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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詩興起原因新探
山水詩興起原因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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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學界一般認為山水詩脫胎于玄言詩。本文指出,山水詩的興起與道教有密切關系。為了修道成仙,大批道士進入山林,這引起全社會、特別是文人的注意,使山水之游成為一時風尚。當時許多著名文人都與道教有密切聯系,并有過各種各樣山林生活的經歷。另外,早期山水詩總是把山水描寫同道教養生游仙活動結合在一起,這也反證了山水詩的興起與道教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關鍵詞 山水詩 道教 文人 山林
  學界有一個較流行的說法,認為山水詩是由玄言詩脫胎而來。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道教興起以后,大批道教徒和文人出入山林,他們在青山秀水之中講述玄虛的老莊哲理——道教教義,在把玄理寫入詩中的同時,不能不對自然之美加以渲染。也就是說,玄言詩句和山水詩句是道教這根藤上同時結出的兩個瓜。只是由于玄言詩不符合文學發展的規律,用詩的形式去講述抽象的哲理終究使人感到枯燥乏味,從而變成了一個受人冷落的“苦瓜”;而山水詩句優美可愛,符合文學欣賞口味,于是越來越多的人把自己的心血傾注在山水詩的創作上。山水詩逐漸興盛,而玄言詩慢慢衰落。
  道教產生于漢末,發展成熟于魏晉南北朝。山水詩作為一個獨立的詩歌流派,其產生與發展成熟的時間同道教基本一致。這絕非一種巧合,道教徒的思想行為對山水詩的興起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一、道教徒最早自覺進入山林并賦予山水以新的意義
  東漢以前的隱士大多隱居于民間,而不是深山。他們或聚徒講學或擊壤自娛,雖然拒絕出仕,但未脫離社會。也有少數深居山林,但大多是出于某種特殊原因,如伯夷叔齊入首陽是為了不食周粟,介之推入介山是為了逃避晉賞,商山四皓入商山是為了躲避秦亂。他們隱居深山是出于被迫。但道教出現以后,情況有了很大改變。
  道教出現以前,山水對人們一般只有兩個實用價值,一是它的軍事意義,二是它的經濟意義。但在道教的眼里,山水又多了一層養生成仙的價值。道教認為,要想修道成仙,必須進入名山,這樣不僅可以避開世俗的干擾,還可以得到山中仙人的幫助。《抱樸子內篇》中的《論仙》、《金丹》、《登涉》等對此有集中論述。 
  在道教徒看來,山林不僅有利于修煉,而且還是神仙傳經授法的理想場所。如張道陵于鶴鳴山親受太上告令而創立天師道,周義山在峨嵋等山獲神書而建立上清派,寇謙之在嵩岳受老君垂顧而成為道教領袖和帝王之師,陶弘景在茅山得楊許手書真跡而成為茅山道派的創始人和政治上的“山中宰相”。這些人靠山林生活所取得的世內、世外的雙重成功,吸引了大批的、來自社會不同階層的信徒進入山林,又通過這些信徒,影響到了整個社會。
      二、道士的山林活動引起文人對山水的重視和山水文學的產生
  道教徒神秘而又極為誘人的山林求仙活動和山水本身的秀美對當時的文人具有極強烈的吸引力,不少文人出入山林,與道士有密切聯系。
  曹操、曹植父子與道士交往很多,曹操反復表示渴望過一種“食芝英,飲醴泉,柱杖桂枝,佩秋蘭,絕人事”(《陌上桑》)和“枕石、漱流、飲泉”(《秋胡行》)的山林道士生活。曹植早年既與那些住在“左激水,右高岑,背洞壑,對芳林”、“羨此永生”(《七啟》)的山林道士往來,后期更明確表示要“晨游太山,……長跪問道”(《飛龍篇》)。曹氏父子未必真的有過長期山林生活,但他們的這種愿望明顯是受道教影響。
  阮籍、嵇康都親自體驗過道士山林生活。阮籍入山拜訪道友,“登山臨水,經日忘歸”(《晉書·阮籍傳》)。嵇康拜道士孫登、王烈為師,據《文士傳》說,他在山中同道士共同生活了三年。
  王羲之既是重臣,又是名士,他與道士許邁經常進山采藥,共修服食,“窮諸名山,泛滄海”(《晉書·王羲之傳》)。謝靈運為了游山,創制了登山鞋,還寫了一篇《山居賦》,說自己退居山林的原因是“駭彼促年,愛是長生。冀浮丘之誘接,望安期之招迎”,目的就是為了修道長生。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經常入山林與道士交往的著名文人除上述外,還有孫綽、陶淵明、謝tiǎo@①、江淹、孔稚圭、沈約、庾信等等。這還不包括既為著名文人、又是道門領袖的葛洪、陶弘景、顧歡等人。至于出入山林的一般名人名士就更多了。
  時人如此向往山林,能進山林的自然適意,不能進山林的,就在自己家里人工造出山林來。如謝安、朱異、徐勉、張譏、孫綽等都在家里培土植竹,聚石移果,“以娛休沐,用托性靈”(《南史·徐勉傳》)。正是在這一時尚的影響下,中國建筑史上開始出現了私家園林。
  由于愛好山林,當時的名人學士便常常相邀山水之間。如石崇在以山水秀美著稱的金谷園舉行的大型祖餞宴會,王羲之在蘭亭舉行的“修禊事”,陶淵明組織的斜川游山活動等。而這三位組織者都與道教有密切聯系,其中王羲之更是道教世家出身,尤愛修道求仙。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山水間聚會要求與會者賦詩助興,不會者受罚。因而這些活動留下了《金谷集》、《蘭亭集》和《游斜川》。
  在著名道士身邊,也聚集著一大批文人,如丘遲、江淹、任fǎng@②、沈約等都是陶弘景的弟子,他們的山林活動可以說具有修道養生和文學創作雙重意義。陶弘景師徒在山林里一邊訪仙采藥,一邊創作了大量的諸如《答謝中書書》、《尋山志》、《茅山曲林館》、《與陳伯之書》、《泛永康江》等山水詩文。另外其他道士如郭四朝、顧歡等,也寫了一些相當優秀的山水作品。
  考慮到當時的山水文學名作多出自道教人士或與其有密切關系的文人之手,那么道教與山水詩之間的關系也就不言自喻了。
      三、山水詩中的“道味”反證了山水詩興起與道教的關系
  道教促使山水詩的興起,這還可以從山水詩本身的內容得到反證。早期的山水詩往往把山水美景同道教的游仙養生活動結合起來寫。關于這一點,從曹操詩中即可看出端倪。
  曹操的《氣出唱》用樸實的語言準確地描繪出華陰山高大雄偉、云遮霧蓋的奇異景色,但這一景物描寫卻是為“仙人欲來”作鋪墊的。他的《步出夏門行·觀滄海》是公認的現存最早的一首完整山水詩。但統觀《步出夏門行》,卻也是以“水何澹澹,山島辣峙”的山水美景為始,以“養怡之福,可得永年”的道教養生思想為終。
  曹植也有少量描山繪水的詩句,而這些詩句也大多與神仙描寫結合在一起。如他《苦思行》中的“綠蘿緣玉樹,光耀燦相輝。……郁郁西岳巔,石室青青與天連”。這一景物描寫仍是為了烘托“舉翅翻高飛”的神仙生活環境。
  兩晉時期,被認為是山水詩發軔者的孫綽、庾闡、殷中文、支遁等人,也都把山水美景與神仙養生思想聯系起來寫。如孫綽的《秋日》,先寫仲秋山景,次寫羨松柏之長青,最后表示要象莊生那樣一心修道。另如支遁《詠懷詩》,作為佛門弟子的詩人支遁想到的不是四大皆空,而是先寫明媚春光,再寫自己因時光易逝而心瀾突起,表示自己要用道教的丹砂、靈芝養身,用道教的外身、抱樸、揮玄等思想養神。由此可見道教對山水詩的影響之深。
  酷愛山水田園的陶淵明深受道家道教影響,寫了不少有關這方面的詩歌。在他五十歲去斜川游山時,寫下了“臨長流,望曾城,……悲日月之遂往,驚吾年之不留”這段詩序。曾城即道教昆侖仙山上的最高層,是神仙住地。這說明詩人面對高山流水時,首先想到的也是道教仙境。
  謝靈運是文學史上第一位以山水為主要題材的詩人。學界評論說,他總在山水詩的最后拖著一條玄言的尾巴。其實這些玄言即屬道教思想。他在《歲暮》中說:“運往無淹物,年逝覺易摧。”感嘆萬物皆逝,人生短暫,這實際即問題的提出;《登池上樓》的“持操豈獨古,無悶征在今”和《石壁精舍還湖中作》的“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講的都是淡泊名利、以理養神的道教理論;他的《登江中孤嶼》更明確講自己“想象昆山姿,緬邈區中緣。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要通過道教養生方術去飛升仙界。這即解決問題的嘗試。以上所舉是謝靈運山水詩的代表作,把這幾首聯系起來看,表達的就是一套完整的道教養生成仙思想。
  沈約不僅政治地位高,而且文名極盛。他家世代信道,他本人當過道士。在他的山水詩如《游沈道士館》、《早發定山》中,總是先寫遠嶂入云、長流奔海的自然美景,后寫“握石髓”、“駕輕鴻”的道士生活和“徘徊望九仙”的成仙理想。
  謝tiǎo@①是另一位著名山水詩人,他并沒像學界講的那樣,完全擺脫玄言的影響。如《游山》一詩,除中間為山水描寫外,一頭一尾全屬闡述道家思想的詩句。與他基本同時的江淹,在山水詩創作中同樣沿用了這一格套,甚至表現得更為突出。如他的《渡西塞望江上諸山》,一開始就直寫神仙廣成子和淮南王,然后才寫山中瑤草玉樹、絳氣白云的美景,接著表示此中正好研讀道經、采集神藥,希望有那么一天,輕舉高升,做海外仙客。
  一直到南北朝末期,山水描寫與道教神仙同處一詩的情況仍為數不少。庾信是南北朝最后一位文學大師,他的詩很多,其中以“游山”為題的有兩首:《和宇文內史春日游山》先寫撲面花香、濕衣山云的美景,再寫仙人煉丹的悠然生活;《游山》先寫道教仙山的高峻超凡,再寫花紅松翠、云繞雨飄的山色。顛來倒去,山水描寫總離不開仙家味道。
  后人經常引用《文心雕龍·明詩》中的“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來說明山水詩的興起。其實,劉宋以前的魏晉山水詩是老莊、道教內容加山水描寫,此后一個時期仍是這樣,只不過各自所占的比例不同而已。山水詩的興起還有其它諸如政治、地理以及文學發展本身的原因,但不能否認,道教對山水詩的早日出現和成熟起到了巨大的、直接的促進作用。早期山水詩的特點——山水描寫與道教生活的緊密結合,已足以證明這一觀點。*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月加兆
    @②原字日加方
  
  
  
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沙100-102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木公19961996 作者: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沙100-102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木公19961996
2013-09-10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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