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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文學史上一場不該遺忘的文學論爭
臺灣新文學史上一場不該遺忘的文學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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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增刊出版
  1947年11月到1949年3月,臺灣《新生報》副刊《橋》上, 發生過一場關于臺灣新文學的熱烈討論;這是臺灣新文學史上一場不該遺忘的文學論爭。論爭涉及到臺灣新文學發展中一系列重大的問題。不幸,這場爭論慘遭國民黨反動當局鎮壓而夭折。歲月流逝,史料塵封,后來者漸漸遺忘了這場爭論。先是國民黨反共體制的箝制,人們無緣重讀史實。后來又遭逢“臺獨”勢力的刻意歪曲和欺騙,人們還是難以見識這次爭論的本來面貌。80年代,“臺獨”派的“文論家”掌握了這場爭論的資料,卻秘而不宣,有意隱藏下來,妄圖湮沒這一段歷史,萬幸的是,近年,一些渴望統一的臺灣思想界文學界人士,多方努力,重新發掘了這些珍貴的史料——計有楊逵、駱駝英等26人共41篇論文,另有相關的文章9篇。現在,這些珍貴的史料,已由陳映真、 曾健民輯集為《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增刊,于1999年9月,交臺灣人間出版社出版。
  這份增刊,封面上印下了這樣的文字:“一場被政治挫殺的臺灣文學問題議論文集出土!”“修補臺灣戰后文藝思想史缺佚的篇章”,“臺灣馬克思主義文論的重要文獻”,“突破歷來的政治抹殺·全面改寫臺灣文學史篇”。這,自當引起我們大陸同行的極大重視。
      《橋》的風云突變
  1947年2月末,臺灣爆發了震驚世人的“二·二八”起義。3月初,起義被國民黨反動當局殘酷鎮壓。頓時,全島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就在這時,這一年的夏天,畢業于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的江西人史習枚,從上海來到臺灣,8月1日接任《新生報》副刊主編。他將副刊改名為《橋》,并以“歌雷”為筆名活躍在臺灣文學戰線上。
  1947年11月7日, 《橋》副刊發表歐陽明《臺灣新文學的建設》一文,提出了關于臺灣新文學的歷史和建設臺灣新文學的一系列問題,拉開了這場爭論的大幕。三個多月后,《橋》副刊又發表了揚風、楊逵、史村子、林曙光、葉石濤、朱實等人的文章,以為呼應。與此同時,編輯部還舉行了多次作者茶會。歌雷整理了第一次、第二次茶會的總報告,以《橋的路》為題,也在《橋》上公開發表。兩次茶會上的發言者,計有楊逵、吳濁流、林曙光、吳坤煌、孫達人等20余人,話題也十分廣泛。后來茶會還曾巡回舉辦,《橋》副刊還選發了蕭狄在彰化茶會上的報告。
  同年5月10日,彭明敏在《橋》上發表《建設臺灣新文學, 再認識臺灣社會》一文,彭明敏批評了雷石榆在此前發表于《橋》的《女人》一文,提出了臺灣在日據時期所受“奴化教育”的評價問題,引發了不同意見的爭論。雷石榆作了答辯。爭論還由阿瑞的《臺灣文學需要一個“狂飆運動”》而引起。雷石榆著文《臺灣新文學創作方法問題》,呼應了阿瑞的觀點。揚風則著文《“文章下鄉”談展開臺灣的新文學運動》批評了阿瑞的主張。雷石榆又著文《再論新寫實主義》,批評了揚風的誤解和妄評。爭論中,雷石榆第一個把馬克思主義的新寫實主義論引進臺灣,并引發了討論。從這往后,直到1949年3月7日,《橋》繼續發表文章爭論。其中,駱駝英的長篇論文《論“臺灣文學”諸論爭》,實際上是從理論上對這場論爭作了總結。
  論爭中,《中華日報》的副刊《海風》還在1948年5、6月間發表了有關文章,參與了在《橋》上展開的這場討論。
  不幸的是,正當這場論爭熱烈、廣泛地進行的時候,1949年4月6日凌晨,國民黨反動當局在臺北進行大逮捕。反動軍警一路去臺大宿舍、師院宿舍。臺大學生、參與這場討論的孫達人、何無感(張光直)被蒙上雙眼逮捕下獄。另一路,按黑名單逮捕社會人士,歌雷、楊逵落難。風云突變,“《橋》塌陷了”,一場有關臺灣文學的爭論被迫降下帷幕。
      爭論
  歐陽明在《臺灣新文學的建設》一文中明確闡述了他的看法:
  “臺灣文學始終是中國文學的一個戰斗的分支,過去50年事實證明是如此,現在、將來也是如此。”“臺灣新文學的建設的問題根本就是祖國新文學運動問題中的一個問題,建設臺灣新文學,也即是建設中國新文學的一部分。”
  臺灣文學適應臺灣人民抗日斗爭的需求,創造出新內容新形式新風格的臺灣新文學,是“臺灣反日民族解放運動使臺灣文學急驟的走上了嶄新的道路”。賴和、朱點人、蔡愁桐、楊逵、呂赫若等人創作的文學作品,是臺灣新文學的主流。
  臺灣新文學的目標是“繼承民族解放革命的傳統,完成‘五四’新文學運動未竟的主題:‘民主與科學’”,而“這目標正與中國革命的歷史任務不謀而合地取得一致。”“中國新文學運動的路線”,也是“作為中國新文學運動的一環的臺灣新文學建設的方向”。
  歐陽明還支持賴明弘用白話文寫作的主張,認為如果創設了另一種臺灣語文,勢必阻礙臺灣與祖國思想文化的交流。
  在文章的結尾,歐陽明呼吁:“臺省的文學工作者與祖國新文學斗士通力合作,”團結一致。
  這以后,可以說,直到1949年3月的討論, 都是圍繞著這些內容展開的,只是更為具體、更加深入了。
  關于臺灣新文學的源流問題,大家都異口同聲地支持歐陽明的觀點,但由此,又就“臺灣文學”、“臺灣新文學”稱謂的理由及臺灣新文學的特殊性和建設方向進行了深入的討論。錢歌川認為,“臺灣文學”、“臺灣新文學”之稱謂有語病:既然同屬中國文學,“語文統一與思想感情又復相通”,因此“談建設臺灣文學某省文學”實無必要。對此,多數人都不同意。楊逵在《“臺灣文學”問答》一文里寫道,臺灣有其特殊性:其一,日據50年,使臺灣社會在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發生了不同于祖國大陸的變化;其二、日據50年,使臺灣文學“荒蕪”了;其三、日據50年的分離與殖民地化,造成祖國兩岸的隔閡與誤解。臺灣光復、回歸祖國后,又因“國府”的劣政,擴大了這種隔閡與誤解,形成了“澎湖溝”。提出“臺灣文學”、“臺灣新文學”,正是要反映這種特殊性,從而消除“澎湖溝”,取得與祖國的一致。在“臺灣新文學”的建設方向上,討論取得了共識:由于臺灣社會實際情形和祖國相比的差異性,決定了文學作品思想內容上的特殊性。不跨越這個特殊性,正是是希望“從特殊性的適應里,創造出無特殊性的境地。”1949年3月7日,吳阿文發表文章《略論臺灣新文學建設諸問題》,對這個問題做了總結。他認為,臺灣文學的“特殊性”和“全體性”是一個事物的“兩面性”,二者“有互相連系的緊密關系”。臺灣新文學是整個中國新文學的一部分,“中國新文學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學,是‘人民’的文學。當然臺灣的新文學,也就是這樣性質的文學。”
  討論中,人們還紛紛提出“文藝大眾化”、“文章下鄉”的口號,呼吁臺灣省內外的作者加強聯系與合作,與人民多一點的接觸;推廣白話文,與祖國新文學一體,創作出人民的大眾的文學。
  討論也涉及到對“五四”運動的評價以及文學創作方法的問題。
  胡紹鐘與揚風都認為時代變了,“不必向‘五四’看齊了”。胡紹鐘的《建設新臺灣文學之路》一文提出,臺灣新文學應受到“五四”傳統的限制,要根據現實建設“自主的”“有地方性”的文學。孫達人《論前進與后退〈建設新臺灣文學之路〉讀后》一文則認為“五四”以來,中國社會的性質沒有變,所以,要學習和發揚“五四”精神。駱駝英與他持相同的觀點。主張不但“要繼承‘五四’精神和‘五四’以來一切優良傳統”,而且要“配合著現實的要求”,發展“五四”的精神。
  關于創作方法的爭論主要分為三種意見,一種意見倡導浪漫主義,阿瑞呼吁臺灣作家要像德國的“狂飆運動”一樣,“發揮”“個性”,強化創作激情;另一種意見則提倡“現實主義的大眾文學”。揚風主張,作家要“到人民中去”,把文學帶下鄉,才有廣闊的天地。而雷石榆、駱駝英等人主張寫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矛盾和統一,雷石榆提出吸取積極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引導作家走向“新寫實主義”(“新現實主義”)。駱駝英提出了“革命的浪漫主義”的命題。礙于臺灣當時的政治情勢,雷、駱兩人都沒有明確提出“革命的現實主義”,但已經涉及這方面的內容。
      “論爭”的現實意義
  1947—1949年的這場爭論,是臺灣新文學發展史上的第三次論爭(注:此前,在臺灣新文學戰線上進行過兩次論爭:
  一次是1930—1931年,臺灣共產黨人謝雪紅、楊克煌、郭德金和進步文人賴和、王敏川等人創辦的雜志《先發部隊》,以及臺灣共產黨人王萬德等人創辦的《伍人報》,都先后倡導無產階級文學,隨后王詩瑯也組織了“臺灣文藝作家協會”,主張馬克思主義的具有臺灣特殊性的文學。在如何發展臺灣的無產階級文學問題上,就語言策略在新文學陣營內部進行了討論。黃石輝、郭秋生等人主張用臺灣話作文以便勞苦大眾易于接受,林克夫、朱點人等人則主張用“中國白話文”,為的是民族的統一與最后解放。
  另一次則在1943年臺灣日本殖民統治者推銷“皇民文學”最猖狂的時候,以西川滿為首的濱田隼雄和青年葉石濤,指罵臺灣文學主流是“狗屎現實主義”,惡毒地攻擊了臺灣新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于是,世外民(邱永漢)、吳新榮、云嶺、伊東亮(楊逵)紛紛著文參與這場捍衛臺灣新文學光榮傳統的戰斗,特別是楊逵寫的《擁護“狗屎現實主義”》一文,更是在尖銳的批判中,全面分析了20年代臺灣新文學誕生以來的現實主義精神的內涵,張揚了臺灣新文學的光榮傳統。),共持續了一年零四個月。臺灣的文藝工作者在國民黨的高壓政治下,不畏強權、不怕犧牲,堅持發展臺灣新文學的革命精神永遠值得我們紀念。
  50年后的今天,我們再看這場爭論,對它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也有更深切的認識與體會。論爭中獲得的共識,為臺灣新文學的發展規定了正確的方向、路線和策略。可以說,直到今天,論爭中的一些碩果,在臺灣當代文學發展中仍然具有指導意義。從討論的內容可以看出,祖國大陸的“五四”文學革命,1928年以后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倡導無產階級文學,文學為人民服務、文學大眾化,抗日初期的文章下鄉以及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等,都對臺灣新文學有直接的影響。這再一次證明,臺灣新文學的發生和發展,是和祖國大陸新文學的發展息息相通的,臺灣新文學確實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關于臺灣文學特殊性的論爭,從那以后,一直延續到今天,從未止息。比如,1977年發生的“鄉土文學論戰”中,葉石濤強調的是臺灣鄉土文學的特殊性,即本土性和地方性。而陳映真則認為,“所謂‘臺灣鄉土文學史’,其實是‘在臺灣的中國文學史’”,臺灣鄉土文學的精神正是中國新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傳統在臺灣文學中的體現。又比如,到今天,持有“臺獨”文學觀點的人,其要害正是把臺灣新文學的特殊性,無限地強調、夸大,以至到了無以附加的地步,把特殊性變成了一般性,從而為他們在政治上的“臺獨‘分離主義服務。殊不知,這一切,早在50年前的那場爭論中就已經解決。鑒往以知現今和未來,這,確實值得人們深思。
  
  
  
文藝報L京④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趙遐秋20002000 作者:文藝報L京④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趙遐秋20002000
2013-09-10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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