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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傳媒時代的文學與時尚
大眾傳媒時代的文學與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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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7;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1106(2007)02-0049-05
  中國進入大眾傳媒時代,大約已有十多年的歷史。其主要標志是電視的普及和互聯網的廣泛使用。時至今日,城市的電視普及率接近100%,全國網民的總人數已達1.23億,超過美國居世界首位,網民平均每周上網的時間為16.5小時。如今的影視、動漫創作產業、電臺和多數報刊雜志等自然也在大眾傳媒之列。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文學刊物和學術刊物由于銷路不好而改為時尚、娛樂、消閑的通俗雜志,不少報紙的文學副刊也早已改換門庭,凡此都是大眾傳媒時代到來的標志。我國的大眾傳媒除了受國家意識形態的操控外,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還必然臣服于市場經濟的原則,以收視率、點擊率、商業廣告投放率為驅動的“眼球經濟”,日益成為節目編排制作播出的決定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市場的要求已經取代了精神的要求。在大中城市居民可以收到的61個國內電視頻道播出的節目總量中,人文、科學、自然、地理、歷史、讀書等益智類的節目顯然不占優勢,娛樂、廣告、時尚、通俗文藝節目占據了最大的份額和黃金時段。尤其是近兩年來,以湖南衛視開風氣之先的各種超女、超男、超小等海選性質的選秀活動甚囂塵上,有個階段幾乎覆蓋了從中央臺到地方臺的許多頻道,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少男少女參加選秀,還制造了數以百萬計的瘋瘋癲癲的粉絲參與造勢,為電視臺、娛樂公司、廣告商、策劃人帶來了巨額的利潤,使大眾文化越來越走向娛樂化、時尚化和商業化。娛樂就是一切,娛樂至死,就是如今大眾傳媒制造的“后現代”景觀。在部分電視節目中,尤其是在網絡平臺上,庸俗化、低俗化的傾向也相當嚴重,如制造和傳播藝人的種種緋聞,如木子美、芙蓉姐姐之流的拙劣表演。大眾傳媒偏向于制造通俗性、商業性、娛樂性、時尚性、流行性的大眾文化,雖然其中不乏大眾喜聞樂見、有益無害的節目,但與此同時缺少精神營養的快餐文化乃至文化垃圾占有了受眾大量的閑暇時間,充斥于他們的感官神經,主宰了他們的認知世界,使他們的人格日趨物化和平面化,精神和趣味趨于平庸化、低劣化。
  大眾傳媒時代的文學也顯然正在日益脫離往日的嚴肅文學的路線,走向市場化和商業化。對于出版商來說,文學作品的“好”與“壞”,是以可能達到的印數和碼洋的多少來衡量的。出版社奉命在全國推行的企業化改革,更是加速了出版業商業化的進程。一些并不高明的小說高居暢銷書榜首,一些學術戲說可印上百萬冊,不僅使作者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巨額稿費,也使出版社獲得數千萬的利潤。文學乃至學術在一切向錢看的風氣的鼓動下,也成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追求娛樂、快感和時尚。如今的文學圈幾近于娛樂圈,“美女作家”、“美男作家”、“學術超男”、“身體寫作”、“八卦新聞”、“隱私”、“文學富豪排行榜”層出不窮,“美女經濟”、“力比多經濟”誘發的官能快感代替了審美愉悅。文學失去了詩性的光暈,失去了想象力和創造力,美感被快感取代,成為游樂場、荷爾蒙的宣泄地和急功近利的交易所,誘使讀者淪為欲望的窺視者,逐漸喪失審美力和判斷力。文學的人文關懷和藝術的原創力已經日益淡出作家的視野,出位的寫作和講演成為一舉成名、博取文化資本的捷徑。有位女詩人聲稱“衣服是詩歌中眾多的枷鎖,我就是要去掉這些枷鎖”,于是在眾目睽睽下寬衣解帶上臺裸誦。一位男詩人公開宣布“希望被富婆或者富姐包養”。[1]類似的娛樂新聞經常出現在文壇和報端。雖然也有堅持“純文學”、“純學術”、“純批評”的作家、學者和評論家,但面對出版難、印數少、稿酬低的困境,已經難以為繼。今天的精英文化、高雅藝術如果得不到經費支助,很可能胎死腹中。在大眾文化沙塵暴的不斷侵襲下,文化綠洲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日益沙化。
  但是在批評界也有為文學的時尚化或所謂“時尚文學”叫好的聲音。曾讀到一篇題為《論時尚的文化意義》的文章,為“時尚文學”搖旗吶喊、推波助瀾。文章認為時尚和“時尚文學”作為一種“現代性重構”,為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學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創新精神”和“絢麗多彩”,與此同時,指責學界與大眾的情趣“格格不入”,體現了阻擋改革和革新的“保守主義思潮”,甚至懷疑“專家們是否存在著心理障礙”。文章還提出“文學是天然時尚的”命題,煞有介事地論證“時尚文學的當代意義”。[2]對于時尚,自然不能一概排斥,每一時代有每一時代的風尚,即使文人雅士,也會受時尚的影響,甚至成為某一時尚的引領者,如法國浪漫主義女作家喬治·桑的易裝癖,英國唯美主義作家王爾德喜歡穿奇裝異服,中國的現代作家張愛玲也以奇裝為美,但在他們的作品中,時尚并未成為特別重要的元素;對于時尚的文化意義也有研究的必要。一個世紀前德國思想家西美爾就寫過《時尚的哲學》,但他并非無原則地推崇時尚,而是正確指出了“在所有情況下,時尚賴以存在的運作形式力量不足以強大到同等地控制每種內容。即使在時尚操控的界域,并非所有的形式都適于變成時尚,因為有些形式自身的獨有特點對它成為時尚構成阻力。”按照這個理解,文學顯然就是這樣一種對時尚構成阻力的形式。西美爾還進一步指出時尚與經典的對立——“一些形式的本質中存在著一種特定的意向使它們很容易就成為時尚,而其他一些則不太容易成為時尚。例如,被稱作‘經典’的東西離時尚較遠并且往往與時尚對立,盡管偶爾經典也會受到時尚的支配。經典是崇高旨趣的和諧提煉,擁有某些共同的東西,這些東西具有穩定性,不會帶來修正、不安、失衡”[3](P186)。常識告訴我們,時尚畢竟是這樣一種現象:如果一種現象消失像它出現一樣迅速,那么,我們就把它叫做時尚。如果這個說法大致不錯的話,那么時尚的文化價值畢竟是有限的,因為它總是速朽的。這尤其體現在現在的女士服飾方面,一些趕時髦的摩登女郎,經常翻行頭,幾乎成了時裝模特。有的無傷大雅,不妨稱之為“日常生活的審美化”或“審美的日常生活化”;有的卻是有礙觀瞻的,如“露臍裝”,使人想起《西游記》里的“盤絲洞”,現在又從國外傳進了“露臀裝”,可謂每況愈下了。相比服飾,文學與時尚的關系是有限的,如一部分作家把社會流行的風尚寫進了作品,使作品增添了較鮮明的時代色彩,這在20世紀30年代“新感覺派”的作品中比較突出,但不能因此說“文學是天然時尚的”。因為文學畢竟不是時裝秀,也不是行為藝術。我們不妨反問:哪些文學名著是因為時尚而流傳史冊的?《離騷》?《紅樓夢》?《神曲》?《哈姆雷特》?《喧嘩與騷動》?顯然都不是。即使是后現代大師的作品,也未必都是時尚的,如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的小說,就與時尚無關,且很有人文關懷在里頭。他的作品雖然也很通俗,同時又相當的優雅、有趣,但從不靠色情和污言穢語等語言暴力吸引讀者;他崇尚經典,愛歷史上許多著名的經典作家,而無意于媚俗。這就是他的作品獲得普遍好評的原因。相反,那些或許可以稱作“時尚文學”的作品,總是速朽的。
  如果我們并不健忘的話,在20世紀末和新世紀之交,中國文壇確實出現過時尚化的寫作。我在當時撰寫的《個人化、私人化和時尚化》[4](P296-303)的論文中已經指出,90年代末部分文學寫作與商業炒作聯手,出現了時尚寫作。時尚寫作不僅以時尚為內容,更進一步把寫作作為時尚,以驚世駭俗的筆調寫驚世駭俗的生活方式以驚世駭俗。“另類寫作”即為一種。寫作者以“另類”的姿態出現,以現實的或虛擬的“另類”生活為描寫對象,城市生活的場景被簡約為迪廳、咖吧、酒吧和狂亂的派對,對于物質和官能的欲望成為人這種動物的唯一驅動力,或是填補靈魂空虛的海洛因。以衛慧為例,她正像她的女主人公一樣,把“寫作變得很酷很時髦”,“鉆進欲望一代躁動而瘋狂的下腹”,“做一朵公共的玫瑰”。她還宣稱:“我們也許無法回答時代深處那些重大問題,但我愿成為這群情緒化的年輕孩子的代言人,讓小說與搖滾、黑唇、烈酒、飆車、信用卡、淋病、做愛,共同描繪欲望一代形而下的表情。”[5](P248)顯然她太喜歡自己的故事,因此在寫作這面鏡子面前,不能真正地確證自己,也沒能成為年輕一代的代言人。“另類”作為社會的一族,“另類生活”作為社會生活的一個層面,這些新的族類和生活現象,是文學需要關注和表現的,從中可以展示出一種新的生活圖景和新的文化含義,所以不能一概排斥。至少提供了一份有價值的社會學研究資料,也是研究青年亞文化的不可缺少的材料。生活中確實出現了“另類”一族,或曰“新新人類”,一部分作家也可能就屬于這一族。他們在新舊交替中體現為一種時尚和趨向,有其現代性和合法性,但未必就是可以取代傳統創造整個未來的現代人。特別是他們把自己的生活以百分之一百的原來面貌推到公眾視線面前,企圖以這種方式發現自己真實的存在時,常常事與愿違,充其量得到的只是一個虛象,正像生活中的“我”也只是虛象。在時尚化寫作中,“身體寫作”一度十分流行。如有的女作家標榜自己“用身體檢閱男人,用皮膚寫作”。“身體寫作”其本意是女權主義者對女性寫作而言,確實涉及“性”和“欲望”的表達。木子美因在網上發表日記“遺情書”而聞名,該日記后經修改正式出版。她同樣標榜“身體寫作”,但我認為由于她們已經把當前女性文本中滿足男性窺視欲的“被看”的傾向推向了極致,從根本上違反了女性主義的宗旨。女性文學如果僅僅滿足于寫性挑逗、性誘惑、性過程、性消費,用互相玩弄的濫交取代純真的感情,把愛情、道德和廉恥從女性詞典中統統抹去,那真是女性文學的悲哀。現在是人有多大膽,作品就有多大色。順著這樣的路線發展下去,女性文學也就走向了末路;男性寫作同樣如此。再說“身體寫作”也不等于肉體寫作,人的身體既是肉身的存在,也是靈魂的居所。我本人傾向于把身體理解為靈與肉合一的本體論的存在,傾向于尼采、福柯意義上的身體哲學。文學如果拋棄精神的寫作,一味地展示肉欲,那是寫作的肉身化和卑俗化。以展示動物性為唯一性,也就無所謂“文學”,而成了性博物館。對于這樣的“身體寫作”,引起責難是情理之中的。男權中心恐怕并不會因女作家在作品中賣弄色情而被顛覆。如果女權主義期待的是這種結果,我倒是很担心它自身已走入了歧途。“身體寫作”本是法國女權主義者西蘇的一個觀點,有其合理性,沒有必要對其否定,關鍵要看它的實踐。在中國,其比較成功的作品,當推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盡管丁玲那時還沒有“身體寫作”一說。莎菲女士的形象,正如茅盾所說,“是心靈上負著時代苦悶的創傷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絕叫者”[6]。作者成功地刻畫了她的復雜矛盾的心理,既被一種色的誘惑而墮落,又維護著自己的尊嚴和獨立的人格,使她成為“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愛上矛盾心理的代表者。而它的深層內涵是表現了“五四”女性在擺脫了封建倫理對身體的束縛后,又找不到出路的時代迷惘。針對一些人的指責,丁玲指出:“這個作品里,有沒有我的東西,有,但不是什么情愛,玩弄男性,主要是一種苦悶的東西,寂寞的東西,我都厭倦了的東西。到底追求什么,自己也不明白,莎菲追求、向往的是她還沒有把握的。”[7](P494)身體寫作必然會寫到性或性心理,這也沒有什么禁忌,但寫性不能太惡俗了,寫性也不是目的,還是要寫出一個時代,寫出性背后的東西。性背后畢竟有宗教、政治、倫理和集體無意識,或對此種種的反叛。成功的作品大抵由此及彼。正如福柯所說:歷史力量以某種方式作用于人的身體,并且也通過人的身體而發生作用,但這種方式卻不能從一種總體的歷史規律中來加以解釋。現在的一些作品吹得很厲害,但我們看到的只是囂張的肉欲,徒具空殼的蒼白的靈魂,卻沒有“歷史的力量”。對這樣的作品進行批評是很正常的,不能認為是出于“保守主義思潮”。
  大眾傳媒傾向于文學的消費性,從市場化運作的角度,一切文學生產都是為了滿足消費的需要。但這種消費應該區別于吃喝玩樂式的物質消費和官能享樂。因為從本質上說,文學的消費不是物質的,而是精神的。當然,讀者的精神需要由于文化程度和審美趣味的不同而分層和分流,基本上呈金字塔形。底部是最廣大的,通俗的、膚淺的,愈往上,受眾人數就相應遞減,而審美也愈精致化,頂部則是為滿足少數精英的。所以底部屬于大眾文學、通俗文學,而頂部屬于小眾文學、精英文學。文學市場化往往滲透到文學創作、出版、發行、宣傳包裝、接受、反饋、批評的所有環節。市場化運作有其好的一面,它不僅是一個必經的階段,而且會長久地延續下去。現在中國文學市場的發育還處于初級階段,許多地方不規范,從業人員的總體素質也有待提高。市場化的負面效應也是有的,因為無論作者還是經紀人、出版商,他們都想使自己創作或推介的作品獲得最大的利潤,這樣一來,為滿足較高精神享受的作品可能乏人問津。為什么現在許多作品都要來點色情描寫,作家顯得“性”趣盎然,其實也是功夫在詩外,為了讓讀者買它。但隨著讀者趣味的提高,我相信那些標榜“身體至上”、“性而上”、“肉身寫作”的作品必將遭到唾棄,而較高品位的文學作品仍然可以找到市場,初印數可能不大,但會不斷再版的。
  當一個社會的物質追求與精神追求嚴重失衡時,文學藝術和大眾傳媒該如何面對?一種態度是迎合這種物質主義的潮流,用“欲望敘事”一類的媚俗方式,客觀主義、自然主義地予以表達,甚至以一種鋪張揚厲的方式。即使偶爾也調侃諷刺幾句,充其量只是一種諷一而勸百的把戲而已,非但不能對這種社會弊病起到任何匡正作用,反而起到了推波助瀾、刺激誘導的作用。另一種是對這種普遍的社會現象持文化關懷和文化批判的立場。文化關懷既是對人類精神的、心靈的和道德的關懷,也是對普通人的物質利益、生存權利、生活質量和欲望的關懷,這就是既要重視人的物質需要,也要重視人的精神需要。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往往忽視人的物質需要,否定個人利益,提倡禁欲主義、精神決定論和人格主義。處于轉型期的今日中國,這樣的價值觀正在土崩瓦解,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復雜的現象。一方面人的許多正常的欲望,包括對物質和金錢的欲望尚待滿足;另一方面,對物質、權力和金錢的崇拜又導致人欲橫流和道德淪喪。這恰恰為文學提供了新的素材,也提出了文化關懷和文化批判的課題。如果說忽視物質利益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精神主義,那么抹殺精神力量的欲望敘事僅僅是物質主義而已,它必然導致現世主義和官能享樂主義。在這樣的意義上,某些文學藝術和傳媒就完全喪失了使文明升華的職能。
  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早就指出:“浮在表面的是持續三四年的一些生活習慣與思想感情;這是流行的風氣,暫時的東西。”[8](P351)反映在文學上,“首先有表現時行特征的時行文學,和時行特征一樣持續三四年,有時還更短促……時間就是這樣在無數的出版物中作著選擇,把表現膚淺的特征的作品,連同那些膚淺的特征一同淘汰”[8](P358)。而只有那些能夠寫出一個時代、一個世代,乃至民族特征和人性的作品,才可能具有長久的魅力。文學價值的等級每一級都相當于精神生活的等級,文學作品的力量與壽命就是精神地層的力量與壽命。丹納的這些論斷至今仍然有效,而且仿佛就是為今天那些“時尚文學”的鼓吹者錄以備考的。關于文學的價值和壽命自然還可以從其他角度加以闡釋,但把文學歸結為“天然時尚的”,倡導“時尚文學”,顯然是極大的誤導。它恰恰反映了目前文學界短視、淺薄和浮躁的心態,把流行當作迅速獲取名聲和金錢的捷徑。而在這種心態下粗制濫造出來的作品,有些居然能夠高居暢銷書的排行榜,受到媒體和許多讀者的追捧,這種大眾傳媒時代無厘頭的快樂,正是文學的最大悲哀!“大眾社會改變了文學分布,壓制了‘優秀’或‘高雅’文化的作用,助長了‘平庸’和‘野蠻’文化的作用”[9](P53),這正是許多中外有識之士最為担憂的事情。上個世紀世界上最杰出的女作家伍爾夫曾經嚴厲批評當時名噪一時的威爾斯、貝內特和高爾斯華綏(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認為“這三位都是物質主義的作家。就因為他們不關心精神而關心肉體,使我們感到失望,使我們感到英國小說越早(盡可能有禮貌地)轉過身來背對著他們,大步走開(即使走進沙漠去也行),就越有利于拯救英國小說的靈魂”[10](P158)。對于當今等而下之的中國的所謂“時尚文學”,那些文學的贗品,我們只能持同樣嚴厲甚至更為嚴厲的態度,拒絕它們,遠離它們!不要去吹捧它們,更不必制造煞有介事的理論依據為它們鳴鑼開道。
  收稿日期:2006-12-20
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49~53J1文藝理論王紀人20072007
大眾傳播/時尚文學/物質主義/文化關懷
  mass media/vogue literature/materism cultural concern
Literature and Vogue in the Era of Mass Media  WANG Ji-ren  (College of Literatur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07, China)The literature in the time of mass media becomes increasingly vogue and commercialized, with its shine lost. The excitement in sense, stimulated by beauty economy and "Libido" economy, replaces the pleasure in aesthetic activities. The viewpoint that literature is vogue in nature and the attitude to advocate vogue literature are misleading in literature creation, which indicates the literary circle is shortsighted, superficial and flippanc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vogue is limited, and the vogue literature falls into ruin with the time. When there is imbalance material need and spiritual need. we should take the standpoint of cultural concern and cultural critique. We should reject the counterfeit literature, not boost it or create any imaginary theory to cut a road for it.
大眾傳媒時代的文學正在日益走向時尚化和商業化,失去了詩性的光暈。“美女經濟”、“力比多經濟”誘發的官能快感代替了審美的愉悅。“文學是天然時尚的”提法以及對“時尚文學”的提倡是對文學創作的極大誤導,它恰恰反映了目前文學界的短視、淺薄和浮躁的心態。時尚與文學的關系是有限的,“時尚文學”總是速朽的。當一個社會的物質追求與精神追求嚴重失衡時,我們需持文化關懷和文化批判的立場。對那些文學的贗品,我們只能拒絕它們,不要去吹捧它們,更不必制造煞有介事的理論依據為它們鳴鑼開道。
作者: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49~53J1文藝理論王紀人20072007
大眾傳播/時尚文學/物質主義/文化關懷
  mass media/vogue literature/materism cultural concern
2013-09-10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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