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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崛起與國際秩序
大國崛起與國際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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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秩序是國際社會各主要行為體尤其是大國之間權力分配、利益分配、觀念分配的 結果,大國對國際秩序的影響是巨大的,大國崛起必然沖擊既有的國際秩序建構。因此 ,國際秩序建設是任何一個大國外交必須回答的問題,更是崛起大國必須嚴肅對待的重 大議題。
    本文從歷史角度研究大國崛起與國際秩序之間的關系,首先剖析秩序、國際秩序、世 界秩序等基本概念,指出國際秩序的主要因素在于權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觀念分配;其 次,剖析大國、大國崛起與國際秩序之間的互動關系,強調大國崛起必然要觸及世界秩 序這一重大議題;最后,從以上研究引申出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可以采取的基本策略。
        國際秩序的命題
    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指出,秩序(Order)指的是導致某種特定結果的格局,一 種旨在實現特定目標或價值的社會生活安排。(注: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1.)國際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指的是國際行為的格局或布局,它 追求的是國家社會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標,包括維持國際體系和國家社會本身的生存 、維護國家的獨立或外部主權、維護和平等。國際秩序多指國家間秩序,而世界秩序(World Order)所關注的不僅是國際秩序,而且包括國家內部的國內秩序以及涵蓋了國家 體系(A System of States)的世界政治體系的秩序。(注: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pp.16—20.)國際秩序與世界秩序的差別在于,前者是由國家構成 的秩序,后者強調其他行為體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認為,世界秩序是國家間建立和睦關系的一種理想化模式,是國家間友好共處 的重要條件和規范行為的規章準則,是合理解決爭端沖突、開展國際合作以求共同發展 的有效手段和有序狀態。(注:Stanley Hoffman,Primacy or World Order: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78),pp .180—190.)世界秩序是延續人類社會生活主要目的的安排,因此將是一個持續的發展 過程,沒有終點。全球秩序(Global Order)則是更為寬泛的概念,它不僅包含著國際秩 序、世界秩序所關涉的范圍,亦將環境等低度政治(Low Politics)層面納入其范疇,進 一步將國際治理概念貫穿其中,強調秩序的整體性、全球性、復合相互依賴等特征。鑒 于當前以及在可預見的將來國際社會仍處于民族國家時代,我們的分析都是以國際秩序 為出發點的。然而,在經濟全球化的強烈沖擊之下,全球治理的趨勢正在顯現,將世界 秩序乃至全球秩序作為分析的依歸也是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實際上,關于秩序的既有 分析多是將國際秩序與世界秩序一并研究,并未著意探究二者的不同。有必要指出的是 ,由于各國都生活在民族國家體制之中,大戰之后建立的秩序一般也是國際(國家間)秩 序,而不是世界秩序。(注:龐中英:《為新世紀開太平?——關于世界秩序問題的思考 》,載《國際經濟評論》2001年第11—12期,第29—31頁。)
    根據既有的理解,國際秩序包含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國際秩序是某一時段各 主要行為體基于實力造就的格局,是“全球體系中的政治經濟結構與管理機制”。(注 :朱云漢:《中國人與21世紀世界秩序》,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年第10期,第54 —59頁。)換言之,國際秩序是建立在各行為體尤其是主要國家力量對比基礎之上的。 國際秩序是權力分配的結果。第二,國際秩序是某一時期國際社會各行為體圍繞一定的 目標,在利益基礎之上相互作用、相互斗爭而確立的國際行為規則和保障機制。也就是 說,國際秩序是國家間尤其是大國之間利益分配的結果。第三,一定時期的國際秩序是 否穩定,往往取決于主要大國在核心觀念上能否達成和保持一致、默契或必要的妥協。 (注:關于觀念在國際體系中的作用,參見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67頁。)換言之,國際體系內的觀念分配將是決定國際 秩序能否建立、可否保持穩定的關鍵性變量。第四,國際秩序指的是國際社會中的主權 國家、國家集團和國際組織等行為體按照某種原則、規范、目標和手段來處理彼此間的 關系,以及所建立或維系的某種國際政治經濟運行機制和整體態勢。也就是說,國際機 制是建構和維持國際秩序的決定性變量。綜上所述,作者認為,國際秩序是國際社會中 主要行為體尤其是大國權力分配、利益分配、觀念分配的結果,而其主要表現形式就是 全球性國際機制的創立與運行。
    基于以上認識,我們可以說,國際秩序是一種國際公共物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它由各主要行為體尤其是大國提供,又體現并導致了大國之間的合作與沖突。 國際秩序之爭,實質上是權力、利益之爭,又主要表現為觀念之爭、國際機制之爭。鑒 于大國實力的此消彼長是一種歷史規律,在實力基礎上的利益分配、觀念分配以及反映 三種分配結構與進程(Process)的國際機制也將處于變動不居的狀態之中,國際秩序是 一個動態的概念,變革性是其本質特征之一。另一方面,權力結構、利益結構、觀念結 構、國際機制又存在某種程度的穩定性,乃至滯后性。新舊秩序的轉換將是一個長期的 過程。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進程與速度取決于實力對比的變化,而后者并不會迅速沖擊 到既有的結構和機制,國際秩序處于這些結構與機制的頂端,故而滯后性也被視為國際 秩序的基本特征之一。
    全球性國際秩序第一次出現于20世紀初,以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確立為標志;第二 個全球性國際秩序則醞釀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以雅爾塔體系的確立以及聯合國、世 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貿總協定等的建立為標志;第三次建立全球性國際秩序 的努力則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冷戰結束為標志,目前仍屬方興未艾。當 前,國際秩序處于轉型和變革時期,關于如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建立什么樣的國 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探討亦可謂如火如荼。國際秩序成為當前處理國際關系的重大議題, 不容繞過。
    博贊(Barry Buzan)在分析當代國際秩序的變革時,強調了如下因素的重要性:其一, 大國戰爭表面上的結束;其二,經濟體系巨大、持續的影響力的出現;二者結合起來, 導致一種成分的變革,即“從軍事—政治過程向經濟過程的轉變是能夠穩定體系之相互 影響的主要形式”;其三,環境作為一個關鍵變量的出現。他指出,全球性市場的強化 必然伴隨著國際社會的強化,并帶來規則、規范和制度在更大范圍內平穩地擴展或強行 擴張,尤其是在經濟方面。(注:巴利·博贊:《世界秩序:舊與新》,載《史學集刊 》2000年第1期,第1—12頁。)鑒于權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眾多權力中心擴散,(注: 羅伯特·吉爾平:《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 ,第238頁。)更有人津津樂道于以全球治理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即將來臨。
    然而,經濟、技術和其他發展雖然使世界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卻并沒有改變 國際關系的本質。(注:羅伯特·吉爾平:《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第210頁。) 舊的國際格局解體,使得原有的國際秩序已經發生了動搖。但是,國際新格局的建立需 要時間,在當前的和平條件下發生這種轉變更需要時間。新的格局要經過各種力量的長 時間的重新劃分、組合才能夠最后形成。與此相對應,新秩序的建立絕非一朝一夕。
    恰如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指出的,大家現在津津樂道的世界新秩序,既 不新,亦非全球規模,更無秩序可言。(注:Robert Keohane,“Hobbes’s Dilemma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n Hans-Henrik Holm and Georg Sorensen eds.,Whose World Order?Uneven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Boulder:Westview Press,1995 ),pp.165—186.)相比而言,對冷戰結束以及全球化影響的關注更有可能帶來實際成效 。全球化意味著,經濟、環境和社會聯系網絡的出現及其密集化帶來世界規模的距離減 縮。全球化出現于19世紀的后半葉,最近全球化進程發展強勁,但遠未完成。我們生活 在一個局部全球化的世界(A Partially Globlized World)之中。(注:Robert Keohane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March 2001,pp.1—13.)全球化與冷戰結束造就了世界政治的新形勢,國際制度 成為主要國家政治、軍事和經濟政策的核心。(注:Robert Keohane,“Hobbes’s Dilemma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pp.165—186.)全球化向我們提出的挑戰是,如何為一個具 有空前規模和多樣性的政體設計有效的制度。如果能夠設計出良好的全球制度,它們必 將促進人類福祉。但如果我們把事情搞糟,其結果將是災難性的。但是,需要記住的是 ,理想的國際制度永遠不會出現。(注:Robert Keohane,“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pp.1—13.)
    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是人類福祉之所系,這一使命的立意之高不容非議。然 而,對照當前的國際現實,此類國際秩序的建立絕非一朝一夕之功,如何通過可行途徑 逐步實現這一理想,確實值得我們探討。
        大國崛起與國際秩序
    德國歷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指出,如果一個國家能夠抵制其他國家的威脅 ,甚至不怕所有其他國家聯合起來對付自己,那么這個國家就是一個大國。(注:T.von  Laue Ranke,The Formative Year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0), p.203.)大國在某一區域內或世界范圍內有較廣泛的國外政治、經濟和戰略利益,擁有 足夠的綜合國力,平時能夠有效地維護這些利益,戰時則能夠或通常能夠抵御至少其他 兩個區域性或世界性大國的聯合力量,一般來說被別國認為有權利處理本區域或世界范 圍內所有重大國際問題和足以影響其他多國安全的國內問題,通常與本區域內和世界上 其他大國有起碼的共同利益、共同規范和共同國際運作機制。國際秩序是國際社會各主 要行為體尤其是大國權力分配、利益分配、觀念分配的結果。因此,大國對國際秩序的 影響必然是巨大的。布爾指出,大國之所以能夠影響國際秩序,只是因為構成國際體系 的國家所擁有的權力是不平等的,國家權力的不平等使得國際關系格局簡單化,大國也 可能采取有助于維持或損害國際秩序的政策。布爾通過分析發現,大國所維持的國際秩 序在整個國際社會得到了廣泛的支持,然而,大國總是面臨著如何讓其他國家認可自己 在國際體系中發揮特殊作用這個問題。鑒于此,大國必須避免將自己的特殊地位正式化 和明確化,努力避免采取引人注目的破壞秩序的行為,必須滿足世界上某些公正變革的 要求,必須與二流強國協調維持區域均勢。(注: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pp.199—222.)
    然而,布爾在分析大國與國際秩序的關系時,似乎是將它們置于靜態觀照之下,忽略 了大國興衰的歷史規律。(注:關于大國興衰的歷史分析,可參見保羅·肯尼迪:《大 國的興衰》,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年。)世界秩序之爭,體現的是大國競爭的 歷史。20世紀是國家秩序和國際秩序變動極為頻繁的世紀,在這百年之中,關于秩序問 題的斗爭從未停歇。可以說,20世紀的國際關系歷程就是建立什么樣的國際秩序的歷史 ,是大國興衰與國際秩序互動的歷史,更集中體現了大國崛起與國際秩序的互動關系。 以下,筆者將以大國興衰為主線,概述國際秩序的歷史進程,并預測其發展趨勢。
    縱觀古代歷史,沒有一個國家擁有統馭世界的力量、影響力或遍及世界的利益,也沒 有一種國際體系曾經達到全球規模,幾個區域性國際體系是并存的。真正全球性體系的 出現有賴于地理大發現。15、16世紀始,歐洲列強篳路藍縷,開創了穩定的全球航海體 系以及隨之而來的全球規模的貿易體系,到19世紀中葉,當中國也被殖民體系所觸及之 際,一個全球性國際體系產生了。工業革命、運輸革命(鐵路革命、海洋革命)、通訊革 命(電報、無線電通訊)等相繼而來,體系內部聯系的緊密最終造就了一個全球性的國際 經濟秩序。政治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的簽署承認了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 為日后建立的國際政治秩序奠定了最原始的政治基礎。
    國際秩序伴隨著民族國家而出現。從國際秩序的角度看,以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為開端 的傳統國際秩序有如下特征:第一,世界由主權國家組成,主權國家不承認任何更高的 權威;第二,立法與司法以及解決爭端的主動權通常掌握在各個國家手中;第三,國際 法的目的是確立國家之間和平共處的最低限度原則;第四,對逾越國界的不正當行為的 反應是國家自己的事務;第五,所有國家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第六,國家之間的爭端 常常以武力的方式解決,國際法中幾乎不存在對武力運用的限制;第七,對國家自由的 限制被降到最低限度。(注:David Held et al.,Global Transformation:Politics,Economics and Culture(London:Polity Press,1999),pp.37—38.)這一傳統國際秩序 是內外有別的:即歐洲國家之間應用的原則、規則與歐洲國家—歐洲外國家的關系是不 同的,前者被視為區域社會,而后者是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關系。(注: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pp.8—20.)應該說,這種以歐洲為代表的國家社會(Society of States)為一方,以大批歐洲之外的落后國家和地區為一方的世界秩序是1648年威斯特 伐利亞條約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結束國際秩序的基本特征。(注:李強:《全 球化、主權國家與世界政治秩序》,載《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2期,第13—24頁。)
    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國際分工的完成、世界市場和世界貨幣體系的出現、殖民 體系的建立為主要標志,一個世界性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形成了。在這個體系中,歐洲 列強轉型為現代民族國家,各自擁有了保護自己不受侵略威脅和對外進行殖民擴張的實 力與強烈意愿。大英帝國居于世界霸主地位,同時美國崛起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日本 也通過明治維新成功崛起為亞洲強國。19世紀最為突出的現象就是,德國通過統一實現 崛起,并成為這一體系的挑戰性力量。這些強國之間戰爭互動的結果就是第一個全球性 國際秩序的出現。它以國際聯盟的建立為依托,以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確立為標志。 可以說,這一全球性國際秩序的確立是20世紀第一次新秩序的訴求。一方面,它是理想 主義思想的實踐成果,代表了尋求世界和平的持久努力;另一方面,它是歐洲國際秩序 向全球擴張的延續,是資本主義國家建立的國家間秩序向全球的延續,始終帶著濃厚的 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色彩。
    鑒于凡爾賽—華盛頓秩序的分贓性質及其內在的不平等性,該秩序的不穩定是必然的 。隨著20世紀20、30年代德國的重新崛起和德、日、意法西斯主義思想的泛濫,沖擊該 秩序的力量和意愿已經磨刀霍霍,一場新的世界大戰不可避免。期間突出的現象是,美 國具有了世界霸主的實力,卻拒絕承担世界霸主的責任,而是伺機攫取世界性利益;社 會主義蘇聯崛起成為列強縱橫捭闔、準備戰爭的最佳借口。因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既是 世界人民與法西斯主義的決戰,也代表了資本主義試圖利用法西斯主義消滅社會主義的 努力。戰爭的結果是,法西斯主義被消滅了,而社會主義蘇聯卻更為壯大,這似乎成了 如何建立國際新秩序的一個難題。
    二戰結束前后各大國建立國際秩序的努力代表了20世紀第二次新秩序的訴求。各大國 遵循實力原則和利益原則,以劃分勢力范圍的形式,建立了具有強烈地緣政治色彩的雅 爾塔秩序。這一國際秩序與過去相比有了巨大的進步,凝聚著世界人民與法西斯極端統 治浴血奮戰的成果,并增添了社會主義的色彩。(注:蔡拓:《關于建立國際新秩序的 幾點思索》,載《南開學報》1994年第3期,第14—19、45頁。)其進步性體現在,政治 上所創立的聯合國確認了國家主權平等、民族自決等機制性原則,經濟上所創立的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等代表了促進全球經濟發展的愿望和努力。該國 際秩序是威斯特伐利亞秩序向全球的延伸,主權平等原則成為世界通行的原則(而不再 是歐洲國家的特權),將主權平等原則寫入《聯合國憲章》是國際秩序上的重要里程碑 。但是,該秩序并沒有擺脫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陰影,其主要表現就是蘇美爭霸兩極 格局的出現,導致世界陷入冷戰泥潭達數十年之久。
    從某種意義上講,現行國際秩序帶有歷史包袱是必然的,其不平等性早在一個世紀之 前已經造就,這一秩序因而被稱為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國際經濟舊秩序指的是以發達 資本主義國家剝削和掠奪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國家為特征的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包 括以不合理的國際分工為基礎的國際生產秩序,以不平等交換為特征的國際貿易秩序, 以壟斷為基礎的國際金融秩序等。國際政治舊秩序指的是以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為特征 的國際政治秩序。
    但是,在看到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缺陷的同時,我們也要意識到其發生的內在變革。 從根本上看,這種變革來源于經濟和技術的發展。全球不同地區、不同社會的發展有快 有慢,不僅取決于技術、生產和貿易的變化方式,而且取決于對增加生產與財富的新方 式的接受能力。當世界上某些地區進步的時候,其他地區就在相對地或(有時)絕對地落 后了。(注: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年,第538 頁。)信息革命是世界變革的決定性力量,迅速改變了國際競爭力的對比狀況,進一步 拉大了國家之間的巨大差距,同時改變了戰爭乃至國家安全的形態,對未來國際秩序有 著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另一方面,持續的經濟增長和世界市場經濟已經緩和了國際關 系。在當今時代,國家最經常的是通過經濟效率、合作和國際分工獲得更多的收益,而 不是通過戰爭、帝國主義和排他性的經濟形式。(注:羅伯特·吉爾平:《世界政治中 的戰爭與變革》,第216頁。)但是,經濟相互依賴和相互獲益前景的發展還沒有消除國 家之間的競爭和不信任,貿易并不總是一種維護和平的力量。此外,一些國家的富裕和 大多數人的貧困造成了世界的巨大鴻溝,成為造成不和的新力量。(注:羅伯特·吉爾 平:《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第216—218頁。)當然,這個過程也是全球性問題 ——南北差距問題、環境污染問題、國際恐怖主義問題等——進一步突出的時代,而國 際秩序的觀念、國際機制亦在逐步變革中。
    首先,構成國際秩序基礎的實力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注:1971年7月6日,美國總 統尼克松發表演講指出,世界告別了美國占主導作用的時代而進入了一個多極外交的新 時代,世界有美國、蘇聯、歐洲、日本、中國等五大力量中心。這一認識深具遠見。參 見王繩祖主編:《國際關系史》(第十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第5頁。) 美國的實力曾經起伏,但一直穩居綜合國力最強國。其他西方國家的實力變化巨大,德 國重新崛起并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強國,其他歐洲傳統大國的實力不可避免地衰落,歐 洲聯合進程逐步開啟與加速,成為區域主義加速發展的先鋒。日本也在冷戰的夾縫中重 新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甚至在20世紀80年代一度有購買美國和成為世界第 一的跡象。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成立以來,綜合國力一直在上升之中,特別是1978年改革 開放至今,綜合國力提高之快為諸大國之最。(注:參見胡鞍鋼、門洪華:《中美印日 俄有形戰略資源比較——兼論旨在富國強民的中國大戰略》,載《戰略與管理》2002年 第2期,第26—42頁。)此外,20世紀60、70年代,第三世界崛起為重要的政治力量,并 提出了改革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要求。實力對比是利益、觀念和國際機制發生變化的先 導。其次,隨著實力格局的變化,各國提出了相應的利益要求,利益格局也出現了巨大 變革,這不僅體現在南北之間的利益沖突,也體現在北方國家內部美日歐之間的利益矛 盾更為深化。其三,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和復合相互依賴的加深,國際合作成為主導性國 際行為,而全球治理等新觀念逐步深入人心,構成國際秩序的主導觀念也在悄然變更。 當今世界正在發生持續的變革,國家中心地位日益被全球化和分散化的力量所侵蝕,國 際體系進一步體現出復合相互依賴的特征。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在接受著全球化的洗禮。 全球化的經濟發展,意味著資本、資源、技術、勞務等生產要素在世界范圍內的加速流 動和優化配置,以此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當然,全球化有其內在的矛盾性和局限性。 這種局限性最重要的體現就是世界非均衡性的加速發展,即世界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各 國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注:裘元倫:《經濟全球化的局限性》,載《世界經濟》199 9年第12期。)經濟全球化在構建全球秩序中發揮著雙刃劍的功用。相互依賴導致國際競 爭沖突更加激烈,而相互依賴本身也成為制裁對方的工具。但它可能使得各國在處理沖 突時會采取明智的理性態度,用對話代替對抗,而不是簡單地訴諸武力。(注:魯品越 :《產業結構變遷與世界秩序重建——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中的世界秩序》,載《中國社 會科學》2002年第3期,第4—13頁。)其四,國際機制出現悄然變革。近代以來,特別 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國際社會一直在尋求合作,也一直有著建立超國家的世界 秩序的沖動,這種沖動導致一系列國際法和國際政治規則的出現,并建立了一系列制度 化的組織和機構。現有國際機制具有西方利益屬性,但也體現著世界人民的整體愿望。 隨著權力分散化和國際治理思想影響的擴大,隨著更多的國家參與國際機制的制定與完 善,國際機制的公正屬性也在進一步體現。
    由于以上幾個方面的變化,國際秩序之爭趨于激烈。冷戰結束之前,建立國際新秩序 的呼聲主要來自第三世界,其目標是改變在舊的國際經濟秩序中所處的不利地位,為民 族經濟的發展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其階段性成果是,1974年4月在聯合國第六屆特別 會議上,通過了《關于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和《關于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行 動綱領》,其基本原則就是在主權平等、和平共處的基礎上,建立互相合作、平等互利 的國際經濟關系。冷戰結束導致了國際實力格局的本質性變化,最為直接的因素蘇聯解 體和俄羅斯陷入低谷,而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的進一步鞏固和中國的迅速崛起這一并存現 象成為人類歷史前所未有的壯麗一幕。當然,我們也有必要提及歐洲聯合的進一步加深 、印度的崛起、日本“失去的10年”(20世紀90年代)和第三世界的進一步邊緣化等。實 力對比的變化必然帶來新的利益訴求、觀念變革及國際機制的重塑。
    國際秩序的轉換不是幾個大國就能獨斷決定的,而是合力的結果。然而,我們必須注 意到,發展中國家在冷戰結束之后對新秩序的探究進入守勢,更多地是做出被動反應。 發達國家再次成為20世紀國際新秩序第三次訴求的主角。當然,中國的積極作用也是不 容忽視的秩序建設力量。有史以來,國際秩序的轉換幾乎都是大規模戰爭的結果,戰爭 的結局也就決定了誰能獲得建立新秩序的發言權。但是,雅爾塔格局的瓦解是通過和平 方式實現的,排除了所謂“天然”的秩序代言人的存在,(注:林蘇:《國際新秩序、 世界秩序與世界新秩序》,載《教學與研究》2002年第1期,第44—49頁。)也進一步凸 現了冷戰后國際新秩序建立的復雜性。
    發達國家對現存秩序的不滿是蘇聯解體之后實力的進一步強大導致的,(注:李強:《 全球化、主權國家與世界政治秩序》,第13—24頁。)其目的之一是推翻主權平等原則 ,推行新干涉主義,恢復其傳統主導地位。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可能是冷戰結束之際最 熱衷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領導人了。布什政府正式把建立世界新秩序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 度,急于利用有利時機盡快地構筑一個確保美國領導地位的世界秩序。其基本觀點是, 美國作為世界的領袖,通過大國充分理解與合作,將威懾和懲罚侵略者的國際協約與聯 合國主持下的集體執法制度相結合,作為建立和維持世界新秩序的基本方式。歐洲國家 在冷戰結束之后表明了恢復歐洲傳統地位的強烈愿望,因而反對美國主宰國際事務的思 想,強調建立“美國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的危險性。日本強調加強其國際地位 ,提出以日美歐三極為主導建立國際新秩序的主張。美日歐國際新秩序的觀點有各自的 利益訴求,但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即建立一個以維護西方大國利益為基礎的、由西方大 國領導的、以確立西方模式、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為目標的國際秩序,并均想在建立新 秩序過程中占有主導權。
    實質上,發達國家所主張的世界新秩序是舊秩序的延續和進一步鞏固,即利用其優勢 地位,最大限度地維護自身利益,利用冷戰結束之后大多數國家尚處于轉軌時期的時機 ,力圖通過維持現存的國際規則或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國際規則,將所有國家納入其主導 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目前,國際秩序重構的實踐者也主要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兩次伊 拉克軍事行動、對南聯盟的軍事行動等國際干預都是美國戰略思維變革的實踐結果。關 于如何建立國際新秩序尚處于激烈論戰之中,美國單極霸權秩序的努力,凸現了其他大 國尤其是中國參與世界秩序建設的必要性、緊迫性。
    當前的國際秩序是一個新與舊、消極與積極并存的混雜物。從實力角度看,國家仍然 是國際秩序最核心的塑造力量,但隨著全球化的深入,權力進一步出現分散化,國家之 外的其他國際行為體有了更多參與國際秩序的能力、機遇。如基辛格指出的,“未來的 世界新秩序會體現出相互矛盾的特點,一方面越來越分散,一方面又越來越全球化。在 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上,這個新秩序會更加接近18、19世紀的歐洲民族國家體系”。(注 :基辛格:《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747頁。)約瑟夫·奈認為,世 界秩序的模式有回復到兩極(美俄)、多極世界(美日歐俄中)、三大經濟集團(北美、西 歐、東北亞)、單極霸權(美國)、單極指導下的多層次相互依賴等幾種,而第五種最有 可能成為現實。(注:約瑟夫·奈:《理解國際沖突:理論與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332—341頁。)這種變化必然體現在利益訴求的多元化,全球利益也會得 到更多的關注。與此相適應,構成國際秩序的基本觀念也在變革之中,相互依賴觀念、 國際治理觀念、國際合作理念、國際關系民主化理念等得到了進一步的確認。從國際機 制的角度看,盡管國際機制在趨向維護普遍性利益,但現有的國際機制體系是美國主導 建立的,有著不公正、不平等、欠穩定等特點,在這種局面下形成的必然是局部全球化 世界,而不是全球性秩序。(注:Robert Keohane,“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pp.1—13.)而且,國際機制和規則滯后于全球化的發展,現有國 際機制無力承担起維護世界和平、促進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責任。當然,西方在利用國際 機制的控制重構符合其愿望的國際秩序之時,也埋下了自己逐漸受到抵制的必然結果。 為推動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國際機制,西方國家表面上承認所有國家一律享有平等發言 權的原則,而隨著發展中國家力量的壯大,它們的發言權和參與決策權也將越來越大。 在全球新秩序建設處于困難轉型之際,區域秩序的建設卻取得了長足進步,尤其是隨著 國際合作的進一步深化,歐洲區域秩序建設似乎體現了未來的發展趨勢。
    當前世界一定程度上的無序表明,完成秩序轉換將是一個艱難的過渡過程。然而,回 首20世紀的國際秩序建設,我們似乎可以說,在歷史的長河中,100年不過是一朵轉瞬 即逝的浪花;而從國際秩序的視角看,20世紀卻豎立了不容置疑的豐碑,它既承載著仁 人志士建立公正、合理國際秩序的愿望,也體現著國際秩序建設的艱辛,更重要的是展 示了國際秩序走向進步的前景。
        政策含義
    19世紀中葉之前,中國一直處于東亞相對封閉的區域秩序之中,并長期承担東亞區域 秩序塑造者的角色。之后,中國被西方的堅船利炮強行納入世界體系,開始了中國融入 國際社會的歷程。期間,中國的角色幾經變換,從身處邊緣、被動、消極參與到積極參 與、主動建構,中國與國際秩序的互動構成了一幅縱橫交織、由淡至濃的畫卷。這個過 程恰恰伴隨著中國走過百年艱辛、開始民族復興與崛起、走向現代化。同時,國際秩序 也處于擴散、完善的過程之中,逐步呈現出世界性、全球性的特征。冷戰結束以來,國 際秩序進入新的轉型時期,各主要大國、國家集團紛紛就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建設提 出了各種各樣的建議,且付諸實踐。中國的現代化進步、崛起與國際秩序的變革似乎相 約而行,這既給中國的未來發展提出了重大挑戰,也為之提供了廣闊的全球空間。從中 國歷史的角度看,這也是中國第一次有機會在構建全球秩序中發揮積極而全面的作用, 我們應該認識到,這是世界賦予中國的一個重要歷史使命。
    中國崛起已經沖擊并改變著國際實力格局、利益格局;中國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新安全觀、國際關系民主化、文明多樣性等也成為影響國際秩序變革的重要觀念性因 素;隨著中國全面融入國際社會,中國不僅成為全球性國際機制的全面參與者,而且積 極參與并主導區域性國際機制的創立,中國與國際機制之間呈現出良性互動,這些都促 進了國際秩序的建設。概言之,中國的崛起必然沖擊現有的國際秩序,而現有國際秩序 恰處于轉型時期,中國崛起與國際秩序的變革幾近同步而行,中國有必要也有機遇就如 何建立國際秩序提出自己的見解,力爭成為未來國際秩序的重要塑造者。
    在推動國際新秩序建立的過程中,我們應首先客觀評估現有國際秩序的利弊,認識到 在現有的以聯合國為主導的全球性機制體系中,中國在政治安全方面占據較明顯的有利 地位,經濟方面也越來越利大于弊。現有國際秩序對中國而言也是雙刃劍:隨著中國全 面參與國際社會,它促進了中國實力的增長和利益的維護;由于現有國際秩序是固有權 力、利益格局的產物,它也對中國的實力增長和利益拓展構成了限制。中國推動建立國 際新秩序,既是為了促進自身實力的進一步增長和國家戰略利益的進一步拓展,也是為 了促進全人類的福祉。鑒于中國正處于崛起過程之中,中國應積極而不失穩健,以建設 性、合作、可預期的姿態推動國際新秩序的建立,以引導國際秩序的變革方向為主導目 標,在具體部署上,強調在全球層面上倡導新安全觀,強化共同安全規范與制度保障; 在區域層面上,積極促進區域塑造能力,構建區域新秩序,為國際新秩序的建立創建區 域基礎、提供可借鑒的范式。當然,建立新秩序是系統工程,需要綜合考慮,從雙邊到 多邊、地區到全球等逐步推進。具體地說,要強調實力提高與利益拓展是中國積極參與 國際秩序建設的基礎;強調觀念因素對國際秩序建設的重要作用,繼續在國際秩序的主 流觀念方面做出貢獻;強調國際機制對國際秩序建設的作用,以完善全球性國際制度的 基本規則為著眼點,積極主動地倡議或主導國際機制的修改、完善和新機制的制定,提 高議程創設能力,成為全球規則的參與者和主要制定者,以機制建設促進國際秩序的建 設;強調充分發揮聯合國的作用,同時通過改革使之成為未來國際秩序的調節和保障運 行機制;在國際秩序建設的步驟上,強調以區域秩序的建設為基點,在自己利益攸關的 地區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礎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區秩序,在建設性的 互動過程中消除長期積累起來的隔閡和積怨,探索并逐步確立國家間關系和國際關系的 新準則;承担大國責任,樹立積極的、負責任的、建設性的、可預期的國際秩序塑造者 形象。
    
    
   國際政治研究京133~142D7國際政治門洪華20042004本文從歷史角度研究國際秩序內涵、大國崛起與國際秩序之間的關系,并從中引申出 政策含義。本文的主要觀點是:國際秩序是大國之間權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觀念分配的 結果;國際秩序之爭,實質上是權力、利益之爭,又主要表現為觀念之爭、國際機制之 爭;大國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巨大,大國崛起必然沖擊既有的國際秩序,帶動國際秩序的 變革;20世紀的國際關系集中體現了大國崛起與國際秩序的互動關系,出現了三次建立 國際新秩序的訴求,每次都比前者進一步推動了國際社會的進步;當前國際秩序新與舊 、消極與積極并存,正處于轉型期。大國/大國崛起/國際秩序本文系教育部重大課題“轉型時代——1991年以來的俄羅斯社會轉型與對外關系”( 項目編號:2000ZDXMGJW005)的階段性成果。沈門洪華,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教授。(郵政編碼:100091) 作者:國際政治研究京133~142D7國際政治門洪華20042004本文從歷史角度研究國際秩序內涵、大國崛起與國際秩序之間的關系,并從中引申出 政策含義。本文的主要觀點是:國際秩序是大國之間權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觀念分配的 結果;國際秩序之爭,實質上是權力、利益之爭,又主要表現為觀念之爭、國際機制之 爭;大國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巨大,大國崛起必然沖擊既有的國際秩序,帶動國際秩序的 變革;20世紀的國際關系集中體現了大國崛起與國際秩序的互動關系,出現了三次建立 國際新秩序的訴求,每次都比前者進一步推動了國際社會的進步;當前國際秩序新與舊 、消極與積極并存,正處于轉型期。大國/大國崛起/國際秩序本文系教育部重大課題“轉型時代——1991年以來的俄羅斯社會轉型與對外關系”( 項目編號:2000ZDXMGJW005)的階段性成果。
2013-09-10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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