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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塑英雄 再塑自我  ——觀近期新寫實小說對人物形象的把握
再塑英雄 再塑自我  ——觀近期新寫實小說對人物形象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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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說起作品對人物形象的把握塑造,新寫實小說受到的批評人所共知,什么狹小的、卑微的、蒼白的,什么庸庸碌碌的、蠅營狗茍的等等,所謂沉重疲憊的人生、瑣碎無奈的生活,也是由那些灰色的一群小人物的存在而定下的基調。對此批評筆者雖持有異議,但從人們對文學的某種渴望和呼喚的角度看,還是可以理解認可的。經過一段時間的沉潛與積聚,令人欣慰的是,新寫實小說已表現了隨著歷史的進程不斷感受現實生活、感受悄然變化著的社會文化氛圍及價值取向的新的跡象,表現了在生活的厚土中不斷開拓新鮮層面的努力,由此刻劃出一批在平凡的崗位上努力而韌性地奮斗著的一類新人形象。從劉醒龍《村支書》中的方建國、《鳳凰琴》中的余校長、孫四海、張英才等為發端,到趙德發《要命》中的郇世夏、方方《行為藝術》中的“我”、“灰馬”、《埋伏》中的科長,及至何申《信訪辦主任》中的孫明正、芳州《苦笑》中的秀等等,已經形成了一個較有特色的人物系列。他們的身上,正充盈著與建設的時代、開放的社會相溝連的勤奮執著、探索追求的人格精神,充盈著一種大度的、兼容的、平和而向上的文化氣息。用傳統的文學觀點看,這些人物正愈來愈多地帶有“正面人物”的色彩,似乎正向傳統的理想英雄人物回歸,而事實上,他們的出現既不是對過去英雄人物的簡單回返,也不是對以往新寫實小說人物的全面否定,而是蘊涵著一個社會在變革演進中的文化流變的軌跡。表現在與上述二者的曲別上,前者就是非英雄化、非完人化,展示平凡豐富的人物個性;后者就是超越自我、把握自我,再現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二
  還在1992年,劉醒龍的創作引起了人們的普遍注意,他的連續幾個中篇實際上已顯示了新寫實小說審美視角的某些變化。這個變化可以從人物形象的基本格調上反映出來,也可以表述為小說不是著重審視與主客觀環境構成對立狀態的人的生存狀況,故而對人、社會、文化進行反思,而是突出反映在特定的環境下人們那種腳踏實地、奮斗不息的實干品格,以此探求和把握流貫其中的社會的文化意蘊與時代精神的內涵。
  《村支書》是劉醒龍的一部力作。小說講述了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而所采取的平淡從容的記敘方式,將新寫實小說的創作意旨表現得雋永豐沛而又意味深長。方建國是望天畈村當了近20年的老支書,一直操勞忙碌、勤勤懇懇,責任制實行七、八年了,支書的位子依然想退退不下來。小說從方支書醞釀整修村里的水閘開始,娓娓講述了他如何拖著病體千辛萬苦籌措資金、組織防汛抗洪的一段生活經歷。這段經歷伴隨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路程——在水閘出現漏洞的關頭,方支書抱起一床棉被跳入洪水,英勇獻身。可以說,方支書這個人物是近年來不多見的農村基層干部的優秀形象,他上有老下有小,生活拮據家境窘迫,自己還有說犯就犯的老胃病,這些他都無暇顧及,一心為集體的事操勞奔波,直至最后獻出生命也不知道病已到了胃癌晚期。在方支書身上,既集結了第一線農村干部太多的甘苦勞累、生活重負,又集中體現了他們在艱苦的環境里任勞任怨、執著奮斗、奉獻一切的高尚情懷。就此來講,方支書無疑是一個楷模。但是,與傳統的英雄人物相比,方支書又決不是那種全知全能、豪情滿懷、所向無敵的英雄,不具備那類英雄完美無缺的人格光環。他只是一個普通人,一個受群眾委托不得不干下去的老實巴交的支部書記,工作上他有一圈子難處,生活上他有一肚子苦衷。對鄉親們、對有病的老母、對勞累的妻子,他時常生出無比的欠疚和愧情。……然而,唯其這些常人的平凡與欠缺,方支書才顯得這般厚道樸實真實可信,才是生活在現實土壤里的一個實實在在的人,一個帶著苦衷、帶著困惑而又沒有放棄努力、放棄責任的可親可敬的人。的確,看看中國這片土地,實在有著太多的苦難與沉重,面對這些,也許每個人都可以大喝一聲:該結束了!我們要有新的生活。但是,在任何的義憤激動或是悲嘆絕望之后,我們依然不得不面對著它,不得不荷起一份重負,以默默的奮斗、執著的付出去開墾它,改變它。歷經磨難的中國別無選擇,方支書別無選擇。
  方支書的意義不僅如此。現代社會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文化氣息已深深濡染著他,賦于了他清醒的頭腦、坦然的心態和開闊寬厚的胸懷。他對自己有清醒的認識,不因為自己工作能力的某些不足而嫉妒他人。對有一定開拓精神卻拒不合作、時常惡語相加的村長,方支書沒有照過去的邏輯演繹一場斗斗斗的你翻我覆,而是一直表現出了最為坦誠真摯的理解、寬容和信任。這種姿態已絲毫不含有某種精神的優越和臨下的味道,不含有任何冠冕堂皇的說教氣息,它來自于承認別人長處的勇氣,凸現出一個開放進取的社會應有的健全的人格心態和精神面貌。
  趙德發的《要命》(1993年第5期《當代小說》)同樣塑造了一個勤勤懇懇工作、正正派派做人的優秀干部形象。抓計劃生育工作的副縣長郇世夏,憑著對基層對農民深深的了解和感情,將這項棘手的工作做得和風細雨,潤物無聲。有所不同的是,作品不僅寫出了勤樸務實、富有獻身精神的人物,而且還關注著社會究竟能否為接納這樣的干部營造更好的氛圍和土壤,基于此,小說結尾對郇世夏面臨的“落選”風波作了兩種可能、兩種結局的暗示,實在為這類樸實正派干部的前途命運抹上了重重的耐人尋味的一筆。1995年第1期《小說家》刊登了何申的《信訪辦主任》,這個中篇通過某市信訪辦主任孫明正當前所面臨的種種信訪難題,表現了他在復雜的形勢下盡力排除干擾、秉公辦事的公仆意識和廉潔作風。作品突出的是孫明正真情未泯、剛直不諛的可貴之處,然而,即便如此,孫明正身上也決沒有昔日高高在上、為民作主的英雄作派,沒有了超人、完人的印記,他的身心屬于一個新的時代。這個時代平等人道的道德價值觀念、細膩寬容的人文情懷無時不在浸潤著他,那些漫長的、甚至是荒唐的上訪事件,常在他心里攪動起難以平息的道道波瀾,他為之不平,為之難過,為之不斷咀嚼那時代與命運共同釀造的悲酸苦澀。對于工作,他更多的是憑著對人生、對命運幾近虔誠的小心來全力對待的,那常常幻化在夢境與現實之間的一對雙鬢斑白、衣衫破舊的父母雙親形象,猶如一個無法折解、無法排遣的精神符號暗示,已深深融入他周身的血液中。小說最后有這樣一個情節蒙冤一生的沙老太沒有等到為她恢復名譽的那一刻,臨終托人將她以前一進信訪辦大樓就猛吹一通的破哨子捎給孫明正,用以留作紀念。這個含著怨恨、含著發泄、含著期望、含著等待、含著友善、含著欠意的哨子,讓孫明正又涌出了熱淚。……
  回首昨日,英雄模范人物曾是我們一代人為之高歌的主旅律。然而漸漸地,那活生生的身軀被臆造的概念和對立的表現模式車裂了,英雄成了完美無缺、不食人間煙火的神,成了高居于眾人之上、統領一切的主宰。這實在使后來英雄終于被遺棄、被平民所取代的命運在所難免。今天,當社會變革的大潮再度造就著無數英雄創業者的時候,新寫實小說在描寫英雄模范人物上表現的新的美學視角和方法,對重新塑造新時期血肉豐滿、形態各異的英雄人物提供了一方全新的藝術空間,象方建國一類形象,完全褪盡了以往英雄人物身上所附著的神圣光圈,他們豐富多采的情感世界、不失本真的自我個性、平凡中見偉大、質樸中見崇高的精神境界,更貼近于現代社會英雄人物的真實內涵,更能在平等的人格意義上引起整個社會的認可與共鳴。這是一片清爽自由的英雄天地。
    三
  在對現實生活、現實人物的描寫上,新寫實小說反英雄化、反理想化的傾向一開始就表現得非常強烈。它一反過去精神至上的創作套路,將創作之筆深深投入到物質存在基礎上的現實人生,寫出了現實條件下人們不可避免承載著的種種生活的重負、困頓和無奈。于此我讀到了新寫實小說的生命真諦:打碎粉飾,直面人生。所以當人們不斷批評它的“沉重”“疲憊”時,我總有點固執地認為,即便是真實的疲憊也要比虛假及嬌情好上百倍,至少它有非凡的勇氣和真誠。并且只要有了這勇氣和真誠,文學中將不乏有對疲憊的超越,不乏有真正的光明美好偉大崇高,因為,歸根結底這是生活使然,藝術的規律使然。
  現在,可以說這種對自身的超越已經在新寫實小說中初見端倪。除了上面所說的刻劃優秀人物形象、謳歌他們勤奮執著、敬業獻身精神的作品外,在描寫普通人的生活及普通人的精神境界上,新寫實小說也彈出了蕩氣回腸的陽剛之聲。這方面,劉醒龍的《鳳凰琴》亦可看作一個發端。
  《鳳凰琴》講述的是幾個民辦教師在大山深入的界嶺小學如何為改變自己的命運而苦苦工作和奮斗的故事。小說中的余校長、孫四海、鄧有梅他們雖然在艱苦的環境里辛辛苦苦地帶孩子、教書育人,可誰的心里都有個暖著心窩的的念想,那就是盡早轉正離開大山。為了這個目標,他們不得不暗中時常biào@①著一股心勁,爭來斗去,讓本就艱難的歲月更籠上一層隔膜的苦澀與悲哀。至于新加入這個隊伍的張英才,更是只將這里作為跳板的。他曾懷著某種清高的姿態注視著余校長他們,無心加入哪一方,只希望當文化站站長的舅舅早些給他轉正一走了之。但是,當他經過了大山里的磕磕絆絆之后,當他愈來愈走入余校長孫四海他們的內心世界之后,他毅然轉變了態度。小說末尾,當那個望眼欲穿的轉正指標降臨學校時,每一個人在它面前都做出了一生中最為鄭重的選擇——讓給對方。
  為了轉正、為了這一天的到來,余校長他們曾付出了艱辛的奮斗和漫長的期待。然而,就在這一刻即將到來的時候,他們卻是從中品出了別樣一番滋味,開始認真地審視,什么是真正屬于自己的生活,什么是人生中最可貴的。張英才這個涉世未深的小伙子,“若在一個月前我不會讓”,可現在當舅舅悄悄把他叫去填表轉正時,他無論如何也不干了,“這表應該給余校長他們。”艱辛的磨練似乎讓他懂得了,生活中不應該僅僅有自己,還應該有他人;孫四海這個歷經坎坷、在大山里愛得深沉愛得執著的漢子,終于在現實中領悟:“我離不開大山,我的一切都在這兒”;鄧有梅是在轉正問題上腦瓜最靈活的一個,也曾做了不壘落的事情,此時他深有感觸,“我徹底想通了,不能把轉正看得太重”;至于資格最老、吃苦最多、奉獻最大的余校長,則更清醒地感到了無法推卸的職責與義務,他深情地叮囑張英才“將來有出息了,不管到了哪里,都莫忘記還有一個叫界嶺的地方,那里的孩子上學還很困難。”——沒有華麗的辭藻、豪壯的語言,樸實的話語里卻蘊涵著一個至真至上的生命感悟:只要讓生活多一份充實,生命之外的任何“指標”都不再那么誘人和重要了。在種種生活矛盾與艱辛的撞擊磨礪下,這些平凡的小人物實實在在地是完成了一個精神境界的燦爛升華,完成了在現實生活中不斷超越自己、把握自己,讓生命體現自身的價值與意義的人生飛躍。
  1995年初,方方送給了人們一個《埋伏》。小說是寫某廠保衛科長與干事葉民主奉命協助公安局破案,在一個叫鶴立山的荒坡上日夜埋伏36天,出色配合公安人員大獲全勝的故事。《埋伏》沒有過多的枝節葉蔓,可故事中卻透出很強的戲劇性結構與結局:科長與葉民主的埋伏本應早就結束,他們之所以在所有聯系幾乎中斷、科長又被診斷為肝癌晚期的困境中,極其艱難地延長埋伏15天,則完全是聯防隊員邱建國一時疏忽(也有對葉民主有意報復的動機)造成的。而這個不應有的疏忽恰恰又歪打正著,及時堵死了辦案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判斷漏洞,使狡詐無比的要犯終敗在我方手下。于是,方方在故事中營造了一個頗有意蘊的沖突和立體的存在形態,將生活中的隨意、偶然、生命中的執著、壯麗、人生中的瞬間、永恒等等方面溝連揉和在一起,令人咀嚼沉思浮想聯翩。但是,即便如此,在種種的錯位、沖突中,象科長這類平時顯得平庸隨便的人在生命垂危之際所表現的堅毅頑強的意志和至死不渝的獻身精神,也猶如埋在人心深處的一曲頌歌,高奏出這些現實人生中最動人最美麗的篇章。……我們可以設想,也許現實中什么樣的事情都會發生,也許現實本身就是一種偶然的假定,但是,美好的生命只有一次。當人們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讓生命之流奔瀉得更加充盈更加壯麗的時候,也許會平靜而坦然地說上一句“生命無憾”吧。
  還要談到的一部作品是芳洲的《苦笑》。《苦笑》與《埋伏》一起選發在1995年第3期《小說月報》上,講的是北方一家外商獨資的紡織廠里發生的故事,描述了一個叫秀的女工短短時間里走過的一段生活道路。秀是質樸文靜的農村姑娘,她原本的志愿是要考大學的,只因父親病重被迫退學回家。自那時起,秀常生出一些悵惘,感嘆人生的命運被一只無形的大手掌握著,不能自己。現在,秀榮幸地進廠當了工人,生活翻開了新的一頁。然而,開始新生活的她很快發現,命運依然被無形的力量操縱著,不能痛快地由著自己,尤其廠里高層管理人員樸部長對她的好感與關照,更把她接連推向遭受冷落與議論的漩渦。在一系列風波面前,她感到困惑迷惘、感到痛苦和壓抑。故事的最后,秀病中堅持上班,一陣暈眩不慎將一縷經線弄斷,而被頂頭上司田科長盯住。對秀素有成見的田科長借機大做文章,吼叫著讓女翻譯拿來一塊寫著檢討的紙牌,命令秀掛著紙牌走完車間所有布機之間的空檔。突如其來的變故把秀驚呆了,待她清醒過來,這時她看到女翻譯臉上異常動人的微笑,看到一些同伴們即將開心觀賞的神情,秀感到無比的屈辱和悲哀。
  秀蒼白的面容漸漸泛起了紅暈,使她的面容如桃花般鮮艷,平添了一種楚楚動人的美。她動作緩慢地從脖子上摘下牌子,目光如劍一般刺向田科長,把紙牌先撕成兩半再撕成四半六半八半,她的動作緩慢有力富有節奏感,然后猛一揮手向田科長和女翻譯投去。……
  在秀凜然的氣勢和怒斥下,田科長女翻譯顯出前所未有的恐慌,他們氣焰頓消空前狼狽。此時“秀感到了一種莫名的前所未有的自豪,心里無比痛快。她想這一回她勝利了,她終于干了一件她自己想干的事,這一回她才真正地屬于自己。”
  帶著一絲的苦笑,秀義無反顧地走了。對秀的憤然辭職,我們盡可以生發“娜拉走后怎樣”般的思慮和担憂,但又不能不由衷地為秀高高昂起的頭、為她那凜然不可侵犯的人格意志和反抗精神擊節贊嘆!在一段時間里,秀所感受到的生活的種種迷惑、失落和壓抑,不也是我們許許多多的人已經體驗和正在體驗著的嗎,客觀上講這正是一個社會在變革的歷史階段所難以逾越的矛盾沖突。秀曾感慨,錢對于中國人來講實在太重要了!的確如此,從理想的高空落到現實的大地,我們終于學會了清醒地看世界,學會了承認現實、尊重現實。現在,我們不必忌諱說錢,不會放棄任何一個掙錢的機會,如同秀倍加珍惜她手中的飯碗一樣。但是,假如這一切需要以自我的消解迷失、以任人的擺弄支配、以人格的被欺凌被踐踏為代價時,我們是否還會體味到它原來的意義與價值呢,是否也應該像柔弱而勇敢的秀那樣,讓自己真正地屬于一回自己呢。
  從英雄的失落到人的精神信念的萎頓,我們的社會經歷了一次最嚴酷的文化變遷。于此之中,我們真正感受到了物質法則的無情而巨大的震蕩力,同時也跨越了狹窄封閉的歷史空間,獲得了對人空前深入的自省與反思。應該說,這是一段曲折黯淡的路,又是一段必將孕育著復蘇、新生的路,是一條歷史曲線的前半部分。目前,新寫實小說終于用它那樸實細膩的描述,展現了這一在全新的基礎上再度反省與攀升的生活流向,展現了這一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探索與追求,實在意義非凡。當然,這樣說并非要求文學作品一概去反映什么,并非無視生活的寬厚內涵。女作家張欣在《記錄生活而己》的創作談中說:“你需要什么,就沒有什么,這就是生活。都市生活里也有凄苦,只不過不是血淋淋的荒年顆粒無收、餓飯,……那種苦是精神上的折磨和重壓,對生命的意義是一樣的。
  “當然我不會忘記寫美、寫愛、寫人性的復蘇,不是因為美善真情的小說能夠維護治安,而是我相信它的客觀存在,總會有人在它面前動容。
  “這還不夠嗎?”
  所以,我們依然有理由關注和期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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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學刊濟南088-09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敏19951995 作者:理論學刊濟南088-09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敏19951995
2013-09-10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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