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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怎樣對待傳主的敘述  ——從楊絳與肖鳳的筆戰探討有關傳記文學的創作問題
應該怎樣對待傳主的敘述  ——從楊絳與肖鳳的筆戰探討有關傳記文學的創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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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記文學的寫作無疑是一件十分嚴肅的事情,對于自己所涉及的全部事件和人物,必須都采取客觀和公允的態度,進行科學的分析與評價,如果不是這樣去操作,而在對立的雙方中間,明顯地帶著偏袒一方的態度,作出與事實不符的褒貶,那肯定就可以說是傳記文學寫作中的大忌,對于所有全部客觀事實的調查和掌握,確定無疑地應該是作者進行分析與評價的唯一前提,對于它是否認知得清楚、詳細和完全屬實,會成為傳記能否成為信史的根本的原因。班固稱贊《史記》敘述歷史過程時的“其文直,其事核”,確實應該作為衡量一部傳記文學成功與否的必要條件。如果作者所根據的材料是以訛傳訛,甚或是純屬子虛烏有的話,那么它的文獻價值就應該引起足夠的懷疑了。
  筆者的這一想法,是在閱讀了楊絳《從“摻沙子”到“流亡”》(以下簡稱“楊文”)(注:《南方周末》1999年11月19日。),又閱讀了《楊絳評傳》(注:孔慶茂作,華夏出版社出版。)等傳記之后得出的。“楊文”首先敘述的是在“文革”中間的1969年夏天,自己原來的住房“分掉兩間”,住進來的“沙子”,“只是需要住房的人,政治面貌和表現各各不同”,這比她《丙午丁未年紀事》中的敘述顯得略為詳盡。而《楊絳評傳》中的說法則與此迥然不同,說是由“造反派頭頭”分派,住進了“這對‘造反’年輕夫妻”。“楊文”將遷入的對方稱為“沙子”,自然是帶上懷恨在心的輕蔑之意,卻又說明了“政治面貌和表現各各不同”,并未認定他們就是“造反派”。那么孔慶茂如此明確的說法,是從何而來的呢?按照常理來說,楊絳與這對年輕夫妻之間的糾紛,為數極少的鄰居與同事也只能了解一些影影綽綽的情況,最知悉底細的只能是發生糾紛的雙方,不知道孔慶茂是否采訪了對立的雙方,至少應該是詢問過自己的傳主,才有可能書寫出來。如果是傳主當時告訴孔慶茂,說這對年輕夫妻是“造反派”,而后來的“楊文”又采取不同的說法,那就顯示是傳主改口了。“楊文”還說“男沙子”“是整‘5.16’而為‘革命’立功的人”,不知是否屬實?“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當時的“整‘5.16’”,是針對垮臺的造反派“紅衛兵聯隊”的,這樣說來對方就絕不是造反派了;如果以“楊文”的說法為準,那么前面的這一說法就是向壁虛構的不實之詞。如果孔慶茂在敘述這件事情時,并未為此專門采訪過自己的傳主,而只是根據有些以訛傳訛的材料,不加分析就隨便譜寫的話,則說明他寫作的態度實在是太不嚴肅了。
  這對年輕夫妻究竟是誰呢?不少讀者在以前是并不知曉的。從“楊文”披露之后不久,《魯迅研究月刊》1999年12月號和2000年1月21 日的《中國經濟時報》,發表了肖鳳的《林非被打真相》(以下簡稱“肖文”),《今日名流》1999年12月號又發表了穆正平的《錢鐘書林非打架事件的來龍去脈》,就正式透露出這一場糾紛,是在錢鐘書、楊絳夫婦與林非、肖鳳夫婦之間發生的。“肖文”對于自己全家搬遷的原因和過程,在文中作了較為詳細的敘述,還著重說明林非因為在肅反運動中的“立場右傾”,和在反右派運動中由于“平均主義的錯誤思想”受過處分,“文革”中被造反派張貼大字報批判為“漏網右派”,因而“常常處于膽戰心驚的恐懼中”,“采取躲避和逍遙的態度”,總之他并非造反派,這是說得很明白的。
  林非的散文《記趙樹理》、《回憶陳翔鶴》和《小災小難》,都敘述過自己遭受批判與處分的經歷,他的《讀書心態錄》(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還敘述了自己由于受到過批判與處分,深感沒有資格參加當時“學部”的兩派群眾組織:其一是“紅衛兵聯隊”,因為受到“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的支持和指揮,所以被稱為“響當當的造反派”;其二是“紅衛兵聯隊”,被前者稱為“保皇派”、“臭老保”等等。以林非昔日所寫的散文,來印證“楊文”與“肖文”中的有關說明,那么他并未參加“文革”中間的“學部”兩派組織,應該說是可以獲得確認的。《楊絳評傳》也許出于丑化自己傳主對立面的目的,并無根據地將他說成是“造反派”,應該說是一種極不嚴謹和侵凌名譽的做法。《錢鐘書傳》(孔慶茂作)同樣是違背事實地將他說成“造反派”,同一位作者的兩本傳記中間,同樣都沒有經過深入的調查與研究,平白無故地損害一個公民的名譽權,這從傳記寫作的道德原則來說,應該說是問心有愧的,無疑還應該負有法律的責任,這些問題對于傳記作家如何進行嚴肅認真的寫作來說,確實應該是引起充分注意和必須慎之又慎的事情。
  還有一個問題是孔慶茂的《楊絳評傳》中,由“造反派頭頭”分派房屋的說法,“楊文”并不采用此說,而“肖文”則更說明是在“‘文革’的‘斗批改’階段,整個單位都調整住房”,一位“‘革委會’主任”目睹林非的居住情況如此擁擠不堪,“動了惻隱之心”,“決定分配兩間住房讓我們搬家”,還敘述了“在這座四層樓的公用宿舍里”,同時搬進了十對青年夫婦,其中的有些人后來成了著名的學者,也有人則流亡于海外,在當時“學部”的整個運動中間,“紅衛兵聯隊”在“中央文革小組”清洗和逮捕關鋒之后,就被定為“反動組織”而遭查封,原來處于劣勢被攻擊為“保守派”,并被“紅衛兵聯隊”查封過的“紅衛兵總隊”開始掌權,并結合被解放的“革命干部”,成立了管理日常事務的“革委會”,它與原來意義上的“造反派”已經毫無瓜葛。基于這樣的事實,可以判斷孔慶茂《錢鐘書傳》、《楊絳評傳》中的此種說法,也是并不符合客觀事實的。《錢鐘書傳稿》(愛默作,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更加以渲染地說是他傳主的全家,從“干校”回到北京后,才“發現自家房屋被一對青年夫婦占用了,好說歹說就是不搬走”,與“楊文”的說法迥然相異,卻也不誣稱對方是“造反派”,大既是想要刻意地編造虛假卻又富有喜劇色彩的社會新聞。
  關于兩家合住之后逐漸交惡的過程,“楊文”的敘述比上述幾種有關傳記顯得詳盡多了,概括說來是他們盡量照顧對方,而對方在其女婿自殺之后竟加以冷嘲熱諷;“肖文”則敘述對方企圖賞賜吃剩的食品,都嚴詞加以拒絕了,最傷害她自尊心的是當楊家情緒不好時,不由分說就抱走自己兒子,當作開心取樂的玩具。在雙方交惡過程中許多與時代氛圍關系不太緊密的細節,局外人是難于作出判斷的。如“楊文”說錢鐘書熱情地替肖鳳搬過搖籃,“肖文”則說家中從未有過搖籃,即屬于此種情況。然而有些與時代氛圍關系甚為緊密的細節,揆之于常理來說可以作出大致不差的判斷。如“楊文”敘述肖鳳在“學部”軍宣隊第一把手面前,大罵她女兒是“5·16的臭寡婦”, 乃是為了刻意渲染對方的兇悍;不過只要是經歷過“文革”的人們都會深切地體驗到,當時在工軍宣隊面前是絕對不敢高聲吵鬧的。工軍宣隊的任何命令,都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人們在軍宣隊的連、排長面前,都只敢恭恭敬敬與和顏悅色地說話,怎么會吃了豹子膽,敢在這軍宣隊第一把手面前如此吵鬧?這樣的場面并不可能發生,而是屬于為了進行抹黑的向壁虛構。“楊文”還說在錢鐘書前往干校后,肖鳳于北京的住房內向林非大聲喊叫,“我要上吊了”,用以說明對方在她女婿自殺后,毫無同情心理的幸災樂禍,其實林非和錢鐘書是同一天在工軍宣隊率領下,浩浩蕩蕩奔赴“干校”的,林非早已發表的散文《我和牛》,詳述了這一過程,這無疑當為事實,他不可能于千里之外,跟肖鳳扮演雙簧去嘲笑她們,這也是為了抹黑對方的品格,而不惜向壁虛構的手法。“肖文”這個論辯是有說服力的,可是她為何不就上述的事例進行論辯呢?總是在“楊文”突然發動的大規模進攻面前,氣忿激動而又倉促迎戰,才會有此疏忽的。
  孔慶茂的《錢鐘書傳》和《楊絳評傳》,在敘述楊、肖交惡的過程時,說是對方“動輒打罵訓人”,這既與“楊文”敘述的事實不符,更不合乎常理,如果“動輒打罵訓人”的話,這場流傳得紛紛揚揚的爭斗,應該是提早好多時間就會發生的了,孔慶茂就是誤將它置于“下放”“干校”之間加以敘述的,這真是形成了先人之見以后的主觀臆想和信手涂抹,如此的任意編造應該說是缺乏史識與史德的。
  最后是關于雙方正式沖突的敘述,“楊文”說完了1972年的情況之后,緊接著說是這事件發生于12月2日,“肖文”則說是發生于1973 年12月7日。在此次沖突中,錢鐘書手揮木棒打傷了林非, “楊文”與“肖文”對此的敘述大致相同。根據“肖文”的敘述,她立即帶領林非前往醫院治療,并將醫生開列的診斷證明書保存至今,“肖文”當系根據證明書上書寫的日期,無疑應該是確切的。事情過去了將近三十年之久,“楊文”誤記了日期也是可以理解的。此次沖突的導火線是雙方共同約請的保姆,究竟先替誰家洗衣而引起的,“楊文”與“肖文”對此的敘述大致相似。“楊文”說對方在糾紛剛開始時就動了手,然后她咬了肖鳳,錢鐘書又打了林非。“肖文”則明確地表示,“我們自始至終都是只動口沒動手,咬人者和打人者則是又叫又罵又動手”,還指出“楊文”所說的“把我按下地又提起來,又摔下,又提起,又摔下”,是“造謠造得實在太荒唐了”,“請問我們哪里有這種大力士般的力氣?”“肖文”所說自己并無將對方拋上拋下的氣力,無疑是有說服力的,然而對于當時并不在場的任何局外人來說,雙方敘述的不少細節,都難于作出明確的判斷。
  孔慶茂的《錢鐘書傳》和《楊絳評傳》中則說,“錢鐘書忍無可忍”,“與這對‘造反派’大打出手,把胳膊都打傷了,鬧得滿城風雨”,從而“名揚千里”,“連那些‘造反派’也都對他敬畏三分”。“楊文”明確地敘述是她丈夫打傷對方的胳膊,“肖文”也如此敘述,而從孔慶茂敘述的口氣來看,似乎是他傳主的“胳膊都打傷了”,為什么要這樣語焉不詳呢?因為他基本的情況都沒有弄清楚,就要下筆來隨意涂抹了,怎么能不顯露出含糊其詞的文風來?孔慶茂其余的那些敘述,也都是經不起推敲的向壁虛構,首先是前面已經論述清楚了對方并非“造反派”,他的說法只能是一種虛構的不實之詞。而且按照常理來說,如果對方真是造反派的話,作為年長一輩的知識分子錢鐘書,怎么敢飽之以老拳呢?當時的造反派諸公派性極強,當自己的“戰友”遭受毆打時,一定會采取敵愾同仇的“革命行動”,怎么可能對自己的“戰友”袖手旁觀,反而對毆打者“敬畏三分”呢?更荒唐的是將錢鐘書的毆打對方,竟當成像歌頌美國拳王泰森那樣加以渲染,無限夸大地渲染成了在“滿城風雨”中“名揚千里”,與當時實際情況的差別,真何止有十萬八千里之遙,而且像這樣把錢鐘書謳歌成為并非他自己所長的拳擊健將,也未免太滑稽可笑,真是欲褒揚而反成貶抑了。像這樣輕率和隨意地來撰寫傳記文學,是應該引起自己的深深反思的。至于愛默《錢鐘書傳稿》中所說,他的傳主“被人打得不但胳膊帶傷,而且眼鏡也被打落在地”,更是完全違背了“楊文”中所承認的,林非被她丈夫打傷的基本事實,像這樣添枝加葉地隨意起哄,應該說是與傳記文學嚴肅的創作態度風馬牛不相及的。烏爾沁夫的《走出〈圍城〉的錢鐘書》(注:《文藝報》1998年4月3日。),也說是“派駐進來兩名‘造反派’夫妻”,“動手打了錢老”,同樣不符合“楊文”與“肖文”的說法,自然也就違背了前面分析過的客觀事實,邵燕祥的《李洪巖文讀后》(注:《雜文報》1998年5月21日。),據此作為論斷的根據, 批駁李洪巖有關林非是否造反派的質疑,卻又不無嘲諷地稱贊對方,比“那一對夫妻之所為,也算不無一點進步”,也是毫不了解實際的情況就信手亂寫,還加以惡意的貶抑,實在是有失公正和厚道。邵燕祥在“反右派”運動中也有過被傷害的感受,自己還這樣無緣無故地傷害別人,似乎就更不應該了。
  發生在“文革”后期的錢、楊與林、肖兩家的糾紛,歸根結底來說是這場浩劫中一個小小的悲劇。錢家原來獨自居住,卻被迫打破了一統的局面,心里產生出不快與反感的情緒來,完全是合乎邏輯的;而林家的遷徙是因為護理他家嬰兒的保姆,提出絕對不能與他們夫婦同住一室,雖然猶豫再三不想搬遷,最后也只好作出這出于無奈的選擇。長期以來整個社會的決策與進程,只熱衷于為了階級斗爭而階級斗爭,卻很少為了日益增長與膨脹的人口,考慮去建造更多的房屋,多少人們擁擠在一起居住,大家的生存狀態真是處于一種悲劇性的氛圍之中。“肖文”敘述了僅在這座四層樓的公用住房內,就同時搬遷進去十戶人家,可見居住情況的異常緊張。當時此種“斗批改”的措施,實在也是無可奈何的做法,結果是造成雙方都處于別扭與尷尬的生存環境里面,或明或暗的不和、嘔氣與吵架,就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了。“肖文”敘述自己敏感到對方眼睛里含著“仇恨的心情”,也許是確實存在著的,這才有后來出于宣泄私憤的種種含著虛構的敘述,這些也都已經分別表現在幾部有關的傳記中間。對于這幾位作者來說,應該接受的教訓是必須進行充分的調查與分析,只聽一面之詞是很容易產生謬誤的,而且當其中一方的敘述發生變化時,就更會使得作者將自己置于被動的地位和由于平白無故地誣蔑對方而墜入不公正的處境里。
  這一回于傳媒渠道大張旗鼓地發表的“楊文”,并未趨向于將此事歸結為“文革”時期的悲劇,卻依舊以私人泄憤的方式進行描摹,有些情節明顯可以看出虛構的痕跡,還出現了“沙子”等人身攻擊的詞語,而且在敘述錢鐘書毆打了林非、和自己咬了肖鳳手指之后,竟還表示他們自己“墮落”到了對方的水平,表現出一種完全沒有道理的霸氣。對于一位著名的作家來說,寫出這樣缺乏應有的胸懷與境界的文字,是相當令人失望的。而“肖文”也為“楊文”的突然進攻所激怒,在論辯的過程中顯出了強烈的憤慨情緒,表示“深深慶幸自己的人格比造謠者要高尚得無可比擬”,冒出這樣的情緒來是在意料之中的,接著又指責對方“真是不知天下有羞恥事”,這又是被對方的泄憤傷害之后比賽著向對方泄憤了,因而肯定會影響自己趨于歷史高度的反思。肖鳳的《蕭紅傳》、《廬隱傳》、《冰心傳》等著作飲譽海內外,她的自傳《天若有情天亦老》(注:《傳記文學》1997年第11期~1998年第1期。), 也讀來令人垂淚,讀者有理由希望她的作品,應該寫得更充滿歷史的高度與深度,而不要陷于過分情緒化地敘述瑣事的宣泄之中。
  對于這兩位著名的女作家來說,怎么能夠做到即使當事情涉及自己的時候,也要站在時代的頂顛來加以剖析,如果能夠像這樣的話,個人恩怨的強烈情緒也許會得到適當的淡化和消解,使自己今后的作品寫得更趨于思想與藝術的高度,讀者的希望是繼續看到她們更多嶄新的佳作。至于上述幾部傳記對于這件糾紛的失真的敘述,和極不嚴肅的虛構、夸大與渲染,也說明了這些作者在史識和史德方面必須得到很好的提高。只有憑著這樣充分負責和嚴肅認真的創作態度,才能夠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都高揚著真善美的理想,致力于提高廣大讀者的精神境界與道德情操,這也許并不是筆者的一種奢望罷。
  
  
  
河北學刊石家莊82~8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相20002000李相,北京市公路局 郵編:100053 作者:河北學刊石家莊82~8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李相20002000
2013-09-10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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