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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時代的時尚迷狂
大眾時代的時尚迷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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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時代的人類個體或群體都固執而雄辯地認定自己所生活的時代就是“現代時代”,而人類歷史的演進本質上是一切片段的現代時代被強制疊加的過程。歷史的評判不過是就近的現代時代中的生存者偶然被賦予的但馬上又會喪失的特權。今天我們這些生存者就暫時地處在這優越的位置上,因此似乎更有理由認定我們的時代就是“現代時代”,甚至是某種具有絕對意味的現代時代。因為據說許多歷史事件如“歷史”、如“意識形態”等等,在我們時代已趨于終結。我們自以為洞悉了歷史鐵輪運轉的無情法則,承蒙歷史女神特殊的恩寵,除了對以往的現代時代指指點點之外,還常常把我們的時代冠之以“后現代”。
  每個歷史片段都會有自身獨具的本質特征,并以此而與其他歷史片段相區分。我們時代的本質特征是什么?今日社會中每個生存者對自己所處的歷史片段的具體感悟是什么?許多一流的理論家或被尊奉為先知的預言家對之提供了許多可供撿選的菜單,其中包括“高級現代性”的時代(Giddens, 1991 ), 或者是“現代性計劃尚未完成的時代”(Habermas,1971),甚至是混雜的狂傲、 躁動與顧影自憐等多元情結的“后現代”時代(Hassan,1987)!
  一個時代的本質特征的最為適當的命名應該以實際的行動者為路標。因為一個時代的所有被造物都是其生存者在具體的歷史脈絡中創造性的或沖動性的活動的策略、工具、或產品。被勾畫出來的作為我們時代路標的種種特征維度,如資本的全球自由流通、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信息一體化或者國際網絡快車等等,都不過是我們時代活生生的生存者的種種活動的副產品、媒介或工具。我們的時代是歷史從來沒有展現過的“沉默的大眾”(silent majority)被推上歷史前臺的時代, 或者說是大眾匆忙活動的時代。在我們時代,一切黨派、政府、跨國公司、中介組織都出于自身的種種合理的或不可告人的理由,為這些匆忙行動的大眾的飲食男女、審美趣味、自我實現等各種需要和欲望精心推測、揣摩、引誘、建構和強化的時代。概言之,這是一個大眾生活的時代。
      一、大眾時代的孕育和生成
  依照《圣經》,自從人類始祖亞當和夏娃被驅出伊甸園之后,人與其造物主之間的和諧親情就被割裂了,人的原罪的三種典型形態便被永久地植入人性之中:對金錢的貪欲,對權力的饑渴以及對性事的迷戀。西方社會的歷史演進實質上就是這三種罪惡的逐漸合法化的過程。資本主義精神和體制的建構和完善使得對金錢的追求成為每個個體正當的權利;伴之而來的民主化進程使每個個體的權力饑渴成為可以接受的夢想;生物學、心理學和性學的發展也使性之滿足成為每個個體可以談論的主題和實踐。
  資本主義精神和體制的建構過程立足于以往的歷史片段的遺產:古希臘的自然哲學傳統、猶太—基督宗教傳統和羅馬法律傳統。在宗教改革基礎之上所形塑的清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生成之間的關聯,韋伯對之進行了經典闡釋(韋伯,1987)。格羅索梳理了羅馬法律體系(格羅索,1994),伯爾曼則對西方法律制度的淵源和流變進行了勾畫(伯爾曼,1993)。而源于古希臘的自然哲學傳統的秩序觀念則受到相對的忽視。
  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時代,世界是包容兩種相互對立秩序的世界:由形式所主宰的、具有絕對完美秩序的天國世界以及僅僅是形式的偶然表達且充滿著混亂的塵世世界。塵世世界的偶然性的觀念,歷經曲折,最終在休謨體系中獲得其極致的表達,并且在近現代種種相對主義和懷疑主義的話語中可尋覓其會意的回聲。而具有絕對完美的形式秩序的天國世界的觀念,則以基督宗教的方式融入歐洲理智之中。當圣保羅致力于使基督神學超越猶太思想的狹隘視野而成為普世宗教的時候,形式秩序的觀念便圍繞著耶穌福音和圣保羅的思想建構而成(Mead, 1936;漢斯·昆,1995)。
  伴隨基督教義的體系化和基督宗教的制度化,世界由全智、全能、全善的上帝所創造的觀念就確定下來。世上萬事萬物都是其意志的體現及其無上智慧的表達。受這種觀念的主宰,中世紀的世界不存在任何偶然性的事物。所謂的偶然性不過是人的“有限的”理性難以洞悉上帝的神意秩序的結果。因此,在信仰基礎上的沉思、祈禱就成為與上帝溝通和洞悉神意秩序的另一條基本途徑。
  就是這種神意秩序的觀念,它通過文藝復興(the Renaissance )而導入近代的科學世界中。既然世界(當然也包括自然界)被認為是神意的創造,伽利略就有理由堅信其中必然蘊涵著內在和諧統一的秩序亦即理性自然律,并且其運轉方式也必然呈現出最為完美的形式即數學的形式。因此,在中世紀神意秩序的基礎上,如果認定上帝以人能理解的方式向人呈現其所創造的世界,那么,從“神學教條”向近代科學的基本公設的過渡就是可能的。懷特海在其經典著作《科學和近代世界》中對此進行了有力的辯護(懷特海,1992)。所以,“黑暗的中世紀”乃是流傳甚廣的謬誤,因為在這一歷史片段期間,構成近代科學的元素和因子仍在傳承和重構(沃爾夫,1990)。并且,就行動者而言,作為基督徒與作為科學家的身份之間并不存在絕然的對立。概而言之,形式秩序的觀念,它經過神意秩序這個中介而演化為自然理性秩序,終于作為潛在假設而成為近代自然科學的元科學基礎;并且在制度化的社會科學體制的確立過程中,它也逐漸向社會科學領域推進和滲透(方文,1995)。
  科學觀念的體系化和制度化,伴隨技術的快速發展,致使財富創造的手段和效率大為提高和普及。土地不再是財富的唯一源泉。通過血腥貿易而積攢巨大財富的新階級即資產階級開始成為一支重要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并與國王和封建領主抗衡。他們開始訴求源于上帝和亞伯拉罕所訂的契約觀念,援引天賦人權的理想,主張憲政即有限政府的原則,試圖獲得與其經濟地位相稱的政治及社會權利。資產階級勢力的孕育壯大又催生其二元對立面即無產階級。在這不斷的二元互動過程中,盡管支撐資本主義社會運行的結構要素即生產與交換的原則并沒有瓦解,但是另一個新興的階級即中產階級開始占據社會生活的中心。他們人數眾多,既不是資本寡頭,也不是赤貧得只有鎖鏈的無產者;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擁有創造財富的知識和技能,成為社會生活中重要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力量;他們的欲望和需求成為國家和社會追逐的焦點。一個新的時代即大眾時代因此孕育而成熟,并把其活動影響波及至其他階層(Vidich,1995)。
      二、大眾時代的擬像秩序
  大眾時代的孕育與生成,意味著社會秩序以及與之相伴的社會關系、社會生產方式的結構性轉型,在馬克思有關資本主義社會的經典論述中,他深刻地洞悉了競爭的市場資本主義走向壟斷資本主義的必然過程,與之相伴的則是商品從其使用價值(use-value)向交換價值(exchange-value)轉變。而在1920—1960期間,壟斷資本在其對財富的貪欲追求過程中,一些新的品質突生出來。生產規模的集團化、新興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和商品化致使生產成本大規模降低,消費欲求急劇上升。作為一種結果,壟斷資本主義向消費資本主義轉變(Jameson,1991)。從此,對消費的管理以及對大眾消費需求的營造就成為其運作的中心邏輯,符號價值(sign-value)的地位因此凸現出來。以知識和技能為核心的腦力勞動替換體力勞動而成為主要的勞動形式。與此同時,資本的貨幣本質也面臨挑戰。布迪厄(P.Bourdieu)主張我們至少可以辨別出四種能夠相互替換的資本形式:經濟或貨幣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象征資本。貨幣資本在市場資本主義階段處于主宰地位;文化資本則包括主體化的特征如容貌、氣質,客體化的特征如享有知識產權的種種精神產品以及制度化的要素如文憑、榮譽學銜等等;社會資本則是個體在復雜豐富的社會關系中所占據的資源潛能;象征資本意味著某種具有超凡魅力的個人品質如聲望和地位,或奇異的客體品質如名牌或古董。它們之間無法相互取代,但可以相互交換(Bourdieu,1983)。
  資本的多元化使凝結在商品形式中受對等律主宰的物質產品的交換,因而向所有交換受符碼律主宰的符號形式的操作化轉變(Baudrillard,1975)。至此, 馬克思關于生產和交換作為社會秩序的基本視角的觀點,被博德里亞爾(J.Baudrillard )改換為“客體再生產的方式”(forms of reproduction ), 或者是“擬像的秩序”(orders  ofsimulacra)。作為一種理想型, 博德里亞爾的擬像的秩序或者客體再生產的方式背后蘊涵著一系列確定的假設:客體與符號、實體的本質與其表征以及能指與所指。博德里亞爾認為存在三種典型的擬像的秩序:偽造(counterfeit)、生產(production)和模擬(simulation )(Baudrillard,1983)。
  1.偽造秩序。它從文藝復興到工業革命期間占據主宰地位。再生產出來的任何物品都被認為是對某種特殊原作(unique original )的偽造或者模仿。其基本假設在于實體與其表征、物品與能指之間存在可覺察的差異。其認識論傾向是典型的二元論(dualism), 或者說它主張具有直接的能指—所指(signifier-signified)的聯接。 它以工匠手藝(craft)作為典型代表, 因循價值的自然法則(natural law ofvalue )。  其信條是“表象歪曲實在”(Appearances  disguisereality)。
  2.生產秩序。它在工業時代處于主宰地位。作為再生產物品的特定形式,它以機器再生產作為媒介,因而使產品的地位發生轉型。產品不再是對原作的寫實或復制,它不過是龐大的產品系列中兩個或多個相似物品的對等物。客體的生產變成其自身的再生產;客體與其符號等同,能指—所指之間的聯結是間接的,不再有所謂的原作和贗品之間的關系。它以攝影作為其典型代表,遵循價值的商品法則(commodity law ofvalue)。其信條是“表象創造實在的幻影”(Appearances create anillusion of reality)。
    3. 模擬秩序。 它在大眾時代處于主宰地位, 基于二元模式(binary mode)的客體的再生產性(reproducibility)。其典型代表是由計算機閱讀的數碼(digital code),以把所有的實在、所有的問題及其解答都變成0和1之間的二元對立。它標志著依據二元符碼的再生產性已經替代機械技術的再生產。模擬秩序意味著我們時代的社會秩序的革命性轉型。實在與表征、客體與符號、能指與所指、客觀實在與技術干預的結果之間的界限已經模糊不清。或者說,只有能指是具體的,而所指則是任意的、 武斷的;  能指蛻變為能指的自我指涉體系(self-referential system of signifier)。它以計算機的符碼為典型代表,因循價值的結構法則(sturctural law of value)。 其信條是“表象創造實在”(Appearances invent reality)。
  作為概要總結,擬像秩序的變遷,意味著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消費邏輯的結構型轉型:以實用為主導的市場資本主義的實用價值的功能邏輯,經過以對等律為主導的壟斷資本主義的交換價值的經濟邏輯,向以暖昧不清(ambivalence )為主導的消費資本主義的符號價值的區分邏輯轉變(Baudrillard,1993)。
  在以模擬秩序或符號交換為主宰的大眾時代,每個個體每時每刻所遭遇到的都是種種符號負荷物的媒體的宰制。自發的或者被營造的符號消費作為最基本的生命沖動、存在體驗和生活風格,第一次從歷史片段中浮現出來;與之相伴的施加影響操縱公眾行為的權力的運作方式也發生質變:它們從訓育(discipline )蛻變為引誘(seduction )( Baudrillard,1990)。
      三、符號消費作為大眾生活的時尚
  在模擬秩序的境況下,時間之流被切割成永恒的現在系列,而空間則消失在由多媒體所建構的“超現實”(hyper-reality )的網絡之中。物理時空被極度社會化,壓縮為永恒的現場。歷史感消失了,終極追求匍匐在感性沖動的面紗之中。無法承受之“重”終于解脫為無法承受之“輕”。經典和大師成為難以觸摸的鄉愁。如果還存在對經典和大師的品嘗和津津樂道,那不過是在快意地享受他們被賦予的符號價值—我家書架上也有康德的一本糟糕的“文字垃圾”。在對永久消逝的經典和大師的懷舊之中,批量生產的“經典”和“大師”被商人、媒體和大眾合謀制造出來,成為社會舞臺上快速更新、永不謝幕的玩偶。大眾對其創造物之所以在茶余飯后熱切思戀,一方面是因為大眾在其身上投射了他們意欲成為明星的內在沖動;另一方面是這些被造物口袋中盛滿了可以自由兌換的與貨幣資本等值的文化、象征和社會資本。“戴安娜幸福地浸泡在人民愛戴的淚水中飄逝而去”。作為大眾社會原型的“戴安娜現象”,成為明星和大眾之間永久互動的模板,泄露出大眾時代時尚消費的暫時痛楚和長久幸福的秘密。
   大眾社會已沒有時尚, 有的只是時尚的聚合( There is no fashion,only fashions)。
  在前大眾時代,群眾所承受的對王公貴胄的仰慕、崇拜和模仿成為主導時尚運行的心理機制。塔爾德、黎朋等人都曾貢獻了其深刻的洞見。在其名著《模仿律》中,塔爾德發現模仿律是理解一切社會現象和過程的自成一格的解釋律。他認為模仿律還包括三個副律即下降律、幾何級數律和先內后外律。下降律意味著上等階級被下等階級模仿;幾何級數律意味著風尚和流言會迅速傳播;而先內后外律則意味著群眾更容易模仿自己文化的行為模式(Tarde,1903)。而黎朋的《群眾》則被認為是團體心理學領域的杰作,它也是最早認真建構關于集體行為的綜合觀和動力觀的卓越嘗試。作為浸透著貴族精神氣質的法國醫生,黎朋對群眾懷有一種很深的厭惡和恐懼。他認為群眾易受感染和暗示,行為多變而沖動。他們可以此刻制造暴行,馬上又邁向英雄主義;他們可以為某種事業犧牲自己,從而扮演殉道角色,但也可能馬上開始野蠻的復仇。而群眾的領袖,則依靠肯定、重復和感染的策略或伎倆,控制、誘導和哄騙群眾行為(LeBon,1960)。塔爾德和黎朋的理智遺產在實驗社會心理學的經驗研究中得到繼承和證實。阿希(S.Asch)借助設計精巧的實驗證實了群眾的從眾心理(Asch,1951)。而米爾格拉姆(S.Milgram)受“艾希曼現象”(Eichman phenomenon)的激發,論證了群眾對于權威的無法遏止的服從和崇拜(Milgram,1963)。
  受這些心理驅力的支配和引導,前大眾時代的群眾對于時尚的追求,曾經為他們日常苦悶艱辛的生活增添多少夢幻和向往,甚至還成為家庭中永不衰竭的“進化”動力。他們面臨的是權力和金錢匱乏的生存困境。他們對于時尚的模仿存在無法逾越的限度:即權力和金錢所許可的限度。象征皇權和地位的種種飾品、衣著和圖案成為群眾觸摸的禁忌,如黃色,如龍鳳圖案。當顯貴們衣著精心設計的柔軟時裝,頭戴刻意修飾的假發,全身噴灑昂貴香料的時候,群眾則穿著質地粗糙的皮襖,以崇拜的心情仰視他們,在辛苦勞作之余,往身上灑點蛤蜊油脂。這種無望的時尚追求,表征出修飾日常困窘生活的審美沖動。
  前大眾時代的時尚追求是一種刻苦努力的模仿,而大眾時代的時尚追求則是轉瞬即逝的種種欲望的消費和投射。政治和經濟壓力已相對不存在了。就是這些轉瞬即逝的種種欲望,它們也都被精心推測和研究,然后給予滿足。種種社會調查、服務和咨詢機構的興盛迎合了這一趨勢:您想要什么?什么時候?需要多少?以什么方式?所有這些都是在科學的名義下進行的,科學(的一部分)因此成為“溫柔一刀”式的幫兇和工具。您想在網上談情說愛嗎?那奇異的遙控裝置很快會送到您手中;您想偷窺戴安娜的文胸類型和型號嗎?不知疲倦的小報記者定會滿足您的特殊欲求。
  在這些您自以為是自主的欲望之外,還有許多難以辨別的需求被精心地營造,然后以按摩式的方式引誘您自愿上鉤。您如此的快樂和自足,以致您根本分不清或者干脆不愿分清哪些是自主的欲望,哪些是被灌輸的欲望,反正它們都是必須被滿足也有條件去滿足的您的欲望系列!您成為一個“商品視聽奴”(commodity audience)。工作完回家或者找個合意的場所放松一下繃緊的神經,您以為可以歇息了。其實您還在工作,沒有抱怨沒有痛苦的工作!您在一個超實在的世界中替不知名的跨國公司、廣告公司和媒體經營商不知疲倦的賣命!在您工作期間,您不知不覺地被誘騙和按摩;種種的時尚信息,通過強迫接受、輪番轟炸、阿諛奉承、示范傳授和下意識暗示等心理和行為控制技術,對您的本能和理性進行柔軟的摧殘,使您不自覺地懷疑、調整、強化和拓展您的幸福的消費欲求。您已無法區分或者不愿區分哪些物品是您的生存所需、哪些物品成為您符號消費的靶的。偶爾,您想靜下心來,獨自沉思您作為“智人”(Homo sapiens)個體的獨有特征,或者想張揚您的特殊個性,結果您發現所有的話語都已被重復、所有的奇異都已被嘗試。您拍了拍自己的腦袋,又心平氣和地與其他個體一道,前赴后繼地加入到符號消費的時尚舞臺上,扮演自己的時尚迷狂的角色。
      四、大眾社會的救贖之途
  大眾時代的生存境況和生活世界讓許多理論家憂心忡忡。他們試圖構想種種解放的策略,以便把大眾從符號消費的時尚迷狂中拯救出來。貝爾訴諸于“新宗教”(貝爾,1989),但他沒有想到種種新宗教在大眾時代也已成為符號消費的目標;  哈貝馬斯求助于“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eason), 試圖建構“理想的交往情境”(Habermas,1976),但他沒有意識到任何交往背后都蘊涵著權力和操縱。 哈貝馬斯理想的精神導師米德,是一個質樸而深刻的思想家,早就為我們展現了人類社會的理想圖景。“理想形式的人類社會是這樣的社會,在其中,由于如此地發展了必要的交往系統,以致于執行特殊功能的個體也能采納他所影響的其他個體的態度”(Mead,1934,p.327)。或者說, 理想的人類社會能為所有個體提供一種理想的交往方式,在其中,個體能借助一種普遍的論域(universal discourse)或語言, 使個體能以影響他人的方式來影響自身,以及以影響自身的方式來影響他人。
  茶壺中的風暴無補于大眾生活。在大眾時代,大眾為其日常生活奔波,與其明星同悲同喜;受欲望折磨,為滿足而感動。這是大眾生活的原生態,它應該受到尊重。曾經充當祭師、幕僚或精英的知識分子,他們已蛻變為操弄符號的“新階級”(Molnar,1994)。 他們應該管好自己的嘴巴,遵守自身階層的職業倫理。他們成就不了拯救大眾的使命,大眾社會的救贖之途僅僅在于大眾自身。
  米爾格拉姆在評價自己的服從實驗時曾經說道:所幸并不是所有的人類個體都表現出對權威的盲目服從。在人類活動的任何場景中,都存在一部分個體,他們總是不倦地對自身及他人的行動予以持續的關注和反省。  他們是代表人類救贖的最有價值的“沉默的少數”(silentminority)。在時尚消費的舞臺上,即使時尚迷狂和符號消費缺乏倫理合法性,那“沉默的少數”—他們是大眾的一部分而不是什么知識分子或者新階級,也會成為大眾時尚追求的目標。大眾終會明白:沒有被理性校正的本能,就像沒有被本能校正的理性一樣危險。“沉默的多數”終將與“沉默的少數”實現溝通與和解,共同開辟救贖之路。這是第一種可能的途徑。
  大眾時代是一個奇異的時代,以往所有歷史片段的特征都在這時尚消費的大眾舞臺上隆重上演。或者說,大眾時代的每個個體,在同一世代在不同的領域中可能隸屬于不同的歷史片段。大眾時代因此而包容以往歷史片段所有可能的遺產;多元的價值取向同時在同一時尚舞臺上交互博弈和消費。這是一種令人振奮的壯觀的景象。因此,一旦建立并遵守各種博弈和消費的轉換規則,大眾時代或許并不比以往的所有時代更缺乏倫理合法性。
  大眾社會中的大眾在符號消費之余,他們一樣無法擺脫其前行者備受折磨的疾病的困擾和對死亡的恐懼。伴隨人類歷史的演進,總會有新的疾病和新的種類的死亡與人類同行;這是人類無法躲避的命定的生存困境。托爾斯泰曾說:沒有上帝,任何行為都是合法的。實際上,對大眾而言,沒有疾病和死亡,任何行為都是合法的!歌德曾說:永恒的女性引人飛升。而實際上,持續不斷的新的疾病和死亡引人升騰!敦促人類不得不關注人類自身行為的過程和結果的正當性,這是所有時代的人類整體唯一合理的救贖之路!
社會學研究7京99~105C4社會學方文19991999資本主義精神和體制的逐步完善催發了大眾時代的孕育和生成,而導源于古希臘的自然秩序的觀念在其中也扮演了同等重要的角色。大眾時代的“擬像秩序”的基本特征在于“能指”蛻變為“能指的自我指涉體系”。符號消費因此成為大眾時代基本的生活風格和生存體驗。論文最后展示了大眾時代的大眾其自我救贖的幾種可能的途徑。本文的寫作和修改受惠于周星先生、 葉啟政先生,謹些致謝。作者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博士 作者:社會學研究7京99~105C4社會學方文19991999資本主義精神和體制的逐步完善催發了大眾時代的孕育和生成,而導源于古希臘的自然秩序的觀念在其中也扮演了同等重要的角色。大眾時代的“擬像秩序”的基本特征在于“能指”蛻變為“能指的自我指涉體系”。符號消費因此成為大眾時代基本的生活風格和生存體驗。論文最后展示了大眾時代的大眾其自我救贖的幾種可能的途徑。本文的寫作和修改受惠于周星先生、 葉啟政先生,謹些致謝。
2013-09-10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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