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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文化尋繹  ——評陳福郎的歷史題材小說創作
歷史的文化尋繹  ——評陳福郎的歷史題材小說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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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不是一個空洞的能指。當歷史被人們以某種方式講述的時候,這就證明我們正在以某種方式進入歷史。歷史又是一個多維的意義空間,文學作為進入歷史的方式之一,其切入歷史的途徑也是多樣化的。文學把握歷史的審美方式,從具體藝術實踐來看,可以歸結為兩種基本方式:1,淺表型。作家們著力于對歷史本體的藝術再現,寫作過程中首先確立的是歷史事件、歷史運動、歷史人物的素材意義;2,深層型。寫作方法上并不倚重對歷史事件、歷史運動、歷史人物的演義式鋪展,而是旨在歷史的深層結構中提取出特定的信息系統,以此去返照和重新發現歷史。援用敘事學的理論術語,不妨把這種信息系統稱為“敘事視點”,它實際上代表著人們對待歷史的某種態度、見解和個人關注,借助“視點”的窗口作用,文學才能完成同歷史的深層對話。
  陳福郎的歷史題材小說就是選取文化學這一特殊視角,對近代中國社會外部結構形態以及人們文化心理的裂變、動蕩、調整中所蘊存的悲劇意識進行了深刻的審視。從他相繼出版的三部長篇:《混世龍王》、《浪跡天涯》、《怪味嬉皮士》來看,作者是想努力建立起自己的審美范式:這就是本文題目所示的“歷史的文化尋繹”。
    一
  從他的第一部小說開始,陳福郎注定了將要進行藝術上的探險。這樣說有兩個理由:其一,“西學東漸”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如果以近代史為創作素材來源,缺少“中西文化沖突”似乎有點抽空的感覺;其二,這一文化事件本身就是一種較為理性和抽象的概括,以此為背景,如果把握不準的話,同樣會給人懸空的感覺。
  文化學無疑是作者伸向歷史的一個感知觸角,借用這一觸角,作家在歷史素材的藝術轉化、題材藝術價值實現方面體現出自己獨到的藝術才思。
  先看《混世龍王》。鄭芝龍這個人物從歷史上看是個品性駁雜的人物,他自幼刁頑、因大逆不道誘拐父妾而棄家遠遁。他既是一個出沒波濤、殺人越貨的海盜,又是一個打擊入侵的荷蘭殖民者的海上貿易商;既是一個移民墾植臺灣的先驅者,又是一個先后為明清兩朝納降的貳臣。對于這個人,如果純粹從史學意義上給予價值判斷,我們很難給他作出準確的價值定位,至今史學界對此好像也無定評。
  經過文化學的沉淀,作者選取了鄭芝龍這一具有復雜底色的人物,并且把他置放在“東西文化沖突”的大環境中加以審美把握,完整地傳達出他身上的歷史文化積淀和悲劇性品格。作品主要是通過兩個“聚焦點”來塑造鄭芝龍這個資本主義萌芽期的海上貿易商形象。一是為了保護自己在海上的貿易自由,他同朝廷海禁勢力之間的斗爭。大海的強悍與遼闊造就了他勇猛、剛毅、獨立不羈的個人品格。他一方面利用金錢作后盾,加固自己的軍事實力,以此作為同海禁勢力抗衡的資本,幾度武力交鋒都使官府受挫,迫使海禁勢力作出適當的讓步;另一方面,他甚至處心積慮地周旋于官府之間,希望“利用合法的地位,統一海上,大開海禁。”這雖然是一種斗爭策略,但也表明了他自身的軟弱性。因為他畢竟脫胎于傳統文化之中,盡管他思考、抗爭,但不是從超越于時代的社會理想出發的,他沒有想去改變他所面臨的社會,而只是力圖謀求得到朝廷的認同。小說結尾我們看到,這種軟弱性終于釀就了他“被挾北上”的個人悲劇。為了凸現人物真實的精神內核,作者還設置了另外一個“聚焦點,”這就是嗜利本性與萌芽期資本主義的新鮮活力和富有創造性的歷史精神。作品中寫到鄭芝龍移民臺灣、打擊荷蘭殖民者這些歷史壯舉,但作者并不是把它們當作一種“意識形態角色”的情感行為(比如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來寫的,而是從其心理內驅力中找到人物的真實動機。作者正是通過這樣兩個“聚焦點,”把人物的復雜底色亮現在我們面前。他以藝術家的敏銳洞察力,透過令人眼花繚亂的歷史表象,捕捉住人物身上頗具審美價值的真實內核并加以藝術表現,清理出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體現出對歷史真實的高度尊重。
  組成《浪跡天涯》的歷史框架是人所皆知的“洋務運動”。作者沒有一般化地處理這一重大的歷史題材,而是采用“以人寫史”的作法,通過對容閡個人坎坷經歷的追蹤描述,展示出歷史的風云動蕩,折射出歷史的豐盈內蘊。
  容閡為實現“教育救國”的夢想,歷經百般坎坷。他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在國外完成學業并取得學位的留學生。國外的留學經歷,使他深切感受到擁有近代工業文明的西方國家與高筑樊籬、拒人千里的中華民族之間的巨大落差,以及中華民族飽受創痛之癥結所在。他懷抱救國之志,希望通過輸進西方現代科學文化使古老民族獲得再生能力從而強盛起來。作者賦予容閡這一藝術形象以高尚的情懷和堅毅的品格。作者在人物身上注入了自己的現代意識,用批判的筆鋒剖示了人物悲劇的內在動因所在,那就是民族守成主義的情性和自我封閉心理。對于一個講究“忠、孝、節、義”這些“國粹意識”的民族來說,容閡引進西學的良苦用心并不能被接受。即使是觀念較為開放的洋務派,他們尊奉的也只是以“倫常名教為原本”的“中體西用”哲學。飽受西方近代文明浸潤的容閡回國不僅就業無門,甚至被視為“師敵忘仇,夏夷不別,名教罪人,士林敗類”而幾遭通緝。無疑,容閡“教育救國”的悲劇性失敗,提供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認識近代民族悲劇的契點。一個民族,如果喪失了自我生存狀態和價值的基本差別能力,這本身就是釀造悲劇的可怕內因。撫追今昔,我們不難從小說中獲得震撼人心的啟示力量。這也可以說是《浪跡天涯》的現實主義感染力和深刻性之所在吧!
  從太平天國到辛亥革命這一大段歷史,如果作者殫精竭慮去描繪歷史事件本身,努力追求氣勢宏闊的“史詩”效果,那么,現在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將是另外一本歷史題材小說。那樣,或許讀者也能窺視到歷史的真實,窺視到近代民族的歷史悲劇及悲劇根源之所在,但我們感受到的肯定是另外一種真實和美學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的文化尋繹”不僅僅是一種寫作方法,也是一種觀念——如何認識歷史和審美把握歷史的觀念。
  其實,歷史題材小說的現實感并非只體現在作家寫什么或怎么寫,關鍵的一點是看作家以什么態度和價值判斷介入其中。稍加觀察我們就會發現,現代的滲透與傳統的自守似乎是陳福郎小說文本自在的一種語法結構。描寫改革與守舊的斗爭,這樣的題材也不算太新,早先就有任光椿、周熙反映戊戌變法的《戊戌變法記》和《一百零三天》等作品。如果作家僅僅在內容或人物方面標新立異,而沒有達到有別于它作的獨特的藝術品味的建構,那么,因司空見慣的平庸而招致物議將是難免的。所幸的是陳福郎沒有陷進題材自身的漩渦里去,他在對歷史的全神貫注中并沒有喪失自己作為一個作家的強烈自主意識。作者對容閡這一藝術形象進行了現代價值的“感光”處理,著力賦予人物形象意義的現實指向力。《浪跡天涯》中,容閡的個人遭遇實際上與我們整個民族的命運是深深地扭結在一起的,從容閡身上,我們不難領悟到文化蛻變過程中的矛盾和痛苦,不難領悟到民族自我角色意識在民族自立中的重要性。正是在這些地方,作者找到了歷史與現實之間的話語溝通,使人物形象獲得了鮮明的現代感。
  如果說在《浪跡天涯》中,作者還只是從文化大環境中尋找悲劇的外部因素的話,那么,《怪味嬉皮士》中,作者已不再注重外景的掃描,而是潛入到人們的文化心理結構中去發掘出悲劇的結構因子,從復雜的歷史現象中淬煉出深刻的題旨。讀過作品的人肯定會對嗜痂成癖、憤世嫉俗的“怪杰”辛宏祖留下深刻印象。面對西學東漸,他對傳統文化不分良莠,表現出狂熱的推崇,并且以傳統文化為參照系,對西方文化加以徹底拒絕。他放浪形骸、游戲風塵,用參加更換國體投票參政會的三百塊銀元逛窯子;他言辭怪誕,對“納妾”陋俗卻發表“一壺四杯”高論。其實,“怪味嬉皮士”只是他的一種精神外表,他的心靈深處卻掩埋著深刻的精神痛苦。正是這位揚言“半部《論語》就可以救天下”的講究禮、義、尊、卑的怪人,卻竭力反對袁世凱恢復帝制的舉措。小說中作者設置了兩個象征性的隱喻:露娜和劉夢琴,一個是西方現代文明的典型,一個是傳統文化的完美化身。由于價值觀念的相異,辛氏和露娜的異國之戀最終只能是一場泡影。為了尋求精神上的慰藉,他不得不把情感移注到鏡花水月般的昔日情人劉夢琴身上。可見,辛宏祖對傳統的畸形眷戀,只是一種尋求心理平衡的手段,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貌似變態心理使然,其實是變革期心態失衡者在焦灼中尋找精神家園,以求精神上的安慰。”(陳福郎:《心態失衡與精神家園——〈怪味嬉皮士〉的題旨解析》)
    二
  “歷史的文化尋繹”是一種對歷史生成方式的闡釋。當然,理性層面的歷史生成中必然包含著創作主體歷史哲學意識的滲透。這種滲透在小說文本中的體現可以是多方面的,陳福郎所探索的是一條“以人寫史”的路子,他想“從歷史人物的漫旅中,體現出一定的歷史哲學意識,透現我們民族的今天是何處走來,何處走去。”(陳福郎:《探尋歷史人物的精神歷程——寫在〈浪跡天涯〉出版之后》)
  我們看到,在鄭芝龍、容閡、辛宏祖這些人物身上,作者傾注了自己的心血。這是三個不起眼的人物,在歷史題材小說領域也是陌生的面孔。但通過文化學眼光的打量,作者發現了他們的審美價值和豐厚的歷史文化積淀。三部小說在文化時空、歷史時序的展現方面保持著內在的連貫性。從鄭芝龍身上,我們可以感受到商業資本萌芽期兩種異質文化的交匯與沖突,但這只是表面的。鄭芝龍絞盡腦汁謀求的只不過是為商業資本爭取一席生存之地。畢竟他所面對的封建勢力還很強大,明清易朝就表明了它還有頑強的再生能力。中西文化沖突只能在社會歷史生活的表層表現出來。而《浪跡天涯》卻從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文化精神體系即政治制度、社會形態、倫理習俗層面去展示兩種異質文化的沖突。作為一種表達策略,容閡無疑是一位為“教育救國”的社會理想和“民主主義”的政治信仰而奮斗的革新派形象。借助這種表達策略,作者藝術地再現了從太平天國、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這段歷史生活的風云突變。歷史的更迭與人物的精神歷程緊緊地扭結在一起,歷史借人物變得結構單純,人物借歷史而獲得厚實凝重的藝術美感。
  正是因為作者站在一定的歷史哲學高度俯視,他筆下的人物才獲得相當豐潤的底色。由于歷史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整體,生存在歷史空間中的人必然也是一個復雜的矛盾統一體。東西方異質文化的沖突并不表現在涇渭分明的文化心態和價值觀念的直接對壘,而是表現出現代的滲透與傳統的膠著力相互融合的一種矛盾的心理張力。按照皮亞杰發生認識論觀點解釋,對異質文化的接受首先應該是一種“拒絕性接受”,然后才進入相互同化、順化的過程。傳統始終是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積淀在我們的文化心理深處。陳福郎抓準了人物文化心理中的這種矛盾二重性,準確地傳達出人物自身所具有的歷史哲學意味。
  例如鄭芝龍。“出沒波濤、殺人越貨”的海盜經歷培養了他崇尚個人獨立的自由精神。他感覺到這一切與“抑制本能、節制欲望、克己內省的傳統思想未免太格格不入了,”但他骨子里卻永遠存留著一道抹不掉的陰影。自卑與自強、軟弱與強悍構成鄭芝龍形象的復雜性。
  由于中西方文化之間的落差,“文化自卑情結”作為一種歷史規約性,深深地根植在我們的民族心理中。尤其在一些有識之士身上顯現得更為明顯。他們的自卑往往也是一種自我拯救。容閡身處異國所表現出的強烈自尊就是與自卑感交織在一起的,他愛波西婭卻又不愿主動地表露心跡,甚至嫉妒她同卡特倫的交往而缺乏一種競爭心理。不難看出他的行為背后潛藏的東方式容忍哲學。辛宏祖的“阿Q式”自足自慰、對傳統文化的變態崇拜,其實也是自卑心理的一種能量釋放。作者的這些人格化描寫,比較完整地傳達出人物形象的本源意義,具有相當的認識和審美價值。
  老實說,作者運筆的重點并不在細膩的心理刻畫,甚至還可以說這是他小說的一個很惹眼的弱點。人物心理活動的展示不足,缺少層層推進的成份。對容閡這一形象的塑造就是如此。作家似乎讓人物承担了太多的歷史任務,沒有自覺地從人物的意識流動中把人物的性格生發開去,塑造血肉豐滿的藝術形象。他更多地是把人物性格的刻畫交給“敘事”來完成,或者把它外化到情節中去,在故事情節的推進中去展示人物的復雜性。鄭芝龍潛意識中向傳統文化回歸的復雜心理,作者就是通過他的幾次武力討撫表現出來的。同時,武力討撫的真實動機中又揉合進他對傳統叛離的復雜文化因素。商業資本家的嗜利本性驅使著他去爭奪海上的霸權,投靠朝廷只是他實現自己海上貿易自由的一枚棋子。兩種矛盾的動機就這樣交織在一起,成為推進故事發展、塑造人物形象的兩條邏輯線。陳福郎從中把準了故事延展的節奏,把人物放在故事框架中進行交叉透視,稍稍彌補了他心理刻畫筆力的不足。
    三
  陳福郎的歷史題材小說觸及到一個藝術上的難題:即形而上視點選擇的藝術創作如何才能納入大眾讀者的接受心理,順應眾多讀者欣賞習慣的問題。毫無疑問,由于讀者文化修養、審美經驗、藝術趣味的個體性差異,一部作品要真正做到“雅俗共賞”是很困難的。作者對“雅俗共賞”作出了頗見成效的嘗試。
  閱讀陳福郎的歷史題材小說你會意識到一點:從《混世龍王》開始,作者似乎就在確立自己的獨特藝術品格,即內容結構的單純與理性審思的深度始終在作品中保持著一種自在的反差。
  盡管他的小說文本總會讓人去琢磨一些什么,但他的敘述策略顯而易見。以《混世龍王》為例,作者首先交給讀者的是新奇的人物,讓人物進入讀者的期待視野。鄭芝龍就是一個逆子與教徒、海盜與海商、英雄與貳臣的角色。作者有意引導讀者進入他的故事,他把人物的一舉一動納入一個有始有終的故事框架中去,調動起讀者對人物評價的強烈的反差和判斷力,這一點表明了他對人物形象和讀者期待的態度。作者借用傳統演義小說的寫法,把鄭芝龍的生平鋪演成一個富有傳奇、冒險色彩的曲折生動的故事。
  當然,作者的意圖不會到此為止。被敘述的事件和未確立的人物只是作者誘導讀者介入文本的一種方式而已。陳福郎的創作心理中,有著強烈的“表達自己”的愿望。作者注意對歷史生活作圖式清晰的構建,也輕易不讓自己面對歷史(人物)的思考滲進他所刻意營造的生活圖式中從而影響或模糊了圖式的清晰度。但當他面對歷史的思考到了無法自拔的時候,難以遏止的理性熱流會形成一種強大的牽引力,使讀者無法再保持某種自足的閱讀心境,從而發生對作者的認同。《浪跡天涯》和《怪味嬉皮士》中讀者會明顯地感覺到作者抽象理性所具有的同化力。作品中很多地方穿插著作者自己的對于歷史和歷史人物的評論。
  這些評論并不是游離于人物之外的一種生硬的“導讀”和觀念自解,而是一種駕馭讀者的觀察角度,一種溝通讀者與人物情感交流的藝術手段。當陳福郎所精心營構的“故事”不再僅僅作為一種表達方式而具備了特定的主體意向傳達功能時,故事的完整無疑會拓寬了作品的審美層面,獲得“雅俗共賞”的美學效果。
  當然“雅俗共賞”作為一種自在的文學品性,倒不一定是雅者見“雅”,俗者見“俗”那樣涇渭分明的。我們前文說陳福郎刻意營造小說文本中內容結構與理性思考的反差,只是一種批評的闡釋而已。其實,雅與俗除了在形式與表達內容方面的斷裂之外,還有特殊的共生現象。如何達到雅與俗的水乳交融、渾然一體的共生關系,小說作者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有意義的探索。
  除了注意編排故事和情節之外,在《怪味嬉皮士》中,作者還有機地把“意義”與“意趣”兩種文學因素揉合在一起,寓莊于諧,莊諧相生。真正意義上的雅俗共賞,不僅僅體現在具體的藝術表現形式上,也并非取決于藝術素材的雅或俗,關鍵是看作家如何在審美實踐中開闊自己的藝術思路,發掘題材對象自身的多元價值,拓寬作品的審美層面,這是最重要的。
                         責任編輯 李兮
  
  
  
當代文壇成都010-01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吳秀明/周保欣19951995 作者:當代文壇成都010-01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吳秀明/周保欣19951995
2013-09-10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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