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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鼴的蹤跡  ——論《鄉村教師》中的闡釋問題
巨鼴的蹤跡  ——論《鄉村教師》中的闡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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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村教師》這篇小說又名《巨鼴》,它敘述的是個十分簡單的故事,沒有真正的結尾,似乎是忽然中斷了。敘述者在等待鄉村教師離去,但又不知道他什么時候才會離開,也不知道他到底有無離開之意。在卡夫卡的短篇作品中,它不像《判決》、《變形記》、《在流放地》、《法之門前》、《鄉村醫生》、《饑餓藝術家》等名篇那樣出色。
  不過,仔細閱讀這篇作品,便會發現,它的主題如此明顯的現代性,它所涉及的是20世紀西方哲學思潮中具有根本性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的重要性,在將近一個世紀之后的今日,越來越普遍地被認識到,那就是闡釋問題、語言危機、科學批判。另外,這個短篇還涉及學術體制和閱讀問題。
  一
  在一個偏遠的鄉村附近,據說曾經出現過一只巨大的鼴鼠,關于這件事的唯一文字記錄是由一位鄉村老教師寫成的,但是他的研究報告沒有引起社會反響。故事的敘述者“我”是一位年輕商人,他為教師抱不平而拿起筆重新寫了一份研究報告,這篇報告同樣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反倒招致譏笑,而鄉村教師和那個年輕商人之間也產生了不和及誤解。這是故事梗概。
  鼴鼠是一種自然的存在,特殊巨大的鼴鼠則是一種不尋常的現象。當巨鼴還只是在人們的傳言中時,當它還只是自然界中比較特殊的現象時,并不曾出現什么問題,但當它被用文字來描寫和解釋時,也就是說,當自然轉入文化領域時,矛盾和問題就出現了。分析這篇作品,就會發現矛盾之所以會發生,一方面和人類社會的運轉機制有關,另一方面,也是更基本的方面,是和文字及闡釋問題有關。
  故事的表層由三組矛盾組成。第一個矛盾存在于鄉村教師和城市專家學者之間;第二個矛盾存在于敘述者和農業雜志社之間;第三個矛盾存在于鄉村教師和敘述者青年商人之間。為了解決第一個矛盾而展開故事,由此又產生了第二和第三個矛盾。故事中的矛盾最后并未解決,似乎也沒有解決的希望。敘事的突然中斷,已成必然,中斷,正好進一步說明了敘事過程所展現出的問題。
  鄉村教師作為一個小人物,個人負担起研究巨鼴出現的現象,并以之作為他的畢生任務。他十分投入、十分孤獨地進行著工作,他有一定的文字表達能力,然而他的研究報告對巨鼴出現的描寫不夠詳盡,他也沒能力為這一現象做出一番解釋。在幾年的默默無聞之后,他又寫了一篇追記文字,記述他為了得到城里學者的認可所做的努力和所受的屈辱,表示他的無助、不平與憤懣。鄉村教師對整個事物的態度帶著激情,幾乎成為一種信仰,他進城見了教授之后回到鄉下,妻子帶著五個孩子在雪中迎接他的那一幕,使人覺得他近乎殉道者。按照他自己的話,他關注的是“事物”本身,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什么,雖然我們在他后來的敘述中可以看出,他的行為夾雜著功利主義思想,他盼望能因報道這一發現而出名,期待因此而被調進城里去工作。不過,敘述者“我”認為,這些并不影響教師對事情本身的真誠態度。
  無論鄉村教師有多少熱情,無論他是多么努力,他的“文字”(小說中提到研究報告的地方一律用“文字”die Schrift來表示)始終未能被承認,這里,一種福柯指出的權力機制在起作用。學術上的“話語構成”① 也同其他話語構成系統一樣,服從于一種基本結構,基本上與父權式的權威相似。個人在學科上的努力必須得到權威的認可,才會有可能被納入現存學術體制和學術話語中,才算是存在的,才會有社會意義上和科學意義上的價值。鄉村教師面對的是學術權威,他在這個領域中是圈外人,因為他不屬于任何學術團體,也不具備圈內人應有的科學知識,這就意味著,他沒有在這個學科領域中說話的資格,他被排除在科學話語權之外。教師身處鄉村,教授的天地在城市,他們的社會地位相距甚大;教師的研究是自發的,方法可能是幼稚的,教授們則已有一套研究的定規,兩種環境、兩種文化完全不同;教師作為個體對某一現象進行研究,教授是這個話語領域里自滿自足的群體的代表,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但他對這一現象不予重視。當教師排除萬難終于見到教授時,受到的是冷遇。教授對鄉村教師不屑一顧的態度,表明了科學領域中的權威并不樂意見到自發的科學研究行為,對于非體制內的學術活動持排斥態度,歷史上和現實中,這種例子很多。在這樣的學術體制和權力結構中,鄉村教師的失敗似乎已是注定的了。
  二
  不過,教師的研究報告中“描寫”不詳盡,他不能對現象做出“解釋”,是不是也是導致他失敗的另一個原因呢?如果是,那么是因為他本人能力不夠,還是另有原因呢?無論出于什么原因,鄉村教師沒能將他認為的真理揭示出來,沒能傳達出他所想傳達的信息。
  青年商人研究的出發點和教師完全不同,鄉村教師的研究是出于一種激情,他對事物本身有堅定的信仰。青年商人則不同,他做研究是理智思考的結果,是為了證明鄉村教師的努力值得尊敬。他尊敬的是鄉村教師對事物的真誠投入,也就是說,他尊敬的是鄉村教師對事物信仰的態度,而不是那被信仰的事物。他對巨鼴出現的現象并沒有多少興趣。他說:“即使我發現了巨鼴,也不會像教師那樣全心全意地為它出力。一只巨鼴自然是一種奇觀,但不可能要求全世界對它持續地注意,況且,它的存在也還不完全確定無疑。”② 真理本身是不是確實存在,值得懷疑,即使存在,也并沒有必要要所有人都信奉它,這就是“我”對巨鼴現象的態度。這種態度和鄉村教師的態度有本質上的差異。他們一個尊重真理本身,一個尊重對真理的真誠態度,一個代表激情,一個代表理智。他們以不同的態度研究同一問題,研究的方法也不相同,其結果也不同。“我所寫的東西和教師所寫的,實質上并不相同,雖然我們都相信自己證明了巨鼴存在的事實。”(第255頁)
  青年商人不以教師研究的結果為基礎去進行研究,而是重新開始找資料,這一做法使教師不悅。城里的學術權威拒絕鄉村教師進入學術話語,而對青年商人而言,教師何嘗沒有獨霸巨鼴現象之嫌呢?不過,真正激怒教師的是“我”的態度,教師不能容忍“我”不帶著感情和理解地去做這件事,不能容忍“我”對巨鼴本身沒有興趣。
  他們兩人對事物本身的態度不一樣,研究的方法和表述的方式也不相同,但兩份研究報告卻是同樣地未能讓人信服,甚至于被混為一談。青年商人,也即敘述者“我”將自己所寫的文章寄給一家農業雜志社,而編輯以為新收到的“文字”是教師的“文字”,故而諷刺教師將這事拿來舊調重彈。“我”檢討了不成功的原因,其中一條與自己的文字表達能力不足有關:“我是生意人,寫東西的能力不如教師,雖然其他方面的知識比他多。”(第258頁)他們兩人,一個有表達能力,一個有知識,但表達能力和知識都未能幫助他們傳達出題中之意。真理與語言之間出現了裂隙。
  巨鼴出現這件事要如何才能令人信服地表達出來呢?“我”寄希望于科學話語,但是他明白,即使有科學家繼續去研究教師的發現,并且得出結果,但那結果與原來的現象也不會有多大的關系了。因為科學話語在使被發現的事物升華的同時也使它消失了。它將與科學性定律聯系在一起,普通人沒有理解的可能。(第263頁)這樣的思路簡直就是將“巨鼴出現”這件事判了死刑。巨鼴是出現過了,至少在傳言中是出現過了,但是,想傳達出它存在的信息,要描寫它的特征并且解釋它的成因和意義,似乎是連科學話語也無能為力了。科學方法嚴謹,科學態度客觀,科學家依靠理性,不像鄉村教師那樣帶著感情色彩,也不像青年商人那樣,為了證明別人的真誠而寫,然而,科學家可能寫出的“文字”是抽象的總結,它會讓具有特性的事物消失在概念中。如此一來,關于巨鼴的信息仍然無法真正地傳達出來。
  在《鄉村教師》中,同一種現象就有了三種不同的語言表達,成為三種不同的“文字”,三種“文字”各自傳達了不同的信息,也可以說它們都沒能傳達出信息。鄉村教師所寫的和青年商人所寫的,實質上是不相同的“文字”,而科學家將來可能寫出的關于同一現象的研究報告,就將更有別于這兩篇已寫成的“文字”了。故事中斷于“我”與鄉村教師準備分手之際,此時,作者、敘述者,故事中的主要人物,還有讀者,都已經明白,人物再做什么也于事無補,敘述的中斷成為必然。
  卡夫卡那篇題為《普羅米修斯》的短文,很可以用來說明這個故事的思路。那篇短文敘述了關于普羅米修斯的四種不同的傳說,文章的結論是:“傳說試著去解說那不可解說的,因為它的根基是真,就必將歸于不可解說。”(第306頁)巨鼴現象和普羅米修斯現象在卡夫卡筆下同為不可解說,不過,在《普羅米修斯》中,我們至少知道諸神在發怒,群鷹在啄普羅米修斯的肝,普羅米修斯在忍受痛楚,他的傷口在疲憊地愈合。而在《鄉村教師》中,我們只得知關于巨鼴的“文字”不能廣為人知,卻一點兒也得不到關于巨鼴本身的任何信息。根據常識我們知道鼴鼠是一種藏身于地下的動物,一般的時候,人們是看不到它的。清晨,見到地面上一處處小土堆時,便可判定,鼴鼠又在地底下挖掘過了。在捷克、德國和奧地利的傳說中,鼴鼠是一種神秘的動物,它有預言生死的能力,并能夠給人以力量。巨鼴在小說中顯然是一種隱喻,如果我們將它看為隱藏于地下的真理,那么這篇小說就表示語言文字沒有顯示真理的能力,如果把它喻為歌德的浮士德花費畢生精力所想認識的“在最深處維系世界于不墜”③ 的那一點神秘的力量,那么就表示語言文字在面對紛繁復雜的世界萬象時,是多么的蒼白無力。語言負担著傳達信息的功能,但是,當它再現信息時,總是遇到障礙,它總是傳達出一種別樣的信息,而且,在它所說出的東西背后,總還有許多沒有說出來的東西。《鄉村教師》的故事里,人物的努力是讓巨鼴的真相大白于世,然而事實上,通過敘述過程,故事卻遮蔽了它本身所想表白的真相。就這樣,卡夫卡的敘述解構了文本自身。
  那么,巨鼴到底是什么,它的蹤跡何在?根舍·安德斯從猶太民族信仰的角度來解釋《鄉村教師》,認為巨鼴既代表隱藏在黑暗中的猶太人的神,又代表猶太民族不為人知的生存的真實情況,鄉村教師和青年商人各代表東猶太人和西猶太人對本民族宗教信仰的態度,也說明他們在世界上的不同社會地位和貧富差別以及他們之間的矛盾關系。其他人如教授和雜志編輯則代表非猶太世界對猶太人的偏見和歧視。安德斯還認為這篇故事寫的是卡夫卡本人與猶太宗教的關系,而故事中青年商人最后寫了一封公開信給所有收到他的“文字”的人,要求他們寄回或者銷毀他的“文字”,這正與卡夫卡后來要求布羅德燒毀他的遺著并向所有收過他的信件的人收回這些信或請他們燒了的做法相符合。④ 從文本中讀出猶太民族與猶太宗教的主題,雖然有實證之嫌,尚可說得通,不過附和燒毀遺著的說法則有點牽強。
  小說中,巨鼴存在或不存在的問題以及對巨鼴的描寫和解釋是引起爭議的主要原因,整篇小說雖然描寫各種不同的矛盾,事實上卻是圍繞著巨鼴轉,小說的另一篇名就叫《巨鼴》,可是,巨鼴始終不在場。它的出現,最初被言之鑿鑿,不但傳言它出現過,還有外國人為了看它而千里迢迢地跑到那偏僻的鄉村去。但是,隨著敘述的進展,它變得越來越模糊,越來越退到背景中去,敘述者“我”和鄉村教師都未能確鑿無疑地證明它的存在,在敘述者經歷了這一切后開始敘述時,巨鼴現象“早已被遺忘了。”(第252頁)也就是說,在經過許多爭執之后,在已書寫成的和那將可能書寫的關于巨鼴的出現、它的特征、它的意義的那些文字背后,巨鼴已不再作為一個客觀事實而存在了。這意味著人們如果能夠認識巨鼴,所識的將是“文字”中的巨鼴。鄉村教師所重視的是“事物”本身,而這“事物”恰恰只能存在于指稱之中,它只有名,它的實何在,敘述文本本身和文本中的“文字”始終未加以證明,能指始終未能引出所指,巨鼴何在,無人知曉,留下的只是那些由文字構成的巨鼴的蹤跡。卡夫卡以他的小說闡明了半個世紀后德里達的解構理論。
  我傾向于將巨鼴作為一個初始文本看待。《鄉村教師》德文原文載于《卡夫卡中短篇小說集》第252頁至264頁,中間十頁中,“文字”(die Schrift)這個詞和它的代詞頻頻出現,有時一頁出現十次之多。小說中提到的,不但有教師和青年商人寫的關于巨鼴的“文字”,還有鄉村教師寫的追記以及青年商人為了追回發出的“文字”所寫的公開信,這些在小說中也稱為“文字”。因為這個詞出現頻繁,使人想到《鄉村教師》是一篇關于“文字”的故事,故事中的“文字”似乎永遠達不到它意欲達到的目的地。如果我們認為巨鼴現象隱喻一篇初始文本,那么鄉村教師、青年商人以及教授或科學界人士便是初始文本的讀者和潛在讀者,他們所寫的或可能寫的“文字”是對初始文本的闡釋,這些闡釋又成為一些各有差異的文本。西方傳統闡釋學標榜遵循文本的內在結構,以一些可以重復并經得起檢驗的方法,描寫文本的形式及它的獨特性,探究文本的意義,揭示其客觀指意,忠實再現初始文本所包含的真理。現代闡釋學除了努力在整體與部分間往返尋求文本意義之外,還注意到闡釋行為應該對讀者開放,應該有讀者的參與,文本的意義顯現在讀者與文本的反復對話中,當今對闡釋的理解已經不在于求得文本的最終意義。《鄉村教師》描寫的是再現初始文本的不可能性,在這篇小說中,能指只能由其他能指來體現,它不揭示真理,不但不存在單一的真理語言,是否存在某種先在的真理,也還是不確定的,因為巨鼴是否存在直到最后都受到質疑。文本的闡釋在這篇小說中始終沒有結束的可能,每一種闡釋的過程都不同,相同的是它們都無法順利進行,并且每一種闡釋的結果都是開放的,無法達到闡釋循環的無間相容和最終意義。這樣,《鄉村教師》顯示的闡釋概念與當今的闡釋理論如出一轍。艾柯說:“沒有比討論自身與意義脫離的文本更有意義的文本。”⑤ 這種斷言未免過激,但不失為卡夫卡作品確切的注腳。卡夫卡的闡釋立場與今天的理論立場是如此的一致,一致得讓人驚訝,這再次讓我們看到卡夫卡作品現代性中的后現代性。
  不論表達有多么困難,書寫行為繼續在進行著,不論能指是否能引出所指,闡釋行為永遠不斷。人們在做著必須做的事。《鄉村教師》除了描寫語言文字傳達信息的困難,它還提醒讀者,仔細閱讀文本是一切闡釋行為的先決條件。鄉村教師、青年商人和卡夫卡筆下所有的人物一樣,都在不斷地思考,不斷地提問題,還為問題做出答案,然后推翻答案,再找出另外的理由以解釋事物發生的原因。他們認為他們的“文字”之所以未獲成功,有這樣那樣的理由,其中一條就是讀者的態度問題。當鄉村教師好不容易見到教授,在教授面前鄭重其事地宣讀自己寫的“文字”時,教授以一種漫不經心的態度聽著,之后說了幾句文不對題的話。農業雜志的編輯對待青年商人的文字,其態度和教授如出一轍。“他們既未讀過第一篇文字,也未讀過第二篇,只不過在匆忙中抓住了巨鼴和鄉村教師這兩個可憐的字眼,這些先生們便自以為足以代表既得地位者發言了。”(第258頁)青年商人認為這種行為“不可原諒”。小說對教授和雜志編輯的譴責事實上是對一切斷章取義者的譴責。這一譴責對所有讀者,包括故事中的讀者和故事外的讀者都具有重要的警示意義。
  三
  卡夫卡經常思索著言說、書寫的表達問題以及對語言文字的理解問題,在作品中描寫信息傳達之困難者如《詔書》,皇帝臨終前口授的遺言永遠沒有達到受話者耳中的可能,因為一路上有數不清的障礙。《審判》中神甫和約瑟夫·K關于守門人故事的對話,篇幅冗長,⑥ 每一種對文字的理解都立刻被推翻而代之以另一種理解,到底什么是正確的什么是錯誤的理解,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謊言,在討論中始終無法確定。“那個簡單的故事”于是“變得不成形了”,⑦ 讀者最后也只好接受神甫所說的:“對一種事物的正確理解與對同一事物的錯誤理解并不互相排斥。”⑧ 文本不存在單一確切的終結意義,這一思路在神甫與約瑟夫·K的對話中比在《鄉村教師》中表現得更加直截了當,不同的是,《鄉村教師》的思路更加激烈,巨鼴是否存在到最后還受到懷疑。對語言文字的傳達與接收功能感到困惑,不是卡夫卡一個人的問題,古今中外的詩人作家中,不少人在書寫時常會有言不及義或言不盡意之嘆,在閱讀中也常有詩無達詁之感,即使在日常生活的語言交流中,人們也有詞不達意的時候。不過在卡夫卡寫作的時代,語言危機在思想界日漸成了一個受到普遍關注的問題。
  語言危機和語言批判是1900年左右出現在歐洲的現象。這是西方文學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也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在人類歷史上,知識、文化、社會發生轉變時,概念也會隨之轉變和消解。20世紀初歐洲思潮進入一種理性的危機時期,⑨ 啟蒙運動以來的以理性為主的進步、樂觀的世界觀此時受到懷疑和挑戰,危機意識表現在文學、哲學、社會學領域里,最終表現在語言上。原先人們認識的世界是客觀的存在,可以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客觀世界是穩定的,文字和物之間的關系也是穩固的。到了19世紀和20世紀的轉折期間,各種穩定的關系,諸如主體與世界、主體與認識受到懷疑,現實世界不復在人的掌握中,主體與世界的和諧關系不復存在,語言與現象間的牢靠關系搖搖欲墜。文學藝術家的感知總是先于公眾,對社會思潮的轉變的反應比公眾快,在世紀轉折期文學家普遍意識到語言問題便不足為怪了。突出的例子是霍夫曼斯塔爾(1874-1929),他深受“物”與“概念”無法契合之苦,他在那封著名的《一封信》⑩ 中,討論了語言與現實的關系,深感語言無法捕捉現實,無法把握事物的本質,概念化的語言使人無法與人溝通。他觀察事物時,覺得事物分裂又分裂,成為許多很小的部分,根本無法用一個概念表達。不少同時代的著名作家都表達了同一困惑,里爾克、多布林、卡爾·克勞斯等人的作品就是例子。按照杰姆遜的說法,整個歐洲現代派面臨著語言表達的問題,他說:“現實主義浪漫主義時代,語言沒有成為問題,人們仍然認為,如果你感覺到什么就可以說出來,……偉大的詩人就是能比別人說得更好的人……而現代主義的到來,帶來這樣一個意識:不管感覺到什么,你都無法說出來。這種危機在許多現代主義文學中,表現為寂靜,為不能表達,不能語言。語言不再發生作用。”(11) 對此應該補充的是,并非語言的本質受到質疑,而是概念性、抽象性語言表達的不足在此時被普遍認識到了。
  時代的語言危機同樣襲擊著卡夫卡,像他這樣感受極端靈敏、思辨極端深入細致的一位作家,困惑可能更深。卡夫卡本人關于美學和詩學的陳述不多,僅僅在一些談話和筆記中可以見到一些蛛絲馬跡。比如他對雅努赫說:“像民族、工人階級這樣的詞匯都是抽象的、普遍化的名詞,教條式的概念,模糊不清的現象,僅僅通過語言運作被理解,這樣的概念僅僅作為語言建構是真實的。”(12) 在卡夫卡看來,抽象僅僅是思想和語言上的運作的結果,事物和現象被統一到抽象的概念中,其本質不能夠被表達出來。卡夫卡同時代的學者毛特納三卷本的《語言批判論文集》(13) 到1923年已經出了第三版,他對語言的批判也是指向語言的抽象概念,他認為人們的概念總是通過抽象產生的,諸如德行、不朽就是這種普遍化的概念,它們在現實中并不存在。可以說,卡夫卡在《鄉村教師》這篇小說中考察了對現象所做的不同語言陳述,而不是尋找現象背后的真理。在他看來,真理不可解說。然而作家卡夫卡還得去“解說那不可解說的”,他的作品很基本的一個特色就是以語言去勾勒出那最終不能以語言表達的,《鄉村教師》體現了這樣一種努力的徒然性和必要性。
  在《鄉村教師》中,敘述者對教師說“每一種發現都會被納入科學的總體中去,在一定的程度上中止了它作為發現的性質,它在整體之中升華了,同時也就消失了。要有科學訓練的眼光才能夠把它辨認出來,它會與定律聯系在一起,而那些定律是我們聞所未聞的。”(第263頁),埃姆里希從這段話里看出卡夫卡對科學的批判,認為特殊事物或是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或是受到了專家的關注而被納入理論和概念中,其特殊性因而被淹沒,成為一般性的事物。并且科學理論高高在上,一般人無法理解。超越正常經驗的事物被消解,經驗中的事物因為正常而被維護著。(14) 我非常贊同這一看法。19世紀在歐洲盛行著的經驗論、機械論的科學觀到了20世紀初受到質疑,對科學的懷疑成為當時的一種思潮。直至19世紀下半葉,進步的話語和樂觀的態度還支配著人的思想,此時的科學觀是世界一切現象都根據可以預見的規律活動,自然科學的主旨在于探索隱藏在事物背后的規律,自然科學描寫事物,從描寫中總結出常數,從而得出客觀規律,如此獲得的知識是客觀的、可信賴的。機械論的思路統領一切知識領域,連語言分析也按照機械方法進行。通過理性和科學,隱藏在自然界中的客觀規律可以被發現、被認識、被掌握,科學保證了知識的客觀性,使人認識真理。人們樂觀地認為,人類可以通過教育完善自身,人類社會可以依靠理性達到和諧的境地,這種思路給人以人是統一體、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人與社會合為一體、自然和社會可以成為統一體的想像。人們在認識論和科學觀上都處于極端自信的狀態,人對科學的信仰把科學抬高到神的地位,科學就是人類完善自己的希望,對科學的信仰近乎宗教信仰。《鄉村教師》中的教師對科學研究就帶著這樣的宗教情懷。19世紀下半葉歐洲的科學研究大行其道,并且大有收獲,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生理學、心理學、考古學等等無不蓬勃發展。然而與此同時,哲學和社會學對科學的質疑也出現了。胡塞爾1910年在《科學作為嚴格的科學》一文中已經明確了他后來出版的《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驗現象學》一書的觀點。胡塞爾批判了科學中的實證主義,尤其是科學不關注人類精神方面和人類生存的問題。他并不針對科學性本身,而是追問“科學對人類的存在曾意味著什么,將意味著什么”。他認為“19世紀下半葉,實證科學完全決定著現代人的世界觀,科學的興盛令人眼花繚亂,受到迷惑。這意味著令人遠離對人類至關重要的一些問題”。(15) 韋伯1919年的演講中就提出對科學的批判,“只要人們愿意,原則上任何事物都能夠通過計算去掌握。這就表示使世界失去魅力……技術和計算統治著一切”,他更進一步認為,科學沒有能力處理價值觀,無法對個人存在的意義給出答案。(16) 這兩位大師批判科學的著眼點更多的是科學失去與人的存在的密切關系,而不是科學本身。卡夫卡《鄉村教師》里的科學批判也是這層意思。
  卡夫卡通過對語言危機和科學危機的認識和表達參與進他時代的精神話語場。這說明卡夫卡并非一位與世隔絕的作家,他的作品涉及的問題也絕不僅僅是內心世界的問題。在文學研究上,特別在卡夫卡研究上,曾經有過避開歷史因素的傾向。我認為歷史語境和精神史層面上的因素在卡夫卡研究上是不該被忽略的。
  注釋:
  ①Michel Foucault, ArchJ4R114.jpgologie des Wissens. J4R116.jpgbersetzt von Ulrich KJ4R115.jpgppen, Frankfurt am Main: 1981, p. 156論述了話語構成。
  ②Franz Kafka, SJ4R114.jpgmtliche ErzJ4R114.jpghlungen. Hrsg. v. Paul Raabe. Frankfurt am Main: 1970, p. 257, 此后文中所引文本只標明頁碼者均出自此書。
  ③Goethe, Faust. Eine TragJ4R115.jpgdie, 1. Teil. Goethes werke, Hamburger Ausgabe, Bd. 3. Hamburg 1962, p. 20, 詩行382-383: " Daβ ich erkenne, was die Welt Im Innersten zusammenhJ4R114.jpglt" .
  ④Günther Anders , Kafka. Pro und Contra: Die Prozeβ-Unterlagen. München: 1972, p. 94-97.
  ⑤Umberto Eco, Die Grenze der Interpretation, München: 1995, p. 23.
  ⑥⑦⑧Franz Kafka, Der Proceβ, Gesammelte Werke in zwJ4R115.jpglf BJ4R114.jpgnden, Nach der kritischen Ausgabe, Hrsg. v. Hans-Gerd Koch, Frankfurt am Main: 1994 Bd. 3, p. 225-233, p. 234, p. 229.
  ⑨見J. W. Burrow, The Crisis of Reason: European Thought, 1848-1914,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該書比較詳細地介紹了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期歐洲思潮的轉變過程。
  ⑩" Ein Brief" . In: Impressionismus, Symbolismus und Jugendstil. Die deutsche Literatur in Text und Darstellungen. Bd. 13. Herausgegeben von Ulrich Karthaus. Stuttgart: Reclam 1977, p. 141-154. 此信以" Brief des Lord Chandos" 著稱于世。
  (11)F. Jameson著,唐小兵譯,《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當代學叢1。臺北1990年第三版,第189-190頁。
  (12)Gustav Janouch, GesprJ4R114.jpgche mit Kafka. . Aufzeichnungen und Erinnerungen, Frankfurt am Main: 1968, p. 132.
  (13)Fritz Mauthner, BeitrJ4R114.jpgge zu einer Kritik der Sprache, 3 Bde, Nachdruck d. 3, vermehrten Auflage Leipzig: 1923, Hildesheim: 1969.
  (14)Wilhelm Emrich, Franz Kafka, KJ4R114.jpgnigstein: AthenJ4R114.jpgum Verlag, 1981( 9. Auf. ) , p. 147.
  (15)Edmund Husserl, Die Krisis der europJ4R115.jpg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szendentale PhJ4R114.jpgnomemnologische Philosophie, Hamburg: Meiner, 1996, p. 4. 轉引自Peter Lauener, Die Krise des Helden, Frankfurt: Peter Lang, 2004, p. 101。
  (16)Max Weber, Wissenschaft als Beruf. In: 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J4R114.jpg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Hr. v. Johannes Winckelmann, Tübingen: Mohr, 1982, p. 582-613. 此處轉引自Peter Lauener, Die Krise des Helden, Frankfurt: Peter Lang, 2004, p. 95。

外國文學評論京55~62J4外國文學研究謝瑩瑩20072007
卡夫卡/闡釋/語言/科學/閱讀
卡夫卡的短篇小說《鄉村教師》篇幅雖小,涉及的卻是20世紀西方哲學思潮中具有根本性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的重要性在將近一個世紀之后的今日,越來越普遍地被認識到,那就是闡釋問題、語言問題、科學批判問題。另外這個短篇還涉及學術體制和閱讀問題。本文結合闡釋理論和20世紀初的歷史語境、時代思潮討論這些問題,試圖從一個側面說明卡夫卡作品的歷史意義中的現實意義、卡夫卡作品的現代性中的后現代性。
作者:外國文學評論京55~62J4外國文學研究謝瑩瑩20072007
卡夫卡/闡釋/語言/科學/閱讀
2013-09-10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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