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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魯番學研究:回顧與展望
吐魯番學研究: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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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872.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4743(2007)04—0051—12
  一、吐魯番學與敦煌學
  1930年,陳寅恪指出:“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因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①就此而言,與敦煌學并列的吐魯番學,也同樣具有新材料新問題的學術特征。正因為吐魯番學與敦煌學有著諸多的相似性,所以在中國,敦煌學與吐魯番學的研究者共同組建了一個學會——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而我們也經常把這兩門學問合稱為“敦煌吐魯番學”。
  敦煌與吐魯番有著相似的地理環境,都屬于中國西部綠洲以灌溉農業為核心構成的古代社會。在古代絲綢之路發達的時候,它們都屬于絲綢之路的一部分,共同扮演著溝通文化的角色。敦煌是佛教藝術的寶庫,吐魯番也有柏孜克里克、吐峪溝千佛洞等石窟遺址。所不同的是敦煌的佛教藝術保存較好而吐魯番的保存較差。這既與佛教興盛之后的文化環境有關,也與近代西方“探險家”的劫掠有關。設想如果當初勒柯克不是在吐魯番而是在敦煌大搞壁畫切割,那么現在的情形肯定會大不相同。
  敦煌首先是因為藏經洞的寶藏聞名于世的。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發現了藏經洞。這個時間于是被當作敦煌學的起始時間。但是,吐魯番文物的發現,沒有一個準確的起始時間。當地的挖寶人在高昌、交河等古代遺址發現古代文物,肯定有一個很久遠的歷史。但是,一是因為發現是零散的,二是缺乏相關記錄,所以無法確定一個起始時間。
  不論是敦煌學還是吐魯番學,雖然現在的研究對象在擴大,但是出土文獻的研究一直是一個核心環節②。正是在這一點上,吐魯番學與敦煌學相比,呈現出迥異的面貌。敦煌藏經洞應當是原來的佛教寺院三界寺的圖書館,它的存在是人為隱藏的結果。藏經洞的發現,有點類似考古學上發現的窖藏,規模大、品種全,有一定的內在聯系性。佛教寺院的圖書,自然以佛教經典為主,其他社會文書的保留基本上屬于意外。許多公私文書被寺院用其背面來書寫佛經或者僅僅是用這些紙片來給佛經寫本打補丁,因此文書上所寫的文字對于寺院來說沒有意義,但這些被無意保存下來的公私文書對于歷史研究的意義卻非常重大。
  與敦煌文獻的保存情況不同,在吐魯番發現的古代文獻,幾乎都是從寺院遺址的沙土中或墓葬中發掘出來的,所以更加缺乏內在系統性,更無從言及規模與品種。從墓葬出土文獻來說,不是所有的墓葬都會出土文獻資料,更無法斷定什么墓葬會出土多少。現在看來,吐魯番墓葬出土文獻大概可以分為三種:一是喪葬文獻,如隨葬衣物疏、墓志,記錄墓主的埋葬物品和生平事跡,是了解當時葬俗和墓主最重要的文字資料。吐魯番地方沒有很好的石料可資利用,所以記錄墓主的生平事跡多用特別燒制的磚,學術界也稱之為墓磚。衣物疏與墓磚一樣,都是在墓主人死后完成的,上面除了寫明隨葬的衣物名稱之外,還會寫出反映當時冥世觀念的文字,這對于理解當時的社會思想很有意義。第二類是隨葬的文獻,現在所知最多的是儒家經典,如《孝經》、《論語》等等。把這些文獻隨墓主人埋入地下,也體現了一種時代觀念。第三類是公私文書,數量最多,就是把這些文書作為紙張而制作成葬具,如墓主人的鞋子、衣裝等。因為紙張是一種重要物質材料,在當時的政府管理社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所以一定等到這些文書作廢之后才會被用于葬具,其偶然性更強,完整性更差。很多文書都喪失了原本的形態,在葬具制作過程中,被剪作各種式樣,因此所載文字也變得七零八落。至于寺院遺址出土的文獻,和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獻的內涵略同,大多數是典籍,但典籍有些也是用公私文書的背面所寫,因此也保存了部分文書資料。
  不論是敦煌文書還是吐魯番文書,因為多是印刷術之前的產物,所以自然以寫本為主。寫本文書因此具有手寫本的所有特點,簡化字、不規范字、草書體,凡此等等都為閱讀造成了巨大障礙。利用一件文書研究相關問題,第一道關口是認字問題,這就使得敦煌學和吐魯番學看上去有一種拒人千里的印象。其實,這也正是敦煌學吐魯番學的一個魅力所在,這讓人真實地領會了學問從認字開始的道理,也更讓人明白一門綜合性學問是怎樣的。
  所謂手寫本問題,吐魯番文書比敦煌更典型。從整體上比較,敦煌出土的文獻,有漢代的漢簡,也有最早期的印刷品,而吐魯番一直沒有發現過漢簡。按照歷史的記載,漢代在吐魯番的軍事政治活動頻繁,駐扎在高昌壁的屯墾軍隊數量也不少,他們也應該使用簡牘作為書寫材料。西州回鶻時期的文書,多為回鶻文所寫,至于典籍,則寫本之外,還有不少印刷品,年代要較敦煌文獻晚,一直延續到元朝初年。如果單從漢文文書一點來看,吐魯番出土的文書與敦煌文書正可以互為補充,因為就整體的文書而言,吐魯番出土的集中在南北朝和唐前期,而敦煌的集中在唐后期、五代和宋初。
  和敦煌藏經洞寶藏一樣,吐魯番學的資料早期也遭到列強瓜分,俄國、德國、英國、日本、芬蘭等都有一定的份額,但是因為吐魯番文獻的出土狀況決定了瓜分雖然存在,但各國所得都有一定限度。敦煌的情況則不然,英國、法國和俄國三家瓜分的敦煌文獻占據了敦煌所發現文獻的絕大部分,中國雖然也剩下一部分,但是屬于劫后剩余,數量上雖然也不算少,但在學術研究的質量上畢竟不是上乘。更為重要的是,敦煌文獻的發現只此一次,不能指望今后再有發現,所以當初的流散狀況決定了后來文獻的分布格局。要全面研究敦煌文獻,依然需要進行國際交流。從敦煌學起步時開始,其基本文獻就永久地形成了國際分別占有的局面。無論中國的敦煌研究如何,對于文獻保存的這個現狀都無法改變。
  但是,吐魯番的文獻出土情況卻在不斷地發生變化。清末民國之初,俄國、英國、德國和日本,分別獲得一些吐魯番出土文物和文獻。這些資料雖然確有獨一無二之處,比如德國揭走的壁畫。但在后來的考古進展中,吐魯番不斷出土新的文獻,就這方面的總體狀況而言,越來越多的出土文獻被發現,而這些新的文獻當然屬于中國,于是在吐魯番出土文獻方面,中國越來越多地占有優勢。原來吐魯番出土的文書,多是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兩個古墓群發現的,日本帶走的大谷文書,中國從1959年到1975年的十三次發掘,都集中在這兩個古墓群中。但是,近年的吐魯番考古證明,一些新的考古地點也開始出現古代寫本文書,木納爾、巴達木、洋海,這些新的考古地點,預示著吐魯番考古的廣闊前景,也預示著未來吐魯番出土文書會不斷地增長下去。
  所以,敦煌學因為暫時不會再有新的文獻出現,今后的研究是需要更加深入的問題意識③。吐魯番學呢,不僅要繼續深入,而且隨時會有面對最新出土文獻的問題。按照陳寅恪的說法推演開去,當敦煌文獻越來越被人熟悉的時候,吐魯番學卻仍然不斷地擁有新的資料,仍然能夠保持新潮流的特征。一個沒有起始時間的吐魯番學,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將是一個沒有日落的朝陽學科。對此,一望無際的洋海墓地就是很直觀的證明。
  二、吐魯番學的歷程
  吐魯番出土文獻的研究,開始的時候只是零星進行的。通常都是先有相關文獻和資料公布,隨后是相關研究跟進。最早進入吐魯番地區并且帶走相關文物的是俄國人。從1893年開始,羅波洛夫斯基、科茲洛夫和克列門茲,都先后到過吐魯番并帶走吐魯番出土的文物。克列門茲曾經寫過簡單的介紹文章,但是俄國的情況一直是收藏的多研究的少④。
  俄國人的發現,影響了德國。1902年8月,德國第一次吐魯番考察隊成立,領隊是格倫威德爾。1904年,第二次吐魯番考察,勒柯克為隊長。1905年第三次,1912年第四次。德國新疆考察隊,都以吐魯番為名義,但是考察的范圍遠遠超出吐魯番,涉及整個新疆塔里木盆地北沿全境⑤。德國吐魯番考察的收獲雖然并非都是吐魯番地區的產物,但卻為吐魯番名聲遠播起到了客觀推動作用。他們的考察報告和收集品研究,對歐美日本影響深遠,但長期以來對于中國的影響卻微乎其微。應當說,吐魯番文獻為德國的東方、中亞研究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讓德國在西域語文研究上、在中亞宗教研究上都長期保持國際領先地位。德國的吐魯番考察活動影響到中國,是1905年的事情。清朝政府立憲改革,派大臣出洋考察憲政,著名收藏家端方到達歐洲,在柏林博物館看到了出自吐魯番的《涼王大沮渠安周造祠碑》,十分驚訝,立刻進行了拓印。歸國后,這成為收藏界的一件盛事,著名學者紛紛前往觀看,并書寫感想。吐魯番受到國內學者注意,此事甚為重要。
  也是在1902年,日本西本愿寺長老大谷光瑞開始組建西域探險隊,到1910年,他們一共進行了三次西域考察,其中第二次和第三次,在吐魯番都大有收獲。因為他們進行了墓葬挖掘,所以獲得了大量文書。這些文書被稱作“大谷文書”,現在一共整理出版了三大冊(即《大谷文書集成》)。1915年,日本出版《西域考古圖譜》,公布了一部分大谷文書。而在前一年,羅振玉利用正在日本的便利,見到大谷探險隊帶回日本的吐魯番文獻,出版了《西陲石刻錄》,公布了大谷所得吐魯番墓志和碑刻,運用跋語的方式進行了研究。他還利用這些資料撰寫了《高昌麹氏系譜》,對唐朝統一吐魯番前的當地政權進行了初步研究。上世紀20年代,王國維也撰寫過有關麹氏高昌和唐西州的論文,利用的也是日本人帶走的資料。與此同時,國內的學者也開始關注并使用吐魯番出土文獻。1911年,王樹枏編撰《新疆圖志》的時候,介紹了著名的《唐張懷寂墓志銘》,同時還對多種私家藏品進行了考釋。
  英國斯坦因多次到中國新疆,在考察的名義下搜集各種文物。1913年到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在吐魯番收獲尤其豐富。他不僅切割壁畫,還對阿斯塔那墓地進行了系統發掘,多達34座古墓被他一次挖掘完畢。到此為止,吐魯番的古墓發掘,都是由外國人進行的。國人要么賣古物給洋人,要么自己收買當作古董寶貝。這種情形,決定了吐魯番的早期出土物絕大多數流散國外,而國外學者的研究不僅造就了他們的學術成就和影響,也客觀上促成了吐魯番學的國際性。
  1928年是吐魯番學的一個重要時刻。中國、瑞典聯合西北考察團成立,作為中方的成員,黃文弼開始了他的西北考察活動。1928年和1931年,黃文弼兩次重點考察吐魯番,古代遺址、古代石窟和古墓地都是他的考察對象。黃文弼后來整理發表了多部著作,有《高昌》(第一分本)、《高昌磚集》和后來的《吐魯番考古記》。黃文弼不僅為吐魯番學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有價值的研究資料,他還親自研究,寫出了一批有學術影響的論文,如《高昌疆域郡城考》、《高昌國麹氏紀年》、《高昌國官制表》、《寧朔將軍麹斌造寺碑校記》、《張懷寂墓志銘校記》等。黃文弼的考察與研究,不僅揭開了吐魯番學研究的一個新階段,更重要的是黃文弼的學術活動標志著中國的吐魯番學取得了堅實的成果,在歷史文獻的整理和研究方面甚至具有主導地位。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繼續討論吐魯番學的學者相繼跟進。岑仲勉1933年作《麹氏高昌補說》,就是因由羅振玉、黃文弼的研究。同一時期,馮承鈞一方面翻譯伯希和等西方學者的相關學術成果,一方面也自己著述研究。他的《高昌城鎮與唐代蒲昌》一文寫作時,已經知道黃文弼有《高昌疆域郡城考》一文。馮承鈞的研究,有價值的地方在于充分吸收伯希和、斯坦因等西人的研究,同時注意把傳世史料進行系統搜集整理。對此,他的《高昌事輯》就是這個方面的成功范例⑥。該文的正文部分,引證史籍中有關高昌的記載文字,自己的看法、考證則放在注釋中。而在開篇中對高昌歷史地位、發展階段的歸納,影響深遠。
  從上世紀50年代起,東鄰日本的吐魯番學有了很重要的進步。中央大學教授嶋崎昌成績最為顯著。吐魯番出土文獻,包括墓志類文字與文書,吸引了研究者對吐魯番的廣泛注意,探討吐魯番的歷史于是成為吐魯番學很重要的一個焦點問題。羅振玉、黃文弼、馮承鈞、嶋崎昌等莫不如此。嶋崎昌先后發表多篇論著,如《唐朝征討高昌國的原因》(1957年)、《關于高昌國的城邑》(1959年)、《關于高昌國的柳谷》(1960年)、《隋書高昌傳解說》(1961年)、《麹氏高昌國官制考》(1963年)、《可汗浮圖城考》(1963年)、《姑師和車師前、后王國》(1966年)、《高昌國及其周邊》(1967年)等⑦。其中,他對麹氏高昌國官制的研究,明顯是對黃文弼相關研究的推進,同時也構成了后來研究的重要基礎。
  50年代開始,隨著大谷文書的公布與研究,吐魯番學的另外一個重要特征突顯出來。唐朝貞觀十四年(640年)討伐麹氏高昌勝利后,在這里設置了西州。吐魯番出土西州時期的文書,為證明唐代前期的歷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證據。唐朝前期,制度規范,執行嚴格,但是歷史典籍記錄的唐代制度,因為多是法典式記錄,實施狀況如何讓人費解,以至于如均田制、府兵制這些對于唐代十分關鍵的制度,后人已經很難了解它實施的具體情況了。從二三十年代開始,就有學者提出唐代均田制是否實施的問題,而中國、日本的學者先后發表研究,未有確論。50年代,敦煌、吐魯番文書資料的加入,更加深化了相關問題的討論。比如周藤吉之的《吐魯番出土佃人文書研究——唐代前期的佃人制》、西嵨定生的《從吐魯番出土文書看實施均田制的狀況》、西村元佑的《唐代吐魯番均田制的意義——以大谷探險隊帶來欠田文書為中心》、大庭脩的《吐魯番出土的北館文書——中國驛傳制度史上的一份資料》⑧、內藤乾吉的《西域發現的唐代官文書研究》、小笠原宣秀與西村元佑的《唐代役制文書考》、仁井田陞的《吐魯番出土的唐代交易法文書》等⑨,引入新的敦煌吐魯番文獻,為這些歷史問題的研究注入了活力,而這些問題涉及的是唐帝國全境的統一制度,并非敦煌或吐魯番當時的地方問題。這對于吐魯番學而言,意義是重大的。吐魯番提供的歷史文獻價值,超越了吐魯番地方本身,所以吐魯番學的性質也不再僅僅屬于吐魯番。
  1959年到1975年,新疆考古部門在吐魯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先后進行了13次發掘,出土了大量文書和文物。1975年開始,國家文物局成立了以唐長孺為首的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小組。從1981年開始,陸續出版了十冊錄文本《吐魯番出土文書》。到1996年,四卷本圖版錄文對照本也出版完畢。與大谷文書相比,這批新出的吐魯番文書,有系統發掘記錄,符合考古學的要求,所以在釋讀和理解上更加便利。此外,文書數量多、內容豐富,對于相關的研究促進很大。吐魯番學從此進入一個研究的高峰時期。
  在唐長孺領導下的整理小組,一邊整理,一邊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的《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1983年)和《二編》(1990年),可以看作是他們研究成果的集中體現。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輯的《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共5輯),雖然不是以吐魯番新出文書的研究為主,但是也有很多新資料的介紹和研究。1986年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韓國磐主編《敦煌吐魯番出土經濟文書研究》,其實也是以吐魯番研究為主的。1983年,中國成立敦煌吐魯番學會,下設《敦煌吐魯番研究通訊》,在聯絡學者、交流信息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87年夏,日本五名學者荒川正晴、片山章雄、白須淨真、関尾史郎和町田隆吉共同結成“吐魯番出土文物研究會”,印刷《會報》,每年開會研究問題,成為日本方面吐魯番學研究的生力軍。2000年,吐魯番地區文物局創刊《吐魯番學研究》,對于吐魯番學的促進意義巨大,證明吐魯番學在故鄉的健康發展。
  唐長孺主編的《吐魯番出土文書》出版以后,對于吐魯番學發展起到促進作用的學術事情還有以下幾件。柳洪亮《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除了柳洪亮自己的研究論文以外,公布了阿斯塔那382、385、386、388、389、360、384等七個古墓出土的文書,此外還有交河故城、吐峪溝千佛洞、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出土的文書等。本書也有圖版,但基本上看不清楚。同時,屬于吐魯番出土、收藏在日本寧樂美術館的文書也被整理出版,這就是陳國燦、劉永增《日本寧樂美術館藏吐魯番文書》(文物出版社,1997年)。這批資料由日比野丈夫首次使用⑩,對于理解戰爭狀態的西州是十分典型的材料。
  大約是因為“吐魯番出土文書”這個名稱的限制,所以《吐魯番出土文書》不收同時出土的墓志,僅僅在解題的時候有所介紹,而墓志顯然是很重要的歷史文獻。過去,黃文弼的《高昌磚集》,已經把自己發掘所得吐魯番出土墓志刊布。1959年以后的13次發掘所得墓志,197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新疆出土文物》僅僅發布了幾幅照片。侯燦先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5集(1990年)上發表《解放后新出吐魯番墓志錄》,只有錄文沒有圖版。而穆舜英、王炳華主編的《隋唐五代墓志匯編》新疆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是把黃文弼與新出的吐魯番墓志都收在一起,只有圖版沒有錄文,更可惜的是收集不全。直到2003年,侯燦、吳美琳《吐魯番出土磚志集注》上下冊(巴蜀書社),才終于把所有吐魯番出土的墓磚、墓志資料匯編到一起。這是一部圖版與錄文對照本,并且提供了相關的重要研究參考文獻。
  另外,斯坦因在新疆獲得的部分漢文資料,有的本來就出自吐魯番,有的雖不是吐魯番出土,但是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對此,目前有三部著作,分別是郭鋒《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甘肅新疆出土漢文文書——未經馬斯伯樂刊布的部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陳國燦《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和沙知、吳芳思編著《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前兩部著作沒有附圖版,后者屬于圖版錄文對照本。
  三、吐魯番學的研究課題與展望
  吐魯番學的發展歷程,每一次進步,都與新的資料公布有關。研究資料代表的是研究對象和基礎,這種現象應該是廣泛存在的。對于吐魯番學而言,新資料對研究的推進,從時間上看,幾乎每過若干年就會有新的推進。這充分顯示了吐魯番學的特點——年輕而富有前途。新出資料不僅本身滿帶新信息,更重要的是新資料往往能夠激活舊有資料的信息。新舊資料的對比、連帶等關系的存在,使得新資料從來都會再一次帶動對舊有資料的研究和認識。最近一兩年來,我們一直在整理近十年新出的吐魯番文獻資料,同時也參考過去發表的文書,考慮一些新的課題,我們相信新舊資料放在一起,一定也能發揮同樣的作用(11)。以下就我們考慮的一些問題,結合已有的研究成果,略表淺見如下。
  吐魯番學發展至今,最重要的成績之一就是地方歷史的研究得到了長足的進步。以往了解吐魯番的歷史,只能依靠傳世史籍。但是,在中原本位的史書記錄系統中,西域的歷史記錄往往是十分貧乏的。唐朝以前的吐魯番歷史,主要寫在西域傳中,筆墨不多是基本特色,簡單的描述僅僅給人以很粗淺的印象。但是,自從有了吐魯番文獻,吐魯番的歷史很快豐富起來。現在我們對于十六國時期的吐魯番的了解,和過去相比有了根本的改觀。
  前涼占據高昌,設立高昌郡,這個問題的解決依賴羅布泊發現的李柏文書。此后,此地經過前秦、后涼、西涼和北涼的統治時期。一系列古代年號的發現,對于理解當地政權易手的情形給出了很重要的證據,雖然不是一切問題都得到了解決,但是至少比以前要明確多了。北涼后期河西走廊的戰亂直接影響了吐魯番地區,在各種勢力的較量之中,吐魯番深深卷入其中。如果沒有《涼王大沮渠安周造祠碑》和河西走廊的佛教寫經在吐魯番的發現,北涼滅亡后余部轉移高昌所給予高昌地方帶來的巨變,我們至今也無法了解(12)。佛教一貫的從西向東的傳播路徑,在這個時候、這個地域忽然出現了逆轉,河西走廊的佛教傳入高昌。不僅如此,由于大涼移民的進入,加劇了吐魯番盆地的兩個政治中心的沖突,高昌終于兼并交河的車師王國,吐魯番盆地第一次實現了政治統一。
  北涼殘余勢力在吐魯番建立的流亡式的王國體制,為后來的各個姓氏的高昌王國打下了基礎。高昌郡時期的吐魯番本來就在河西的統治之下,屬于河西文化的一部分。而從北涼建立的大涼王朝開始,各個高昌國都繼承了北涼帶來的河西文化傳統。大約也是從大涼王朝開始,吐魯番地方盛行的墓磚寫作、追贈制度和喪葬禮俗,無不打上河西文化的烙印。中國歷史的皇帝制度時代,各地的聯系并不都是帝國州縣一體的,王國在分裂時期的存在,與皇帝制度的銜接,都反映了當時特有的政治狀況(13)。高昌國經歷闞氏、張氏、馬氏到鞠氏,雖然現有的出土文書并不平均,但是為我們了解皇帝制度下的王國體制,還是給出了最生動具體的證明。傳世史籍與出土文書的記載,同樣一個高昌,簡直判若兩國(14)。
  洋海墓地位于高昌城東面的高寧縣境,這里是河西王國在高昌地區設立郡縣制度較早的地區,因此也是中原文化傳播較早的地區。在新清理的兩座洋海的墓葬中,發現豐富的前涼、北涼和闞氏高昌時期的文書,改寫了部分高昌郡的歷史,大大補充了闞氏高昌的政治、經濟、外交、文化史,相信這里豐富的墓葬還會填補更多的歷史空白。
  在高昌王國時代,麹氏高昌(502~640年)的信息我們了解最多。通過出土文獻,我們不僅可以基本復原它的紀年系統,甚至了解到它的許多制度和政治。通過《麹斌造寺碑》,我們知道這個小王國是如何臣服突厥的,甚至知道突厥給了高昌王什么樣的官爵。通過張雄墓志和其他文書資料,我們知道了這個王朝晚期曾經發生過一次嚴重的政變,也了解到這個政變對于這個小王國后來的深遠影響。高昌王國的制度,許多來自中原,但是它也根據自己的情況進行了改變。比如,高昌雖然實行郡縣制度,但是它的郡縣不統屬,跟中原的同一制度并不相同(15)。總之,很多在原來傳世史籍中根本解決不了的問題,如今通過出土文書得到了很好的解決。
  吐魯番出土文書解決了傳世史籍記載的錯誤,填補了史籍的缺失,豐富了我們對當地歷史的認識。不僅如此,后來的出土文書,還會進一步推進對先出文書的認識。羅振玉、黃文弼早年排列的高昌紀年表早已過時,因為新出的文獻大大豐富了這個課題。嶋崎昌的《麹氏高昌國官制考》,曾經被看作是奠基之作,但是經過荒川正晴、白須淨真和侯燦的研究(16),因為利用了新出土文書,已經有了很大超越。而從前所知甚少的高昌經濟制度,經過関尾史郎的研究,獲得了極大的進步(17)。而國內學者的相關研究,則有盧開萬、程喜霖、謝重光和凍國棟等人的論著(18)。后浪推前浪的情形還在不斷進行著,因為吐魯番出土文書一直在不斷地涌現。在新出文書和墓志繼續提供給我們研究麴氏高昌王國政治、制度、經濟史方面的材料的同時,在交河溝西、巴達木兩處墓地都發現了屬于這一時期的胡人墓葬,使我們對于高昌粟特及其他中亞胡人在高昌的生活狀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19)。在粟特研究的熱潮到來之際,吐魯番仍將提供新的材料,提出新的問題。
  最早對吐魯番地方歷史進行整體描述的著作是榮新江撰寫的《吐魯番的歷史與文化》,載胡戟、李孝聰、榮新江合著的《吐魯番》(三秦出版社,1987年),但因為是通俗性質的書籍,沒有學術注釋。関尾史郎和自己的學生青木茂對這部中文著作的專章進行了翻譯,并且加以注釋,于是完成了很標準的學術化加工(20)。侯燦的《高昌樓蘭研究論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收錄高昌研究12篇論文,涉及到高昌官制、郡縣考證和紀年問題等研究,屬于論文集而不是有內在聯系的專著。王素有一個龐大的高昌史研究計劃,如今已經出版的《高昌史稿·統治編》(文物出版社,1998年)和《交通編》(文物出版社,2000年),是現在高昌史研究的最系統專著。田衛疆主編的《吐魯番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于眾人之手,體制上屬于描述性質。宋曉梅《高昌國——公元五至七世紀絲綢之路上的一個移民小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孟憲實《漢唐文化與高昌歷史》(齊魯書社,2004年),也屬于相關研究著作。不斷出現的新資料為高昌通史的撰作打下良好的基礎,我們希望王素的《高昌史稿》其他各編早日完成,也希望能有更多雅俗共賞的學術著作陸續出版,以推動高昌史研究的進步。
  公元640年,唐太宗發兵滅高昌王國,在吐魯番設立西州,從此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對西州歷史的研究,看起來也屬于地方歷史的研究,但是因為唐朝前期律令制度清晰,執行力度有保障,所以西州歷史其實也是唐朝前期的地方歷史,至少是當時邊州的一個縮影。這樣的西州歷史,因為缺少同時期其他地方的研究可以提供相對完整的參照,于是西州歷史的研究就遠遠超出了地方歷史的意義。現在的研究表明,了解唐朝前期的許多制度,都離不開對西州歷史的研究,都離不開對吐魯番出土文書的研究。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運用吐魯番文書考察唐代的均田制問題,至今已經形成了慣性,如果沒有對吐魯番文書的分析、理解和運用,要考察均田制以及相關問題,就會給人以不可靠的印象。所以,現在出版的有關土地制度方面的著作,無不涉及大量的吐魯番文書研究。這方面,日本學者走在前面,堀敏一《均田制研究——中國古代國家的土地政策與土地所有制》(巖波書店,1975年)和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79年)是代表作。后者,特別是把相關文書資料匯集在一起,不僅對具體文書的考訂十分精到,而且十分便于讀者的使用。宋家鈺《唐朝戶籍法與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武建國《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楊際平《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岳麓書社,1993年)、盧向前《唐代西州土地關系述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都是很重視對文書資料的利用的。當然,因為吐魯番文書公布的時間有所不同,對相關研究的影響也比較大,比如堀敏一能夠利用的吐魯番文獻還是很有限的。同類的問題還有府兵制度的研究,如果研究唐代府兵制度而不利用吐魯番出土文書,現在很難再有新的創獲,所以孫繼民研究唐代軍事制度的專著《敦煌吐魯番所出唐代軍事文書初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一書,才會直接把研究資料寫入書名之中。在法制史的研究上,吐魯番也提供了重要的資料,那當然也是大唐帝國的法律制度(21)。新出吐魯番文書已經開啟了重新探討唐代制度的大門(22),也啟發我們重新思考利用舊出文書對某些制度的解讀(23)。
  吐魯番出土的唐代文書,依然以官府文書為主,考察官府特別是地方官府的行政運作,吐魯番文書提供了重要資料。唐代的其他地方,無論當年比西州如何繁華和重要,如今在提供研究資料上,都無法跟吐魯番相提并論。當年的一個邊遠州縣,如何隨著唐帝國的節奏起舞,我們在吐魯番出土文書中看到了大量的生動例證。所以,李方的大作《唐西州行政體制考論》(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的完成,不得不歸因于吐魯番出土文書,因為其他地方州縣確實沒有提供這樣的研究基礎。必須再一次說明,這些研究,看起來還是吐魯番地方史,但是本質上屬于唐朝歷史。對此,関尾史郎的《西域文書かちみた中國史》(山川出版社,1998年)的研究視角可以證明。
  特別應當提到的是最近整理出版的《天圣令》所保留的唐令(24),這是唐朝國家政令最集中最權威地一次重要發現,而理解這些唐令,單單憑借令文本身是不夠的,能夠提供最多的佐證資料的,非吐魯番出土文書莫屬(25)。因此,從制度史到社會史研究,《天圣令》保存的唐令與吐魯番文書相互發明,相互印證的研究,將開啟唐史研究的一扇大門,前景光明無限。
  吐魯番地處絲綢之路的要沖,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必經之地,于是吐魯番出土的文獻中保存了許多中西交通史的資料正在情理之中,相關研究的推進也是吐魯番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研究高昌國際貿易的往來商品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而高昌提供的文書表明,因為高昌在收取交易稅確實大有好處,所以我們就容易理解為什么歷史記載高昌反對焉耆另外開辟通往中原的道路,甚至不惜因此發動戰爭(26)。在這方面,姜伯勤《敦煌吐魯番文書與絲綢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堪稱代表作,凍國棟《唐代的商品經濟與經營管理》(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程喜霖《漢唐烽堠制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年)、《唐代過所研究》(中華書局,2000年)、榮新江《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三聯書店,2001年),都在某些方面對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所推進。最近新出的闞氏高昌送使文書和唐天寶十年西州客館文書,再次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27),一定會推動相關的許多方面的研究。
  另外,過去比較多地從觀念史加以探討的隨葬衣物疏,其實從東西方物質文化交往的研究上也會提供新的資料,到目前為止,其實我們還沒有弄清楚衣物疏中每件物品的來歷和用途(28),這既是物質文化研究的一個新課題,也是東西文化交往研究的新視角。
  吐魯番出土文書所揭示的古代世界與傳世史籍記錄的歷史有著一個很大的區別,那就是傳世史籍的記錄體現著中央集權的基本精神,地方永遠處于中央的領導之下,記錄中央的文字當然要大大超過關于地方的記錄。所謂大事記錄原則,其實永遠需要地方服從中央。出土文書不同,它是當地真實的反應。這些文書的存在,只是地方行政運作的材料,并沒有準備留給后世作為歷史研究資料,于是文書不僅作為史料的真實性特別可靠,而且給我們看到了在傳世史籍中往往看不到的一個方面,那就是基層政府組織和基層社會(29)。這就是說,出土文書成了研究當時社會歷史的重要資料,而這個方面在傳世史籍中是最欠缺的。
  在吐魯番的出土文獻中,有一批墓磚墓志資料。這些資料記錄墓主的生平事跡,主要是歷官與婚姻,于是相關的墓志資料,就能夠提供一些家族的信息。白須凈真就是從這些墓志資料入手,來考察高昌大族問題的。毫無疑問,那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著名的講究門閥的士族時代,任何政權都會與一些特定的大家族有著密切的關系。于是,這個研究不僅對于了解社會史大有幫助,而且對于了解高昌政權的某些特性也提供了重要解釋(30)。唐朝統一高昌以后,高昌的原有大家族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白須研究了唐朝針對高昌舊豪族的移民政策(31),之后,他繼續研究唐代吐魯番的豪族問題,發現在阿史那賀魯叛亂之后,高昌舊豪族的地位獲得回升(32)。但是,白須的研究并沒有到此止步,隨著唐朝整個社會士族的衰落,西州的豪族情況如何呢?白須根據張無價家族的狀況,在西州也看到了類似的情況(33)。總之,白須凈真的豪族研究,貫徹了從高昌到西州兩個歷史時期,為同類問題給出了一個邊地豪族興衰的歷史素描,給人的啟發極大。白須的研究主要立足于過去出土資料較多的張氏家族,隨著資料的不斷發現,我們可以繼續討論麴氏、宋氏等大家族的情況(34),這無疑會更加深入我們對高昌豪族社會的認識。
  當然,吐魯番社會歷史的研究并不僅僅限于豪族歷史。政府基層組織與社會的交界處,從來是社會史研究所重視的,所謂國家與社會的二元結構中,雙方如何互動都要在這個邊界上進行觀察(35)。吐魯番在高昌和西州時期,社會的主體民族是漢族,但是其他民族同樣雜居其間,民族之間、文化系統之間的互動,當然也是重要的歷史考察焦點(36)。高昌的傳統到了西州時期命運怎樣,當代表中央的中原文化進入這里的時候,原有的文化是怎樣轉化為社會傳統的呢?這顯然也是讓人大有興趣的問題。任何時候,傳統與現實,中央與地方,政府與社會,法律與風俗,凡此等等都是社會史比較重視的課題,而在同時期沒有其他地方能夠提供這類觀察材料的時候,吐魯番學要承担的任務就遠遠超出了吐魯番本身。以唐朝的西州而言,因為其他地區沒有吐魯番如此豐富的歷史資料出現,研究西州社會史,不僅對于理解西州社會有意義,對于理解整個唐朝的地方社會都有參照價值。隨著吐魯番出土文獻的不斷增多,社會史的研究一定會引起更多的研究者重視,這一點我們是可以預期的。
  本文只是粗線條地回顧了吐魯番學的一些問題,不是詳細的學術動態描述,或有不當,敬請批評指正。
  注釋:
  ①陳寅恪:《陳垣敦煌劫余錄序》,收入氏著:《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2001年,第266頁。
  ②本文所說的“文獻”,是指所有手寫和印刷的文字材料,包括公私文書;而在使用“文書”一詞時,基本上用它的狹義概念,即指官府和民間使用的公私文書,這些文書往往是手寫的、獨一無二的歷史資料。
  ③參看榮新江:《敦煌學:二十一世紀還是“學術新潮流”嗎》,原載《辭海新知》第5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收入《中國中古史研究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14~221頁。
  ④參看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第4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4~138頁。
  ⑤參看榮新江:《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第3章,第69~113頁。
  ⑥馮氏兩文,都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匯輯》,中華書局,1957年。
  ⑦以上文章俱收入作者《隋唐時代的東突厥斯坦研究——以高昌國史研究為中心》,東京大學出版會,1977年。
  ⑧《西域文化研究》第2卷《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史料》上,京都:法藏館,1959年。
  ⑨《西域文化研究》第3卷《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史料》下,法藏館,1960年。以上論文,收入《敦煌學譯文集——敦煌吐魯番出土社會經濟文書研究》,姜鎮慶、那向芹譯,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⑩日比野丈夫:《蒲昌府文書の研究》,載《東方學報》第33冊,京都,1961年,第267~314頁。
  (11)榮新江、李肖、孟憲實:《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概說》,載《文物》2007年第2期。
  (12)參看榮新江:《(且渠安周碑>與高昌大涼政權》,載《燕京學報》新5輯,1998年,第65~92頁;孟憲實《北涼高昌初期內爭索隱——以法進自殺事件為中心》,載《西域文史》第1輯,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135~144頁。
  (13)參看陳仲安:《麹氏高昌時期門下諸部考源》,收入唐長孺主編《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1~31頁。
  (14)參看関尾史郎:《文書と正史の高昌國》,載《東洋史研究》第47卷第3號,1988年,第119~132頁。
  (15)荒川正晴:《麹氏高昌國にぉけゐ郡縣制の性格きめぐつて——主としてトゥルフアソ出土資料にょゐ》,載《史學雜志》第95編第3號,1986年,第37~74頁。
  (16)荒川正晴:《麹氏高昌國の官制につぃて》,載《史觀》第109冊,1983年,第29~43頁;白須淨真:《麹氏高昌にぉけゐ上奏文書試釋——民部、兵部、都官、屯田等諸官司上奏文書の檢討》,載《東洋史苑》第23號,1984年,第13~66頁;侯燦:《麹氏高昌王國官制研究》,載《文史》第22輯,1984年;收入《高昌樓蘭研究論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2頁。
  (17)関尾史郎研究麹氏高昌經濟制度,有多篇論著,其中圍繞條記文書——高昌一種納稅收據所進行的研究就多達七篇之多,對于高昌稅制研究,具體而深入。此外,還有《高昌國“丁輸”考》,收入《小田義久博士還歷紀念東洋史論集》,1995年,第51~76頁。恕不一一列舉。
  (18)參看盧開萬:《試論麹氏高昌時期的賦役制度》,收入《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第66~99頁;程喜霖:《吐魯番文書中所見的麹氏高昌的計田輸租與計田承役》,收入《出土文獻研究》第1輯,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59~174頁;謝重光:《麹氏高昌賦役制度考辨》,載《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凍國棟:《麹氏高昌役制研究》,載《敦煌學輯刊》1990年第1期;收入《中國中古經濟與社會史論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4~100頁。
  (19)榮新江:《新出吐魯番文書所見的粟特人》,載《吐魯番學研究》2007年第1期;張銘心:《吐魯番交河溝西墓地新出土高昌墓磚及其相關問題》,載《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李肖:《交河溝西康家墓地與交河粟特移民的漢化》,載《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20)《吐魯番の歷史と文化》,《吐魯番出土文物研究會會報》第34~77號。
  (21)參看劉俊文:《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書考釋》,中華書局,1989年。
  (22)雷聞:《吐魯番新出土唐開元〈禮部式〉殘卷考釋》,載《文物》2007年第2期;孟憲實:《唐代府兵“番上”新解》,載《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史睿:《唐代前期銓選制度的演進》,載《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雷聞:《關文與唐代地方政府內部的行政運作——以新獲吐魯番文書為中心》,載《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4輯。
  (23)裴成國:《從高昌國到唐西州量制的變遷》,載《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文欣:《唐代差科簿制作過程——從阿斯塔那61號墓所出役制文書談起》,載《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文欣:《吐魯番阿斯塔那501號墓所出軍事文書的整理——兼論府兵番代文書的運行及垂拱戰時的西州前庭府》,載《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
  (24)天一閣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課題組:《天一閣藏明鈔本天圣令校證(附唐令復原研究)》,中華書局,2006年。
  (25)孟憲實:《吐魯番新發現的〈唐龍朔二年西州高昌縣思恩寺僧籍〉》,載《文物》2007年第2期;陳昊:《“歷日”還是“具注歷日”——敦煌吐魯番歷書名稱與形制關系再討論》,載《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以上兩文在研究吐魯番文書時都利用了《天圣令》的記載。
  (26)朱雷:《麹氏高昌的“稱價錢”——麹朝稅制零拾》,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4期,1982年。
  (27)榮新江:《闞氏高昌王國與柔然、西域的關系》,載《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畢波:《怛邏斯之戰和天威健兒赴碎葉》,載《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
  (28)韓香:《吐魯番出土衣物疏中的“石灰”探析——兼談其在古代吐魯番地區的運用》一文是一個新的嘗試,文載《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4輯。
  (29)本期《西域研究》發表的一組吐魯番學研究論文,就是我們從社會史的角度來閱讀吐魯番文書的初步研究成果,參看季愛民、蘇玉敏文,又姚崇新《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從新出吐魯番文書看高昌國僧尼的社會角色》、林曉潔《唐代西州官吏日常生活的時與空》,將刊發《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
  (30)白須淨真:《高昌門閥社會の研究——張氏を通じてみたその構造の一端》,載《史學雜志》第88編第1號,1979年,第25~48頁。
  (31)白須淨真:《唐代吐魯番の豪族——墓磚ょりみた初期西州占領策と殘留豪族の考察せ中心として》,《東洋史苑》第9號,1975年,第19~60頁。
  (32)白須淨真:《唐代吐魯番の豪族——とくに阿史那賀魯の反亂以后にぉけゐ舊高昌豪族ヘの處遇を中心として》,載《龍谷史壇》第72號,1977年,第47~60頁。
  (33)白須淨真:《吐魯番社會——新興庶民層の成長と名族の沒落》,載《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7年,第143~171頁;柳洪亮漢譯文載《西域研究》1999年第4期。
  (34)參看本期《西域研究》所載高丹丹《吐魯番出土<某氏族譜>與高昌王國的家族聯姻》對宋氏的討論。
  (35)參看孟憲實:《國法與鄉法——以吐魯番、敦煌文書為中心》,載《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36)張銘心:《吐魯番交河溝西墓地新出土高昌墓磚及其相關問題》,載《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
西域研究烏魯木齊51~62K22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孟憲實/榮新江20082008
吐魯番文書/高昌/中古中國社會史
吐魯番和敦煌文獻在近代史上擁有相似的歷史經歷。但與發現于藏經洞而后散藏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獻不同,吐魯番文書多分散地出自寺院遺址和墓葬,種類更多,而且新的材料還在不斷出土。因此當敦煌學因為材料的缺少而面臨問題意識的挑戰時,吐魯番學還是會隨著新材料的不斷出現而不斷有新的發展。吐魯番學最早是由國外研究者打開局面的,但是中國的吐魯番學也從上個世紀30年代開始不斷取得進展。經過一百多年的研究,吐魯番學已經成為一個不斷吸收國內外學術活力的國際性學術領域。在接下來的時間里,我們可以預期,吐魯番學還會在各個領域有新的進展,如吐魯番區域史、中西交通史、中國中古社會史,而很多傳統課題都會因為新材料和新視角的出現而得到新的認識。
作者:西域研究烏魯木齊51~62K22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孟憲實/榮新江20082008
吐魯番文書/高昌/中古中國社會史
2013-09-10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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