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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與中韓文化交流
張謇與中韓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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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1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456(2000)06-0033-07
  張謇(1853-1926)是近代中國早期的著名實業家與教育家,他為通海地區乃至全國的現代化奮斗終身,創造了無可磨滅的輝煌業績。逝世后曾有人撰挽聯贊之曰:“謳思淮海三千里,關系東南第一人”。胡適更進一步肯定其歷史地位,說他“開辟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于一方,而影響及于全國”。80年代以來,海內外研究張謇者日益增多,研究的廣度與深度也有明顯擴展,但深入探討張謇與中韓文化交流者還比較罕見。現借“中韓文化關系研討會”之光,匆撰陋文,拋磚引玉,以期引起中外學者的注意與討論。
  一
  張謇在19世紀80年代,曾作為慶軍幕僚兩次前往朝鮮執行公務。第一次是在光緒八年(韓光武帝十九年,1882)陰歷七月,應朝鮮國王李熙之請,隨慶軍統帥吳長慶率兵前往協助平定“壬午兵變”,完成任務以后于八月中旬回國。第二次是在光緒九年(韓光武帝二十年,1883)四月,奉長慶召再次前往漢城軍幕協助料理軍務。此次在朝鮮逗留時間稍長,但由于張謇認為慶軍處境與前景均不甚佳,在冬季提前回家鄉度歲。此后,便再未到朝鮮故地重游。張謇在朝鮮工作的時間總共不到一年,但卻與朝鮮的許多愛國士大夫結下頗為深厚的友誼,并且終身關心朝鮮國家與人民的處境與命運。在此后長達40多年的漫長歲月里,張謇與朝鮮友人的詩文之交連綿不絕,成為近代中韓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
  當然,張謇與朝鮮友人的詩文唱和,以在朝鮮逗留期間最為頻繁。
  張謇結識的第一個朝鮮友人是金允植(洵卿)。允植時任朝鮮吏部參判,系奉王命來華請援的領選使。張謇與他在乘“威遠”兵輪前往朝鮮的途中即曾多次敘談,允植的愛國熱忱、政治識見與文化素養,都給這個初出茅廬的中國年輕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慶軍在馬山登陸以后,允植奉王命自行前往南陽,張謇也忙于協助吳長慶料理軍務與對外交涉,自然無暇顧及詩文唱和。但在平叛事定并且進入漢城以后,張謇曾特地前往允植住宅拜訪,可惜允植當天已調任江華留守,兩人未能晤談。只見其宅“門巷湫隘,茅舍數楹,墻垣不能蔽鄰人之目”[1](光緒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可見金允植是個頗講操守的清廉高級官員。
  張謇在朝鮮這次短暫逗留時間,曾在漢城書肆購得《全唐詩》、《太平廣記》、柳河東(宗元)、韓魏公(愈)、曾南豐(鞏)、王臨川(安石)等人文集,以及《全唐文》、《冊府元龜》、《經籍纂詁》等大批書籍,但他仍不滿足,還托金云養等友人代為購買其他中韓典籍。
  張謇與金允植都喜愛詩詞,所以允植還特地向張謇介紹另一位朝鮮詩人金澤榮。張謇以后曾回憶此事:“往歲壬午,朝鮮亂。謇參吳武壯(長慶)軍事,次于漢城。金參判允植頗稱道金滄江之工詩,他日見滄江于參判所,與之談,委蛇而文,似迂而彌真。其詩直窺晚唐人之室,參判稱固不虛。間輒往還,歡然頗洽。滄江復為言其老輩申紫霞詩才之高,推服之甚至。予亦偶從他處見申所流傳者,蓋出入于晚唐北宋之間。”[2]
  張謇在漢城期間還結識了兵部判書趙寧夏(惠人)、宏文館侍講魚一齋(允中),“皆世家之尤者”。但交往更為密切的則是“知外務”的吏部參判金石菱(昌熙)。石菱有中國血統,張謇曾說過:“石菱參判者,金匱之華裔,而雞林之故家也”。并且盛贊其熟悉朝鮮的歷史、地理:“故都廿代,能說其替興:道洽八區,從咨夫險易。多聞識要,瞻智用愚。朝鮮多材,亦其楚矣”[3]。石菱與允植對慶軍的各項重要決策,都提供了頗有價值的切實咨詢。
  壬午年八月,張謇在朝鮮的最后十幾天,由于局勢已經平靜,生活節奏遂較為舒緩而有情趣,慕名來訪且索贈詩題字的朝鮮文士漸多。八月五日張謇又與石菱晤談甚歡。因為石菱不識金器,張謇嘲以聯曰:“論金不識金黃赤”,并請石菱對以下聯。石菱大喜,“謂肖其生平”,大概平素講究操守,不大注意金銀。他自己沒有對下聯,卻請張謇代書下聯,以便一并貼在墻上留念。張謇知道石菱在同治初年曾出使中國,對華夏文化了解較深,便代擬下聯:“觀樂能知雅頌風”。石菱更加高興,問張謇可否更擬數對。張謇隨即應以“標卷平分甲丙乙,貢賦猶區下上中”,“聞樂徐參肉竹絲,品酒能分碧白紅”[1](光緒八年五日)。信手拈來,對仗工整,頗能切合石菱的經歷與個性。最后一聯是調侃石菱嗜酒善飲,蓋因朝鮮酒以色分等,紅上碧中白下也。
  壬午這一年,張謇還不滿30歲,也沒有一官半職,連舉人都未取中,而且是第一次走出國門。但他在朝鮮文士群體中周旋,卻如魚得水,相處頗為融洽;雖然語言有所阻隔,但卻可以借助筆談相溝通。在短短一個多月期間,張謇在這個東北鄰國朝野人士中贏得很高聲望,主要當然是由于他對朝鮮平亂和善后的正確決策提出頗具識見的建議,而其個人在品格情操和文化素養兩方面的魅力也起了重要作用。連朝鮮國王都曾經想把張謇留下來,以“賓師”之位待之,可見器重之深。七月二十四日,國王曾以酒饌賞賜勞苦功高的張謇。八月二日張謇撰寫《謝還朝鮮國王酒具啟》報之,文云:“往拜大王盛纂之賜,今見盛酒磁盎,尚在軍中行廚。列訊庖丁云:比還役倉卒遺此。sōu@①上宮之履,既審辨乎是非;還合浦之珠,且敘明其來去。反璧為例,削簡增慚。”[1](光緒八年八月二日)雖然是漏還一件宮中酒器,亦必說明原委并及時送回,這說明張謇頗知維護慶軍和國家的形象,而謝箋典雅凝重,言簡意深,可以看作是他留給朝鮮的壬午之役紀念。八月十一日,張謇即將束裝回國,國王又賜以三品官服。張謇接受了并作箋致謝,但他并非是接受其官爵,而只是作為朝鮮禮制文物加以珍藏,以后送交南通博物苑陳列,作為中韓友誼的象證。 次年(1883)張謇再次來到漢城慶軍營中,公務之暇曾為金石菱所撰《譚屑》一書作序。文云:“即歲孟夏,載賦東征。尋之燕棲,賡隊huān@②于鴻雪。感慨人事,怊悵功名。既kuǎn@③于歌,復進商其著錄。《譚屑》二卷,則參判有得之微言,而冥通于釋老者。夫五世界在在貪癡;三乘便門,誰誰覺悟。參判以維摩之善病,工蒙莊之寓言。滿谷滿山,道無墜不著;在鳥在獸,詞緣物以成聲。”[3]我未見過《譚屑》此書,但可想見是與《閱微草堂筆記》、《子不語》之類諷喻文字結集,而且作者在付梓之前還曾與張謇等摯友有所討論。
  在此期間,張謇保存下來的詩作還有《書朝鮮趙玉垂參判冕鎬異苔同岑詩卷后》、《調玉垂逸妾》、《書朝鮮近事》、《送黃李二生歸江原道》、《招隱三首贈金石菱石菱筑三思亭,期十載后歸隱,索詩為卷,感而賦之》等詩作。其中贈黃李二生詩云:“時事江河下,紛紜口舌爭。上書空涕淚,當路有公卿。白璧珍緘jué@④,青山遲耦耕。即看齊二隱,愁甚魯諸生。”對朝鮮局勢和愛國志士的懷才不遇,表現出異常的關切。
  離開朝鮮之前,張謇應石菱子敬獻之請,作一律與之。詩云:“憶昔初冠日,公庭舉茂才。淹遲雄劍合,淪落爨琴滅。幕府因征伐,尊公與往來。風云激深感,期子鳳翎開。”[1](光緒九年八月二十五日)除感慨身世外,還追述了與石菱結交的經過,并且對朝鮮青年一代寄予期望。
  二
  張謇自1883年冬天回國以后,再未去過朝鮮,但他數十年如一日,始終關心朝鮮的不幸境況,并且與一些韓國友人保持著聯絡。這些聯絡大多是為了策劃如何挽救朝鮮的危局,但也有一部分屬于文化范疇。
  其中最感人的就是他與韓國詩人金澤榮終身不渝的誠摯友誼。
  金澤榮于韓熙倫王元年(1850)生于朝鮮開城府東部。韓光武帝二十八年(1891)會試中進士,先后任議政府主事隸編史局、中樞院參書官兼內閣記錄局史籍課長、弘文館纂輯所、正三品通政大夫等職。甲午戰后日本加強了對朝鮮的殖民統治,1905年實際上已加以吞并。金澤榮憤而辭官,攜妻女從仁川乘船來華。張謇曾記其事云:“甲申既歸,遂與滄江睽隔,不通音問。閱二十年,忽得滄江書于海上,將來就我。已而果來,并妻三人,行李蕭然,不滿一室;猶有長物,則所抄紫霞詩刊稿本也。”[2]倉皇出走,行李蕭然,卻不忘隨身攜帶手抄的申紫霞(緯)千余首詩稿,真可以稱得上對文學的癡迷。張謇同情其悲慘遭遇,更欽佩其品格高尚,便安排他到南通翰墨林印書局任編校,并購買房宅于東濠河之側供其居住。由于書局對他的照顧,編校工作并非繁重,大部分時間還是用于自己的學術撰述。
  滄江在生活稍得安定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從事申紫霞詩集的編輯。1906年冬選定清稿,1907年由翰墨林書局鉛印線裝(二冊),共印一千部,幾乎全被朝鮮購去,可見紫霞詩之受韓人喜愛。張謇為之作序云:“滄江于紫霞之詩,可謂有顓嗜者矣。比與余書:子方劫劫然憂天下之不活,而仆憂一詩人之不傳,度量相越甚遠。余語滄江:活天下難,若子傳一詩人亦不易。相與大笑。”蓋以滄江工資收入不豐,自行編選刊印申紫霞詩近千篇,其艱難可想而知也。張謇序文的結語是:“紫霞之詩,詩之美者也,滄江學之而工,而辛苦以傳之不迂。獨念金參判(允植)年過70,以孤忠竄海島,不能復有握手談詩之一日。見滄江所編紫霞之詩,得毋有人事離合相形之慨也乎!”[2]兩度朝鮮之行始終是張謇難忘的記憶,特別是對那些國破家亡顛沛流離的韓國摯友,張謇更滿懷思念之情。
  但金澤榮(滄江)更多的精力卻是用于編寫韓國歷史。據南通市圖書館和博物館合編《金澤榮撰輯書目》(以下簡稱《書目》),先后印行的有《韓國歷代小史》(十三卷,1915年翰墨林書局鉛印本,線裝四冊)、《韓國歷代小史》(二十八卷,民國年間翰墨林書局鉛印本,線裝九冊)、《韓國歷代小史》(二十八卷,正誤本,1924年翰墨林書局鉛印本,線裝九冊)、《韓國歷代小史》(最后正誤本,民國年間翰墨林書局鉛印線裝)、《校正三國史記》(五十卷,1916年翰墨林書局鉛印本,線裝四冊)、《新高麗史》(五十三卷,目錄一卷,系鄭麟趾《高麗史》的增修本,另有《正誤》一卷,1924年翰墨林書局鉛印本,線裝十四冊)、《朝史綮》(六卷,1914年翰墨林書局鉛印本,線裝三冊)、《高麗季世忠臣逸事傳》(一卷,民國年間翰墨林書局鉛印本,線裝一冊)、《重編韓代崧陽耆舊傳》(二卷,1920年翰墨林書局鉛印本,線裝一冊)、《(金澤榮)年略》(一卷,民國年間翰墨林書局鉛印本,線裝一冊)等。
  金澤榮勤奮撰史之用心良苦,張謇對此也理解甚為真切。其《韓國歷代小史序》云:“今李氏朝鮮忽焉墟于鄰,并其三千二百余年之國社斬矣。金君滄江當其國是搶攘之際,嘗一試為史官。度與其志與所學拂戾不能容,而國將不國,乃獨懔堅冰且至之,本其生平崇敬孔子之,挈妻子而來中國,以為庶幾近孔子而中國居也。既至,不十年,國遂為人摧踐以亡。而祖宗邱墓所在,故國禾黍之悲,耿耿不忘于君之心。于是始終李氏朝鮮之事,成《韓史綮》。居數年,以其書合之于前所作《韓國歷代小史》為一書,以仿虞書冠堯典之義。甚矣!君之用力勤,而其志可悲也。莊生有言,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嗟乎!此以人而言。言乎國,則謇獨以為哀莫大于史亡,而國亡次之。國亡則死此一系耳,史亡不唯死不幸絕之國,將并死此一國后來庶乎有恥之人。金君敘一國三千二百余年事,可觀可怨可法可者略備矣。謂以供人觀怨而法戒,如是焉差可也。韓之人抱持綸一旅楚三戶之志者伙矣。哉!讀金君書,其亦有然而思,瞿然而憂,jú@⑤jú@⑤然困而彌厲者乎!”[4]把歷史看作國魂之所寄,把史亡看作比國亡更為悲哀,把撰史看作維系民族精神的大業,把史書看作鼓舞民心尋求民族解放的有力武器,這是張謇與金澤榮共具的卓識,而也正是中韓傳統文化互相契合之處。
  除史書撰輯外,金澤榮還整理、纂輯、出版了若干有關韓國文化的書籍,如《麗韓十家文鈔》(十一卷,1915年翰墨林書局鉛印本,線裝二冊,十家指金富軾、李齊賢、張維、李植、金昌協、樸趾源、洪周、金邁淳、李建昌、金澤榮)、《梅泉集》(七卷,續集二卷,黃@⑥撰,金澤榮選,1911年翰墨林書局鉛印本,線裝四冊)、《重編樸燕巖先生文集》(七卷,樸趾源撰,金澤榮評,民國年間翰墨林書局鉛印本,線裝二冊)、《崧陽耆舊詩集》(二卷,1910年翰墨林書局鉛印本,線裝一冊)、《古本大學私箋》(六卷,1918年翰墨林書局鉛印本)等。此外,他還曾輯《箕子國歷代詩》四卷,共收85人,詩230首,并附各作者小傳,惜未及付梓。其用意也在于保存與弘揚韓國文化精粹,借以維系與振奮民族精神,鼓舞人們為民族解放而奮斗。
  金澤榮畢竟是詩人,詩歌創作乃是他的生活主體與最大歡悅。從1911年開始,他先后出版了《滄江稿》(十四卷,詩稿四卷,文稿十卷,1911年翰墨林書局鉛印本,線裝六冊)、《韶@⑦堂集》(十五卷,附刊一卷,收詩1041首,文463篇,1911年翰墨林書局鉛印本,線裝七冊)、《韶@⑦堂續集》(三卷,1919年翰墨林書局鉛印本,線裝一冊)、《精刊韶@⑦堂集》(內有詩集定本六卷,文集定本卷數不詳,1920年翰墨林書局鉛印本,線裝四冊)、《韶@⑦堂集補》(九卷,附編二卷,1920年翰墨林書局鉛印本)、《韶@⑦堂集精》(十二卷,線裝四冊)、《合刊韶@⑦堂集》(十五卷,目錄二卷,民國年間翰墨林書局鉛印本,線裝八冊)、《韶@⑦堂全集補遺》(二卷,南通崔竟成選,1925年翰墨林印書局鉛印本,線裝一冊)、《韓國金滄江集選》(二卷,山陰李禎選,民國年間翰墨林印書局鉛印本,線裝一冊)。張謇是金澤榮詩的知音,他在《朝鮮金滄江云山韶@⑦堂集序》中感慨說:“朝鮮東南北介日本、俄羅斯,崎嶇其間。其人獨慎固風氣,謹事大之禮,而不驟遷于異說。私嘗竊論:魯秉禮而后亡,朝鮮庶幾其猶有@⑧@⑧之風。曾不幾年,役于其國,觀乎其政教與其士大夫,乃若舉先王之遺,壹切芟夷而陵替之,弦誦如也。周轍東而王道衰,聘問歌猶行于列國。其賢者于是征存亡,辨得失,而不肖者猶不敢有野心以肆于惡。至一變為游說傾@⑨之徒,日以捭闔縱橫論構餡諸侯王,而天下弊矣。茲其可不為長慮卻顧太息者與!晉山金滄江能為詩,隱山澤間,與之言,tuí@⑩然君子也。觀其業,淵思而jié@(11)趣,踵古而冥追。世紛紜趨于彼矣,滄江獨抗志于空虛無人之區,窮精而不懈,自非所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者乎!道寄于文詞,而隆者時命,滄江其必終無悔也,故為之所感以序其詩。”(注:此序已收入《張季子九錄·文錄》,系作于宣統元年(1909),即金氏詩集正式出版之前。)滄江屬于當時韓國老輩士大夫,受儒學濡染甚深,且恪守傳統綱常倫理,其詩自然是言志載道,以憂國憂民之作居多。也正因為如此,他與張謇的詩歌唱和往往是一拍即合,融洽無間。譬如南通有曹公亭,系為紀念當地抗倭名將曹頂而建。張謇曾詠詩贊之:“人亦孰無死,男子要自見。曹生磊落人,無畏赴公戰。鯨牙白草纖,馬革黃金賤。荒原三百年,突兀一亭建。田父何所知,亦說單家店。”[5]金澤榮在1922年亦曾作《曹公亭歌》,詩云:“往者萬歷倭寇東,韓臣有李忠武公(李忠武公名舜臣,與倭數十戰于海上皆勝,殺數萬人,《明史》誤作李舜)。奇韜妙略似神鬼,殺倭滿海波濤紅。當時倭兒患虐疾,背書其名勝藥功。三百年后漢江竭,修羅蝕月兇腸充。使我奔伏淮之側,白頭欲舉羞蒼穹。奈何今日中州彥,qú@(12)chú@(13)之病頗相同。慨然共思曹壯士,沫血擊賊衛南通。奇功垂成身徑殞,憤氣化為青色虹。叱工筑亭安厥像,橫刀立馬生長風。請君且攬新亭涕,與我賒酒向新豐。一杯酹我李兵仙,一杯酹君曹鬼雄。巫陽與招魂氣返,@(14)光劍色摩虛空。雷鼓鼓動兩國氣,人間何代無勇忠。”[6]詩人雖已年逾古稀,但仍滿懷愛國豪情,呼喚韓中兩國人民聯合起來,發揚以李舜臣、曹頂為代表的抗擊外侮的光榮傳統,共同反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
  但是,金澤榮并未完全生活于陳舊的故國之思,或者沉溺于歷史故紙堆中。他不僅關心韓國民族解放斗爭的現實,而且思想也在隨著時代不斷有所前進。在他來到南通的第6年,武昌起義突然爆發,各地革命軍民紛紛響應,南通也繼上海之后宣告光復。金澤榮并未傷感于素所崇奉的君主政體的消亡,反而為中國共和制度的建立歡欣鼓舞。曾作《感中國義兵事五首》,其中有“武昌城里一聲雷,倏忽層陰蕩八垓。三百年間天帝醉,可憐人日始醒來”。“箕域地靈應愧死,寥寥僅只產安生”(注:《韶@⑦堂集精》詩集定本,辛亥稿。箕域指朝鮮,安生指1909年在哈爾濱火車站刺殺伊藤博文的韓國愛國志士安重根。)。他和張謇一樣,在政治思想上都大體上經歷了君主、君主立憲、共和三個階段,因而都以積極的態度迎接了民主共和制度的到來,盡管他們對民主真諦的認識仍然是有限的。張謇在辛亥(1911)年11月13日日記上寫道:“臨時政府成立,是日改用陽歷,適元年正月一日。至江寧”。第二天就接受臨時政府實業總長的職務。1912年1月19日(陰歷為辛亥十二月一日)又提前寫春節對聯:“民時夏正月,國際漢元年”。“晉以武興虞不臘,周于農用夏之時”(注:以上記述均見《柳西草堂日記》相關諸日。)。金澤榮則在民國肇建之后立即申請加入中國國籍,自認為加入“中國新民”行列,對剛剛誕生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寄予厚望。但其著述署名仍多冠以“韓國遺民”、“朝僑”、“韓產”、“韓客”,以示永遠不忘故國。朝鮮愛國志士在上海法租界組織臨時政府,他立即代為擬《陳情表》,把韓中關系比喻為“為瓜為葛,為唇為齒”,希望中國政府大力支持朝鮮民族解放斗爭。他與國內的愛國志士也常有聯絡,在衰暮之年仍然盡心盡力為光復故國而呼號。澤榮在南通旅居22年,與張謇情趣相投私交甚篤,常相攜徜徉山水,春秋雅集,歲暮消寒,因此詠景抒情的詩文唱和也甚多。如民國五六年期間,張謇曾作《滄江示所和詩復有贈》:“愛客攻吾短,論詩數爾強。時時驚破的,炯炯達升堂。蠟屐吟山出,蝸廬借樹藏(滄江寓廬名借樹)。眾人憐寓衛,后世有知揚。”據曾見過澤榮者的回憶,其人“面貌清癯,須髯修美,一望而知為有道之士”,“或戴朝鮮紗筒帽,身著朝鮮長服”(注:萬躍西、陳修定、陳曙亭等老人口述。),“首纏紗巾,深衣款步……古味盎然”。讀張謇的詩,一個真率而灑脫的韓國詩翁仿佛就在我們的眼前。民國八年(1919),張謇又有《滄江翁今年七十,不以生日告人,八月一日為延客觴翁于觀萬流亭,賦詩為壽,屬客與翁和之》:“六十七十翁發皤,舊運新運天旋螺。《春秋》惟有亂可紀(指翁作《韓史》),憂樂合以詩相摩。看花老輩應逾共,載酒佳時莫厭多。檻外朝來云物好,從容等視萬流過。東北浮云屢變更,秋風落日漢陽城。南壇幕府縈吾夢,左列詞曹系子情。一局爛柯嗤對奕,幾時得盡話長生。引年送日須歌舞,準備纏頭聽玉笙。”感時懷舊,人生苦短,昔日豪情不再,惟有以詩酒歌舞自相慰藉,這大體上可以看作張、金等詩友休閑生活的寫照。張謇與金澤榮唱和的詩作甚多,收于《張季子九錄·詩錄》系年最后的一首,是大約寫于1924年的《視滄江病》。此時澤榮已74歲,張謇也有71歲。詩云:“聞病拋詩叟,來探借樹亭。填棲書鍤被,燒@(15)duò@(16)連扃。扶掖憐參術,荒寒滿戶庭。余年猶兀兀,史筆耿丹青。”對貧病交加的滄江極表同情,并且盛贊他在衰暮之年仍能秉筆直書朝鮮歷史。
  張謇也始終未能忘懷遠在朝鮮的那些詩友知己。當接到金允植逝世消息時,他立即寫《朝鮮金居士訃至,年八十七矣,哀而歌之》長詩一首:“破曉飛來尺一紙,開緘嘆嗟淚盈眥。朝鮮遺民老判書,生已無家國俱死。國何以死今匪今,主孱臣偷民怨深。強鄰涎攫庇無所,昔嘗語公公沈吟。自是別公四十載(癸未與公別),東海風云變光怪。居州獨如宋王何,楚人甘受張儀紿。一竄投荒不復還,國社夷墟猶負罪。李家興廢殊等閑,河山辱沒箕封賢。白發殘生虜所假,赤心灰死天應憐。噫吁兮!朝鮮國,平壤城,李完用不死,安重根不生,運命如此非人爭。居士低頭惟誦經,誦經之聲動鬼神。后生拔劍走如水,亡秦三戶豈徒然,從會九京良有以。公胡遽化九京塵,淬患纏繞八十春。回憶南壇駐軍日,腸斷花開洞里人(花開洞,居士昔居處)。”情深意摯,沉痛感人。
  三
  由上可見,張謇的朝鮮情結堪稱伴隨終身,他數十年如一日關心朝鮮的命運,熱愛朝鮮的傳統文化,并且與朝鮮的愛國文士心心相印,同時也為中韓文化交流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其所以如此,首先是由于中朝兩國在近代都曾經處于相近似的歷史命運。日本明治維新以后,很快就在所謂“脫亞論”的誤導下,走上效仿西方列強的軍國主義道路,打著大亞洲主義的旗幟瘋狂侵略亞洲鄰國,而首當其沖的便是同處于東北亞的朝鮮與中國。中國是日本的主要侵略對象,朝鮮則是其侵華的主要跳板。金澤榮在為朝鮮臨時政府草擬《陳情表》所說的“為瓜為葛,為唇為齒”,表達的就是這種歷史形成的共識。因此,中韓之間具有歷史形成的親和感,其近代文化交流不僅具有更多的共同語言,而且具有更為深沉的感情交流與理念溝通,而這種文化交流又與共同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的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緊密相聯系。
  其次,中韓都屬于儒學文化圈,儒學在近代兩國文化交流中仍然是重要的精神紐帶。如忠君愛國、倫理綱常等等,都是他們(特別是老輩士大夫)在交流中慣常運用的話語。但是有三點需要加以說明:一、隨著西學東漸與國內諸多新的社會因素的興起,這些古老話語承載的理念逐漸有所變化,悄悄地增添了近代民族主義內容,而日益疏離于對于一朝一姓的愚忠等腐朽綱常名教。二、也正因為如此,張謇、金澤榮等雖然都曾對舊王朝竭盡忠誠,恪守臣子大義;但終于經由主張君主立憲而走向認同民主共和。這樣就使他們以儒學為基本色調的詩文唱和具有新的時代精神,從而區別于既往千余年的中韓文化交流。三、但是傳統文化的情結甚深,某些落后的消極因素不可能迅速消失,與朝貢體系相伴生的大國主義與事大主義在中韓兩國老輩士大夫的詩文唱和中經常有所流露,這是應該認真加以辨析與揚棄的。
  第三,中韓兩國語言雖然不同,但文字則曾經可以通用,兩國朝野人士常常借助筆談以相溝通,這也是中韓文化交流比較方便之處。且不說金澤榮與張謇的大量詩文唱和,僅以南通現在尚保存的他題贈給當地其他友人的詩作、對聯、屏條而言,就頗有流傳價值,無論是書法還是文詞。如“小梅零落柳絲垂,滿袖清風獨往時。漁店閉門人語小,一江春雨碧絲絲。”(屏條,題韓詩贈葉仲)“龍鼠升沉家國事,吾曹何以際斯辰。千秋廣武英雄嘆,阮步兵真是快人。”(屏條,自題近作)“村翁小舸裝鳧重,溪女長茭縛蟹簏。八尺過頭青竹杖,我行參作野中圖。”(屏條,自書舊作)“桐江春水綠如油,兩岸青山送客舟。明秀漸多奇險少,分明山色近杭州。”(屏條,題贈送陳曙亭)作者對于中國古文,特別是舊體詩,雖不能說是爐火純青,卻已經達到運用自如的地步。如果不署明作者身份,如“韓產”、“箕子遺氓”等等,我們就很有可能誤認為是中國的大詩人和書法家。金澤榮寫作甚勤,他的詩文經常發表于《南通報》文藝附刊,僅1924-1927三年就有近百篇(首)之多,深受讀者喜受。他的書法作品且收入《中國名人金石書畫》第一集,1924年由上海合群石印社出版,可見已享有相當高的聲譽。
  張謇自甲午狀元及第以后,已經具有舉足輕重的社會地位和影響,但是他在與韓國友人的交往中始終以平等待人。特別是對流亡來華者如金澤榮這樣的愛國志士,他更是優禮有加,關懷備至。他與澤榮的交流不僅限于詩文與學術,而且還包括音樂與藝術。為了推動京劇全面改革,包括對梅蘭芳表演藝術有所建言,他曾專門向澤榮請教朝鮮舞蹈。其筆談記錄以《與金滄江論舞筆談》為題,發表于民國九年(1920)5月30日的《南報》文藝附刊,后收入《張季子九錄·文錄》。這是一篇很寶貴的中韓文化交流原始文獻,全文照錄如下:
  (嗇)愿聞尖袖舞之名何自始?容節若何?(滄)其源不知,大抵佳妙。(嗇)我憶君詩中獨不及舞,中國古人詩亦不詳于舞;白香山有之,而尚病其略。彼此皆看作尋常事,故并無譜,今苦人思索矣。尖袖或當作纖袖乎?(滄)阮亭白詞說舞極詳,但阮亭之時,舞廢剛久,則所說亦是說夢。(嗇)詩詞中但形容得態耳,不言其次第。項莊劍舞與尖袖舞何別?幾人為隊?(滄)多多益可觀。(嗇)何種衣裳?(滄)長袖長裙如飛。(嗇)有毹否?(滄)舞劍時髻上載小園竹笠,其劍有刃,轉環著游釘,持此而舞。(嗇)劍長幾何?劍柄環乎?(滄)有游環使劍轉運。(嗇)不知是劍器遺制否?舞時有歌否?古舞必有曲。()有歌亦可,但東(朝鮮)俗用樂以助舞且葉其節;鼓一、缶一、篥箴二、笛一、奚琴一名曰六角。中國非徒琴亡,樂亦大亡。東樂無論雅俗,皆有十二節,節節漸深,故使人耳心感;而中國樂則終始首尾,似無分別。(嗇)豈能無首尾,不習者不知耳。從子今何在?豈能識別舞伎操術之優劣乎?今至滬市之美人團,君能知之乎?(滄)初聞此事,非必吾侄能辨其才之淺深也。歌舞茍能為國工,自然名滿一國,不勞求澤也。(嗇)然則君知今日國工為誰?抑有他友擅長此事者乎?(滄)我在本邦,尚未知誰為國工,況今去國十五年,何能知此乎?若使吾侄從少年冶游探之,必曉然知誰為國工耳。嘗于漢陽聞樂隊中一琴師之彈琴,其神神妙妙,使人欲舞欲哭,中國之樂,似是首尾皆急,無次第耳。(嗇)此人尚在人世否?(滄)壬午年聞之,想已宿草(病故)矣。(嗇)有弟子否?(滄)必有。現今少年能琴者甚多,雖未知其與琴師孰為優劣,然比之此間琴客則夔也。大都東國之琴音,可以昌黎聽潁師琴意觀之。(嗇)昔歐陽永叔論昌黎此詩是琵琶音,非琴音;而永叔琴詩,則亦未是琴。固知琴不易工,作琴詩亦不易工。(滄)樂聲由緩而急,節節漸深可也,中樂似是初發已急矣。兵火不入闕里,則夫子廟之樂舞,似不沉淪。(嗇)孔廟之舞,家舞之屬也,樂則所謂郊廟之樂。今中國世俗之樂非雅樂,益與郊廟有別。古鄉里通行所謂墅舞,與廟樂亦不同。(淪)東邦之歌,無用于中國,惟舞與樂可用。樂調大約在二:一曰靈山會上,一曰與民眾,即韓世宗時所制之歌曲。新羅時琴學大行,有入山五十年操琴者,其所制曲為數百。若韓則所制曲不多,亦琴學之衰也。歌樂之中,學琴最難;若極聰慧者,數年可學成云。雅樂不可陳于戲園,亦所不敢也,人將聞而坐睡。復舞復琴,必不可已之事也。令舍侄招善工,仍令為之通譯何如?但此兒好作賈業,恐難久在此場中。一場舞妓二人為好,若著多人舞,則使人眩亂,反無精采。琴是房中之樂,故尤宜用一人。作校則將因西公園舊屋乎?抑別建乎?(嗇)教劇與教樂不同,今名之曰伶工學社,須別建。(滄)教育大約以三年為期。舞時有一人在傍執檀板以為節。尖袖舞,妓二人;劍器舞,妓二人(或一人能兼之)。執檀板者一人,琴師一人,六角六人,求時探問可也。韓廷壬午以后,遣駐美公使令帶六角以往。美總統令陳于庭中,聞之大稱好云。日本無樂,故亦好用韓之六角。日本學樂于百濟,而今其樂不足可觀可聽。永叔不知唐宋之琴,古今殊變,而妄欲譏昌黎乎?樂非可摸捉之物,如大風吹物,往而不返。中國多亂離,樂所以失也。若韓則僻在一隅,自古別無大兵亂,故樂至今能存。
  張謇問難的謙虛求教,澤榮回答的不厭其詳,都是在在較高的藝術欣賞水平上進行的,有些見解即使從專業角度來看亦堪稱深刻。應該承認,位居高層而持如此嚴肅認真的文化交流態度,在當代并非可以多見。而澤榮的詳盡講解,對張謇有關改進京劇表演藝術思路的裨益,也是不言而喻的。
  1926年夏天,張謇不幸病故。對于這位異國知己的永別,澤榮的悲痛是極為深沉的。他曾作詩表示哀悼:“等霸期王負俊才,應龍飛處一聲雷。縱無鄧禹奇功在,足試瞿曇活水來。昌黎云與孟郊龍,文字狂歡卅載中。今日都來成一錯,奈何淮月奈何風。”[7]此時,國事家事每況愈下,民族光復的希望似乎仍然渺茫。張謇遺留下來的各項企業、事業情況也不妙,澤榮所任職的翰墨林印書局有時連工資都發不出來。1927年4月底,這位可敬可愛的韓國詩人,在憂時憤世貧病交加的凄涼情境中自殺身亡。但是,澤榮在南通22年并未虛度余生,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史學著述與詩文佳作,為保存和發揚朝鮮民族文化精魂作出極大貢獻,同時也為韓中文化交流增添了美好的篇章。他熱愛中國文化,熱愛南通的土地和人民,南通也永遠不忘這位韓國詩翁。1927年5月7日,南通各界人士為澤榮隆重出殯,遺體安葬在狼山之麓駱賓王墓之上坡,隔江與福山中峰相望[8]。墓碑由張謇胞兄張chá@(17)手書“韓詩人金滄江先生之墓”,與唐代大詩人的文采前后輝映,把南通的山川形勝裝點得更加神韻盎然。
  在研究近代中韓文化交流史時,千萬不要忘記這兩個名字——張謇與金澤榮。
  收稿日期:2000-07-03
《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武漢33~39K3中國近代史章開沅20012001張謇是著名的實業家和教育家,中國現代化的偉大先驅。他在1882年曾隨清軍前往朝鮮,協助國王李熙平定“壬午兵變”,并與該國士大夫結交。自此以后,與朝鮮友人詩文唱和達16年之久,肝膽相照,患難與共,為近代中韓文化交流增添了光輝的篇章。本文側重論析他與韓國詩人金澤榮之間的深厚友誼。張謇/金澤榮/中國/韓國/文化交流Zhang Jian/Jin Ze-rong/China/Korea/the cultural exchangeZhang Jian and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KoreaZHANG Kai-yuan(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Zhang Jian is a renowned industrialist,educationist and the pioneer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1882,he had been to Korea with the Qing army,helping the Korean Emperor Li Xi to put down "Muting in 1882",which resulted in his association with Korean literati.From then on,he had been a sincere and faithful friend of Korean intellectuals for over 46 years,which added to a brilliant chapter for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Korean cultural exchange.The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profound friendship between Zhang Jian and Korean poet Jin Ze-rong.章開沅(1926—),男,浙江吳興人,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 華中師范大學 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漢 430079 作者:《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武漢33~39K3中國近代史章開沅20012001張謇是著名的實業家和教育家,中國現代化的偉大先驅。他在1882年曾隨清軍前往朝鮮,協助國王李熙平定“壬午兵變”,并與該國士大夫結交。自此以后,與朝鮮友人詩文唱和達16年之久,肝膽相照,患難與共,為近代中韓文化交流增添了光輝的篇章。本文側重論析他與韓國詩人金澤榮之間的深厚友誼。張謇/金澤榮/中國/韓國/文化交流Zhang Jian/Jin Ze-rong/China/Korea/the cultural exchange
2013-09-10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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