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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文學創作之啟示
余光中文學創作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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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臺灣當代著名作家余光中的文學成就之超卓令人驚嘆。本文著重從三個方面探討其文學創作成功之啟示,認為余光中對于永恒的精神生命之不懈追求,是發自內心深處的創作原動力;求新、求變的創作心態,促使其創作風格不斷變化;從古典詩、現代詩吸取藝術技巧,對現代散文藝術創造有重要意義。
      一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生,臺灣當代著名作家。他上承中國文學傳統,橫涉西洋文學藝術,在綿長四十余年的創作生涯中,筆耕不綴,已出詩歌、散文、評論、翻譯集子四十余本,成為當代文學的重鎮,其文學影響,已跨越海峽兩岸,詩風文采,為不少讀者所贊賞。當我們翻閱那琳瑯滿目的佳作,沉浸于他那融匯中外,通變古今,頗具雄長之氣;瑰麗多姿,變化多端,令人嘆為觀止的詩文之中時,不能不驚嘆他的文學成就之超卓。可我們不禁要問,余光中何以能創造出如此輝煌的文學成就呢?是怎樣的一種精神動力在推動著他,使他在短暫的人生行程中,走出了一條特立獨行,不隨波逐流的人生道路呢?
  原來,余光中對于個人的生命情境,有著超乎常人的關切。他認識到:短暫的人生,僅僅“是閱歷春秋的惠蛄”,他時時驚聞“背后時間的飛車迫近的駛聲。”他特別敏感于夜的來臨,從傍晚漸暗的窗口,感受到自己在與光陰竟走。他在“守夜人”這首詩里寫道:
  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一盞燈
  只為撐一幢傾斜的巨影
  作夢,我沒有空
  更沒有酣睡的權利。
  他把自己喻為“守夜人”,實際上是他自己在燈下不停地勤奮寫作的生動寫照。特別是經歷過失子之痛與喪母之哀以后,他更是無時不在尋求生命的意義,追求自我生命的超越與永恒。
  余光中曾經說過:“我覺得,一位作家的才氣,在于對生命的敏感和對文字的敏感。”這句話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身創作經驗的結晶,他對于中國文字的敏銳感覺,促使他在中國文字的風火爐中不斷錘打鍛煉,出新見奇,已經形成了獨標一幟的風格,而他對生命的敏感,也時時在鞭促著他,催發著他內在才情的發揮。因為“時間是風,能吹人年輕,能吹人年老”(《自塑》),當白發在耳邊飄落,在詩人看來,那是“飄落白色的咒語,好奇異的侵略,死亡空降的傘兵,預示一場大風雪的開始……”余光中不時意識到生命的短暫促迫,非常敏感于自我的生存定位,可以想見他內心的生存焦慮有多深,生存意志有多堅,創作欲望有多強。難怪余光中在文學創作中,上天入地,驅遣文字,河川山谷,信手拈來,萬般題材,多種主題,悉心營構,精雕細鏤,乃臻得心應手之化境。所以他不斷向自己宣戰,不斷對自己的詩風、文風實行新的變創。可見一個作家的文學成就,是與他的人生價值觀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這就從深層探觸到余光中從事文學創作的內在動因。他力求追摹韓、柳、歐、蘇等我國古代散文大家的風范,以求精神生命超越時空的延續,這是一種入世的積極的人生價值觀。他認為,“當我死時,只要確信自己能活在中文,最美麗最母親的中文里,僅此一念,即可念笑暝目。”可見其人生追求之終極目的。他非常推崇莎士比亞的詩句:
  “大理石,或是帝王鍍金的墓碑,
  都不能比我的詩句更長壽。”
  于是他追古鑒今,窮畢生之精力,不斷追求文學的永恒生命力,追求有限生命的無限延伸,以達到精神不死。
  通常,我們對自己的生命,并沒有充分的了悟和自覺,對自己的人生也缺乏必要的把握和預算,而一旦突然接觸到生命和死亡的問題,會訝然生起一片驚震和沉思,對生命產生一種“存在的自覺”,進一步追問生命的價值底蘊,對自己的生命油然生起一份傷逝之情和珍重保愛之念,從而激起更為積極的人生態度,產生更加奮發進取的處事精神。我們從余光中積極進取的文學創作生涯中,不也可以深切感受到一種執著人生的生命情懷吧?
      二
  如果說,余光中對于生命的執著與生存定位的自覺,是他發自內心深處的創作原動力,那么我們也就可以理解他那不斷地求新、求變的創作心態,以及創作風格的不斷變化。我們縱觀余光中的詩歌、散文創作,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人生歷程的變化,其詩風文風也在不斷變創。
  就拿詩歌創作來說,其詩篇融匯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題材廣闊,情思深邃,風格屢變。大學時代,他深受英國浪漫派詩人雪萊、柯勒律治、濟慈、拜倫等的影響,詩風浪漫而詩境未深。代表作有《飲一八四三年葡萄酒》、《女高音》等。1958年赴美就讀于愛荷華大學,浙入現代詩的領域,風格呈現多樣化,陽剛之風益顯,節奏變化亦漸繁富,《西螺大橋》、《悲哉我之冰河期》是其第二期的代表作。嗣后又傾向于民族風格的追求與表現,懷念民族的祖先,關懷國家命運前途,融入古典詩詞的辭采及句法,《蓮的聯想》標志著他詩歌創作歷程的重要轉折。而寫于1964年的《敲打樂》則是詩人對現實人生的進一步楔入。此后以《白玉苦瓜》、《與永恒拔河》、《紫荊賦》為代表的幾部詩集,詠史懷古題材的份量加大了,比喻的新奇,想象的奇詭,聯想的奇特,意象的營造頗見功力。曾有一段時期,他還轉入口語化的節奏,從事平易如民歌的試驗,其鏗鏘流動處,進一步證明了詩人不斷的追求精神。
  同樣,在散文創作方面,他也是在有意無意地追求一種“交配”的雜交文體,有理論主張,有創作實踐,從60年代到70年代,追求“以詩為文”、“為文近詩”,寫出那種“把螺絲釘全部上緊了的富于動力的東西”,創作了《逍遙游》、《蒲公英的歲月》、《登樓賦》等意象豐奇、節奏鏗鏘的作品。轉入80年代,他又追求散文的純體例,把散文放在與詩并列、同等重要的地位來看。他在出版于1986年的散文集《記憶象鐵軌一樣長》的序言中,闡明自己新的散文觀,對于過去“以詩為文”的創作主張進行反省與糾偏,認為“散文著重清明的知性,詩著重活潑的感性,以詩為文,固然可以拓展散文的感性,加強散文想象的活力,但是超過了分寸,量變成為質變,就不象散文了。”隨著散文觀的轉變,他也創作了《我的四個假想敵》、《何以解憂?》等本位散文。
  從余光中對于散文審美規范的不斷變創中,我們感受到他絕少陳陳相因于前人之成見,也不理睬什么“抒情文”或“議論文”的硬性標準,總是在尋求一種能夠充分表達自己的個性與才情的文體。
  應當指出的是,余光中這種求新、求變的自我超越,在某種程度上是受到我國古代文人的啟示與影響的。他認為,“韓公以文為詩,蘇髯以詩為詞,”而且都取得了彪炳千秋的文學成就,“東坡先生寫起抒情散文來,也常常愛發議論”,“歐陽修的《秋聲賦》還不是一樣”。既然古人可以如此,為什么他不可為呢?因而在余光中的散文集子里,也混雜了一些“批評不象批評,創作不象創作”的作品,顏元叔先生認為有些篇章如《伐桂的前夕》一文,兩皆不類甚以為病,可他也不予介意。
  余光中深深懂得:“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在繼承前人文學藝術經驗的同時,一定要不斷求變創新,出奇生發,創造出渾涵光芒、雄視百代的作品。
  余光中曾在《誰是大詩人》一文中論證成為大詩人的條件,推崇博大、深度與超越性。他認為,“一個大詩人,從摹仿到成熟,從成熟到蛻變到風格的幾經推陳出新,象杜甫,象莎士比亞和葉慈那樣,必須不斷超越,超越古人,超越時人,超越自己。”可以說,余光中本身就是在不斷地自覺地調整其心靈狀態,不停地吸收、感受、思考、重建他的新美學大廈的一個作家。
  余光中非常佩服美國詩人葉慈“老得好漂亮”,贊賞葉慈在四十三歲以后一直到七十三歲逝世為止,他的詩的深度和濃度,“永遠在尋求,永遠在變”。我們可以想見,如今已在詩壇、文壇取得重大成就的余光中,也一定會生命不息,寫作不止,“冷眼觀世,熱心寫詩”,繼續追求著將在永恒里結晶的文學事業。
      三
  余光中的最愛,是詩歌,他首先是作為一個詩人而聞名的。他曾戲稱自己是“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作為詩人散文家,我們能從他身上獲取怎樣的藝術啟示呢?
  余光中以詩人對文字的特殊敏感,兼收古今中外的詩歌創作特點,注重詩的意象節奏、語言的彈性、質料等。他認為中國的文字彈性極大,可以在語法上和意義上獲致最大的彈性與可能性。他把中外文學名人對于語言文字改革的得與失進行對比,從中感覺到,“文藝復興的但丁,浪漫運動的華茲華斯,現代小說的海明威,現代詩的艾略特”,都是“把老文學浸到語言里,使它再度年輕發育,而且成熟。”他在追隨歷史上文學巨人的足跡中,確立了從文學語言入手改革散文的方向,從語言藝術的運用上翻空出奇,融匯中外,通變古今,使人讀之獲得新鮮的審美感受。
  針對中國文字的特點,余光中可以把它壓縮、捶扁、拉長、磨利,把它拆開又拼拢,折來且迭去,為了試驗它的速度、密度和彈性,從而使他豐沛的才情在散文中有著創造性的淋漓盡致的發揮。我們試讀他下面這幾段文字,可以領略一下他作為詩人散文家的才情:
  “那淡淡的霧氛,要迭迭不拢,要牽牽不破,在無風的空中懸著一張光之網。”
  “在純然的藍里浸了好久。天藍藍,海藍藍,發藍藍,眼藍藍,記憶亦藍藍鄉愁亦藍藍復藍藍。”
                            ——《南太基》
  “比起來,臺北是嬰孩,華盛頓,是一支輕松的牧歌。紐約就不同,紐約是一只詭詰的蜘蛛,一匹貪婪無饜的食蟻獸,一盤糾糾纏纏敏感的千肢章魚。”
                            ——《登樓賦》
  值得注意的是,余光中非常推崇中國古代的詩人散文家,他覺得韓、柳、歐、蘇;他們本身都是很好的詩人。同時他還認為當代最好的散文,半出詩人之手,許多詩人,都寫得一手好散文,而且從中國文學傳統來看,散文接受詩的影響。所以多讀好詩,對于培養抒情散文的技巧和胸襟,有絕大的幫助。
  余光中極力推崇中國的古典詩,還常把吟誦古詩作為自己的休閑方式。他認為“中國的古典詩達到了至高無上的純樸和簡潔,同時又不失朦朧迷離之美。”因此他很注重研究與吸收中國古典詩人的藝術技巧,尋求藝術借鑒。例如他對于唐朝鬼才詩人李賀的詩,作了專門研究,特別欣賞李賀“敏銳的想象力”,在意象的構成上面,“很注意貫通不同的感官的橋梁,融和兩種物態”。
  他對中國古典詩人的研究,以吸取藝術方法為主要目的,他欣賞和取法杜甫詩的句法,認為“草堂集中多的是這種虛實互轉主客交替的奇幻句法”,贊賞杜詩“蟠蜿旋轉,蓄勢待發”句法的高妙。由此我們也可看出余光中詩歌散文中句法節奏的多變,乃為善于取法,其藝術淵源有自。
  從現代詩與現代散文的藝術關系來看,余光中認為現代散文至少應是現代詩的“一個師弟”,“要把散文變成一種藝術,散文家還得向現代詩人們學習”。從葉珊、夏菁、管管等臺灣現代詩人寫的現代散文看,的確是浸染了現代詩的色澤,散文中頗有現代詩和抽象畫的意味。余光中強調散文作者向現代詩吸取藝術技巧,這無疑是他的經驗之談,也給我們提供一個藝術創作的啟迪:一個散文作者應該合理地吸收現代詩藝術積極的一面,學習現代詩意象的經營、知性的抒情、語言的張力和暗示力,不斷培養自己豐富的聯想力與想象力,不斷擴展一己特殊性的靈視,去向時空與生命做深入的探索,突破傳統的審美束縛,把新鮮的表現手法與可感的題材內容結合在一起,提升自己的獨特的審美風貌,從而避免流落入貧庸之境。
  可見余光中的散文創作論,常與詩掛鉤,立足于與詩歌的藝術交匯點上。追求散文藝術的求新變創,也是把詩與散文“雜交”,甚至品評散文作品,也離不開詩的標準,例如他評張曉風的散文,也注意到曉風樂于運用現代詩“跳接的意象”,“武斷且迅疾的句法”等現代詩語言的特色,稱許曉風散文多度空間的藝術創新,“筆法精簡感情逼人眉睫”,出現神乎其想的“豪喻”。
  甚至,余光中還以詩人所寫散文的藝術成就之高下,反過來品評這一詩人的詩作。他考察我國現代詩人李金發的散文,認為“實在不好,令我對他的詩更加存疑。”這種詩文互見的評判視角,的確是獨特而又頗有見地的。
  以上我們考察了余光中作為詩人散文家的一些特點,可見對語言文字的敏感與創造性使用,吸取中國古典詩與現代詩藝術,對現代散文的藝術創造,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
  綜上所述,我們研究余光中的文學創作,可以從他對于永恒的精神生命之不懈追求,求新、求變的自我超越,以及他作為詩人散文家的藝術獨創中,獲得有益的啟迪。
                        (責任編輯 王建士)*
  
  
  
華僑大學學報:社科版泉州87-9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倪金華19961996 作者:華僑大學學報:社科版泉州87-9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倪金華19961996
2013-09-10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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