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歷史思潮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一)
字體    

性別、賦權和溝通:回顧與展望
性別、賦權和溝通:回顧與展望
網載     阅读简体中文版


  這個時候特別適宜就媒體表達以及交流機會的問題回顧一下1995年《北京行動宣言》,因為許多同樣的問題——以及新問題——最近在2005年11月于突尼斯閉幕的世界信息社會峰會(WSIS)上又再度得到重申。對我個人來說,再度反思一下十分有益,因為我從1994年曼谷婦女與媒體會議到199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多倫多會議一直參與其事,我也參加了北京婦女與媒體世界大會(Sreberny, 1995)。就國際政治性的辯論和發展規劃而言,十年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一個漫長的時間,人們也許有理由聲稱有關性別和交流問題在2005年的全球議題上比在1995年得到了更多的關注。促進“性別平等和賦權”成為千年發展目標中的第三項,而世界信息社會峰會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雖然仍然頗有爭議——交流問題的重要性。誠然,性別問題在世界信息峰會的過程中是一個經常討論的議題(Sreberny, 2004)。
  我不能,也不想整個地回顧北京峰會的所有成就以及它所遺留的缺陷。而只是想在如下三個方面談一些看法:
  ·在問題的概念框架方面的延續和變化;
  ·在改變了辯論條件的世界中,媒體和一般交流的廣泛發展;
  ·正如世界信息峰會辯論所呈現的,當代對于性別和交流的特別關注。
  從性別視角來看全球問題,會使人關注不平等和隱蔽性,關注賦權和參與,公領域與私領域模糊的邊界,關注對經驗、知識和婦女對發展與和平進程的需求的把握。從傳播角度看全球化,會揭示出當代全球化許多經濟與金融過程所依賴的基礎技術設施;揭示一系列公眾都可享用的媒體渠道,這些渠道為國內和跨國受眾報道全國的和國際的政治文化問題,它們使越來越多的受眾得以獲得各種交流技術形式如互聯網和移動電話,互聯網和移動電話使公眾得以參與建立話語過程。將這兩種視角合在一起便會質疑交流的民主化、民主的交流以及世界婦女的解放。
  四R的思考
  代表(Representation)、權利(Right)、承認(Recognition)與再分配(Redistribution)也許可以作為民主化的四個方面來考慮,每一方面都被用來支持全世界婦女為參與各種形式的公眾生活而進行的斗爭。
  權利對民主來說是一個中心議題,特別是對自由主義的民主而言;而且權利也是全球民主化進程中的一部分。誠然,民主不僅由正式的負責政府和公正、自由的全國性選舉來衡量,而且也由一套公民和政治權利以及結社自由即簡而言之的“公民社會”來衡量(Potter et al. , 1997)。這些權利包括明確的、尤其是作為政治權利的選舉和競選公職以及更多的交流權即自由表達權,還有建立獨立社團的社會權利(Dahl, 1989; Potter et al. , 1997)。確實,參與和融合越來越被視作擴大的公民意識的一部分,這種公民意識超越了正式的和民族的界限,而且包含許多活動形式,并促進全球團結(Falk, 1994; van Steenburgen, 1994)。
  圍繞權利問題在國際上有激烈的辯論。它們是普世的,還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它們珍視個人甚于集體嗎?法律是否越來越把公司看做具有權利的經濟主體,而不是文化群體、少數群體語言和被邊緣化的人們?國際的權利架構如何運作?如何禁止濫用權利,如果發生濫用權利,如何懲罚?最近在海牙建立的國際刑事法庭立即發現了全球霸權——美國要求某種豁免權,這樣便可以避免權利和責任,而不是承認它們。
  關于權利的辯論在兩個領域特別有意義:信息社會中的交流權,以及承認性別權利——這方面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交流權是2005年突尼斯世界信息峰會辯論的中心議題。在大國和大企業利益統治之下的世界信息大會上彌漫著一種技術決定論,這種決定論將信息技術視作狹義發展的解決之道;這使人想起1950年代關于媒體作用的辯論和1970年代關于世界信息與交流新秩序的辯論。公民社會圍繞“交流權利”的斗爭建立了起來,這一斗爭不把信息技術和媒體分割開來,而是繼續將一系列權利結合在一起,這些權利包括語言的權利、言論自由、知識產權和關注公域的問題。許多選民,包括原住民、勞工和性別組織投入了這一斗爭。信息社會交流權利組織創立了一部交流權利憲章,并發表了對交流權利進行概述的文件(http: //cris. communica. org)。在阿萊格雷港召開第五屆世界社會論壇前不久,2005年1月召開了第一屆世界信息和交流會議(http: //www. ipsnews. net/new_adv/cworldforum_prog. asp),并發展了全球媒體觀察組織,該組織對公司和政府侵犯公共交流的事件進行追蹤。
  這里集中關注這一辯論所涉及的性別問題,我將此問題與強調婦女權利的長期斗爭聯系在一起。即便是自由主義的民主政體,在對待婦女要求完全的公民權利方面也毫不妥協,致使分析家認為“主權民族國家與婦女民主無關”(Dickenson, 1997, p. 107)。婦女“在民族國家層次上的民主權利赤字”(Dickenson, 1997, p. 111)已受到兩方面的重視,一是改變了自由主義民主的全球女性主義團結網絡,一是民族國家層次之下的草根組織“命運社區”那方向相反的壓力(Dickenson, 1997, p. 111)。在地方、國家、區域和國際性會議上婦女所進行的漫長而艱難的斗爭,導致1993年在維也納最終承認具體的性別權利是人權的一部分。婦女在數十年間共同的政治與政策實踐使全球社會承認性別平等對于發展過程至關重要(Steans, 2002)。1994年在開羅會議上制定了人人獲得基本教育權利和減少產婦死亡率的目標;1995年哥本哈根發展峰會又增加了關于基本醫療和營養目標,WSSD+5(Johannesburg, 2000)重申在2015年實現男孩女孩同等享受普遍的初等教育的發展目標。2003年,171個國家簽署了聯合國《消除對婦女的各種形式歧視公約》(CE-DAW),公約要求政府采取行動促進和保護婦女權利。1995年北京第四屆婦女大會通過了一個行動宣言,宣言明確了12個領域(包括媒體)內需要采取行動,以達到性別平等;許多方面在嗣后的北京+5會議上得到了再度強調。開展了全球性運動以反對販賣婦女與兒童(www. hrw. org/about/projects/traffcamp/intro. html),有的運動則反對各種形式的對婦女的暴力(www. unifem. undp. org/trustfund)。
  對“人文發展”的概念修正了以往將發展簡單等同于經濟發展的思路,強調了人的發展。后來又做進一步微調,包括性別發展指數(GDI)和性別賦權測量(GEM)——后者又包括婦女參與經濟與政治生活的指數(hdr. undp. org)。
  這樣,通過在不同層次的聯合國會議重申行動計劃,通過政府承諾達到這些目標,至少在正式的層面上,在性別平等和婦女人權的問題上達到一定程度的“全球共識”(UNIFEM, 2000)。所有全球問題,包括經濟發展、民主化、文化生產,都包含性別問題,不承認性別不平等,就無法理解全球化。
  第二個R,即代表問題,總是包含政治過程和媒介兩層含義。上面討論的政治斗爭明確地包含了給全球婦女以公民權、在議會增加當選婦女的比例、拆除對婦女有限政治發展的無形限制等措施。有時候,運作較好的民主政體也需要調整正式的政治參與機制以改善代表比例。UNIFEM(2000)對“世界婦女進步”的分析表明,婦女在議席中占有額的增加主要取決于諸如定額制等特殊措施,與一個國家的相對貧富無關。
  說到代表即媒介,全球性媒體的集中化顯然威脅到文化多樣性和政治賦權。在許多國家中正在對主流媒體丑化、歧視婦女、扭曲性別關系和性表達的描述發起進攻。另一個戰略是發展替代的媒體來代表我們自己,使用通訊技術作為民主化的工具,推進被主流的職業機制與政治機制所阻礙的多樣化和參與。在文字和形象上表達我們自己,尋找一種聲音,向婦女提供競選公職所需的信心、表達和支持,這樣便可以改良政治代表性。
  第三個R,承認,說的主要是相互性——那是一個辯證過程,某人知道被別人承認,并知道別人承認自己。我們彼此傾聽,共存同在。婦女媒體的發展以及信息和交流技術的運用,其意義在于發展婦女可以在其中交談的空間,尋覓知音,傾訴所思所欲,彼此承認,并在婦女社團政治以外的許多斗爭中相互支持。正如霍尼斯(Honneth, 2001)所說,“各主體之間承認的辯證法最重要的要求……是一個人作為一個具有特殊性格、習性、品性和特征的人的存在。簡言之,一個人要自我理解,就非要獲得他人的認可。”
  關于承認與再分配之間關系的討論越來越多。它基于這樣一種認識:為爭取政治與文化權利而進行的斗爭依賴于某些物質權利。在全球化加速的過程中,最富者與最貧者之間的差別從來沒像現在這樣明顯,這部分是由于全球信息的獲取和傳播的流動使這些差別更為透明。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提醒我們:“在無數新的經濟機會存在的同時,還有28億人口仍然每天依靠2美元過日子。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每年的收入相當于最貧困的57%的人的收入。在非洲撒哈拉以南許多地區,最貧困的人生活每況愈下”(UNDP,2002:2)。在伊拉克戰爭中所花費的數10億英鎊原本可以花費在小學、潔凈飲水、基本衛生條件、充足的食品和防治疾病上。只需20億英鎊(大約36億美元)就可以向世界上挨餓的人提供一年的食品,只需10億英鎊就可以為500000人提供潔凈飲水。媒體廣泛報道2004年亞洲海嘯的狀況在富國激起了令人歡迎的慷慨援助,于此導致人們開始討論發展援助,特別是英國政府建議在公眾同情與全球經濟邏輯的基礎上為非洲開展一場援助活動。
  全球化在理論上是無視性別問題的(Moghadam, 2005; Peterson and Runyan, 1993),但在大多數社會中,性別不平等是一個深刻的結構性問題,而這一問題因全球化過程而變得更為嚴重了。關于收入不平等和資產占有的數字眾所周知很有問題,有時被具體化,被神秘化了(見Bridge,2004所述的辯論)。如果說生活在十分貧窮狀態的人中大多數為婦女是并不言過其實的;在許多國家和部門,婦女掙的少于男子,在勞務市場高收入、高榮譽部門婦女的代表比例遠遠不足。在政治領域,在191個聯合國成員國中,不到10%是由婦女作國家元首的,不到10%的政府閣員是婦女。在社會領域,與同齡的男子相比較,更多的婦女是文盲,更多的女孩不能繼續就讀。在許多國家,減少嬰兒、孩子和產婦死亡率指標被忽略,更多的婦女感染艾滋病病毒(人類發展報告,2001)。
  身份政治并不是什么新東西,它與為物質重新分配的斗爭并不矛盾。得到改善的社會與經濟生活有可能促進政治民主。一個民主政體成員應有機會得到社會尊重和承認,這一公認的思想應該是要求重新分配的基礎。2003年12月日內瓦為信息社會峰會籌備的關于信息社會的辯論,一再將擁有參與的機會視為先決條件。假若沒有全球技術資源的合理分配,或曰再分配,那么整個信息社會峰會的辯論就毫無意義。正如瓦爾比(Walby, 2001, p. 129)所說的,“承認的政治僅僅是再分配政治的女傭人”。
  這樣,權利、代表、承認與再分配可以被視為民主化的四個方面,婦女活動圍繞這四個方面通過一個強調地方、國家和全球范圍政治參與空間的復雜的組織網絡而發展。婦女媒體和交流活動本身是重要的組織性與文化性活動,同時也是她們可以進一步強調她們所關注的問題的空間。通過這種網絡強調她們所關注的問題,不再受國家所給予婦女空間的限制,這種空間每每并不是很有利于婦女。新交流技術的模擬聯系有助于擴大民主的空間。如雨后春筍的非政府組織和公民社會組織(Boulding, 1988)每每活躍于最基層,同時在全球層面上協調行動——它們實際上在多“層次”同時運作。這樣,女性主義活動的多空間的狀況攪亂了這些政治領域的簡單次序:地方層次并不總是活動起步的地方;全球層次并不因為最大而更重要;有時,在全球層次取得的成就可以在地方層次產生深刻的影響;有時,國家層次似乎最難于改變。
  所以,全球化就性別而言可能產生相互矛盾的影響。一方面,更大的公開性和全球評判標準似乎更嚴肅地對待了性別問題,有些規范機制,至少在全球層次,觸及了性別問題。另一方面,不同性別獲取權力和資源的機會不一樣,這種情況由于全球化而愈加嚴重。2004年9月為世界領袖所首肯的千年發展目標,其中第三條呼吁各國尤其要促進性別平等,給女性以權利;其他的目標也多有性別方面的含義。
  然而,如果婦女自己不去強調全球問題中的性別含義,很少男人會這樣做。赫茲(Hertz, 2002)認為在世界經濟論壇和世界貿易組織的辯論中,幾乎不涉及性別的問題。婦女為實現性別平等而進行了數十年的斗爭——如果說不是數百年的斗爭的話。婦女跨國運動的許多成就在于在聯合國機構中就有關性別平等與在全球問題中關注性別平等項上建立全球層面的共識與言語。
  從基層到光纖:婦女全球網絡
  社會學家認識到跨國女性運動的意義,認為它預示著“網絡社會”的到來(Castells, 1996),顯示了“自下而上的全球化”(Falk, 1994),表明了“全球公民社會”的存在(Sreberny, 1998),是“全球促進網絡”的主要典范(Keck and Sikkink, 1998)。盡管婦女運動有漫長的歷史,但卻是“新”社會運動的一個主要的例子。在通信與信息領域,婦女的另類網絡數十年來一直忙于從基層組織發展到國家級和地區級組織,以創立一個“網絡中的網絡”(Sreberny-Mohammadi, 1998),創立“跨國女性主義網絡”(Moghadam, 2005),或者“一個網絡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有許多領導者,但沒有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包攬一切”(Walker, 2002)。
  交流對于網絡、表達、政治行動等進程是基本的。媒介和信息技術作為聯系工具和基礎設施,作為辯論的空間和聲音的頻道是重要的。媒介的空間存在于以上民主方面發聲的地方,存在于它們傳播的方式。
  婦女早就承認并應用新的技術力量了,這包括互聯網、電子郵件、傳真,以及老式一些的媒介如印刷、“蝸牛郵件”和電話。她們用這些來建立圍繞一定事件和問題的團結網絡,潛在地將基層婦女組織和決策中心聯系在一起,使普通人不僅可能參與地方的和全國的市民政治,而且還可以作為跨國的社會運動成員參與全球性問題(Harcourt, 1999; Sreberny, 1998)。
  婦女是跨國網絡的積極建設者。在建設網絡和網絡中網絡的過程中,全球的女性主義發展了將基層、地方、國家、地區和全球活動聯系在一起的方法。在此,我不得不順便指出“婦女”一詞總是代表了太少和太多的東西,總是有一種過于簡單的本質主義,把婦女的相似性夸大到了超越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界限的危險地步。要切切牢記“性別認同的形成以及婦女體驗卑下的方式,與其他核心變量如種族、階級、年齡、代際、性取向、歷史、文化和殖民主義等相關,并受其影響”(Riano, 1994, p. 35)。跨國過程提出關于世界婦女的資源和權利差異的辯論(正在進行),而婦女之間的權利差異就像婦女與男性之間的權利差異一樣也需要考慮。爭辯性的交流是婦女網絡內部民主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關注國家內和國家間的種族和階級,西方特權和文化偏見,這些問題構成了網絡的內部政治(Rai, 2003)。
  代表自己:建立網絡
  婦女的媒體和交流有許多理由成為婦女網絡的一個實質性焦點。對主流媒體的性別批評,要求更充分的代表性,要求更多地承認婦女的關注和觀點,要求重新分配決策角色,要求就業上施行更大的男女平等和交流權利(前述四方面的交流版)。婦女已發展出許多另類媒體,以之作為婦女聲音的表達渠道和承認的方式。
  交流是許多組織的焦點,是所有組織的實踐,因此,以傳媒為中心的團體對于網絡總的過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許多網絡具有一種特別的媒體焦點,包括特立尼達和多巴戈的CAFRA(加勒比女性主義研究和行動聯合會)、巴巴多斯的WAND(新方向婦女行動組織)、澳大利亞的SISTERLINK(姐妹聯合)、黎巴嫩的IWSAW(阿拉伯婦女研究院)、肯尼亞的FEMNET(婦女網)。紐約的國際婦女論壇中心等組織,成為全球婦女活動的信息交流中心。它出版《論壇》,經營" Women, Ink" ,這是一個由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www. unifem. undp. org)資助的營銷與分配服務機構。它資助地球北方出版物在地球南方銷售。Isis在智利的圣地亞哥和菲律賓的馬尼拉運作(www. isiswomen. org),這個非政府組織創建于1974年,為婦女提供信息和交流的服務,支持“婦女賦權,并通過創建交流信息網絡及渠道完全參與發展過程”。Isis有一個全球網絡,它的資源中心擁有南方婦女制作的視聽作品和出版物;正如許多同類項目一樣,它進軍互聯網,使它的資源為更廣泛的人們所共享。
  還有新德里的亞洲婦女交流網,它出版《影響》雜志,致力于“通過交流動員亞洲婦女取得更為平等和公正的社會秩序,這種秩序承認目前存在于地區中的多樣化”。還有在宗教文化范圍內運作的網絡,如“生活在穆斯林法律之下的婦女”(www. wluml. org),這是一個國際團結的網絡,出版一個新聞季刊和不同題材的專著,涉及對婦女的暴力、生育權和剝奪選舉權等等。它們和地球北方的婦女組織有很密切的聯系(英國的婦女反對原教旨主義組織),它們每每關注少數族裔群體中婦女的矛盾。它們的聲音往往無法在主流文化中聽到。這些組織的共同行動創建了關于婦女人權的主要門戶網站(www. whr. org),而“婦女權利、發展與和平共同學習會”則致力于賦予南方婦女以權力(http: //www. learningpartnership. org)。
  這些信息和交流網絡大部分源自1975年內羅畢聯合國婦女世界大會,大會創建了“婦女十年”計劃。WOMENNET包括9個國家的10個主要網絡,它初建時明確致力于與世界共享研究成果和交換信息,快速而定時地出版一系列資料,包括季刊、新聞雜志和通訊活頁;書籍、小書和幽默畫;畫片和明信片;資源箱、手冊和培訓資源;不定時的報紙、研究論文和書目;新聞特寫和視像產品。大量材料使用的手段各式各樣,從最基本的(手、鋼筆/鉛筆,打字機)到高端技術(電腦、VCR和復印機)。分配渠道也十分廣泛,從國內、國際郵寄和傳送服務、汽車、電話、會議到傳真、網絡、電子郵件和互聯網。
  “新”信息和交流技術的傳布要求進行訓練。進步傳播協會的婦女網絡支持計劃(ICTs)在1993年開始,作為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準備工作的一部分。它們訓練婦女使用電子郵件和互聯網,幫助婦女認識到擴展媒體和交流以容納新技術的急迫性,解決婦女獲取新信息交流技術的機會以及婦女參與決定這些技術如何設計和安置的急迫性。北京會議提供了一個形成思想的機會,當時政府論壇改變會址使人們担心能否在正式會議上進行有效游說,因為它取消了有意義的全會,并只提供有限的通訊設備。全球婦女做了有力的回答。潛在的網絡結構動員了起來,包括全球電傳網絡(Frankson, 1996; Gittler, 1996; Harcourt, 1999)。在會上,進步傳播協會的婦女網絡支持計劃突現了一個由婦女領導的計劃,給予參加會議和非政府論壇的30000名婦女進入互聯網、電子傳媒和信息服務的機會。該協會說,這計劃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向基地婦女顯示這一新技術對于婦女是合適的,并可由婦女來操作。”
  婦女中進行的跨國辯論和咨詢由此在互聯網,如國際“虛擬論壇”諸如GK97,北京+5和+10,婦女2000年會議上出現了。在這些網上和其他地方的討論中,強調了許多在實現北京會議提出的目標過程中遇到的障礙。這些障礙包括年深月久的文化價值、社會習俗和宗教信仰,它們鄙視婦女和女孩的貢獻、工作、思想和生活;婦女和性別平等在決策過程中很少被考慮;貿易自由化、全球化和私有化的影響相互矛盾,且不均衡,相當一部分婦女受到負面的影響。
  代表我們自己:媒體中的婦女
  數十年來,婦女一直就媒體發出特別的聲音,這涉及到關于男人和女人的傳統偏見,比比皆是的歧視婦女和淫穢的形象,婦女在新聞報道中幾乎銷聲匿跡。媒體是1995年北京大會關注的焦點之一,在2000年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重申了它對于全球媒體的運作和內容的關注。(http: //www. un. org/womenwatch/daw/csw/47sess. htm#conclusions)
  有項建議,便是改善就業中的性別平衡。有人努力收集婦女在媒體中就業的數據,但經驗性數據十分缺乏,甚至西方工業國家也是這樣。有人認為增加了婦女在媒體中的就業本身并不會帶來節目本質的變化,不會大大改變新聞話題的先后次序。在亞洲,人們指出,“女記者的增多并沒有明顯改變信息的內容、風格或陳述的方式。即使越來越多的新聞由婦女報道和編輯,新聞的決定權仍然在男人手中,……婦女的就業并沒有激烈地改變新聞議題或排列順序”(Balakrishnan, 1994, p. 42)。雖然就業中的性別平等是一個有益的目標,“在這產業中最理想的狀態是婦女半邊天”(Balakrishnan, 1994, p. 45),但它需要在媒體就業的每一層次和每一方面來實現。
  對偏見的關注集中在媒體中婦女過低的代表性、性的客觀化或性別暴力形象——婦女成為男性忽視、男性性欲和男性暴力的目標。有一種重要的觀點認為,我們關注的并非是審查制度,而是人權,包括被適當代表的權利。對于諸如新聞等信息形式,還有另外一些關注,歸結起來就是“婦女在哪兒?”關于婦女的新聞報道不大被認為具有新聞價值;新聞都盯著城市;婦女作為固定角色被邊緣化;在具體節目中婦女遠不像男子那樣拋頭露面。倒不是有哪些婦女問題,而是媒體應在所有問題上反映婦女的觀點。到處有婦女,婦女對政治對經濟對所有問題的看法都必須得到表達。另一種觀點認為,常常是對婦女的態度、偏見、成見、假設等等無形的壁壘妨礙了婦女,所以組織內的自信培訓和支持小組可以幫助婦女擺脫孤獨和異化,使她們有能力與眾不同,創造別樣。婦女的職業組織,諸如廣播電視婦女協會(www. iawrt. org)也提供國際聲援。
  這些話已講了很久,兩份學術雜志反映了其重要意義:《國際女性主義政治學刊》和《女性主義媒體研究》,從不同的角度分析這些過程。
  代表自己:婦女另類媒體
  一旦決定“代表自己”,婦女便積極地開發了許多媒體形式,這些形式適合地方的需要和現狀。這些媒體包括以下數類。
  另類出版物,包括報紙、刊物、雜志、簡訊,以及偶爾出版的專著和活頁。1990年,Isis International出版了一份書目清單《第三世界婦女出版物》,它羅列了300多本出版物。特別有影響的是納米比亞的《姐妹》,南非的《直言》,尼泊爾的《阿斯萊特》和摩洛哥的《泰馬尼亞火星》(Lewis, 1993)。《泰馬尼亞火星》雜志由左翼政黨的婦女集體創辦于1983年,由男子以民主方式組織并撰文。它創建了一個論壇,與家長制特別是有關個人的摩洛哥法律條文進行斗爭,以致力于人權和一個更為公正與平等的社會。這個論壇促進了對婦女被奴役的根源的討論,它還發表調查報告,討論以前被禁止的話題如娼妓和休妻,并從更廣闊的語境中考察家庭、經濟、教育和法律。它最終導致在摩洛哥15個地方創立婦女行動聯盟,它催生了其他出版物,諸如Nissa al Maghrib(摩洛哥)、Nissa(突尼斯)和Fippo(塞內加爾)(Lewis, 1993)。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婦女創辦了許多報紙和雜志(Khiabany and Sreberny, 2004),在網上也很活躍,包括網上日記(例如,門戶網站http: //www. irandokht. com/portal)、伊朗女性主義論壇(Iranian Feminist Tribune, www. iftribune. com)和Bad jens(www. badjens. com)。Bidoun(www. bidoun. com)2005年春季刊的封面刊登了身穿袍服的伊朗婦女開汽車的形象,配了句幽默的話:“自由煩人;新聞審查逗人。”
  一批支持女性主義報刊的另類婦女報刊服務中心在全世界發展起來,包括亞洲的《深度報道》、新德里《婦女特稿社》(www. wfsnews. org)、美國的《翅膀》(www. wings. org)和一家智利婦女新聞通訊社FEMPRESS(www. fempress. cl)。最近,“婦女電子新聞”(Women' s Enews)為訂閱者提供電子郵件新聞(www. womensenews. org)。
  另類廣播、電影和錄像在許多當地的語境中得到使用,以幫助確立婦女及其社群的身份認同,增進技能,減少恐懼,為未來而奮斗。這包括SEWA(個體聯合會)從1984年開始就在印度使用的錄像(www. videosewa. org);在玻利維亞和拉美其他地方原住民婦女中的錄像和廣播。哥斯達黎加的女性主義國際廣播致力于“給那些從未表述過思想的人以表述思想的機會”,認為廣播就是與其他婦女會面、對話和參與的過程,重視婦女個人見證的改革性力量(www. fire. or. cr)。
  一個早期的行之有效的例子便是津巴布韋哈拉爾的“通過廣播發展計劃”。非洲媒體婦女·津巴布韋協會(FAMWZ)(www. famwz. org. zw)通過參與籌備以發展為目的的基于當地條件和需求的計劃,為鄉村的居民提供能聽到國家廣播的可能性。這是津巴布韋廣播公司全民教育和發展頻道日常節目的一部分。在農村地區,組織了以婦女為主的聽廣播俱樂部,討論婦女所面臨的從土地到決策的資源分配與獲取的不平等,并設法考慮媒體是否有可能開發獲取其他資源的機會。俱樂部成員每星期聽半小時的錄音帶,錄音帶是廣播員從所有俱樂部提供的錄音帶中編輯而成的。俱樂部隨后錄下她們的回應,相關的政府部長、商人或捐款機構的代表應邀回答所提出的問題。這一過程幫助建立了四十多個俱樂部,其做法延伸到類似的男子和成人俱樂部。
  從網絡聯系到建設網站
  通過數字化和放開過程,由于媒體和“新”通訊技術越來越融合,婦女對媒體的關注再次集中在信息和通訊技術上。通訊技術是網絡聯系的重要工具,使跨國的交流愈益快速、便宜,為更多人所擁有,雖然許多技術仍然不是有些人所能企及的。
  網絡聯系主要通過網絡和電子郵件得以實現,使得更多具體的聯系和目標項目成為可能。婦女和環境網絡在加拿大本土和非洲的研究者之間建立聯系;墨西哥的婦女集體創辦的關注自由貿易和結構調整的Mujer a Mujer協調在墨西哥、加拿大、美國和尼加拉瓜的項目。有許多電子電訊稿(如Isis的婦女視野;菲律賓的南西亞婦女信息項目)和無數的女性主義討論團體,許多在進步交流協會麾下活動(www. apc. org)。一系列現行與女性主義有關的項目在全球知識網站上得到傳布(www. globalknowledge. org)。
  為了支持婦女行動和計劃而運用信息和通訊技術可以做許多事情。它使人們關注與婦女有關的問題。它加強婦女團結性運動。它可以加強傳統婦女的網絡活動。它可以被用來維護婦女平等參與市民與公共生活的權利。APC婦女網絡支持計劃和婦女以及婦女組織一起將信息和通訊技術整合在一起運用。這樣加強了婦女的能力,改善了組織間的信息流動,賦予每個成員以從事她們工作的權利,改善她們組織的總能力,以便于取得它的戰略目標。這樣的運用有利于掌握信息和通訊技術,將信息組織并轉變為知識,并將其傳布到全球更廣泛的地區中,以促進發展基于平等、自由和正義,包括性別平等價值的文化。
  如何命名正在涌現的新的社會經濟聯合體,仍存在較大的分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使用“知識社會”,但在2003年“信息社會”成為ITU協調的信息社會世界峰會上主要的辯論焦點。第一屆峰會于2003年12月在日內瓦召開,最后一次會議于2005年11月在突尼斯召開(http: //www. geneva2003. org/wsis/indexa01. htm)。
  信息社會世界峰會:又使性別提上議程
  在2003年12月,全球公民社會和婦女組織的代表再次竭力使全球化的世界信息峰會討論通訊在發展中的角色。程序政治再一次要橫掃內容政治,以真正發展一個人人可得的、公開的、對公眾負責的信息環境,造福人民,而不是盈利。
  在討論過程中容納公民社會,這次峰會是頭一回。先是根據不同的標準廣義地界定公民社會諸“家庭”。這些“家庭”分為三組:職業性的(學術、科技社群、媒體、創業者和積極的文化推進者),選區社團(城市和地方當局、工會、議員)和社會團體(非政府組織、有特殊需要的社會群體:青年、婦女、原住民、殘疾人等、宣傳促進者、多股東企業)。一個真正的危險是婦女被當作“特殊需要”群體,而不是用作整個辯論過程中的性別視角。雖然認識到為了過程的運行,性別平衡很重要,但這并不等于接受了性別的視角。所以,婦女又被納入兩個平行的政治過程:一是加入信息峰會本身,一是界定問題確立議程。以婦女為中心、以性別為焦點的活動再一次豐富了起來(Sreberny, 2004)。
  信息社會峰會的性別分會(www. genderwsis. org)的關注,是在峰會上提出性別問題,使性別視角的助長者能夠加入峰會計劃以及每一步的實施。烏干達的WOUGNET(烏干達婦女網絡)見證了非洲婦女活動者的日益重要性,發展了性別分會的網站,主持了網站上的辯論,并被授予e-Inclusion類的2003年峰會獎(www. wougnet. org)。由于有UNIFEM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支持,性別分會在信息和通訊技術發展論壇上非常有效地鼓吹遍及全球的信息社會將有助于人的發展和性別平等。同時,包括了許多富有成就的婦女組織(APCWNSP; ISIS, IWTC, FEMNET)的非政府組織性別戰略工作組,幫助將性別問題寫入日內瓦的《原則宣言》和《行動計劃》之中(Hafkin, 2004)。這樣,就再也不會缺乏婦女的聲音,缺乏分析材料、詳盡的案例,缺乏國際組織援助、非政府組織的介入和基層需要了。國際社會能聽見嗎?它將如何回應呢?
  D423Q609.jpg
  顯然非常需要分析婦女在不同的部門、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環境中與技術的特殊關系,需要更廣泛地理解性別與交流之間的關系。諾利斯(Norris, 2001, p. 92)指出社會分層的大格局不僅決定了進入虛擬世界的機會,而且決定了能否完全參與其他更尋常的信息和通訊技術形式。另外,政府和產業部門都致力于促進數字化和融合的雙重過程,已不大可能在一個論壇上議論媒體,而到另一個論壇上談論信息了。互聯網電臺和視頻流、寬帶傳送、電視連接、手機視頻通話就是傳播技術融合、將內容送到每個家庭的例子。還有更多的技術很快就會出臺。聯網、內容和通訊技術相互的界限正逐漸模糊(Gallagher, 2002)。這樣,如果婦女要在設計、進入、使用和代表性方面獲得平等的話,我們需要更一以貫之的、包含更廣泛概念的戰略。
  性別、網絡和信息社會
  在所有這些活動中,通訊技術的內容不僅是解決其他問題的工具,而且其本身也是問題。大量的工作集中在媒體領域中的性別、代表性和承認。在信息和通訊技術領域,發生了一大轉變,即從關注“婦女和技術”轉變為理解“技術中的性別”。(Faulkner, 2001)誠然,索倫遜強調要理解“性別和技術是如何被共同建構的”,那就意味著“排斥并非偶然,但也并非先決”(Sorensen, 2002, p. 11)。在發展的和發達的語境中,人們已經理解信息和通訊技術需要性別視角。
  APCWNSP有效地確定了在信息和通訊技術領域中獲得性別平等和婦女權利所需關注的問題,確定了在世界信息峰會上可以引發辯論的材料①。
  進入和控制
  無論是婦女獲得使用信息和通訊技術的機會,還是對這種技術的控制權(這些技術如何使用和由誰使用)都不與男子的平等。不同的因素,包括在就業、教育、社會階級、文盲率和地理位置(北方和南方,城市或鄉村)中的性別歧視意味著世界上大部分婦女仍然沒有使用信息和通訊技術的機會。由于信息加速進入互聯網,沒有這種進入機會的人自然就會更被排除在主流之外。
  但互聯網本身還是不夠的,因為知識和進入本身一樣重要,甚至更重要。人們批評信息和通訊技術發展規劃,認為它們過于關注進入技術和信息源,似乎只要給婦女提供電腦和鼠標就可以解決她們的發展問題了。
  教育、訓練和技能開發
  這里的障礙包括發展中國家婦女持續不下的文盲率;軟件的設計不考慮婦女和女孩的需要;訓練方法常常很特別,不符合婦女的實際需要;在婦女進入技術職業領域方面存在深刻的性別和文化障礙。
  APCWNSP建議“婦女的學習應該擴展到女孩,有性別針對性(使訓練婦女具體化,保證對使用者的支持,為婦女所在社區提供輔導),并不斷深化(婦女作為使用者、技術人員和政策制定者以及變遷推動者)”。
  工業和勞務
  在世界的許多地區日益勃興的信息和通訊技術為婦女提供了就業機會,特別是在數據輸入、醫療轉錄、地理信息系統和軟件生產。但仍然存在強大的性別和年齡的限制因素。
  勞務市場盛行性別隔離政策,婦女不成比例地從事較低工資和較少安全的職務。雖然電傳辦公、靈活辦公時間和家庭辦公等安排把婦女帶入勞務市場,但婦女在這些領域仍享有很少的權利、很低的報酬,健康、社會或就業保險亦賦闕如。出外掙錢并不一定能改變家庭的勞動分工,婦女會因此而肩負雙重的乃至三重的負担。與信息通訊技術相關的惡劣工作條件、漫長工作時間和單調乏味的工作程序,往往傷害婦女的健康,并且造成環境和其他成本。技術領域的婦女所關心的包括合同條款、工作強度、工資、培訓、醫療和安全——如電腦屏幕和重復勞動造成的傷害。
  與同工的男子比較,婦女平均少得30%—40%的報酬。國際勞工組織2001年的就業報告用“數字性別差異”來說明發展中和發達國家的婦女在新技術領域低就業率。報告還指出,性別隔離的模式亦出現在信息經濟中:“不但在擁有信息通訊技術的人和沒有這種技術的人之間存在工資差別,在信息通訊技術行業內也存在工資的兩極分化”(引自APCWNSP)。印度婦女只占有該國軟件工業27%的職位,而1990年代成千上萬的加勒比海和其他地區的婦女獲得了數據處理的職位。婦女中的年齡劃分也很嚴重。年輕的熟悉英語的婦女從事新的服務業,而大批35歲以上的年長婦女則成為多余,部分由于她們從事的行業萎縮,部分由于她們掌握的技能過時。
  內容和語言
  圍繞內容的問題包括使用的語言、編碼的文化和所構成代表性的本質,這就像過去圍繞媒體對婦女的成見和歧視的辯論。在互聯網上,英語的統治地位非常引人注目。要突破信息的語言障礙,就需要發展多語言的應用工具和數據庫,非拉丁系字母的界面,適于女性文盲的圖形以及自動翻譯軟件。
  權力和決策
  雖然婦女信息通訊領域擁有更多的職位和技術,但她們在決策機會和資源控制方面仍落后于男子。無論在全球還是在國家層次,婦女在所有信息通訊技術決策的結構中代表比例都很低,這包括政策與管制機構,負責信息和通訊技術的部委,以及私有的信息通訊公司的董事會和管理層。信息通訊技術的決策常被看做(應由男性專家處理)的純技術事務,而非公民社會也應參與意見的政治事務。電信工業的自由化和私有化也使這一產業的決策越來越與公民和地方社區無關,這進一步惡化了婦女的決策和控制權問題。這又與長期以來一直在媒體研究中辯論的關于婦女在出版、廣播和文化決策層缺席的問題相通(如Gallagher, 1995)。比爾(1998)認為,文化政策應該被視為一種性別技術,具有共同建構和反本質主義的意思,這與索倫遜的觀點是一致的。
  要創造使婦女最大限度地從信息通訊技術中獲益的條件和規定,要保證信息通訊技術發展的政策機構履行其職責,代表比例都至關重要。更為平等的代表比例將使婦女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從信息通訊技術中獲益,同時可以保證負責這一寶貴資源的機構履行其責。
  私密與安全
  對于婦女來說,私密、安全和互聯網權利——包括婦女覺得可以免于騷擾的安全的網上空間,享受言論自由、交流的私密性和免于“電子偷窺”的保護——是非常重要的。互聯網創造了私密的網上空間,這空間往往跨過國家的界線,這是它的傳播中重要的民主化方面,它賦予社會中被欺壓被傷害的那一部分以權力,可以為婦女很好利用。
  但是國家立法,如英國的調查權力管制法、日本的竊聽法和最近美國的國內安全法都潛在地威脅到私人互聯網交流,這有可能以反恐和打擊網絡犯罪的名義破壞民主。
  對于一般公眾來說,切斷互聯網通訊以打擊針對剝削婦女兒童的性壓迫,打擊種族主義團伙是合情合理的。但正因為創立了私密的空間,受虐受害者之間可以互吐心曲,可以與他們信任的人、與他們選擇的人傾訴衷腸;這證明互聯網在反對性剝削和種族主義壓迫方面是最強大的武器。
  人口販賣、淫穢內容和審查制度
  雖然就言論自由和審查制度并沒有達成一致意見,但利用互聯網散布淫穢內容、進行性剝削、播種仇恨引起婦女的關注。有的婦女希望開發可以刪選內容、追索制造者和淫穢網站的技術;而有的人認為這做法本身就侵犯了權利,有可能擴展開來以限制其他言論自由的形式。在激烈辯論的語境中,目前人們清楚并以為重要的是婦女應該被告知一切,意識到一切問題,并投入到一定會有的討論和辯論中來。
  互聯網使缺乏強大財力的普通公民和組織的聲音得以傳布。到2005年,估計有10億互聯網使用者,互聯網提供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公共領域,在那兒可以自由辯論與人民生活有關的政策。它使小團體和個人、以前在工作中互相隔離的男女得以交流、上網和共享信息,以史無前例的形式準備行動。信息通訊技術的價格必須讓所有人支付得起,其基礎設施的發展必須保證被邊緣化的群體不每況愈下。這對所有關注性別平等和社會改造的人來說,應該是一個戰略的出發點。在一個每每瓦解地方化民主機構的全球化世界中,互聯網為保衛和擴展參與式民主提供了重要的手段。互聯網和信息通訊技術能加強多樣性,為眾多的聲音、多元的思想和意見,為多文化交流提供一個平臺。但只有當發展維護并加強了地方與地區的語言文化多樣性,只有當公民社會在涉及互聯網管制與擁有的政策形成中可以發表意見,這才可以真正發揮作用。
  很明顯,問題范圍很廣,反映了比僅僅在信息通訊技術領域中更為流行的不平等模式。正如諾里斯(Norris, 2001, p. 91)說的,“問題的核心在于更為廣泛的社會分層模式”,因此信息通訊技術的獲得、使用以及對它的影響在許多方面存在一個標準的不平等模式。索倫遜講得很有說服力,他考察了有關文獻,發現注意力多在社會排斥而不在社會接納機制與動力,因此,真正的挑戰正在于如何實現接納(Sorensen, 2002, p. 16)。
  世界信息峰會性別分會不斷重申,信息通訊技術對于發展,對于愈益增長的向所有人普及信息社會好處的需求,其意義就在于要明白信息通訊技術是達到經濟和社會目標的工具,它本身并不是目的。性別分會強調指出,需要跨部門來考慮婦女的各種需要和視角,而且要集中研究不平等的權力關系——不僅男女之間,更重要的是貧富之間,南北之間,城鄉之間,強勢與邊緣之間的關系。在2003年12月日內瓦世界信息峰會第一階段的末尾,性別分會總結出幾條最終行動建議(www. genderwsis. org):
  ·性別必須是行動的基本原則;
  ·平等參與有關信息社會的決策;
  ·從多種模式的角度來考慮新舊信息通訊技術;
  ·信息通訊技術的設計服務于人民;
  ·使婦女有能力完全參與;
  ·進行研究、分析和評估以指導行動。
  很明顯,權利、代表、承認和再分配四者通過這些分析得到了弘揚。
  結論
  公民社會圍繞世界信息峰會的辯論中,出現了對性別問題的關注,而婦女開展的全球行動那漫長而生動的歷史,正為推動這種關注提供有力的經驗。將性別視角納入全球治理體制,世界信息峰會本身就是那過程中的一部分。
  性別分會是組織最佳、聯系最好的一次會議。它明確要求在計劃和實施世界信息峰會的各個方面強調性別,并取“性別視角”。至于媒體方面,以女性為本的思路強調在內容和就業中增加女性的比例(Galllagher, 1995);同時還要求對女性的承認以及賦予她們發言的能力(Sreberny, 2002)。承認婦女的發言權與為物質再分配而斗爭并不矛盾。獲得社會尊重和社會成就的機會,倒是可以成為謀求更多平等的基礎(Honneth, 2001)。針對性別的思路則以為,可以通過開發、擴散和使用通訊技術的過程進行性別地位的社會建構。但在國際討論會上發言的婦女不僅人數很少,分量也遠遠不夠。主動認同性別平等問題的男性并不多見。這并不意味著棄“媒體/技術中女性”思路而取“性別與技術”思路,而是爭取二者兼得。言論需要行動來支撐,但世界信息峰會上還沒看到行動(Sreberny, 2004)。
  當代網絡革命擴散得很快:電話花了75年才普及5千萬人,而萬維網卻只花了4年。電子經濟發展神速,所以“數字分化”就不光指缺乏聯網的能力,而且還對經濟增長和持續發展有深刻的影響(Infodev, 2000)。國內貧富之間在信息通訊技術服務水平上的差距,本身并不足以將信息通訊技術置于發展議程的首要地位。畢竟,貧窮國家擁有較少的工廠,較少的汽車,較少的醫生和護士,人均熱量攝入也低于富裕國家,他們肯定更需要這些東西。信息通訊技術方面的差距所以引起關注,是因為它大于其他領域的差距。有證據表明存在與信息通訊技術相關的貧困陷阱,這是因為信息通訊技術在參與全球交換方面越來越舉足輕重,沒有充分獲得這項技術的國家將被排除在國際貿易體制之外。由于數字化的促進、政府以及全世界工業部門的支持,通訊、電腦化和媒體的融合意味著在一個研討會上辯論媒體,在另一個研討會上辯論信息技術越來越沒有意義了。但是,純技術的思路注定要失敗,因為它將一切都寄托在硬件的傳布,而無視在社會和政治背景下同時可能發生的變化。這適用于整個世界信息峰會的辯論,特別適用有關婦女的問題。這在其他相類的全球論壇,如世界社會論壇,也非常明顯。在世界社會論壇上,女性主義者又一次發展了她們的網絡和批評(www. penelopes. org)。
  在北京峰會和世界信息峰會之間有關性別和通訊的討論有很大的重復性。一而再地話題、再而三的訴求使人壓抑。但另一方面,也有令人樂觀的方面。很顯然,新一代婦女正投身于這一事業中;婦女創造性地交流實踐比任何時候都廣泛;全球社會認識到女性賦權的必要性。
  具有嘲諷意味的是,世界信息峰會似乎承認融合和性別的重要性,而北京+10會議卻存在遺忘媒體和通訊的危險性,盡管在最初的《北京宣言》中將它們列為中心議題。在2005年3月,參加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第49屆會議的從AMARC到婦女電子新聞組織的一系列婦女媒體、信息和通訊組織提出了一個決議案,呼吁各國政府保證將婦女、媒體和信息以及通訊技術納入北京+10會議的議程;通過世界信息峰會及千年宣言,并付諸實施。在婦女政治交流中最主要的教訓似乎是需要不斷的催促和重復,以使性別問題作為世界信息峰會的主要議題之一,使通訊問題貫穿于北京會議的辯論之中;政治上口頭的成功是短暫的,需要不斷地強調。自然,實施是一個更大的障礙。
  “婦女希望得到什么?”是一個出色的并只有婦女可以回答的問題。我們不會都要求一模一樣的東西。各處的婦女仍在為擺脫壓迫性的傳統、無知、性歧視觀念和大男子主義的枷鎖而斗爭。全球化、民主化和通訊交流的過程正圍繞權利、代表、承認和再分配這四者而建構,并深入地表達它們。也只有在性別平等的條件下這四者的表達才能充分。未來是全球一體的,是人人參與的,是男女更為平等的。婦女還要撐起半邊天!
  注釋:
  ①以下一節使用了大量APCWNSP材料,可見www. apcwomen. org/gem/icts. htm。
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京95~110D423婦女研究安娜貝爾·斯萊伯尼20062006
安娜貝爾·斯萊伯尼(Annabelle Sreberny),是倫敦大學東方非洲學院新媒體和電影研究計劃全球媒體和交流研究室主任,國際媒體和交流研究會副主席。研究領域包括中東尤其是伊朗的媒介文化;民主和互聯網以及性別跨國主義。將由Polity Press出版的她的著作即與全球化媒體有關。
作者: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京95~110D423婦女研究安娜貝爾·斯萊伯尼20062006
2013-09-10 21:44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民族主義思想大師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原名學乘,字枚叔。嗣因反清意識濃厚,慕顧炎武的為人行事而改名為絳,號太炎。中國浙江餘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學家,樸....
憲政專家民主理論大師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鈍初,號漁父,生於中國湖南省桃源縣,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是中華民國初期第一位倡導內閣制的政治家。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