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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研究五十年述評
張愛玲研究五十年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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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望張愛玲研究50年的歷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40年代上海一些作家、文人對其人其作的分析和評價;第二個階段,建國后至80年代初海外學者對張愛玲的研究;第三個階段,80年代以后國內學者對張愛玲的研究。
  此外,張愛玲去世后,各種報刊雜志對她的“熱衷”現象以及張愛玲研究的前景問題也都是值得我們探討和深入認識的。
      一
  40年代在上海,張愛玲是紅極一時的才女,是當時文壇極富傳奇色彩的著名作家。《傳奇》一出版,即成為上海文化界的最暢銷書。張愛玲從此為文壇所矚目,她的作品在讀者和文化界中間都有廣泛的影響,但當時的研究與對她作品的接受相比卻顯得滯后。其中最有影響的當屬迅雨(即傅雷)于1944年5 月在《萬象》雜志上發表的《論張愛玲的小說》〔1〕。
  傅雷的文章以近萬字的篇幅論述了《傳奇》中的幾篇重要的作品,中肯地評述了張愛玲的創作實績,肯定了她的才華和技巧,同時也一針見血地指出她在小說中流露出的一味追求技巧的端倪,成為當時甚至現在亦很有見解的批評文章。傅雷在文章中給予《金鎖記》以極高的評價,從不同角度分析了小說的美感特征。他認為七巧“最初她用黃金鎖住了愛情,結果卻鎖住了自己。愛情磨折了她的一世和一家”。如此精確的主題研究影響了以后的幾代研究者,使讀者閱讀小說時對“金鎖”的理解更為深入透徹。他還指出張愛玲的風格是“新舊文字的糅和,新舊意境的交錯”,“對意境的精心繪制呵出了一片蒼涼的氣氛。”《金鎖記》是張愛玲早期也是她一生中極為重要的一篇小說,這篇作品基本奠定了她的創作格調,而傅雷的觀點無疑給后來者以十分有益的啟示。傅雷稱《金鎖記》是“張女士截至目前為止最完滿之作,頗有《狂人日記》中某些故事的風味,至少也該列為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獲之一。”將張愛玲與魯迅相比是需要勇氣的,可見傅雷對張愛玲的衷愛。這些論斷的精辟和準確成為后來研究者的理論根據。對《傾城之戀》,傅雷作了準確的分析和批評,他認為這篇作品內容不夠深刻,顯得貧乏、空洞,“華彩勝過了骨干;兩個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傅雷對《連環套》給予嚴厲的批評,認為其最大的弊病是“內容的貧乏”。他細致地發現了《連環套》“沒有心理的進展,因此也看不見潛在的邏輯,一切穿插都失掉了意義。”這些批評都十分中肯,但對于處在創作巔峰的張愛玲來說是不能接受的,她寫了散文《自己的文章》〔2 〕對傅雷的觀點逐條進行反駁,辯難和解釋,這篇文章集中體現了張愛玲的創作態度和文藝觀,但也不免有偏頗之處。幾十年后,她自己也承認《連環套》的失敗,并給予更為嚴厲的批評。  
  迅雨文章發表的同時,《雜志》月刊刊出胡蘭成的文章《評張愛玲》〔3〕。張愛玲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因為懂得,所以慈悲”〔4〕,也許正是因為胡蘭成對張愛玲的懂得,所以才能在文章中寫出張愛玲的神韻,雖然文字漸于華靡濃麗,情致純美,無異于愛戀的公開表白,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準確性和真實性,但其中不乏驚人的見解,對于我們讀懂張愛玲有很大幫助。
  談到張愛玲的創作源泉問題,胡蘭成認為:“她知道的不多,然而并不因此而貧乏,正因為她自身就是生命的泉源。”在他的眼里,張愛玲是豐富的,她的“才華是常青的。”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文中最準確地把握了張愛玲創作的內在意識。他認為“她寫人生的恐怖與罪惡,殘酷與委屈,讀她的作品的時候,有一種悲哀,同時是歡喜的,因為你和作者一同饒恕了他們,并且撫愛那受委屈的。”他清晰地認識到了“恐怖、罪惡與殘酷者其實是悲慘的失敗者”。同時胡蘭成還提到了張愛玲的個人主義,并與魯迅的個人主義相對比,可見張愛玲在其心目中的地位。
  此后現代女性文學史家譚正璧在《論蘇青與張愛玲》〔5 〕中也指出:“張愛玲在技巧方面始終下著極深的功夫”,她認為:“在張愛玲的小說里,題材盡管不同,氣氛總是相似。她的主要人物的一切思想和行動,處處都為情欲所主宰,所以她或他的行動沒有不是出之于瘋狂的變態心理,似乎他們的生存是專為著情欲的。”譚正璧以她的女性眼光和手筆準確地指出了“情欲”在張愛玲小說中的重要作用,對于挖掘張愛玲小說的深層內涵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40年代上海文化界是那樣熱切地關注著張愛玲、傳頌著張愛玲,各種各樣的座談會,各種各樣的文章競相捧紅了這位才女,在這一片贊揚聲中,可見張愛玲作品的影響程度。
  這一時期的研究和批評,得到普遍承認的是張愛玲的寫作技巧和她過人的藝術才華,張愛玲奇跡般地出現令人們感到突兀,但是盡管評論界給予她以極高的評價,但是他們的批評仍未觸及她作品的生命,張愛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談到自己的創作時說:
  “我是喜歡悲壯,更喜歡蒼涼”。
  “我喜歡素樸,可是我只能從描寫現代人的機智與裝飾中襯托人生素樸的底子。”
  是什么原因使張愛玲有如此的感喟?她創作的更深層意蘊是怎樣的?這只能留待后來的研究者回答了。
      二
  然而,建國以來30年間留下的卻是張愛玲研究的空白,張愛玲被人們長久地漠視。這期間,沒有一篇研究張愛玲的論文發表,幾部重要的文學史中,也看不到張愛玲的名字,致使這位才氣逼人的女作家在國內的讀者中鮮為人知。
  而就在這時,海外的華人學者對張愛玲的研究卻取得了明顯進展。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美國華人學者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6 〕中有關張愛玲的論述。此外,臺灣學者唐文標、水晶等人的系統研究,香港林以亮等人撰文對張愛玲所作的中肯評價使“張愛玲熱”在港臺地區悄然形成。
  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破例給張愛玲46頁的篇幅對她進行介紹和論述。他高度地評價張愛玲,認為:“對于一個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人說來,張愛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她的成就堪與英美現代女文豪如曼殊菲爾、泡特、韋爾蒂、麥克勒斯之流相比,在某些地方她恐怕還要高明一籌。”在評論中,夏志清結合張愛玲的創作分析她的作品“對于人生熱情的荒謬與無聊的一種非個人深刻的悲哀”,并同樣指出張愛玲小說的蒼涼意味。夏志清同胡蘭成一樣敏銳地發現了“對于普通人的錯誤弱點,張愛玲有極大的容忍。她從不拉起清教徒的長臉來責人為善,她的同情心是無所不包的。”由此,在解讀作品的同時,他也解讀了作家本人。在具體分析作品時,夏志清認為《金鎖記》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夏志清的論述是許多研究者參照的藍本,他的分析和評價使人們更迫切地需要走進張愛玲的作品,觸摸張愛玲的世界。但夏志清的反共立場對《秧歌》、《赤地之戀》的推崇是不足取的,事實上當張愛玲的筆端投向農民心理和農村文化時,她已迷失了純藝術的自我。
  唐文標是臺灣著名學者,他在研究中充分肯定張愛玲的藝術天才,但卻在《張愛玲研究》〔7〕一書中對她作了嚴厲的批評。 他認為張愛玲只是“趣味主義”地描寫她所熟悉的“腐朽、衰敗、垂死、荒涼”的“死的世界”,而沒有加以“道德的批判”。唐文標用功利性和社會性來界定張愛玲的作品,遭到評論界的反對,認為這樣做是欠公平的。唐文標在張愛玲研究中最突出的貢獻是編輯了《張愛玲資料大全集》〔8〕。這部書有著重要的史料價值,為后人了解和研究張愛玲提供了較為翔實的資料。
  水晶是臺灣“張迷”中極為癡迷的一個。他曾去美國訪問張愛玲兩次,并與張愛玲長談七小時,后來許多文藝界人士關于張愛玲的消息都是從水晶那兒得來的。水晶曾作專著《張愛玲的小說藝術》〔9〕, 在書中他精確地指出:“張愛玲的小說外貌乍看起來似是傳統章回小說的延續,其實她是貌和神離的,她在精神和技巧上,還是較近西洋的”。這樣的論述已經接觸到張愛玲小說的藝術實質。
  臺灣的“張迷”們留神地注視著張愛玲,解讀著張愛玲,摹仿著張愛玲。許多臺灣作家,尤其女作家都師承張愛玲,寫出了優秀的作品。
  相對于臺灣的熱烈反映,香港顯得冷清了些,司馬長風的文學史也沒有給張愛玲一席之地。但在張愛玲的筆下畢竟出現過“傾城之戀”的故事,她畢竟寫過葛微龍、梁太太,這些“傳奇”是人們所熟知的,因而香港的讀者對張愛玲并不陌生。當時給予張愛玲以極大關注的是林以亮,他最初是張愛玲的讀者,后來與張愛玲成為莫逆之交。他的文章《私語張愛玲》〔10〕、《張愛玲語錄》〔11〕等,寫張愛玲的創作生活情況,是我們研究張愛玲的第一手資料。
  海外華人對張愛玲研究的關注重心是她作品中所顯示的荒涼的人生意識和寬厚的同情心,盡管他們的論述仍不乏單薄和曲解,但是卻已從零星的散評逐漸接近了整體的把握,為國內的張愛玲研究奠定了基礎,并給予有益的啟示。
      三
  新時期以來,國內的張愛玲研究也終于掀開了新的一頁。進入80年代后的十多年間,不僅研究論文數量日豐,而且也有一些研究專著問世,另外在小說史、文學史、專題史中也有了關于張愛玲的論述。
  這十多年的張愛玲研究,可以1990年為界,劃分為兩個階段。
  新一代的研究者所面臨的基本現實是:重新評價張愛玲,在文學史上給予其一定的地位;深入作品,挖掘其深層的思想內涵,并努力建構一個完整的科學的研究體系。
  第一階段的研究基本完成了這個過渡。這一時期的成果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首先,新時期以來,張愛玲研究被納入文學史、小說史、專題史的研究視野,給予張愛玲以一定地位。1987年出版的由錢理群,吳福輝等人主編的《現代文學三十年》〔12〕中,編者這樣論述張愛玲的創作:“張愛玲描寫了那個充滿封建殘余的百孔千瘡的社會生活形態和人們千瘡百孔的精神創傷。”準確地把握了作品的思想內涵。同時還指出張愛玲“心理描寫技巧是很突出的,既有傳統的手法,也有意識的流動”,這就將張愛玲參差對照的藝術手法作了恰如其分的概括。1989年出版的殷國明的《中國現代文學流派史》〔13〕設專章對張愛玲和“社會言情小說”進行分析和評價。作者從文學流派入手,將張愛玲的小說歸于“社會言情小說”,并認為在張愛玲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城市生活一種獨特‘生態’,它介于封建文化和資本主義文化之間,也介乎于才子佳人和現代文明生活之間,色調復雜,意蘊獨特。”作者的準確分析使研究者們捕捉到了張愛玲研究的一個新角度,即張愛玲創作的文化淵源問題。這一時期出版的兩部小說史都用一定篇幅介紹評價了張愛玲。趙遐秋、曾慶瑞的《中國現代小說史》〔14〕中指出:“張愛玲揭示這兩種文化浸染的‘洋場社會’生活的本質,選取的特殊角度是兩性關系,婚姻關系”,在這里作者又重申了“情緒”在張愛玲小說中的重要作用。嚴家炎的《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15〕認為張愛玲的小說是心理分析小說的“一個小小的高峰”。他概括了張愛玲小說的成就在于“兩性心理刻畫上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刻性”和“意象的豐富與活潑傳神”。嚴家炎著重從心理分析入手,挖掘張愛玲小說意蘊的深刻性,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張愛玲是一位有著文學史意義的作家,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能沒有她的名字。
  其次,這一時期出現了紀念性文章,介紹張愛玲的人生經歷和文學品格。柯靈的《遙寄張愛玲》〔16〕最具代表性,對研究者了解張愛玲在40年代的創作情況有很大幫助。在文章中,作者以相當的篇幅介紹了張愛玲最初的創作和作品的出版情況,也提到了當時文學界前輩對張愛玲的愛護。他們之間許多交往的細節對研究者了解張愛玲都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再次,幾篇重要學術論文的出現使張愛玲研究更加貼近本體。最早重新評價張愛玲的是青年學者顏純鈞,他的文章《評張愛玲的短篇小說》〔17〕雖基本屬單篇作品的分析,但卻不乏真知灼見,研讀張愛玲的作品這是一個很好的途徑。這一時期最有影響的文章是趙園的《開向滬港“洋場社會”的窗口——讀張愛玲的小說集〈傳奇〉》〔18〕。在文章中,她指出“構成張愛玲小說的基本矛盾是資本主義與封建性”,“由西方文化滋養‘現代文明’翼覆的最古舊最腐敗的封建生活方式與封建文化,這才是40年代滬港‘洋場社會’生活最基本的真實”,文章還指出“兩性關系,婚姻關系,是張愛玲發掘人性發掘洋場生活特殊本質的主要角度。”通過對作品的分析,作者指出張愛玲以全部熱情將焦點投向“洋場社會”男女的心理,從中挖掘出耐心尋味的心理內容,這種心理內容的容量是十分巨大的,在這以后的許多研究者都從不同角度論證著這些命題,使其得到發展和完善。宋家宏在他的論文《張愛玲的“失落者”心態及創作》〔19〕中以他的敏銳筆觸指出了“‘失落者’是她基本的心理狀態,從而導致了她精神上的悲觀氣質。”從而揭示出張愛玲的創作具有“荒涼意識”的深層原因。另外他在另一篇文章《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曹七巧探》〔20〕中從不同角度探究了曹七巧的性格特征,尤為可貴的是他“將曹七巧作為中國家庭關系”被食、自食與食人“循環鏈中的一環來考察”,是十分有意義的一種探索。呂啟祥的《〈金鎖記〉與〈紅樓夢〉》〔21〕以翔實的資料,有力的論證,為張愛玲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視野。在文章中,作者指出在張愛玲的《金鎖記》等小說中到處跳躍著《紅樓夢》的語言,《紅樓夢》人物個性、氣質對張愛玲小說人物的滲透也比比皆是,至于環境氣氛的構制,情節的安排等方面無不受《紅樓夢》的影響。尤為可貴的是作者指出了張愛玲的小說同《紅樓夢》一樣“浸透著一種無可奈何的悲劇感”,此外,張淑賢的《精神分析與張愛玲的〈傳奇〉》〔22〕、周筱華的《活躍心靈的創造物——泛論張愛玲〈傳奇〉的意象藝術》〔23〕等文章都從不同角度切入作品,進行精辟的分析和論證,為張愛玲研究作出了貢獻。
  這一時期,還有一項不容忽視的研究成果就是陳子善先生對張愛玲佚文的搜集和打撈工作。自1987年發現中篇小說《小艾》之后,作者又先后打撈了四批十一篇長期湮沒的張愛玲的佚文,最近又發現了張愛玲1932年發表的短篇小說《不幸的她》,從而使張愛玲的文學生涯又提前了整整四年,為張愛玲琦麗純美的文學世界填補了若干空白〔24〕。
  以上這些研究成果,都從某一側面入手來解讀張愛玲的作品,對張愛玲作品的思想意蘊、藝術手法,以及作家心理、心態的分析較有深度,對張愛玲藝術特性的把握也較為準確。但整體的研究水準還不算特別高,研究視野還相對狹窄,宏觀把握的力度還尚待強化,思維和研究空間還有待全方位拓展。
  90年代,張愛玲研究進入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其標志首先是研究專著的問世,對張愛玲的生平和傳記研究引起了研究者的極大興趣。
  于青的《天才奇女——張愛玲》〔25〕以優美的文筆敘述了張愛玲的生平歷程和心靈歷程,對她顯赫的貴族家世和童年少年時代的不幸遭遇作了生動的描述,從而揭示出張愛玲作品中流露出的時間的蒼涼和生命的黯淡的深刻原因,從書中我們可以“讀清,讀懂,一次生命之旅,一場歷史活劇,從中領悟出最悲愴的人生之謎,”另外我們也可以從中得到許多原始資料,這些都給研究者帶來許多便利,通過對張愛玲本人的了解,從而更深地理解她的作品。
  余斌的《張愛玲傳》〔26〕比于青晚兩年,內容也更充實,占有的材料也更充分,并且對張愛玲的絕大部分作品的內容和藝術形式作了詳切的評論,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這兩部傳記作品關注的焦點是張愛玲獨特的人生感悟和由此導致的人生荒謬感和孤獨感,不同的是于青的《天才奇女——張愛玲》帶有濃重的文學性,是以敘為主的傳記作品,而余斌的《張愛玲傳》嚴格說來是一部夾敘夾議的評傳。這兩部傳記的成就在張愛玲研究史上,是不容忽視的。
  此外,胡辛的《最高的貴族——張愛玲》〔27〕作為一部傳記作品雖然學術價值不很高,但文筆優美流暢,娓娓敘述了美麗高貴的張愛玲的一生,對張愛玲研究也有一定價值。
  其次,這一時期的小說史、專題史、女性文學史也沒有忘記張愛玲,而且對張愛玲給予足夠的重視。楊義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28〕對張愛玲的文學成就和地位更是加以充分肯定,他指出:“張愛玲小說的價值之一,在于它啟示人們如何出于傳統和現代之間,以經過點化和自我超越的東方風彩,同世界文學進行富有才華的對話。”這或許是我們解讀“張愛玲之謎”的永遠的鑰匙。從心理分析的角度切入張愛玲的作品,嚴家炎的《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中已初見端倪,王才路在他的《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29〕中又以專章論證這個觀點,指出“意象藝術”、“通感手法”和“夢幻描寫”于她的心理小說所起的作用,他認為張愛玲的小說“推進了現代心理分析小說的發展”。女性文學史更是濃筆重墨地敘說著張愛玲、審視著張愛玲,并從女性角度解讀著張愛玲。劉思謙的“走出女性神話”〔30〕的觀點既新穎又有獨到之處,她敏銳地洞察到覺醒的女性意識貫穿了張愛玲的小說創作,“反超人、反英雄、反神話”幾乎作為一種人生觀滲透在張愛玲的小說里。孟悅、戴錦華的《浮出歷史地表》“則超越了那種個別性的再評價工作,試圖把現代文學的發展過程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張愛玲作為淪陷區的作家,作者肯定了她“所建立的文學世界的真實性”〔31〕。
  再次,是研究論文的大量涌現,在“量”與“質”、廣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突破。這一時期的文章更多地關注張愛玲的悲劇意識和悲劇文化心理,對張愛玲的人生觀、婚戀觀也從新的角度重新審視,另外張愛玲小說的藝術技巧也仍然是研究者關注的熱點。
  對張愛玲作品中浸透的生命意識和文化心理的觀照早在80年代的研究中就有所體現,但只限于表面,到了這一階段則從更深的層面論證這一命題。姚玳玫的《闖蕩于古典與現代之間——張愛玲小說悖反現象研究》〔32〕是從文化心理角度貼近張愛玲。她認為:“張愛玲一方面沉醉在古典的傳奇性的氛圍中筑造她的形象世界,一方面又潛心于人性做非常‘現代’的感悟與破譯”。在她的筆下顯現的是令人心驚的“畸形人生”,“表現人在兩種文化的夾縫中茍且偷安的精神狀態”。作者以敏銳的女性情感解讀張愛玲的文學世界和內心世界,她體驗到了張愛玲的悲劇意識和她惶惑無依的漂泊感。朱文娟在《淺論張愛玲的悲劇生命意識與悲劇文化心態》〔33〕一文中更透徹地指出張愛玲作品的荒涼“外化為一種生存意識不再局限于一種情感內涵”,她指出張愛玲潛意識中文化心理指向傳統性,對東西方文化的認識是悲劇性的。這一階段類似的文章很多,趙順宏的《張愛玲小說的錯位意識》〔34〕中就指出了張愛玲小說中強烈的歷史意識,他指出張愛玲“揭示出人的歷史惰性怎樣像夢魔一樣無形地控制著人的現在,從而給作品帶來頗為豐厚的歷史感”,同時他也肯定張愛玲的小說具有“濃郁的現代氣息”。范智紅的《在“古老的記憶”與現代體驗之間——淪陷時期的張愛玲及其小說藝術》〔35〕是一篇分量很重的文章,作者把握兩個最基本的概念“歷史”與“現實”,他認為張愛玲正是“在生存體驗上連接了‘歷史’與‘現實’,在時空體驗上使過去時代的‘人生’與現實感受‘打成一片’,這一點直接影響到張愛玲小說的敘事結構。”他從對具體作品的分析中使我們看到張愛玲小說中交織著的兩種人生,即“過去的”和“現代的”。一些文章還從《傳奇》的封面捕捉到了深刻的美學意義,以此作為窺見張愛玲心靈世界的一個窗口,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張愛玲對人生有著悲劇性體認,因而在她的筆下沒有一種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許多研究者正是抓住了張愛玲的悲劇人生觀和婚戀觀為研究開拓了新視野。在錢振綱的《婚戀現象的現代審視》〔36〕一文中系統地闡述了張愛玲的婚戀觀,他認為張愛玲所作的婚戀小說訴說的都是沒有愛情的故事,但她的觀點卻是“兩性互愛應當成為兩性結合的基礎”。由此可以斷定張愛玲的“婚戀小說除了具有反映各種婚戀現象的認識內容外,也具有了評判婚戀現象的道德內容”。張洪在《無奈與悲哀——張愛玲的小說基調》〔37〕一文中也指出“張愛玲的世界里遍布著不完美”,她寫出了人性在現代社會里的迷失,人情在金錢誘惑下的冷漠。作者理性的目光注意到:“張愛玲獨自把玩的人生境界竟至如此凄涼,她的文學是她悲觀精神的俘虜”。  
  從人物分析入手闡釋張愛玲文學世界建構的獨特性,也是這一時期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張景華的《滬港洋場“病王狂孽”——張愛玲〈傳奇〉中人物的劣根性》〔38〕明確指出了張愛玲的小說是對人性惡的揭露,通過人物形象的塑造滲透她對生命本體、人生價值的思考。于青在《論傳奇》〔39〕中,從多方面、多角度地論述了《傳奇》的特色,從形象出發,她認為張愛玲在作品中突出描寫了一批民國時期殘存著的女奴群像,她指出張愛玲筆下無論怎樣的女性“骨子里,卻都驚人地一致地擁有一顆女奴的魂靈。”這樣的分析是獨到的,有著巨大的開創意義。李繼凱用“女性異化”〔40〕的觀點,深刻透視了張愛玲小說所呈示的女性的悲劇命運,由于“男權”的跋扈,使得女性“深陷在性壓迫的窘境中”,女人的謀愛是淺層面的,謀生才是“愛”的實質。正是由于性的壓迫和金錢的異化作用,使得女性“遠離‘人道’而趨近‘獸道’。”人物形象的比較研究也成為吸引研究者的重要命題。陳興的《三仙姑與曹七巧》〔41〕是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他認為三仙姑與曹七巧的共同之處是:她們都被剝奪了愛情的權利和人生的幸福,“走上人生第一步是以被損害和被污辱開始的”。“不同的是悲劇性與喜劇性的差別。”這篇文章論述充分,令人信服,使研究者們從中可以獲得許多有益的信息。
  對張愛玲的小說藝術的考察從其作品發表后至今一直沒有間斷過,研究者們對她的小說思想內容的分析或許存在異議,但對她高超的寫作技巧卻是極為稱道的。劉鴻音的《蔥綠配桃紅參差對照的藝術——張愛玲的〈傳奇〉及其他》〔42〕認為,張愛玲小說的藝術結構沒有拘于一定的模式,兼收“情節小說”和“性格心理小說”兩者的長處,在敘事方式上,“采取傳統章回小說的全知全能的說書人的口吻,又巧妙借鑒了間接引語的運用,”作者指出了張愛玲小說是以舊小說的詞句,意象情境來完成其藝術世界的構制的,文學兼樸素和華靡于一身,并且充分借助光影聲色來充實其藝術形象。而吳敏的《張愛玲小說情感表現的美學特質》〔43〕則從情感表現的方式入手,揭示其美學特點,作者的思路是從隱敘法入手引出雙重敘述視角的新概念,以及小說中顯現的悲觀、虛無與達觀執著相結合的人生觀和蒼涼哀婉的復調情緒,并指出了張愛玲是由此才突破了女性創作的屏障。王劍叢在《雅俗結合的寧馨兒——試論張愛玲小說的審美特征》〔44〕中認為張愛玲的小說是“以通俗小說形式為基石,鑄入新的表現技巧,并把西方現代小說的心理刻畫和我國傳統文學的意象藝術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幾位研究者的成果卻將焦點集中在張愛玲小說集現代與傳統技巧為一身的特點,將我們的閱讀提高到一個新的審美層次。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6年第1 期還開辟了張愛玲研究專題,喬向東的《反駁與背離——張愛玲對于新文學的反抗》從新的視角解析張愛玲的創作,認為她在新文學呼喚現代文明和重建文學表達方式的偉大變革中“選擇了非繼承者的偏離其外的邊緣者位置,以一種感性形式的個人化姿態‘羅曼蒂克的逃遁’來進行創造性的反抗,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基本的小說觀念。”她所建構的是“一個富有色彩的個人化的,獨語的傳奇世界”。林亦修在論及張愛玲小說的結構藝術時則緊緊抓住了“圓形美”的特征,從意象結構、人物結構、章法結構三方面論證分析,頗有見地。宋家宏從單篇解讀入手,從《茉莉香片》的主人公聶傳慶身上看到作家張愛玲自己的經歷、性格、心理歷程。香港林幸謙的《張愛玲:壓抑處境與歇斯底里話語的文本》從女性的“壓抑處境與歇斯底里話語”,指出張愛玲正是一位能準確描述在宗法社會中男權對女性壓迫的情境的作家。
  這一時期的研究在前輩研究者成果的基礎上,更加深入創作本體,既有微觀的作品分析,又有宏觀的整體把握。尤其是張愛玲在美國悄然謝世后,海內外許多學者作家發表文章以紀念這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奇才作家。一年以來,學術文章、悼念文章散見于各大報刊雜志,形成新一輪的“張愛玲熱”。
      四
  通過對張愛玲研究50年歷史的巡禮,我們看到張愛玲研究逐漸從零散走向整合,從單一走向多側面,這使我們逐漸把握了一個完整而真實的張愛玲,同時也欣喜地發現研究的理論框架的變遷和研究方法的更新,給我們的啟示是巨大的。
  50年的張愛玲研究終于給這位傳奇天才的女作家以一定的地位,是值得欣慰的。張愛玲的創作成績雖不是異常的顯赫豐富,但卻有著她的獨到之處:她對人性揭露的深刻和對世事敏銳地洞察,她含蓄準確而又飄逸的文學和濃墨重彩的“紅樓”筆法都令讀者和研究者不得不細細地品味她、琢磨她,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應該毫不猶豫地記錄下張愛玲的名字。但她究竟應該占據怎樣的位置才恰如其分?是否能夠躋身于“文學大師”的行列〔45〕,這仍然是一個有待于進一步思考和辨析的問題。對任何一個作家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帶有研究者的主觀傾向,這是無疑的。但我們知道,要公正地評價一個作家,首先要對他(或她)進行歷史的解讀,只有將作家的創作置身于歷史,我們才能夠看到他的創作在歷史的長河中所激起的浪花。張愛玲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一位有著獨特貢獻的作家,她的天才是無可否認的,但她的創作卻不是史詩式的,她不像魯迅、茅盾、老舍等作家那樣關注的是民族、社會乃至人類的命運,對現實人生缺乏歷史的文化的思考。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認為張愛玲是一位具有文學史意義的作家,而不能稱為文學大師。
  張愛玲研究已取得了不容低估的成就,然而,某一時代的研究在當時無論占據在怎樣的前沿位置,時過境遷,后來者始終能夠發現它的不足之處,隨著文學研究理論的更新、研究方法的突進,會使研究更加深入、更加完善,因而從這個角度來說現在的研究僅僅是開端,而非終結。因此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多課題尚待開發。對作家作品的解讀總是時代的、歷史的解讀,而時代在前進、歷史在發展,因此對作家的研究也必然是一個不斷延續的過程。比如,研究者已經普遍注意到張愛玲作品所蘊含的無奈與悲哀、蒼涼與孤獨,那么這種悲劇意識和悲劇文化心理是怎樣產生的?要想準確地解答這一問題,就必須把筆觸伸向時代,伸向民族歷史和文化,也伸向作家的心靈世界,因此,從文化哲學、從心理分析視角解讀張愛玲就顯得十分必要了。再比如張愛玲是酷愛《紅樓夢》,同時也是酷愛著毛姆的通俗小說的,那么從比較文學角度探討張愛玲的創作對毛姆的借鑒也十分必要。而這方面恰恰是研究的薄弱環節。我們可以從影響研究角度探討張愛玲與中西文學的關系,還可以從平行研究角度觀照張愛玲創作的精神特征以及整個20世紀的精神走向。我們也可以從比較研究視野梳理張愛玲與40年代小說的關系,揭示張愛玲小說文體的獨特個性,這也是很有意義的研究課題。另外,張愛玲是一位傳奇作家,她的不凡的人生經歷,她孤獨冷漠的生活始終是懸繞在讀者心間的一個謎,那么對她心路歷程的剖析和她在作品中怎樣折射她的心境的解釋也是尚待深化的問題。
  張愛玲離我們而去了,但對她的研究還將繼續,我們期待著更新更好的研究成果的出現。
  注釋:
  〔1〕傅雷:《論張愛玲的小說》,載1944年5月《萬象》。
  〔2〕《張愛玲文集》第4卷。
  〔3〕胡蘭成:《評張愛玲》,載1944年5月《雜志》。
  〔4〕胡蘭成:《今生今世》,1990年9月臺北三三書坊初版。
  〔5〕載《風雨談》,1994年11月。
  〔6〕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 香港友聯出版社事業有限公司1979年版。
  〔7〕唐文標:《張愛玲研究》,聯經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12月。
  〔8〕唐文標:《張愛玲資料大全集》, 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6月。
  〔9〕水晶:《張愛玲的小說藝術》,臺北大地出版社1973年版。
  〔10〕《昨日今日》,臺北皇冠出版社1981年5月版。
  〔11〕《明報月刊》,1976年12月。
  〔12〕《現代文學三十年》,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8月版。
  〔13〕《中國現代文學流派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3 月版。
  〔14〕《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7月版。
  〔15〕《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8月版。
  〔16〕載《讀書》,1985年第4期。
  〔17〕載《文學評論叢刊》,1982年11月,第15輯。
  〔18〕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3年第3期。
  〔19〕載《文學評論》,1988年第1期。
  〔20〕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8年第3期。
  〔21〕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7年第1期。
  〔22〕載《徽州師專學報》,哲社版1988年第1期。
  〔23〕載《撫順師專學報》,社科版1989年第2期。
  〔24〕陳子善編:《私語張愛玲》,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年11月版:陳子善編:《作別張愛玲》,文匯出版社1996年2月版。
  〔25〕《天才奇女——張愛玲》,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26〕《張愛玲傳》,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海南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27〕《最高的貴族——張愛玲》,21世紀出版社1995年9月版。
  〔28〕《中國現代小說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5月版。
  〔29〕《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版。
  〔30〕劉思謙:《“娜拉言說”——中國女作家心路紀程》,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31〕轉引自秋山洋子書評《從女性主義立場出發的現代文學史——評孟悅、戴錦華的〈浮出歷史地表〉》,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6年第2期。
  〔32〕載《文藝研究》,1992年第5期。
  〔33〕載《煙臺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2期。
  〔34〕載《華文文學》,1990年第2期。
  〔35〕載《文學評論》,1993年第6期。
  〔36〕載《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95年第2期。
  〔37〕載《當代作家評論》,1994年第2期。
  〔38〕載《河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0年第5期。
  〔39〕載《當代作家評論》,1994年第3期。
  〔40〕李繼凱:《論張愛玲小說中的女性異化》,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4年第4期。
  〔41〕載《山西師大學報》,社科版1994年第2期。
  〔42〕載《名作欣賞》,1994年第5期。
  〔43〕載《湖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5年第3期。
  〔44〕載《社會科學戰線》,(長春)1991年第1期。
  〔45〕王一川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小說卷》,海南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學術月刊滬88~9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衛平/馬琳19981998作者: 王衛平,遼寧師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馬琳,遼寧師范大學中文系研究生 作者:學術月刊滬88~9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衛平/馬琳19981998
2013-09-10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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