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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巴黎公社幾個問題的商榷
對巴黎公社幾個問題的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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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巴黎公社史,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隨著國內外研究巴黎公社史的進展,各種有關公社史著述的出版,對公社的某些問題或某些方面原有的論述和觀點,就有必要加以探討,以求得共識。本文就公社史中的幾個重要問題,即如何評價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央委員會)在1871年3月18日起義中的作用、 中央委員會在公社委員會時期起了何種作用、公社為何未能與農民結成同盟,提出商榷意見。
      一、如何評價中央委員會在3月18日起義中的作用?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人民爆發了自發的起義, 旋即取得勝利,政權轉到了中央委員會手中。在這場自發地爆發的,被馬克思稱為“3月18日的光榮革命”(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48頁。),被列寧稱為“巴黎居民舉行3月18 日的革命”(注:《列寧全集》第17卷,第121頁。)中,中央委員會起了何種作用呢? 有一種看法認為:“說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加強了人民運動的自覺性和組織性,對此不能不打很大折扣和作根本保留。”(注:蘇聯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1871年巴黎公社史》上冊,重慶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頁。 )這種看法值得商榷。
  為了對這個問題展開討論,就很有必要先簡述一下中央委員會是怎樣建立起來的,3月18日起義是如何自發地爆發的, 中央委員會又是如何介入起義而使它奪取了政權的,從而對它在起義中的作用,作出應有的評價。
  國民自衛軍在第二帝國時期共有60營,每營約1千人, 主要由資產階級成員組成。1870年9月4日革命推翻第二帝國統治之后,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內政部長甘必大,在工人的強大壓力下,在9月6日發布擴建國民自衛軍的通報,答應除原有的60營國民自衛軍之外,在兩天之內再建60營,每營1500人。但是,工人在一個星期之內總共建立了194營, 每營人數不等,每營約2千人左右。10月30日, 《戰斗報》號召國民自衛軍進行改組,建立中央委員會,但未成功。到了1871年2月15日, 國民自衛軍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巴黎沃克斯霍爾大廳召開,籌備建立中央委員會。出席大會的有260營中的250營的士兵和軍官代表3千人。 大會選出一個起草國民自衛軍章程的起草委員會,即臨時中央委員會,由各區即每營派代表一人組成。2月24日,國民自衛軍第二次大會召開,出席代表2千人。大會宣讀了國民自衛軍組織章程。大會通過的一項決議宣稱:反對解除國民自衛軍武裝;一旦德軍侵入巴黎將堅決抵抗;國民自衛軍只承認中央委員會所委派的將領。3月15日,國民自衛軍改組宣告完成,“把最高指揮權交由各連代表——大多數是工人——組成的中央委員會”(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33頁。)。3月18日起義前,已選出的委員只有20人(全部選齊應為66人)。這次選舉顯示了充分的民主。馬克思說:“從來還沒有過在選拔上進行得這樣認真仔細的選舉,也從來沒有過這樣充分地代表著選舉他們的群眾的代表。”(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83頁。)中央委員會發出號召,警惕敵人的挑釁,為建立“民主社會共和國”而斗爭。它已成為一個代表全巴黎有生力量而與梯也爾反動政府相對立的政府。它實際上成為一切反對梯也爾政府反動政策的力量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巴黎已形成了兩個政權同時并存的局面。但是,中央委員會在政治上較為麻庳,在軍事上較為被動,對梯也爾政府準備發動內戰的種種挑釁,只采取單純防御立場,沒有積極地準備起義。
   然而,梯也爾政府的反革命挑釁愈來愈猖狂,愈來愈陰險毒辣。3月15日,“地主議會”——國民議會通過一個包藏禍心的決議:沒收國民自衛軍的大炮。梯也爾政府立即著手實施這一決議的軍事部署,以解除國民自衛軍的武裝。這樣,“凡爾賽資產階級流氓……給巴黎人提出二者擇一的辦法,或者繼續戰斗,或者不戰而降。”(注:馬克思:《致庫格曼書信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0頁。)但是, 中央委員會仍然保持純粹防御立場,對敵人已磨刀霍霍挑動內戰,只抱著厭惡的態度,而沒有作起義的準備。
  于是,梯也爾政府就決定先下手為強。3月15日, 梯也爾來到巴黎,加緊調集生力軍和精銳部隊進入首都。3月17日, 陸續到達巴黎的政府軍約3萬人。當晚, 梯也爾親自主持的軍事會議作出決定:奪取國民自衛軍停放在蒙馬特爾高地的171門大炮、比尤特——梭蒙高地的52 門大炮;動員首都的一切軍事力量去解散中央委員會,并逮捕其成員;取締一切革命組織,并且逐戶搜查,逮捕其首要成員。當晚兩點鐘(18日凌晨2時),梯也爾拔劍出鞘,命令軍隊開始行動。 巴黎城內到處張貼嚴懲中央委員會的布告:“政府已決定采取行動。擅自企圖建立政府的罪犯必須依法究辦,被奪去的大炮必須交還軍械庫。”(注:馬克思:《關于巴黎公社報刊消息摘錄》,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9頁。)凌晨3點鐘,巴黎總督兼首都部隊司令官維努亞率領的警察部隊和第88 團正規軍,偷襲蒙巴特爾高地國民自衛軍大炮陣地,向哨兵開了槍。槍聲就成為激發人民群眾在3月18日清晨自發起義的信號。清晨5時,蒙馬特爾上空響起警報,拿起武器的國民自衛軍和人民群眾,包括婦女和兒童,從四面八方奔向大炮陣地,緊緊地包圍了正在那里企圖把大炮拖走的政府軍。利沙加勒寫道:“婦女們像在我們偉大的時代里一樣,走在前面。……婦女們已經在圍城時期鍛煉得像鋼鐵一樣。他們經受了加倍的貧困的痛苦,并不等男人先動手。”(注:利沙加勒:《1871年公社史》,三聯書店1962年版,第89頁。)婦女們對政府軍開展政治攻勢,責斥反動軍官,并且教育士兵說:“好啊!你們為人民的敵人效勞,你們是人民的兒子,難道你們甘當壓迫你們的人手中的工具嗎?難道你們為膽小鬼效勞而不感到羞恥嗎?”(注:馬克思:《關于巴黎公社報刊消息摘錄》,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34頁。 )這種政治攻勢產生了神奇的效果。“士兵們明白了這些責難,于是都槍口朝下。人們歡呼起來……士兵們和國民自衛軍戰士們擁抱在一起了。”(注:馬克思:《關于巴黎公社報刊消息摘錄》,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34頁。 )反動軍官勒康特幾次下令士兵向群眾開槍,但士兵拒絕執行命令,他們掉轉槍頭,逮捕了勒康特。“所有常備軍與士兵把槍托高舉到空中,和起義者攜起手來。”(注:馬克思:《關于巴黎公社報刊消息摘錄》,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0頁。)大部分政府軍轉到起義人民方面,梯也爾政府的奪取國民自衛軍大炮,并解除其武裝的反革命陰謀失敗了。3 月18日巴黎人民的自發起旗開得勝。
  但是,中央委員會對此竟然毫無察覺。3月17日晚, 與梯也爾召開軍事會議的同一時間,中央委員會也在巴法魯亞街的一所學校里舉行會議,一直到18日凌晨3時半。散會時還約定第二天晚上11時繼續開會。他們對當晚巴黎發生的事變毫無知曉。許多中央委員直到18日早上8 時才被國民自衛軍的鼓聲驚醒。他們看到街上張貼的政府布告,才知道巴黎發生的事情。
  有一種看法認為,3月18日清晨,“當群眾自發地擁向街頭, 圍住士兵并開始同他們聯歡的時候,中央委員會便開始動員自己的武裝力量,從早晨起,中央委員會已經作為軍事組織而發揮作用,并向各營發布指示。”(注:凱爾仁策夫:《巴黎公社史》,三聯書店1961年版,第276頁。)這種看法未免夸大了,不符合歷史真實。 根據中央委員會委員布爾西埃在回憶錄中所寫,其真實的情況是這樣:“你知道,18日清晨,巴黎是怎樣覺醒起來的。委員會委員們從街談巷議,從官方布告,知道一些夜里所發生著的事變。至于我呢,在8時左右醒過來, 急急忙忙穿了衣服,穿過國民軍占領的巴斯提爾廣場,向巴法魯亞街走去。……約在10點半時,我到達巴法魯亞街,……那里已經集合著我們一些同志,……到了中午,大家還期待事變的發展,還沒有作出任何決定。”(注:阿·伊·莫洛克等主編:《世界近代史文獻》卷2第1分冊,高教出版社1957年版,第31—32頁。)到了下午,中央委員會舉行緊急會議,仔細研究和分析人民自發起義的情況,決定改變保守的防御立場,采取進攻的方針。它兼權熟計國民自衛軍各營攻入市中心所穿過的距離,那些可以奪到武器的地點,制訂了進攻計劃,向分散在巴黎郊區的各營發出向市中心挺進的命令。下午2時半,中央委員會“命令17 區各營立即開進巴黎,與第18區各營隊配合行動,占領旺多姆廣場”。(注:阿·伊·巴赫主編:《第一國際和巴黎公社(文件資料)》,三聯書店1977年版,第133—134頁。)命令第13區杜瓦爾所部攻占警察局,并支援向市政廳挺進的各營隊。下午3時左右,國民自衛軍各營到達市中心,并包圍了市政廳。晚上9時50分,市政廳被國民自衛軍攻占。當晚, 國民自衛軍相繼占領了陸軍部、警察局和其他政府機關,完全控制了巴黎中心區。中央委員會遷入市政廳。這樣,“3月18 日光榮的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這個革命的臨時政府就是中央委員會。”(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48頁。)
  可見,3月18日起義開始時,的確是自發地爆發的, 是“被迫進行”(注:《列寧全集》第25卷,第400頁。)的, 是巴黎居民對梯也爾政府軍偷襲蒙巴特爾高地的反革命挑釁的直接回答。中央委員會不是這次起義的倡導者,事先也沒有組織起義的準備。所以,列寧說:“公社是自發地產生的,誰也沒有意識和有計劃地準備它。”(注:《列寧全集》第17卷,第121頁。)但是,應該看到, 中央委員會當天下午介入起義之后,就為起義注入了自覺的因素,并且使起義在凱歌行進的過程中,其自覺性和組織性逐步得到加強,從而把這次起義引向奪取政權,為實現無產階級的解放而斗爭。不應該說從3月18 日“早晨起中央委員會已經作為軍事組織發揮作用”,因為這言之過早;也不應孤立地、靜止地去看待3月18日起義的自發性, 把它的爆發看成是與中央委員會完全無關的。應該看到,全部巴黎革命的有生力量以中央委員會為代表,這是3月18日起義的導因和起點。這次起義雖然只是到了3月18日才取得勝利,但它不是從這一天,而是從中央委員會組成的那一天就開始的。中央委員會領導的國民自衛軍在那時已經“實際統治著巴黎”(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82頁。), “中央委員會一直是首都的人民政府”(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33頁。)。它的強大的政治影響是普遍的、深入人心的。3月18 日清晨巴黎人民自發的起義的爆發,就是在中央委員會強大政治影響下促成的。所以,馬克思指出:“由國民自衛軍大多數戰斗營選出的20位代表組成中央委員會,正是它在3月18 日掀起了本世紀最偉大的革命”(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83頁。)。中央委員會“在3月18日清晨成為革命的領導者”(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33頁。)。 又說:“巴黎的起義完全是由巴黎工人發動的。最有才能的工人必然成為這一起義的領袖和組織者。”(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82頁。 )恩格斯談到這次巴黎工人起義時也說:“他們比過去所有一切起義中都組織得好得多”(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 卷, 第673頁。)。因此,3月18日起義從自發地爆發,走向勝利地奪取了政權,這是在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下,起義的自覺性和組織性得到逐步加強的重要標志。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奪取國家政權問題。任何始終是自發的起義不可能奪得政權。3月18 日起義既然得到了有組織的軍事機關中央委員會的領導,并且立即建立了新的政權,就把自發起義的群眾的歷史主動性,提高到一定程度的自覺性;把這次起義的散漫性,提高到一定程度的組織性。這是中央委員會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但是,中央委員會缺少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缺少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它的成員中雖然有16人是第一國際的會員,可是他們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它的派別成分十分復雜,包括布朗基主義者、蒲魯東主義者、新雅各賓派分子,以及“民主——社會主義”觀點的人,也還混入了保皇分子、野心家和陰謀家。他們在中央委員會中同床異夢。布朗基主義者受教于陰謀學派,習慣于密謀,追求“幾個人的專政”(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1頁。)。蒲魯東主義者醉心于巴黎自治和經濟改革, 追求“純粹的”、“無階級”的自由和諧。新雅各賓派分子一心一意繼承1789年大革命時期國民公會的傳統。這使中央委員會缺少政治上的一致性,使它不可能成為自覺的堅強的領導者,就難免犯“放棄政治”的致命錯誤:它不懂得必須“剝奪剝奪者”,沒有沒收法蘭西銀行來解決自身的財政困難,并且在經濟上解除凡爾賽政府的武裝;它未能掌握好起義這門藝術,未能乘勝追擊,直搗凡爾賽;它不懂得內戰中純軍事行動的極端重要性,對軍事斗爭未能全力以赴,反而集中全力去籌備公社選舉,浪費了時間,錯過了軍事進攻的有利時機。所以,馬克思指出:“放棄政治的做法使巴黎在3月18 日成立了一個包括波拿巴分子和陰謀家在內的專制獨裁的委員會,這些人故意把本來他們應該用來鞏固革命的革命最初幾天白白地放過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95頁。)由于中央委員會的自覺性和組織性不夠, 用列寧的話來說是,它包含了“蒲魯東主義者,布朗基主義者”,就是“無自覺性”;它“沒有沒收銀行,沒有向凡爾賽進軍”,就是“無組織性”(注:中共中央馬列著作編譯局:《馬恩列斯論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2頁。)。所以,它作為“軍事指揮機關”, 領導巴黎人民的自發起義時,只能使起義的組織性和自覺性有一定程度的加強,而不可能使起義具有高度健全的組織性和完全徹底的自覺性。這樣,中央委員會作為革命的臨時政府和接替它的公社委員會,就成為一個不完全的不鞏固的無產階級政權,只存在短暫的72天,就被反革命的凡爾賽政府打垮了。
      二、中央委員會在公社委員會時期起了何種作用?
  國外的有關專著,有一種看法認為:“在軍事方面中央委員會雖然提出了自己的種種要求,但也沒有領導公社,而是聽命于公社,協助公社進行工作……”(注:凱爾仁策夫:《巴黎公社史》,三聯書店1961年版,第285頁。)在國內,也有的專著持同出一轍的看法, 認為在公社成立之后,中央委員會“雖然提出種種越權要求,實際上仍然執行公社的命令,在一定程度上,對加強公社的軍事活動起推動和協作的作用”(注:朱庭光主編:《巴黎公社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416頁。)。這些看法是正確的嗎?是符合歷史真實的嗎? 中央委員會在軍事上對于“公社的軍事活動起推動和協作的作用”、“協助”作用,還是起了相反的作用?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深入研究中央委員會在公社時期的種種“越權”和奪權的表現,及其所造成的后果。
  在巴黎公社委員會執掌政權的3、4、5月間,中央委員會的“越權”和奪權行為是一貫的。它對公社的軍事活動所起的消極作用,愈來愈惡劣。1871年5月15日, 《社會報》發表政論家安德烈·萊奧的一篇評論寫道:“中央委員會在公社選出之后做了些什么呢?它曾經光明磊落地聲稱,它將誠心誠意地交出自己的權力,但它的言行并不一致。它同選出的政權唱對臺戲。它在國民自衛軍隊伍中播下混亂和糾紛的種子。它煽動士兵起來反對長官,煽動長官彼此互相反對。它一會兒企圖在夜間對市政當局進行攻擊,一會兒又想劫走軍團長,它想自己抓軍事管理,……中央委員會竭力要組織的只有一件事情,這就是混亂。”(注:馬克思:《關于巴黎公社報刊消息摘錄》,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40頁。)這雖有點偏激,但大致上是符合事實的。
  3月間,中央委員會越權和奪權的不軌行為已經開始暴露出來。 它造成了危及公社生存的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
  3月28日,在巴黎公社宣告成立的當天, 中央委員會鄭重地宣布:“政權移交給公社”,“奉身引退”(注:羅新璋編譯:《巴黎公社公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7頁。)。但是,它立即對這種信誓旦旦的聲明食言而肥了。它并沒有宣布解散,也沒有交出政權,而是保存自己的組織,與公社并駕齊驅。
  3月29日,公社第一次會議成立了10個委員會, 其中規定軍事委員會的職責就是“代替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注:《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1卷,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42頁。)。 但是公社的軍事委員會未能履行其職責,因為它遭到中央委員會的反對。同日,在中央委員會召開的會議上,大多數委員會要求鞏固和加強中央委員會的作用,反對公社取消中央委員會。作為中央委員會“靈魂”的莫羅提議,對公社“完全取消中央委員會”的做法必須“制止”(注:凱爾仁策夫:《巴黎公社史》,三聯書店1961年版,第374頁。)。 阿爾諾德則表示不能容忍公社軍事委員會的設立。他說:“公社不應當成立軍事委員會,不然會完全取消中央委員會的活動。”(注:凱爾仁策夫:《巴黎公社史》,三聯書店1961年版,第374頁。 )會議決議向公社遞交“申請書”,要求承認中央委員會作為一個軍事權力機關,“享有充分的自主權”(注:凱爾仁策夫:《巴黎公社史》,三聯書店1961年版,第375頁。)。這不僅僅是企圖與公社平起平坐,而且是一種力圖凌駕于公社之上的陰謀,即在內戰中,在軍事斗爭壓倒一切的情況下,公社就成了中央委員會這個軍事權力機關的附庸。
  3月30日, 中央委員會反對公社關于“公社委員會行使本區行政管理權”(注:《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1卷,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 第76頁。)的決定。其借口是公社委員已經重任在身,不應該再担任各區區政府的工作。而其狡黠意圖是限制公社在區政府中的權力,加強中央委員會控制的各區軍團委員會(由區內各營委員會選出二名代表和全體營長組成)的權力。同日,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在公社會議上聲明:中央委員會“只是國民自衛軍的主管內部事務的委員會,而絕不希望成為與公社并列的第二個政權機關”(注:《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1卷, 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59頁。)。但這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中央委員會的實際行動不僅要搞成“與公社并列的第二個政權機關”,而且還“想消滅對方”(注:《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1卷,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81頁。)。
  3月31日,中央委員會委員杜瓦爾, 在公社會議上宣讀了未經公社同意而由中央委員會擅自在3月29 日通過的《關于國民自衛軍選舉的法令》。并且沒有同任何一個公社委員打招呼,就把該法令刊登于3月 31日的《公報》上。同日,中央委員會搶先在公社軍事委員會任命埃德為軍事代表的前一天,就擅自任命克呂澤烈為軍事代表。它在致公社的正式通報中氣焰囂張地聲稱:“中央委員會派遣公民克呂澤烈將軍到陸軍部。將委托他實施改組國民自衛軍,并成立各個必要的勤務部門,以保證它們能在中央委員會領導下工作。”(注:《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1卷,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38頁。)這不僅是“越權”, 而且是圖謀把持軍事工作,奪公社執行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的軍事領導權。中央委員會的行為激起了不少公社委員的義憤,要求公社通過“中央委員會不復存在,從現在起全部政權屬于公社”(注:《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1卷,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81頁。)的決議。但是, 公社懾于中央委員會的淫威,未能通過這個決議。
  可見,中央委員會在3 月間那些冠麗堂皇的“政權移交給公社”的聲明,已經圖窮匕見了。
  4月間,中央委員會的不軌行為變本加厲。 它對公社的軍事領導權虎視眈眈,其欲逐逐:
  4月1日,中央委員會要求公社答應它“接管巴黎國民自衛軍總兵站部,并負責改組這個自衛軍機構。它將任命總司令部的參謀長”。(注:《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1卷,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98頁。 )中央委員會這種越權和伸手向公社要權的行徑,加劇了兄弟鬩墻。不少公社委員對此義憤填膺,強烈“要求制止這些侵犯行為”(注:《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1卷,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01頁。)。
  4月3—4日,中央委員會委員杜瓦爾等人, 在公社執行委員會未作出向凡爾賽進軍的決定之前,就擅自集合4萬國民自衛軍戰士, 自不量力地冒然向當時已擁有6萬人左右,裝備精良的軍隊的凡爾賽進攻。 馬克思指出:“弗路朗斯、杜瓦爾等人的進軍是背著公社發起的。”(注:馬克思:《關于巴黎公社報刊消息摘錄》,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21頁。)這種越權和弄權的嚴重錯誤,造成了出征的大挫敗, 傷亡慘重。杜瓦爾、弗路朗斯敗亡,國民自衛軍戰士除大量陣亡外,被俘者達2千人。公社的軍事斗爭形勢急轉直下,被迫轉入防御,并處于劣勢。
  4月4日,中央委員會強迫公社把總兵站部的管轄權交給了它,引起了各種關于中央委員會篡奪公社軍事領導權的議論。因此,它在4月5日發表聲明:“有人揣測我們現在希望向我們親自協助建立起來的公社索取一部分政權,這是毫無根據的。……我們最后一次聲明:我們沒有希望過,現在也沒有希望過任何政權。”(注:《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1卷,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44頁。)但是聲明只不是掩飾和欺騙。因為在同日,中央委員會就發出號召:“勞動群眾們,你們不要受騙,現在正在進行的偉大斗爭……起來吧!讓你們強有力的手把可鄙的反對派拋在腳下吧! ”(注:《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1 卷, 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45 —146頁。 )它儼然以一個權力機關自居而發號施令了。
  4月10日,中央委員會制訂了一個軍事綱領, 其中的部署是:“軍事代表領導一切軍務,但不指揮軍隊。”“中央委員會任命一位將軍担任指揮,領導作戰。”“軍事代表可以担任國民自衛軍的參謀長。”“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將屬于參謀長,并保有完全監督參謀長所決定的全部一般性措施的權力。”(注:《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1卷, 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90頁。)顯然, 中央委員會已把自己凌駕于公社軍事委員會之上了。
  4月16日,公社舉行補充選舉之后, 那些沒有被選為公社委員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如莫羅、比松、葛羅拉爾等人,更是夜郎自大,要與公社比高低。他們處心積慮要召開自己的代表大會,以“挽回中央委員會的政治作用”。他們為了奪權而到處煽風點火,興風作浪。馬克思在摘錄1871年4月16 日《國民報》報道中央委員會的消息時評論道:“中央委員會同公社并存的局面正在產生不可避免的沖突。”(注:馬克思:《關于巴黎公社報刊消息摘錄》,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66頁。)
  4月19日,莫羅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狂嚎,要向公社大興問罪之師,發動“起義”來反對公社。在另一次會議上,莫羅又口出狂言:必須向公社顯示中央委員會擁有實力,“對公社實行監督”(注:凱爾仁策夫:《巴黎公社史》,三聯書店1961年版,第379頁。)。
  4月23日,中央委員會肆無忌憚地干涉公社的軍事領導。圖爾努瓦、比松、朋奈代表中央委員會致函公社,要求“逮捕克呂澤烈”,“由全體軍事長官組成軍事委員會”(注:《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1卷, 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458頁。)。這是公然要奪取公社的軍事領導權,由中央委員會所控制的“軍事長官”,即軍團長所組成的“軍事委員會”來取代。但為了掩人耳目,也許還有點羞恥,中央委員會在函內詭稱,“該委員會在公社委員會監督下召開會議”(注:《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1卷,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458頁。)。
  中央委員會還極力削弱公社直接領導的各區區政府的權力。阻撓公社命令的執行,以便加強軍團委員會的權力。因為“軍團委員會是由中央委員會建立起來的”(注:《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1卷, 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536頁。),這就逼得公社于4月26日作出決議:必須對此“嚴加取締”(注:《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1卷,商務印書館 1961年版,第555頁。)。
  5月間,中央委員會沿著不軌行為的斜坡滑下去。它明火執仗, 迫不及待地要奪取公社的權,取而代之:
  5月1日,中央委員會致函接替克呂澤烈任軍事代表的羅謝爾,表示祝賀,并“愿意全力協助”。但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要得到的是“無限權力”。它正在策劃一個取消軍事代表而奪取其權力的新陰謀。
  5月2日,中央委員會召開軍團長會議(在全部20位軍團長中有15名出席)。在它卵翼下的軍團長的支持下,它赤膊上陣,公然向公社發出“最后通牒”:“撤銷軍事代表團”;“由整個中央委員會代替這個代表團”;“巴黎公社讓位于中央委員會”(注:《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2卷,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81—82頁。)。次日, 莫羅在日記中兇相畢露地寫道:“如果公社不同意這樣做,那么我們就要繼續前進”,“重演”“3月18日的革命”(注:《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2卷,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128頁。)。 對于中央委員會明目張膽地要顛覆公社這一嚴重事件,公社委員阿夫里阿爾評論道:“如果一個普通公民干出了中央委員會所干的這種勾當,那他早就被逮捕了。”(注:《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2卷,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89頁。)
  5月9日,中央委員會舉行會議,專門討論建立軍事專政問題。這實質上是策劃一場“軍事政變”。會上,對于是否需要建立軍事專政,誰來主持軍事專政問題,爭論激烈。莫羅說:“在某種情況下需要專政,目前正需要專政。”(注:《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2卷, 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339頁。)B·拉科爾說,專政如果來自公社則一文不值。“如果來自中央委員會,那么,它將擁有巨大的力量。”(注:《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2卷,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339頁。)奧都瓦諾說:“中央委員會應該可以任命自己的長官”。(注:《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2卷,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339頁。)其弦外之音就是主張中央委員會有權任命“專政者”。會議決議建立軍事專政,并建議由軍事代表羅謝爾担任“專政者”。會后,中央委員會派5名代表拜會羅謝爾, 請他榮登“專政者”寶座。但羅謝爾不敢接受。中央委員會策劃的這場“軍事政變”未能得逞。
  5月19日,中央委員會40名委員與公社“多數派”6名委員聯合發表告人民書,對“多數公社委員與中央委員會之間發生糾紛的謠言”,進行所謂辟謠,并且作了一番表白:“高舉公社革命旗幟的中央委員會沒有變節蛻化。”“讓猜疑和無意識的誹謗消滅吧;讓人心振奮起來,雙手拿起武器;讓我們大家為之戰斗的偉大共同事業在同盟和友好中獲得勝利吧。”(注:《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2卷,商務印書館1963 年版,第489頁。)但是,這番表白是別有用心的, 為它即將策劃的一次大叛賣作掩飾而已。
  在“五月流血周”里,在公社危在旦夕的時刻,中央委員會本應與公社同心同德,力挽狂瀾,但它卻竟然于5月24 日在《公報》發表了一個叛變性公告。它聲稱:“我們只反對一個敵人,那就是內戰。”它提出5個“可以接受的條件”,向凡爾賽反革命政府乞和:“1. 已完成自己使命的國民議會自動解散;2.公社也同樣應該自動解散;3.所謂正規軍應該撤出巴黎,……;4.由5 萬人口以上城市選出的代表組成一個臨時政府。……5.無論對國民議會的議員,還是對公社委員,都不得用鎮壓手段去報復他們在3月26日以后的一切行動。 ”(注:《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2卷,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564—565頁。 )這個變節乞降的公告,愧對在“五月流血周”里堅持戰斗的公社忠誠兒女和中央委員會那些赤膽忠心、舍生取義的委員。中央委員會臨陣脫逃,貪生怕死,乞和求饒的行徑,比之公社戰士臨危不懼,舍生忘死,寧死不屈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何其渺小,何其可鄙!這是中央委員會的歷史中最不光采的一頁。國外的巴黎公社史專著,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央委員會5 月24日的公告,是一個“妥協的綱領。對于戰斗的任何一方來說,都是不可能接受的”(注:蘇聯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1871年巴黎公社史》上冊,重慶出版社1982年版,第589頁。)。這種把屈膝乞和, 變節求饒的可恥行徑,輕描淡寫為“妥協”,企圖為它的罪責開脫,也是極其不光采的。
  由此可見,中央委員會在公社時期的所作所為,不僅越俎代庖,而且實屬分庭抗禮,同室操戈,破壞無產階級政權內部的團結,嚴重損害了公社對軍事工作的領導,削弱了公社的軍事斗爭力量和巴黎的防務,導致致命的后果。它最后與公社一起敗亡。盡管中央委員會的代表振臂高呼“公社萬歲!”(注:《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1卷, 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38頁。),喋喋不休地表白自己為革命和公社事業而奮斗,但人們不光是聽其言,而要察其行。原來它對公社的軍事工作起著一種消極的、負向的作用。上述那些認為中央委員會“協助”公社工作,“對加強公社的軍事活動起推動和協作的作用”論點,是不可取的。馬克思早在1871年4月4日就評論道:“實際上中央委員會到最后結束時一直都是一個敵對的起破壞作用的因素”(注:馬克思:《關于巴黎公社報刊消息摘錄》,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96頁。)。 這種嚴厲指責顯然是不易之論,而馬克思的預見也不幸被言中了。
      三、巴黎公社為何未能與農民結成聯盟?
  有一種看法認為:“公社對團結農民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未能建立工農之間的聯盟。(注:劉祚昌等主編:《世界史·近代史篇》下卷,高教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頁。)。這種看法未免失之偏頗。它帶有片面性,沒有辯證地說明巴黎公社“未能建立工農之間的聯盟”另一方面非常重要的原因,即當時農民方面根本沒有具備與工人聯盟的條件。
  “公社對團結農民的重要性認識不足”,這已經是定論。國內外不少巴黎公社史專著,都對此作了很詳細的敘述,把問題講得一清二楚,無庸贅言了。現在要研究的問題是:當時法國農民本身的狀況如何?即使“公社對團結農民的重要性”有足夠認識了,是否就能建立起工農聯盟呢?這個問題是不能迥避的。因為既然是工農聯盟,那就是雙邊的,而不是公社單方面的,就必須從農民方面去找原因。列寧說過:“大家知道,巴黎公社曾為自己開辟過實現這個聯盟的道路,但是,由于許多內部和外部的原因,沒有達到目的。”(注:《列寧全集》第25卷,第404頁。)
  如果說,巴黎公社未能與農民聯盟的“內部原因”,是公社本身“對團結農民的重要性認識不足”,那末,其“外部原因”除了凡爾賽反革命政府的阻撓和破壞之外,就是農民本身完全不具備與工人階級結成聯盟的條件。這是因為:當時的農民還不可能掀起大規模的起義;還不可能覺悟到他們的起義必須與公社的革命合流;還沒有覺悟到把負有推翻資產階級制度使命的城市無產階級,看作自己天然的同盟者和領導者。具體地說是:
  第一,19世紀初期以來,法國農民形成了一種自私保守的特性,而缺少革命性,阻礙了他們與工人階級結盟。農民在“拿破侖觀念”的毒害和支配下,被束縛在一小塊土地上,過著與世隔絕,冥頑不靈的生活。他們感覺遲純,目光如豆,對城市工業和商業的種種關系絲毫不了解。他們在政治上不是糊涂盲從,就是麻木不仁。偉大的歷史運動從他們的身邊掠過也無動于衷。
  恩格斯在1848年10月對法國農民考察得出的結論是:1848年二月革命后,“無產階級提出獨立要求的革命,農民對這點簡直莫明其妙。……尤其是六月戰斗使法國的窮鄉僻壤都感到心驚膽戰和惶恐不安,在這個時候,農民普遍發出了狂暴的呼聲,場言要反對革命的巴黎,反對貪得無厭的巴黎人。事情也只能是這樣!頑固不化、目光短淺的農民,對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對于民主社會共和國,對于勞動組織,對于那些在村莊的小范圍內永遠不可能使自己的基本條件和原因表現出來的事物,能夠懂得什么呢?當他們從資產階級報紙上的骯臟消息中模糊地知道了巴黎所發生的事情,當資產者向他們大聲疾呼,要他們起來反對巴黎工人,說什么ce sont les partageux (這些人想瓜分全部財產和全部土地)的時候,他們的怒吼更加狂暴了,他們的憤怒簡直無法遏止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62—563頁。 )這種情況到了23年后的巴黎公社期間,基本上沒有改變。雖然歷史不會重演,但往往有驚人相似之處。1871年巴黎公社與1848年六月起義所遇到的法國農民情況,又何其相似乃爾!正如公社公安委員會指出的:凡爾賽“想借農村的愚昧無知來摧垮保護一切進行事物的共和國,而農村的蒙昧狀態正是他們欺騙和腐蝕的結果”。(注:羅新璋編譯:《巴黎公社公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52頁。 )公社委員阿爾努指出:法國農民從1789年大革命中得到好處,“今天成了土地的主人,他們就和一切剝削者沆瀣一氣,成了狂熱的保守分子,變得好壞不分,沒有理性,沒有分寸,只怕人家把他那一小塊地奪走,這一小塊地就是他們的理想,他們的命根子,他們的幸福所在啊!……今天他們穿起士兵的衣服,兇殘地屠戮城市起來造反的工人,因為他們以為工人想奪走他們的土地,搶走他們的財產。這種情況可以用來解釋1789年以來歷次法國革命及其流產的原因。”(注:阿爾蒂·阿爾努:《巴黎公社人民和議會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94—95頁。)所以,應該看到,“法國1848年革命和1871年革命所以失敗,主要原因是因為農民后備軍站在資產階級方面。”(注:《斯大林全集》第6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4頁。)
  第二,小農制下的法國農民,多數迷信拿破侖第三政府和后來的凡爾賽政府。從18世紀末期雅各賓派專政所建立的,而由拿破侖第一帝國加以鞏固起來的,曾經具有生命力的法國農民小土地所有制,到了第二帝國時期已經衰老了。農民逃不掉貧困不堪、負債累累、不斷破產的命運。但是,“農民曾經是波拿巴主義者,因為他們以為大革命及其帶給農民的利益和拿破侖的名字分不開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5頁。 )他們對波拿巴的迷信所造成的傳統思想——“拿破侖觀念”, 仍然是根深蒂固的。 “傳統是一種巨大的阻力是歷史的vis inertiae(惰性力)。”(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60頁。)19世紀60—70年代, 法國的歷史進程遠遠沒有提供消除農民這種傳統觀念的條件。農民的“拿破侖觀念”對工農聯盟起著負向作用。
  1862年,農民被迫出賣的土地,價值20億法郎,300 萬農民喪失了土地。到了1870年,在法國3850萬人口中, 農民占2 千萬人, 其中約1500萬是擁有1—10公頃的小土地所有者,500萬是無地和有名無實的小土地的貧苦農民。但是,他們仍然眷戀著土地,就像溺水者抓到一根救命稻草那樣,死抱著“拿破侖觀念”不放。他們總是滿懷希望地期待,遲早會有一個波拿巴家族的皇帝,再把失去的土地和福利奉還給他們。“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8頁。)農民在1869年立法團的選舉中,因受拿破侖第三政府指示發行的10萬份宣傳品——《赤色幽靈》的影響,把社會主義者看成是恣意侵犯財產的“土地的瓜分者”而加以反對。大多數農民還是寧愿依附拿破侖第三政府,而投波拿巴派議員的票。在1870年5月,拿破侖第三政府為了鞏固它搖搖欲墜的統治, 玩弄了“全民投票”的把戲。在投票支持拿破侖第三政府的735 萬張票中(占投票人數的70%),農民所投的票占了絕大多數。農民寧愿依附拿破侖第三政府和資產階級,而拒絕支持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者。馬克思說:“在法國所有的大城市,所有的工業中心,工人階級都一致起來反對了全民投票。不幸的是,農村地區的極端愚昧無知占了上風。”(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頁。 )這使拿破侖第三政府的“全民投票”陰謀得逞了。
  到了巴黎公社期間,大部分農民因受凡爾賽政府、地主、資產階級分子、保皇黨人和反動神甫的欺騙,站到公社的敵人方面去了。農民一般都虔信天主教,在反動神甫的煽動和擺布下,他們竟然起來反對公社。有的農民還央求德軍撲滅巴黎的革命。巴黎近郊的一些“巴尼奧勒的農夫們”,曾經逮捕了到那里從事革命活動的4個公社戰士, 把他們交給了凡爾賽軍隊,并請求德軍保護村民,以防止“赤色分子”在巴尼奧勒建立公社。
  第三,“造反的農民”在巴黎公社前夕和公社期間,遭到了失敗,無法與公社結盟。在第二帝國末期,在拿破侖第三政府的殘酷統治和沉重賦稅敲骨吸髓的壓榨下,有的農民從“拿破侖觀念”的幻夢中覺醒,開始革命化了。他們毅然揭竿而起。法國出現了零星的、小規模的農民起義。1870年的頭幾個月,里昂郊區有7千雇農舉行罷工和“騷動”。法國南部的農民起義具有較大的規模,但這些起義尚未形成革命風暴就失敗了。公社期間,法國各地發生了好幾起農民革命斗爭:1871年4 月中,紀龍省的農民曾經舉行支持巴黎公社的示威游行。農民舉著紅旗,高呼“公社萬歲”口號。在涅夫勒省,小佃農和雇農掀起了革命斗爭。4月19日,在涅夫勒省的納維村鎮,15名農民發動起義,沖進教堂, 敲響警鐘,還占領了村鎮公所,并且豎起紅旗。5月17日、24日, 帕特內爆發兩次農民暴動。可惜,這些農民的革命斗爭未能發展成為普遍的農民起義。因此,“造反的農民”即使想支援公社,與工人結盟,也是力不從心的。
  但是,正是根據這些情況,才使馬克思恩格斯在1871年3、4月間,曾經一心一意地想要把法國南部農民發動起來。他們為此不惜一切犧牲,甘冒一切危險。然而他們沒有達到目的。因為農民的革命斗爭未能在短暫的時間內形成革命風暴。而公社也因被敵人包圍得水泄不通,無法與農民自由交往。馬克思說:“如果公社的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來,那末不出三個月就會爆發普遍的農民起義。”(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5頁。)列寧在《關于公社的演講提綱》中, 談到公社與農民問題時也說:“三個月內一切都會是另一樣樣子。”(注:《列寧全集》第8卷,第108頁。)但是,公社存在未及3個月, 它沒有贏得多一點的時間去發動農民,就被舊社會豺狼吞噬了。
  第四,絕大部分農民因受凡爾賽政府的蒙蔽和欺騙,根本不了解公社的真相,無從與它結盟。正如列寧所說的,對于巴黎公社“這個政府的意義和目的,當時法國絕大部分農民是不了解的。”(注:《列寧全集》第26卷,第427頁。)本來公社真正代表著法國農民的利益, 是農民解放的先聲。但是,農民卻誤信凡爾賽反革命政府對公社的造謠污蔑和惡毒攻擊,以為公社是“反政府的暴亂”,“巴黎人、社會主義者都贊成瓜分”(注:《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1卷,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93頁。);以為巴黎人將會剝奪農民的土地、房屋和牲口, 甚至對最貧困的農民也不放過。農民誤信凡爾賽政府要和平,而公社則要求戰爭,要重新對德開戰。農民對《公社告農村勞動人民書》這個綱領性文件,所闡明的巴黎工人革命的意義和目的,工農聯盟的思想,對農民的保證:“土地給農民、勞動工具給工人,人人都要干活”(注:《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1卷,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94頁。),幾乎一無所知。因為這份文件不是直接交到農民手中的,而是在巴黎被圍困的情況下,在城郊用汽球向農村散發的,其中大部分被凡爾賽軍截獲銷毀了。由于凡爾賽政府對巴黎的封鎖,對公社的造謠污蔑所造成農民對公社的懷疑和抗拒,致使公社時期,農民對公社的聲援是微乎其微的。
  由此可見,巴黎公社“未能建立工農之間的聯盟”,不僅取決于“公社對團結農民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即不僅取決于工人階級,而且還取決于農民。當時法國工人階級還未成熟,其力量實際上還不能成為農民的領導者;而農民的力量過于分散,他們也未覺悟到承認工人階級對自己的領導,并與之結盟。所以,“公社曾為自己開辟過實現這個聯盟的道路”,但無法達到這個目的。
  本文1994年4月收到。
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廣州122~131K5世界史關勛夏19991999本文論述中央委員會在3月18日起義中, 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起義的組織性和自覺性,但不能使起義具有健全的組織性和完全徹底的自覺性。中央委員會在公社時期,對公社的軍事活動不是起推動和協助作用,而是起消極的、負向的作用。公社未能與農民結成聯盟的原因,不只是在于公社對農民問題認識不足,而且還在于農民方面根本不具備與公社結盟的條件。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3月18日起義/巴黎公社/工農聯盟/凡爾賽政府作者:華南師范大學歷史系(510631)教授 作者: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廣州122~131K5世界史關勛夏19991999本文論述中央委員會在3月18日起義中, 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起義的組織性和自覺性,但不能使起義具有健全的組織性和完全徹底的自覺性。中央委員會在公社時期,對公社的軍事活動不是起推動和協助作用,而是起消極的、負向的作用。公社未能與農民結成聯盟的原因,不只是在于公社對農民問題認識不足,而且還在于農民方面根本不具備與公社結盟的條件。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3月18日起義/巴黎公社/工農聯盟/凡爾賽政府
2013-09-10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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