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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予同論經史關系之演變——紀念周先生誕辰百周年
周予同論經史關系之演變——紀念周先生誕辰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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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予同先生,1898年1月25日生于浙江瑞安。青年時代, 就讀于北京高等師范學校(今北京師范大學),參加了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的壯舉。畢業后,長期在上海從事編輯、教書、著述工作。1945年以后一直在復旦大學任教授。1981年7月15日病逝,終年八十三歲。 關于周先生傳記資料,主要有:《周予同自傳》,周谷城《懷念周予同教授》,許杰《懷念經學家、經學史專家周予同教授》,朱維錚《周予同教授的經學史研究》,賀卓君《周予同》(載《中國歷史學年鑒》1984年),許道勛《著名歷史學家周予同》(載溫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編的《歷代人物與溫州》一書)。
  周先生的論著,由朱維錚教授精選,編成《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時隔多年,《選集》增訂本出版。周予同先生的《中國經學史講義》經重新整理,已編入《選集》正文卷尾。尚有未抄出的筆記內容,計有三個部分:一、經學與史學的關系;二、經學與史料學的關系;三、經學與文字學的關系。現將第一部分整理發表,以紀念周予同先生誕辰一百周年。
      一、“經史關系論”是基本問題
  “經史關系論”是中國經學史和史學史研究中的基本問題,涉及的范圍相當廣,包括史的概念與起源、經的起源與定義、經與史關系的演變等等。我想一篇篇地搞,可以從綜合研究到分論,也可以從分別研究到總論。最近,寫了一篇論述章學誠“六經皆史”的文章,發表于《中華文史論叢》[1],只開個頭,許多問題還沒有解決。 這篇文章反映還是好的,俞平伯先生[2]寫信給“中華”,認為看得上眼。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從史到經,再從經到史,當然,后一個“史”并非前一個“史”。而自兩漢以后,經史關系的演變又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史附于經時期,兩漢時代。當時,經典是法定的,是封建社會上層建筑的最高理論;而史著附于《春秋》經中,沒有獨立的地位。
  第二,史次于經時期,魏晉至隋唐、北宋。史部開始獨立,進而升格,終于出現“經、史、子、集”四部之名。
  第三,經等于史時期,南宋至清末。南宋以后,產生了“經等于史”之議。清代章學誠對此有所繼承,更有所發展與創造。章學誠是重點人物,他說“六經皆史,道不離器”(《文史通義·原道》),這里有唯物主義的思想。
  第四,經屬于史時期,五四運動以后,直到今天。封建經學退出歷史舞臺,經典及其注疏都變成了史料。“六經皆史料”,這反映了社會狀況的變化。
  總之,從歷史發展來看,史由附于經,而次于經,而等于經,以致現在的經附于史,有其一定的過程。[3]
      二、經、史的起源
  “經”字始見于周代銅器,是經營的意思。“經”作儒家書籍的解釋,到戰國后期才出現。而“經”的正式被中國封建專制政府“法定”為“經典”,則應在漢武帝時(有關內容從略,參閱《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整理者注)。
  附圖k18c01.JPG
  繼王國維之后,有人撰《續釋史》,見于《史學論文索引》[8],從略。
  不管對“史”字本義如何解釋,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最早的史是記錄,即章學誠所說的“紀注也”。由此而論,中國最早的史是散文體的記錄。但是,從世界歷史上看,最早史著大多是詩歌體裁。中國“史”之源是韻文還是散文?是不是也出于史詩?這個問題可以研究。梁啟超曾寫過《新史學》[9],稱中國史學也出于史詩, 《詩經》即中國最早的歷史。梁氏是受到西學和孟子的影響。《孟子·離婁下》篇云:“詩亡而后春秋作”。從前北大朱希祖撰的《史學概論》[10],認為在中國“史”之起源是二元的,有韻文也有散文。最近,徐中舒認為史的起源與詩歌有關[11]。至于我本人則偏向于史之散文起源說。
  中國古代文化記錄起源于史,史包括了一切文字記錄。沒有“史”,中國文化不知會怎么樣!“史”與文化關系極大!古代有所謂巫、史、宗、祝。巫是代表神的,是神向人表示意見。祝是代表人的,是人向神表白。宗是講儀式的,與禮有關。禮中有哲理,儀卻是死板的格式。史是管記錄的,一切東西經整理后都記下來。研究甲骨文就會清楚,史也是保管檔案記錄的人。這樣看來,史與文化有很大關系。從有文字起,直到今天,全在歷史學家手中。
  既然最早文化起源于史,史也就先于經。章學誠說:“史之原起,實先于經。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蒼頡嘗為黃帝之史,則經名未立,而先有史矣。”(《論修史籍考要略》)又說:“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后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浙東學術篇》)照此說來,史先于經,先有史,后才有經。顧頡剛[12]先生也認為經起源于史。換言之,就是從史到經。
      三、史附于經階段
  史雖先于經,但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后,經學居于主導地位,而史學卻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隸屬于經。這在目錄學上看得很清楚。
  《漢書·藝文志》“六藝略”中,史著附于《春秋》經。如《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漢著記》、《漢大年記》、《太古以來年紀》等等,均隸屬于經。漢代,連司馬遷《史記》即《太史公書》,都沒有它的獨立地位。至于《春秋》經是當作歷史著作還是視為政治哲學呢?當時,今文學派認為《春秋》是政治哲學,體現最高原則,史著不過是外衣。這一點,讀董仲舒《春秋繁露》就會知道。
  “史附于經”這種思想,在西漢成帝時已是如此。漢成帝曾令劉向等校理圖書,對于古代文化是有功的。劉向是目錄學和學術史(學術源流)的始祖,是中國文獻學上的重要人物。《戰國策》和《荀子》等書,都經過劉向校錄而保存下來。劉向撰的《別錄》已失傳,今僅有輯錄本。
  劉向的兒子,即西漢末古文經派的開創者劉歆,繼承父業,總校群書,撰成《七略》,包括輯略(總論)、六藝略(經學)、諸子略(哲學)、詩賦略(文學)、兵書略(軍事)、數術略(宗教)、方技略(醫學)。所謂“略”,即部門的意思。《七略》已佚,今僅有輯略本。
  劉向的《別錄》和劉歆的《七略》,應是班固《漢書·藝文志》的先河。班固是抄錄先人的說法的。《漢書·藝文志》是一種具有學派性的著作,相信它是古文學派。《廿五史補編》收有清人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漢書藝文志條理》,可以參考。古文派的顧實[13],撰有《漢書藝文志疏證》,還是較好的反面資料(原筆記如此,“反面”不知何意,也可能是聽者誤記,待考。——整理者注)。康有為《新學偽經考·漢書藝文志糾謬》,則屬于今文學派的觀點。
      四、史次于經階段
  自魏晉到隋唐,史部獨立起來,而且升格,由六略變為四部。四部,先叫甲、乙、丙、丁,后則稱經、史、子、集[14]。
  最初搞的人是曹魏時秘書郎鄭默,他撰有《中經》,所謂“中經”,就是宮廷里藏有的書籍。
  西晉初秘書監荀勖另著《中經新簿》,所謂“新簿”就是重新登記整理,開始分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記六藝(經典)及小學。乙部,有古諸子學、近世子家、兵書、術數。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丁部,有詩賦、圖贊等。可見,史書已從經學中獨立出來,自成一部不過它居第三,次于六藝和諸子。
  東晉初,著作郎李充以秘閣僅有書三千余卷,故依荀勖的四部之次,但更換其乙、丙部的書籍,就形成了定例,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這說明“史”上升到僅次于“經”的地位。
  南朝梁普通中,處士阮孝緒撰有《七錄》:一曰經典錄,記六藝;二曰記傳錄,記史傳;三曰子兵錄,記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記詩賦;五曰技術錄,記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
  及至唐初,盡收天下圖書古籍。魏征等編撰《隋書》,其中《經籍志》就分為:一曰“經”,二曰“史”,三曰“子”,四曰“集”。所謂“經、史、子、集”體制最后確定了。“史”部地位提高了,但仍次于經。以后,書目大率循此次序而不變[15]。
  上述過程,參閱柳詔徵《中國文化史》下冊第十三章[16]。還可參考清錢大昕《經史子集之名何fǎng@②一文[17],載于《潛研堂文集》卷十三《答問十》。“fǎng@②,“始”的意思。他提出了四部開始于何時的問題。
  《隋書·經籍志》是搞中國目錄學、文獻學的基本東西。但它比《漢書·藝文志》差些,只能作參考,不能直接引作史料。例如,《逸周書》是真有的,但它以為是假的。所以,引用《隋志》時要注意。
  關于經、史、子、集四部,在我看來:
  經部。中國的經典是不能動的,只能發展、擴大,或者托古(寄托古代經典以發揮自己的政治見解)。
  子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都是講哲學思想的。后來的子部,卻成了“雜”家。例如,中國的菊譜、金魚譜等,都放在子部之中。
  集部。《漢書·藝文志》詩賦略,是講文學的。而后來的集部,卻包含了很多內容。所以,子部與集部是大成問題的。
  史部。史部內容較穩定,只有史著類別的變化而已。中國的學問主要集中于史部。
  中國人為什么特別重視“史”呢?
  中國人是一個具有特殊性的民族:第一,肯定現實,所以史是很重要的。第二,注重集團。第三,注重社會。中國人對現實的集體觀念很重,具有反宗教的思想(整理者按:為了保持周先生遺說的原貌,不予刪略。這里僅僅是周先生個人的學術觀點,主要就歷史上儒學對佛、道的排斥性而言,無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而沒有歐洲那樣的“十字軍”[18]思想。例如,理學也是有反宗教的色彩。
  中國人的思想特點:從心到物,由內而外,自個人至社會。中國人的思想是著重在此岸,而不在佛教所謂的彼岸。例如,中國人借敬祖宗之名,來團結人們。孔子搞祭祀,就是為了團結。祭祀,是從談孝再談到仁的。所以,這三者是聯系起來的。
  總之,經典是講原則的,而歷史則告訴了我們一切。所以中國人特別重視史部。
      五、經等于史階段
  從南宋到清末民初、“五四”以前,是“經等于史”時期。這一命題,現在看來,并沒有什么了不得的。但在封建社會后期,經學居于統治地位,喊出這句話,是很了不起的。
  第一、二階段,經史關系屬于目錄學上的問題,即圖書分類問題,至多也只是學術源流問題。而第三階段,經史相等之議則屬于學術思想問題,涉及歷史哲學問題。
  有人認為,“經等于史”之說,始見于隋朝王通的《文中子》一書。王通把《詩》、《書》、《春秋》說成“三經皆史”。其實,這句話是不可靠的。他是受到《孟子》“詩亡而后春秋作”[19]說法的影響,只是從形式上講,而不是從本質上看。
  我的主張是從南宋開始才有“經等于史”之議。首倡者是南宋陳傅良,見于《止齋先生文集》卷四十《徐得之左傳國記序》,文集收存于《永嘉叢書》和《敬鄉樓叢書》。
  附帶說一下,宋學學派可分為三:一曰程朱派,二曰陸王派,三早浙東學派。浙東學派又分為二:一曰永嘉(今溫州市)學派,代表人物有陳傅良、葉適(水心)等,很有才氣。著作匯集為《永嘉叢書》和《敬鄉樓叢書》,前者由孫詒讓的父親孫依言編的[20],后者由今中山大學劉節教授的父親劉冠山編的[21]。二曰永康(今金華市)學派,代表人物有陳亮(龍川)、呂祖謙等,著作匯集為《金華叢書》。
  程朱派和陸王派都看不起浙東學派。例如朱熹說他們是粗野的,夸夸其談,沒有理論,陸九淵更是瞧不起他們。但是,我認為浙東學派是批評派。朱熹專談《四書》,陸九淵專談《孟子》,兩派都以圣人經典為要務。當時,階級矛盾十分尖銳,浙東學派便以歷史來批評另外兩派,反對性理空談,在“經世致用”的問題上,強調應該把“經”與“史”結合起來講。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產生了“經等于史”之說,浙東學派雖然重視“史”,但在那封建時代不可能推翻“經”的地位。
  繼南宋陳傅良之后,明清時期學者們也講經史相等。茲將有關資料抄錄于下:
  明代宋濂:《龍門子凝道記》卷下《大學微》。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一《傳習錄》上答徐愛語曰:“五經亦史。”李贄在《焚書》卷五《經史相為表里》條云,“經史一物也。史而不經,則為穢史矣,何以垂鑒乎?經而不史,則為說白話矣,何以彰事實乎?故《春秋》一經,春秋一時之史也……故謂六經皆史可也。”
  最為系統的則是清章學誠《文史通義》中的“六經皆史”說。章氏,字實齋,會稽(今浙江紹興)人,乾隆進士,清代浙東學派著名的史學家。他的眾多著作,清末始為人注意。1922年匯刊為《章氏遺書》。對經史關系的見解,他說:“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曾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又說:“愚之所見,以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圣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報孫淵如書》)
  清中葉袁枚在《史學例議序》中也說,“古有史而無經,《尚書》、《春秋》,今之經,昔之史也;詩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禮樂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見《小倉山房文集》卷十)
  晚清龔自珍在《古史鉤沉論》中,采章學誠“六經皆史”說,認為“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且焉。……五經者,周史之大宗也。”(見《龔自珍全集》第一輯)
  此外,還有章太炎《國故論衡》中《原經》篇、《檢論》卷三、《訂孔》上下篇等。
  由上可見,關于經史相等之說,是有遠久源流的。從南宋陳傅良、葉適,到章學誠、章太炎,特別是南宋與清代浙東學派,都探討過經史關系問題。明清時期這種思想很普遍。不過,宋濂、袁枚是文學家,王守仁、李贄是哲學家,偶然談到而已。只有陳傅良、章學誠,才是真正的史學家,主張經學就是史學。章學誠思想直接影響到龔自珍和章太炎。
  至于陳傅良與章學誠之間是否有關聯呢?研究得還不夠。南宋和清代,都有過浙東學派。一種意見認為,他們應是兩個不同時代的學派。另一種意見認為,他們有直接關系。例如,何炳松在《浙東學派溯源》一書中[22],就把宋代和清代浙東學派相聯起來。何炳松是金華人,認為是繼承孔子道統的。
  我個人認為,南宋和清代浙東學派之間,有相同之處三點:一、學問都是史學;二、主張都是經世致用,以史學為武器或工具;三、政治上都是改良主義者、淑世主義者。截然不同之處則在于:宋儒以史來補充經,章學誠則以史看經,把“經”與“史”地位完全相等了。他們之間的聯系,是一條虛線,而不是一條實線。探討經史關系論,就能夠把浙東學派溯源弄清楚。章學誠的觀點,超過了前人。龔自珍講過類似的話,但尚未鉆進去研究。魏源也有較切實的意見。章太炎更進一步認為,孔子就是史學家,見于《訂孔篇》;《春秋》就是歷史書。章太炎關于史學與經學的關系的論述,頗值得研究。
  總之,第三階段“經等于史”之說,是進步的,涉及到歷史哲學上的問題。應當注意的是,為什么在封建社會后期會出現這種思想呢?原因研究得還不夠。
      六、經屬于史階段
  五四運動以后,隨著社會狀況的變化,封建經學退出歷史舞臺,經學注疏都成了史料。所謂“六經皆史料”,這是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口號。
  郭沫若是利用“六經”史料研究古代史的第一人。郭老《十批判書》中好幾篇論文[23],就是以《詩經》、《易經》來研究古史的。開創者正是他,他認為“經”是史料。我們今天也是從史料學角度去研究經學的。例如,《詩經》是重要史料之一種,從中可以了解到古代社會的真相。搞《詩經》大多是中文系的人,但也應有人以歷史學家的眼光去研究。一要寫出“詩經學”的發展史,二要以史學眼光編一部《詩經選》。這兩件很有價值的工作,均可以搞。研究《易經》,也可以如此做。
  所謂史料,是社會發展進程中遺留下來的文字或非文字的材料,是客觀性的東西。后人主觀性的東西,不會包含其內。史料不只限于文獻資料,還包括考古實物。一千年后,發掘出來的啤酒瓶,也可以反映出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狀況。研究歷史的人,應當注意考古實物資料,不要輕易地受到文獻學的限制。因此,我長期地訂閱《文物》和《考古》等雜志。
  所謂史學,是主客觀相結合的東西。史料是客觀的,整理與分析史料則是主觀的,三者合而為之即史學。史學著作的好壞,在于主客觀結合得好與不好,敘述得好不好。史學的核心,究竟是歷史哲學,還是歷史編纂學呢?耿老[24]主張講歷史哲學,不主張講編纂學。然而,歷史哲學談何容易!沒有高度的理論修養,很難做到。歷史哲學是高精尖的東西,而編纂學則是底子。
  值得注意的是,前人的史著如《春秋》、《史記》,在當時是史學,隨著社會發展則慢慢地降低為史料了。二十四史在當時是史著,今天卻成了史料。“史”與史料是辯證地發展的,古代的史成了今天的史料。這樣,中國文化一步步地向前發展。
  注:
  [1]論文題為《章學誠“六經皆史說”初探》,刊于《中華文史論叢》第一輯(1962年8月)。強調指出:“經、史關系問題, 是中國經學史和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參見朱維錚教授編的《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以下簡稱《選集》增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俞平伯(1900—1990),著名的文史學家。 參見樂齊編《俞平伯》附俞平伯年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
  [3]這段結論按《有關中國經學史的幾個問題》校錄, 參見《選集》增訂本。
  [4]周先生將清代至今的文字學研究,按對許慎之學的態度, 分為三派:宗許派、反許派、訂許派。從清末到現在,文字學走訂許路線,即超越經學的路線。
  [5]江水(1681—1762),婺源(今屬江西)人。 以考據清晰見長,開啟皖派經學研究的風氣。
  [6]吳大chéng@①(1835—1902),清江蘇吳縣人,清末著名金石學家。參見裘錫圭《文史叢稿》“吳大chéng@①”一節,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出版。
  [7]王國維(1877—1927),浙江海寧人,字靜安,號觀堂。 《釋史》一文見于《觀堂集林》卷六。
  [8]查《中國史學論文索引》,未有《續釋史》,疑有誤。待考。
  [9]關于梁啟超《新史學》,參見周予同主編、 朱維錚修訂的《中國歷史文選》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
  [10]朱希祖(1879—1944),浙江海鹽人。曾任北大史學系主任與中國文學系主任。著述中未見《史學概論》,但有《中國史學通證》,重慶獨立出版社1943年版。
  [11]徐中舒(1898—1991),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所撰論文《左傳的作者及其年代》,刊于《歷史教學》1962年第11期,認為史的起源與詩歌有關。
  [12]顧頡剛(1893—1980),蘇州人。現代著名歷史學家,疑古派代表人物,編有《古史辨》。
  [13]顧實(1878—1956),字惕生,常州人。古文字學家。撰有《漢書藝文志講疏》、《穆天子傳西征講疏》等。《漢書藝文志講疏》被認為是“一方面著重學術上‘考鏡源流’,另方面又注意目錄版本學上具體問題,超越以往考證諸作,……顯然非現行同類書所能代替”,但是,“本書是六十年前的一部著作,在立場、觀點、方法上,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參見《漢書藝文志講疏·出版說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
  [14]清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云:“按四部體制,始于曹魏之鄭默,成于東晉之李充。至唐初修五代史志,用以為經籍志而始見于史。”又及,據余嘉錫考證,南朝梁元帝詔文中最早使用了“經部”、“史部”、“子部”、“集部”等名稱,見于顏之推《觀我生賦》自注。
  [15]參見許道勛《論經史關系的演變》,刊于《復旦學報》1983年第2期。
  [16]柳詔徵,生卒年凡三說,經考查,確切的說法應為:1880年2月5日(光緒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誕生于江蘇鎮江,1956年2月3 日病逝于上海。參見柳定生《柳詔徵先生傳略》,《南京師院學報》1980年第4期,又載《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1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年出版。柳氏所撰《中國文化史》,初為1923年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講義,多次再版,最近被收入《民國叢書》第二編第四十二卷。該書下編第十三章《隋唐之學術文藝》中談到四部分類法“自荀勖因鄭默《中經》著《新簿》,始分四部,至隋唐面分析益密……”,有較詳論述,可參考。
  [17]參見《中國歷史文選》下冊。
  [18]十字軍:十一世紀末至十三世紀下半葉,西歐在羅馬教會的發動下對近東各國進行侵略的軍隊。因參加者均佩有十字標記,故名。
  [19]《章學誠“六經皆史說”初探》一文有詳細的論證,可參閱。
  [20]孫衣言(1814—1894),浙江端安人。參見俞大文《晚清著名學者孫依言》及潘善慶《晚清大學問家、教育家孫詒讓》,載于《歷代人物與溫州》,溫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1986年版。
  [21]劉冠山(1880—1960),即劉景晨,浙江溫州人。參見潘國存《劉景晨及其子劉節》,載于《歷代人物與溫州》。
  [22]何炳松(1890—1946),浙江金華人。1935年任暨南大學校長,聘周予同先生為史地系主任兼教務長等職。所著《浙東學派溯源》前言中提到:“曾經把這個問題(即浙東學派問題——整理者按)的各方面提出來和胡適之、胡樸安、王伯祥、周予同、傅緯平、姚名達幾位先生再三討論過,承他們指正了諸多錯誤,……周予同和姚名達兩位先生很熱心的供給他(指何炳松本人——整理者按)很多有價值的材料和旁證,尤其有功于這本小書的完成。”表明何炳松與周予同曾有過學術切磋。
  [23]郭沫若先生的《十批判書》,包括《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莊子的批判》、《荀子的批判》、《名辨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韓非子的批判》、《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參見《享沫若全集》。
  [24]耿老,指復旦大學歷史系耿淡如教授。他1898年3月生于江蘇海門。曾留學美國哈佛大學,以治政治學與西方史學史聞名。1975年病逝于上海。
復旦學報:社科版滬83~89K1歷史學許道勛/沈莉華19981998本文系聽周予同先生講課的筆記整理稿。文中論述了史之起源問題,以及經史關系演變的四個階段。兩漢時代,“史附于經”;魏晉至隋唐,“史次于經”;南宋至清末,“經等于史”;五四運動以后,“經屬于史”。對于這種演變過程的社會原因,也作了精辟的分析。許道勛 沈莉華整理注釋  許道勛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博士生導師  沈莉華 復旦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作者:復旦學報:社科版滬83~89K1歷史學許道勛/沈莉華19981998本文系聽周予同先生講課的筆記整理稿。文中論述了史之起源問題,以及經史關系演變的四個階段。兩漢時代,“史附于經”;魏晉至隋唐,“史次于經”;南宋至清末,“經等于史”;五四運動以后,“經屬于史”。對于這種演變過程的社會原因,也作了精辟的分析。
2013-09-10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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