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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傳統與民族精神
史學傳統與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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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闡發史學傳統所蘊含的民族精神,同實現現代化大業有密切關系。中國優秀史學遺產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認真發掘和總結其中包涵的不斷加強的民族凝聚力,在不同時代奮發進取、建樹出色業績的偉大創造力,在任何情況下視國家民族利益至上的強烈責任感,和勇于反抗侵略、不屈不撓爭取光明前途的精神,以這些生動教材教育群眾,將是學術界對振興中華所作的貢獻。
      *      *      *
  “文化熱”在我國興起歷時已有十幾年,從80年代掀起熱潮,90年代中仍不衰退,依然吸引著學界和許多人們的關注,其中有著極為深刻的原因。我以為,最重要的是兩項:
  第一,我們民族在幾千年的久遠歷史中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文化,對于全人類文化作出杰出的貢獻,不僅表現出中華民族的高度智慧,并且顯示出民族的優秀精神。今天處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我們用現代觀點闡發傳統文化的精華,總結民族的優秀精神,賦予新的時代意義,加以發揚光大,這是激發愛國思想、提高民族自尊心的必要條件。對于民族文化中存在的消極落后的東西,我們也要通過總結將之剔除,消除其不良影響,并努力采取有效的彌補措施,包括學習外國進步文化和根據我們現時代的經驗進行新的創造,這對于建設民族新文化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文化史研究還為學術工作提供了新視野、新思路,注入新的靈感。以往我們的學術工作成就巨大,但毋庸諱言,又存在分科過細和局限在單學科范圍內思考問題的缺點。近代以來各個學科門類的出現和明確劃分,是認識史上的巨大進步,促進各門科學趨于精密和系統化。但伴隨而來的缺點是過分強調學科之間的界限,削弱了學科之間本身固有的聯系,限制了人們的視野。事實上,人類社會本來就是一個整體,80年代以來興起的文化史研究,恰恰注重對社會生活、時代思潮、民族心理、文化價值相互間的聯系,作宏觀的整體性考察。這種重視整體性考察的特點,正好彌補我們以往研究工作的不足。整體性研究,從社會生活和學術觀點的廣泛聯系和相互比較進行考察,能開闊我們的視野,豐富智慧,增加靈感。
  就史學研究而言,我國歷代史家輩出,史學典籍極為豐富。以往對中國史學的研究,盡管成績可觀,但也存在就典籍論典籍的缺陷,而未能足夠重視對優秀史著中文化蘊含的發掘。實際上,由于歷史學本身是過去社會生活的反映,因此它又是文化的重要載體。我國歷史上志士仁人的活動,學者先哲的學說、主張,以至平民大眾的心理、習俗,大量的正是靠歷史典籍記載下來的。文化史研究所強調的整體性,有力地啟發史學史研究者更加自覺和充分地考察優秀史著如何反映了時代的脈搏,怎樣體現出我們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奮發進取,勇于創造,不畏強暴,從不屈服于外來壓迫的精神。由“文化熱”所引發的這種“視角的轉換”,大大推進了對史學傳統研究的深度,反過來又有助于加強我們對民族精神豐富內容的認識,成為今天激發我們振興中華的巨大力量。以下即從最為突出的四個方面加以論述。
      一、從歷史記載的連續性看民族的凝聚力
  我國史學傳統可以追溯到很早。相傳夏代有史官終古,殷代有史官向摯。商代甲骨文中已有大量記事的卜辭,并有意識地保存備查。周初的記載還稱:“惟殷先人,有冊有典”,〔1 〕更說明殷商時代對歷史記載的重視。到西周初年,即產生了重要的歷史典籍《尚書》。這部商代和周初歷史文獻的匯集,不僅有寶貴的文獻價值,而且有重要的史學價值,因而成為幾千年間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影響我國達幾千年的“殷鑒”觀念,即是在這時形成的。《尚書·召誥》篇說:“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酒誥》篇說:“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十分明確地提出以殷朝滅亡的歷史為鑒戒,警惕周重蹈覆轍。
  歷史是昨天的現實,今天是歷史的發展,總結歷史的教訓可以作為今天國家治亂興亡的鑒戒。這種重視歷史、作為現實社會教材的思想,我們祖先在3000年以前即已產生,這就成為我們民族的一筆精神財富。此后從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開始,我國就有明確的紀年, 從此連續不斷。至春秋末年,儒家創始人孔子把歷史作為教育學生的主要教材之一,并依據魯國國史記載而修成《春秋》,成為我國第一部史事、史文、史義三者結合的最早的編年史。孔子重視歷史記載對后人產生極大影響,戰國時期產生了《左傳》、《國語》等著作,到西漢武帝時代,偉大史學家司馬遷以“繼《春秋》”為己任,著成不朽的《史記》,不僅記載了自傳說以來中華民族全部的歷史,而且把周初以來“殷鑒”的思想大大向前推進,提出“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2〕,成為整個中古時代歷史學很有光輝的命題。
  中華民族自西周初年“殷鑒”思想的提出,到司馬遷“原始察終”思想的形成,若以西方哲人黑格爾的話作為參照系來評價,恰恰標志著歷史意識達到自覺和臻于成熟的階段。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一書中有以下論述:“‘歷史’這樣東西需要理智——就是在一種獨立的客觀的眼光下去觀察一個對象,并且了解它和其他對象之間合理的聯系的這一種能力。所以只有那些民族,它們已經達到相當的發展程度,并且能夠從這一點出發,個人已經了解他們自己是為本身而存在的,就是有自我意識的時候,那種民族才有‘歷史’和一般散文。”“歷史對于一個民族永遠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他們靠了歷史,才能夠意識到他們自己的‘精神’表現在‘法律’、‘禮節’、‘風俗’和‘事功’上的發展行程。……假如沒有歷史,他們在時間上的生存,在本身中便是盲目的——任性在多種形式下重復表演而已。歷史使這種偶然性停止”。〔3 〕黑格爾的話說明,重視歷史記載對于一個民族的發展而言是極為重要的尺度,表明它已達到相當發達的程度,有了“自我意識”,能從以往歷史經驗中吸取智慧,總結出有規律意義的東西,按照它來確定未來的行動,以達到更合理的政治、社會狀況。換言之,以史為鑒,使中華民族能夠不斷獲得智慧和激發創造力,選擇未來行程的方向,在經歷挫折之中不斷發展。這也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珍視歷史傳統的意義所在。因此黑格爾又通過對比中國的和印度的發展情況,而十分感慨于兩者在歷史記載連續性上的巨大反差:“中國人具有最準確的國史……中國凡是有所措施,都預備給歷史上登載個仔細明白。印度則恰好相反。”〔4〕
  中國史學的發達,歷史記載的世代連續、綿延不斷,是舉世無匹的。歷史記載的長期連續性,即是我們民族強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明證。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只有中國歷史記載保持連續不斷。中華民族這種強烈的歷史感,其實質意義即是重視民族自身的由來、發展,并且自覺地將它傳續下去。自司馬遷首創紀傳體通史《史記》之后,班固繼之撰成紀傳體斷代史《漢書》,以后歷代相因,一直到清朝修成《明史》,一共完成了紀傳體史書二十四部。《二十四史》是自有文字以來前后相接的歷史巨著,共3200多卷,是世界各國歷史著作中所僅有的。另外兩種重要體裁的史書,編年體自《春秋》以后,有《左傳》、《漢紀》、《后漢紀》、《資治通鑒》等,直至《明通鑒》;紀事本末體,有《通鑒紀事本末》至《明史紀事本末》等,也都能貫穿古今而自成系統。
  修史工作在中國古代備受重視,許多史家把撰史視為名山事業,當權者也視保存歷史記載是一代大事。唐初李世民在詔書中說:“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將欲覽前王之得失,為自身之龜鏡。”〔5〕把歷史視為治國者的教材。 至清代龔自珍更進一步說:“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滅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先,必先去其史。”〔6〕則更認為史學直接關系到天下興亡、 民族存滅了。
  我國歷史記載的長期連續,體現出古代儒家經典所概括的“生生不已”、“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奮發進取、不屈不撓的精神,保證我們民族雖然歷經劫難,卻能衰而復興,蹶而復振!值得注意的是,當歷代鼎革之際,繼起的皇朝都十分重視修纂前朝歷史,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也不例外,以此作為朝政大事。元朝至正三年(1343),即詔令纂修宋、遼、金三史。清朝入關第二年(1645),即下詔修明史。由于實際未進行,至康熙十八年正式設館纂修,至乾隆四年最后定稿,歷時60年。元、清兩朝如此重視修撰前朝歷史,表現出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對于中原先進文化的認同感,當然也增強了全民族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二、從史學的演進看民族的創造力
  中華民族昂揚奮發、勇于創造的精神,不僅表現在古代物質財富、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等項的發明建樹上,而且突出地表現在史學的演進上。由于中國史學蘊積深厚,歷代備受學者和一般士大夫的重視,因而各個時期的史學都能取得獨特性成就,顯示出不同于前人的時代風采。先秦、兩漢時期,《左傳》、《史記》、《漢書》這三部史學名著的先后產生,即堪稱為民族偉大創造力在文化上的縮影。
  《左傳》是在史事上解釋《春秋經》的,而它所記史事豐富翔實,展開了春秋時期政治、軍事和社會生活的生動圖畫。全書以年為經,以事為緯,記載詳略得法,前后聯貫,尤其做到了相當深刻地反映社會矛盾,并開創了記載完整人物形象的先例,如晉文公、鄭子產、伍子胥等。《左傳》又擅長寫戰爭場面,寫行人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以真情至理,巧妙地運用辭令,維護本國主權,折服了對方。因而被劉知幾贊譽為:“若斯才也,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7〕《史記》這部巨著的宏偉規模, 則與西漢皇朝處于鼎盛局面相適應。杰出史學家司馬遷的一生,基本上與漢武帝同時,當時,西漢國家達到空前的統一,開拓邊境,興造制度,政治、軍事、經濟、外交、學術各方面都產生了杰出的人材,司馬遷在構建史學體系上的恢宏創造力,正與這一時代特點相適應。司馬遷一生多次到全國旅行、訪問,考察史跡,了解各地形勢、物產、民情、風俗,《史記》的成功包含有他從民眾中吮吸的營養,寄托著他對祖國壯麗山河的熱愛。司馬遷因替李陵辯護遭受屈辱的宮刑,但他從悲憤中奮起,用生命完成這部不朽的巨著。《史記》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8〕為著述宗旨。 從縱的方面貫通古今,自遠古一直寫到漢武帝時代,總結了以往的全部歷史,敘述其變化;尤其重視歷史時勢的“變”和推動社會前進的改革措施。在橫的方面記載了政治、經濟、軍事、典章制度、學術文化、人物活動、天文地理、河渠工程、醫藥卜筮,以至民族關系、中外關系等,一句話,把當時中國人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置于歷史考察的范圍之內。這樣做,在先秦《左傳》、《國語》等書成就的基礎上,根據當時客觀條件許可的范圍,最大限度描繪了社會史的豐富內容,這不但在中國,乃至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有重大意義。在歷史編撰上,司馬遷也有很高的成就。他把過去初具規模,或尚屬草創階段的史書形式,加以綜合、改造,創造出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裁形式互相配合的成熟的著史體例,容量廣闊,規模宏大,足以表現一個時代的全史,后代學者盛贊說:“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9〕“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信史家之極則也。”〔10〕《史記》在文學上也有高度的成就,當之無愧地是世界文化史上的瑰寶,遠傳東西方各國。僅是取材于《史記》改編而成的劇目,即有《臥薪嘗膽》、《趙氏孤兒》、《伍子胥過關》、《虎符》、《屈原》、《澠池會》、《將相和》、《馬陵道》、《荊軻》、《鴻門宴》、《霸王別姬》、《蕭何月下追韓信》、《卓文君》等,令世代觀眾贊嘆不已,感動落淚。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史記》的雄奇創造力和久遠生命力!在《史書》成書以后約一百七八十年,東漢明、章時期產生了紀傳體史書又一杰作《漢書》。《漢書》上起高祖,下迄王莽,斷漢朝歷史自為一書,在當時,具有駁倒俗儒尊古卑今意識的進步意義。與班固同時代的學者王充在其《論衡》一書中曾尖銳地批評俗儒“好褒古而貶今”的偏見,指出這些人迷信古代達到荒謬的程度:“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并分析俗儒之所以形成這種顛倒歷史的看法,是因為他們自生下來讀的就是記述和頌揚三代的書,“朝夕講習,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11〕因此他斷言若果有一位擅長著述的人修成這樣一部“漢書”,記載漢代的政治功業,讓讀書人從小誦習,那么這部書的價值便可與《尚書》、《春秋》相媲美。班固恰恰以成功的史學實踐回答了時代的需要。他不滿意“以漢代繼百王之末”,要獨立修成一部漢史,這種認識和努力實具有破除濃厚的復古倒退思想的積極意義。班固的創造性還表現在解決了司馬遷以后歷史編纂的難題。《史記》產生之后,后人相繼補作,自褚少孫至班彪,先后有10余人之眾。然則這些續作絕大多數流傳不下來,證明若只限于修修補補,史學便無法前進。班固以過人的見識和創造才能實現了重大突破,撰成紀傳體斷代史的巨著。從此為歷史編撰開了一條新路,以后自《三國志》、《后漢書》至《明史》一直沿用,說明斷代為史與中國封建皇朝更迭的周期性特點相適應,所以章學誠推崇《漢書》為歷史編撰上“不祧之宗”〔12〕。
  唐代史學在紀傳體史書編撰方面獲得了顯著成就,并確立了官修前代正史的慣例。貞觀三年(629),詔令狐德fēn@①、李百藥、 姚思廉、魏徵等分別修周、北齊、梁、陳、隋書,房玄齡為總監。貞觀十八年(644年),命房玄齡主修晉書。再加上李延壽所撰《南史》、 《北史》,成于唐初的紀傳體“正史”共有八部,占了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但朝廷設局監修又帶來互相掣肘、互相推諉、壓抑史家獨立見解的弊病。于是有劉知幾總結史法的得失,提倡敢于抒發個人見解的“獨得”之學。他著成我國古代史學批評的第一部名著,痛切地批評朝廷官僚對修史的干預:“凡居斯職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諾。”〔13〕致使任史職者“每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14〕確能打中監修制度的要害,表現出高明的史識和非凡的勇氣。故梁啟超對劉知幾作了高度評價:“史學之有人研究,從他始,這好像在陰霾的天氣中打了一個大雷,驚醒了許多迷夢,開了后來許多法門。”〔15〕所以唐代史學,既有編撰正史的顯著成就,又有針對監修制度的弊病而發的史學理論名著。這兩個方面,都是中華民族創造力在唐代歷史條件下的特殊表現。
  又如清代乾嘉考據學,在整理歷史文獻上作出很大成績。這一時期史學向“窄而深”方面發展,其成就不能低估。如郭沫若所說,若欲研討古史,不利用清儒成績,是舍路而不由。他又說,乾嘉學者“雖或趨于繁瑣,有逃避現實之嫌,但罪不在學者,而在清廷政治的絕頂專制。聰明才智之士既無所用其力,乃逃避于考證古籍。”〔16〕清初因時代劇變的刺激,曾出現學術經世致用思想的高漲。此后,自康熙中至乾隆年間,一方面是統治者屢興文字獄,不準學者關心現實問題,另一方面是社會出現相對穩定,封建經濟發展,為學者潛心研究提供了物質條件,結果乾嘉史壇出現了考證學繁榮的局面,產生了考史三大家和其他眾多學者。
  縱觀整個傳統文化演進的趨勢,每個時代都出現內涵和風格迥異的文化高潮,戰國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初實學,乾嘉樸學,無不階段分明,而又各具特色,如群峰競秀,各放異彩。史學作為傳統文化發達的一門也是如此,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獨特成就,在史學長河中一再出現巨大的波峰。
      三、史家旨趣與“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
  我國歷代優秀知識分子,對國家民族懷抱高度責任感,以救世安民為己任,形成了優良傳統,同廣大群眾的生產和斗爭一同推動社會前進,這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孔子“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修己以安百姓”,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清初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些名句集中體現了這種精神,千百年來一直是激勵人們崇高愛國心和強烈責任心的巨大力量。歷代優秀史家撰成有生命力的史著,也正是由于把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崇高精神灌注到史書之中,崇善黜惡、激濁揚清,謳歌志士仁人的業績,從而世世代代產生了廣泛深遠的教育作用。
  孔子著《春秋》,是第一次有意識地把“史義”灌輸到“史事”、“史文”之中,通過褒貶書法表達他的社會理想,希望實現諸侯各國共同尊奉周王室、社會有序發展的所謂“天下有道”時代。因此,中國史家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的根本觀念來自孔子。司馬遷著史以“繼《春秋》”自任,且達到極大的成功,郭沫若為韓城司馬遷故里所題的詩句“功業追尼父,千秋太史公”,可謂恰如其分。《史記》全書突出地體現出西漢的時代精神,他記述并贊揚“漢興,海內一統”,掃秦繁苛,發展生產等歷史功績。同時,他又出于對國家民族強烈的責任心,尖銳地批評漢武帝連年征伐的政策。他不怕專制皇帝的淫威,在《平準書》中直書無隱,指出長期大規模出兵,造成士卒大批死亡,民眾困苦不堪,造成“天下苦其勞”、“財賂衰耗而不贍”的危險局面,并正告當政者要“見盛觀衰”。又在《貨殖列傳》中批評漢武帝“與民爭利”,主張放任發展,讓人們自由獲得財富。《史記》久遠生命力的秘密,就在于他從關心民眾生活和國家前途出發,形成了不同于官方思想的獨立思想體系。《漢書》產生在東漢初年,處于封建專制加劇的儒學“法典化”時代,不可避免地打上時代的印記,而全書仍然具有進步的思想傾向,表現出班固關心民眾的社會責任感。《漢書》既宣漢,又據實暴露統治階級的罪惡。如揭露土地兼并惡性發展,貧者無立錐之地。諸侯王及外戚奢侈縱欲,無法無天。地方豪強為非作歹,居民白天不敢出門走路。揭露獨尊儒術之后,儒學成為進身任官的階梯,是打開為利祿奔競之門。自武帝以后“以儒宗居宰相位”那班人物,如公孫弘、匡衡、張禹、孔光等,都是“服儒衣冠,傳先王語,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17〕,尖銳地挾擊這些以儒學大師進身的顯赫人物,都是庸祿自私、巧于飾己、專事諂媚之徒,根本不配居于宰相地位,對他們表示極度蔑視。尤其是,班固在《刑法志》中既記載西漢刑法取得的進步,又舉出大量史實批評漢朝刑法的苛濫。他以長段議論,強調刑律不公是關系到封建政治全局的嚴重問題。并且嚴厲批評東漢初年,將判重罪、多判罪當作獄吏能干的標準,獄吏上下互相驅使,加害于無辜者,因此他強烈地主張要根據現實情況,刪除繁苛的刑律,制定簡明而能“便民”的新律令。讀著班固出于關心民眾而發出的痛切的議論,我們不能不肅然起敬。
  唐、宋時期著名史學家杜佑、司馬光都繼承了由孔子、司馬遷開創的史家關心國家命運的傳統。安史之亂后,國勢顯赫的唐皇朝一下子陷于衰微破敗,形勢的變化刺激人們尋找改革的辦法,救治社會弊病。杜佑《通典》的撰著即適應這一時代需要,“實取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尋找“匡拯之方”,〔18〕讓史書直接為現實政治變革服務。他明確提出“教化之本,在于足食”,全書八典以“食貨”為首,而食貨又以“田制”為先。杜佑把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特別是歷代土地關系的變革,放在首要地位加以論述,證明他對國家治理和民眾生活的深切關注。司馬光著《資治通鑒》,進一步把史學經世致用傳統推向新的階段。這部294卷的巨著, 書名即突出地顯示出他撰史是為了“資”封建國家之“治”,以歷史上治亂興衰的教訓,作為當政者的歷史教科書,因此“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19〕書中對歷代政治、經濟的興衰,政風、用人的得失,以及民眾生活、民族關系的狀況,均有翔實的記載。盡管司馬光在政治上態度比較保守,但是他著史態度嚴肅認真,所提供“資治”的東西是可靠的史實,這是《通鑒》成為繼《史記》之后最優秀的通史巨著的根本原因。
  明清之際著名學者顧炎武、黃宗羲處在朝代鼎革、“天崩地解”的形勢下,分別撰成著名的史論《日知錄》和《明夷待訪錄》,實是代表當時有識之士總結明朝滅亡教訓,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殘酷、腐朽進行嚴厲的抨擊。《日知錄》雖有不少談考據,但其重點是講“治道”。顧炎武明確地區分“亡國”和“亡天下”,他說:“保國者保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20〕成為近代以來激勵人們愛國精神的警句。書中有力地批評理學空談嚴重毒害知識分子,“以明心記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最后造成“神州蕩覆,宗社丘墟”的慘劇!〔21〕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是一部反對君主專制的破天荒著作,閃耀著民主思想的光芒。黃宗羲尖銳地揭露、批判封建政體的腐朽和罪惡,爆發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吶喊,〔22〕書中這些戰斗性內容具有早期啟蒙的意義,一直到中國歷史進入近代,這部書還起了鼓舞青年人獻身革新的事業的作用。
      四、近代愛國主義史學與探索民族救亡之路
  由于封建統治的腐朽和列強的野蠻侵略,中華民族在近代飽經憂患,災難深重。然而,民族屈辱的命運激起民眾的英勇反抗和志士仁人前赴后繼摸索救國之路。中國近代愛國主義史學的高漲,正是對于探求救國之路的有力推動。
  近代志士仁人探索救亡圖強的道路包括互相緊密聯系的兩大主題,一是發揚中華民族酷愛獨立自由、不屈不撓的精神,動員廣大民眾抗擊列強侵略,保衛國家神圣的領土和主權,二是批判封建制度的腐朽,認識中國的落后,學習西方的民主制度和先進文化,同時發揚本民族的優秀遺產。包括近代杰出愛國史家魏源在內的一批先進人物,確實把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提高到新的高度。魏源是近代史開端時期愛國史家的代表人物。他在鴉片戰爭前已經認識到清朝統治的腐朽,時代大變動即將到來,并搜集清皇朝前后期國勢升降變化的史料。至鴉片戰爭爆發,他滿懷愛國義憤從事著述,及時撰成《圣武記》,探索清朝的盛衰,同時從乾隆末年以后政治、軍事的腐敗,揭露鴉片戰爭中致敗的原因。《海國圖志》的著成是魏源更重要的貢獻,這部著作突破了封建時代對外國閉塞無知的舊格局,系統、大量地介紹外國史地知識,第一次把世界的真實面貌展示在國人面前。魏源明告西方列強東來,“遇岸爭岸,遇洲爭洲”,使東方國家面臨嚴重威脅,呼吁中華民族百倍警惕,奮起反抗:“此凡有血氣者所宜憤悱,凡有耳目心智者所宜講畫也。”〔23〕他大聲疾呼改變對外部世界閉目塞聽的顢頇狀態,把了解外國作為當務之急,做到liáo@②彼情偽洞悉機宜,同時明確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成為近代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國家尋找救國真理的起點。《海國圖志》受到了社會各方面人士的歡迎,在國內多次刊刻,證明魏源的思想隨著時代而前進,他所撰成的愛國史學著作反映了抗擊侵略、了解西方的迫切需要,它對近代社會的積極影響直至本世紀前期。梁啟超在1924年著書仍評價說:《海國圖志》一書獎勵國民對外之觀念,“其論實支配百年來之人心,直至今日猶未脫離凈盡,則其在歷史上之關系,不得謂細也。”〔24〕
  魏源所開創的近代愛國史家學習外國、探求圖強之路的傳統,被黃遵憲和王韜所繼承。黃遵憲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撰成近代愛國史學又一名著《日本國志》。他以駐日使館參贊身份到日本,正值日本明治維新時期,他體察日本社會的巨變,認識到學習西方、維新改革,確實使日本走上由弱變強的道路。他還直接閱讀盧梭、孟德斯鳩的著作,對民權學說由“驚怪”轉為信服,“心志為之一變,以為太平世必在民主”。〔25〕由祖國本土形成的革新觀點和愛國熱忱,促使他克服種種困難,著成《日本國志》,及時地向國內介紹日本學習西方、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經驗,并且成為中國人觀察世界潮流的窗口,對于戊戍運動產生了直接的影響。較黃遵憲稍前一點,有王韜著成《法國志略》,把法國歷史介紹給國內,特別表達了以法國的富強和進步激勵國人覺醒,打破閉塞陋習的深刻寓意:“方今泰西諸國,智術日開,窮性盡理,務以富強其國,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間有瑰偉絕特之事,則人何以自奮?國何以自立?”〔26〕書中對于法國當代促進資本主義生產和貿易的一套辦法,如銀行、商會、郵政、鐵路都有評論,尤其介紹法國300年來科學技術的發明,記載國會根據公眾意見制訂法律,選舉統領、首輔的制度,對于當時有識之士要求變革中國舊的封建體制,都有啟迪的意義。
  本世紀初年,新史學思潮涌起,對于激發愛國主義和推進思想啟蒙意義尤為重大。梁啟超于1902年撰成《新史學》,倡導實行“史界革命”,即用國民意識和進化論哲學為指導,創造出符合于“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于此優勝劣敗之世界”這一時代需要的新史學,發揮激勵愛國心和團結合群之力的巨大作用。〔27〕同年,他著成《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用進化發展和階段性演進的歷史觀點論述中國數千年學術思想之變遷,尖銳地批判專制政體和文化專制造成的禍害。梁啟超撰成的多種史學論著,以及夏曾佑的通史著作,都是“新史學”理論的出色實踐。至“五四”時期,為新史學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還有運用“二重證據法”考證古史的王國維,和開創“古史辨”學派的顧頡剛,他們的史學成就與中國社會近代化的方向和“五四”運動反封建的潮流是相符合的。
  新史學的成就,又被“五四”以后崛起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所吸收。郭沫若于1929年著成《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它標志著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從其奠基之時,便成為革命黨人尋求民族解放正確道路的偉大事業之重要組成部分。他以科學的歷史研究,幫助革命者認清中國要走全世界各國的共同道路,并對未來的光明前途樹立堅強的信心。抗戰時期,范文瀾在延安先后著成《中國通史簡編》(1941)和《中國近代史》(1945)。這兩部著作,全面、系統地闡明中國幾千年歷史,一反歷來剝削階級美化統治者所作所為、污蔑人民大眾在歷史上的作用的舊觀點,用階級斗爭的主線解釋中國的歷史,肯定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和推進歷史的作用。這兩部產生于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中的著作,標志著歷史進步史學家以天下為己任的愛國精神達到新的飛躍。戴逸教授評價說:“這兩部杰出的著作,……第一次系統地說出了革命者對中國歷史的全部看法”,“是時代精神的體現,教育、影響了后代歷史學家,也教育、影響了千千萬萬的革命者”,成為“當時許多革命干部案頭的必讀書。”〔28〕在抗日戰爭這場決定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不僅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等人成為這場偉大斗爭的一員,其他愛國史學家也依據本人所處的具體環境,同全國抗戰軍民同命運。陳垣八年抗戰間處在危城北平,不怕特務迫害,處處表現出凜然的正氣。他在課堂上向學生講《日知錄》和《鮚qí@③亭集》, 以顧炎武的經世思想和全祖望的民族氣節激勵學生。在著述上,他將愛國思想熔煉在闡發歷史上人民的正義斗爭和氣節之士堅守民族大義的著作中,寫出《明季滇黔佛教考》、《通鑒胡注表微》等有名史著,產生了很好的影響。陳寅恪顛沛流離,到達昆明任教,他為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同樣表達出高尚的民族氣節,表明在國難當頭情況下,兩位史家以熱愛祖國、堅守志節相勉勵。顧頡剛于“九一八”事變后,即在北平發起組織“禹貢”學會,從事維護祖國版圖的邊疆歷史地理研究。繼又提倡以通俗讀物形式,宣傳抗日主張,因此受日本特務迫害,他輾轉到達西北、西南一帶,繼續抗戰宣傳和學術工作。中國人民經過浴血奮戰,終于打敗極度野蠻兇殘的日本侵略者,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偉大精神在抗戰中得到空前大發揚,而在人民勝利的巍峨豐碑上,也記載著進步史家的功績。
  闡發中國史學傳統所蘊含的民族精神,同我們當前振興中華的宏偉事業無疑有密切的聯系。歷史已經行進到20世紀的最后路程,新的21世紀即將到來,我們處在繼往開來的偉大時代。未來的世紀將更加大有希望,又將更加充滿挑戰。我們要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繼續發展壯大自己,就要在大力學習外國先進事物的同時,不斷增強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更加激發民族創造力。當今國際間激烈的競爭,關鍵是綜合國力的競爭,歸根結底又是人的素質的競爭。對于我們來說,就迫切需要加強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的教育,這是關系到我們民族前途的重大事情!中國幾千年史學的優秀遺產是我們的先人留下來的一筆寶貴財富,認真發掘和總結其中包涵的不斷加強的民族凝聚力,在不同時代奮發進取、建樹出色業績的偉大創造力,在任何情況下視國家民族利益至上的強烈責任感,和勇于反抗侵略、不屈不撓地爭取光明前途的精神,以這些生動、深刻的教材來教育廣大群眾,提高全民素質,這就是我們學術界在這繼往開來時代對振興中華所作的貢獻,也是我們義不容辭的光榮責任。
  注釋:
  〔1〕見于《尚書·多士》。
  〔2〕《史記·太史公自序》及司馬遷《報任安書》。
  〔3〕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三聯書店1956年版, 第205頁,第206頁。
  〔4〕《歷史哲學》,第204頁。
  〔5〕《冊府元龜》卷五五四《國史部·恩獎》。
  〔6〕《龔自珍全集·古史鉤沉論》。
  〔7〕《史通·雜說上》。
  〔8〕分別見司馬遷《報任安書》及《史記·太史公自序》。
  〔9〕鄭樵:《通志·總序》。
  〔10〕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一“各史例目異同”條。
  〔11〕分別見《論衡·超奇》篇及《齊世》篇。
  〔12〕《文史通義·書教下》。
  〔13〕《史通·辨職》。
  〔14〕《史通·忤時》。
  〔15〕《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16〕《讀隨園詩話札記》。
  〔17〕《漢書·匡張孔馬傳·贊》。
  〔18〕《通典》自序。
  〔19〕司馬光:《進書表》。
  〔20〕《日知錄》卷一三“正始”條。
  〔21〕《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
  〔22〕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篇。
  〔23〕魏源:《海國圖志敘》。
  〔24〕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25〕《東海公來簡》,即黃遵憲致梁啟超信(1902年),《新民叢報》第十三號。
  〔26〕《重訂法國志略·序言》。
  〔27〕見《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
  〔28〕戴逸:《時代需要這樣的歷史學家》,《近代史研究》1994年1期。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上芬加下木,上下結構。
  @②原字為左目加右潦的右半部,左右結構。
  @③原字為左土加右奇,左右結構。*
  
  
  
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1-19K1歷史學陳其泰19961996 作者: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1-19K1歷史學陳其泰19961996
2013-09-10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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