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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知青口述史
關于知青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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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C912.4:K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3887(2003)03-0019-05
  關于口述史的緣起,有的學者“言必稱希臘”,說那是由希羅多德《歷史》衍生出來的方法,也有學者明言,孔子做《春秋》,將時間上限斷在唐、堯、虞、舜,那一段遠古的歷史只能得自傳聞,也就是口述;司馬遷《史記》記荊軻刺秦王、秦國滅魏國等史事,也都利用了口述史料。所以,口述史不是什么舶來品,而是地道的國粹。其實,口述史作為歷史學的最早形式,無論對中國還是對外國,都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根本沒有必要厚此薄彼。不管怎么說,近些年來口述史在海內外方興未艾,在人類學、史學、婦女學等領域都推出了不少成功之作,乃是不爭的事實。(注:在這方面的介紹性文章有《光明日報》2002年7月18日《圖書視點》刊登的定宜莊等《口述與文字:誰能反映歷史的真相》,鐘少華《口述的歷史與歷史的口述》;《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2年7月9日楊祥銀《中外口述史學概述》;《縱橫》2002年第8期楊立文《口述歷史芻議》。關于口述歷史的規范化要求,可參考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口述歷史進階研習營學員手冊》,2000年鉛印本。可供參考的成果有葉宋曼瑛《也是家鄉》,三聯書店(香港)1994年本;定宜莊《最后的記憶——十六位旗人婦女的口述歷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本。)
  繼1998年我和定宜莊寫作并出版《中國知青史》以來,2002年我又作了一本《中國知青口述史》,將在近期由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這里,我想結合自己的工作,談一談我在知青史的研究中,對口述這種研究方法的一些認識和體會。
  曾有朋友問我,現在人類學家和研究婦女史的一些學者使用口述這種方法,是假定他們研究的對象沒有文化,不能寫字,需要一些學者幫助他們去記錄他們的聲音。可是知青的情況不同,他們是有知識有文化的,那么,你在對知青史的研究中,為什么要選擇口述這樣一種文體?
  我說,這個問題問的很好。當年中斷了學業到農村去的知識青年,許多人充其量只有初中甚至小學的水平,他們盡管被冠以“知識”的名號,其實知識少得可憐。不過,我決定以知青為對象作口述史時,著眼點倒并不在于他們知識的有無。過去我與定宜莊做知青史研究,主要是根據文獻史料,因為當時有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知青辦公室作為國務院的一個行政機構,它在各級政府都有相應分支并形成大量檔案和文獻,加之相關史料如報刊、書信、回憶錄、照片實物等品類繁多,數量宏富,為在這方面運用傳統史學方法開展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我寫《中國知青史——大潮》,時間截止到1980年,因為上山下鄉作為一場官方組織的運動就是在這一年基本落下帷幕的。此書于1998年出版后,本來不想再寫下去了,可是后來發現遺留的問題非常多。兩年前一位上海知青給我寫了一封信,有一句話說得比較尖銳:你在書里說“上山下鄉運動已經結束了”,對你們是結束了,可是對我們這些在困境中掙扎的人來說,這是一個永遠的噩夢。后來我也逐漸意識到這個問題,認為應該把知青返城以后這段歷史繼續寫下去。
  隨之就遇到一個問題,上山下鄉運動結束后,各地的知青辦已經陸續撤銷,再沒有大量的文獻檔案可供參考。再者,當年的知青,早已融入社會的各個階層,關于他們的現狀,政府基本上沒有文獻可以參考,因為它不再把知青作為一個特定的人群。它可以把下崗女工作為關注對象,盡管里面有很多是知青,但是它不會把這部分人單獨抽出來考察。所以如果想把這項研究進行下去,就不能不考慮開發新的資料來源,于是我就考慮,在續寫知青史之前,是否應該先作一些口述,看看可以搜集到哪些新的資料,或者還可能發現一些新的值得關注的問題。
  關于知青口述史,過去已有一些書籍問世,時間最早的為海外梁麗芳女士所著《從紅衛兵到作家——覺醒一代的聲音》,是書寫于20世紀80年代,是在對26個中國年青作家(其中多數當過知青)的采訪基礎上寫成的學術著作,先后有英、日、繁體中文版出版,在海外的影響較大。國內則有王江主編的“口述實錄體全景式報告文學”——《劫后輝煌》,田小野主編的《單身女性獨白》,劉中陸主編的《青春方程式——五十個北京女知青的自述》。這些書的體例、內容、風格各不相同,或著眼于女性,或側重于作家,或著眼在“劫后的輝煌”也就是那些成功人士身上。而我則更重于所選人物的典型性。中國有一千七百多萬知青,每一個知青,都稱得上是一本書,而且內容絕不會重復。從如此龐大的群體中選出幾十個采訪對象來,并不是一件難事。問題是,你要精益求精,你要從典型中再摘出那最典型的來,就不那么容易了。怎么辦?有前面寫作知青史的鋪墊,選擇哪些人心里還是有譜的。
  我采訪的對象,第一類為當年官方樹立的知青典型,他們都是不同時期官方大張旗鼓宣傳的知青樣板,盡管他們在起點上有著某種天然的聯系,但后來的經歷、目前的處境卻大相徑庭。如今,典型的光環早已離他們而去,我之所以仍把他們作為采訪對象,是因為作為上山下鄉運動的象征,他們的人生軌跡、身世的浮沉、觀念的遞嬗,在一代人中足夠典型。
  第二類采訪對象是知青中的民間領袖,他們不是官方樹立的典范,而是在“文革”結束后風起云涌的知青返城風中脫穎而出的人物,所謂“時勢”造出的英雄。這些來自民間的知青,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煥發過奪目的光彩,一旦大潮退去,他們又回落民間,歸于平凡,而且,目前的狀況也比較艱難。
  第三類采訪對象,是一些默默無聞的普通知青。說他們普通,是因為他們的經歷與大多數知青如出一轍,下鄉、返城、下崗(或退休),經歷的是一樣的人生三部曲。但這樣的經歷是典型的,在他們的種種坎坷與苦難中,濃縮的不只是知青,而且是幾代中國人的宿命。
  口述方法之于知青史研究,究竟有哪些價值?
  首先,它給研究開拓了新領域、擴大了新視野,補充了大量的新資料。它使少數人把持的史學從象牙之塔中走出來,接近民眾、接近現實,把握時代的脈搏。歷朝歷代的歷史、包括文獻檔案史料,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除了極少數“漏網之魚”的野史筆記以外,主要是由統治者來寫的,代表他們的利益,反映他們的意志,而真正來自民間的話語則幾乎被忽略或者窒息。口述方法,使普通百姓參與了歷史的創作,使人們在領教雷霆萬鈞的“主旋律”之余,還能傾聽到來自民間的娓娓絮語。我所采訪的這些人、這些事,許多都是文獻史料中略而不計的。他們的回憶,使我們得以從民間的立場返觀歷史,而他們的敘說,也難免與輿論的操縱者迥異。換句話說,口述雖然只是一種方法,它的繁榮,卻足以給歷史提供更加多元的視角,更加寬廣的場地。
  口述的方法,對鑒別文獻史料的真偽也有重要意義。對文獻的“偏愛”,可以說是我們史學工作者的本能,不過,對它的局限,我們的理解可能也深一些。我們在跨入史學門檻之初,老師就要講陳垣老的校書四法——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就是通過多種校勘方法,察知文獻真偽,辨明記載正誤。但只是從文獻到文獻的考辨,還是不夠的。口述方法的運用,有助于發現歷史文獻的錯誤。我當年在《中國知青史——大潮》一書中,專門寫了《一波三折的新疆農場知青返城風》一節,但是,到那時為止,所依據的還只是文獻資料,沒有接觸到一位在新疆生活過的上海知青,更不用說“阿克蘇事件”的親歷者甚至歐陽璉本人了。這種局限給我留下了諸多缺憾。信息的單一,直接影響到我對歐陽璉的了解。《知青史》中關于“阿克蘇事件”中的歐陽璉,這樣寫著:“總指揮是十四團的歐陽璉。他是個殘疾的青年,已離婚,留下的一個孩子也送給了別人,身體不好,人稱‘半條命’。他自告奮勇站出來,要眾人聽他的指揮……”這段話的前兩句,根據的是當時的官方檔案,沒有想到卻錯誤百出。后來得知,歐陽璉既非殘疾,也沒離婚,他的第一個妻子是上海知青,因病英年早逝,沒有留下孩子,所謂“半條命”更無從談起。多年后,當我面對面采訪歐陽璉之后,才算弄清了他的身世和事件原委。
  長期以來,史學的主要工作方式,是鉆“故紙堆”,是人與物的交往。人是活的,物是死的,只要一味鉆研下去,能夠有所發明,達到所謂“物我兩忘”的境地,也會產生一種飄飄然的快感。不過,長期與“故紙堆”打交道,對人對事的判斷也難免偏激,或者把復雜的現象簡單化。這個道理,是我在做知青口述史的過程中逐步悟出來的。與利用文獻治史不同,口述史的工作方式是人與人的近距離接觸,雙方的關系是平等的,感情上是互動的,受訪者的一顰一笑一悲一喜,在采訪者的心中都會卷起漣漪。
  “文革”中間和“文革”以后,主流媒體關于知青典型的報道是截然不同的,好則好到極點,符合“高大全”的標準,壞則壞得流濃,簡直千夫所指,臭不可聞。不同的時代按照不同的政治需要把他們塑造成不同的“典型”。但那個被打上時代烙印的樣板,與坐在我面前接受采訪的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又有多少相同之處呢?
  過去我寫《中國知青史》,對知青典型,從整體上是把他們看作“政治工具”,從個體上是把他們視為簡單的“政治符號”,觀念保守、思維僵化、缺乏個性、甚至“頭上長角,身上長刺”,似乎就是他們的共性。這樣一來,書中留給他們的就只有揭露和批判了。一旦我作口述,與他們近距離接觸,并且成了朋友,就發現以往的看法太片面。典型也是人,有他的喜怒哀樂,優點和缺點,極富個性的方面。
  柴春澤,一個極左路線最猖獗年代紅得發紫的知青典型,在我的《中國知青史》,曾無情地將他稱為“有寫信癖”的人。通過與春澤的交往,我發現他其實是一個很樸實而且循規蹈矩的人,思想上的拘謹可能有一些,但絕對是個好人,工作認真到了極點,每天早到晚退,同時當著許多班的輔導員,被人們看作“活雷鋒”。他當年領著知青在玉田皋種的稻子,如今擴大到了數萬畝,仍在造福一方。采訪增進我對他的了解,經歷、觀念、文化背景上的差異不再重要,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有一次吃飯,我開玩笑說:“你是極左,我是極右,咱們現在坐到一塊了。”他給我打電話,也是一口一個“大哥”,挺親的。
  劉繼業、吳獻忠,都是柴春澤當年“一個戰壕的戰友”,遼寧的著名知青典型。“文革”結束后他們同遭牢獄之苦,還被開除了黨籍。如今的劉繼業,已是一個大型國營企業的中層領導,這里有周圍人的寬容與幫助,更有他本人的勤奮與執著。吳獻忠至今仍堅持共產主義的信念,自稱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她最大的一個理想是,將來有機會在沈陽蓋一座知青大廈,里面有優質的服務、低廉的價格,有錢的知青來,沒有錢的知青也請進來。你可以認為這個理想有點離譜,卻不能懷疑她的真誠。在一個銅臭熏天的環境里,這樣真誠的想法不是很可貴么?
  張鐵生,當年因交“白卷”而名滿天下,1976年又在政治舞臺上紅極一時,為此,他在“文革”以后蹲了19年的大牢。出獄后下海創業,整日忙得不可開交。他大齡結婚,孩子的身體不好,成了他的一塊心病。雖然日子過得并不輕松,但他還是惦記著一同落難的老領導,說將來有了錢要去看看他,資助一下。講義氣,重友情,這是張鐵生為人很真實的一面,而這一面在文獻中又怎么能有反映呢?
  口述方法可以補史,可以證史,可以修正甚至改變人們對歷史的認識,這就是它的價值所在。但是承認它的價值,并不意味忽略它的缺陷和不足。口述中包含各種不真實成分,幾乎是難以避免的。因為時間久遠,受訪者記憶出現偏差,如記錯了時間,人物張冠李戴、事件因果關系錯亂等。受訪者站在今天的立場上回溯歷史,猶如帶著一副變色鏡眺望遠處的山景。
  文獻記載是穩定的,一旦形成白紙黑字,就能千古不變;口述則是流動的,一次性的,同樣一個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面對不同的對象,他的口述可以衍化出許多的版本。哪個真?哪個假?哪個假作真時真亦假?除了遺忘造成的失憶外,選擇性記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我采訪吳獻忠,是通過劉繼業的介紹,獻忠特意從撫順趕到沈陽。第一印象,人很瘦,眼睛大大的,一副飽經風霜、受苦受累的樣子。開始的場面比較拘謹,對我送的《知青史》頗“不感冒”,用她的原話:“不用看,也知道里頭怎么寫的”。這當然是指有關她的部分。關于那段歷史,她本來不愿意多談。我說:愿意不愿意談,是你個人的事情,但是你成為一個歷史中的人物,卻是無法改變的事實。關于那段歷史,你說有許多不真實的報道,那么真實的是什么?你不講,別人又怎么知道?再說了,將來還要有人研究這段歷史,你不講,后人只能根據文獻的記載。這番話,可能打動了她。但采訪的結果,關于1978年她在政治上最活躍的那段,還是簡簡單單幾句話帶過。
  這讓我聯想到知青回憶錄中的“失憶”現象。有些失憶,是無意識的,有時則是有意識的。許多受訪者和回憶者,在談到對自己不利的情況時,采取回避、推卸或輕描淡寫的態度,也是人之常情。
  我還采訪過這樣一位知青,第一次采訪,他給我講了一大通故事,很生動,第二次采訪,他重提這段歷史,卻換了另一個版本,我不禁一楞:“您這次說得怎么跟上回不一樣啊?”沒想他輕輕一樂:“哦,上次講糊涂了,摻了不少小說的內容”。我只好追問:“那這一次可是真的了?”“那是當然……”還有一位知青,給我講他被強制送往新疆的經歷,在我整理的錄音稿里清清楚楚印著這樣幾句話:“也就是在我去新疆的第二年,我母親哭瞎了眼。她是45歲時生的我,我是她的老兒子,同年她就積勞成疾去世了。”過了些日子,我和這位老兄還有他的幾位朋友聚在一起吃飯,大概是酒精起了作用,在談到崇文區紅衛兵抄一資本家的家,女孩子操刀反抗被活活打死時,他嘴里忽然冒出這么一段觸目驚心的話:“我到新疆沒幾天,□□□中學的紅衛兵來抄我家,我哥那年24歲,手里抄起一個搟面杖,護著我媽說:誰敢動我媽一根毫毛,我就跟他拼了!沒想到一個紅衛兵從身后給了他狠狠一棍子。一聲沒吭,就倒了。一頓亂棍,把我媽和我哥都打死了……”“文革”初期血雨腥風中,紅衛兵在北京城里抄了多少人家?打了多少人?死的至少也有幾千口吧,能夠像他哥哥那樣挺身護衛老母親的能有幾人?!我不禁對他死去的哥哥肅然起敬,又不解地問:“你哥哥是英雄啊,應該青史留名的,你為什么要隱瞞那段歷史,說你媽是病死的?”他顯得很不好意思,指指身邊那位跟他共了幾十年風雨的老哥們:“我們家的這事兒,對他都沒說過。”他還告訴我:哥哥死后,嫂子改嫁,遺腹子送了人,改了姓,如今長成大小伙子,還不知道他爸是怎么死的。領紅衛兵抄他家的那人,竟是他從小練跤的跤友,居然不知道那是他的家。這事讓他至今悔恨不已:“如果我當時在場,他一揮手就能把那幫小子招呼走。這是滅門之災啊,就是因為他們把我送了新疆……”我提起這件事,是想說,口述者的虛擬有著復雜的原因,但至少在現實中,專制主義造成的恐懼陰影,仍舊是妨礙受訪者實話實說的一個原因。口述者文過飾非,選擇性地講述他想要講的東西,隱瞞他不想說的部分,這就使口述的真實性打了折扣。
  口述方法的不足,不僅在于受訪者的“虛擬”,還在于有意刪去某些真實,從而將變了味的故事講給大家聽。我采訪的一個女知青,有一個非常隱私的事兒。她跟農民結婚,按我過去的理解,那原因再簡單不過了,一個是出身不好,一個是生活太艱難,沒有別的東西了,可她談到這個問題,卻說那么早在農村結婚,跟當初的性經歷有關。可是到底有多大的關系,她也不好說,我也不好問。這個事件一直到現在還纏繞著她,她總說:我就弄不明白,這個經歷對我怎么產生了這么大的影響?可是到底產生了多大影響,我也不清楚。審核定稿時,她提出要刪去這一段。我提出可以換用假名,這樣就沒必要隱瞞了,但她不同意。最后,對她一生影響至深的一個隱私就這么刪去了,那么關于她在農村結婚的原因還說得清么?
  還有這種情況,某人口述講的挺好,我好不容易把它整理成文字,然后請她核實,結果被她大刀闊斧幾乎全部改寫,該刪的刪了,該改的改了,改隱諱的隱諱了,受訪者担心可能招致的議論、歧視、官司,作出種種刪改,當然也無可厚非,問題是在核定人名、地名、時間的同時,又制造出新的不真實。
  最后我想說,在評估口述的功用和價值方面,歷史學者和人類學者存在著一定差別,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兩個學科的性質和研究特點所決定的。人類學者的工作中心主要在貧困落后的邊遠地區,研究對象是沒有文獻或少有文獻的少數民族,是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的群體,在這樣的環境下,田野調查、采訪口述順理成章成為重要的工作手段。史學則不然,它的研究范圍可能更寬一些,在時間與空間任意穿梭的自由度更大一些,研究對象可以是社會上被邊緣化的弱勢群體,也可以是主導社會潮流的精英集團,不管怎么說,立足文獻研究,正是它自身優勢,口述方法當然要利用,但優勢不能舍棄。海外著名史學家唐德剛替胡適寫口述史,胡本人的口述只占50%,替李宗仁寫口述史,李本人的口述只占15%,其他部分資料都是他搜集并加以印證補充的。可見,即便是撰寫口述史,史學家的文獻功底也是一大優勢。
  總之,口述方法與文獻方法,其實都有它的局限。受訪者有選擇性記憶,歷史的編纂者不是也有選擇嗎?口述史料有失實的地方,文字書寫的史書就完全真實嗎?至于哪種方法容易接近歷史的真實,這個問題恐怕永遠說不清。我想,最好的辦法還是口述與文獻互相補充,彼此印證,兩者相得益彰,就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歷史的真實。
  收稿日期:2003-01-28
  
  
  
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南寧19~25K1歷史學劉小萌20032003傳統史學以文獻利用為主,口述方法的運用,對包括知青史在內的當代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它可以補史、證史,可以改變極少數人壟斷話語權的狀況,從而深化對歷史的認知。但口述也包含各種不真實成分。除了遺忘造成的失憶,選擇性記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科學的辦法是使口述方法與文獻方法相得益彰,以最大限度接近歷史的真實。傳統史學/文獻/口述方法/知青口述史/traditional way of history study/orality method/literature/the oral History of Youth Sent to the Countrysid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On the Oral History of Youth Sent to the Countryside During the CulturalRevolution  LIU Xiao-me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6,ChinaTraditional history relies largely on literature;the use of oral method,however,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historyincluding history of the school graduates sent down to the countryside toreceive re-education from peasants and herdsmen during the CulturalRevolution.It can serve as supplement and adder evidence,and can remedy the hegemonistic distortions of a small number of people.Oral traditions,however,do contain a variety of fabrications.Besides structural amnesia,selectiveremembrance plays a vital role.One reliable method to adopt is to puttogether the merits of both oral method and that of historiography in order to approach historic truth as close as possible.劉小萌(1952~),河北完縣人,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郵編:100006;電子信箱:luxum33@hotmail.com。 作者: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南寧19~25K1歷史學劉小萌20032003傳統史學以文獻利用為主,口述方法的運用,對包括知青史在內的當代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它可以補史、證史,可以改變極少數人壟斷話語權的狀況,從而深化對歷史的認知。但口述也包含各種不真實成分。除了遺忘造成的失憶,選擇性記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科學的辦法是使口述方法與文獻方法相得益彰,以最大限度接近歷史的真實。傳統史學/文獻/口述方法/知青口述史/traditional way of history study/orality method/literature/the oral History of Youth Sent to the Countrysid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2013-09-10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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