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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90年代中國文學批評的批評
對90年代中國文學批評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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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 — 7326(2000)05—0114—04
  90年代,文學批評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贊之者曰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注:陳駿濤:《文學批評:從80年代到90年代》,《南方文壇》1997年第5期。)攻之者曰“90年代的文學批評已經開始呈現瓦解狀態”,批評家們得了“癔病”,“真正的批評家缺席”、“失語”。(注:丁帆:《批評癔病的初診》,《文藝報》1997年6月7日。)其實,后者看法過于極端。應該承認,90年代的文學批評比起80年代來,學院派批評家與專業批評家合謀營造的盛景已不復存在,但它舍棄了80年代那種對多元文化的盲目樂觀態度,而對現代化批評在人文意義上作出了有價值的探討。90年代的批評家們不像過去那樣浮躁和焦慮,把西方文論一次次搬進來囫圇吞棗,而是從這個誤區走出來重返家園、重建家園,尋找自己的話語。在處理西方與中國傳統、自我與他者問題上,也不再搞二元對立,而是在更寬闊的文化背景上尋求建立有東方特色的話語體系。如有人所倡導的“圓型批評”,就吸收了中國古代哲學有關“圓的思想的合理內核。”(注:《全國文學批評研討會摘要》,《文學評論》1994年第4期。 )“第三種批評”的倡導者也沒有意識形態的政治怪物,而是企圖建設一種“以人文核心為內涵”的“新意識形態批評”,“使它越來越成為與社會對話的文本,而不是只供語言分析的文本。”(注:許明:《“第三種批評”——新意識形態批評是廣義的人文批評》,《當代人》1995年第2期。)
  90年代的文學批評,總的說來有正面,有負面,現分述如下。
  其一是不熱衷于純理論的新學科研究而面對現實,跟蹤當前的創作現象,及時作出自己的反應。對賈平凹、王朔作品的評論,對《九月寓言》、《曾國藩》的藝術分析,對劉震云、韓少功等作家的評論,均說明評論與創作的關系改善了,貼近了。在文體研究中,散文一直是薄弱的環節。可近年來對散文創作新現象的研究、對余秋雨文化散文得失的探討,也顯示了散文評論不再像過去那樣甘居下游。
  但評論家們愛走極端。當他們不熱衷于純理論的新學科建設的時候,又有人效仿思想家去做宏觀的文化批評。這種批評如寫得好,的確能給人高屋建瓴之感,但他們中的一些人的文化批評顯得大而空,這種批評的一大特征是愛用大詞,諸如“全球性”之類。這種“全球性”的濫用,使80年代風行過的細讀文本的新批評相形見絀。這便造成了批評與創作的疏離。這就難怪有新的創作現象出現的時候,很少有人作扎實的研究,不少批評家對此缺乏熱情乃至不屑一顧。對“新寫實”小說的分析算是例外。到了1996年,又有批評家提出“現實主義沖擊波”的問題。這種提法表明了評論家對創作傾向的關注。但這種“沖擊波”的“旗號”能否在理論上站得住腳,則還待推敲。
  一方面說評論與創作關系的改善,一方面又說“疏離”,乍看起來前后矛盾,其實這正反映了90年代的批評特征:批評家對經濟大潮沖擊下的復雜文學現象把握不透,時而緊跟,時而疏離。疏離的原因除有些批評家改變寫作路線外,還因為90年代的創作不如80年代那樣能激發批評家的想象力和創造力。
  其二是評論隊伍有新的分流和調整。像80年代把文壇弄得沸沸揚揚的評論家劉再復不再在國內耕耘,青年評論家黃子平到香港浸會大學任教,但絕大多數評論家仍活躍在國內文壇。也有一部分評論家下海經商,有的則改行寫小說(如季紅真),有的則改寫文化評論(如吳亮),但多數在80年代涌現的評論家并不像有些人說的在“勝利大逃亡”,如陳思和、王曉明、南帆、王干、陳仲義等人其英姿不減當年。至于說學院派評論家都忙于“去碼理論學術‘磚著’”,造成對當代作家作品的全面疏離,這是典型的情緒化評論,帶有主觀隨意性。以北京的評論家而論,他們仍寫了許多即時性的文學理論批評,學術研究并沒有削弱他們對“文本”的感受能力和銳敏的洞察力。何況,90年代還涌現了陳曉明、孟繁華、邵建、陳旭光等新一代批評家。
  其三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研究,從17年時期就開始了。但那時的研究,清一色是當時文學運動的注腳,拒排個人化的審美意識。新時期以來出版的30多種當代文學史,改變了這種狀況。這些文學史,確立了當代文學史的研究對象和范圍,探討了性質和分期,還對一些有影響的作家作品作了定位,使當代文學從現代文學史中獨立出來,成為一門新興的學科。但這些當代文學史著作,其缺陷也異常明顯:對當代文學發展的規律研究不夠,在框架上大都是作家作品論的疊加,且忽略了臺港澳文學。
  進入90年代后,這種局面有了改變。突出的標志是首次出現了私家治史(以往的當代文學史全是集體編寫),這就是洪子誠根據他在1991—1993年在東京大學訪問期間整理的講稿《中國當代文學概況》。(注:香港,青文書屋1997年版。)此書和他參與編著的《當代文學概觀》(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0年7月版。)書名幾乎相同,但體系、 內容和研究視角大相徑庭。該書最重要的特點是在處理、“重建”40年來的文學材料、現象時,不受流行觀點的束縛,敢對取得支配地位的“文學規范”的性質及其演變作出新的闡釋。具體說來,在論述50—70年代文學時,描述了從延安時期所確立的“工農兵文學”如何取得絕對的支配地位,以及這一文學形態的基本特點。下編則揭示了這一文學范式在80年代逐步削弱乃至瓦解的過程,對中國作家“重建”多元化的格局作了熱情的肯定。在框架處理上,該書沒采用流行的作家作品論組合方式,而著重描述文學現象的出現、變遷的過程,但又不像趙俊賢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綜史》(注: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年版。)那樣以論代史,而是史論結合,在同類教材中顯得一支獨秀。此書是目前當代文學史教材中最有獨創性的一種。目前其影響主要在海外,我相信它很快會“出口轉內銷”,促使大陸當代文學史教材的變革。
  在臺港文學研究方面,90年代的臺港文學研究工作者各自兢兢業業寫出一批有一定質量的專史,為整合分流的中國當代文學提供了較好的基礎。
  其四是有關人文精神和城市文化的討論。尤其是前者,由學術界的中青年知識分子自發掀起,不少精英作家積極參與。在長達3 年之久的討論中,正視了世紀末人文精神危機問題,反思了知識分子在精英神話受挫后重新定位的時代課題。討論的發起人之一王曉明曾把討論者的一些看法概括為以下七條:一、我們今天置身的文化現實是遠遠不能令人滿意的,甚至可以說它正處在深刻危機之中;二、作為這危機的一個重要方面,當代知識分子或文化人精神狀態普遍不良,人格的萎縮,趣味的粗劣,想象力的匱乏和思想、學術的“失語”,正是其觸目的表現;三、從知識分子或文化人的自身原因講,就在于喪失了對個人、人類和世界的存在意義的把握,在基本的信仰和認同上兩手空空;四、知識分子或文化人的這種普遍的精神失據,是在近代以來的歷史過程中,由各種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因素合力造成的;五、要想真正擺脫這樣的失據狀態,需要幾代人的持續努力;六、作為這個努力的開端,討論者們特別愿意提倡一種關注人生和世界的存在的基本意義,不斷地培植和發展內心的價值需求,并且努力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去實踐這種需求精神,他們用一個詞來概括它,就是“人文精神”;七、既然是這樣一種精神,它的實踐就自然會成為一個不斷生長、日益豐富的過程,一個通過人性和差異性來體現普遍性的過程。(注:王曉明編:《人文精神尋思錄》,文匯出版社1996年2月版。)
  這場討論(包括王蒙與王彬彬的“二王”之爭)總的說來是在學術民主、自由的氣氛下進行的,充分體現了知識分子可貴的社會責任感。但討論時由于各人對人文精神的內涵理解不一樣,論證不夠嚴密,有大而不當的毛病,且思想交鋒不夠,因而這場討論陷入了形式主義、與人們的生活世界相脫節的誤區,收獲不甚明顯。
  其五是媚俗傾向嚴重,標“新”立“后”之風勁吹。“在這個走向世界末的無名、無思、無畏但有欲、有性、有錢的時代”,(注:王一川:《90年代文學和批評的“冷風景”》,《文學自由談》 1997年第3期。)一些批評家抵擋不住世俗化的潮流,承繼了80年代出現的玩文學、玩批評的不良傾向,與媒體合謀聯袂表演,不斷進行商業性“炒作”創造熱點,拋出了諸如新生代、新寫實、新體驗、新狀態、新都市、新市民和私人寫作、“小女人散文”、“小男人散文”的旗號,還有什么后現代、后批評、后殖民、后崛起、后朦朧一類的新術語。樹這些旗號和術語,多半是為了一本雜志的暢銷或某個作家群的推出。在商業經濟取代計劃經濟的時代,文學在走向商品化,文學批評適當用一些營銷手段,似乎無可厚非,但提口號和術語總要有一定的理論根據,要能符合文學發展實際和作家創作實際。但上述口號和術語,除少數外,大都缺乏理論的建樹,經不起推敲,不似80年代出現的某些口號、術語在理論上能站住腳。
  其六是不斷制造“文學事件”。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面對洶涌膨湃的商品大潮,神圣的文學再也神圣不起來,作家感到了困擾,批評家陷入了困惑。為了對抗這種商品大潮,更好地推銷自己的精神產品,評論家與作家(或編輯)再次合謀,不斷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文學“事件”。先是有王一川策劃的文學大師排座次,茅盾被除名,金庸等人取而代之。到了氣象崢嶸或曰氣象猙獰的1997年,則有所謂“馬橋之爭”:就韓少功的《馬橋詞典》是否“抄襲”《哈扎爾詞典》一事,作家與評論家、評論家與評論家之間鬧得不可開交,差點要對薄公堂。其實,作為文藝評論,求諸法律以斷誰是誰非或借“專政”的力量去擊倒對方,不是一種聰明的選擇。我們提倡作家要有雅量,要聽得進不同意見——包括近似荒唐的出格意見。聽了后可以反批評,另方面也要相信時間、相信讀者,不必慌忙采用法律手段來裁決。
  在90年代,還有對謝冕等人主編的兩部《百年中國文學經典》、《中國百年文學經典》的爭論。
  這幾年,為了適應市場的需要,一些選家(編選也是一種批評)操起了剪刀和漿湖,編了名目不同的各種“作品選”、“精品選”。而這兩部由名牌大學教授出面編的“百年文學經典”,將這種“編選熱”推上了頂峰。由于是近距離觀察,且編選標準不統一,對不少重要作品有遺漏,更重要的是“經典”一詞被泛化,被濫用。編者以文學史的名義給一些作家作品打上“經典”的紋印以便推銷,因而引起讀者以至入選者的紛紛質疑,這是很合符情理的事。
  由于批評表演化和事件化的干擾,也由于評論刊物紛紛關門,批評文章只好寄生在報刊上,因而90年代大眾傳媒批評總的說來顯得靈動、輕盈,不如80年代學院派批評來得厚實、凝重。這除了上面說的和商業營銷術入侵了文學批評領域造成的影響外,還受了缺乏理論意義的無謂論爭的騷擾。這種騷擾有時還擴展到兩岸文學論爭中,發展為傷害性批評。如把臺灣余光中先生對朱自清的散文、戴望舒的詩的批評上綱為“嚴辭否定新文學名家名作”,把為余光中辯護者打成“招搖撞騙”(注:參看廣州《華夏詩報》本報評論員:《真理愈辯愈明——關于“余光中嚴辭否定新文學名家名作”爭論的一個尾聲,并評古遠清的拙劣行徑》,《華夏詩報》1994年9月25日。)乃至借讀者來信之口, 攻擊余光中是“文學上的大反攻,反攻大陸”。(注:《華夏詩報》 1993年第5期所刊一位中學生的來信。)這種在文學中玩弄政治,在政治中玩弄文學的手法用來對付彼岸的愛國作家,尤其不恰當。須知,批評不能依附:依附權力不行,依附風向不行,依附媒體的霸權或“本報評論員”話語的霸權,不許別人反批評更不行。應當把文學研究當作一門學科,而不是把文學批評弄成棍帽齊飛的訛詐恫嚇。如有這種恫嚇,還能有什么祥和氣氛,還能有什么寬松的批評環境,批評還有什么活躍可言,又有誰還敢去從事文學批評呢?
  
  
  
學術研究廣州114~11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古遠清20002000中國批評家們從政治化寫作向現代化寫作、欲望化寫作過渡后,并沒有為90年代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預示一種新前景。在隨同文學創新并進的同時,許多批評家在從事橫的移植時忽視了縱的繼承,對西方文論多采取整體認同的態度,很少有批評家站出來,對用新潮裝飾的文論說“不”。還有文論思想干癟,語言浮腫,造成批評對讀者的疏離。90年代/文學批評/評論古遠清,中南財經學院臺港文學研究所教授,湖北 武漢 430064 作者:學術研究廣州114~11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古遠清20002000中國批評家們從政治化寫作向現代化寫作、欲望化寫作過渡后,并沒有為90年代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預示一種新前景。在隨同文學創新并進的同時,許多批評家在從事橫的移植時忽視了縱的繼承,對西方文論多采取整體認同的態度,很少有批評家站出來,對用新潮裝飾的文論說“不”。還有文論思想干癟,語言浮腫,造成批評對讀者的疏離。90年代/文學批評/評論
2013-09-10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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