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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金朝開國史的真實性質疑
關于金朝開國史的真實性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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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遼天慶四年(1114年),生女真部族節度使完顏阿骨打起兵叛遼;次年正月稱帝建國,國號大金,建元收國。這是盡人皆知的史實。然而本文的研究結果可能將改寫這段歷史。
      一
  《金史·太祖紀》對金朝的開國史記載如下:
  遼天慶四年(1114年)九月,完顏阿骨打以2500人起兵反遼,首戰告捷,“撒改使其子宗翰、完顏希尹來賀,且稱帝,因勸進。太祖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
  同年九月,破寧江州。十一月,破遼兵于出河店。“是月,吳乞買、撒改、辭不失率官屬諸將勸進,愿以新歲元日恭上尊號。太祖不許。阿離合懣、蒲家奴、宗翰等進曰:‘今大功已建,若不稱號,無以系天下心。’太祖曰:‘吾將思之。’”
  遼天慶五年(1115年)正月元日,阿骨打稱帝建國:“收國元年正月壬申朔,群臣奉上尊號。是日,即皇帝位。上曰:‘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于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
  收國二年(1116年)十二月,“諳班勃極烈吳乞買及群臣上尊號曰大圣皇帝,改明年為天輔元年”。
  又據《金史·太宗紀》記載:天輔七年(1123年)八月,太祖崩;九月,太宗即皇帝位,“改天輔七年為天會元年”。
  自《金史》問世600余年來, 有關金朝開國史的上述記載從未受到過任何懷疑。但是我近年發現的一些文獻及考古材料,卻使上述記載發生了嚴重的動搖。
  南宋紹興七年(1137年),呂頤浩寫給高宗的《上邊事善后十策》稱:“政和年間,內侍童貫奉使大遼,得趙良嗣于瀘溝河,聽其狂計,遣使由海道至女真國通好(原注:女真于宣和四年方建國號大金)。”(注:《忠穆集》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這篇奏議在《忠穆集》中沒有系年,《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七六系于紹興七年(1137年)正月,但《會編》所引此疏沒有那句關鍵的小注。)呂頤浩(1071—1139),北宋元yòu@①間進士,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和紹興元年(1131年)曾兩度出任宰相。據他在這篇奏議中所說,金朝建國之初本稱女真國,至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才改國號為大金。然而這一說法的可信程度如何呢?至少有三點理由促使我們必須重視呂頤浩的上述記載:第一,呂頤浩是南宋位高望重的政治家,而非見識寡陋的俗儒,我們相信他不會信口雌黃;第二,這是寫給宋高宗的奏議,而非一般的筆記雜著,不能視為游談無根的傳聞;第三,最重要的一點是,呂頤浩閱歷特殊,對金初的歷史擁有無可爭辯的發言權。徽宗時,呂頤浩長期在與遼朝接壤的地區担任河北轉運副使、都轉運使,身為北邊方面大員,宣和五年(1123年)收復燕京后,又改任燕山府路轉運使,對遼金鼎革的歷史有最直接的了解,故上面引述的那篇奏議一開首就說:“臣任河北塞上守臣歲久,目睹金人與契丹相持二十年”。而且,宣和七年(1125年)金軍攻陷燕京時,呂頤浩曾被郭藥師劫持降金,在金軍中滯留達三四個月。《上邊事善后十策》也談到了這件事:“臣于宣和七年十一月陷于虜賊,次年二月得歸朝廷”。這些經歷可以證明,呂頤浩有關金初歷史的記載絕不是來自道聽途說,必定是有相當可靠的根據的。
  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出使金朝的范成大,在歸來后呈交給朝廷的《攬轡錄》中,記載了當時金朝民間通行的一種小本歷:“虜本無年號,自阿骨打始有天輔之稱,今四十八年矣。小本歷通具百二十歲,相屬某年生,而四十八年以前,虜無年號,乃撰造以足之:重熙四年,清寧、咸雍、大康、大安各十年,盛(壽)昌六年,乾通(統)十年,大(天)慶四年,收國二年;以接于天輔。”(注:《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五引范成大《攬轡錄》。)從范成大介紹的情況來看,這種小本歷在金朝建國之前是采用的遼朝紀年。岳珂針對《攬轡錄》的這段記載指出:“按此年號皆遼故名,女真世奉遼正朔,又滅遼而代之,以其紀年為歷,固其所也。”(注:《愧郯錄》卷九“金年號”條。)在遼天慶四年之后接續收國,收國二年之后接續天輔,說明范成大所看到的這種小本歷關于金初的紀年與《金史》的記載是完全一致的。《攬轡錄》的這段文字,引起我注意的是“虜本無年號,自阿骨打始有天輔之稱,今四十八年矣”這句話。按照范成大的說法,金朝建立的第一個年號是天輔,沒有《金史》所記載的收國年號;而且天輔至今“四十八年”,如此算來,天輔元年當為1122年,與《金史》記載的1117年改元天輔不符。而范成大所稱的天輔元年(1122年)正好與呂頤浩所說的宣和四年(1122年)女真國改國號為大金的時間相吻合,所以我懷疑它們反映的是一個共同的事實。至于1122年以前女真國究竟有沒有年號,呂頤浩的奏議沒有涉及,這個問題留待下文再討論。
  不僅如此,在金代文獻中也同樣能夠找到很能說明問題的線索。宣宗貞yòu@①二年(1214年)朝廷臣僚討論德運問題時,右拾遺田庭芳上奏曰:“又聞故老相傳:國初將舉義師也,曾遣人詣宋相約伐遼,仍請參定其國之本號,時則宋人自以其為火德,意謂火當克金,遂因循推其國號為金。”(注:《大金德運圖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根據金人的這種傳說,“大金”國號的確定乃是出自宋朝方面的建議,而宋金海上之盟始于1118年,至1120年才達成聯手攻遼的協議。如果上述傳說屬實的話,那么“大金”國號的建立就不可能早于公元1118年。
  更值得注意的是,新近發現的金代考古材料也為此提供了一個頗具說服力的證據。1993年9月在內蒙古敖漢旗清理發掘的一座金代墓葬中,出土了一方契丹小字墓志,墓主人是遼末降金的契丹人,在金代曾任博州防御使,卒于金大定十年(1170年)(注:朱志民:《內蒙古敖漢旗老虎溝金代博州防御使墓》,《考古》1995年第9期。)。 這方墓志最令我感興趣的是,志文第11、12和15行在記載墓主人金初的活動時,三次出現“女真國”的字樣(另外第12行和24行兩次稱“女真”,無“國”字,可能不是指國號,當是指女真人或女真族),“女真國”被寫作“@②@③”;而眾所周知的金朝國號“大金國”,在契丹小字石刻《郎君行記》中寫作“@④山@③”。這方墓志對呂頤浩關于金朝原稱女真國的說法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面對這些發現,我想確有必要對金朝開國史重新進行一番審理。
      二
  首先需要探尋《金史》有關金朝開國史的史料來源。元代所修《金史》,依據的主要原始材料是金朝實錄。《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引有一段《金太祖實錄》的佚文:“太祖生于遼咸雍四年戊申秋七月。其先為完顏部人,后因以為氏。以遼天慶五年建國,曰:‘遼以鑌鐵為國號,鑌鐵雖堅剛,終有銷壞,唯金一色,最為真寶,自今本國可號大金。’天輔七年八月乙未,終于部堵灤。在位九年。”《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建炎元年正月辛卯條附注中也引有這段文字(注:《三朝北盟會編》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都只有兩處引錄《金太祖實錄》,文字又都不長,而且《會編》的引用書目中又沒有列入此書。估計徐夢莘和李心傳并沒有見到原書,有可能是從歸正人的著作中轉引的。但明人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載有“金實錄抄三本(原注:完顏xù@⑤)”。完顏xù@⑤領銜撰修的金朝實錄有兩部,一為《祖宗實錄》,一為《太祖實錄》。據此推測,大概《金太祖實錄》至明代后期猶有殘本傳世。)。可以看出,《金史·太祖紀》里的那段記載就脫胎于此,只比《實錄》多出“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一句話,當然這句話也不是元代史臣隨意加上的。元修《金史》,除了依據金朝實錄之外,還參考過金朝國史。蘇天爵說:“金亦嘗為國史,今史館有太祖、太宗、熙宗、海陵本紀。”(注:《滋溪文稿》卷二五《三史質疑》。)金朝國史是世宗以后撰修的。世宗大定年間確定本朝德運為金德,后來就有人將太祖所建國號“大金”附會為金德之征,故“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之說,大概就是國史中添加的內容。但金初歷史的基本面貌在實錄中已經成形,《太祖實錄》二十卷,由尚書左丞相完顏xù@⑤領修,皇統八年(1148年)成書進呈(注:《金史》卷四《熙宗紀》、卷六六《完顏xù@⑤傳》。)由此我們可以初步斷定,目前人們所熟悉的有關金朝開國史的傳統說法,大致是皇統八年《太祖實錄》成書后定型的。
  除了金朝實錄和國史之外,另一部金代文獻《大金集禮》對太祖阿骨打稱帝建國的過程做了如下記載:“收國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諸路官民耆老畢會,議創新儀,奉上即皇帝位。阿離合懣、宗@⑥乃陳耕具九,祝以辟土養民之意;復以良馬九隊,隊九匹,別為色,并介胄、弓矢、矛劍奉上。上命國號大金,建元收國。”(注:《大金集禮》卷一《帝號》上“太祖皇帝即位儀”。)《大金集禮》是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禮部尚書張@⑦等人編修的一部官書,因此它對金朝開國史的記載當然是與實錄、國史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文字對太祖阿骨打的即位儀式有比較詳細的描述;然而可以斷言,即便阿骨打真的是在1115年稱帝建國的,當時也絕不會有這么復雜的儀式,這段文字顯然有許多藻飾的成分。
  與上述金代官方文獻相同的記載,我們至少還可以舉出以下幾種: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謂鐵州人楊樸勸阿骨打稱帝,“阿骨打大悅,吳乞買等皆推尊楊樸之言,上阿骨打尊號為皇帝,國號大金,改元收國”。這段文字紀年不詳,但既然說阿骨打稱帝伊始即建國號大金,又有收國年號,可知與金朝的官方記載是一致的。《三朝北盟會編》卷三詳述女真始末,而不注出處,陳樂素先生懷疑它是引自李燾《四系錄》的文字(注:陳樂素:《〈三朝北盟會編〉考》,《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二、三分,1935—1936年。),但我并不這么認為。按《玉海》卷五八曰:“淳熙三年,權禮部侍郎李燾進《四系錄》,記女真、契丹起滅,自紹圣迄宣和、靖康,凡二十卷。”《會編》卷三備述女真由來,并不始于紹圣,不像是出自《四系錄》。我更傾向于認為它是徐夢莘本人根據各種有關記載而對女真歷史的一個綜述,其中有采自《松漠記聞》、《亡遼錄》、《北風揚沙錄》等書的內容;而有關阿骨打稱帝建國的一節,則可能參考了《金太祖實錄》的記載,上文征引的《金太祖實錄》佚文,就見于《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
  南宋歸正人苗耀《神麓記》曰:“太祖契丹咸雍四年歲在戊申生,自遼國天慶四年甲午歲,年四十七,于寧江府拜天冊立,改元,稱帝號。侍中韓企先訓名曰mín@⑧。收國三年,天輔六年,共在位九年。”(注:《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引《神麓記》。)苗耀是金世宗時遁歸南宋的,他的以上記載當是依據金朝實錄或國史。
  元好問《續夷堅志》卷二“歷年之讖”條謂:“武元(即太祖阿骨打)以宋政和五年、遼天慶五年乙未為收國元年,至哀宗天興二(當做“三”)年蔡州陷,適兩甲子周矣。”又,元好問在天興三年(1234年)除夕作的一首《甲午除夜》詩云:“神功圣德三千牘,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子兩周今日盡,空將衰淚灑吳天。”(注:《遺山集》卷八。)“甲子兩周”,是指金朝從收國元年乙未(1115年)建國至天興三年甲午(1234年)亡國,正好輪回兩個甲子120年。 元好問的說法與金朝的官方記載是完全一致的。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年(1265年),翰林直學士王磐等奉命編纂《大定治績》,其序謂“金有天下凡九帝共一百二十年”(注:王磐:《〈大定治績〉序》,《元文類》卷三二。)。王磐是金末進士,他的這種說法與元好問“甲子兩周”的說法是一個意思。《金史》卷二《太祖紀·贊》謂“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是因為金亡于天興三年(1234年)正月十日,故將天興三年略去不計的緣故。一百二十年也罷,百十有九年也罷,都是從1115年起算的。
  鄭麟趾《高麗史》卷一四睿宗十年(1115年)正月載:“是月,生女真完顏阿骨打稱皇帝,更名mín@⑧,國號金。”《高麗史》是15世紀的著作,故有關完顏阿骨打稱帝建國的記載大概是以《金史》為依據的。
  以上記載都是與金朝的官方說法相吻合的。但是,有關金朝開國史歷來就存在著許多不同的說法,在遼、宋、元史料中主要有兩種異說,一說謂金朝建國于1117年,一說謂金朝建國于1118年。
  金朝建國于1117年的說法以《遼史》為代表。《遼史》卷二八《天祚皇帝紀》(二)在天慶七年(1117年)下記載說:“是歲,女直阿骨打用鐵州楊樸策,即皇帝位,建元天輔,國號金。”《遼史》卷七○《屬國表》也有相同的記載。按照這種說法,金朝沒有收國年號,但天輔建元的年份與《金史》相同。又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三年(1266年),許衡奏上的《時務五事》中有這樣一段文字:“金完顏氏。都上京,遷燕。九帝,一百一十八年。”(注:《元文類》卷一三。)許衡謂金朝歷國118年,可能也是以為金建國于1117年,與《遼史》的記載暗合。
  金朝建國于1118年的說法,以宋元文獻為代表。宋人普遍認為完顏阿骨打建立金國是在宋徽宗政和八年(即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重和元年八月載:“mín@⑧(即完顏阿骨打)用遼秘書郎楊璞計,即皇帝位。”他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條中也記載說:“建中靖國元年,遼主天祚立,淫虐不道,阿骨打叛之,用兵連年,奪遼地大半。重和元年八月,阿骨打始稱帝,以其水生金,故號大金,改元天輔。”王稱《東都事略》卷一二五《金國傳》云:“(天慶)四年,遂舉兵叛。……遼東人有楊樸者,勸阿骨打稱皇帝,以其國產金,號大金國,建元為天輔。是歲政和八年也。”南宋佚名《中興御侮錄》卷上謂阿骨打“自立為大金國大圣皇帝,建元天輔,時本朝政和八年,契丹亦天慶八年也。……阿骨打立六年卒,弟吳乞買立,改天輔六年為天會元年。”此外,如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卷二八、李@⑨《十朝綱要》卷一八、佚名《宋史全文》卷一四等都是這種說法。
  再有就是托名宋人而實出元人之手的《契丹國志》和《大金國志》,這兩部書也一致記載金朝建國于1118年。《契丹國志》卷一○《天祚皇帝紀》(上)天慶八年(1118年)條云:“是時有楊樸者,……勸阿骨打稱皇帝,改元天輔。以王為姓,以mín@⑧為名。以其國產金,號大金。”《契丹國志》卷首所附《契丹國九主年譜》亦以遼天慶八年為金天輔元年。《大金國志》在天輔元年之前不記年號,只稱“阿骨打之××年”(《大金國志》謂阿骨打于1102年承襲女直部落酋長之職,其紀年即始于此年)。在“阿骨打之十七年(即1118年)”下記載說:“是冬,阿骨打用楊樸策,始稱皇帝,建元天輔。以王為姓,以mín@⑧為名。國號大金。”(注:《大金國志》卷一《太祖武元皇帝紀上》。)該書卷首《金國九主年譜》云:“太祖武元皇帝戊戌(宋徽宗重和元年、遼海濱王天慶八年)稱帝,國號大金,建元天輔;至癸卯天輔六年(宋徽宗宣和五年、遼海濱王保大三年)五月乙丑崩,在位六年。”又謂:“金主自宋徽宗重和戊戌稱帝,至理宗端平甲午,計九主,一百一十七年。”宋元文獻關于金朝建國于1118年的說法,不但比金朝的官方文獻記載的建國時間晚了三年,而且天輔元年也比《金史》的傳統紀年要晚一年。
  對于上述不同記載,過去人們大都不以為然,如趙翼在談到《遼史》、《金史》的歧異時就說:“按《金史》,金太祖自出河店之捷,即于次年正月稱帝,建國號曰金,年號曰收國,凡二年,又改元天輔。《遼史》,出河店之敗在天慶四年,則金之建國應在天慶五年,乃《遼史》本紀是年并不載金建國之事,直至天慶七年始云:‘是歲,女直阿骨打用鐵州楊樸策,即皇帝位,改元天輔,國號金。’則似金太祖至是年始稱尊,而收國兩年俱抹煞矣。此《遼史》之疏漏也。”(注:《廿二史札記》卷二七“遼金二史各有疏漏處”條。)這種觀點可以說是很有代表性的。人們之所以如此篤信《金史》,是因為《金史》歷來享有較高的聲譽。趙翼說:“《金史》敘事最詳核,文筆亦極老潔,迥出宋、元二史之上。”(注:《廿二史札記》卷二七《金史》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這樣評價《金史》:“其首尾完密,條例整齊,約而不疏,贍而不蕪,在三史之中,獨為最善。”對《金史》的這種信任感影響了人們的判斷力,使他們對于與之相悖的其它異說都不屑一顧。現在看來,《遼史》及宋元人有關金朝開國史的不同記載,是必須認真對待的。
      三
  上述種種異說與金朝的官方記載在以下兩點上是一致的:其一,完顏阿骨打起兵的時間,所有記載都說是在遼天慶四年(1114年);其二,太祖完顏阿骨打的卒年、 太宗即位并改元天會的年份, 均記載為公元1123年。它們的分歧主要在于:完顏阿骨打何時稱帝建國,國號是什么,有沒有收國年號,天輔始于何年等等。要想弄清這些問題,就必須對遼末金初的歷史進行具體分析。
  按照《金史》的記載,完顏阿骨打在天慶四年(1114年)九月起兵之后,很快便于次年正月一日稱帝建國。在此期間,阿骨打統率的女真兵只進行了兩次規模很小的戰斗。九月的寧江州之戰,女真人當時的全部兵力還只有2500人,而寧江州的遼朝守軍僅800人而已。 十一月的出河店之戰,時女真“甲士三千七百,至者才三之一”(注:《金史》卷二《太祖紀》。)。況且這兩個地方也并非政治軍事要地,這兩場戰斗的勝負對雙方來說都遠遠不是決定性的。天慶五年(1115年)初的時局態勢是,不唯遼朝五京當時尚未受到任何威脅,就連遼朝控制生女真的軍事重鎮黃龍府(今吉林農安縣)也還沒有被女真人攻克,完顏阿骨打在這種情況下就貿然稱帝建國,恐怕是不大合乎情理的。
  實際上,完顏阿骨打起兵以后好幾年內,都在與遼朝進行談判,目的在于尋求妥協。這在《遼史·天祚皇帝紀》和《金史·太祖紀》里都有記載,只不過《金史》的文字比較隱晦罷了。雙方的議和活動從天慶五年(1115年)正月就開始了,阿骨打提出議和的先決條件是:“若歸叛人阿shū@⑩,遷黃龍府于別地,然后議之。”(注:《金史》卷二《太祖紀》收國元年正月。)阿shū@⑩即生女真之紇石烈阿shū@⑩,因故投奔于遼,女真人起兵叛遼,即以索取阿shū@⑩為借口;阿骨打所提的條件,其實質性的內容是第二點,即“遷黃龍府于別地”。從各種史料來看,完顏阿骨打起兵反遼,主要是因為不堪忍受遼朝的壓迫,在他起兵之初,并沒有推翻遼朝并取而代之的打算,而只是想爭取女真族的獨立地位罷了。天慶五年(1115年)九月,阿骨打曾對其部眾說道:“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注:《遼史》卷二八《天祚皇帝紀二》。這段話又見于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一二五《金國傳》。)這幾句話很能說明問題,阿骨打之所以提出“遷黃龍府于別地”的議和條件,就正是為了實施其“自立國”的計劃。由此我們想到,呂頤浩說金朝原名女真國,后來才改國號為大金,看來并不是天方夜譚。女真族起初只是為了獲得獨立而“自立國”,故自稱為“女真國”,這是一種合乎邏輯的推理。遼朝建國之初,不也曾經以“契丹”作為國號么?至于女真國的國號是什么時候建立的,則很難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從天慶五年(1115年)正月開始的議和活動,持續到當年九月。其間雙方使節至少往返四次,但各自提出的條件相距太遠:遼朝要求女真“為屬國”,令其“速降”;女真要求遷走黃龍府,脫離遼朝的控制。因此談判沒有結果。當年九月,遼天祚帝調集大軍,準備親征,“女直復遣賽剌以書來報,‘若歸我叛人阿shū@⑩等,即當班師。’”(注:《遼史》卷二八《天祚皇帝紀二》。)不再提遷走黃龍府這一要害問題了。這是為什么呢?據說當時“延禧(即遼天祚帝)舉國親征,女真大懼”(注:《東都事略》卷一二五《金國傳》。),阿骨打提出遣歸阿shū@⑩,即當班師的條件,可能只是為了給自己找一個臺階下,妥協的態度很明顯;孰料遼朝大軍云集,志在必勝,竟連這點面子也不肯給,索性殺害了女真派來的使者賽剌(注:《金史》卷八四《耨@①①溫敦思忠傳》云:“自收國元年正月,遼人遣僧家奴來,使者三往反,議不決。使者賽剌至遼,遼人殺之。”),致使談判終于破裂。此后兩年,雙方數度交戰,沒有議和的跡象。
  根據《遼史》的說法,阿骨打是在起兵三年之后的天慶七年(1117年)才稱帝建國的,南宋方面的記載比這還要晚一年,兩說孰是孰非暫且不論。值得注意的是,《遼史》及若干宋代文獻都一致指出這樣一個事實:完顏阿骨打稱帝建國是采納鐵州渤海人楊樸的建議的結果。《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對此有比較詳細的敘述:
  有楊樸者,鐵州人,少第進士,累官至秘書郎,說阿骨打曰:“匠者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師者人之模范,不能使人必行。大王創興師旅,當變家為國,圖霸天下,謀為萬乘之國,非千乘所能比也。諸部兵眾皆歸大王,今力可拔山填海,而不能革故鼎新,愿大王冊帝號、封諸蕃,傳檄響應,千里而定。東接海隅,南連大宋,西通西夏,北安遠國之民,建萬世之zī@①②基,興帝王之社稷。行之有疑,則禍如發矢,大王何如?”阿骨打大悅,吳乞買等皆推尊楊樸之言,上阿骨打尊號為皇帝,國號大金。
  楊樸,一作“楊璞”,南宋方面的文獻有關他的記載很多,如趙良嗣《燕云奉使錄》、馬擴《茆齋自敘》、張匯《金虜節要》等書,都如實反映了他作為完顏阿骨打的主要謀臣在金朝建國前后的重要活動。趙良嗣和馬擴是宋金海上結盟時宋方的主要談判代表,多次往返于宋金兩國之間,有關楊樸的記載當系他們的親身見聞。張匯本為宋人,靖康之變后陷金15年,后于紹興十年(1140年)南歸,他的記載也很值得信賴。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對于楊樸這樣一位重要人物,《金史》卻幾乎不予記載,僅在《耨@①①溫敦思忠傳》中提到一句,而對他建議阿骨打稱帝建國等等關鍵活動都只字不提。過去人們歷來把其中的原因歸之于元朝史臣的疏漏,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金史》條就是這樣說的:“其列傳之中,頗多疏舛,如楊樸佐太祖開基,見于《遼史》,而不為立傳。”現在看來,楊樸之不見載于《金史》,原因恐怕不在元朝史臣,而是金朝實錄和國史有意隱諱的結果,因為楊樸建請阿骨打稱帝建國的史實與金朝官方杜撰的開國史是相互矛盾的。
  首先,從楊樸勸說阿骨打稱帝的那些話來看,不像是阿骨打剛剛起兵不久的事情;其次,《契丹國志》和《大金國志》都說楊樸是渤海高永昌起兵叛遼時歸降女真的,而高永昌在東京起兵是天慶六年(1116年)正月的事情,這就是說,楊樸勸阿骨打稱帝不得早于天慶六年。另外,據《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和苗耀《神麓記》記載,在楊樸勸阿骨打稱帝的同時,由韓企先為阿骨打確定漢姓漢名,“以王為姓,以mín@⑧為名”。韓企先是遼朝進士,何時降金不詳。若按《金史》的說法,謂阿骨打天慶五年(1115年)正月稱帝建國,當時女真人只占有一個小小的寧江州,仍僻處于金源一隅,韓企先恐怕不會在這個時候就已歸降女真吧?這些都是與《金史》的記載相dǐ@①③牾的。
  金朝實錄和國史對楊樸的忌諱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據遼、宋方面的史料記載,楊樸在勸阿骨打稱帝建國之后,又建議遣使議和,請求遼朝加以冊封。《遼史·天祚皇帝紀》云:“楊樸又言:‘自古英雄開國或受禪,必先求大國封冊。’遂遣使議和,以求封冊。”女真方面提出議和的具體條件有十項:“乞徽號大圣大明者一也;國號大金者二也;玉輅者三也;袞冕者四也;玉刻‘御前之寶’者五也;以兄弟通問者六也;生辰、正旦遣使者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疋兩者八也(蓋分大宋歲賜之半);割遼東、長春兩路者九也;送還女真阿鶻產、趙三大王者十也。”(注:《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從這些條款來看,阿骨打的目的只不過是想得到遼朝對生女真建國的承認,想獲得與遼朝平等的地位而已。實際上,請求遼朝冊封這件事本身就充分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在阿骨打稱帝建國之后,仍然沒有滅亡遼朝、取而代之的打算,因為此時女真人的力量還不夠強大,他們還不敢奢望能夠動搖契丹人的龐大帝國。
  此次議和大約始于天慶八年(1118年)初,《遼史·天祚皇帝紀》和《金史·太祖紀》分別在這年的正月和二月開始出現雙方遣使議和的記載,議和活動一直持續到天慶十年(1120年)三月。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自天慶八年(1118年)閏九月以后,由于南宋方面的主動提議,宋金雙方開始商議夾攻遼朝事宜;而與此同時,遼金之間的議和活動卻仍未停止,完顏阿骨打還在繼續尋求遼朝的冊封,這表明當時女真人對滅遼尚無信心。這一階段的議和活動,主要圍繞著冊封問題討價還價,雙方互遣使節不下十余次。天慶九年(1119年)六月,遼遣太傅蕭習泥烈等冊封完顏阿骨打為“東懷國至圣至明皇帝”,“楊樸以儀物不全用天子之制,又東懷國乃小邦懷其德之義,仍無冊為兄之文”(注:《契丹國志》卷一○《天祚皇帝紀上》。),于是“阿骨打大怒,鞭其使,卻回之”(注:《三朝北盟會編》卷三。)。此后雙方仍就冊封的具體內容往復商議,久拖不決。直到天慶十年(1120年)三月,遼朝“以金人所定‘大圣’二字,與先世稱號同,復遣習泥烈往議。金主怒,遂絕之”(注:《遼史》卷二八《天祚皇帝紀二》。)。和議最終破裂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因為這年春天金宋雙方達成了夾攻遼朝的海上之盟,在這種情況下,女真人才終于下定滅遼的決心。是年三月,完顏阿骨打“詔咸州路都統司曰:‘朕以遼國和議無成,將以四月二十五日進師。’”(注:《金史》卷二《太祖紀》。)四月,阿骨打率軍親征遼上京臨潢府,拉開了與遼決戰的架勢。
  完顏阿骨打向遼朝請求冊封一事,清楚地反映了天慶十年(1120年)以前遼金關系的真實狀況。此事雖主要見于遼、宋方面的記載,但其真實性是絕無可疑的。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春,遣直秘閣趙有開等人報聘女真,因傳聞女真已受遼冊封,故臨時改派軍卒呼延慶前往。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呼延慶離開女真前,完顏阿骨打親口對他解釋說:“大遼前日遣使人來,欲冊吾為東懷國者,蓋本朝未受爾家禮之前,嘗遣使人入大遼,令冊吾為帝,取其鹵簿。使命未歸,爾家方通好。后既諾汝家,而遼國使人冊吾為至圣至明皇帝,當時吾怒其禮儀不全,又念與汝家已結夾攻,遂鞭其來使,不受法駕,乃本國守爾家之約,不謂貴朝如此見侮。卿可速歸,為我言其所以。”(注:《三朝北盟會編》卷四。)這是根據呼延慶向朝廷的報告而留下來的記錄,無疑是非常可靠的。
  頗有意思的是,關于天慶八年到十年的遼金議和情況,雖然在遼、金史中都有記載,但兩書有一個明顯的區別:《遼史·天祚皇帝紀》對雙方在冊封問題上的討價還價直言不諱,而《金史·太祖紀》卻只記載雙方互遣使節的情況,不提議和的內容。翻遍《金史》,只有《耨@①①溫敦思忠傳》中的一段文字透露了阿骨打請求遼朝冊封的事實:“天輔三年六月,遼大冊使太傅習泥烈以冊璽至上京一舍,先取冊文副錄閱視,文不稱兄,不稱大金,稱東懷國。太祖不受,使宗翰、宗雄、宗@⑥、希尹商定冊文義指,楊樸潤色,胡十答、阿撒、高慶裔譯契丹字,使贊謀與習泥烈偕行。贊謀至遼,見遼人再撰冊文,復不盡如本國旨意。……遼人前后十三遣使,和議終不可成。”我猜想,這篇列傳的史料來源可能不是金朝的官方文獻(如神道碑、墓志銘之類),所以無意間透露了真情。前面說過,楊樸其人也只是在這篇列傳中才偶然地被提到一次,這更說明了以上猜測是有道理的。
  日本學者外山軍治氏對遼金之際的政治形勢有一個概略的評析。他認為,完顏阿骨打于收國元年(1115年)稱帝之后,雖在對遼的戰爭中節節獲勝,但直到天輔四年(1120年)與宋朝達成夾攻遼朝的盟約時為止,始終沒有推翻遼朝的計劃;至天輔四年,金朝雖已占有遼的上京和東京,但對能否滅亡遼朝仍沒有把握,金人產生滅遼的信心是在天輔五年(1121年)五月耶律余睹降金,金人盡知遼朝虛實以后(注:《金朝治下的契丹人》,見李東源譯《金朝史研究》,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50頁。)。從本文的分析來看,這個結論基本上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
  至此我們可以對金代官方文獻篡改金朝開國史的動機做出一個合乎情理的解釋了。完顏阿骨打起兵以后,由于女真人與遼朝實力相差懸殊,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內,阿骨打是以爭取女真的民族獨立并獲得遼朝的承認為其奮斗目標的,所以他最初建立的國家可能是以“女真”為國號的。而且即使在他稱帝建國之后,仍與遼朝進行長期的和談,希冀得到遼朝的冊封,直到與宋朝達成海上之盟,阿骨打才決意滅亡遼朝并取而代之。及至女真人滅亡遼宋,入主中原,建立了一個龐大帝國之后,就對當初那段開國的歷史諱莫如深了。于是他們在實錄、國史等官方文獻中重新塑造了一部開國史,要讓人們相信,完顏阿骨打起兵伊始即稱帝建國,并以取代遼朝為目的。當然,在金朝前期,可能還有少數人知道歷史的真相,上文提到的博州防御使墓志銘稱金國為女真國,就是一個證明。此墓墓主是由遼入金的契丹人,他的墓志既是用契丹小字寫成的,當然是契丹人的手筆。金代的契丹人大都有一點遺民心態,墓志作者刻意使用女真國的國號,似乎就是遺民心態的一種流露。
  順便指出,金朝統治者偽造本族歷史,這并不是唯一的例子。日本學者池內宏氏《〈金史·世紀〉研究》一文的研究結果表明,在太祖阿骨打以前的十代先祖中,從第六代景祖以后才是實有其人的,而前五代全系子虛烏有,是金人為了夸示其歷史的悠久而虛構出來的世系(注:《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第11冊,1926年。參見三上次男《關于金朝皇室完顏氏始祖的傳說》,載《金史研究》第3卷, 中央公論美術出版(東京),1973年。)。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
  當我們對金朝開國史的真實性做出一個否定性的結論之后,還需要對大金國號及收國、天輔年號做一些具體分析。首先,“大金”這個國號就很值得考究。“大金”取義若何?《金史·太祖紀》是這么解釋的:“上曰:‘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于是國號大金。”《金史·太祖紀》的藍本是《金太祖實錄》,《實錄》引用阿骨打的話說:“遼以鑌鐵為國號,鑌鐵雖堅剛,終有銷壞,唯金一色,最為真寶,自今本國可號大金。”(注:《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引《金太祖實錄》。)按照這種解釋,完顏阿骨打確定“大金”國號的本意,是因為金優勝于鑌鐵,明顯流露出女真人想要取代遼朝的意圖。然而這種說法并不可信。
  金代中葉以后,關于“大金”國號又衍生出一種新的解釋。章宗時朝廷百官討論德運問題,因為各種意見分歧很大,主張維持金德的一派就以大金國號附會金德,如“刑部尚書李愈以為:‘本朝太祖以金為國號,又自國初至今八十余年,以丑為臘。若止以金為德運,則合天心、合人道、合祖訓。’”戶部尚書孫鐸等人也說:“圣朝太祖圣訓:‘完顏部色尚白,白即金之正色,自今本國可號大金。’又嘗有純白鳥獸瑞應,皆載之國史。請依舊為金德。”但這種附會之說在當時就遭到許多官員的反駁。泰和二年(1202年)尚書省奏曰:“李愈所論太祖圣訓,即是分別白黑之姓,非關五行之敘。”(注:《大金德運圖說》。)可以肯定地說,在完顏阿骨打起兵之時,女真人根本就沒有中原王朝的德運觀念,金德的確定是世宗大定初年以后的事情。“大金”國號與金德毫無關系。
  總之,以上兩種解釋都不符合“大金”國號的本意。實際上,“大金”一名源自女真完顏部世代生息的按出虎水(今黑龍江阿什河),《金史》卷二四《地理志》就如是說:“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我們不清楚《金史·地理志》的史料來源是什么,但很明顯,它對“大金”國號的解釋與刻意改造金朝開國史的《太祖實錄》完全不同。《地理志》的這種解釋可以得到許多史料的有力支持。《金國語解》說:“金曰按春。”“按春”,即按出虎之異譯。《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云:“以水名阿祿阻為國號。阿祿阻,女真語‘金’也。以其水產金而名之,故曰‘大金’,猶遼人以遼水名國也。”這里說的“阿祿阻”也是按出虎的異譯。又南宋歸正人張匯《金虜節要》也說:“阿骨打為帝,以本土愛新(按:即按春,此系清人以滿語改譯)為國號。愛新,女真語‘金’也。以其水生金而名之,猶遼以遼水名國也。”(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建炎元年正月辛卯條附注引《金虜節要》。)綜合這些史料所得到的解釋是:女真語稱金為按出虎,按出虎水以產金而得名,“大金”國號即來自按出虎水,此外沒有任何別的含義。
  《太祖實錄》對“大金”國號的解釋既不可信,那么《實錄》說的“遼以鑌鐵為國號”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這句話令多少遼金史研究者為之頭疼。自元以來,人們對此解釋各異。元世祖時的翰林學士王磐是這樣理解的:“契丹以其國產鑌鐵,乃為國號,故女真稱金以勝之。”(注:王惲:《玉堂嘉話》卷三。)這是他的想當然之說,并沒有任何根據。清人張穆則說:“契丹建國號曰遼,譯言鑌鐵,蓋《爾雅》‘白金美者謂之鐐’。故女真抗遼,則名其國曰金。”(注:《蒙古游牧記》卷七。)《爾雅·釋器篇》明明說鐐是白金(銀)之美者,與“鑌鐵”有何相干?況且“鐐”和“遼”也不能劃等號。此乃強為解人。30年代初,馮家shēng@①④先生在《契丹名號考釋》一文中專門就此問題做了詳細的論證。他煞費周章地引證中亞、北亞各民族語言中“鋼鐵”一詞的讀音,試圖證明“鑌鐵”即為“契丹”之音譯或意譯(注:《馮家shēng@①④論著輯粹》,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0—39頁。)。但由于證據太薄弱,不為學界所認同。直至今日,“遼以鑌鐵為國號”仍是一個不解之謎。我的解釋是:“鑌鐵”一詞與“遼”或“契丹”都沒有任何關系,《太祖實錄》里的那段話純屬杜撰。前面已經證明,“大金”國號來源于按出虎水,而《太祖實錄》的修撰者為了表明完顏阿骨打起兵伊始即以取代遼朝為目的,于是隨意編造了一個“遼以鑌鐵為國號”,“故女真稱金以勝之”的謊言,曲解“大金”國號的本意,以期混淆世人的視聽。不幸的是,后人果真受其蒙蔽,致使這句話困擾人們達數百年之久。
  最后要談的是收國和天輔年號的真偽問題。
  根據本文的考述結果來判斷,我認為收國年號是不存在的。金朝的建國,看來并不像《太祖實錄》所記載的那么早,如果天慶五年(1115年)沒有建國的話,當然也就無所謂收國年號了。從文獻記載來看,《遼史》以及絕大多數宋人著述中都沒有提到這一年號,金代考古材料中唯一涉及收國年號的是《海龍女真摩崖石刻》。這一石刻刻在吉林省海龍縣城西楊樹林山山崖上,最早發現于光緒年間,1929年奉天省通志館搜羅金石材料時得到拓片,羅福成據此作《女真國書碑考釋》(注:《支那學》5卷4號,1929年。),釋出“收國二年五月五日”數字,故以為這就是該石刻的鐫刻年代。60年代初,金光平、金啟@①⑤父子根據拓片譯釋出石刻全文,認為石刻內容記述的是收國二年(1116年)五月在番安兒必罕建置謀克的事情,但鐫刻于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三月(注:金光平、金啟@①⑤:《女真語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328頁。)。70年代末,孫進己根據實地考察結果, 又將石刻年代訂正為承安五年(1200年)三月(注:孫進己:《海龍女真摩崖石刻考釋》,《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第2期。)。總之, 石刻內容是事后的追記,不能據此判斷收國年號的有無。
  天輔年號的存在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于它始于何年。《金史》和《遼史》都以公元1117年為天輔元年(一謂改元,一謂建元),宋代文獻多以1118年為天輔元年,范成大《攬轡錄》則以1122年為天輔元年。按照前兩種說法,天輔總共當有7年或6年,但是目前所見金代考古材料還無法證實這一點。迄今出土的金代文物中只有兩件記有天輔年號的石刻和題記磚。一是河北省興隆縣出土的契丹小字《蕭仲恭墓志》,其中第10行有“天輔六年”字樣,但這方墓石為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年)所立(注:王靜如:《興隆出土金代契丹文墓志銘解》,《考古》1973年第5期;劉鳳翥、 于寶林:《契丹小字〈蕭仲恭墓志〉考釋》,《民族研究》1981年第2期。)。 另外一件文物是從河北省固安縣金代寶嚴寺舍利塔塔基地宮中出土的一塊題記磚,上有墨書題記“大金國天輔十(當做“七”)年、天會十五年至天眷元年”云云(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固安于沿村金寶嚴寺塔基地宮出土文物》,《文物》1993年第4期。),題記寫于天眷元年(1138年), 也不能據此證明天輔年號究竟有幾年。
  綜上所述,本文的基本結論是:由《金太祖實錄》所撰造而為《金史》所承襲的金朝開國史肯定是不真實的。但是其歷史真相究竟如何,目前還不能給予十分肯定的回答。我初步認為,完顏阿骨打于公元1114年起兵以后,可能在1117年或1118年建立了國家,國號是“女真”,年號為天輔,1122年改國號為“大金”。——當然,這遠遠不是定論。徹底恢復金初歷史的真實面貌,仍有待于我們的繼續努力。
歷史研究京59~72K23宋遼金元史劉浦江19991999劉浦江,1961年生,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作者:歷史研究京59~72K23宋遼金元史劉浦江19991999
2013-09-10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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