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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理學家對王安石新學的批判
南宋理學家對王安石新學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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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378(2002)01-0018-05
  新學是王安石變法的理論基礎,理學則與反變法派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及至南宋又同成為宋學中相互排斥的兩大學派。因而要考察南宋時期理學家對王安石變法的評價,新學和理學的相互消長以及理學家對新學的批判就不能不是考察的重要方面。有關南宋時期理學和新學的消長已另有專文論述,本文將重點考察理學家對新學的批判。
   一
  在學術發展史上,學派間為追求自身的存在價值,排擠其它學派乃是一種正常的歷史現象,特別是新學作為北宋中葉儒學復興運動中脫穎出來的主流學派,不僅被視作孔孟思想的正統學派,祀享孔廟,而且為天下士林所宗,因而,理學要想擴大自己的影響,傳播自己的學術思想,就必須戰勝或取代新學,戰勝或取代的方法不外有二種,一是建構超越新學的龐大思想體系,標榜自己為繼孔孟絕學的正統,并得到官方的認可,二是為標榜自己的正確,必斥他說為非。在這里主要講第二種,即理學家們對新學的批判。理學家們對新學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二個方面:
  首先,理學家斥王安石新學為異端邪說“于學不正”,“雜揉佛道”或“學本出于刑名度數”。公開站出來批判新學的程門弟子楊時說:“然以其(王安石)博極群書,某故謂其力學;溺于異端,以從夷狄(指佛教),某故謂其不知道,”[1](卷17《與吳國華別紙》,《答吳國華》)“自佛入中國,聰明、辯智之士多為其所惑,鮮不從者……如王荊公晚年深取其言,自謂已知之而知有不盡此非同乎流俗也,蓋其于儒者之道未嘗深造,故溺焉,而不即悟耳,是以為大害,”[2](卷17《又論龜山墓志中事》)楊時的大弟子陳淵在與宋高宗面對時更是直言新學的不正,宋高宗說:“以《三經義解》(楊時著)觀之,具見安石穿鑿。”陳淵對曰:“穿鑿之過尚小,至于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行其學,遂為大害。”宋高宗曰:“差者何謂?”陳淵說:“圣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惟樊遲問,始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為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已。《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于無善無惡,又溺于佛,其失性遠矣。”[3](卷376《陳淵傳》)胡宏則認為,“王安石專用己意,訓釋經典,倚威為化,以利為羅。化以革天下之英才,羅以收天下之中流,故五十年間,經術頹靡,日入于暗味、支離,而六經置于空虛無用之地”。[4](卷3《程子雅言后序》)
  南宋后期魏了翁和黃震的批判更具代表性,魏了翁在《周禮折衷》中說:
  王荊公常以道揆自居,而元不曉道與法不可離,如舜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后世,以其有道也,法不本于道,何足以為法,道而不施于法亦不見其為道,荊公以法不豫道揆,故其新法皆商君之法,而非帝王之道,所見一偏,為害不小。[5](卷140)
  黃震的《讀〈名臣言行錄·王荊公(安石)〉》認為王安石其所以“盡壞祖宗法度,聚斂、毒民、生事、開邊、卒亂天下”,就是因為“安石之不學。與夫學者,將以明理而施之用,六經治道之根源,諸事行之龜鑒,固非山經海志,野史小說、神仙傳、天竺書,索隱務奇之為博矣……愚嘗謂安石本效商鞅而才不及……”[6](卷50)
  理學家對王安石新學攻擊的另一個方面,是把新學作為變亂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國的理論思想根源,予以無情打擊,藉以配合宋高宗以后宋廷對王安石變法否定的政治需要,這可從楊時、胡宏、陳淵、朱熹的批判為代表。
  楊時《上欽宗皇帝(其七)》云:
  臣伏見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蠢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祖宗皇帝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啟之也。臣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為害當見于數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涂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1](卷1)
  胡宏《上光堯皇帝書》云:
  ……王安石輕用已私紛更法令,不能興才教化、弭奸邪心,以來遠人,乃行青苗、建市易、置保甲、治兵將、始有富國強兵、窺伺邊隅之計,棄誠或懷詐,興利而忘義,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廢祖宗法令,而不知其與祖宗之道廢之也。邪說既行,正論屏棄,故奸諛敢挾紹述之義,以送其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謗宣仁,廢遷隆yòu@①,使我國家、父子、君臣、夫婦之間頓生疵厲,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然將滅,綱紀文章掃地盡廢,遂致鄰敵外橫,盜賊內訌,天師傷敗,中原陷沒,二圣遠棲于沙漠,皇輿僻寄于東吳,囂囂萬姓未知攸底禍至酷也。[4](卷2)
  朱熹對理學的發展有集大成之功,而對王安石新學的批判也是最徹底的,朱熹認為“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于如此,而起自熙豐迄于宣靖六十年間誦說推明按為國是”,同時認為對王安石的批判只有楊時“指其離內外判心跡,使道常無用于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為近之”,然而自楊時批判安石學術“至今又幾百年,而其是非之原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論,而來者之鑒亦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于是,朱熹著重指出王安石學術與敗國之間有三個方面:
  其為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聞億度近似耳,顧乃挾以為高,足已自圣,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已復禮為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于天下之事,每以操率任意,而失之于前,又以狠徇私而敗之于后,此其以為受病之原……
  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粗本末雖若有間,然其相為表里,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于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為有所不足,是不知其于此既有不足,則于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為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為粗跡,此正王氏之深蔽。
  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于圣賢之言,既不能虛心靜慮,以求立言之本意,于諸儒之同異,又不能反復詳審,以辨其為說之是非,但以己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為支蔓浮虛之說。至于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已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于佛老。及論先王之政,則又騁私意飾奸言,以為違眾自用,剝民興利,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地,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為事者,則或茍因舊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7](卷70《讀兩陳諫議書》)
  理學家對王安石新學的批判,其目的就是要消除新學的社會影響,必置新學于死地而后快。胡安國曾對楊時《上欽宗皇帝(其七)》的奏章評論說:“此是取王氏心肝底劊子手段,何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bì@②淫邪遁之辭皆破矣。”[8](卷25《龜山學案》附錄)于此可見理學家們對新學憎恨之一斑。張shì@③則更進一步要把新學斬草除根,他說:“傳曰:為國家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正誤國之罪,推原安石,所謂芟其本根者,紹興詔書有曰:荊舒禍本,可不懲乎!大哉王言也。”[9](卷33《題學光論馮xiè@④札子》)可以說,理學家們一代代堅持不懈地貶斥王安石及新學,其效果是明顯的,他們的觀點日益為宋最高統治者所接受,宋高宗就說:“安石之學,雜以伯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于安石。”[10](卷87紹興五年三月庚子)這段話幾與楊時給宋欽宗所上奏折的意旨如出一轍,宋理宗在淳yòu@①元年下詔,以周廉溪、二程、張載、朱熹五人從祀孔廟的同時,撤削了王安石的從祀地位,并指責“王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此三語最為萬世之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廟庭,合與削去,于正人心,息邪說關系不小,令國子監日下施行”。[11](卷11《太學》)由此可以斷言,理學家們打倒新學是理學興起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
  陸九淵是宋明理學陸王學派的奠基者,他的學說被稱之為“心學”,其生前學說,一度成為與朱熹理學并立的有影響的學派。他的學術觀點在很多方面都與程朱理學不盡相同,在對王安石新學及變法的評價上也與程朱理學一派不盡相同。陸九淵《荊國王文公祠堂記》[12](卷19)一文,可說是南宋初年以來第一篇公開對王安石身后所受不公正待遇大鳴不平的傳世之作。
  “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宋神宗),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竟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其廟貌不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
  陸九淵反其道而行之,給王安石以極高的評價,他說王安石“英特邁往,不屑于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潔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但是,陸九淵為王安石所鳴之不平,只是從當時的倫理道德上分別“邪”“正”“君子”“小人”,僅僅把王安石個人提到與那些被稱為“元yòu@①君子”的反變法派分庭抗禮的地位,而對王安石變法及新學則同樣是持否定的態度。只是他的否定從為王安石推諉過失而展開,即:
  (一)王安石雖然有高超的志向,“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勛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但是“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昭陵(宋仁宗)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枝葉抉shū@⑤,往往切當,然核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此矣”。“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范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換句話說,他認為荊公法堯舜變法度的根本主張理想或志趣是對的,問題只在于法堯舜的實際措施是否得當,新建立的法度本身是否合理而無弊病,在這點上陸九淵與朱熹的評論有相似之處,當然,陸九淵與朱熹的評論又有所不同,即他認為法堯舜的理想政治是應該提倡的,不可因荊公之失敗,而根本反對儒家法堯舜行仁政的王道理想,而陷于重私利的實際政治,同時他還認為單是理想是不夠的,必須格物窮理,輔之以學問,庶理想方可真正實現出來。[13](《陸象山與王安石》)
  (二)王安石新法之誤國與元yòu@①君子不救新法之弊和王安石為小人利用有密切關聯,“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替其決,忠樸屏伏,僉狡得志”,“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曾不為悟,公之蔽也”。
  陸九淵對王安石新法及新學的評價,就像朱熹的評論對后世所產生的影響一樣,為后世的辯誣性質的評論開了先河,甚至被譽為“乃是斷百余年未了大公案”。元代大儒吳文正澄說:“荊國文公才優學博而識高……公負蓋世之名,遇命世之主,君臣密契殆若菅葛,主以至公至正之心,欲堯舜其民,臣以至公至正之心欲堯舜其君。然而公之學雖博,所未明者孔孟之學也,公之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不以其所未明未能自少,徒以其所已明已能,自多,毅然自任而不回,此其蔽也。”[14](卷20《臨川王文公集序》)吳澄的門人虞集在《王文公祠堂記》中尊奉其師的觀點慨嘆道:“卓然命世之大才者乎,陸、吳二子之言,即足以報公志之所存,今昔不足于公者,又有以盡破其偏私之蔽,而世俗口耳相承之議,遂無復容于其間,雖公復生亦將憮然于斯,可謂千載之定論矣。”[15](卷35《王文公祠堂記》)
  顯然,陸九淵從褒獎鄉賢的角度為王安石鳴不平,并對其治國志向給以很高的評價,但是他也指出了王安石的學問和理論因其不純不正,是導致王安石新法誤國的主要原因。在這一點上,陸九淵與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的認知別無二致。
   三
  理學家批判王安石新學,對南宋社會的發展造成了不良影響,這就是在“法祖”的旗幟下,使南宋社會上上下下因循守舊,政治上保守主義日益彌漫。這主要表現在對新學的批判既為宋高宗集團推脫乃父亡國罪責制造了口實,同時也將王安石變法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這無疑是對那些代表中下層地主階級的士大夫主張變革的一個沉重打擊,使得他們在遵循祖宗之法上,不敢越雷池一步。魏了翁為宋理宗所開具的救弊治國之方是:一曰復三省舊典,以求六卿;二曰復二府舊典,以集眾思;三曰復都堂舊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舊典,以求忠告;五曰(原闕);六曰復臺諫舊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舊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舊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舊典,以強本;十曰復制閫舊典,心黜私意。[5](卷18《應詔封事》)再看方岳為宋理宗所開列的圖治方案,一曰正人心,二曰定國本,三曰別人才,四曰謹王言,五曰節邦用,六曰計軍賞,七曰懲士習,八曰清涂,九曰結人心。[16](卷16《代范丞相》)姑且不論魏了翁、方岳的治國方案是否能被當局者采納,單就他們的治國胸懷而言,除了在祖宗之法的窠臼里和理學家的空論中兜圈子外,實在看不出有什么革新政治的意義。這只是兩例而已,其實在南宋官僚士人的文集中,舉凡涉及革新政治,大致都不出魏了翁、方岳之右,即只在贊美祖宗家法,或稱頌太祖太宗,或美譽仁宗,或溢美元yòu@①,似乎只要恢復祖宗圣政,一切弊端都可消除,腐朽破敗的政治就會得到醫治,所謂“論恢復則曰修德待時,論富強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17](卷1《上孝宗皇帝第二書》)正是在這些空洞的議論聲中,南宋政治日趨走向頹廢,南宋末年,黃震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虛、曰士大夫無恥,[3](卷439《黃震傳》)可謂一針見血,而形成這種局面,則不能不與宋廷否定王安石變法和理學家們批判新學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
  其次,朱熹、陸九淵對王安石新學及新法的評價,直接影響了元明清人對王安石變法的評價。特別是入元以后程朱理學成為官方哲學,朱熹以道學之是非的評論標準,也就成為元以后評價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取舍標準。朱熹的這種評論標準貫穿于他所編撰的《皇朝名臣言行錄》一書,雖然王安石被列入名臣,但所輯言行大都來自仇視和否定王安石變法之人的記述,如《邵氏聞見錄》、司馬光《涑水記聞》、《溫公瑣語》、《呂氏家塾記》、《程氏遺書》、《魚山語錄》、《東軒筆錄》等10數種記述詆毀王安石的言論。雖不加論斷,但實際上已將他對王安石新學及新法的觀點,在剪裁、選取這些材料時寓于褒敗之中了。“一經名臣采入,于是元人修史,皆以大賢所錄為可信,亦遂盡筆之于史。自是后人讀史者,只知國史為可信,而不知雜出于記載私書”。[18]因而,朱熹對王安石新學及新法所作的定論性評價直接影響后世四五百年對王安石的評論。如元史臣在《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傳》論曰:“朱熹嘗論王安石以文章節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兇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又于沈洙等傳論曰:“由王氏之學不正,害人心術,橫潰爛漫,并邦家而履之,如是其甚焉,此孟子所以必辯邪說,正人心也。”[3](卷354)明代楊慎引羅整庵的話說:“宋之亂本于王介甫……王之禍宋本于學術不正。”[19](卷51《司馬溫公墓銘》)四庫館臣在為《臨川集》所加提要中說:“朱子《楚辭》后謂安石致位宰相,流毒四海,而其言與生平事心術略無毫發肖(似),(此)夫子所以有于予改是之嘆,斯誠千古之定評矣。”[20](卷153)
河北大學學報:哲社版保定18~22K23宋遼金元史李華瑞/水潞20022002南宋理學家對王安石新學的批判,主要表現在二方面:一是斥新學為異端邪說,藉以標榜理學為繼孔孟絕學的正統,二是把新學作為變亂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國的理論根源,予以無情打擊。陸九淵對王安石個人的政治操守和治國理想給以贊譽,但對王安石新學亦持批評態度。理學家批判新學對南宋社會發展造成了不良影響,這就是在“法祖”的旗幟下,使南宋社會上上下下因循守舊、政治上保守主義日益彌漫,并且直接影響了元明清對王安石新學及新法的評價。南宋/王安石/理學家/新學  Southern Song Dynasty/Wang An-Shi New-Confucianist/New Learn-ing基金項目:河北省教育廳博士基金(B2001509)。Neo-Confucianists' Criticism of Wang An-Shi's New Learning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LI Hua-rui 1,SHUI Lu 2  (1.College of Humanities,Hebei University,Baoding 071002,Chi-na;2.College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Hebei University,Bao-ding 071002,China)In this paper,the New-Confucianists' criticism of Wang An-s-hi's New Learning is discussed in two respects.On the one hand,the Neo-Confucianists denounced the New Learning as heresy so as to flaunt Neo-Confucianism as orthodox Confucianism.On the other hand,they blamed New Learning for being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the failur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because it changed their forefathers'law.This criticism,which made people stick to old ways and conservative in political ideas,had ha-rmful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affected the evalnation of Wang An-shi's New Learning in the Yuan,Ming and Qing Dynasties.李華瑞(1958-),男,四川綿竹人,河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河北大學 人文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水潞 河北大學 數學與計算機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2 作者:河北大學學報:哲社版保定18~22K23宋遼金元史李華瑞/水潞20022002南宋理學家對王安石新學的批判,主要表現在二方面:一是斥新學為異端邪說,藉以標榜理學為繼孔孟絕學的正統,二是把新學作為變亂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國的理論根源,予以無情打擊。陸九淵對王安石個人的政治操守和治國理想給以贊譽,但對王安石新學亦持批評態度。理學家批判新學對南宋社會發展造成了不良影響,這就是在“法祖”的旗幟下,使南宋社會上上下下因循守舊、政治上保守主義日益彌漫,并且直接影響了元明清對王安石新學及新法的評價。南宋/王安石/理學家/新學  Southern Song Dynasty/Wang An-Shi New-Confucianist/New Learn-ing基金項目:河北省教育廳博士基金(B2001509)。
2013-09-10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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