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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的借重、突破與超越  ——論長篇小說《雪葬》
地域性的借重、突破與超越  ——論長篇小說《雪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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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地域性”是文學創作的雙刃劍
  這里所說的文學創作中的地域性,與一般所說的文學的地方特色不同,主要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指特定地域的社會現實、生存狀態、文化傳統、風情民俗、自然風物、獨特題材、語言特點等屬于創作資源的內容;二是指作家的世界觀、人生觀、思維方式、審美情趣、創作意識、表達方式等帶有特定地域性的文化品格和特點。前者關系創作客體,后者關系創作主體。這兩方面的有機契合,可以成為文學創作的優勢,借助于這些優勢可以取得某些特殊的成果,創造出具有地方特色和風格、反映特定地域文化精神的作品。但是,這不應該是文學創作追求的最終目標,真正的高水平高質量的地域文學,應該既有地方內容、地域文化精神又有普遍意義和人類精神,中外文學史上的成功例子都證明了這一點。在現代中國,借助于地域性創作的作家很多,但是只有魯迅、沈從文等部分作家的作品在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很多作品卻無聲無息。文學歷史的辯證法告訴我們,地域性因素只是文學創作達到一定水平的可能前提,在這個意義上說,有地域性比沒有地域性更有優勢;但是,這種可能優勢能否變成現實優勢,還要依賴于其他許多因素。進入創作過程,如果作家的視野、眼光仍舊局限于地域性,把所謂真實地反映地域特色作為藝術目標,而不具備以更高的精神境界和博大的情懷反觀和審視對象的創作意識,不具備駕馭和處理地域性資源的藝術能力,那么,地域性就有可能成為局限性,它可以掩蓋創作的不足,卻不能提高藝術水平。為此,我更愿意把地域性看作文學創作的特殊源泉和作家帶有地域特點的精神資源;在理論上,需要把作為創作前提和資源優勢的“地域性”與作為創作結果的作品所具有的“地方特色”區別開來。這種區分不是概念游戲,它的必要性和依據是,許多地域文學,當然包括西部文學創作中,曾經出現了不少有鮮明地方特色和地域風格卻達不到較高藝術水平的作品,其優勢僅在于作品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和地方風情的特殊性。而文學創作高水平的要求和目的,并不應僅僅停留在有地方特色上。就作家來說,大凡都想使自己的創作在現在超越空間局限而具有人類性,在將來還想經住時間考驗而具有永恒性,這些理想是單憑“地域性”不能達到的。在這里,以似乎偏激的表述也許會把問題說得更清楚一些:地域性是特色的標識而不是水平的標志,高水平的文學作品可以因地域性而增色,低水平的文學也可能借重地域性而流行,在文學創作中,地域性是雙刃劍。如果過分依賴于地域性,或者說把地域性作為文學追求的主要目標,而不是把它作為創作資源優勢和思維方式的優勢,這種地域優勢可能變為地域局限。
  聯系到西部文學,我想這個問題更值得思考。應該承認,地域性確實成就了許多文學愛好者,使他們成為作家;借助于地域性,地方文學在當代文壇也可以有一席之地。現在和將來,文學創作中還會、也有必要借助于地域性。所以,不能簡單化地對待地域性。但是,同時應該認識到,處于地理、社會和文化邊緣的地方文學,要想提高水平,進入中心,不能僅僅靠地域性,《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的價值不是依賴地域性而是超越了地域性才被公認。“西部文學”的概念就帶有西部地域性涵義,它曾經為西部文學的發展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而且西部文學在實踐中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本文不討論西部文學理論本身,而只想指出,處于西部地區的作家,其人生歷程、生活積累和體驗、文化觀念意識,乃至表達方式,一般都會自然地帶有西部地域性,他們最容易陷入地域性,而最難超越地域性。為什么有的業余作家,第一部作品一舉成名,而后來的創作就難以超越,其中原因之一恐怕是地域性資源開始貧乏或者陷入地域局限而不能超越。他們遇到的問題其實具有普遍性。從廣義上說,每個作家生活在特定的地域,他的創作都有地域性印跡。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利用地域性。然而一個人的人生經歷和體驗、對現實的觀察、對生活經驗的積累等畢竟是有限的,文學創作更多地要靠作家對生活的重新認識、理解、品味、創造性想象等。也就是說,文學創作作為精神生產,有限的資源可以創造出無限的產品,在這個層面,創作主體的能動性和藝術能力是決定因素。滿足于地域性資源和地域性意識,久而久之,會抑制作家的創造性意識和藝術技巧的提高。理論在這個時候,主要應該引導作家怎樣突破地域性局限而不是鼓勵作家執著于地域性。突破地域性局限,是提高西部地域文學水平的一個現實問題。在文學創作客體方面,要借助于地域性資源,在文學風格上要體現地域性特色,在創作主體方面,則要突破地域性局限。這不但不與地方特色和地域優勢相對立,而且還是地域文學走向全國的必要前提。所以,我總的看法是,西部文學只有借助地域性而又突破地域性,才能真正做到有西部“風骨”,有自己個性,真正獨立于民族文學之林。
  近年來,西部(甘肅)小說創作出現了可喜的局面,不少作品在全國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些作品的成功經驗之一,正是借重地域性又超越了地域性。長篇小說《雪葬》(范文著,敦煌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可以作為例證和個案。
      二、“雪葬”的寓意性和主題的深刻性對地域性的突破
  “雪葬”書名的命名有特殊的寓意,這與作品的立意相關。
  與入土為安的土葬相比,與面向蒼穹的天葬相比,與投入自然懷抱的海葬相比,與讓靈魂在烈火中永生的火葬相比,聞所未聞的“雪葬”使我們納悶,“雪葬”是一種什么喪葬禮俗?對此,作者在作品中并沒有正面解釋,只交代了葬禮是在大雪天進行的。不過可以肯空,雪葬不是作品所描寫的趙家營和柳溝河的喪葬禮俗,或者說,這本就是一個無從考證也無需叫真的葬儀。但我仍相信,作品的這一命名是有特殊寓意的,而寓意產生于聯想。“雪葬”使我們想到雪里埋死人的隱喻,想到氣氛的肅殺嚴酷,想到“清白”,想到所謂蒼天有眼的天道觀念或者死者的不白之冤……
  小說起筆,“天陰云沉,蒼穹欲垂”環境的描寫和“趙家營村口的大槐下,準備觀看一場別開生面的葬禮”氣氛的渲染,成功地挑動著讀者的好奇心:一個農村的葬禮,何以會引起如此不同尋常的反響?死者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這里曾經發生了什么事?接下來小說并沒有急于答疑解惑,而是對于死者死因的各種傳言的介紹分析,特別是右派爺的一番略帶神秘的感嘆,使讀者進一步意識到這場葬禮的不同尋常。小說繼而轉向對趙家營歷史文化的追溯,特別是通過家族史對趙家營社會歷史進行追溯,這種追溯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中國現當代歷史的藝術概括。這更加加重了讀者的疑問,作者要讓一個什么樣的人物出場?他的“雪葬”與這一切又有何種關聯?這些懸念,這些設問,不僅是為了故事倒敘的方便,而是一個意欲突出思考和質疑性主題的藝術構思和結構設置。這決定了小說必然要通過個人命運的關注而揭示現實矛盾和生活底蘊、探索社會問題,也決定了作品敘事過程將始終與總體上的質疑、探索和不動聲色地追根溯源相照應。小說借助于地域性卻并不以對特定地域風俗的反映為目的,不靠特殊地域的特殊題材取勝。這無疑顯示了作者創作視野突破了地域性的局限。
  隨著小說情節的一步步展開,在遙遠的歷史背景和現實舞臺上,主人公開始出場并有所作為了,而作者的藝術解釋、理性思考同時也開始了,答案也逐步給出:
  一個在落后農村長大、在畸形時期備受精神創傷和挫折的“二百五”,在改革開放的年代會有怎樣的欲求、希望和情感?答案是,他會自暴自棄,但并未泯滅樸素的理想,甚至還潛藏報復的心理,而他的生活環境和時代提供的條件使他有機會把這種心理情緒變為試圖改變自己處境的現實追求,心理隱痛成為他日后出人頭地的驅動力。
  一個源于解決基本的人生需要而倒插門的男人在新的環境中會有什么作為?答案是,他有遺憾和不甘,也有新的欲望和面臨多種可能,一有機會,他會加倍尋求補償,包括心理和生理的滿足。這是他進取的依據之一,也是為悲劇埋下的伏筆之一。
  一個離開了自己家族及其文化傳統的后生,在道德約束稍微松弛而新的誘惑不斷刺激的境遇中會有怎樣的表現?答案是,他仍保留基本的文化心理,會顧及自己的家族輿論,也有光宗耀祖的意識。但他也比較容易獲得精神解放,接受新事物,試圖開辟人生的新景觀。當時代為他提供條件、偶然的機遇把他推向變革的舞臺時,他會憑自己感覺和良心為人處事。這是他身上常常呈現新舊混雜的矛盾狀態的文化原因。
  一個由時代大潮推上改革舞臺的農民在與官員和商人打交道中會有怎樣的遭遇和命運結局?答案是,由于外在因素造就的“當代英雄”,也會被外在的力量所左右;一個改革開放的受惠者也會被所謂的改革所擊倒。
  小說所形象地解釋的上述問題,顯示著作者對特定地域題材的處理向度不是在追求地方性,而是利用地域性題材資源思考普遍社會和人性問題。他告訴人們,趙天佑,正是似乎由于“蒼天”的保佑,出乎人們預料地成為當地的一個出場“人物”,成為趙家營家族中一個當代的英雄。然而,“右派爺”作為一面歷史的鏡子和活著的“大槐樹”,不時出現并不斷告誡著不諳世事、不知深淺的這位趙家的“英雄”:不要得意忘形,顯赫中有卑微,成功中有危機,人們以復雜的心情拭目以待。最終,人們看到趙天佑的悲劇,他自殺了。悲劇的發生突然且方式極端,但似乎并不出人們所料。當然,他可以不自殺,可以僅僅為了活著而活著,以一個失敗了的當今農民的身份活著,讓他從哪里爬上去再跌回哪里去。這也不失為一種悲劇,也有意義。他的結局還會有其他的解決方式,比如,他可以逃跑,還可以賴賬,把一切看得無所謂,當一個曾經風光過的“二百五”,這種事在現實中并不鮮見。再比如,這有一種理想化的處理方式,讓他依靠法律,追回騙款,克服困難,挺過來之后從頭開始,這也未嘗不可。這就是說,他的悲劇結局的表現方式不止一種。但是,作者認定,不管結局的方式怎樣,實質只有一個,他的悲劇命運已經無可避免。于是作者毫不猶豫地給予他自殺的結局。這種選擇避免了藝術的俗套,也避免了對悲劇力量的削弱。這也是趙天佑自己選擇的方式,他必然會選擇這種方式。這符合作品表現的生活邏輯和人物的性格邏輯。他的自殺的方式是簡單的,但他的自殺包含很多的意味,包括一些無法證明、無法言說的意味。比如,心理的承受力,宗族文化的壓力,現實的陰暗面,經濟上的責任,個人的臉面等等。這種激發人們更多的聯想而不拘泥于單一的解釋,同樣是一種突破地域性限制的體現。
  趙天佑的悲劇有其特殊性,更有普遍意義。他的悲劇是個人的特定的悲劇,也是西部農民的悲劇。在別處,也許他不會死,但在西部的云水市,在偏僻的柳溝河,作為趙家營的子孫,他必然會死。他的死又有普遍性,而且異常深刻和發人深省。趙天佑的悲劇不應該是歷史的必然要求與這種要求暫時不能夠實現之間的沖突引起的悲劇,而是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種要求本來能夠實現而由于人為因素導致的現實悲劇,是喜劇時代的人生悲劇,這種悲劇包含著命運悲劇、性格悲劇、社會悲劇的各種因素。當追溯這種悲劇的根本原因時,我們看到了大時代的復雜性,喜劇時代的矛盾性。通過經營藥材致富又由于各種矛盾最終失敗這件事告訴人們,改革的大潮可以成就一個人,也可以淹沒一個人,時勢可以造就英雄,也可以毀掉好人。趙天佑是“自殺”,也是“被害”。歷史呼喚改革,人民希望改革,出路惟有改革,然而,問題的嚴重性和悲劇的深刻性也在于,假改革之名而毀掉改革是最可怕的,是改革的大敵。改革也會被利用,被歪曲,多少好事假改革之名變成壞事,多少壞人假改革之名為所欲為。這里提出的問題是,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政治改革、政治文明已越來越成為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中國改革的要害已不再是理論上空洞的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而是實實在在的利益問題,代表誰的利益,為了什么去改革才是問題的關鍵。如果不能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任何改革都有可能變成權利的再爭奪和利益的再分配,喜劇時代上演悲劇就不可避免。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部小說是對改革問題的思考。趙天佑命運的大起大落,是時代條件、社會環境、經濟活動中的矛盾、文化傳統、民族心理等因素共同作用于一個中國農民的結果。從作者表現出的敏銳性和深刻性來說,他思考的不是某些特殊地區的特殊問題,而是普遍問題。
  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雪葬”的命意和作品的內涵至少有三個層面的價值。其一,小說通過發生在中國西部一個仍不發達的村莊的一系列現實事件,特別是趙天佑作為一個被改革潮流推上社會舞臺卻最終失敗的農民形象的塑造,反映了中國農村改革中的深層矛盾,揭示了改革中的普遍問題,由對缺乏約束的權利導致悲劇的思考,突現了政治改革的極端必要性、緊迫性。從這個層面說,《雪葬》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反映改革的力作。其二,小說對人物命運的把握和性格的刻畫,又充分注意到他的家族歷史、文化傳統、生活習俗、道德意識、價值觀念等等文化因素,趙天佑的生活中包含著深刻的文化沖突和精神矛盾,常常在膚淺的現代意識與濃厚的傳統觀念,多彩的城市文化與沉悶的鄉土文化,強烈的欲望刺激與內在約束之間游弋。從這個層面說,這又是一部具有深厚文化意蘊的小說。其三,小說對于趙天佑性格的描寫,并沒有落入一般小說描寫農民改革家的理念模式,沒有簡單化、觀念化和公式化,而是切入人性的層面,給予展露人性和內心世界的機會和空間,表現主人公的欲望和由欲望所驅使的行動。比如,作品寫趙天佑作為一個男人與幾個女人的糾葛就頗有章法。從小時候在農村工棚的麥草鋪上接受充滿刺激的“性教育”開始,到結婚成家后與梅梅的偷情,再到在廣東的舞會上小姐給予他的“啟發”,最后他膽敢放肆地“耍”副市長的小姨子,這過程是他的欲望一步步被刺激、而道德意識一次次被漠視,感性體驗一次次被強化、而理性約束一次次被擊潰的過程。他的情欲與他的權利和物質基礎的發展成正比。他的悲劇結局與欲望的無節制有直接的關系。作品的這種描寫,不是道德說教,而讓我們看到了人性的弱點。從這個層面看,這部小說又帶有對人性探索的性質,是一部揭示商品經濟時代人性與天理、利益與道德沖突的小說。這些構思和藝術表現,都是借助于地域性而突破地域性局限的表現。
  當然,小說在以上這幾個層面其實都還有深化的空間。比如,我們看到了趙天佑的悲劇的必然性,但是,我們卻未能看到他在面臨悲劇結果時的掙扎和抗爭(當然是趙天佑式的掙扎和抗爭),他在這過程中展示的精神世界。他的死是必然的,但他并不想死,以他所已經有的人生經歷和并不輕易認輸的性格來看,他應該有掙扎和抗爭的舉動,特別是與自己的精神中的矛盾的抗爭。所以,我感到對他的死的藝術處理似乎有過于倉促和輕易之感。按照作品業已反映的生活邏輯和主題開掘的可能,趙天佑的悲劇的深刻性不但表現為一個本來不該自殺的人自殺了,更表現在一個不該自殺的人不想自殺經過掙扎而又不得不自殺。從前者讀者會感到悲憤、震驚和不平,從后者讀者將還會領悟到更多的人性內容,因為前者以悲劇事件感動人,而后者以悲劇意識、悲劇精神啟迪人、陶冶人、凈化人的靈魂。這又說明,作者還需要更開闊的視野和更深邃的精神滋養。
      三、《雪葬》在藝術上對地域性的借重與突破
  《雪葬》從話語表達、形象塑造和意蘊開掘三個層面,都有出色的表現。都借助地域性又突破地域性。
  在話語表達層面,地域氣息的營造,語言的靈動、幽默詼諧,表現手法的圓熟,結構與人物命運的有機關聯,作者對題材的駕馭能力與藝術控制能力等等,都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比如,趙天佑曾經生活過的趙家營和現在生活的柳溝河,既是不同的生活空間,也是與人物性格、命運相關的不同環境。趙家營是趙天佑童年性格形成的社會環境,也是特定地域傳統文化的象征。從作品中反復讓趙天佑在最得意時聆聽以“右派爺”為代表的趙家營文化的警示和對其進行價值評判來看,這兩個地方存在著不同的社會文化氛圍,在趙家營是輪不到趙天佑出場的,而在柳溝河他則成了有實權有影響力的人物,有了展露他的性格的基礎,可見這種空間的設置包含著深意。作者的這一用意卻以趙天佑的倒插門很自然地解決了,在結構上天衣無縫,在內涵上沒有變成對地域風情或者生活真實的簡單反映。這正顯示了作者在話語表達層面的成熟,對地域性的超越。另外,從作品的語言風格可以感受到,作家是真正沉潛在他的表現對象中的,特定地域農民的語言表達方式、思維方式、交際方式都是獨一無二的,他們的幽默、智慧、機敏是其環境中所特有的,同時,作者又不僅是為了展示地方方言,而在揭示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語言在這個意義上是文化,是心靈的“舞蹈”,是生命意識和人性的展現。另外,小說在事件敘述中的藝術概括能力和駕馭能力很突出,如“十二寡婦掃澇壩”的祈雨過程,寫得十分生動傳神,精彩紛呈。右派爺的來歷和遭遇悲喜交加,令人深思又忍俊不禁。這一形象及其所蘊涵的藝術價值不僅屬于柳溝河、云水市、西部,也屬于全中國。
  在形象層面,不但性格的鮮明性和人物的個性化相當出色,而且對人物精神世界的展示也很充分,對人物的本能、欲望、情緒、情感等等把握也很準確。人物形象塑造中,寫趙天佑打破了好人壞人的模式,寫了一個有少年痛苦經歷、有欲望、有機遇的人的生命過程。作為新一代農民,作為致富帶頭人,他都是典型的。作為新一代農民,他有新的生活希望,也有苦惱,有作為農民的心理情感。作為農民改革家,他有其優點和缺點;作為農村干部,他有其特點和局限。這一形象似乎告訴人們,中國農民企業家并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書本或者學校教出來的,他們走上歷史舞臺帶有極大的偶然性、被動性和隨意性,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思索的問題。除主人公趙天佑之外,右派爺、李義龍、呂作秀、茹麗華等都具有一定典型意義,其中右派爺這個形象具有特殊的個性,又有普遍的價值。“右派爺”的來歷及其在后來的“奇遇”,極為荒誕又不失現實依據,使人在“含淚的微笑”中回味著世事的辛酸。同時,他更是一種象征和代表,是會說話的“大槐樹”,在他的身上濃縮和凝固著時間和歷史。作者對人物心理的刻畫細微深刻,有創造性,也顯示出對地域性的辯證理解。如李義龍作為被肯定的形象,呂作秀作為被鞭撻的對象,都有他們性格的基本規定性,但一點也不概念化,他們的行為和心理活動都有依據,與個人的地位、處境、利益、品行、人格、良心、欲望等密切相關。比如李義龍,是一位有責任感、有正義感的領導,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他的作為也不出一個好人的基本準則和道德底線,但也并非不為自己利益考慮,并非沒有微妙的情感波動,這種人性的深刻把握和洞察不是狹隘的意識所能做到的。值得注意的是,小說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揭示沒有靜態的分析和心靈獨白,但人物的情感傾向、心理活動等便躍然紙上。他們大都是憑直覺、憑感性、憑人生經驗來處理事情,他們心理情感的表現形式是農民式的,是趙家營和柳河溝式的,這也是借重地域性又超越地域性的體現。
  在意蘊層面,對西部農村生活中的“變”與“常”進行的思考,體現出作者自己的歷史哲學觀。也許,作者的歷史觀中包含著某些矛盾,對人物的行為的價值判斷有著猶豫(比如對于趙天佑的行為的評價),但是,重要的是作者已經具備了歷史意識,并具有了一定的歷史哲學的含義,這正是這部小說超越一般反映和追蹤改革進程的創作模式、避免借題發揮自己膚淺見解而具有深刻意義的重要原因。小說由此也就超越了題材的限制和描寫對象的地域性限制,著眼于歷史、文化與人性的層面,因而通達某些帶有普遍性、人類共同性的境界。比如,作品對文化傳統與人物性格關系的揭示中,就具有較深的哲理意蘊:趙天佑的童年痛苦經歷,并沒有使他日后走向異端,他仍然不失趙家營后生的本分,這正是傳統文化的影響力;但另一方面,這種經歷的印跡卻成為日后他不斷想要成為一個“人物”的潛意識,一種心理動力。他并不貪財,有錢時十分大方,這大方中既有農民的厚道,也有某種心理的滿足,因為潛意識中,他更想成為普通人眼中的特殊人物,老想著衣錦還鄉,為趙家營家族再添輝煌。所以他不十分愛錢,而更愛虛名,這不是一般的虛榮心,不是一般的炫耀,而與謀求他的人格尊嚴相聯系,與潛藏很深的心理欲求相聯系。這里有著趙家營文化深深的痕跡,也有童年生活對他性格扭曲的影子。從這里,我們也許可以看到中國農民在市場經濟中所做所為的一些深層的文化心理和情感動機。這一切,都依賴于作者對地域性的突破和超越,并把它轉化為藝術成果。
  《雪葬》等甘肅作品在改變著文壇對西部(甘肅)文學的印象。西部作家以其對生活的深刻觀察和體驗,發現了現實中深刻的矛盾,發現了生活中人性的裂變;西部(甘肅)作家在自己的大地上辛勤耕耘而獲得豐收,他們必然令人刮目相看。
  西部文學不僅提供了讀者不熟悉的生活場面、不了解的生存狀態和人性內容,而且提供了關于文學創作的普遍的啟示。西部文學中的歷史意識和人文精神,使我們對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文學的某些理論產生新的質疑,對現實主義文學精神重新思考。西部文學對人的命運的關懷,對誰之罪的質問,是古老的命題卻有新的內容,這是西部人文精神的表現。
  那些被表面的急劇變化所掩蓋的生活底蘊,在西部作家的作品中被正視和突現;那些因各種誘惑而失落的文學精神在西部作家中還保留著;那些被證明是文學真理的創作方法在西部小說中被堅守著。借重西部地域性而又突破和超越地域性,西部文學創作所提供的經驗將成為構筑整個中國文學精神大廈不可替代的要素,西部文學將為中國當代文學創作提供特殊的藝術和思想資源。
  
  
  
飛天LL蘭州98~10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程金城20032003 作者:飛天LL蘭州98~10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程金城20032003
2013-09-10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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