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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實與虛構的對立統一  ——《堂吉訶德》的模仿真實
寫實與虛構的對立統一  ——《堂吉訶德》的模仿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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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萬提斯在《堂吉訶德》(第一部)的“前言”里講了一個他自己的故事。這天他坐在桌前,“手托著腮,苦苦思索,”正在為寫小說的前言發愁,他的一位“風趣”而“很有見識的朋友”來訪。得知他的困境后,朋友哈哈大笑,說這有何難,隨即為他指點一二。塞萬提斯聽后,釋然輕松,說,好友的議論“句句中聽,我一無爭辯,完全贊成,決計照著他的話來寫小說的前言”。作者通過這個小故事,把自己的寫作目的和方法告訴讀者。他要“描寫的時候模仿真實”,要不拘傳統寫作的形式框框,“把騎士小說的那一套掃除干凈”,而且,要讓“清閑的讀者”看了“解悶開心”(1,9)(注:參見楊絳譯《堂吉訶德》,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93年版。以下引文出自此書,文中只注明頁碼。譯文個別處參考了J.M.Cohen英文譯本,稍有改動。Cohen的譯本由企鵝圖書出版公司1952年第二次出版。)。
  對于小說的前言或序,人們通常認為是作者在寫完小說之后、出版之前為讀者所寫的介紹寫作背景的文字,因而人們習慣把前言之類的文章看成是寫實性的、獨立的文本,有的還收到作家專集中發表。然而,《堂吉訶德》(以下簡稱《堂》)的“前言”卻可以看成是這篇小說的一部分,它像許多戲劇的“序”一樣,與后面的故事情節有關。雖然“清閑的讀者”在剛開始對這篇“前言”并不覺得有什么特別,如其中所說的:“這部書是我頭腦的產兒”,是我在監牢里“誕生的孩子”(1,3)。我們自然會把它看成是作者介紹小說的寫作背景,但是,當讀者看到小說的第9章時,疑問就出來了。
  讀者看到,小說以第三人稱的敘述開始。從第1到第8章,敘述者講堂吉訶德如何讀騎士小說入迷,如何想把騎士理想付諸實踐,如何被封為騎士,如何開始他的游俠歷險等趣事。但是到第8章,講到堂吉訶德與一個比斯蓋人為了“騎士”或“紳士”(注:參見楊絳譯本第一部第60頁注①,原文中knight具有雙關含義,一指騎士,又指紳士。堂吉訶德指的是騎士的榮譽,而比斯蓋人指的是紳士的名譽。)的尊嚴拔劍相拼之時,敘述者卻說,“堂吉訶德生平事跡的記載只有這么一點”,所以他和那個比斯蓋人誰勝誰負,不得而知。接著講到,因為“這部小說的第二作者不相信這樣一部奇書會被人遺忘”,故十分留意尋找,而他又很幸運,在舊書攤上找到了這本趣史的結局。為證實此段介紹的真實性,接下來的第9章,小說特以第一人稱講述手稿發現的經過。
  這位第二作者說道:一天他在市場上閑逛,偶然遇到一個小孩在兜售舊抄本。他走上前一看,發現上面寫的都是阿拉伯文。碰巧他旁邊有一個莫爾人,就請他讀一讀舊抄本上的意思。當他聽到莫爾人念出杜爾西尼亞·臺爾·托波索的名字時,立刻意識到這是關于堂吉訶德的故事。這位莫爾人告訴他,這本書是堂吉訶德傳,作者是阿拉伯歷史學家熙德·阿默德·貝南黑利。他一聽,抑制著心頭的快樂,立刻從那孩子手中“以半個瑞爾”的價錢,買下了那個孩子的全部手稿和抄本。然后,他把那個莫爾人請到家里,以兩個阿羅巴(約11.5公斤)的葡萄干,和兩個法內加(約111公斤)的小麥的酬勞,請他把手抄本上講到的堂吉訶德的部分全部翻成西班牙文,命他“不得增刪”。那位翻譯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忠實”“迅速”地全部譯完。在介紹了這部書的來源后,小說繼而轉由這位第二作者講述——莫爾人翻譯的阿拉伯歷史學家貝南黑利寫的——堂吉訶德的故事。
  到此,細心的讀者如果相信塞萬提斯“前言”中所說的這部書是他頭腦的產兒,是他在監牢里誕生的孩子的聲明是真的,那么這位阿拉伯歷史學家和第二作者與《堂》的關系就是個耐人尋味的問題了。首先,塞萬提斯為什么要中斷堂吉訶德故事情節的敘述,有意插入一段與前言相矛盾的故事呢?其次,如果假定前言的寫實性,那么這段插入的虛構故事的意義又何在呢?也就是說,如何解釋“前言”和小說中敘述之間的矛盾呢?
  實際上,在《堂》上下兩部書中,第一、第二作者的故事情節貫穿始終。在《堂》第一部的結尾,這位第二作者又出來直接對讀者說,貝南黑利探索堂吉訶德第三次出門干的事,卻找不到。只聽到一些“拉·曼卻保留的傳說,堂吉訶德第三次出門到了薩拉果薩,參預了那里舉辦的幾場有名的比武。”然而具體細節,這位貝南黑利則一無所知。后來他湊巧碰到了一位老醫生,這醫生有一只鉛皮箱,據說這是“他有一次翻造隱士的破屋,從廢墟里發現的。箱子里有些羊皮紙的手稿”(1,475-76),字是哥特體(Gothic Script),詩卻是用中世紀西班牙北部的加斯特方言(Castilian)寫成。由此可見,第二作者在此預告小說第二部手稿的來源及主要情節。簡單地說,《堂》第二部是由中世紀進入西班牙的哥特人所寫。(人們知道,中世紀的哥特人是攻破或移民羅馬帝國的日爾曼民族中的一支,被基督教文明社會稱為“野蠻人”。)第二作者說,這位貝南黑利,“搜求了拉·曼卻的全部文獻,一一考證,費了好大心力寫成這部書,不求別的,只要讀者看了,也像高明人士對騎士小說那樣信以為真”(1,476)。我們感到有趣的是,從手稿來源的故事看,最初記錄下堂吉訶德故事的人竟都是些異教徒,而且正是他們,大大稱贊這位西班牙紳士為“曼卻騎士的曲范”(1,63)、“鼎鼎大名的英雄”、“最純潔的情人,最勇敢的騎士”(1,10),而且,第二作者的敘述還顯示出貝南黑利與“前言”中塞萬提斯的寫作宗旨的區別——把騎士小說的那一套掃除干凈。
  而且,根據這段介紹可見堂吉訶德故事的來源真是悠久。推算起來,堂吉訶德是中世紀流傳于西班牙的口頭傳說,由哥特人最初把口頭傳說記錄在羊皮紙上。后來由于貝南黑利巧遇那位無名的老醫生,羊皮紙手稿才得以重見天日。他非常喜歡堂吉訶德,用阿拉伯文寫成《堂吉訶德傳》。隨后不知過了多久,第二作者從舊書攤中偶然地發現了那些舊抄本,他又請人把阿拉伯文的《堂吉訶德傳》譯成西班牙文。上面這個線索自然是讀者根據小說中第二作者的敘述整理而成。但是,我們一讀《堂》第二部的前言,問題就又出來了。
  從《堂》第二部的“前言”中我們得知,《堂》第一部出版后在西班牙大受歡迎,甚至中國的皇帝都派人送信,要求作者把堂吉訶德送到中國去,還要把堂吉訶德的故事作課本。堂吉訶德風靡世界,以至有一個假托阿維利亞內達的人,寫了《堂》的續篇,在塔拉果納出版,而且還頗有影響。接下來小說的第二部一開始就以風趣的口吻講述了人們對《堂》第一部的議論。隨后我們看到,堂吉訶德的第三次出行與前兩次大不相同。所到之處,常常受到人們的“歡迎”,因為他已幾乎家喻戶曉。可見《堂》第一部的發表是小說第二部的重要背景。如果假定小說的第二作者是與塞萬提斯同時期的人,那么生活在他之前的第一作者,即貝南黑利先生又何以得知他的譯作《堂》第一部出版之事的呢?而且,中世紀的哥特人又是如何知道并寫出發生在17世紀的故事呢?
  上述敘述情節的矛盾和敘事時空的混亂產生的疑問并不新奇。20世紀魔幻現實主義之作《百年孤獨》的結尾也出現羊皮書,那“是莫爾基阿德斯提前一百年寫就的這個(馬爾貢布恩地亞)家族的歷史”(注:加西亞·馬爾克斯《百年孤獨》,黃錦炎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第384頁,括號內為本文作者注。)。可見,《堂》中的時空混亂不是作者的疏忽,而是他有意為之。第一、第二作者及其哥特人作者之間存在的時空混亂,看似荒謬,“前言”和小說中各自的敘述看似矛盾,不合常理,但卻真實地揭示了文學創作和文學傳統的關系。塞萬提斯在小說中通過第二作者講述小說的尋源,既顯示小說來源的可靠性,又反映了他對文學傳統的自覺認識,他的《堂》與西班牙的民間傳統,這傳說和西班牙歷史上外來民族的相互作用,以及中世紀流行的騎士傳奇等,都是他創作的豐富遺產。故而在第一部“前言”中塞萬提斯還說過,《堂》是他在監獄里“誕生的孩子,……(他)好像是《堂》的爸爸,卻是個后爹。”(1,3)由此可見,小說的寫實性前言,我們不可完全當真,而小說中虛構的、甚至荒誕的故事,我們卻不能忽略,尤其當作者把寫實與虛構的兩個故事結合在一起時,虛構反而具有了深刻的意義。《堂》來源的故事深刻揭示了文學模仿真實的含義:即文學所表現的真實既來源于生活的真實,又高于生活的真實。
  《堂》在第一、第二作者的故事不僅揭示了小說來源的真實性問題、作家與歷史和現實的關系問題、反騎士小說與騎士傳奇的傳統問題等,而且又使塞萬提斯超然于傳統之上,免于落入前人各自的時代、民族及宗教的局限。插入第一、第二作者的故事,大大豐富了《堂》的意義,而且有益于作家處理創作中難以避免的種種問題,如道德觀、真實性的問題。從小說中不同身份的敘述話語中,我們不難感到,在他們的后面有個超然而幽默的塞萬提斯,他巧妙地避免了那些在當時的西班牙十分敏感的思想(宗教)問題。如,在第一部中,塞萬提斯讓第二作者說:“假如有人批評這個故事不真實,那無非因為作者是阿拉伯人。這個民族撒謊成性。不過他們既然跟我們冤仇很深,想來是只講得減色,不增光夸大。……我知道歷史以最有趣的方式,具有了一切應有的條件。如果有什么美中不足,我認為都是那混蛋作者的過錯,決不是題材的毛病。”(Ⅰ,65-66)在第二部里,第二作者仍然以基督徒的身份拉開他和第一作者的距離。他常常在一章的開頭或行文中用“據說”或“據記載”一詞,表明他敘述的客觀性。他還時常點出第一作者的異教徒的身份,如他敘述道:“阿默德·貝南黑利寫到這里說,‘全能的阿拉萬福!’他重復了三遍:‘阿拉萬福!’”(Ⅱ,56)又如,當熙德·阿默德說道:“我像真的基督徒那樣發誓”時,他又轉述譯者的話說:“熙德·阿默德分明是莫爾人,他這句話無非表示自己發的誓就像基督徒發的那樣可信”(Ⅱ,202)。
  然而不時地,第二作者又大力贊揚“原作者敘事詳盡,瑣屑無遺”。稱他為“享大名的作者啊!”(Ⅱ,284)不僅如此,第二作者還時常面對讀者,或通過譯者之口,把第一作者寫作時的絲絲猶豫、點點懷疑、種種評說都介紹給讀者。比如第二部第10章的開頭,第二作者寫出貝南黑利對于寫杜爾西尼亞著魔一事的猶豫(恐有宣傳巫術之嫌?);又如第12章中介紹了貝南黑利刪去駑辛難得和灰驢相互友愛故事的原因(因文字不雅之故?)和遺憾;以及第24章開頭,大段介紹了貝南黑利在原稿書頁邊緣對堂吉訶德講述的蒙德西諾斯洞奇遇而寫下的批語,指出原作者對這一章故事的懷疑;還有,第44章開頭大段的介紹原作者對情節結構的思考,貝南黑利說:“他盡管才思豐富,能描寫整個宇宙,也約束自己,只在他敘述的狹小范圍里回旋。他希望讀者領略他的良苦用心,別只說他寫得妙,而不知他略而不寫更是高明呢。”(Ⅱ,312)
  第二作者對“原作”的那種既稱贊又點評的態度,使他看上去有時像是一位編輯,以審慎批評的眼光來看小說的手稿。然而如果把第一和第二作者的話結合起來看,前者的表白和后者的提示或點評,有的相同,有的對立,它們正是塞萬提斯寫作過程中內心對話的表現。這種對話式的“內心獨白”充分表現了作者對小說寫作自身的觀照。不僅如此,他通過不同的敘述和觀點,表達了人們對堂吉訶德和桑丘不同的看法,而作者又從這些不同的敘述中,顯示出矛盾和差異,諷刺與幽默,揭示小說真實性的相對性,表明小說的真實性不在于某個權威性的敘述者中,而在于不同的敘述話語中。
  塞萬提斯的這種結構小說的技巧,突破了傳統的單一敘述的手法。在這個意義上說,塞萬提斯又不同于小說中的第一或第二作者,而是有創新意義的“作者”。艾瑞克·奧爾巴赫在《模仿:西方文學中的現實的再現》一書中曾分析自《奧德修記》到現代的(包括《堂》)數部經典作品。他在總結它們的現實主義特色時指出,現實主義的本質在于作家“突破了傳統規劃對文體所制定的清楚的框框”(注:Erich Auerb-ach,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tran. by Willard R. Trask, Princeton UP, 1974, p. 554.)。奧爾巴赫對現實主義的定義雖然寬泛,卻非常精辟,揭示了文學創作的本質性問題。安東尼·克羅斯在“建設性的證明”一文中在談《堂》對傳統的批判和創新的意義時也說:“塞萬提斯對現代小說的一個重要貢獻在于他巧妙地推翻了流行于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散文體浪漫傳奇的前提,為了克服那種小說僅僅是胡編亂造的寓言的偏見,小說必須堂而皇之地裝扮得像歷史。基于這個觀點,塞萬提斯賦予小說以亞里士多德所說的獨特權力,證明小說具有與歷史不同的自己的目的,甚至把小說推到了類似于社會的和現實的道路上去”。(注:Anthony Close," Co-nstructive Testimony: Patronage and Recognition in Don Quixote", from Conflicts of Discourse: Spanish Literature of the Gol-den Age, Manchester UP, 1990,p. 84.)我們看到,在《堂》中,由于第一和第二作者的出現,塞萬提斯巧妙地把不同的社會文化連在一起,把歷史和現實連在一起,從而向讀者揭示了騎士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由此產生對騎士小說的諷刺與批判,達到了把騎士小說的那一套掃除干凈的目的。但是,克羅斯是否意識到,《堂》對作家創作中種種問題的揭示也是小說面臨的社會和現實性問題呢?從本文來看答案是肯定的。此外,我們看到,塞萬提斯在小說中安排的許多不同身份的人物,他們除了是堂吉訶德故事的見證人,還是質疑者、解答者、評判者。這種多層次敘事的特色,使得小說的主體和客體常常相互變換,提供不同的視角和觀點。在此意義上,堂吉訶德這個人物,又成了穿線人物,從而使小說在模仿真實、揭示真實的方面具有了一定的客觀性和深度,而且使得小說的敘述圓滑機智,風格活潑有趣。可以說,《堂》這部小說與傳統的敘事作品形成明顯的對照,它是騎士傳統與寫實記錄、諷刺批判和幽默嘲諷的巧妙的結合體。
  塞萬提斯高超的敘事技巧,得到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家杰姆遜的大力稱贊,說《堂》是西方文學史上第一部“解符碼化小說”,即揭破世界上的魔力和神圣性的小說。這種敘事技巧,杰姆遜認為,“其手法核心上是現實主義的”,它揭示了“表面現象以下更深一層、更真實的現實”。(注:杰姆遜《后現代主義文化理論》,唐小兵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4頁。)我們看到,塞萬提斯正是通過第一和第二作者的設置,得以在小說中游刃有余地表現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社會階層的不同思想信仰,向讀者揭示了歷史變化本質上的差異,即中世紀和現代社會本質上的差異——神圣的宗教信仰時代和失去信仰時代的差異。對于這種敘事技巧的創新,塞萬提斯本人或許也頗為滿意,他在小說中曾借一個人物之口大大地稱贊了第一和第二作者:
  熙德·阿默德·貝南黑利把您的豐功偉績寫成書,我真要禱告上帝為他賜福!那位搜求奇書的人不辭辛苦,把這部阿拉伯文的故事翻成西班牙語,讓大家都能欣賞,我更祝他福上添福!(Ⅱ,24)
  然而任何方法都不是十全十美。第一、第二作者故意虛化現實作者的作用在當時就顯示了出來。或者說,由于虛構故事的藝術魅力,使得有些人也想躍躍欲試。小說第二部前言中提到的《堂》偽作“續篇”的出現,就是證明。而塞萬提斯面對“續篇”對他的詆毀和對他創造的人物的歪曲也難以始終保持他那超脫的姿態。他要維護他“作者”的所有權和名譽。于是,塞萬提斯在第二部的情節上作了重要的改變。他不僅在第59章安排了堂吉訶德在旅店中聽客人們說“堂吉訶德續篇”一事的情節,寫堂吉訶德、桑丘二人對“續篇”的批駁”,而且為了說明阿維利亞內達寫的續篇不真實,他讓堂吉訶德聲明不去薩拉果薩,改去巴塞羅那。在72章,從巴塞羅那還鄉的途中,塞萬提斯寫堂吉訶德和桑丘路遇偽作“續篇”中的一個人物,堂阿爾瓦羅·達爾斐,讓他證明“續篇”的種種謬誤。而且堂吉訶德還叫來村里的長官,把達爾斐的聲明記錄備案,由此表明對偽作的揭露具有“法律的依據”。不僅如此,小說結尾顯示出作者放棄寫牧羊人堂吉訶德的計劃,轉而寫了堂吉訶德之死。在堂吉訶德之死的簡單敘述中,特別提到神父請了公證人,證明堂吉訶德善終去世,“熙德·阿默德·貝南黑利擱筆了,別的作者不能再叫他活過來,把他的故事沒完沒了地續寫。”(Ⅱ,525)上述堂吉訶德故事情節的改動,仍然不足以表達塞萬提斯的不平之情,小說最后,還直接引用了熙德·阿默德擱筆時所說的原話:
  我不知你是有鋒的妙筆還是退鋒的拙筆,我把你掛在書架子的銅絲上了,你在這兒待著吧。如果沒有狂妄惡毒的作者把你取下濫用,你還可以千載長存。可是你別等他們伸手,趁早婉轉地告訴他們:“堂吉訶德專為我而生,我這一生也只是為了他。他干事,我記述:我們倆是一體。”(Ⅱ,526)
  不難看出,塞萬提斯在小說寫作過程中已經看到第一、第二作者所起的虛化現實作者的副作用,而且忍不住用“狂妄惡毒”這類的字眼對偽作者進行嚴厲的批駁,以發泄他的憤怒。但是,高超的塞萬提斯最終仍然稱熙德·阿默德為堂吉訶德的作者,這不僅保持了小說中有關第一第二作者故事情節的統一性,而且表現了作者的自信。顯然,寫堂吉訶德之死是作者的被迫之舉。在作者看來,堂吉訶德并沒有死,他將像荷馬史詩中的英雄一樣,名垂千古。當我們閱讀小說時就會看到他仍然騎著駕辛難得在探險行俠。而且歷史證明,塞萬提斯也因他而名垂千古。西班牙人正像“希臘六個城爭奪荷馬那樣,搶著認他為自己的兒子”(Ⅱ,526)。
  三百八十多年過去了,雖然當今的文壇上一度流行“作家之死”的理論,但塞萬提斯作為《堂》的作者是沒有爭議的問題。而且他的《堂》對歐洲小說的發展具有的影響得到了人們一致的肯定。(注:Jemes Ru-ssell Stamm, "Cevantes", Reference Guide to the World Literat-ure, 2nd ed., St.James Press, 1995, v. 1, p 266.)不過《堂》虛化作者的故事,其虛實相兼的敘事方法在當今文壇的確是倍受偏愛。可以說,第9章中第二作者在舊書攤的偶然發現已經成為一個小說的“原型”,在當代小說中頻頻出現。比如,當代意大利作家烏伯托·艾克在長篇小說《玫瑰的名字》的“前言”中就講述了一個類似于塞萬提斯第一第二作者的故事。其中不僅涉及到關于中世紀某修道院一個僧人手稿的不同版本及其差異的問題,而且有一段作者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舊書攤上發現有關書稿材料的故事。另一當代拉美作家博爾赫斯的短篇小說《特龍、烏克巴、奧比斯·特提烏斯》,也與舊書攤的發現有關。敘述者講,他的朋友從舊書攤得到的不列顛百科全書的版本與圖書館的版本在烏克巴這個條目上完全不同,由此說明烏克巴國的不確定性。后來作者又在朋友處見到《第一部特龍百科全書》,看到人們是如何有組織地、大規模地進行虛構“特龍國”的工作,從無到有,以至在報刊上經常報道特龍人的消息,令人不得不信。“奧比斯·特提烏斯”的含義就是“一個虛構國家的簡述”。上述類似《堂》中第二作者在舊書攤發現手稿的插曲在當今小說絕非偶然,也絕不僅此一二。顯然它們在不同的作品中具有不同的含義,并非作家簡單地模仿。烏伯托·艾克的小說向人們揭示文本重于作家而存在的道理。因為書本之間存在著“書與書相互對話”的關系。因而從歷史的長河來看,“書是有生命的東西……能超越死亡,……不受任何個人力量的控制。”(注:Umberto Eco, The Na-me of the Rose, tran. by William Weaver, lsd Harvest ed., 1994, p.286.)而博爾赫斯在小說結尾則表明,人們虛構國家,虛構歷史的結果”,最終導致人們“對過去歷史的懷疑”,產生對現實和歷史的“不確定感”。(注:Jorge Luis Borges, "Tlon, Uqbar, Orbis Tert-ius", from labyrinth, A New Directions Books, 1964, p. 18.)我想,這兩位著名作家對塞萬提斯小說中故事的重復,不正是表達了作家對創作的意義和困惑的認識嗎?
外國文學評論京72~77J4外國文學研究童燕萍19981998童燕萍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英語系 作者:外國文學評論京72~77J4外國文學研究童燕萍19981998
2013-09-10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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