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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喚統一的盛會——臺灣新文學思潮(1947-1949)研討會綜述
呼喚統一的盛會——臺灣新文學思潮(1947-1949)研討會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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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8月16日—8月21日,由中國作家協會、江蘇省文化藝術發展基金會、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江蘇省作家協會主辦的“臺灣新文學思潮(1947-1949)研討會”在蘇州大學召開。應邀出席會議的60多位代表分別來自中國大陸、臺灣和美國、日本。臺灣代表團由著名作家陳映真、臺灣清華大學教授呂正惠率領,成員有淡江大學教授施淑、中央大學教授李瑞騰、資深文藝評論家孫達人、詩人施善繼、作家藍博洲、學者曾健民、以及8位年輕的博士生。旅日學者朱實、旅美學者葉蕓蕓、美籍華人作家劉誕麗和4位日本友人山田敬三、上村優美、丸川哲史、橫地剛也遠道赴會。參加會議的大陸學者多為這一領域里的學科帶頭人。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金堅范致開幕詞后,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原副部長秦志法代表省委常委、部長任彥申作了重要講話。
  1947年11月至1949年3月,臺灣《新生報》副刊《橋》上,發生過一場關于臺灣新文學的熱烈爭論,涉及到臺灣新文學發展中一系列重大的問題,對臺灣新文學的重建傾注了滿腔熱情。論爭的各方無論持何種見解,但總的思想基礎有二:第一、在一般的文學傾向上,它是主張現實主義的;第二、在有關臺灣文學的特殊性的根本問題上,它明確地辯證地不容置疑地表達了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思想。不幸的是,這場論爭慘遭國民黨反動當局的鎮壓而夭折。歲月流逝,史料塵封,后來者漸漸將它遺忘了。先是國民黨白色恐怖的箝制,人們無緣重讀史冊。80年代后,擁泵“臺獨”的某些人掌握了這些資料,卻秘而不宣,企圖湮沒這段史實,可又按捺不住篡改歷史的野心。一些渴望統一的有心之士從中發現了蛛絲螞跡,經過艱苦的努力,終于從故紙堆中發掘出這批珍貴的史料。
  到會的代表們從各種角度對這些史料進行了學術研討,一致認為它們無論是對填補臺灣文學研究中這一歷史階段的空白,還是為撰寫一部科學的臺灣新文學史,都有重大的價值。尤其是它們證明了,臺灣新文學的發生與發展,幾乎每一步都是與祖國新文學息息相通的,臺灣新文學是中國新文學的組成部分。這有力地駁斥了當前臺灣文學研究領域中臺獨分子的種種謬論,對打擊臺獨派的氣焰,維護祖國統一,將產生相當的促進作用。
  研討會分四個專題進行了專場研究。三十多位代表宣讀了他們的論文,還有些作了即席發言,就1947-1949年臺灣文學論爭展開討論,對論爭的性質、內容、背景、影響、參與者、及其與“五四”新文學的淵源關系等問題作了深入細致的解剖、分析,凸現了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重要意義。
  第一場討論的中心議題是“關于《橋》論爭的總評價”。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陳遼研究員率先發言,對論爭中的三個重大問題予以評議,以揭示這場文學論爭所包孕的價值和意義。這三大問題分別是:一、既反對國民黨當局的專制和腐敗,又堅決維護臺灣與中國的一體性;二、肯定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但承認臺灣文學有其特殊性;三、反對日本奴化教育和奴才文學,但是堅持把日本統治者與日本進步文化人士嚴格區別。他指出:“在1947-1949年的臺灣文學論爭中上述三大問題是最有價值最有意義的。這三大問題的論爭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但眼前發生在臺灣的統獨之爭,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系之爭,‘皇民文學’之爭,仍然使我們感受到1947-1949臺灣文學論爭中的理論威力和真理之聲。”
  福建省社科院劉登翰研究員強調了論爭的三個背景:第一,二戰后臺灣的回歸,使臺灣文學確認了歸屬,但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問題,是處于這一歷史轉折期的臺灣必須回答的。這是歷史對現實的詰問。因此,這場討論的發起,實質上也可以說是為歷史所推動的。其二,兩岸文學的匯流。不僅是省內作家和省外作家的共同參與,更是兩岸作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學經驗的共同參與,是在振興和重建臺灣文化這一大背景下對文學重建這一論題,以整合兩岸文學歷史與經驗所作的回答與闡發。其三,進步文藝力量活躍。1948年前后,忙于應付前方戰事的國民黨當局,無暇太多顧及臺灣的這場討論,從而給它留出了一個“空隙”。總之,《橋》的這場討論,自始至終都在中國社會歷史轉折的大格局之中,有它的歷史必然性。這場討論的歷史警示意義,它對兩種傾向——否認臺灣文學的中國歸屬和忽視臺灣文學的特殊性的反對和批評,都已為臺灣文學的發展事實和今天臺灣社會的文學現實所證明,是正確而有預見性的。
  鄭州大學教授樊洛平由衷地欽佩這場關于臺灣文學重建的討論,以不畏強權、追求真理、堅持文學獨立價值與探索的不屈姿態,為政治黯淡年代帶來最初的曙光。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博士生上村優美從光復期臺灣作家語言轉換的角度,闡述了這場論爭的收獲和意義。日本九洲大學教授山田敬三則介紹了日本的臺灣文化、文學研究現狀。
  接著進行的是關于《橋》論爭的專題研究。首先發言的是安徽大學教授王宗法。他認為在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橋》的努力卓有成效地達成了兩個帶有全局性的重要目標:用進步的、革命的文學清除皇民文學的流毒,占領文學陣地;以團結、統一的理念,澄清文藝思想,端正文學方向。不言而喻,這兩點成就給當時的文壇點燃了一盞指路明燈,而且給后來的文學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影響重大而深遠。旅美學者葉蕓蕓女士探討了論爭中的一個議題——個人傷感主義。她在其父搜集、保存資料并研究的基礎上,對“二·二八”前后的創作做了比較,重申為“堂堂正正地當一個中國的臺灣人而驕傲”的信念。施淑教授認為臺灣數度被殖民的歷史,充滿了斷層、銷音、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而《橋》的這場爭論是“社會主義文藝理論及其精神在臺灣再出發的珍貴收獲”。江蘇社科院副研究員劉紅林著重指出:這場論爭的參與者們各執己見,據理力爭,無論其意見正確與否,論據是否充分,都有一個不容質疑的大前提,這就是: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武漢大學教授曾慶元則分析了論爭中的一些理論偏失。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趙遐秋、北京廣播學院教授曾慶瑞、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古繼堂、副研究員黎湘萍,是在將論爭與“五四”以后中國新文學的比較中凸顯論爭的意義和價值的。趙遐秋列舉了許多實例,說明臺灣新文學一起步就追隨著大陸的新文學,表現出了人民的新文學的品質和精神;而這場有關臺灣新文學路線和方向的論爭,正是大陸新文藝運動的路線、方向在臺灣島一股割不斷的脈流,或者說,正是大陸新文藝運動的路線、方向為臺灣新文學運動灌注新的清流的結果。曾慶瑞將論爭中的一個議題“新寫實主義”與大陸30年代提倡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做了一番比較,認為后者對前者的影響十分明顯,不僅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他指出:“半個世紀過去,今天我們再來回顧這個話題論爭的情景,是很有意義的。它可以昭告世人,臺灣的新文學是如何和大陸的新文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如何作為整個中國新文學的一個分支在臺灣地區遷延和發展的;它還可以昭告世人,作為一種文學創作方法,新寫實主義是如何在臺灣新文學界傳播、生根和成長、發展的,如何影響著臺灣新文學和大陸新文學一起在創作中發揮作用,有助于整個文學事業更好地為大多數人服務的。”古繼堂也是把視焦聚集在“新寫實主義”的論爭上,他認為“發生于1947年至1949年之間的關于‘新寫實主義’論爭,是時代發展的需要,是文學發展的需要,是一次及時的、群眾性的臺灣文學的總結和奠基,對臺灣文學的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承前啟后的作用。尤其是‘新寫實主義’創作理論的梳理、豐富、肯定和確立,對繼承祖國‘五四’新文學傳統,繼承臺灣日據時期新文學的革命傳統和確立臺灣文學的發展方向有著根本性的奠基意義。”黎湘萍主要討論了戰后“光復初期”,即從1945年到1948年間在上海和臺北兩地媒體上有關文學、文化問題之論述的相關性及其類似的語境。
  接下來的一場討論最為感人,首先,臺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曾健民先生就這場論爭資料的艱苦、困難的發掘、整理與出版過程作了報告。然后,曾經參加論戰的孫達人、朱實、謝旭、田野、蕭荻、王業偉、周青、方生回顧當年。幾位老先生都是七、八十歲高齡了,散居在日本、臺灣、大陸各地。這些歷史見證人用親身經歷現身說法,思路敏捷,口齒清晰,往事歷歷在目,如數家珍,與會者稱他們是一部活歷史。有他們作證,一小撮臺獨分子妄圖遮蔽、篡改歷史的陰謀不攻自破。與會者還出示了當年的老照片,使人們對了解那段歷史有了感性認識。
  研討會的最后一個議題是“關于《橋》論爭前后的臺灣文學”,研究對象是光復時期與這場論爭有關的作家及文學事件、文學現象。
  陳映真對論爭中多人提及的范泉進行了考證,指出這位當時在上海主辦《文藝春秋》的有心人,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帶著對臺灣和臺灣人民深厚的同胞之情,研究臺灣及臺灣文學,“今天回頭,看范泉在五十多年前深具遠見的工作,看見他透過誠懇而滿懷同胞情誼的活動,當‘臺灣同胞在對于統治者的政治和經濟的希望成為泡影’之時,如何鼓舞、安慰了臺灣文化文藝界人士受傷的心靈,堅強地呼喚民族團結與進步,不能不讓人對范泉這個名字充滿了敬意和感激”。
  呂正惠討論的是曾在臺灣教書的歐坦生(丁樹南)。歐坦生于1947年2月下旬“只身自福州渡海來臺,躬逢舉世震撼的‘二·二八事件’,即以此事為背景創作了一篇長約兩萬字的小說《沉醉》,發表于上海的《文藝春秋》上”。這篇小說敢于直面臺灣尖銳的現實問題,批判性非常明顯。所以,臺灣著名作家楊逵在1948年6月《新生報·橋》副刊上的《臺灣文學問答》里特別提到:“去年11月號的《文藝春秋》曾有邊疆文學特緝,其中一篇以臺灣為背景的《沉醉》是‘臺灣文學’的好樣本。”他還把《沉醉》收入他主編的《臺灣文學》第二緝(1948年9月出版)。他在“編者語”中說:“認識臺灣現實,反映臺灣現實,表現臺灣人民的生活感情思想動向,是建立臺灣文學的最堅強基礎。”歐坦生發表在《文藝春秋》上的另一篇小說《鵝仔》也涉及臺灣題材,“就其社會意涵來講,要比《沉醉》優秀得多”。呂正惠認為,歐坦生“作為一個富有正義感并具寫作才華的外省文藝青年,他在戰后的混亂時期來到臺灣,參與、見證了這一復雜的歷史年代”。“發現歐坦生”的意義就在于,“我們需要更積極地挖掘這一年代,以還給它歷史的真面目。”
  廈門大學研究員朱雙一則認為,“歐坦生現象”涉及了光復后臺灣文學的若干重要問題,特別是當時臺灣文壇通過《新生報·橋》副刊,正進行著一場有關“臺灣文學”問題的討論,將之與這場討論聯系起來看,就更有值得深究之處。由此可知,光復后臺灣社會的主要矛盾,并非“中國人”與“臺灣人”的對立,而是包括臺灣民眾在內的廣大中國人民與統治、壓迫他們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對立,特別是與以國民黨為代表的官僚統治階級的矛盾,在當時的臺灣已趨于激化。至于廣大的大陸同胞,特別是左翼的、進步的人們,對臺灣同胞的不幸歷史遭遇、特殊的感情和心態,是理解、同情的,完全能夠和他們站在一起,同呼吸,共悲歡,與共同的壓迫者展開斗爭,爭取全中國人民的解放。這一歷史事實對于當前某些人有意“放大”當時的省籍矛盾,將階級矛盾扭曲為所謂“中國民族”和“臺灣民族”的矛盾,造成“臺灣”與“中國”對立假象的分離論調,是一有力的駁斥。
  施善繼用詩一樣的語言“呼喊迦尼”。迦尼是一位大陸詩人,從1947年8月3日至1948年9月13日,在臺灣《新生報》副刊《橋》上,發表了短、中、長詩共計45首,散文8篇。他在1948年4月1日發自上海給《橋》主編歌雷的信中,對臺灣作家、臺灣文藝界的手足之情溢于言表。他與其他內地詩人在臺灣發表的詩歌,給剛“自日帝桎梏掙脫”的臺灣詩歌,起到“范式作用”,可視為“1947-1949臺灣文學問題論議”的創作實踐的一個側面。迦尼的詩歌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藝術上,都令同為詩人的施善繼激賞,目為“珍貴的好詩”。然而,迦尼是誰?現在何處?無人知曉。作者借這篇文章作為“尋人啟事”,“張貼在歷史茫茫大海的入口”,深情呼喚:“迦尼現在人在何處?如果聽到我的呼喊,請您務必給我回音,好解除我的守候,以及守候中的寂寞。”
  李瑞騰利用占有資料的便利,具體介紹了《橋》上這場論爭的“前奏”,對臺灣戰后初期的報紙副刊、《文藝》周刊及其主編何欣、臺灣文藝運動如何展開的討論等等作了掃描,對與會者了解這段歷史以及明了1947-1949論爭的緣起氛圍幫助很大。
  臺灣清華大學博士生陳建忠從日據到戰后初期臺灣文學史建構的歷史語境的視角,梳理出在臺灣文學史建構過程中,不同“詮釋群體”的差異觀點,得出“戰后初期對臺灣人而言原本是一個‘祖國統一’的情境,但由于臺灣被殖民的歷史,連帶的其文學也有存不存在與有無價值的問題”的結論。
  蘇州大學教授曹惠民將當年臺灣新文學的重建與今天兩岸文學的交流聯系起來,他說:“從短短的‘橋’到長長的‘路’,是一條漫長的求索前行的路程,前人披荊斬棘,后繼者(其杰出代表如陳映真先生)踏著前人開辟的道路不斷前行,兩岸文學的交流終于走出了一條大道,這就是歷史。”
  云南省作家周良沛談了1947-1949論爭的參與者駱駝英(云南人羅鐵鷹)與臺灣文學的關系。臺灣清華大學博士生徐秀慧探討了光復初期楊逵的文化活動。日本民間學者橫地剛考察了反映臺灣“二·二八”事件的版畫的創作者黃榮燦及“臺灣新現實主義美術”的行蹤。日本一橋大學博士生丸川哲史批評了關于臺灣光復初期“外省人”之刻板化印象。臺灣作家藍博洲以翔實的資料重現了1947-1949期間,臺灣大學“麥浪”歌詠隊的活動情況。他還于會后放映了自行攝制的電視片,讓與會者了解1949年臺灣“四·六”事件的歷史事實。美籍華人作家劉誕麗的父親原是國民黨高官,她以自己自大陸而臺灣而美國的親身經歷和情感體驗,呼吁“兩岸不能分離,悲劇不能重演”。蘇州大學教授范培松、中南財經大學教授古遠清也都有精彩的發言。最后,由上海資深評論家李子云做了總結性的講話。
《世界華文文學論壇》南京50~5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紅林20012001劉紅林 女,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本刊編輯部主任。 作者:《世界華文文學論壇》南京50~5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紅林20012001
2013-09-10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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