在人類極其漫長的文明史上,上帝、理性邏輯、歷史主義派定了個體的固定角色,因而扼殺了人的生命存在的本體價值。這種扼殺功能在人類社會中除了一般文化意識形態的毒化外,更是通過人與人關系的紐帶而得以實現的。換句話說,人類文化傳統對人的愚弄常常是通過人與人相互自欺實現的。人常常不能把握自己,常常試圖通過他人的眼光來折射出關于自己面目的真相,不得不取悅于他人而戴上為大家共同認可的人格面具。久而久之,這種假面的塑造力量甚至使我們自己也完全認同了自己呈現給他人看的面貌,從而完全剝蝕了自己的個體本性。薩特就要把人們從這種安之若素的迷夢中喚醒,讓人重新意識到自己的價值和使命。因而在這場對人的行動意志的最后訴求中,薩特便把它和道德連在了一起。
      三、擺脫一切羈絆的非道德主義——對強力的生命意志的追求(二)
  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中借查拉圖斯特拉之口,為自己的“沖創意志”定名時說:“每個民族懸掛著一張道德表,看,這是它的克服的標志,看,這是它的沖創意志的呼聲。”(注:見《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轉引自陳鼓應著《悲劇哲學家尼采》,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91頁。)
  在尼采看來,以生命去創造他的創造物,這就是生命為個體追求力量的最高感覺。盡管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目的與道德的典型,但有一件事是相同的,那就是它們都是沖創意志的創造物。
  對于薩特來說,尼采的觀點是適用的。因為他贊成他筆下的人物,靠自己的力量和行動,去規定自己的本質、自己的價值、自己的意義。他宣稱:“除掉行動外,沒有真實。”“是懦夫把自己變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變成英雄。”(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見《薩特文集》(Ⅲ),春風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270頁。 )“懦弱是造成一切怠惰,頹廢,妥協諸惡習之因,當今之世,人們應勇于否定現狀,勇于改造現狀,勇于肯定自我。”(注:見《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轉引自陳鼓應著《悲劇哲學家尼采》,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91頁。)這就是尼采建立的新的道德觀,也是為薩特所重申的道德觀。《蒼蠅》、《臟手》、《阿爾托納的隱居者》、《魔鬼與上帝》等一系列劇作,都是這一觀點的具體實踐。
  如果我們考察一下這幾部劇作的話,我們就會發現,這幾部作品無一例外都取材于二戰前后的現實生活,這些作品中的人物作為一個生命主體走進歷史,并在極端情境之下,進行著犯罪與贖罪、正義與道德的二難選擇。正如薩特在《蒼蠅》中指出的那樣,問題的癥結不在于犯罪與贖罪,而是一個人行了暴力,即使他自己也厭惡這個行為,但他愿意去接受他的責任,“去接受那項我們知道我們不管采取什么樣的對策都還是屬于我們自己的罪過”(注:《非理性的人》,第268頁。)。 面對這種情況,他該怎么辦的問題。這個問題是《臟手》中雨果的問題,是《阿爾托納的隱居者》弗朗茲的問題,也是《魔鬼與上帝》中葛茨的問題。這似乎是個道德困境。然而,薩特的意愿不是說教,而是把生活表現為震憾心靈的沖突,即人們時時都與象是有意和我們作對的境遇斗爭。薩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中指出:“生命被生活過了,它才有意義……它的意義也只是你所選擇的而已。”(注:(美)W ·考夫曼編著《存在主義》,陳鼓應、孟祥森、 劉崎譯, 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323頁。)因此,盡管這種沖突是人不愿面對、 也無力面對的,但它是對一個人的品格、勇氣的考驗,是一個人真正成為人之為人的開始,因而成為道德上的困境。盡管作為一個非道德主義者,薩特反對既定的價值,既定的道德規范,反對一種理想類型的道德標準,但道德上的困境仍蘊含在其作品之中,因為倫理道德對于一個自覺的人說來,是人類處境中最重要、最持久的,非道德主義者并不是不講道德,不要道德,而是由于不相信世界上存在什么至高無上的主宰,而提出的一種對處境中的人的存在負起責任的倫理學。他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這篇著名的演講詞中宣稱:“道德的選擇與一件藝術品的構成是可以相比擬的。”這句話應該被我們很好地理解。
  為什么說:“道德的選擇與一件藝術品的構成是可以相比擬的”呢?薩特解釋道:“我之所以提到藝術品,只是作為一個比較而已。明白了這一點,當一個藝術家畫一幅畫時,會有人因為他沒有根據先天建立的原則而責備他嗎?會有人問他要畫的是什么畫嗎?正如每個人都知道的,這并沒有什么先天的美學價值,但在創造的過程中,在創造的意志和完成的藝術品之間,價值就會出現。沒有人可以說出明天的繪畫是什么樣子,只有在畫成之后,我們才能夠評斷它。這和道德又有何干?我們也處在和這相似的創造處境中。我們從來不說一件藝術品是不負責任的。當我們談論畢卡索的畫時,我們知道得很清楚,這畫是他畫這畫的時候變成這樣子的,而他的畫就是他整個生命的一部分。”(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見《薩特文集》(Ⅲ),春風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頁。)
  對道德和藝術作這樣的類比是激動人心的,因為這意味著它將包蘊整個人類,和生命相似。在另一方面,它也揭開了薩特作品中主人公面臨道德困境所作出的選擇的全部秘密。盡管薩特聲稱自己并不是在提倡一種直覺的道德,但是,在他的作品中我們所看到的,個人作為一個生命整體,其個人的主體性在其中的絕對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沒有神,也沒有命定,只有人。這就是薩特在其劇作中所要表達的。盡管所犯下的罪惡“超出天性,違反天性,無法辯解”,但他們依然毅然決然地背負起這生命的重負,除了靠自己,不再依賴任何人。薩特曾借厄瑞斯特斯之口宣稱:“我命中注定除了我自己的意愿以外,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我不會返回你的自然,我卻只能走我自己的路。因為我是一個人。”正是這樣一種精神,厄瑞斯特斯、葛茨、雨果、弗朗茲都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責任,盡管痛苦吞噬著他們的心靈,甚至改變了他們的模樣,但是這并不能使他們屈服,他們因背負著不能背負的沉重而愈顯神圣;這不可言喻的痛苦,也使他們第一次能夠真實地面對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感覺到生命的真實與沉重。盡管這一選擇令人恐懼,甚至焦慮,但是他們還是扛起自由這付沉甸甸的重担,走向生命的遠方:你看,俄瑞斯忒斯不是已在我們的前面召喚著大家嗎?雨果也面對槍口,破門而出,大呼“不可回收!”也許,他們的努力不過是滄海一粟,很快會被淹沒,然而,他生命的閃光卻預示著未來人的一線希望,預示了未來人那片光華閃閃的曙光!因此,悲劇也許并不是壞事,也許它比幸福和歡樂更加賞心悅目,更加富于生命力和推動力。簡言之,這是一種勝利,人類品格的勝利。優美的悲劇并不使旁觀者充滿無限的懊喪,而是讓他懷有一種驚奇感和對光輝成就的喜悅。我們因人類的精神戰勝了一切邪惡和道德上的災難,寧靜地面對結局而感到自豪。雖然命運的重負在身后飛舞,但他仍要向前,因為他知道,精神比命運更高貴更崇高。
  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中薩特這樣說:“人必須掌握真理。”但是,“在能找到任何真理之前,人必須有一個絕對真理,而這種簡單的、容易找到的、人人都能抓住的真理是有的,它就是人能夠直接感到自己。”(注:見秦天、玲子編《薩特文集》(Ⅲ)。)這種具體真理之上的“絕對真理”不是指的別的什么,而僅僅是指人的尊嚴。而道德,唯一可能的道德便是一種具體存在的道德,在這種具體存在中,人通過介入作出自認為積極的選擇,但是我們絲毫也不能事先得知這種選擇將一定是積極的。這樣,人會冒永久沮喪的風險,這時,他在他的偉大而痛苦的財富中,安于人和自由的處境,這種處境并不會使他失望而將他不停地拋向永遠被超越和征服的未來。
      四、反思的自我——以個體的生命為參照,引導每一個人認識自我的真正份量的文學追求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看到,薩特所強調的生命,是一個敢于正視自我存在和自我命運的生命;是一個肩負責任和使命并能夠賦予個體生命以價值和意義的生命;也是一個空前強調個人的主體性的生命。在西方文學史上,從不曾有人像他這樣對人抱有這么高的期望。他不僅從文化、歷史去關照人、關照人的個體生命,而且還從文化人類學的高度去觀照人的生命個體,毫無疑問,他的影響是深遠的。
  讀薩特的作品,我們往往有這樣的感受,好像是與他及其作品中的人物一起感受生活,而且以同樣的方式感受同樣的東西。他不去向你灌輸自己的思想,而是讓你象他那樣感受之后再那樣想。之后,你一定會為自己所產生的思想而興奮不已;而認為這一切全是自己思想得來的。其實,這正是薩特文學作品的魅力所在。他把人們通常在接受別人宣講新思想時,伴著渴望理解的那種“抵抗本能”,完全巧妙地粉碎了。這也正是薩特作品所具有的獨特的反思的魅力。他把人物置放在當下感覺的純真狀態,通過人物對自我當下狀態本真的表露,揭示出存在的真實面貌,引發人們的認識和思考。洛根丁、呂西安、雨果、瑪第厄、瑪爾賽拉、俄瑞斯忒斯……,都是這一思想的代表。
  可以說,在薩特的作品中,我們幾乎找不到他的人物不用思考就采取行動的例證,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之所以選擇了這樣而不是那樣的生活,他們都有自己充分的理由。而且,這些理由都是以他們個體生命為體驗而獲得的。他們的經驗,似乎已成為人類經驗存在的唯一事實。這些人物,用巨大的智慧武裝起來,并以無比真誠地勇氣坦露自己、追求人生。可以說,當我們合上書本的時候,他們的事跡也許隨著時間的推移被我們淡忘了,但他們那種真誠而獨特的思考方式,卻早已深深地扎根在我們心中,在他們身后,我們也成了充滿反思精神的智者。當我們面臨選擇時,我們也將以同樣的方式作出判斷,并進而作出屬于我們自己的抉擇。
  “我們所肯定的一切,都是我們所思想的結果。”(注:(美 )W·考夫曼編著《存在主義》,陳鼓應、孟祥森、 劉崎譯, 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41頁。)沒有比W ·考夫曼用佛陀這句更為根本的格言來概括薩特思想的精髓更值得稱道的了。在世界文學上,很少話能象這句話一樣地具有沖擊力。所有人辯解都是不可取的,沒有神應為人的環境負責,也沒有原罪。同時,遺傳、種族、階級、父親、母親,并不是人的決定力。錯誤的教育方向以及教師、甚至沖動或性向、情意結成童年創傷等等都不能為人的環境負責。人是自由的,但他的自由不似啟蒙時期那種光榮的自由,它不再是上帝賜予的。人再次獨立于宇宙之中,為他自己的境況負責,也許立于一低下的狀態,但他能自由地高于眾星之上。
  的確,人是一個有意識的生物,因而他不是一個物,不是一個東西,他就是他的生命,他必須在不同的行為方式中作出選擇,必須在頭腦中權衡一下各種可能的行為方式,并要為他之所是承担起全部的責任。“同理性主義的傳統相反,現在我們知道,使人之為人的并不是他的理性,而毋寧說理性是那真正使他成為人的東西的結果;因為正是人的存在這個自我超越著的自我鍛造了理性,使它成為自己的籌劃之一。人的理性就其本身而言也特別地具有人性(很可能跟他的藝術和宗教一模一樣),因而也應當受到尊重。”(注:(美)威廉·巴雷特著《非理性的人》,段德智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296頁。)薩特文學創作的意義正在于此。正像薩特指出的那樣:“我們不是完整的人。我們正在為確立人的關系和人的定義而努力掙扎。……我們處在前期,我們應該是人或者我們的后來者將成為人,我們正在趨向這個目標。我們把人道主義作為我們身上最好的東西來體驗,就是說把它作為我們為超過我們自己,為抵達人的圈子而做的努力。這樣我們就能通過我們最好的行為來預告人的出現。(注:見1980年3月《新觀察》, 轉引自《薩特研究》,第131頁。)毫無疑問,通過他的作品,他取得了成功。
北方論叢哈爾濱70~76J4外國文學研究劉曉榮19991999正視人、正視人的存在、關心人的精神狀態及心理發展趨向,是現代藝術的首要特點。薩特的可貴正在于他能夠以個體生命為體驗,對人的生存、人的生存的真實境遇作出本真而深刻的描寫。然而,這還不是薩特作品獨具魅力的全部。薩特作品的魅力更在于它是精神和智力上的:這就是對人的行動意志的訴求和對反思的自我的追求。對人的行動意志的追求,使薩特與尼采走到了一起;對反思的自我的追求,使薩特的人物魅力巨大而且意義深遠。無論是道德還是藝術,在薩特那里始終具有與生命相同一的意義。因之而賦予薩特的文學創作以嶄新的文化人類學的意義。作為一種人文理想,薩特的貢獻不僅僅在于他砸碎了一切束縛人的規范的羈絆,而且在于,他讓他作品中的人物體驗并實踐著這一理想,并給他的人物以自由選擇的力量。在世界文學史上,還沒有人像他這樣對人抱有這么高的期望,也沒有人像他這樣,用自己的作品,為預告人的出現進行著不懈的努力。薩特/文化人類學/非道德主義作者單位:哈爾濱師范專科學校 黑龍江·哈爾濱150080 作者:北方論叢哈爾濱70~76J4外國文學研究劉曉榮19991999正視人、正視人的存在、關心人的精神狀態及心理發展趨向,是現代藝術的首要特點。薩特的可貴正在于他能夠以個體生命為體驗,對人的生存、人的生存的真實境遇作出本真而深刻的描寫。然而,這還不是薩特作品獨具魅力的全部。薩特作品的魅力更在于它是精神和智力上的:這就是對人的行動意志的訴求和對反思的自我的追求。對人的行動意志的追求,使薩特與尼采走到了一起;對反思的自我的追求,使薩特的人物魅力巨大而且意義深遠。無論是道德還是藝術,在薩特那里始終具有與生命相同一的意義。因之而賦予薩特的文學創作以嶄新的文化人類學的意義。作為一種人文理想,薩特的貢獻不僅僅在于他砸碎了一切束縛人的規范的羈絆,而且在于,他讓他作品中的人物體驗并實踐著這一理想,并給他的人物以自由選擇的力量。在世界文學史上,還沒有人像他這樣對人抱有這么高的期望,也沒有人像他這樣,用自己的作品,為預告人的出現進行著不懈的努力。薩特/文化人類學/非道德主義
2013-09-10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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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恩,字賓四,江蘇無錫人,歷史學家,儒學學者,教育家。錢穆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有良好觀感,認為中國傳統政治非但不是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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