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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察·贊頌·同情  ——《聊齋志異》反映的中國農民問題
體察·贊頌·同情  ——《聊齋志異》反映的中國農民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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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反映農民生活作品的縱向審視
  在中國文學史的長河中描寫田園風光,反映農村生活的詩人、作家是不乏其人的,但能象蒲松齡那樣廣泛、深刻、全面反映農村社會生活,農民喜怒哀樂的作家卻是極為罕見的.田園詩人無疑是以田園風光,農村生活為創作題材的,但是大多數都是站在農村生活之外,以旁觀欣賞的角度來描寫農村生活,很少有人象蒲松齡那樣站在農村生活之中,以自己切身感受來反映農村社會問題.陶淵明是擯棄官場,親涉農事的田園詩人,他描繪了幽美恬靜的田園風光景色,抒寫了田園勞動生活,也描寫了農村生活的凋弊和自己困窘的處境,衷達了自己怡然自樂的感受和自己內心深處的苦悶和悲哀。但是,他所描寫的田園幽美恬靜的風光,農民平和古樸的生活是作為污濁的世俗、黑暗的官場的對立面來描寫的,田園越美好,農民越純樸,就顯得世俗官場越丑惡,所以,不能把陶淵明詩中的田園生活看成是當時農村的真實情況,其中更多是他對人類美好生活的憧憬。盛唐出水田園詩派代表詩人也是如此。孟浩然的田園詩主要描寫農村風光的寧靜明秀,農家生活的簡樸,農民的熱情,但寫的只是農村生活的表面現象,并沒有深入到農村生活中去.而王維的山水田園詩創造出幽清靜秀、空明閑適的境界,在表達詩人主觀情思的同時蘊含著無欲、無執的憚意,反而不如陶淵明對農村生活表現的深人了。到了南宋的范成大才擴大了陶淵明以來田園詩所表現的內容,“使脫離現實的田園詩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氣息。”)錢鐘書《宋詩選注》)范成大不僅描寫了農村的自然風光,農民的勞動生活,更深刻的是他揭露了封建統治者對農民的剝削和掠奪,但又不及蒲松齡對農民的那一腔熱情。此外,杜甫、聶夷中、杜荀鶴、陸游、辛棄疾、鄭燮等人都有表現農村生活的作品,但只反映農民生活的一個側面,不及蒲松齡表現得那么深刻,那樣全面。
  至于中國古代小說,自魏晉南北朝以來,雖然浩如煙海,可是表現農民生活的小說卻是鳳毛麟角。晉代干寶《搜神記》中的《董永》是較早以農民生活為題材創作的志怪小說,董永“與父居,肆力田畝”,后父死,為盡忠盡孝,賣身為奴來葬父,天帝感其忠孝,令織女下凡,與其成婚,“助君償債”。雖反映了農民的家境貧寒,農民的憨直,勤勞、誠實,但更多的是反映了作者的仙凡相通,人神感應,因果報應的宗教迷信思想。《隋書·經籍志》題為晉·陶潛所撰的《白水素女》是通過青年農民謝端的遭遇,寫出了東晉社會的不合理。謝端“夜臥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晝夜”,但仍窮困不堪,娶不起妻子。一天,他拾一大螺,放于甕中,原來大螺是天河中的白水素女,感于謝端的勤勞質樸,特來幫他“守舍炊烹”,“居富得婦”。這是一個優美動人的神話故事,表現了人們對美好情感和生活愿望的追求,通過美麗的幻想,肯定了忠厚老實的勞動者應該獲得幸福美滿的生活。《荊楚歲時記》中載的牛郎織女的故事,在我國幾乎家喻戶曉,雖然在流傳過程中情節各異,但其主題都是反映封建統治者對青年男女婚姻愛情的壓抑。明代@①凌初的《何道士因術成奸,周經歷因奸破賊》是寫明代農民起義女領袖唐賽兒的。唐賽兒起義在明代“正史”中有記載:“十八年,蒲臺妖婦唐賽兒反。命(柳)升與都指揮劉忠將京軍往剿,困其寨。升自以為大將,意輕賊。賊乞降,信之。夜為所襲,忠中流矢死,賽兒遁擊。及明始覺,追獲其余黨百余人……”(《明史·柳升列傳》)在《明史》中都沒有污蔑唐賽兒的記載,而其結局是安然“遁去”。而凌@①初卻把唐賽兒寫成“騷托托,做妖撒妖”的淫婦,她“飛沙走石,驅逐虎豹,變化人馬”,攻城略地,殺人如麻,最后因奸,被她的情夫“朝著賽兒項上剁下一刀來,連肩斫做兩段。”這顯然是對農民起義歷史的歪曲和誣蔑,更談不到正確地反映和評價了。
  《水滸傳》是第一次對封建社會農民起義作廣泛深入地反映,第一次正面歌頌農民起義的長篇小說。但在梁山泊一百單八將中真正農民出身的好漢卻只有三人,陶宗旺是“莊家田戶出身”,李逵是佃農出身,后來做了小牢子,張青是菜農出身。而梁山泊以外的農民,即莊客(莊主的雇傭)、莊戶(交納田租的農戶)則被寫成昏昏噩疆,愚昧麻木,淺薄無知的平庸之輩。唯有鐘離老人是一個例外,鐘離老人是祝家莊的農民,梁山之外唯一的一個有“仁德之心”的“善心良民”。在危急時刻,他給來祝家莊偵察的石秀指明迷離復雜的盤陀路,使石秀脫險。其余的皆是鄙陋不堪的“村蠢鄉夫”。李逵的胞兄李達,是地主的長工,當李逵回鄉接老娘上山快活時,他不念骨肉之情,卻跑去官府告發。《水滸傳》中給農民起的名字也帶有明顯的侮辱性,什么長王三,矮李四、慢八百、笆上糞、屎里蛆、米中蟲、飯內屁、鳥上剌等。至于對農民形象的描寫則更加丑陋不堪,“村中壯漢,出來的勇似金剛;田野小兒,生下地便如鬼子。”“更有村姑農婦……仰著黑泥般臉,露著黃金般齒,呆呆地立著”,他們沒有是非觀念和人格個性,唯莊主之命是從,不分好人歹人,不管好事壞事,只要“主子”一聲令下,便一擁而上。趙家莊的莊客不明真相,便同魯智深廝打;毛太公的莊客隨著主子便把跟自己同樣處境的解珍、解寶繪綁了。完全是一群沒有文化,沒有修養,沒有主見,沒有思想,喝呼起哄,打架斗毆的“烏合之眾”。這顯然是作者懷有輕蔑農民的思規感情,在《水滸傳》這樣一部輝煌巨著中歪曲了農民形象。
  直到蒲松齡《聊齋志異》的出現,才塑造出色彩繽紛,千姿百態的農民形象,這些農民形象表現出來的智慧、才能、膽識和人物心靈深處的內在情操美,放射出從未有過的耀眼的光輝。
      二、對農民生活真實而廣泛地表現
  在《聊齋志異》中蒲松齡有近三十篇作品是以農村生活為題材,以農民為主人公進行創作的,是中國古代作家寫這一題材最多的作家,在這些作品里真實、廣泛、深刻地反映中國封建社會末期農村的社會生活,農民的人格力量,農民的辛酸和苦難。
    (一)農民的人格和才能
  自宋代以來,城鎮逐漸繁榮,商業經濟也起來越發達,逐漸形成了一個財力雄厚的商人階層,市民也逐漸形成了一個重要的社會力量,城鎮與農村,市民與農民差別也越來越擴大了,不只是統治階級,就是在一般市民中也形成了一種重城輕農,歧視農民的社會偏見。蒲松齡卻獨具慧眼,根據他對農村生活的切身了解,對農民品質的深切體察,由衷地贊頌農民的偉大人格、超人的智慧和才能,表現出他對農民的關心和贊頌,這就遠遠地超出了他以前或同時代作家的眼光。
  在《張氏婦》中蒲松齡熱情歌頌了一位大智大勇的農村婦女。“甚于盜賊”的清兵,在征伐三藩的戰爭中,清兵所到之處“雞犬廬舍一空”,婦女皆被奸污,時值淫雨,農田積水為湖,許多婦女匿于農田水域,清兵竟裸體騎馬,入水搜淫,婦女很少有能逃脫的。張氏婦竟“公然在家”,用自己的聰明和才智,機警巧炒地保護了自己,懲治了兇暴淫邪的清兵。
  “有廚舍一所,夜與夫掘坎深數尺,積茅焉;覆以薄,加席其上,若可寢處。自炊灶下,有兵至,則出門應給之。二蒙古兵強與淫,婦曰:“此等事豈可對人行者!”其一微笑,啁@②而出。婦與入室,指席使先登,薄折,兵陷。婦又另取席及薄覆其上,故立坎邊,以誘來者。少間,其一復入。聞坎中號,不知何處,婦以手笑招之曰:“在此處。”兵踏席,又陷。婦乃益投以薪,擲火其中。大火熾,屋焚,婦乃呼救。火既熄,燔尸焦臭。人問之,婦曰:“兩豬恐害于兵,故納坎中耳。”
  張氏婦就這樣不動聲色,沉著從容地懲治了兩個兇狠似狼,愚蠢如豬的清兵。對付這兩個蒙古兵,她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使其分別陷于坑中,然后,果斷地焚屋滅跡,是何等的膽大心細,不失為大將風范。但大兵所至,非一日可盡,張氏婦又無所畏懼去離村數里,無樹林的大道旁,在烈日下做針線活,即使有清兵乘馬“頃刻數至”,因“無一處可蔽身”,所以,張氏婦“數日無患”。一日,一無恥已極的蒙古兵,“就烈日中欲淫婦”,張氏婦不懼不慌,從容鎮定,剎那間,就想出絕妙辦法來對付這個禽獸:
  “婦含笑不甚拒。隱以針刺其馬,馬則噴嘶,兵遂縶馬股際,然后擁婦。婦出巨錐猛刺馬項,馬負痛奔駭。碥縶股不得脫,曳馳數十里,同伍始代捉之。首軀不知處,碥上股,儼然在焉。”
  對付這個蒙古兵,她先“含笑不甚拒”,來麻弊對方,使其放松警惕,然后“以針刺馬”,迫使兵將馬拴在自已大腿上,此時,張氏婦突出奇策,巨錐刺馬,結果使這個蒙古兵粉身碎骨,這一連串動作,應付得輕松自如。張氏婦為維護自已的人格,表現出了不凡的膽識,超人的才能,無怪乎蒲松齡熱情地贊頌張氏婦:“巧計六出,不失身于悍兵,賢哉婦乎,慧而能貞!”
  《于江》則是一篇感天動,泣鬼神的農村少年英雄故事。小說塑造了一位堅定老練,勇敢機智,為父復仇,為民除害的于江的形象。于江年僅十六歲,其父宿田間,夜為狼所食。他為報父仇,持鐵錘,夜眠父所。狼果來“搖尾掃其額,又漸俯舐其股”,他都鎮定沉著,佯死不動,意在引誘狼,而不為狼的兇殘所動,這樣他伺機連斃兩狼,可見他的勇敢機智,老成持重。但是,他中夜小睡,夢見父親,得知食父者乃一白鼻巨狼,而非向斃兩狼,他便決心除惡務盡,后接連三日,他日返夜往,終于等到了白鼻巨狼,所遇境況較前者更為兇險:
  “忽一狼其足,曳之而行。行數步,棘刺肉,石傷膚,江若死者,狼乃置之地上,意將腹,江驟起錘之,仆;又連錘之,斃。”
  在斃白鼻巨狼的行動,顯得于江更有謀略,更堅定勇敢,更沉著老氣,即使是強壯有力者,也很難做到這樣,這是一位令人欽佩的、奇偉的、智勇雙全的少年英雄形象,蒲松齡也為于江的至誠精神所感動,所以,他由衷地贊頌:“農家者流,乃有此英物耶?義烈發于血誠,非直勇敢,智亦異也。”《牧豎》也是寫農村少年的智慧,兩個放牛娃入山至狼穴,各捉一小狼登樹、兩樹相去數十步,大狼至,一放牛娃于樹上扭“小狼蹄耳故令嗥”,大狼“怒奔樹下,號且爬抓”。另一放牛娃在另一樹上用同一辦法使小狼鳴急,致使大狼輾轉奔趨于兩村之間。
  “口無停聲,足無停趾,數十往復,奔漸遲,聲漸弱,既而奄奄僵臥,久之不動。”
  兩個放牛娃下樹觀看,竟氣絕而死。兩個少年同惡狼相比,無疑是個弱者,卻能運用自己的才能和智慧,令惡狼又怒又急,往復奔趨,且絲毫奈何不了自己,終使惡狼痛子奔號而死,這種以弱勝強,以柔克剛的謀略不能不說是高明的。《斫蟒》又表現了農民遇險不驚,生死相顧的無畏精神。胡田村的兄弟二人進山砍柴,遇巨蟒,走在前的兄長為蟒所吞,弟稍驚,即奮斧怒砍蟒首,蟒傷仍吞不已,弟即兩手持兄足,拚力與蟒相爭,終于將兄拉出,背兄至家,將息半年才痊愈。這種禍變當前,災難臨頭時兄弟之間的禍福同當,生死與共的真誠情誼,蒲松齡給予高度贊揚,實際上是開掘了農民心靈深處的情操美。
  《農婦》又是從日常生活的角度反映了農村婦女獨立自強,豪爽自快,是非分明,正義果斷的品質。一農婦勇健如男子,“與夫異縣而居”,自己在農村獨撐門戶,生活有贏余,則周濟貧團者,又常“為鄉中排難解紛”。令人稱奇的是產后當日就能“肩荷釀酒巨?Y”,“負重百里余”。可見其獨立自強的生活能力。她同附近尼庵一尼姑關系密切,結為姊妹。后來聽說此尼有穢行,便“忿然操杖,將往撻楚”,被眾人勸住。一日,途中偶遇,則當面責打之。真是豪爽正直,疾惡如仇,堪稱女中丈夫。
  蒲松齡還歌頌了農民敬老愛幼的美好品德與情操,特別肯定了至誠至孝的人間真情。在《孝子》中贊頌了“事母至孝”的周順亭,其母“股生巨疽,痛不可忍,晝夜頻呻”,周廢寢忘食,撫肌進藥,數月不愈。后聽人說“非人膏涂之不能愈”。則以利刃割下自已一片名肉,烹肉制膏,涂母創處,母疽不久即愈。蒲松齡認為這樣的孝子才知人間之真情。《水災》中蒲松齡描寫的一對至誠至孝的農民夫婦更令人感動。康熙二十一年山東“雨暴注,徹夜不止,平地水深數尺,居廬盡沒”。一農民拋下了兩個兒子,同妻子挽扶老母,避向高坡,待回顧村中,已經變成了一片澤園。這對農民夫妻雖惦念兩兒,但仍精心伺奉老母。待水落歸家,兩兒竟“并坐床頭,嬉笑無恙”。本文最后蒲松齡說:“茫茫大劫中,惟孝嗣無恙,誰謂天公無皂白邪?”這雖表現出因果報應的思想,其精神實質仍是贊揚農民高尚的人格和人間的真情。
    (二)農民的反抗與復仇
  蒲松齡生活的時代是個大動亂的時代,是人民經受巨大苦難,無窮浩劫的時代,盡管經過康熙的努力,社會秩序逐漸穩定了,但處于封建社會末期,各種社會矛盾仍極其尖銳,已透露出不可救藥的信息,清統治者還血腥鎮壓了人民的起義和反抗。山東謝遷、于七領導的農民起義也被殘酷鎮壓,成千上萬的無辜的農民都慘遭“炎@③之禍”,“碧血滿地,白骨撐天,捐給棺本,材木一空”,蒲松齡雖反對農民起義,但他對清統治者的壓迫和鎮壓是憤慨的,對被屠殺者充滿同情。另外,當時政治腐朽,大小官吏貪婪荒淫已成為風氣,賦稅嚴重,權豪惡霸橫行,水旱災害,赤地千里,農民生活極其痛苦,這樣一個充滿痛苦、壓榨、憤怒、抗爭的,矛盾百出的時代氣氛,蒲松齡是目睹身受的。
  在《野狗》、《公孫九娘》、《宅妖》等篇中蒲松齡雖然沒有正面描寫清統治者對山東農民起義的血腥鎮壓和屠殺,但作為一種時代背景,小說的情調格外悲戚沉重,充滿著凄慘苦痛的氣氛,小說中的人物也是凄楚哀婉,滿腔怨恨,敘述語言也充滿血腥味,隱曲而又鮮明地透露出對大屠殺的不滿,對“連坐被誅者”的同情。
  《@④石》就直接寫了一位王姓農民的反抗。王姓農民原為刑部官員家的庸人,因不堪其壓迫,便逃入深山,以松子、白石為食,數年后,竟“遍體生毛”。此農民寧肯在深山與禽獸為伍,過著“白毛女”似的生活,也不肯忍受世間權勢者的壓迫,其反抗精神不謂不強烈。而《竇氏》蒲松齡則濃彩重筆刻化了一位農村的復仇女性。竇氏是一位連姓名都沒有的天真純樸而又美麗的十六七歲的農村少女,豪紳地主南三復避雨到竇家,竇父“殷勤泛掃”,“進酒烹雛”熱情地招待他。他發現了屋中“端妙無比”的竇氏,便動了邪念。此后,便“時攜肴酒”造訪竇家,因南三復常來,熟悉了,竇氏也就“不甚忌避”了。一日乘竇父不在,南三復又來了,向竇氏表示“倘獲憐眷,定不他娶”。并“指矢天日,以堅永約”。天真無邢的竇氏懷著一片癡情失身于這個狡滑的心懷叵測的地主之手,而墮入了災難的深淵。后竇氏懷孕“產一男”,遭父痛打,竇氏尋南三復,南閉門不見,并告戒門人勿納入內,結果:
  “女倚戶悲啼,五更始不復聞。質明視之,女抱子坐僵矣。”
  竇氏在豪紳地主的欺騙,折磨之下而慘死了,竇父告官,又因南三復向官府行賄千金而得免。
  就常理而言,人死了,一切恩恩怨怨也就結束了。但是,竇氏不甘心這樣白白地屈死,她的鬼魂以超人的神力向仇人討還血債,竇氏屈死之日,正是她向南三復復仇的開始之時。南三復先娶一“大家”的娟好女子為妻,不久,新娘便溢死于后園桃樹上,當南的岳父和南三復同來到新房中,卻見新娘安然坐在屋里,新娘聽見南三復的說話聲:
  “色暴變,仆地而死。視之,則竇女也。”
  這是竇女的第一次復仇。從此,南三復家道衰落,數年沒有人家敢嫁女于他,只好“遠于百里之外聘曹進士女”為妻,新婚后,南三復又見:
  “女俯頸引帶,神情酷類竇女,心中作惡,第未敢言。”
  天黑時,新人“引被障首而眠”。南三復掀被問女,“女已奄然冰絕”。床上新人竟然變成一具冷冰冰的女尸,又使當地人們“相傳為異”。恰逢此時有姚孝廉之女新葬,隔宿遭盜破棺失尸,聽到南家異聞,便到南家察看:
  果其女,南三復以“發冢見尸”的罪名,被判處死刑,這是竇女的第二次復仇。一個被欺騙、被迫害致死的農家少女,用鬼魂復仇的方式,在幻域世界,嚴懲了南三復,十分快意地為自己復了仇,表現了她至死不渝的頑強反抗精神,復仇的過程看似酷烈些,但蒲松齡認為南三復“始亂之而終棄之,非德也;況誓于初而絕于后乎?撻于室,聽之;哭于門,聽之,抑何其忍!而所以報之者,亦比李十郎慘矣!”
  《聊齋志異》不只寫了農民個人孤立的反抗復仇行動,更難能可貴的是還寫了集體的代表正義力量懲罚貪官污吏的反抗復仇行動。在《夢狼》中如狼似虎的貪官白甲,上京赴官時,剛剛離境,即遭寇阻,白甲欲傾囊獻出所貪財寶以求免,諸寇堂堂正正,義正詞嚴地說:
  “我等來,為一邑之民@⑤冤憤耳,寧為此哉!”
  說完,便砍掉白甲的頭。《續黃梁》中那個把朝庭弄得“污氣冤氛,暗無天日”,并且殘酷地“荼毒人民”,致使“野無青草”的曾孝廉在充軍云南路上,也遭各操利刃的群盜所阻,曾孝廉長跪求免:
  “群盜裂眥宣言:‘我輩皆被害冤民,祗乞得佞賊頭,他無索取。’”群盜“以巨斧揮曾項,覺頭墮地作聲。”
  這里所說的“諸寇”、“群盜”大多是走投無路,求告無門的破產農民,蒲松齡注意到了這些被壓迫者的集體反抗和復仇行動,前面說過蒲松齡是反對農民起義的,但從文中可見蒲松齡對懲治貪官污吏的集體反抗和復仇行動是抱充分肯定態度的,蒲松齡在時代的大黑暗中在農民身上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這種眼光是極其難得的。這同他懲治害民虐民的貪官污吏,懲治為害鄉里的惡人的一貫態度是相一致的,他在《伍秋月》篇末曾說:
  “余欲上言定律:凡殺公役者,罪減平人三等,蓋此輩無有不可殺者。故能誅鋤蠢役者,即為循良;即稍苛之,不可調虐。”
  這種感情必然影響到他對農民個人或集體懲治貪官污吏,懲治土豪惡役的態度,所以,在《聊齋志異》中出現上述描寫是毫不奇怪的。
    (三)農民的可愛和自尊
  蒲松齡對社會生活中善與惡、美與丑都有自已的道德評價,對生活理想有著自已的探索和追求,難能可貴的是蒲松齡能從家庭日常生活和田間勞動這個人們最習見、最普通、最平凡的社會生活的一隅,寫出農民的可愛和自尊。
  農民中許多人都迷信天命,相信鬼神,對狐仙崇人更是深信不疑。偏有那么一些農民不畏奸邪,不懼鬼神,更敢于驅狐、捉狐,他們的所做所為,顯得十分可愛。《農人》就寫了這樣一位豪爽詼諧,憨態可掬的農民。這位農民在山下耕地,其妻用陶器送飯,器中余粥總是被偷吃,農民心疑,潛藏窺視,見一狐探首器中,農人荷鋤力擊,器囊狐頭不得脫,狐急觸器令碎,越山逃去。后數年,此狐祟山南一貴家女,請巫師道士百術驅之不去。貴家女從狐口中得知,此狐獨懼山北農人。女父遣人請來農人,農人著當年衣,入室即作鋤地狀,并虛張聲勢,大聲斥責:
  “我日覓汝不可得,汝乃逃匿在此耶!今相值,決殺不宥!”
  狐嚇得哀鳴于室,抱頭鼠竄而逃。此農民先是對偷食的狐無所畏懼的猛擊,后是扮作當年之狀,聲色俱厲,恫嚇這個受驚之狐。這位農民,急人所難,勇于驅狐,幽默詼諧,憨態可掬,實是可愛。《狐入瓶》寫一村婦用計捉狐,更是可敬可愛。萬村一農婦為孤所崇,驅遣不去,非常憂慮。但這位村婦在禍患面前,一不求神,二不問鬼,而是細心觀察,終于發現一旦村婦的丈夫歸來,狐就藏入門后的瓶中。一日,狐又竄入瓶中,村婦急以棉絮塞住瓶口,放入鍋中“@⑥湯而沸之”,狐熱得在瓶中急號,婦不語,久之無聲,村婦“拔塞而驗之,毛一堆,血數點而已”。這位村婦在遭狐祟之災時,不驚不慌,不急不燥,從容不迫,用自已的力量,靠自己的智慧,嚴勵地懲罚了祟人之狐,真可謂有膽有識。
  《青蛙神》是一篇貌似荒誕神怪故事,實際卻是繪聲繪色的家庭生活小說。蒲松齡塑造了一個自尊自強而有骨氣的青年農民形象。我國江漢流域有青蛙神祟人降災的傳說,一旦觸犯神怒,家中幾榻,墻壁皆是青蛙,甚至赴湯蹈火,跳入飯中,弄得家人惴恐。殺牲祭禱,神喜則已。薛@③國是楚地青年農民,因聰慧,恣容美,為青蛙神看中,欲將女兒十娘嫁給他,薛父敬畏青蛙神,不敢以異類相拒。婚后不久,婆媳間便發生了矛盾,十娘整日凝妝端坐,不操女紅;@③國的衣履,乃靠母親操勞,母親十分不滿,便對@②國訴說:“兒既娶,仍累媼!人家婦事姑,吾家姑事婦!”十娘聞聽也使性任氣,反唇相譏,且又盛氣凌人,認為自己入薛家以來,“田增產,賈益價”,全靠父親神力,現薛家老幼皆以溫飽,卻吝俏錢,讓自己來作苦役。其實是居高臨下,以自家優勢來壓婆母。婆母聞聽,無言哭泣。③生見狀,怒責十娘,十娘也強辯不屈,@③生則針鋒相對地怒斥:
  “豈以汝家翁媼能禍人耶?丈夫何畏蛙也!……娶妻不能承歡,不如勿有,便觸老蛙怒,不過橫災死耳!”
  這些話說得自尊自強,擲地有聲。十娘怒離薛家,老蛙果然暴怒,次日便把薛家屋舍燒為灰燼。@③生沒被老蛙神威嚇倒,馬上到青蛙神祠指斥老蛙:
  “養女不能奉翁姑,略無庭訓,而曲護其短!神者至公,有教人畏婦者耶!且盎盂相敲,皆臣所為,無所涉于父母,刀鋸斧闔,即加臣身;如其不然,我亦焚汝居室,聊以相報!”
  對老蛙的指責氣壯山河,有理有據,并敢做敢當,體現出鐵骨錚錚的大丈夫氣概。說完便積薪殿下,準備焚燒,被眾人勸住。老蛙亦懼,“示夢于近村,使為婿家營宅”。十娘也回家,登堂謝過。這哪里是青蛙神女下嫁,持寵驕人,引起的家庭糾紛;分明是貧寒人家娶了貴門小姐,由婆媳爭斗,引起夫妻吵架,導致岳婿斗爭的世情小說,這位農家青年面對嬌貴的妻子,有權努的岳丈,不屈不撓的斗爭,在斗爭中塑造了一位不畏權勢,堅持人格獨立,堅持自身尊嚴,有骨氣的強項農村青年形象。
    (四)農民的凄涼和痛苦
  蒲松齡是個富有感情的文學家,他對親屬、對朋友、對村民,甚至對山水花草也都有豐富的感情;他對當時復雜的人世,苦難的人生,江河日下的世風也都有切身的體會;他關心世事,關心人民,尤其對貧苦農民的苦難給予深切的同情;對官府向農民的納糧摧科,欺壓盤剝農民的行為深惡痛絕。因此,他寫了多篇反映農民凄涼和痛苦的小說。
  《種梨》是一農人到市上賣梨,“頗甘芳,價騰貴”。一披巾絮衣的道士乞求一梨,農人叱之不給。店中酒保給道士買了一枚梨,道士吃完,使將梨核種于地下:
  “見有勾萌出,漸大;俄成樹,枝葉扶,倏而花,倏而實,碩大芳馥,累累滿樹。”
  道士摘梨賜觀者,“頃刻向盡”,然后,用鏟伐樹,揚長而去。賣梨農人亦在人群中觀看,待人散,看車中,梨已盡空;原來是道士做法,整治了農人。蒲松齡寫此文是刺鄉人的吝嗇,但我們還可以想得更深更遠,農人這一車梨是他一年勞動的成果,是農人一家老小的衣食所系,怎可隨便送人呢?僅僅得罪了一個道士,就蕩盡了農人整車的梨,可見農民生活是艱難痛苦的,處處受人欺凌,從皇帝到道士,任何一個寄生蟲也不敢得罪,不然,就會飛來意外橫禍,落個財盡人亡的下場。《禍翁》則反映了農村萬千老人凄慘的晚境。祝村老翁死而復生,叫老妻同去,家中人以為他“新蘇妄語”,經老翁再三催促,老妻才“并枕僵臥”,竟然雙雙死去了。對于老翁老妻的同死該怎樣看呢?從老翁剛剛復蘇時說的話就可以找到答案:
  “我適去,拚不復返。行數里,轉思拋汝一幅老皮骨在兒輩乎,寒熱仰人,亦無復生趣,不如從我去。”
  原來是老翁心里放不下老妻,怕老妻留在兒輩手里活活受罪,才回來接老妻的,這恰恰反映了農村孤獨老人歸無所終的無可奈何的凄涼晚境。讀了這些話真是令人泣下,凡是農村暮年老親,又沒有孝子順婦,很少不是遭到如此悲慘境遇的。蒲松齡長期生活在農村,對此深有感觸,他在《老翁行》中寫道:
  “只養妻弩不養老,分養猶爭月晉小。翁媼蹣跚來此家,此家不納仍喧嘩。 及到彼家復如此,嗷嗷餓眼生空花。 嚴冬猶服復時衣,如丐何往趁食去。……歸來破屋如土墟,土@⑦寒衾三尺短。子舍圍爐笑語歡,誰念老翁寒不眠。”在《墻頭記》俚曲中也寫:“養兒養女苦經營,叫爹叫娘似有情,老后衰殘無爭養,無人再念老蒼生。”
  反映的都是這種冷酷的現實。《耿十八》寫“家無儋石”,貧不自給的困窘農民耿十八死后,思妻子改嫁,老母無人贍養的苦難境遇。《牛犢》寫一按法交官稅,“生平不解爭斗”的淳厚老實農民,在野外牧牛,只因不懼虎的牛犢觸死了過路的驛馬,而被扭送官府,橫遭官刑的痛苦遭遇。蒲松齡在寫這些農民的凄涼和痛苦時,字里行間浸透著真切的同情。
    (五)農民的保守與落后
  蒲松齡是個講求實際的鬼神論者,他反對巫祝,憎惡僧道,對農村的愚昧迷信活動也極盡嘲諷。他說僧道是“自己不能受辛苦,爺娘無力養兒孫”,才“剃頭留發”,投到寺院來學吹打。山東大旱,僧道說是“朽骨為兇”,他不信,理直氣壯,加以反駁:
  “墳中死者痤三載,云此朽骨能為兇……
  破棺碎骸髑髏掛,慘禍地下猶遭逢,
  旱鬼已除旱愈甚,朽骨何罪爾何兇……
  齊魯被災八十處,豈有百鬼盈山東……
  莫挽天行陷殊死,哀哉濫聽真愚蒙!”
  《擊魃行》
  他也相信因果報應,但在《聊齋志異》中表現出的因果報應思想卻很復雜,作品中受到因果賞罚的人物,常常是“不以數以理”,關鍵是人的行動,他往往用因果報應思想來懲罚作惡多端的貪官污吏,從而表現他政治上的愛憎。在《聊齋志異》中對農民的保守、愚昧、迷信、落后思想他也給以批評和嘲諷。
  《毛狐》以志怪手法寫一貧困、懶惰、貪心的農民馬天榮,二十多歲喪妻,貧不能娶。偶遇一狐仙,相處甚恰,以為狐仙無求不可得,便直援向狐仙索金以濟自己的貧困。職是靠自已誠實的勞動來解困,卻想靠意外之財來改變自己的因境。狐仙贈白金五六金,尚不知足,又向狐仙求一國色為萋。狐仙答應幫其聘萋,并又贈三金作聘禮。馬天榮果迎娶一女,入門一看乃“胸背皆駝,項縮如龜,下視裙底,蓮舡盈尺”。馬天榮中妄想“落雁沉魚”之國色,卻得駝背大足的蠢陋之女。不思勞作,努力追求,卻癡想天上掉下國色天姿,世間哪有如此美事。《牛飛》是寫農民的迷信和自私。某農人購一非常健壯的牛,但“夜夢牛生兩翼飛去”,醒來以為不祥,怕牛丟失,便拉入市賣掉,用頭巾裹賣牛錢纏臂上歸來。路見一鷹食殘兔,近前,鷹頗馴良。農人便把巾系鷹腿上,用臂架鷹而歸,不久,鷹突然騰飛,帶巾而去。因夢而賣牛,已是迷信自私,路上又貪拾遺,結果是雞飛蛋打,兩手空空。《蹇償債》寫一“少游惰,不能操農業,家屢貧”,“時無晨炊”的農民,經常向一財主借糧,借錢。死后,托生為財主家的驢,供財主騎坐和使役,后被財主賣掉,其價正值欠資。這便寫了農民的愚昧、落后和麻木,欠了財主的債,甘心到財主家做驢做馬,來償債。《邑人》寫一農村無賴,此輩是為害鄉里,人人討厭,官府不屑管,村民不敢惹的潑皮滾刀肉。一日,無賴被二人攝去,至市,見屠人懸半豬于架上,二人便極力推擠他。使之身與肉合。
  “屠人賣肉,操刀斷割,遂覺一刀一痛,徹于骨髓。”
  原來是無賴作一惡夢,夢中蒲松齡讓其受碎割之苦,以警其走自新之路。遭遇雖然奇慘,但可見蒲松齡對農村潑皮無賴的厭惡之情。
      三、深刻地了解農民,真誠地同情農民
  蒲松齡之所以能這樣廣泛,深入地反映農村生活,塑造多彩多姿的農民形象,就是因為他深刻地了解農民,真誠地同情農民。他一生除三十一歲應朋友孫蕙之邀,去江南寶應縣作一年幕賓外,幾乎都是生活在農村以“舌耕渡日”。他雖然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到他時家境衰落了,兄弟分家時,蒲松齡:
  “惟居農場老屋三間,曠無四壁,小樹叢叢,蓬蒿滿之。 蒲松齡歲歲游學,孺人擻荊榛,覓庸作堵,假伯兄一自板扉,大如掌,聊分內外。”(《述劉氏行實》)
  可見其居室的簡陋,家境的清寒。全靠妻子劉氏“食貧衣儉,中有余蓄……衣食不至凍餓。”其生活只是比窮苦農民好一些,遇到災年,就更加窘迫,正如他在《寄弟》中所形容的:
  “六月不雨農人愁,驕花健草盡白頭……
  爾兄一女三男兒,大者爭食小叫饑。
  墨耘筆耕@⑧(yi)斗粟,兇年行藏安可知?
  伯兄衣不具,仲兄飯不足,
  躊躇兄弟間,傾覆何能顧?
  如登危山懸兩索,手不敢移,足不敢楚,稍有不矜持,下隕無底壑。”
  這樣的生活境況,使他在思想上與農民就相通了,與農民的愛憎就相近了,尤其對盤剝農民,勒索錢財的貪官污吏的態度,他同農民是完全一致的,并且敢于為民請命,仗義直言。淄川的農民要到德州去交糧稅,往返費時,張石年任淄川縣令時。由縣統一辦理,經辦費每石糧僅六錢,這本是對農民有益的好事。 后來張石年離任,康利貞任漕糧經承,便勒索農民,隨意加重農民負担,經辦費每石糧竟漲至二兩一錢,引起農民極大的不滿。蒲松齡挺身而出,與康利貞當面理解,款款責問,康利貞不理,蒲松齡不顧七十高齡,去濟南告狀,驚動了布政司,才將康利貞免職。后來康利貞賄賂了王世貞、譚無競又要回來,蒲松齡聞聽,十分氣憤,不顧王、譚二人身居兩位,有權有勢,去信責問:“敝邑有積蠢康利貞,舊年為漕糧經承,欺官害民,以肥私囊,遂使下邑貧民,皮骨皆空……昨忽揚工而返,自鳴得意,云已得老先生薦書,晚年復任經承矣……請諭吳別加青目,勿使復渭政。”(《與王司寇》)
  “今聞其厚賂顯者,薦復其舊任,想一桵人肉而不忘其美,故不惜重金以購之也。老先生出福蒼生……但使為貓,勿使為虎,可以改役別科。”(《與張益公同上譚無意進士》)為此,使兩位顯者,內心極為不快,疾恨在內·蒲松齡同孫慧是青年時代的好朋友,孫蕙為官后,他的族人,仗勢欺凌鄉民,武斷鄉曲,農民敢怒不敢言,蒲松齡不顧私交,也不顧朋友難堪,馬上寫信給孫蕙 ,勸其收斂族人:
  “凡一人望重,則舉族之人,多竊 其聲靈,以作威作福。力之大者,則把持官府;力之小者,則武斷鄉曲,甚且族人奴仆、親戚,亦張我之旗幟,以欺山中之良懦……凡此者,惡雖出于眾,怨實叢于一人,故族人不可不收斂也。”(《上孫給蕙書》)
  信中話說得很尖銳,既指出了孫蕙族人作惡鄉里,又不客氣地指出根于是在孫蕙身上,為此得罪了孫蕙,孫蕙回鄉省親,都不去看看當年的老朋友蒲松齡。官吏催科給農民帶來極大的災難,蒲松齡對此也極為不滿,同農民的態度幾乎是一致的,
  他在《日中飯》寫道:
  “于今盛復旱如此,晚禾未種早禾死。
  到處十室五室空,官家追呼猶未止!
  中儋石已無多,留納官糧者催科,
  官糧亦完室亦罄,如此蚩蚩將奈何?”
  在《災民謠》更具體地寫了農民寧可賣兒鬻女,也不愿對薄公堂的狀況:
   “吏到門,怒且呵.寧鬻子,免風波,
  縱不雨,死無他,勿訴公堂長官呵!”
  在災害之年,蒲松齡同農民的感情更是息息相通,大旱季節他同農民一樣心焦意亂,晝夜難眠;他同農民一樣急切地盼風盼雨,一旦下雨了,他同農民一樣欣喜若狂:
  “夢醒初聞零雨聲,恍疑殊死得更生。
  床頭爽氣清余睡,坐聽高檐滴到明。”
  “松風謖謖雨瀧瀧,肌骨乍清署氣降。
  枕上蕉聲聽不厭,更移短榻近南窗.”
  (《六月初八夜雨》)
  蒲松齡對因饑荒而流離失所的農民,更是充滿同情。
  “男子攜筐妻負雛,女兒賣別哭嗚嗚.
  鄭公遷后流民死,更有何人為畫圖!”
  (《流民》)
  “何處能求辟谷方?沿門乞食盡逃亡。
  可憐翁媼無生計,又賣小男易斗糠 。”
  (《餓人》)
  綜上可見,蒲松齡不止接近農民,而且了解農民,同情農民,在許多方面同農民的感情是聲氣相通的,對農民日常生活的人情事理感受也比較深。所以,使他描寫農民形象的作品在某些方面接觸了農村社會的本質,也接觸到了中國農民間題和某些本質,從這點來說,在中國古代作家中,只有接近農民,對農民滿腔熱情的作家,才能做到。
哈爾濱師專學報:社科版包頭87~93.105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史偉澤19981998哈爾濱師專中文系教授 作者:哈爾濱師專學報:社科版包頭87~93.105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史偉澤19981998
2013-09-10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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