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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中西邏輯的比較研究  ——由中西文化交匯引發的思考
關于中西邏輯的比較研究  ——由中西文化交匯引發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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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8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964(2003)02-0025-03
    一、中西文化交匯與中西邏輯比較研究
  中西邏輯比較研究就其源起而言,應該說是由西學東漸所引發中西文化交匯大潮中的一條支脈。
  19世紀中期的鴉片戰爭,帶來了沉重的民族危機。這種危機極大地激發了仁人志士向西方學習,以探索救國真理解脫民族危難。同時,鴉片戰爭也打破了清政府傳統的閉關鎖國政策,為西方近代文化進入中國敞開了大門。正是這樣的需要與可能,使西學更為全面和系統地傳入中國,形成了中西文化交匯的大潮。
  在中西文化交匯的過程中,人們注意到了三個問題:其一,態度與取向,如國粹派和“全盤西化”論等;其二,理解與評價,如對于什么是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及其評價的回答以及對于東西文化差異與成因的分析等;其三,建設新文化的構想,其中對東西文化的理解與評價更具根本性。
  在如何理解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問題上,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和思想家特別是他們中間對西方文化了解較多的人認為,就物質與精神而言,后者在西方文化中更為重要,因為它所涉及的是創造文化的主體——人,是支配這一主體的思想。對這一點,嚴復早在1895年就曾做過分析。他在《論世變之亟》中指出:“今之稱西人者,曰彼善會計而已,又曰彼善機巧而已。不知吾今茲之所見所聞,如汽機兵器之輪,皆其形下之粗跡,即所謂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見端,而少命脈之所在。其命脈為何?茍扼要而談,不外于學術則黜偽而存真,于刑政則屈私以為公而已。”[1](P2)其后,在討論救亡之道時,嚴復在學術、政治及自由三者中,只提到學術和學術的改變。這表明,在他看來學術是西方文化中更為根本的東西。嚴復所說“學術”,實際是偏重于意識形態的文化。在嚴復所指的西方學術中,他認為:“御蕃變者,名、數、質、力四者之學是已。”[2](P1320)“名”,即名學,也就是邏輯學。名學被列為西方學術四科之首,足見嚴復對它的重視。用嚴復引培根的話說,邏輯學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學之學”[3](P2)。嚴復的這種看法,在其他思想家中也有,如孫中山就提出邏輯學“為諸學諸事之規則,為思想行為之門徑也”[4](P1444)。在他們看來,邏輯學集中地體現了“黜偽而存真”的科學精神與方法,是西方學術中相對而言更為根本的一個方面。
  上述情況表明,隨著西學東漸以及人們對西方文化認識的深化,邏輯學的意義得到了凸顯。于是,繼明末清初西方邏輯學初次傳入我國之后,又有了西方邏輯學對我國再次輸入和更為廣泛的傳播。
  東漸的西學所面對的主要是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知識分子。這種現實必定會在中西文化交匯的過程中,引發出包括中西邏輯比較研究在內的中西文化比較研究。早在明末,李之藻譯出葡萄牙耶穌會士邏輯學講義并以《名理探》為名刊出時,他就提出了中國有沒有“絡日伽”(logic譯音)這門有關“推論總藝”學問的問題。這實際上是開了邏輯研究的先河。
    二、中西邏輯比較研究的基本學術取向
  大體說來,中西邏輯比較研究有兩種基本的學術取向:求同與取異。
  所謂“求同”,是認為中西邏輯二者基本為一,各自沒有明顯的個性,所以也不十分關注二者的區別。梁啟超曾說:“西語的邏輯,墨家叫做‘辯’”[5](P63),“‘墨辯’兩字用現在的通行語翻譯出來,就是‘墨家論理學’”[5](P55)。這種說法不僅把墨家辯學等同于西方傳統邏輯,而且認為中西邏輯幾乎沒有區別。此后,多位先哲有過與梁啟超相似的看法。正是由于這種求同的學術取向,章士釗曾主張:“以歐洲邏輯為經,以本邦名學為緯,密密比排,蔚成一學,為此科開一生面。”[6](P92)同時,他進一步指認墨家辯學中的“三物語經”就是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兩者毫無二致。他說:“《大取篇》曰:‘……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此其結構,全然與邏輯三段合符;以是三段論法,亦可曰三物語經。”[6](P92)在這里,墨家辯學與以亞里士多德邏輯為主體的“歐洲邏輯”被視為等同,中西邏輯也被視為了等同。
  所謂“取異”,有兩方面含義:其一,中國古代名學與辯學不等同于西方傳統邏輯;其二,名學與辯學中所含邏輯思想或學說,也不等同于西方傳統邏輯。
  郭沫若曾指出:“關于辯論的方法,以《小取》列出或、假、效、辟(譬)、侔、援、推七種。……近時學者每多張皇其說,求之過深,嚴若近世縝密之邏輯術,于《墨辯》中已具備。”[7](P298)其實,這些“并不是專為尋求真理的法門,而是辯敵致勝之術”[7](P298)。在他看來,《墨辯》所舉之七種法,完全不是什么縝密的邏輯推理,而是七種辯術。中國古代的辯學同西方傳統邏輯不是等同的學問。
  張岱年則指出,中國古代沒有創造出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因此更說不上中西邏輯為一了。他說:“由于重視整體思維,因而缺乏對于事物的分析研究。由于推崇直覺,因而特別忽視縝密論證的重要。中國傳統之中,沒有創造出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的嚴密體系。”[8](P208)張岱年并不否認中國古代有邏輯思想,只是認為中國古代沒有創造出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體系。依照這種看法,中國古代邏輯同西方傳統邏輯自然不能視為等同。
  中西邏輯比較研究中形成不同學術取向的原因有多種,其中之一是對邏輯所受文化制約的認識不同。求同的學術取向,多出于無視或不關注文化對邏輯的制約,因此也難以發現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成并受其制約的邏輯的特殊性,致使過分強調了不同邏輯傳統的同一性。取異的學術取向則不同,它把邏輯看做是文化的組成部分或要素,是適應文化的需要而產生、存在并獲得發展的,文化會對邏輯有所制約,不同文化背景下產生的不同邏輯傳統必然有其特殊性。因此,中西邏輯比較研究在關注兩者共同性的同時,更要分析和認識兩者的差異性,既要求同,更要取異。
    三、邏輯比較研究與文化的研究和建設
  中西邏輯比較研究有多方面的意義,給人以重要的啟示。其中,在文化的研究與建設中,要注意邏輯同文化的關系。所謂邏輯與文化的關系可有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文化對邏輯的制約;其二,邏輯對文化的影響。
  所謂文化對邏輯的制約,是指不同文化會產生的邏輯傳統。承認這一點,我們就應在邏輯史與邏輯比較研究中,取歷史分析和文化詮釋的方法[9]。
  所謂邏輯對文化的影響,是指邏輯的狀況會對文化的發展和整體特征產生一定影響。這是由邏輯在文化整體中的特殊意義所決定的。所謂“文化”,若就廣義而言,可以理解為人類的實踐活動及由之所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總和。這當中,創造文化的主體是人,支配人的實踐活動的則是思維方式。思維方式是文化中更為深層和本質的東西。邏輯是有關推理的學問,與思維方法乃至思維習慣緊密相聯,是思維方式的重要內容。正是由于邏輯的這種特殊作用,使它對文化的發展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定影響。承認邏輯對文化的影響,就要在文化的研究與建設中自覺地引入邏輯的因素,給予邏輯的關注。
  在文化研究中自覺注意邏輯的影響,就這一點,我們可以舉出儒家倫理思想做簡單的說明。愛人就是儒家倫理思想中的重要內容。為什么要愛人?孟子解釋說:“舜,人也;我亦人也”[10]。“圣人與我同類者”,“凡同類者常相似也”[11]。既是一類,就有雷同之處,就可由自己的所需求與不需求,推知他人的所需求與不需求,并按這推知去實踐,去處理人與人的關系,形成倫理規范。自己需要愛,不需要惡,就可推知他人也需要愛,不需要惡。所以,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無幼,以及人之幼。”[12]孔子也說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3],“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14]。可以看出,儒家的愛人是由推己及人而得出的。所謂推己及人,就其思維活動來說是依類相推的過程,即以事物間的雷同為依據的推理過程。這一推理過程被墨家概括為“推類”,并對之做了系統論述。中國古代倫理思想的形成與中國古代的推類邏輯有十分密切的關系。
  在新文化建設中,應注意引入邏輯的因素,給予邏輯的關注,就這一點,我們想引用姜義華的研究成果來說明。他在《理性缺位的啟蒙》一書中,指出:“在回顧一百年來中國啟蒙運動發展的全部歷程時,發現……它有著過于嚴重的缺陷。這些缺陷集中到一點:它太注重于用一個又一個現成的學說來對民眾進行灌輸,而忽視了功效似乎比較迂回的包括啟蒙思想家在內的整個民族思維方式自身的革命。它始終沒有對以理性思維取代占支配地位的傳統思維方式給予足夠的重視了……可啟蒙思想家們完全沒有意識到啟蒙本質上是思維方式的一場歷史性的革命。”[15](P1)
  上述對中國100年來啟蒙運動的論述,對我們今天的文化建設有借鑒意義。其中,提出“以理性思維取代占支配地位的傳統思維方式”以及“思維方式的一場歷史性革命”都與邏輯有關。就此而言,我們對今日的文化建設不能不給予邏輯的關注。
  收稿日期:2002-12-11
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25~27B3邏輯崔清田20032003在西學東漸所引發的中西文化交匯大潮中,出現了中西邏輯比較研究。中西邏輯比較研究有兩種取向:求同與取異。求同視中西邏輯二者基本為一;取異有兩個方面含義,其一,中國古代的名學與辯學不等同于西方傳統邏輯,其二,名學與辯學中所含邏輯思想或學說,也不等同于西方傳統邏輯。我們認為,中西邏輯比較研究在關注兩者共同性的同時,更要分析和認識兩者的差異性。中西邏輯比較研究啟示我們:要注重邏輯與文化關系的研究,既要研究文化對邏輯的制約,又要研究邏輯對文化的影響。邏輯/名學/辯學/文化  logic/ancient Chinese logic/argumentology/cultureA comparison between western and eastern logics:mergence of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es  CUI Qing-tian  (Phylosophy Dept.,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Western learning into the east brings about the mergence of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e and in turn brings about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western and eastern logics.The study has two tendenes:seking similarity and making differences.The former believe that the two is basically the same.The latter believe that argumentology of China in ancient time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western find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western logic.We believe that both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 exist in the two logics.Our study mus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of the influence exerted by culture on logic.崔清田(1936-),男,天津人,南開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南開大學 哲學系,天津 300071 作者: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25~27B3邏輯崔清田20032003在西學東漸所引發的中西文化交匯大潮中,出現了中西邏輯比較研究。中西邏輯比較研究有兩種取向:求同與取異。求同視中西邏輯二者基本為一;取異有兩個方面含義,其一,中國古代的名學與辯學不等同于西方傳統邏輯,其二,名學與辯學中所含邏輯思想或學說,也不等同于西方傳統邏輯。我們認為,中西邏輯比較研究在關注兩者共同性的同時,更要分析和認識兩者的差異性。中西邏輯比較研究啟示我們:要注重邏輯與文化關系的研究,既要研究文化對邏輯的制約,又要研究邏輯對文化的影響。邏輯/名學/辯學/文化  logic/ancient Chinese logic/argumentology/culture
2013-09-10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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