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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20世紀中國音樂文化評估的幾個問題
關于20世紀中國音樂文化評估的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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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J6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721(2006)03-0062-04
  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中國音樂理論界圍繞20世紀中國音樂文化評估、中國音樂文化主體性、中國音樂出路等問題展開了一些討論,甚至是一些爭論①。其中,一部分論者認為:20世紀中國音樂走了一條近乎西化的道路,中國音樂文化傳統丟失了,尤其是在中國音樂教育中,西方模式占了上風,中國傳統音樂處于劣勢,西方文化殖民的影子尚未完全消除,故20世紀中國音樂的發展道路值得反思;另一些論者則認為:現代化、世界化才是中國音樂的必由之路,伴隨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國音樂文化傳統的丟失是必然的,并不足惜。進入新世紀的幾年以來,這兩種觀點的交鋒并未結束,大有繼續延伸之態勢。這樣的討論或爭論顯然是有意義的。筆者認為,其意義并不在于它是否能尋找一種適合中國的音樂發展方略,而在于它能引發人們對一些20世紀中國音樂問題的思考,并拓展當今音樂理論的話語空間。因此,筆者也便就20世紀中國音樂文化之評估,發表己見。
  一、20世紀中國音樂是否走錯了路?
  20世紀中國音樂是否走錯了路?是否西化了?是否現代化了?這種種爭論顯然已經成了歷史。歷史雖然是人創造的,但歷史也具有客觀性。對于受制20世紀中國文化的中國音樂來說,這種歷史的客觀性就更為明顯。20世紀中國音樂的發展,從來不是由幾個音樂家來決定的,我們何必去責怪歷史上音樂家在某一歷史時期創作或理論研究的局限性呢?歷史需要反思,歷史中的人物也需要不斷加以認識,但我們更需要有一種宏觀的歷史意識和歷史評判意識。
  任何一種藝術樣式的發展,確有其規律可循,但這種發展規律或發展動力決不是由這種藝術本身所決定的。音樂藝術的發展動力是由特定歷史條件下整個文化的發展趨勢所決定的,而不是由音樂本身所決定的,更不是由幾位音樂家所決定的。在一定意義上說,古今中外的音樂都不可有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因為音樂的發展總是受制于大歷史、大文化,20世紀中國音樂的發展就是如此。我們應該看到,決定20世紀中國音樂發展方向的正是20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因此,說中國音樂的發展是現代化也好,是西化也好,或是丟棄了中國音樂文化傳統也好,這一切都是由特定歷史與特定社會思維所決定的。比如說,20世紀初學堂樂歌的興起,30年代抗日救亡歌曲的出現,80年代“新潮音樂”和流行音樂的崛起,都如是。80年代有人批評“新潮音樂”,說中國并沒有產生現代音樂的社會基礎、是緊跟西方現代音樂的亦步亦趨、是“后殖民”等等,那么“新潮音樂”的崛起是由“譚盾們”所決定的嗎?顯然不是。我們只能說,這些“新潮音樂”或“新音樂”的創造者適應了歷史的發展、在新的時期產生對音樂發展的新認識而已。
  然而,歷史的發展體現了人的需要,體現了人對文化的選擇。那么,人究竟需要的什么呢?我們說,人與一般動物的根本不同也就在于人有文化。那么?什么是文化呢?這樣的提問也許容易誤入哲學本體論自身的困惑之中。那么,我們換一種提問方式:文化是怎樣存在的呢?當我們去試圖回答這個問題時就不難發現,文化并非什么別的東西,而是人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動,甚至就是人本身。這就意味著,人為了改善自身的生存狀態而創造了各種不同的文化,譬如說馴養文化、農耕文化、工業文化……。從這些叫做“文化”或者“文明”的東西中我們可以看出,文化是為人服務的,其目的都是為了改善自身的生存狀態。歷史上,任何一種被稱為“文化”的東西,最先都是以改善人的生存狀態為目標的。20世紀的“中國新音樂”也是如此。“中國新音樂”的出現無疑也是為了改善中國人的音樂生存狀態。當然,這個目的性不大容易被發現。因為它是以20世紀中國文化現代化的目的性為前提的。換句話說,20世紀中國音樂對西方音樂的借鑒,是中國音樂在整個中國文化現代化進程中的選擇之一。總之,20世紀中國音樂的發展,無論是西化,還是現代化,都體現出了20世紀中國文化現代化的要求,都滿足了20世紀中國人音樂生活發展的需要。反過來說,中國音樂傳統在20世紀的逐漸弱化,也是中國人不斷改善自身音樂生存狀態進程中的必然結果,這種現象的發生有著極其復雜的社會、歷史、政治、經濟等原因,而不能僅僅歸罪于西方音樂文化的沖擊。
  20世紀中國音樂不是一種孤立的所謂“審美文化”現象,它是20世紀中國文化這個整體的一部分。20世紀中國音樂所維系的也正是整體的中國20世紀文化這個整體。可是,許多論者在評價20世紀中國音樂時,卻將“20世紀中國音樂”與“20世紀中國文化”割裂開來,也便將中國音樂與中國人的生存方式割裂開來了。筆者認為,評價20世紀中國音樂需要一種整體意識,既要看到整個20世紀中國文化對20世紀音樂的制約,也應看到20世紀中國音樂文化對于整體20世紀中國文化的意義和作用。如果說20世紀中國文化順應了20世紀中國人生存狀態改善的需要,那么我們就應去肯定這種文化,進而去對肯定中國音樂。我以為,20世紀中國音樂文化的發展方向沒有錯,但這并不是說在整個20世紀中國音樂的發展進程中就沒有值得我們去反思和批判的東西。反之,即使20世紀中國音樂走錯了路,那么我們的反思也不應從具體的音樂現象出發。這就是說,反思20世紀中國音樂文化還需要從20世紀中國歷史語境、文化語境中找到契機或突破口。應當承認,在過去的年代里,關于中國音樂發展問題爭論的雙方各有其理論背景,并都在歷史及文化語境中為自己找到了立足點,那種認為20世紀中國音樂走錯路的觀點,批評其為文化相對主義、后現代主義、后殖民批評理論,由此而來產生出音樂上的反現代化、反歐洲中心論等等觀點,這些后現代理論本身是出于音樂上的現代主義存在一些自身無法解決的問題;同樣,那種認為20世紀中國音樂并未走錯路的觀點也僅從“音樂是為人服務的”的這一論點出發,僅去強調音樂現代化的合理性,在于它滿足了當代人(審美主體)的需要的理論基礎而闡述。我以為這種觀點也存在有一定的問題,因為,反方會問:不是也有人喜歡中國傳統音樂嗎?那你為什么不發展中國傳統音樂呢?音樂的確是為人服務的,但音樂為人服務并光是因為音樂能給人提供審美愉悅,而更在于音樂作為整體文化的一分子,是通過維護特定歷史時期整體文化精神來為人服務的。
  隨著整體文化的發展、歷史、社會的變遷,中國音樂也在變化之中,因此,無疑也需要現代化。但在藝術及審美的范疇里也難為這種音樂現代化的合理性找到合理的必然的理論做支撐。所以,筆者認為,20世紀中國音樂需要現代化,這種音樂現代化有助于建構一個更有利于中國人生存和發展的文化整體。而且,我們必須找到20世紀中國音樂現代化在理論構件上的合理性。
  二、“中國音樂文化主體性危機”還是“理論危機”?
  在那些對中國音樂文化進行反思的文章中經常有“中國音樂文化主體性”、“中國音樂文化主體性危機”這樣的表述。這種表述在中國音樂理論界可以說是很前沿的“話語”,但卻是含糊的,存在理論的不明朗性問題。何謂“主體”?其有著多種理解,且是一個哲學問題。在亞里士多德那里,主體指“特性”(identity)的承載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但從現代哲學上說,主體只能是人。“中國音樂文化主體性”中的“主體”,顯然不是人,而是“中國音樂文化”。因此,“中國音樂文化主體性危機”即說中國音樂的“特性”危機。那么,什么是中國音樂的“特性”呢?這個問題無疑就是回答中國音樂文化是否存在“主體性危機”的關鍵。中國音樂又具有那些“特性”?關于中國音樂的“特性”,人們總是從中國的古琴音樂、文人音樂、民間音樂等傳統音樂樣式中去提煉,并力圖通過與西方音樂進行比較而得出。任何一種音樂樣式、一種音樂文化,都具有自己的本質特征。這個本質特征或者“特性”的存在,正是這種音樂文化存在的前提。正因為有了這種“特性”,它才在眾多的音樂文化中脫穎而出。“中國音樂文化主體性”,即中國音樂文化的“特性”,的確存在,但它并不是一個靜止的東西,而總是在不同歷史時期不斷變化、發展著的。這種“特性”作為中國音樂文化傳統,正如黃翔鵬先生所說,傳統是一條河,它總在不斷地發展。也就是說,這種“特性”并不是孤立的,在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總在吸取一些“他文化”(“他性”)的東西,并在綜合之中不斷得以豐富、發展、更新。任何文化都是這樣,中國音樂文化也如是。
  20世紀中國音樂文化,尤其是20世紀中國新音樂,是否喪失了那種基于中國傳統音樂樣式的“特性”,即那種靜止的“中國音樂文化主體性”呢?回答是肯定的,不承認這個事實是不行的,也是不客觀的。但我們更應看到,如果這種“特性”的喪失,使整體的“中國音樂文化主體性”(即“特性”)發生了變化,那這也是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從根本上說,它是人對文化的必然選擇。況且,20世紀中國音樂(即使是新音樂),也并沒有完全脫離中國音樂文化傳統,只不過是將這個傳統發展、更新了。
  毋庸置疑,中國的新音樂的確與中國傳統音樂存在很大差異,但無論是哪一種新音樂樣式,其中都能找到中國音樂的傳統。比如“新潮音樂”,盡管一些音樂批評家認為它是徹頭徹尾地模仿西方現代音樂,而西方人卻認為它是中國音樂,它具有與西方現代音樂所不同的東西。這種中國的東西就是中國音樂或中國文化的“特性”。即便以后萬一發生那種基于中國傳統音樂樣式的“中國音樂文化主體性”全部都失落了的現象,那也是歷史為適應自身生存發展狀態而做出的必然選擇。總之,20世紀中國社會、中國人的生存狀態都發生了變化,中國人的音樂發生變化也是必然的。文化的本質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或者說文化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因此,我們說,20世紀中國音樂文化(或20世紀中國新音樂文化)中的那種基于傳統音樂樣式的“中國音樂文化主體性”出現了喪失的“危機”,也是不足為怪的。“中國音樂文化主體危機”論中的“主體”來自當代當代文化批評理論中“主體”與“他者”這對范疇。“中國音樂文化主體性危機”的實質就在于,中國音樂文化被一種作為“他者”的文化(“他文化”)侵蝕了,進而具有了一種“他性”,即成為所謂“他者的主體”,而逐漸失去了“我性”,即“主體性”。很顯然,這種作為“他者”的文化就是西方音樂文化。這種觀點,是依托后殖民批評語境。關于后殖民批評及其理論,這里不作討論,但這里要說的是,這樣一種基于后殖民批評話語的“去殖民”話語也是不必要的。因為20世紀中國音樂總之所以出現了一些“他性”,但這種“他性”并不是西方人強加給我們的,并非什么“殖民性”或“后殖民性”。至于說,中國音樂家是否存在某些“后殖民”心態,或者對于中國傳統音樂,中國音樂理論界是否存在那種“東方主義”式的認識模式(“認識論暴力”),那是另一回事。這里,筆者不作討論。在何為“主體性”?何為“主體性危機”?何為“中國音樂文化主體性危機”?這一系列的問題尚未得到根本的討論的時候,“危機論”的反對者就將“主體性危機”偷換為“自性危機”了。這樣便把問題復雜化了。依筆者所見,“自性危機”這一表述是來自20世紀90年代的文化批評(具體說是來自北美華人文化批評界)。“自性危機”是" identity crisis" 的中文翻譯。這個翻譯是有問題的," identity" 在英語里有很多意義,在文化批評理論中,一般翻譯為“身份”或“認同”,故" identity crisis" 翻成“身份危機”或“認同危機”為宜(限于篇幅,翻譯的問題也就不討論了)。但無論是“主體性危機”還是“自性危機”,實際上都是理論危機。“中國音樂文化主體性危機”的缺陷就在于將“中國音樂”及其“主體性”做了靜止的理解。
  什么是“中國音樂”?什么是“中國音樂文化主體性”?其回答本來就不應一成不變。“主體性危機”論者之所以說20世紀中國音樂文化存在主體性危機,就在于他們拿20世紀中國音樂與中國傳統音樂相比,而沒用發展的眼光去看“中國音樂”和“中國音樂文化主體性”,更沒從人與文化的關系、人對文化的選擇這一真正的人文主義視角去看“中國音樂”與“中國音樂文化主體性”。如果我們能從人文主義的立場去修改“中國音樂”與“中國音樂文化主體性”的定義,那么“中國音樂文化主體性危機”還會存在嗎?故筆者認為,所謂“主體性危機”實為理論危機。
  三、中國音樂文化出路:回到傳統?西化?現代化?
  要討論中國音樂的文化出路在哪里?這個問題是太大了點兒。其實,這不是音樂理論界討論的問題。如前所述,中國音樂文化向何處去,這從來不是由某個或某幾個音樂家說了算的。20世紀中國音樂中存在著各種不同關于中國音樂出路的理論,但20世紀中國音樂從來就不是按理論家的想法去發展的。理論的指導意義只能體現在局部的音樂實踐中。至于說發展的方向性問題,從來就是由一個更大的文化理論與歷史必然發展所決定的,而這歸根結底也來自人的實踐活動,這個實踐就是人的生命活動,即人改善自身生存狀態的活動。
  一個前提:一種音樂文化的發展方向就是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所謂生產力就是人,故中國音樂文化向何處去,首先應考量中國人改善自身生態狀態的需要。因此,中國音樂文化出路問題實際上就是這么一個問題:什么樣的音樂文化更有利于當下和今后中國人的音樂生存狀態的改善?
  回到中國音樂文化傳統,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傳統音樂作為一種音樂樣式,是以前歷史社會的產物,在當代,它只能作為一種音樂審美的感性樣式而存在,它只能滿足一部分人審美的需要。中國傳統音樂可以也有必要作為一種音樂審美對象而存在,也可以在認識與把握中國音樂傳統、中國文化傳統的過程中作為一種認識對象而存在,但它不能作為中國音樂文化的唯一歸宿。因為中國傳統音樂所代表的那種文化精神或人文精神與當下中國所需要的文化精神或人文精神,存在一定的距離。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中國的音樂家,喜歡和依戀中國傳統音樂,這完全沒有錯。但在涉及中國整體音樂文化發展方向時,我們就應充分考慮到中國傳統音樂作為一種文化與當下中國生產力發展要求是否一致。無疑,僅僅從文化多樣性,或從文化價值相對論上考慮中國傳統音樂或中國音樂傳統的合理性,顯然是不夠的。如果僅僅只有中國傳統文化,那么我們就義無返顧地擁抱中國傳統音樂好了,并將復興中國傳統音樂作為中國音樂的發展方向,然而這行嗎?
  同樣,西化,或“向西方乞靈”,也是不可能和不現實的。中國音樂文化的發展無疑應該適應“現代”“中國人”的需要,這就是說,中國音樂需要現代化。但現代化并不是西方化,或者說,現代化并不僅僅是模仿西方,我們不需要簡單模仿西方音樂。這里所說中國音樂的現代化,應是中國人自身發展需要的音樂的現代化,而不是西方的現代化簡單摹本,音樂現代化模式是多樣的,中國音樂的現代化應有自己的模式。實際上,20世紀中國音樂的現代化就已顯現出了自己的模式。從理論上說,中國音樂的現代化,像20世紀中國所有領域的現代化一樣,也應有利于當代中國人生存和發展的實踐活動的需要。這就是說,中國音樂文化的現代化,其目的就在于使中國音樂適應當代中國人的審美需要,滿足建構那種適合中國人生存狀態改善的總體文化的需要。中國音樂文化怎樣去適應當代中國人的審美需要呢?關于這個問題,20世紀中國音樂文化一百年的實踐已做出了回答。我們為什么就不能從歷史中去尋找答案呢?我們為什么總是在不充分認識歷史的前提下盲目地去反思歷史呢?
  注釋:
  ①涉及20世紀中國音樂文化評估的文章主要有:管建華. 新音樂發展歷史的文化美學評估[J]. 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5(1). 管建華. 中國音樂傳統價值重估的思考[J]. 音樂研究:1995(2). 管建華. 中國音樂文化發展主體性危機的思考[J]. 音樂研究:1995(4). 管建華. 解開殖民與后殖民的“死結”走向文化平等的音樂對話[J],中國音樂:1997(3). 管建華. 世紀之交:歐洲音樂中心論在中國解構之始[J]. 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9(3). 何曉兵. 中國音樂落后論的形成背景[J]. 音樂研究:1993(2). 邢維凱. 全面的現代化,充分的世界化:當代中國音樂文化的必由之路——關于“中國音樂文化自性危機論”的幾點思考[J]. 中國音樂學:1997(4). 邢維凱. 中國音樂文化的現代化與音樂審美的多元化[J]. 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1(1). 蔡仲德. 關于中國音樂出路的人本主義思考[A]. 音樂與文化的人本主義思考[C].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蔡仲德. 出路在于“向西方乞靈”——關于中國音樂出路的人本主義思考[J]. 人民音樂:1999(6). 趙宋光. 歷史回顧引發的美學思索[J]. 音樂研究:2000(3). 宋瑾. 音樂的“中西關系”討論再度升溫——“回顧與反思”學術研討會綜述[J]. 人民音樂:1999(1). 李曉東. 新世紀的中西之辯——對當代中國一個音樂文化問題的思考[J]. 黃鐘:2002(4). 李詩原. 當代中國與“現代性的不同選擇”[J],音樂與表演(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04(4). 等等。

黃鐘(武漢音樂學院學報)62~65,86J5舞臺藝術許康健20062006
20世紀中國音樂/中國音樂文化主體性/現代化/中國傳統音樂
如何評估20世紀中國音樂文化不是一個單純的音樂問題。20世紀中國音樂的發展道路是歷史的必然選擇;“中國音樂文化主體性危機”實質上是一種“理論危機”;中國音樂需要現代化,但現代化并非“西化”。
作者:黃鐘(武漢音樂學院學報)62~65,86J5舞臺藝術許康健20062006
20世紀中國音樂/中國音樂文化主體性/現代化/中國傳統音樂
2013-09-10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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