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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交──張伯駒夫婦與我父母交往之疊影
君子之交──張伯駒夫婦與我父母交往之疊影
章詒和     阅读简体中文版

君子之交

──張伯駒夫婦與我父母交往之疊影

章詒和 撰

自打反右運動一起頭兒,父親(即章伯鈞)就開始琢磨著反右的結局和自己的下場,甚至在毛澤東還沒想好怎么處理他的時候,他就在家里把自己處理了一回——讓警衛秘書王鎖柱把家中所有的工作人員召集到東客廳,請他們圍著平時吃飯的圓型大餐桌,一一坐下。
父親客氣又鄭重地對他們說:“你們大概已經從報紙上知道了,我現在犯了政治錯誤。所以,請你們不要再叫我章部長了,可稱我先生,也可直呼我的姓名。”
坐于一側的王秘書趕緊聲明:“在我們沒有接到正式通知以前,大家都必須繼續稱呼您為章部長。”
此后,父親不止一次地對家人說:“我們準備過老百姓的日子吧,回桐城老家更好。”

(本文著作權屬章詒和先生,Yu jinsong先生編輯校對,三秦記僅修改網頁并發布)
1958年1月底,父母雙雙獲得“又劃又戴、降職降薪”的處理。好像上邊對父親特別寬大,在撤掉交通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農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報社長等九個職務之后,特意保留了“全國政協常委”的職務。在由行政三級降至七級后,又特別保留了四合院、小轎車、司機、警衛、廚師、勤雜、秘書。國人社會地位的尊卑,往往集中展示于權力所給予物質待遇之厚薄上。父親既受政治貶損,又得生活厚待。如此發落,大大出乎承受者的預想。

斗轉星移,歲月悠悠。慢慢地,父母開始咀嚼出那帽子的沉重和帽子底下沉重的人生。首先便是與中國歷史同樣淵遠流長的世態炎涼。親近的、親切的、親密的,一個接一個地疏遠、疏隔、疏離了。而且,越是親近親切親密的,就越發地疏遠疏隔疏離。諸如,二十年代一起參加北伐戰爭的老友,三十年代共同發起“國民黨臨時革命行動委員會”的第三黨人,四十年代參與籌措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民盟元老。好像他們當初當年當時結識章伯鈞,便是一種錯誤。唯有(19)57年的政治風雨,才撥正了他們所在黨派以及本人生命之舟的航向。看著他們批判自己的那副痛心的樣子,父親也跟著替他們心痛。

一日,戴帽的母親到農工黨北京市委會去參加政治學習。在回家的路上,大老遠便瞅見個老熟人。這也難怪,五十整的年紀,眼神正好。老熟人是民盟中央的副秘書長,叫辛志超。他不僅和父親、母親熟,而且和我姐、和我也熟。我家的門坎兒,他是跨進跨出的。每每在與父親談正事之前,都要給我姐妹倆講上一段故事。故事多半說的是燕都舊話,再與那滿嘴的京腔京韻相搭配,我倆聽得津津有味。民盟中央的人,從沈鈞儒開始往下數,來家里開會、談事、作客、聊天的,不下幾十個。要論個生熟咸淡,眼下這位離母親不遠的人,得算在十名以內。所以,我很能想像母親認出他時的那股沖動、那般欣喜及那份熱情。

母親揮動著手,向他飛奔過去。辛副秘書長停住腳步,四下里張望。當他那雙近視加老花的眼睛透過厚重的鏡片,終于辨清來者為何人的時候,即毫不猶豫地轉身180度,快速消失在人流中。

母親傻站在街沿。她對老熟人或許有很多的話要說,或許只想問聲好。她有如一個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回到家中眼淚便撲簌簌地滾落出來。在父親的詢問下,母親講述了街頭剎那間的經歷。

站立一旁的我,簡值不敢相信這是真的:“辛伯伯,怎么會不理我們的媽媽呢?”我為如此熟識的人能做出如此絕情的事而憤怒。心底還有一種母親受辱自己也跟著受辱的感覺。

母親為自己的不識時務、不通人情而悲哀,不禁嘆道:“解放前看的《紅樓夢》和解放后讀的馬克思,都算白費了。連熟識的人才專做絕情事的起碼常識,都沒能學到手。”

父親則勸母親心放寬些、看得開些,語重心長地說:“大到一個政黨的背信棄義,小至辛志超的躲避奔逃,自古就是中國官場的傳統。”不過,父親也從中預見到自己的未來,必是孤獨自處的末路。除非欽定的章羅聯盟和反右運動被欽定者推翻,而這個“推翻”又是根本不可能的。

憂心忡忡的我問道:“爸,人當了右派,怎么別人就不理睬了?日子也難過了?”

我的問話,使父親激憤起來,滔滔不絕:“只有在中國當右派,才是這個樣子。小愚(我的乳名),你哪里曉得——在西方,右派也是很體面的。議會里,還有他們的席位呢!與左派僅僅是表明政見之不同罷了。議論國家大事的時候,左派、右派、中間派各自發表看法,陳述主張,申明立場。因為各派所持立場、主張、看法不同,它們之間勢必要有激烈的辯論、爭執以及相互攻擊。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政治現像,并受法律保障。西方國家的官方政策,往往也都要經過這些辯論、爭執和攻擊的考驗或矯正。現在,老毛把右派定性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還劃了個資產階級成分。那么,左派與右派便不屬于思想差異,而視為革命與反動的政治對立了。在我們這個國度,誰一旦成了統治者的政治對頭或被看做思想異端,日子就很難過了。國家、權力、輿論、黨派、社會、朋友、甚至家庭,都會糾合成為一股力量,不斷地打擊、迫害、除滅這個對頭和異端。在這個問題上,我原以為新社會要比國民黨做得好一點。現在看起來,和過去沒有太大的不同。”我自幼就愛聽父親說話。因為他說的,和報紙上登的、收音機放的、課堂里講的,都不一樣。他不從屬于別人,他只屬于自己。

或許因為情緒激動,父親說話的聲調越來越高。母親不讓父親繼續往下講,打斷他的話頭:“當著孩子的面,不要說這些,而且一句一個共產黨,一句一個老毛。從前你可以這樣說話,現在你是右派,再不可以這樣講了。你在家里講,萬一傳到外面,人家真要說章伯鈞反動到家了。雖然我們看不慣黃炎培,兒子劃成右派,自己跟共產黨反倒更加親近。但是你也沒有必要和過去一樣傻,把所有的想法都說出來。”

我知道母親“訓”父親,是因為母親疼父親。特別是在眼下,知他疼他的人沒剩下幾個。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整天整天的批判大會,父親就像吞大魚大肉一樣,全部咽下。而母親這番雨絲風片般的“訓”,對父親來說,充其量只能算做一碟清炒苦瓜。父親聽完“訓”,一不反駁,二不申辯,三不堅持。自己一個人回到書房。我也緊跟著進去。當父親坐在寫字臺前的皮轉椅上,他的臉色分明陰沉了許多。俗話說:樹怕剝皮,人怕傷心。我在想,社會上已經失去“面子”的父親,是不是覺得在家庭里開始失去“里子”了。父親失去的再多,哪怕父親在外面的存在等于零,那他也是我的爸。我一聲不吭,站立在父親的身后。父親也一聲不吭,雙手交叉于胸。他的外表是平靜的,然而心里必定很難受。六十多個年頭的人生,在心窩子里一次次跌宕翻騰。

父親面對政治壓力和應付社會環境的唯一選擇,是獨處,也只能獨處。假如他是個埋頭做學問的,面壁數十載,獨處一輩子,也算不得什么難事。偏偏父親從中國私塾讀到柏林大學,也沒能塌心做學問,而是起勁兒地搞政治。搞政治可不能清靜,得參與,得活動,得鬧騰。開會,講演,結社,游行,擬指示,呼口號,寫文章,直至發動戰爭(可惜父親的本質是書生,他搞的政治始終未能上升到拿槍桿子的高級階段)。父親以此為生活,以此為追求,以此為樂趣。如今這種生活、追求和樂趣,給撅折掐斷,戛然而止了。這番光景,好似一個有名氣的演員,戲唱得正帶勁兒的時侯,被轟下了臺。令其振作、陶醉和亢奮的鑼鼓,絲竹,燈光,油彩,底班,龍套,跟包,觀眾,也隨之消失得無影無蹤。現在一大早起床,父親不必忙著漱洗用餐,既沒有機關讓他去上班,也沒有單位請他去講話。上午到下午,父親不必忙著東奔西跑,既沒有事情等候他處理,也沒有會議需要他參加。從早到晚,父親不必忙著前庭后院的穿梭,既沒有人按動大門的電鈴,客廳里也沒有響動的電話,書房里更沒有擺放好的文件、報告、公函、書信,亟待拆閱。父親全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從洪秘書手里接過當天的報紙——《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中國青年報》……厚厚一疊,他的眼睛像架掃描儀,用不了多大功夫,就都“掃”完了。唯有每日分三版的16開大小的《參考消息》,讀得仔細,看的時間也最長。

父親說:“只有‘參考’上,還有一點消息。”有時侯《參考消息》送進門,正巧父親要去方便。他能拿著它,在衛生間里呆上幾十分鐘。要不是母親催我也叫喚的話,不知他坐在馬桶上還得看多久。老實講,能得到這一點消息,也來之不易。因為父親在必須接受右派帽子時,向中共中央統戰部提出的唯一請求,就是希望今后自己能夠繼續看到一份《參考消息》。

把看“參考”的事做畢,父親也就終日無事可做了。在以往雜亂忙碌辛苦勞累疲憊困乏的時侯,他多么向往安寧清靜恬淡閑適的日子。現在,他向往的日子來了,卻沒能給自己帶來安寧清靜恬淡閑適。(19)57年以前,那時事情再多工作再忙,父親每隔一、兩個月要抽出一天的工夫,把全家帶到郊外去散心。香山、頤和園、十三陵是常去之地。現在,每天都可以搞郊游,父親卻呆在家里,不愛動彈。說來也是,父親乃職業政治活動家,現在打發他去過既無政治、又無活動的生活,他渾身上下能得勁兒嗎?父親常一個人獨坐書房。黃昏時分,書房內一片幽暗,他也不開燈,凄敗之色在臉上盡情地鋪展,猶如把自己自覺地放逐在大漠之上,而四顧茫然……

年輕的我很難體會出父親內心的復雜感受,但我發現自己的日子過得也不痛快了。填好的入團申請書,被告知作廢。政治課老師拿我的思想小結或學習心得作為批判材料,在全班散發抖落。班干部和積極分子都不怎么搭理我;干部子女身份的同學把我從圈內踢到圈外;出身不好的同學又不敢把我從圈外劃入圈內。一個先是團支部書記后當上學生會主席的同學,時刻用批判的目光打量我,并抓緊一切可以抓緊的機會,隨時向我發動攻擊。站在學生官兒的位子上,她的每次行動又總能糾集到同伙。一旦我陷入挨批的處境,就覺得自己也當上了爸。這時我心里也著實納悶兒:本是眉清目秀的少女,只要懷上一顆革命的心,怎就窮兇極惡起來?下午自習課后的自由活動,是我最難挨的時光。看著同學三三兩兩的閑聊天,拉幫結伙的搞活動,就好像一支行進中的浩蕩隊伍單把我拋撇在外頭。我孤零零地佇立于操場東頭的老楊樹下,看著漸褪的夕陽,即使什么都不想,只要鼻子一酸,那眼淚就流成了行。為了排遣空虛,我能借個藍球,一口氣玩它幾個小時。

我的同學、已是北京青少年業余體校籃球隊員的洪鈐,瞧我投籃的興致如此之高,便對我說:“你那么愛好體育,找個機會我推薦你去業余體校學打藍球吧?”

我回家把這事兒跟父親說了。父親這下可找到一個分析事理的機會。他口若懸河地講起來,認為洪鈐的通脫,更多地是接受了其父洪深的影響。然后,告訴我戲劇家洪深出身官宦門第,且畢業于哈佛。再后,又向我講述了其父洪述祖因宋教仁一案,而如何改變了兒子的人生道路。最后,父親建議我去看看曾樸的《孽海花》,說那里面影射了許多中國近代史上的名人,很有意思。由此,我發現講些自己的事,居然能引起父親的話頭。他,真的寂寞。

時間一長,我打球的熱情開始消衰,決定不再去體校。下午放學回家,把功課做完,就和父親一樣地無事可做。東翻翻,西看看,從北客廳遛到南書房,又從東客廳逛到西臥室;再不,打開收音機,從孫敬修娓娓道來的童話故事,一直聽到斗嘴架勢的歌曲《社會主義就是好》。

無事可做的父親看不慣無事可做的女兒。他問:“你的心上是不是長了草?能不能安安靜靜地做成一件事?”

人可真是個復雜的東西,像父親僅在(19)57年一個夏季,就能給官方提那么多條的批評意見;而我跟他生活了幾十年,除了以疑問句方式批評我“心上長草”之外,至今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來父親是否還教訓過我什么。

為了能安安靜靜地做成一件事,我向父親鄭重提出要學書畫。理由是:“如果我不學的話,將來你死了,你買的那么多的字畫由誰來欣賞呢?”聽后,父親大驚大笑亦大喜。精神之振奮,情緒之昂揚,活像當天我要給他做大壽。

父親立即張羅起來。首先讓母親把她的西書房騰給我,然后給我送來文房四寶、鎮尺印泥、碑帖、畫譜。他自己充當搬運工,不叫洪秘書插手。什么康熙時期造的墨,給乾隆爺進貢的紙,紫檀的筆架,端溪的硯臺,還有祝允明、文徵明、吳昌碩、金農、鄭板橋、吳大澂、康有為等人,以及我當時就認不得、現在也記不起的許多名家寫的立軸、手卷、冊頁。父親每搬來一樣寶貝,都要數落給我聽,抖落給我看。
見他兩手灰塵一臉汗,我心疼得叫:“爸,別搬了。”他卻樂此不疲,止都止不住。

母親被父女倆昂揚的熱情所感染,也陪著我們高興。可一旦發現父親有時亮出的寶貝是她壓根兒沒見過的,便有些憤憤然,對父親說:“你這個老頭子!居然藏了這么多好墨好紙。我給你抄了多少稿子,替你寫了多少書信,你都不把好紙好墨給我,現在小女兒只說了一聲要學書畫,八字還沒見一撇,你就把好東西都擺出來了。”
母親說這話,最初只是嗔怪,后來她還真的嘔了點子氣。父親趕緊陪笑。

繼而,是關于請誰來當我的老師問題。

父親說:“教你寫字的人不用請,你媽就是最好的老師。”

母親的書法特棒,這是黨派圈內眾人皆知的事。抗戰時期“民盟”給中共中央的一些信函文件,就是母親用正楷謄寫的。她正經八百一手顏體楷書,連周恩來都知道。五十年代初國家決定在天安門前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母親接到被聘為紀念碑建筑委員會的委員通知。她大惑不解:自己不是建筑家,又非美術家,怎地成了委員?后來遇見周恩來,周說是他提名的,說:李健生懂書法,對碑文的設計可以出些力。

母親從如何握筆提腕運氣開始教我練字,讓我從篆隸練起。挑了一本鄧石如的《石鼓文》冊頁,叫我天天臨摹、反復書寫。說什么時候練熟了,寫得像個樣子,才能歇手。我愛練字,更愛父親給我布置的書房和他給我的每一支筆、每一張紙、每一塊墨。每天做學校老師布置的作業之前,先練字。母親不怎么看我寫,寫完后她用朱筆批閱。整個字都寫得好,在這個字上勾個大圈圈;字的某個局部寫得不錯,就在這個局部畫上小圈圈。一張大字經母親的批閱,變得像人工繪制的地圖。

父親則是個持久的看客,我只要展紙提筆,他便在我身后走走停停、停停看看。管我寫得好歹,父親是一概欣賞。他在不停地夸獎我的同時,還不斷地自責,說從小沒有把字練好,現在眼瞅著女兒超過了自己。其實他的自責,仍舊是對我的欣賞與疼愛。在我寫字、母批字、父看字的工夫,我們忘記了各自的不幸和共同的寂寞,一起感受著快樂。尤其對于父親來說,無論是給我布置畫室,還是看我練字,都是他枯寂生活中的甘泉豐草,潤澤著他的心田。

誰來教我畫畫兒呢?父親決定給我找最好的國畫老師:“你看,陳半丁怎么樣?”
我說:“當然好啦,只怕太高,我夠不著。”
父親笑了,說我傻。因為投師皆投于高門之下。

父親把洪秘書叫來,讓他與陳半丁聯系,問問:這個星期天陳半老是否住在西四?上午可有空暇?章某人想帶著他的女兒登門拜訪。不一會兒,就有了回話兒,說半丁老人非常歡迎章先生和女公子。
聽到這“非常歡迎”四個字,父親實在舒心。
我問:“咱們去之前,干嘛要打聽清楚陳半老住不住在西四?”
父親答:“他有兩個家。”
我后來才弄懂父親說的“兩個家”,是個啥意思。

陳宅,是一所很普通的四合院。陳半丁,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老頭,面部所有的線條都流暢圓潤,眼睛炯炯有神。“面如銀盆,目如朗星”,是評書里形容男性的慣用詞語。我覺得把這個慣用詞語套在他身上,“銀盆”略有些過分,而“朗星”卻很是得當的。

沙發前面的茶幾上,擺著用玻璃杯沏好的兩杯熱茶,這顯然是給我們的。望著杯子里尖細的茶葉載沉載浮和澄清的茶水染綠染濃,我怎么也沒有想到杯水之間,能呈現如此的清幽和美麗。它的誘惑,簡值有如餓漢面對著一道美食。實在忍不住,自己先就喝開了,一口、兩口、三口,直至喝干,然后興奮得對父親叫嚷道:“爸,我喝的這是什么茶呀!會這么香?”
陳半丁說:“這茶叫洞庭碧螺春,是我特意給你們預備好的。”

父親見我如此牛飲,便道:“陳半老,請莫見笑哇!我不懂茶,更不知品茶為何事,一家人每日下午喝一道紅茶罷了。”
父親細細啜飲,對茶味的醇和與茶香的綿長,贊不絕口:“這里的茶,讓我想起‘佳茗似佳人’的詩句和因吃茶把家產吃空的故事了。”

從這話里,我能感受到父親因獲得碧螺春規格的禮遇而產生的快慰。父親曾說過:如到別家作客,從外國人給你預備的杯盤刀叉和從中國人為你沖泡的茶水里,大半能判別出這家主人對你歡迎和尊重的程度。

父親問陳半老最近在做些什么,陳答:“我在大躍進。”
父親困惑不解:“畫家怎么大躍進?”
“畫家的大躍進,就是把畫越畫越大。”陳半老從沙發上站起來,指著自己的畫桌說:“這張桌子夠大了吧?不行,不夠大,要畫更大張的,我就挪到地上畫。后來,這樣畫也不行了,要求畫更大更大張的,我就搬到院子里畫。”

講到此,他把我們父女帶至客廳門口,讓我們目測這所四合院的庭院橫有多寬,豎有多長。父親聽得直搖頭。
陳半老說:“因為大躍進的緣故,我也是第一次知道這個院子的尺寸。躍進到最后,院子有多大,我的畫就有多大了。”
爸又困惑不解了:“這樣大的畫,該如何畫呢?”
陳答:“脫了鞋,站在紙上、蹲在紙上或趴在紙上畫。西南角畫它一棵松,東北角涂它一架藤,松枝旁邊添石頭,藤蔓底下開菊花……。至于這幅畫的全貌,我也難知。因為畫完以后,我家無法張掛。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懸掛這樣的畫。”

一陣閑談后,父親將女兒想學畫的事說了。
陳半老一口答應收我為徒。父親向陳半老請教,畫壇收徒有何規矩及禮儀。陳半老說:“你家是下午喝紅茶的洋派,那些規矩就免了。”
我問陳半老,今后是怎樣個教法?答曰:“畫好一張或數張,拿來我看。”

在歸途,興致不減的父親還帶我到西單商場的舊書店逛了一圈。回家見到母親,我還沒來得及說個子丑寅卯,他老人家便搶先一步“報導”。我很知道父親足足高興了一天的原因是什么——陳半丁沒把他當右派。

父親自己也看出來,要陳半老一枝一葉、一山一石地教我這個一竅不通的學生,幾乎是不可能的。他決定重新物色個更加適合于我的老師。這時,父親想到女畫家潘素。

我問:“誰是潘素?”
“張伯駒
[1]夫人。”
“誰是張伯駒?”
父親說:“此人大有名氣。他的父親張鎮芳,曾當過直隸總督和河南都督。他本人入過軍界,搞過金融,最后成名在詩詞文物。你看的舊小說里,形容才子不是常用‘詩詞歌賦,無所不曉,琴棋書畫,無所不通’嗎?張伯駒正是這樣的人。他與張學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人稱為‘民國四公子’
[2]。家中的收藏,多為罕見之物,那是他用大洋、金條、首飾乃至房產換來的。別看爸爸有字畫五千多件,即使都賣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 ”
“真的嗎?”我不是不相信父親,而在是我的腦袋里,想像不出有什么東西能這樣地值錢。
“你從小背過‘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吧?”
“這是李白的詩。”
“張伯駒就藏有李白的真跡,叫《上陽臺帖》。他把這個帖送給了毛澤東。”
“你的羅伯伯(指羅隆基)不是常愛嘮叨‘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么?這詩句是誰寫的?”
“杜牧。”
“對,張伯駒就收有杜牧的字。”
“你知道‘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吧?”
“它是范仲淹《岳陽樓記》里的,我們中學的課本里有。”
“張伯駒藏有范仲淹的手卷。”……

父親一路說下去,我聽著,聽著,仿佛覺得他不是在陳述某個事實,而是在編造一個神話。這個神話王國,該是什么樣子的?想必張伯駒是風流倜儻,器宇軒昂;想必他家是墨香四溢,金玉滿堂。
可父親又說:“我們去他家,這些東西都看不到了。”
“為什么?”
“因為張伯駒把這些最好的藏品,捐給了國家。我們只能見到文化部長沈雁冰發給他的一張獎狀。”
父親認為:張伯駒此舉雖行于一時,其事卻足以傳后。

我繼續追問:“爸爸,那張伯駒曾經担任過什么職務?或做過什么工作呢?”
父親笑了,說:“他曾是鹽業銀行的董事。其實公子哥兒,就是他的工作。”這個回答讓我吃驚不小。
父親隨即解釋:“別以為說個公子哥兒,就等于游手好閑啦。小愚,你要知道中國文化很有一部分,是由統治階層里沒有出息的子弟們創造的。張伯駒就在玩古董字畫中,玩出了大名堂,有了大貢獻。”

經過洪秘書的聯系,與張氏夫婦會面的時間定在周日上午。如果說,頭回去拜望陳半丁是懷著尊敬和不安的話;那么,我這次去拜望則是揣著興奮與好奇。

我家住在地安門,張宅位于什剎海。兩地相距不遠,我們還是驅車而往。老“別克”小轎車馱著父親和我,慢慢駛出慈慧殿,經地安門,向西拐入前海西街。路過一座王府式的堂皇建筑:高高的灰墻緊鎖園內的美景,大門正面精致壯觀的影壁,足以顯示出主人的尊貴地位與煊赫身份。“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司機告訴我們:“郭老(沫若)搬到這里來住了。”

父親聽后,默不作聲。我知道,這個從1926年留德歸來便相識,一起參加北伐戰爭、南昌起義,一道流亡日本,搭檔數十載,合作默契的朋友,如今已形同陌路了。

車繞過銀錠橋,便是后海。岸邊的垂柳在風中搖曳,蕩漾的湖水在陽光下閃亮。這兒像是一個不收門票的公園,據說是“燕京八景”之外的一景,叫“銀錠觀山”。老“別克”在一扇朱漆斑駁的小門旁邊停下。

警衛員按按電鈴,沒有響動;拍拍門環,無人應承;再伸手一推,那門便開了。我心想:家藏豐厚的張伯駒,不設門房罷了,怎地連大門也不關?

跟著父親走進去,發現這座宅院不大,也不規整,既非中規中距的四合院,也不是錯落有致的小洋房。小院地勢挺高,座北朝南。進門是個小天井,東頭有個門房。向右手拐去,便是一排四間起脊北房,西邊是一間偏廈。南頭,一張石桌兩個石墩依墻而立。東墻,挖了個月亮門,門里另立一棟小閣樓,高高在上,并以石階將閣樓與北面的正房連接起來。院子里,有幾棵桃樹,還有一棵大芭蕉。看來,這座宅院的格局完全是主人依需要和情趣而設定的。

一位四十來歲年紀,身著藏青色華達呢制服的女士從北房快步走出。她體態豐盈,面孔白晰,雙眸烏黑,腮邊的笑靨,生出許多嫵媚。惟有開闊而優雅的額頭上,刻著光陰碾過的印痕。

“章部長,歡迎您光臨寒舍。”雖然說的是北京話,卻帶著吳音。溫聲細語,吹氣如蘭,而這恰與她的端麗玲瓏的容貌相配。我斷定,她不可能是別人,她是潘素。

潘素用充溢著笑意的目光,上下打量著我,還沒等爸介紹,便說:“這就是女公子吧?”接著,把我們引入了北房正廳。
她見廳內無人,即轉向西側的里屋,喊道:“伯駒,章部長來了。”

與正廳相連的西側里屋,是畫室。張伯駒穿著古銅色中式夾襖,站在闊大而周正的畫桌前面,上身微微前傾,雙手背在腰后,眼睛半開半闔地打量著鋪展于桌面的一幅水墨淋淋尚未完成的畫作。聽見夫人的喊話,他不緊不慢地離開畫室,跨進正廳,把目光投向了我們父女,并用手勢招呼我們坐下。

與陳半丁的熱情相比,張伯駒待客就要冷淡些。常常是父親發問,他作答,且措辭簡短。倒是滿臉笑容的潘素,在一旁插了許多話。夫人的巧于酬酢,越發地顯出張伯駒的閑散平淡。父親是第一次登門造訪,西服領帶,高車駟馬,極其鄭重。而張伯駒似乎就沒把父親當做貴客、遠客或稀客。好像我們這一老一少,是三天兩頭來這里串門聊天的。

父親很快與張氏夫婦切入正題,說:“我這個讀高中的女兒,想學點國畫。不知潘先生可愿收這個學生?”
潘素走到丈夫跟前耳語幾句,爾后一團和氣地說:“既是章部長的女公子愿意向我學,我自然也就愿意教啦!”
潘素一句一個章部長,仿佛不知中國有反右,不知父親是欽定天下第一右派。

父親問潘素:“小女該如何拜師?”
沒等她回答,張伯駒把手一擺,說:“不用。”
“小愚,快,快給老師鞠躬吧!”
父親令下,我立即雙腳并拢,雙手垂直,向初次見面就有好感的潘素,深鞠一躬。遂問:“潘先生,我什么時候到您這里來學畫呢?”
聽了我的問話,潘素且不作答,走到丈夫的身邊,兩人又在低聲交談。父親大概以為他們有什么不便之處,就主動開口:“貴府如有不便,我可以用車接潘先生到我家去教。”
和剛才的情形一樣,沒容夫人說話,張伯駒把手一搖,說:“不用,不用。”

潘素大概怕我們誤會這“不用”二字的意思,連忙帶著歉意和解釋的口吻說:“有個中央音樂學院彈古琴的學生,也在跟我學畫。他叫李泠秋(又叫李祥庭,后改李祥霆),是查阜西先生介紹來的。我在與伯駒商量,是將你們兩人合起來教,還是分開來學。伯駒的意思是分開好。”

事情談妥:我隔周來一次,時間定于禮拜天的上午。那位音樂學院的學生也是隔周一次,時間也定于禮拜天的上午。潘素特別強調:如果我是本周日來學習,那么就讓彈琴的孩子,下周日來。

心愿了卻,心情便放松了,驀地想起那些名貴得令人頭暈目眩的收藏和崇高得叫人張口結舌的捐獻。我坐在太師椅上,環顧四壁,很想找到父親說的“獎狀”。墻壁張有潘素新繪的青綠山水,懸有張伯駒的鳥羽體詩詞,還有日歷牌,就是沒有嘉獎令。也許,它被置于臥室,畢竟是耗盡一生財力、半輩心血之物,彌足珍貴。

一會兒,父親起身準備告辭。我向張氏夫婦執弟子禮。然而,我禮畢抬頭之際,眼睛向上一瞥,卻發現“獎狀”高高而悄悄地懸靠在貼近房梁的地方。“獎狀”不甚考究,還蒙著塵土。這不禁使我聯想起另一位頗負盛名的文人柳亞子來。父母曾帶著我去他家吃晚飯。從黃昏到夜深,我不記得大人們喝了多少壇紹興老酒,說了多少古今閑話。我只記得:他家大客廳里有四幅用金絲絨裝幀的、與毛澤東等人唱和的詩詞手跡。這兩個文人做派很不同:一個把極顯眼的東西,擱在極不顯眼的地方,浪漫地對待;一個將極重要的物件,作了極重要的強調,現實地處理。

此后,我每半月便去張伯駒家學畫,從臨摹開始。在一點一滴的臨摹中,潘素向我講述國畫的基本法則與技巧。在教學的時候,張伯駒不進畫室。他做自己的事;沒事,就閑坐在客廳。他家不像我家有那么多報刊雜志,似乎只訂有一份《北京日報》。而且,張伯駒看報,再大的新聞、再長的文章也是一晃而過。

我把第一幅完整臨摹老師的山水習作,呈上。潘素仔細看后,連呼:“伯駒,你來看,這孩子畫得蠻可以。”
張先生聞聲進來,瞧了瞧,點點頭。他沒有妻子的那份激動、那種肯定。

我每畫完一張,潘素看后,都要拿給張伯駒過目。潘素總說我有慧根,好教。張先生總是點頭而已,既不夸獎,也不批評。
他的模糊態度,叫我忐忑不安。忍了好久,我終于開口了:“張伯伯,我的習作您也看過不少。能說說嗎?”
張伯駒對我說:“你的每張習作都有進步,足見你的用功、用心和接受能力。一個人即使聘請再好的老師,若無這些條件,是學不了畫的。但是藝術和其他門類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能傳授的。她(指潘素)當老師,僅僅是向你講解一些繪畫的規則、技法罷了。拿作詩填詞來說,也是一樣。老師只能講些格律音韻,或者告訴你,什么樣的詩才是好詩。至于能否畫出一張好畫、寫出一首好詩,那就是學生自己的事,要看他的修養、悟性和創造力。”

我與張氏夫婦混熟了。潘素不讓我稱她為先生,于是,我一口一個地喊著:潘姨,潘姨。說來,中國的稱呼也怪。人的稱謂變了,人的關系跟著也就變了。我和潘素是融洽的,而我和潘姨是親熱的。除了授課,我們還說閑話;后來,除了說閑話,我們還說私房話。潘姨說我不僅懂畫,而且懂事,她喜歡懂事的女孩兒。

在張伯駒面前,我保持著敬重,但不再拘謹。我漸漸發現,在授課之后張先生時不時地要和我閑聊一陣子,談棋、談詩、談字、談戲,其中尤喜談戲。孟小冬的名字、余叔巖的故事,我都是從他嘴里知道的。他是河南口音,標準中州韻,話又說得極專業,很多地方我聽不大懂。可我從不打斷他的話頭,也不發問,更不會對他說:我聽不懂。我自己常納悶兒,一位飽學之士,怎么能和一個毛丫頭聊天呢?琢磨來,琢磨去,我想:一方面是因為在“三面紅旗”“大躍進”“政治掛帥”、“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時代烈焰之中,還有我這樣一個女學生跑到冷落的宅院,去聽被時人冷落的老話、舊話、無用之話。這情景多多少少也能牽動出他的熱情。另一方面是出身,修養,稟賦,學識,品行,愛好,趣味等諸多因素在他身上融合而成的文化自豪,使其自覺不自覺地要充任一個文化的傳播者。而后者的成分可能更多些。

漸漸地,我看出這對夫婦相處,是完全以張伯駒為軸心的。一位與之相熟識的老中醫告訴我,潘素對張伯駒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從他,特別是在收藏方面。解放后張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畫,出手人要價不菲。而此時的張伯駒,已不是彼時的張公子。他不供職于任何一個政府部門。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藝社理事,北京中國書法研究社副社長,北京中國畫研究會理事,北京古琴會理事,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國民主同盟總部文教委員等等,皆為虛職,并無實惠。潘素作為家庭主婦,支撐日常生活的諸多開支,應付昔日名門的瑣細關系,并將家里家外維持在一條不低的水平線上,就夠她操心費勁的。每月不僅把所有的工資花光,而且尚須從“家底兒”中掏點出來,以為貼補。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畫雖好,但想到現實的經濟狀況和未來漫長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猶豫。張伯駒見妻子沒答應,先說了兩句,接著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來。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諾:拿出一件首飾換錢買畫。有了這句,張伯駒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覺去了。

一個晴朗的周日,我向潘素學習“淺絳”。畫得正起勁,張伯駒把妻子叫出去,耳語幾句。沒過多久,張伯駒又進來,又看看我倆。不大功夫,張伯駒再進來,再看看我倆。如此往復數次。
我問:“潘姨,張伯伯有事嗎?”
“就是有事,他才這個樣子。”
“那您和張伯伯去辦事吧。今天我就學到這里,告辭了。”
潘素笑道:“什么事呀,是你張伯伯叫我們吃飯去。”
正說著,張伯駒又進來。潘素邊看表,邊對他說:“剛十點多,還早。”
“走。”張先生聲音不大,可語氣堅定,一點沒商量。潘素忙著收拾畫具,盡管嘴里還在嘟囔。

張宅沒有電話,我無法把要在外面就餐的事告訴父母了。心想,反正時間還早,等我飯畢歸來,可能家里的菜還沒做得呢。順便說一句,(19)57年前,父母公務繁忙,飯桌上即使見不到我們,也極少問及。自戴帽后,骨血之間,親情大增。別說是吃飯,就是佐以餅干或面包的午茶,父親無論如何也要等我放學回來。“小愚兒,快來喝熱茶,我和老媽媽都在等你呢!”第一次聽父親這么說,讓我好感動,也好感謝“反右”。

我們師徒三人,從細窄細窄的煙袋斜街穿出,沿鼓樓大街向南走去。我以為不過是在這條北城最熱鬧的街上找個飯館,就近而餐罷了。可看張伯駒雙手背在身后目不斜視,大步疾行的樣子,似乎眼中早已有了就餐目標。我們走過地安門南大街,又走過景山東街。張伯駒遠沖在前,像只領頭羊,潘素和我則緊緊尾隨于后。天氣轉暖,太陽高懸,幸好我穿得不多。

體態豐腴的潘素,掏出白手帕擦去額角的汗珠,對我說:“只要上街,你張伯伯就是這樣走路,一個人像在打沖鋒,不管別人。”
“我爸走路和張伯伯一個樣兒。有一年春節全家逛廠甸的書肆,我爸帶著警衛員把我和媽媽甩出半里地遠,害得我們母女啥也沒看,只顧拉直脖子,活似兩只呆頭鵝。四只眼不停地搜索前方,生怕兩下走岔了。回到家里,我媽大大發了一頓脾氣,說今后不再與他同行。我爸二話不說,滿臉陪笑。我媽回到寢室,他跟到寢室;我媽躲進書房,他跟到書房;直到消氣為止。”潘素聽了我這一番話,略感自慰。原來天下男人的許多毛病,是一個模子“磕”出來的。

我們三個人,繼續南行。我忍不住問:“潘姨,咱們這是去哪兒呀?”
“去歐美同學會(曾改為政協的文化俱樂部),你張伯伯喜歡吃西餐。”

從后海到南河沿,我掐指一算,至少五站路的里程。旁邊就有通往目的地的公共汽車,咱們干嘛不坐車?我心里這么想,嘴上可不敢說,乖乖地跟在張伯駒的身后,走著,走著。

阿彌陀佛,終于走到了。我們剛踏進門,歐美同學會西餐廳的男侍便迎了上來。看來,他們都認得張氏夫婦。在吩咐幾句之后,涼菜、湯菜、熱菜、面包、黃油、果醬依次端上。
這里,也是父親常帶我來的地方。每次在點菜前,父親要問我和姐姐:“想吃點什么?”
我便舉著叉子,高叫:“冰淇淋!”

可眼前的張伯駒,沒有問我想吃什么。在小心翼翼中,我吃完屬于自己的那份西餐,并恭敬地向他倆道謝。

三人剛走出歐美同學會的大門,張伯駒立即對我說:“小愚,你趕公共汽車回家吧。”
我問潘素:“那您和張伯伯呢?”
“張伯伯要走回去。”

我坐上了公共汽車。隔著玻璃窗看見他們夫婦在便道上,一前一后地向北走著。張伯駒的鬢發在正午的陽光下,呈現出近乎透明的色澤。坐在汽車里,我感到了累,小腿酸,腳板脹。仍在徒步而行的人,不覺得累嗎?——看來,喜好與興致對張伯駒真是個極其頑強的東西。

回家即對父親描述了這頓拉練式的西餐。父親聽后,大為不安。說:“事情被顛倒了。學生居然吃起老師來了,該請客的是我們。”
父親決定讓廚師備上一席佳肴,回請張氏夫婦。我家的這位大廚師姓梁,東興樓出身,是高崗出事后調到我家的。他平生所好,就是京戲。聽說來客是名票張伯駒,便發誓要拿出真本事。再者,我家好久沒請客,作為掌灶的他,早就手癢難耐了。

一個周末的下午,父親叫司機用車把張氏夫婦接到家中。張伯駒穿的,還是那件中式舊夾襖。一襲剪裁得體的黑絲絨套裝,將潘素的白晰嬌好,映襯得分外動人。離吃晚飯的時間尚早,大人們開始閑談。由于我是名正言順的學生,自可一側旁聽。況且聽大人的談話,自幼就是我的癖好。

在一番寒喧和閑談之后,父親拿出張大千的畫,請他過目。
張伯駒比較欣賞其中的十二幅黃山山水圖,說:“東西不錯。雖然屬于大千的早期作品,但構思、布局別具匠心。筆法也很空靈。”張伯駒又轉身對我說:“小愚,你在家要跟著父親多看。因為繪畫作品的真價,不是從認識、而是從直觀得到的。”

藏品受到肯定,父親的臉堆滿了笑,別提多高興了。他告訴張伯駒:“我主要是藏書,其次才是藏畫。買書畫的目的,也很偶然。是因為(19)49年從香港初到北京,就在馬路上看到一車車的線裝書送往造紙廠,心疼得不得了。于是乎,趕快把情況告訴了鄭振鐸,請他制止這種行為。西諦回答說:‘文物局要辦的事太多。這樣的事,一時顧不過來。伯鈞,你發動黨外的朋友,大家都來收藏一些吧。’這樣,我除了日常開支,所有的錢就都用來買書、買畫。健生也很支持。”
“書畫還算幸運,另有一些文物想要保存下來,恐怕就困難了。”
“你是指城墻,大屋頂和牌樓吧?”父親問,張伯駒點點頭。
父親慨然道:“對中共的某些領導人而言,他們沒有昨天,所以也不需要昨天。這樣一來,從昨天延續到今天的許多偉大之物,如城墻、牌樓,自然也就不屑一顧了。”

談到當代畫家,父親用請教的口氣問張伯駒:“你覺得劉海粟的畫,水平如何?”
“他和謝稚柳,都不錯。”
父親說:“我也覺得他的畫很好。劉海粟
[3]和朱光潛[4],一個是畫家,一個是學者,兩個都是我們安徽人。解放前,他們就已經很有成就了。可是解放后,因為政治歷史問題,兩個人都抬不起頭。連人都不好做了,還怎么做畫,做學問?(19)56年冬我和彭真一道出國的時候,跟他談了談楊嘯天(即楊虎)[5]的問題。我聯絡任公(即李濟深)和其他幾個黨外人士愿意做担保,希望能把他放出來。那次是全國人大代表團,走訪的國家特別多。日程排得滿滿的,幾乎沒有私下交談的時間。彭真和我商定等回國后,再找專門的時間,約上羅瑞卿一起討論這件事情。我打算在談楊虎問題的時候,也反映一下劉海粟和朱光潛的處境。有政歷問題的高級知識分子,到底應該如何對待?怎樣使用?中共有關方面負責人和黨外人士能否坐下來,共同研究研究。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它關系到人的后半輩子,關系到中國的藝術和學術發展。”
“后來呢?”張伯駒關切地問。
“(19)57年春,我們這個人大代表團才回國。回來就是整風,接著便反右。我失去了說話的資格,替誰都講不了情。我現在和今后的情況,可能比劉海粟、朱光潛還要槽糕。”

而后,他們話題又不可繞避地轉到了“反右”。

父親說:“共產黨可以不需要我們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學家、藝術家。(19)56年因為文化部和中國美協有輕視國畫的傾向,我聯絡努生(羅隆基),再拉上李任潮(即李濟深),向周恩來反映了這個問題。后來又與葉恭綽、汪慎生、王雪濤、徐燕蓀等人,一道發起成立北京畫院,為的是把國畫創作和研究獨立出來。結果凡是與此事有關的畫家,除齊白石外其余一概劃為右派。葉譽虎(葉恭綽)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畫院當院長的,不想也給這位老先生戴上了帽子。你和京劇院的葉盛蘭,葉盛長兄弟、李萬春等人,也因為參加農工(即中國農工民主黨)或參加農工組織的鳴放座談會,也都劃了右派。總之,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情,永難消卻。但我很不理解的是——為什么你捐獻了那么多有價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沒有起到作用?”

張伯駒擺擺手,打斷了父親的話頭:“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講這些話。你是個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這個不懂政治的人劃成右派,也就不足為怪。再說,右派帽子對你可能是要緊的,因為你以政治為業;這頂帽子對我并不怎么要緊,我是個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書畫。共產黨用我,我是這樣。共產黨不用我,我也是這樣。”

那時,到我家做客的,已多為同類。無論是博學雄辯的羅隆基,還是北伐名將黃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劃右”,不是憤憤不平就是淚流滿面。沒有一個像張伯駒這樣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會主義政治課教給我們對待挫折的一句豪邁的話語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來!再前進。”可跌倒了的張伯駒,怎么給人的感覺就好像沒跌倒,所以,張伯駒不必“爬起來”,而我父親,羅隆基,黃琪翔,就要“爬起來”,他們自己也很想“爬起來”。
父親聽罷翹起大拇指,贊道:“張先生,真公子也!”

提及公子二字,父親想到另一個公子──袁克定。父親問:“袁克定后來的情況怎么樣?想必張先生是清楚的。”

父親的提問,使不太愛講話的張先生有了話頭兒。他開始侃侃而談:“克定大半生隨父,為袁世凱出謀劃策,自己也身受榮華富貴。到了抗戰時期,克定的家境就每況日下,手頭拮據。那時他還想通過關系,請求蔣介石返還他被沒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產。老蔣沒答應,克定只好以典當為生。華北淪陷,有一次曹汝霖勸克定把彰德洹上村花園賣給日本人。袁家的親戚聽說這個消息,也都議論紛紛。贊同的、慫恿的頗多,其目的無非是每個人借機能分得些“條子”(金條)罷了。克定堅決不同意,說這是先人發祥地,為子孫者不可出售。當時占領華北的日本陸軍長官土肥原賢二,由于從前與老袁認識,所以在網羅到吳佩孚、靳云鵬之后,還想拢絡袁氏之后,尤其是長子克定。如果克定能在華北偽政權任職,恐怕對北洋舊部還能施加些影響。克定曾幾次向我談到這事。他掂量再三,說出任則從此有了財源,但也從此當了漢奸,得不償失,決計不干。所以,一直住在頤和園內。”

張伯駒講到這里,不無感慨地說:“人知梅蘭芳蓄須明志,其實北京淪陷八載,克定身處困頓之境,拒任偽職,也是有氣節的。可惜知之者甚少。后來,我看他家產耗盡,生活難以為繼,便將他從頤和園接到我的承澤園寓所。他住在樓上,滿屋子的書,以德文書最多。他這個人,儒雅正派,每日讀書譯述。我們家里的詩詞書畫,弦歌聚會,他是不下樓的。后來,我把承澤園賣了,把家搬到了城里。(19)58年克定八十大壽,他是在我家過的,也是在我家中去世的。
[6]

“他的生活由誰負担?有經濟來源嗎?”父親問。
“克定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也算是工資吧。這還是行嚴(即章士釗)以中央文史館館長身份,在文史館給克定弄個名義,按月發下的生活費。他每次拿到錢,都要交給潘素。我不讓潘素收他的錢。我既把他接到家里住下,在錢上就不能計較了。”

張伯駒說話的口氣,平靜如水,清淡如云。可我扳起手指一算,袁克定在張宅整整寄居了十年,且又是個七、八十歲的垂暮之人。這樣一件天天費神化錢、時時勞心出力的事要是輪到我,說什么也得在人面前念叨念叨。

我家的廚師把晚餐伺弄得極其精美,連盛菜的盤碟,也一律換成了官窯清(代)瓷。席間,張伯駒只是吃,既不評品菜肴的窳劣,也不留意杯盤的質地。喜歡聽兩句好話的父親和站在那邊廂等著叫好的梁師傅,算是白費了心機。倒是潘素,每上一道菜,都要微笑著點點頭,連連夸道:“這個菜做得不錯。”

飯后,他們夫婦稍坐片刻,便起身告辭。爸叫洪秘書通知司機將老“別克”開出來,送客歸家。

潘素聽后,忙說:“不用叫車。地安門離什剎海很近。”而此刻,張伯駒什么客氣話也不說,背著雙手走出大客廳,一個人站在庭院當中,打量起我家的這座四合院來。

從此,父親每年都要在家請張、潘夫婦吃幾次便飯。其中的一次,是固定在春節初五至十五之間。我想,這頓飯,是在替我謝師了。父親若是新購得幾件字畫,飯前必拿出來請張伯駒過目,說說真假,評評優劣。他們不談政治。

父親曾問:“你認為徐邦達的鑒定水平如何?”
張伯駒搖著頭,說:“不行。他的毛病是把真的說成假的。”

張伯駒在看過父親的藏畫目錄后,認為爸的收藏除了盡量搜集皖籍文人、畫家的作品,顯示出明確目的之外,其余的藏品過雜,建議今后以明清佳品為主。他說:“現在想找宋元字畫,已經很困難了。如今,有了什么好的東西,不是交公家,就是拿給康生、鄧拓。你莫說買,連見都見不到。”
父親苦笑著說:“我哪有野心和財力去買夏圭、馬遠,能弄到一兩幅石濤、八大,就很滿足了。我現在是右派,好東西更不易搞到,工資也減了很多。就是當部長的時候,文物商店有了好字畫,也都是先通知中共領導干部,或者直接送到他們的家里。對他們,價格也是出奇地低。所以,不要講康生、鄧拓,就我所知道的李一氓,家中的字畫不比我多,卻比我好。而他們化的錢,卻要比我少。有時候,一幅字畫在跑了幾個中共首長之后,人家不要,才送到我們這些人手里。價錢嘛,標價是多少,我們大概就要掏多少。乃器(即章乃器)算有是錢的。而我就只有靠工資了。(19)57年以后,我的工資大減。有時買些古書,字畫就很少問津了。再說,從前還能借些錢,現在誰借給你?”

說到字畫的價錢,父親遂問張伯駒:“你的那些名貴字畫,聽說全是用金條、房產換來的?”

張先生點頭,對我們講:“陸機《平復帖》是用四萬大洋從溥心畬的手里買的。這個價錢算便宜的,因為溥心畬開口就要二十萬大洋。買展子虔的《游春圖》,是我把公學胡同的一所宅院(據說是李蓮舊居)賣給輔仁(大學),再用美元換成二百二十兩黃金,又讓潘素變賣一件首飾,湊成二百四十兩,從玉池山秀老板那里弄來的。那老板張口索要的黃金是八百兩!《三希堂帖》、李白字《上陽臺帖》、唐寅《蜀官妓圖》,當時老袁的庶務司長郭世五愿以二十萬大洋賣我。我一時也搞不到這么個數目的錢,只好先付六萬大洋的訂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給郭家。范仲淹手書《道服贊》是我用一百一十兩黃金購來的。”

講到這里,張伯駒喟嘆道:“不知情者,謂我搜羅唐宋精品,不惜一擲千金,魄力過人。其實,我是歷盡辛苦,也不能盡如人意。因為黃金易得,國寶無二。我買它們不是為了錢,是怕它們流入外國。唐代韓干的《照夜白圖》,就是溥心畬在(19)36年賣給了外國人。當時我在上海,想辦法阻止都來不及。七·七事變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國文物就更厲害了。所以我從30歲到60歲,一直收藏字畫名跡。目的也一直明確,那就是我在自己的書畫錄里寫下的一句話──予所收藏,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

潘素還告訴我們,抗戰爆發以后,他倆為保護這些文物珍品,把所有的字畫一一縫入衣被,全部攜往西安。一路的担驚受怕,日夜的寢食不安。怕土匪搶,怕日本人來,怕意外的閃失,怕自己的疏忽,時刻地小心,整日地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動靜,氣不敢大出,心跳個不停。總之,為了這些死人的東西,活人是受夠了顛簸和驚嚇。

我知道,朱自清、聞一多是極有氣節的愛國者。可我翻來覆去地想,怎么都覺得張伯駒也是個極有氣節的愛國者。我搞不懂:為什么像“民革”里和共產黨動過刀槍的人物,在57年風浪中被認為表現良好;而“民盟”里傳播知識的教授,如潘光旦;“農工”里治病救人的大夫,如李宗恩;以及眼前這個把用黃金房產買下的、用身家性命保下的好玩意兒都捐獻給國家的張伯駒,倒成了右派?其實,我的搞不懂,也是父親的搞不懂。

客人走后,我對父親說:“聽張伯伯講買字畫又捐字畫的事,心里很不是滋味。把你劃為右派,你到底還說過共產黨的長短,可人家張伯駒呢!把家產都拿去共產了,共產黨也給他扣上個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給毛主席,毛主席怎就不對他高抬貴手?”
父親用一句話回答了我:“老毛的動機從來不是出于私人的。”

在中國的文化里,詩的地位是最高的。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也是詩的。張伯駒在任何場合,都忘不了詩。隨時可吟詩,可賦詩。這風度,傾倒了包括毛澤東、陳毅在內的許多中共高官。別說是外出作客、看戲歸來,他有所感。就是午眠乍醒、夤夜起風,也能引出詩興。于是,隔三差五,便有新作。他作詩吟聯填詞,比我心算一加二加三等于幾還快。我隨便出個題,他張口就來。既合格律又切題,真叫絕了。這是什么?這就是文思、才思和神思啊!與他的詩相匹配的,是他的字。因獨創一格,人稱鳥羽體。我甚至覺得張伯駒在自己的生活中就扮演了詩作中的人物。或者說他的詩作是一面鏡子,里面映照出來的一個風流俊賞之人,那便是張伯駒自己。

張伯駒瘦削的臉型和冷漠面容所顯示的一種尊貴神情,常使人感到難以接近。其實,素不相識者只要踏入他所精通、愛好的領域,便可體味到一個詩人的天性——浪漫的自信與理想主義的熱情。正是這個天性,讓張伯駒在一般中國人尚不知書法、韻文為何物的五十年代,就組織了“北京中國書法研究會”“北京中國韻文學會”等民間團體。他經常親自出面,辦展覽,開講座。不僅在北京搞,還跑到濟南、青島去搞。因為活動內容的高質量,單是書法研究會的會員在1957年就從一百多人激增到三百多人。張伯駒這樣做,無非是希望喜好詩的人,能寫出合乎規范的好詩;但愿喜好書法的人,能通過指導寫出好字來。反右時,那些左派說他如此賣力是在擴大個人影響和共產黨搶奪文化陣地,實在是冤枉。

父親也好詩。在他的藏書里,單是杜甫詩集的版本,就不下幾十種。反右以后,就更愛讀詩了,而且開始學寫詩。偶爾謅幾首絕句、律詩什么的,就舉著涂改得一塌糊涂的詩作,從書房里狂奔出來,大呼小叫地讓我和母親都來聽他的吟誦。

我對父親說:“怎么張伯駒作詩填詞,連想都不用想。你把一本《白香詞譜》放在書桌上,翻來翻去,顛來倒去,也沒當成詩家詞手?”

已是一張老臉的父親,被我說得還真有點不好意思,不無辯解地說:“我怎么能和張伯駒比?他九歲就能詩,人稱神童,是極有天賦的。寫出來的東西,頗有納蘭之風。你的爸爸本科讀的是英語,留學攻的是西方哲學,以后搞的是政治,成了右派才學詩呢。”

父親寫的詩,僅用于自我欣賞。他拿給母親和我看,也是為了能獲得我們對他的欣賞。他有一首題為《車嘆》的五言絕句。

軸與輪相輔,方可成器宇。
二者去其一,行旅徒呼苦。


這詩一讀,便知父親還處在練手階段。

寫在這同一張紙片上的,還有題為《我說》的另一首五言絕句。

 

先我原無我,有我還無我。
我既非常我,今我實非我。


這首詩,有點意思,不過與其說它是詩,倒不如講更像是一段哲學短語。總之,父親很想把詩寫好,這個念頭從(19)57年一直持續到病重之時。

“張先生的詩詞,何以做得又快又好?”父親恭敬地向他請教。
張伯駒答:“我這個人要學什么,非要學到精通不可!盡管詩詞創作的方法與技巧很多,但其要則只有兩條。一是諳熟掌故,二是精通格律。而要做到這兩條,唯一的辦法就是強記。”接著,又補充道:“我真正致力于詩詞,還是在三十歲以后。但是自幼記憶力就好,朝誦夕讀,過目不忘。有一次去個朋友家,隨便翻閱主人的藏書。過了段時日,再去作客聊天,竟然還能背誦出主人藏書里的詩句,而那主人什么都記不起了。”

張伯駒一席話,令我痛下決心:這輩子是永不學詩的了。因為我的記性差得驚人。記得考入北京師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級才讀了半載,在學校的失物招領處,就找回自己不慎丟失的東西大大小小34件。剛剛發生的事情,我先后說給三個人聽,那就一定是講述了三則大處相同、小處各異的故事。三人同時質對,我委屈萬分,誠懇辯解——決非添油加醋,實實地是記性不好。

張伯駒創作的詩詞不求發表,是興之所致,是習慣使然。一段時間下來,他就自掏腰包,把這些新作油印成冊。這些灰蘭封面、薄薄軟軟的小冊子,一摞一摞地碼放在客廳沿壁而立的竹質書架上。我有時會覺得它們酷似一個身著素色長衫的文人,長久靜立,沉默無語。我有時一不小心碰及書架,那老竹桿發出的“吱吱”聲,仿佛在提醒人們:這里還有詩。

我對張伯駒說:“您的詩集,能給我一本嗎?”
他抽出兩本,遞過來。道:“拿一本給你的父親。”

張伯駒既不在詩集的扉頁上題款,也不說請我父親指正之類的話。以后,但凡有了新作,張伯駒一定送我,且一定是兩本。每本我大多翻閱前面幾頁,然后束之高閣。不是不愛看,而是由于用典太多,我讀不大懂。好在張伯駒從來不問讀后感想。

父親是讀完的,從開篇到頁尾。他的讀后感是:“中國的文學再發達,以后不會再有張伯駒。”

和張伯駒對比,父親認為自己算是個粗人。比如對一年四季的感受,不過就是涼與熱、冷和暖罷了。事情到了張伯駒那里,便大不一樣。春天的梅、鵲,夏日的蟬、螢,秋天的七夕、白露、紅葉,冬季的霜、雪,他都有反復的吟唱,細致的描摹。現在的人提起張伯駒,便說他是大收藏家,認為他最愛文物。但我認為,張伯駒自己最看重的,仍是詩。他曾鄭重其事地對我說:“文物,有錢則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請人幫忙。而詩,完全要靠自己。”

張伯駒另一個愛好,是戲曲。
我問父親:“看名角演戲就夠了,干嘛張伯駒還非要自己登臺呢?”
父親笑我不懂中國有錢的文人生活。他說:“戲子唱戲,是賤業;而文人票戲,就是極風雅的事了。”

1960年秋,我轉入中國戲曲研究院的本科戲文系讀書。張伯駒從這個時候開始,便經常主動地跟我談戲說藝。很像是我特聘的一位專業教授,而且常常是無須我請教,他就開講了。話頭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是落在余叔巖的身上。他告訴我,自己與余叔巖的往來決非是一般人所言——是公子與戲子、或是名票與名伶的關系。他說:“我們是朋友,知己,是不以利害相交的朋友,情趣相投的知己。”

余叔巖的戲,他是必看的。看后,備好車等余卸裝,收拾停當,同去吃夜宵。飯后或送余回家,或同歸張的寓所。他們談的全是戲里的事。他向余叔巖學戲,都在半夜,在余吸足了大煙之后。
張伯駒說:“那些煙土,一般都是他自己備好的。”
“余叔巖干嘛非得抽鴉片?”
“那是他的一個嗜好,很多藝人都如此。”

我很詫異,因為在我父親所有的朋友中,沒有誰吃這個東西。也許,我的吃驚被張伯駒感覺到了,遂又補充道:“余叔巖在藝人中間,是最有文化的。他曾向一些名士學音韻、習書法。我還曾與他合作,寫了一本《亂彈音韻》。”

張伯駒最為得意的,就是名伶傍他唱戲的事了。諸如,梅蘭芳飾褚彪,他飾黃天霸的《蟣蠟廟》。余叔巖飾王平,楊小樓飾馬謖,王鳳卿飾趙云,陳繼先飾馬岱,陳香云飾司馬懿,錢寶森飾張郃,他飾諸葛亮的《空城計》。這出戲是張伯駒四十壽辰,余叔巖倡議為河南旱災募捐的義演。前面的戲碼依次是:郭春山《回營打圍》,程繼先《臨江會》、魏蓮芳(因梅蘭芳在滬改由魏演)《女起解》,王鳳卿《魚腸劍》,楊小樓、錢寶森《英雄會》,筱翠花、王福山《丑榮歸》。
我說:“你和這些人同臺演戲,一定很轟動吧?”
“報紙登出戲碼來,便轟動了。演出可謂極一時之盛。”張伯駒那張不易呈現喜怒哀樂的臉,流露出興奮之色。時隔數十載的一場戲,說起來有如品嚼剛剛上市的時新小菜一樣,鮮美無比。演出后,章士釗特作打油詩云:“坐在頭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這兩句玩笑詩連同那晚演出的盛況,令張伯駒陶醉了一輩子。

他自己亦做詩為記:

 

羽扇綸巾飾臥龍,帳前四將鎮威風。
驚人一曲空城計,直到高天尺五峰。


任何事情都是盛極必衰。演出后不久,即發生了七七事變。接著,余叔巖病重。楊小樓病逝。程繼先、王鳳卿也撒手人寰。用張伯駒自己的話來說:“所謂京劇至此下了一坡又一坡。[7]
我問:“死了幾個名演員,就能讓京劇滑向下坡?”
張伯駒點頭,口氣堅決地說:“是的。中國戲曲靠的就是角兒。”

他說這話的時候,我的老師和當代戲曲理論家們,正在講臺上和文章里宣布:“中國戲曲‘角兒’的時代,已經結束。今天的觀眾看戲,看的是內容。欣賞的是藝術的整體。所以,我們的任務是把中國戲曲提高為一門整體性藝術。”

在理論上我的老師,當然是正確無比。但五十年的戲劇現像似乎又在為張伯駒的見解,做著反復的印證。

張伯駒愛好戲曲的正面作用,是他成了一個極有影響的專家和名票。而這個愛好的負面作用,是他當上了戲曲界頭號保守派及右派。

1949年以后,官方對中國傳統戲曲的方針是:“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這八字方針是毛澤東定下的。而針對中國戲曲的具體文化政策是:“三并舉”(即傳統戲、新編歷史戲、現代戲三者并重)。我就讀期間,文化管理部門貫徹“三并舉”方針,特別強調大編大演新戲。不用說一向對新文藝抱有好感的周信芳,如魚得水地推出了《義責王魁》《海瑞罷官》,就是一貫主張移步不換形的梅蘭芳,也以豫劇作底本,調動自己與他人的智慧,上演了《穆桂英掛帥》。

我喜歡聽舊戲。單是一出《玉堂春》,梅派的,程派的,或是張君秋唱的,或是趙燕俠演的,都好。這么一個根本算不上深刻博大的戲,居然能讓觀眾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欣賞。這些不同流派的角兒能以各自的藝術處理與舞臺細節,共同傳遞出一個含冤負屈的青樓女子的內心情感。它正如張伯駒所言:“這些角兒的本事,實在是太大了。”

我也喜歡看新戲,尤其愛看余叔巖高足李少春的新戲,如《野豬林》。可我每每向張伯駒提及這些新戲,他都搖頭,一臉的鄙薄之色。其實,我所看的許多傳統京戲,也是經過“推陳出新”的。故我常問張伯駒一些老戲是怎么個演法。這時他的興致便來了,不厭其煩地說,細致入微地講。一句唱詞,老譚當初是怎么唱的,余叔巖是怎么處理的,他為什么這樣處理……我在驚嘆他的熱情與記憶的同時,便不由得想起在課堂上老師給張伯駒下的“保守派里的頑固派”的判定。我覺得如此判定,也恰當,也不恰當。他的確保守,保守到頑固的程度。可是他的保守與頑固,與其說是思想的,不如說是藝術的。他的保守頑固,是來自長期的藝術熏染和高度的鑒賞水準。要知道,中國戲曲是以遠離生活之法去表現生活的。這種表現性質注定它將形式美、高級的美,置放于藝術的核心。它的魅力也全在于此。而魅力產生的本身,就露出了滑向衰微的趨勢。張伯駒要抗拒和阻止這個趨勢。故爾,他的頑固與保守完全是出于對中國戲曲藝術的高度維護和深度癡迷。也正是這種維護的態度和癡迷的精神,讓張伯駒在(19)57年栽了跟斗。

在1957年4月25日中央各大報紙,均刊登了這樣一條消息:
“(19)57年4月24日第二次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閉幕。文化部副部長錢俊瑞和劉芝明、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在會上作了報告。他們都強調在劇目工作上要大大放手的精神,參加會議的各地代表聽了非常振奮。

“錢俊瑞指出,現在仍有許多干部怕‘放’。他認為,怕壞戲多起來、怕藝人鬧亂子、怕不好做工作、怕觀眾受害,這‘四怕’是多余的;他要求大家‘放!放!放!除四怕!’他說,壞戲可以演,大家可以研究并展開討論,這樣它可以成為提高群眾辨別能力和認識水平的好題材。他還強調戲曲干部應當刻苦鉆研,提高思想水平和業務水平,學會分辨香花、毒草和化毒草為有用之花的本領。

“劉芝明在報告中主張挖掘戲曲傳統的范圍要更廣泛、更深入;在戲曲之外,曲藝、雜技、木偶、皮影等方面都要這樣做。

“周揚對國內目前形勢和變化作了分析。他揭發了戲曲工作中的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并且作了尖銳的批評。他建議,過去文化部所禁止的26個劇目無妨拿來上演,請群眾發表意見。

“在戲曲劇目工作方面,周揚歸納了十六字:‘全面挖掘、分批整理、結合演出、重點加工’。他說,這些工作一定要緊密依靠藝人和群眾,堅決反對用行政命令和壓服的工作作風。

“周揚認為,‘戲改’這個名詞已成過去,因為戲曲工作者都成為社會主義文藝工作者,新劇目也大量出現,舞臺面貌已經改觀,除了一部分遺產還沒有整理以外,還要‘改’到何時?‘戲改’工作,已經完成它的歷史任務了。[8]

周揚等人的這番話,在別人聽來不過是領導發出的新指示、文藝政策的新調整。但傳到張伯駒耳朵里,那就變成了強大的驅動器和興奮劑。因為早在五十年代初,他就聯合齊白石、梅蘭芳、程硯秋等近百名藝術家,以父親、羅隆基、張云川等民主人士為贊助人,上書中央,要求糾正文化領導部門鄙視傳統藝術的傾向,成立京劇、書畫組織,以發揚國粹。現在終于從中共意識形態主管那里聽到了“終止戲曲改革、維護文化遺產”的口令,張伯駒欣喜若狂。在“發揚國粹、保護遺產”的大旗下,他要挺身而出,率先垂范,他要主動工作,自覺承担。為了發掘傳統劇目,張伯駒把老藝人組織起來,成立了“老藝人演出委員會”,籌劃每周演出一次。為了研究老戲,他又發起成立了“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會。”他聯絡其他專家和藝術家,開辦戲曲講座,舉行義演。

中國戲曲的藝術精粹在于表演,而表演的藝術精粹在于技術、技法和技巧。而這些高度技藝的東西,只存活在具體的劇目中。它實在不像西方的舞臺藝術能夠拆解為元素或提煉為一種成分,并獨立出來。張伯駒眼瞅著一些包藏著高招絕技的傳統劇目,因內容落后、思想反動或被查禁、或被淘洗,而憂心如焚。張伯駒目睹一些身懷絕技的老藝人因從事教學不再演出,而憤憤不平。現在好了,在官方“尊重遺產”的政策精神下,技術含金量高的傳統劇目有了重見天日之機。張伯駒在這個時刻推出了老戲《寧武關》[9]《祥梅寺》[10]。他的選擇戲的標準,當然是純藝術的,甚至是純技術的、純形式的。張伯駒曾理直氣壯地對我說:“只要是藝術作品,它的鑒賞評判標準只能是藝術性。思想被包裹于深處,是分離不出一個單獨的思想性的。”

情緒高昂的張伯駒,對老藝人說:“這兩出戲演出來,叫他們看看。”意思是說今天的人沒見過好的技藝,叫新社會的觀眾、包括那些領導文化的行政官員,都來長長見識吧。

張伯駒的話,沒說錯。《寧武關》里有聲淚俱下的唱腔,有繁重的武功,有唱念做打的妥帖鋪排。不具備相當技術水準的文武老生,是過不了《寧武關》的。而《祥梅寺》,則是京劇打基礎的丑行戲。其中的舞蹈性動作,實在漂亮。這個時候的張伯駒全然不想:毛澤東是怎樣打下的江山?這兩出戲里的反面角色李自成、黃巢是何等之人?——如果說,張伯駒為自己珍愛的國粹操勞了一個白天;那么,在夜深人靜之時,他是否應該無聲自問:事情是否真的這樣簡單?事情是否還有另外的一面——即使現實已被涂得一派光亮的同時,還存在著別樣的色彩?

在那段時間里,張伯駒最為熱心張羅的一件事,便是京劇《馬思遠》[11]的演出。這出戲在五十年代初,是文化部明令禁止的26個劇目當中的一個。周揚、錢俊瑞建議戲曲界把禁戲拿出來演演的講話傳出以后,擅演此戲的筱翠花[12]興奮得徹夜無眠。在張伯駒的支持籌劃下,決定重新搬演《馬思遠》。演出的主持單位,就是他領導的京劇基本研究會。

“莫道老株芳意少,逢春猶勝不逢春。”張伯駒和一群只知唱戲、也只會唱戲的老藝人,被周揚的話喚起了青春般的熱情,熱火朝天地干起來。筱翠花和二十年前的合作者聚拢一起,商量如何剔除糟粕、修改劇本,加緊排練,熟悉臺詞。很快,一切準備妥當。

5月8日晚上,在十分熱鬧的筱翠花收徒的儀式上,發布了擬于12日上演《馬思遠》的消息。

5月10日,《北京日報》發表了《馬思遠》的消息。并說報社“馬上接到許多讀者的電話,他們急于想看這出多年未演的老戲。有的讀者為了看這出戲延遲離京的時間。”然而,就在當天下午,京劇基本研究會接到北京市文化局的電話,說這出戲是文化部明令禁止過的,現在尚未明令解禁。所以暫時還不準公開演出。

“一沉一浮會有時,棄我翻然如脫履。”君子風度的張伯駒,懂得“一生一死兮如輪”的道理,卻無論如何容忍不了這種“一翻一覆兮如掌”的做派。不管這個做派是一個人干的、一個單位干的,還是一個黨派干的、一個政府干的。他氣極,也怒極。氣極怒極的他,下決心不但要兌現《馬思遠》,還要跟文化局理論理論。他讓京劇名丑王福山等人緊急出動,重新約班底,找配角,租劇場,發消息。自己則向官方請愿,給文化部部長沈雁冰寫信,陳述“如不公演,將影響藝人情緒”的后果。

5月12日這一天,張伯駒帶著王福山等人,在和平賓館舉行記者招待會。他掏出了事先寫好的一篇文章交給記者,請報社發表,以圖獲得輿論的聲援。在會上,缺乏政治性思維的他,還居然提了一個政治性問題:“在大鳴大放期間,出現了鳴放與法令的矛盾。是鳴放服從法令?還是法令服從鳴放?”

后來,文化部藝術局決定將《馬思遠》的公開演出改為內部試演,張伯駒仍執意不肯。他說:“既然開放劇目,《馬思遠》卻不能演,第二次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等于沒開。”

《馬思遠》禁禁演演的一番周折,便形成了所謂的《馬思遠》事件。事件的中心人物是張伯駒。張伯駒劃為右派分子,《馬思遠》事件是重要的罪證。就連報導此事的《北京日報》副刊記者、年輕的曹爾泗也未幸免,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押送到南口農場監督勞動。

說白了,《馬思遠》不就是一出戲嗎?上邊讓演就演,不讓演就不演,有什么大不了的。為啥張伯駒肯把價值連城的東西捐給官方,卻要為幾個演員一出戲跟官方叫板又較勁呢?我想來想去,覺得這和政治家為了維護自己的政見能豁出性命的道理有相通之處。藝術的衰落,令有識者尤感痛切。張伯駒從戲曲某些過左的改革政策,看到了文化衰敗的消息,并隨著“戲改”深入進一步加劇和普遍。他認為這事和在戰亂中眼瞅著珍貴文物大量流失,沒啥區別,無不屬于文化的流失。張伯駒痛心于這種有形的文化財富的流散和無形的文化精神的墜落。而從前不惜以黃金房產購回文物和今天不顧利害地要求對戲曲解禁,表達的正是一個中國傳統文人對當今社會日趨喪失文化品格的深刻焦慮與椎心的痛苦。所以,他要利用自己包括金錢、地位、影響、眼力、社會交往在內的全部能量和文化優勢,盡其可能地去挽回或恢復原來的文化品質和文化意境。

8月30日、31日,戲曲界、國畫界聯合,連續兩天舉行了張伯駒批判會。馬少波等人批判他挖掘整理的《寧武關》《祥梅寺》,無一不是站在封建王朝的立場上,歪曲偉大的農民起義。

張伯駒不服,反倒質問批判者:“我們今天不是也講忠嗎?那么,我們統戰是統忠孝的周遇吉呢?還是統開城迎李自成的太監呢?”剎時間,群情激憤。

幾天后,北京市文化局負責人張夢庚在《北京日報》撰文批判張伯駒,說:共產黨也要忠,但要的是董存瑞、劉胡蘭的忠于革命,而非周遇吉全家忠于崇禎,反對農民起義。——張伯駒讀后,仍然不服。

父親曾說:“最優秀的人,往往是最固執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張伯駒是最優秀的,也是最頑固的。他不想拖時代的后腿,更無意通過反對戲改(即戲曲改革)去和新政權作對。他的“右派”言論,只不過是在全力維護自己鐘愛的東西——我把這個看法對潘素講了。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很有些激動:“要是那些管文藝的人,也能這樣看待你張伯伯,他就不會劃為右派了。”繼而,又用詛咒的口氣說:“他這個人就是那么簡單。自己喜歡老戲,便到處去講,一些藝人也慫恿他講。結果,非說張伯伯是在主張禁戲開放,提倡鬼戲和色情。那些領導反右的人也壞,還專門把唱老生的演員找來批判你張伯伯。藝人哪懂什么政治批判,只會挖苦和嘲諷,講的話還很難聽。比如,譚富英就面對面地說:‘你算什么名票,唱戲的聲音像蚊子叫的!’你張伯伯回家不跟我講批判會上的情況,是我自己從報紙上看到的。報沒有看完,我的眼淚就下來了。”
張伯駒見我們在說話,也走過來。聽清楚我們是在說這件事,他一句話也不講,躲得遠遠的。也許他根本就不在意,也許他早已齒冷心寒。

我仍然按部就班地跟著潘素學畫。有些微進步,便受夸獎。

秋天的一個周日上午,我去了張宅。進門后,便問潘素:“我今天學什么?”
“今天不學新東西了。”說著,潘素遞過一張畫著山水的小書簽。書簽約三指寬,三寸長。上端中央的小圓孔,系著一條極細的紅絲帶。我接過來,準備放進書包。以為這是潘素送我的小禮品。
“這不是禮品,是我畫的一個樣子。你要照著它畫。”說著,潘素遂從抽屜里取出一大疊空白書簽。讓我拿回家去畫,兩周以內全部畫完。

書簽雖小,畫面卻是精心布置了的:有松,有水,有遠山,有近石。潘素叫我當場就照著畫一張,她要看看。我大概不到五分鐘,便畫好了。
“不行,太潦草。”潘素邊說,邊拿起筆給我涂改,又重新配色。
我問:“潘姨,這樣一張書簽能賣多少錢?”
“五分。”她頭也不抬,繼續修改我的小書簽;還給我講解畫面無論大小,必須講究布局的道理。
小書簽經她修改,很好看了。我很把它想留下來。可潘素說:“不行,你一張也不能要。工廠發下來的書簽,是有數的。畫好后,要如數交回。”

在以后的兩周時間里,我每做完學校的作業,便在燈下畫書簽。畫得很認真,很嚴肅。我的嚴肅認真,不是為了學什么布局,只是為了潘素。父親舉著我畫好的書簽仔細端詳,挺高興。夸我能幫著老師干活兒了。我不敢告訴父親書簽的價格。我更不敢問潘素:每畫一個書簽,您能得多少。是一分,還是二分?

我把畫好的書簽整整齊齊地交給潘素的時候,她一個勁兒地謝我,說我幫了她的忙,完成了任務。我覺得北京市成立國畫工廠,是件很奇怪的事。創作國畫的機構或組織,怎么能叫工廠?從名稱上看,政府似乎就沒把潘素視為畫家,而是當作職工或工人。
潘素把所有的書簽翻檢了一過兒,發現在一個書簽里,我畫丟了一座淡青色遠山。她當即補上。一切收拾妥帖,潘素對我說:“今天,帶你去故宮。”
我問張伯駒:“您去嗎?”
“怎么不去?是我提議的。每年故宮要舉辦院藏書畫展,東西是一流的。我們都該去看看。”

我們三人,步行至故宮。仍然是張伯駒走在前,我和潘素跟在后。陳列大廳內,佳作濟濟,觀者寥寥。

潘素停留在明人陶孟學的青綠山水手卷的展柜前,細細講了起來。她告訴我:山水、人物、花竹、鳥獸,陶孟學無不擅長,筆法直逼南宋。特別是山水,多用青綠。她讓我仔細觀摩這幅長卷。因為下個星期,要教我畫青綠山水了。

張伯駒背著手,獨自瀏覽。大廳里有些陰冷,清鼻涕流出來,他順便用手一擦,了事。他欣賞這些故宮藏畫,遠沒有潘素看得細致。好像自己與這些藏品是老朋友了,這次來,不過是抽空會個面罷了。我越接近張伯駒,就越覺得他是云間的野鶴、世外的散仙,自在得沒人能比。

我想聽他講講這些故宮珍品,便問道:“張伯伯,您能給我講解講解嗎?”
他說:“你又不學字畫鑒定。字畫的真假判定方法,是可以講的。紙張、題款、印章、裝裱、布局、技法等等,都有一套。而你現在是學畫,在家教了你畫法,到了這里,你就是要好好地看,多多地看了。看多了,自能領會。”

只參觀了一個多時辰,張伯駒便催著出門。
“為什么?”我偷偷問潘素。
“先頭在家就說好的。看完展覽,三人去吃西餐。”
在路上,張伯駒對我說:“小愚,這樣的展覽,你來一趟是不夠的。”

我是聽話的。按張伯駒的要求,一個人多次去參觀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展覽。但我從沒有看到陳列張伯駒捐獻的陸機《平復帖》或展子虔《游春圖》。據說,《游春圖》里的馬,畫得最好。后人稱之為“天下第一馬”。我又想,官方這樣做似乎是對的。寶馬歸新主,何必見舊人。再說,舊人還被新主劃為了右派。

一天晚上,飯后無事,大家在北屋客廳閑坐。警衛秘書王鎖柱進來,對父親說:“有一對夫婦來訪。”
“是誰?”我問。父親接過會客單,那上面在來賓姓名一欄里,填著:潘素。
“快請他們進來。”父親邊說邊從沙發上站起來,急步走到庭院,又高叫勤務員趕快把前后院的電燈統統打開,并瞪著眼對我說:“你的老師登門,跟著我做什么?還不快到前面去接!”

黑黝黝的院子,剎時變得明晃晃。張伯駒夫婦在光暈樹影間,快步而行。我跑了過去。父親帶著興奮的神情,站在院子的中心。

主賓坐定后,父親先開口:“這么晚了,你們又徒步而來。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
潘素告訴我們:她受聘,要到吉林藝術專科學校去教國畫。
父親即問:“那伯駒先生呢?”
“當然,我們是一起去了。”
父親又問:“伯駒先生的工作,吉林方面也談妥了嗎?”
張伯駒答:“我到藝專也能做點事。如教教詩詞,或講講書法。”

父親舍不得他們離京北去,但終歸是高興的。他說:“張先生,這可是大材小用哇!你們夫婦是有才氣和有學問的人,北京埋沒了你們。現在,有吉林的學校請過去教書,也好。不過,總覺得有些委屈你們。你們的才學,靠我們這些民主人士欣賞是沒有用的,要等到中共里面的伯樂去發現,才能發揮出來。”
潘素說:“我想,起碼那里的生活環境,會比這里好一些。”

父親停頓片刻后,說:“我如今是個被撤了職的人,在行政方面沒有什么能力了。但在吉林多少還有幾個朋友。其中有一人叫徐壽軒,是我們民盟的老同志,也是我的好友。反右沒有被牽累進去,如果沒有意外,現在可能還在担任副省長。他即使不担任副省長,中共也會安排他充任其他領導職務的。你們去后,我會與他聯系,把你們夫婦的詳細情況告訴他,請他關照你們。”
潘素既是客氣,又是感激地說:“那就多謝了。章部長自己身處逆境,還要去操心別人的事。”

我知道,坐在爸旁邊的張伯駒,是不會說這些的。父親要給他們餞行,約他們后天來吃晚飯,說:“憑個政協常委和350元的工資,我請你們吃一餐飯的能力還是有的。”

張氏夫婦推辭了,說行期緊,還有許多事情等著去處理。今晚就是特來辭行的。送客時,父親執意送至大門。月亮升起來,樹影花香,庭院另有一番朦朧的景致。父親與張伯駒并排走在前面,倆人一路無話。晚風裹著涼意,輕輕吹拂他倆已經開始灰白的額角。

父親無論如何要用老別克車,送他們。張伯駒答應了。到了大門口,父親雙手握住張伯駒的手,說:“如果你們夫婦休假回北京,一定要來我這里!”

人走了,燈滅了。我們的家又恢復了寧靜。
夜已轉深,父親仍無睡意。說:“小愚兒,陪老爸爸再坐會兒吧。”不想,父親與張伯駒的淡泊之交,于短別之際是如此沉郁的一抹。

張氏夫婦去長春不久,民盟召開中委會。開會期間,爸特意請徐壽軒吃飯。謝天謝地,徐壽軒沒有回絕,來了。雖是老友重逢,但沒有了以往那種無拘無束、無所不談的氣氛,彼此客客氣氣地扯些與政治毫不相干的事情。不過,父親已經很知足了。那時國家已進入了自然災害時期。一桌飯菜是用心準備了的。在飯桌上,父親提起了張伯駒,遂問徐壽軒,是否知曉其人。徐以點頭做答。

父親鄭重地放下碗筷,十分詳細地介紹了張伯駒和潘素后,說:“希望你在吉林能關心、照顧這對有貢獻的夫婦。潘素的工作已經定了,是在一個藝術專科學校教書。張伯駒的工作好像還沒有確定,他在文物鑒定、藝術鑒賞方面是中國一流專家,不可多得之人才。壽軒,你回到吉林,看看能不能跟省里的人疏通一下,給張伯駒安排個妥當的、能發揮他專長的工作?”徐壽軒當時滿口答應。但不知他回吉林是否真的關心、照顧過張伯駒夫婦。

父親萬分慨嘆張伯駒夫婦的離京謀職。徐壽軒走后,父親說:“凡是有才能的人,總會受到外在世界的壓迫。中國這樣,外國也如此。”

1962年1月,春節即臨。北京的老百姓都在為國家配給的幾斤豬肉雞蛋、幾兩香油瓜子奔忙不息。一日,張伯駒夫婦徒步來到我家。因事先不曾得到他們從吉林返京的消息,讓我的父母頗感突然。
張伯駒只解釋了一句:“前兩天從吉林回的北京,節前一定要看看朋友。”

他倆是下午來的。父親說什么也要留他們吃晚飯,于是,馬上叫洪秘書和梁師傅想方設法弄幾個菜來。

從張氏夫婦的神情氣色上看,他們在吉林的日子似乎要比在北京舒暢些。張伯駒告訴我們,他担任了吉林省博物館的第一副館長。潘素則說,她的教學搞得不錯,還在那里開了畫展,觀者踴躍,備受贊譽。特別是她的大幅青綠山水畫,引起東北畫界的極大震動。——我知道,無論教學,還是畫展,潘素在北京就能做到,但在文化發達的北京,不讓她做。從事文物博物的指導工作,對張伯駒來說,可謂人盡其才。可傳統深厚的首都,不叫他干。見他們在吉林工作順手,生活舒坦,父親特別興奮,連連舉杯向他們祝賀。

我對潘素說:“自您走后,我再沒有畫畫了。”潘素聽了,直說可惜。
張伯駒卻道:“關系不大,詩畫是一輩子的事。”

飯后,潘素細言細語對我說,抽個時間把借我以供臨摹之用的她的畫作,清理出來還回去。她還特別做了解釋:“要這些畫,是為了帶去吉林作教學示范。”

潘素的《什剎海冬景》水墨畫,是我最喜歡的,一直存放在我的書房。蒼遒的樹干,無葉的柳枝,不過寥寥數筆。晦暗的天空,含雪的遠山,盡在隨意點染之中。我指著畫對父親說:“我太喜歡它了,不想還給潘素。爸,我能請求她把這張畫送給我做個紀念嗎?”
“不行,必須還。”父親口氣無庸置疑,我心里很不痛快。

父親見我面帶不悅,便道:“我的小女兒,請記住,畫只能由畫家主動送你,而你決不能向畫家討要。這是規矩,也是修養。我有不少齊白石的畫,卻沒有一張徐悲鴻。其實,我跟悲鴻的關系要比齊白石深得多,也早得多。他身邊的那位太太,在留德留法學生的老婆當中,是最漂亮的,也是最有風韻的,令許多的光棍學生暗羨不已。現在悲鴻的馬,被認為是他最拿手的。而我始終認為悲鴻的油畫,特別是裸體女人畫,是他的最好的作品。有一次在任公(李濟深)家中,他對我說:‘伯鈞,我送你一匹馬吧。’我說:‘我不要你的馬,我要你的女人。’悲鴻聽了,搖頭說:‘那些畫,是不能送的。’”

父親的確喜歡油畫和西畫中的裸體作品。他每次去歐洲開會,用公家發的外匯除了買黑格爾的書,就要買些油畫畫冊和裸體素描畫冊。與之同行的畫家邵宇吃驚于他的這一愛好,曾主動送過不少質量很高的西方繪畫圖冊。
父親說:“人體繪畫,中國不行。”他見我也喜歡,遂將這類藏品全都搬到我的畫室存放。

后來,父親又送我一張18世紀德國印刷的鉛筆素描畫。畫面是位端坐在鋼琴旁、一手扶鍵的美麗少女。
“你看,她的神態有多美。”父親贊嘆不已,并親自將素描畫鑲嵌在銀灰色的木質雕花相框內,懸掛在我的畫室。
(本文著作權屬章詒和先生,Yu jinsong先生編輯校對,三秦記僅修改網頁并發布)
有一次,父親發現了我臨摹潘素的一尺見方的習作,畫的是中國山水畫中司空見慣的松林與石崖。父親說:“我來收藏它。”
我說:“是我的臨摹。”
“我知道。”
“爸,等我畫一張自己的,送你。”
父親擺出一派莊嚴的樣子,說:“好。我等著,等我女兒的畫作問世。”說罷,我倆大笑。

1963年,我被分配到四川工作。我與張氏夫婦失去了聯系,父親與他們也沒有了往來。

1966年“文革”開始,父親已是萬念俱灰。對自己往昔的政治生涯持深刻懷疑的他,真的寫起詩來。他一做詩,便感吃力,便想起做詩比說話還要利索的張伯駒,便要自語道:“這對夫婦如今安在?怕也要吃苦受罪了。”父親的詩,絕句為多,都是信手寫來。樹上的麻雀,窗外的細雨,爐上的藥罐,外孫的手指,他都拿來入詩,唯獨不寫政治。一個搞了一輩子政治的人,由政治而榮,因政治而辱,而最終超然于政治之外。我不知道是應為他悲傷,還是該向他祝賀?

1969年5月17日父親走了,離開了這個世界。他走時,我正關押在四川大邑縣劉文彩的地主莊園。一年后,我被四川省革命委員會、四川省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宣布為現行反革命罪犯,從寬處理:判除有期徒刑20年。獄中產下一女,遂押至苗溪茶場勞改。苗溪茶場地跨天(泉)廬(山)寶(興)三縣。那里與我同在的,還有一個在押犯人,她叫梅志(胡風夫人)。我站在茶園,遙望大雪山,覺得自己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

1979年5月17日,父親去世后的整整十年,我丈夫走了,離開了這個世界。我被宣布:無罪釋放。宣讀時,我無喜無悲,宣讀后,我面對一紙裁定書和滿屋子公檢法,拒不說“感謝政府感謝黨”之類的話。因為我覺得是政府和黨長期虧待了我,有什么可感激的?

1979年10月,我穿著四川省第一監獄發的那件最好的玄色布襖布褲,回到北京。我從擁擠不堪的火車車廂慢慢移出,月臺上十年未見一面的女兒,親睹我的丑陋憔悴,嚇得躲在我姐的背后,別人拖也拖不出來。

為慶祝我的無罪釋放,也為歡迎我回歸故里,母親將晚餐定在東安市場的“東來順”,吃的是涮羊肉。切成片的又薄又嫩的羊肉,紅紅亮亮規規正正地橫臥在潔凈的青花瓷盤里。我仿佛有一個世紀沒見過沒吃過酒席了。看著圍坐在我身邊的至親的興奮面孔,我很想說點什么,但我什么也說不出;至少我該笑一笑,可我也笑不出。幸虧在至親當中有個老公安,他以極富經驗的口吻,低聲解釋道:“關久了剛放出來的人,都不會說笑。以后會好的。”

謝謝他的理解,我可以專心致志地吃東西了。我的那雙紅漆木筷,千百遍地往返于肉盤與火鍋之間。我一個人干了六盤,每盤的羊肉片重小四兩。
“小愚吃了一斤八兩(老秤說法)!”不知誰報出了數字。
這個數字把全席震了,也讓我笑了,當然是那種傻吃后的傻笑。我想,這時和我一起高興的,還該有我的母親。可扭臉一看,她正用餐巾抹去墮出的滴滴老淚,而她面前的那盤羊肉,紋絲未動。

這一夜,母親和我和我的女兒三代,共眠于一張硬榻。女兒上床后便昏然大睡。我與母親,夜深不寐。

這一夜,我要問清十年人間事。

我問的第一件事,就是父親的死。母親敘述的每一句話,我都死死記住,記到我死。

母親告訴我:首先得知死訊的,是梁漱溟和張申府。那日,父親死在了北京人民醫院。母親從白塔寺大街出來,走到西四的時候,便碰上了迎面走來的梁、張二人。
在街頭,他倆問道:“伯鈞現在怎么樣了?”
母親說:“他去世了,剛剛走的。”

張申府,這個與父親從青年時代就相識,一道飄洋過海去歐洲留學的人,滿臉凄愴,低頭無語。梁漱溟,這個同我爸一起為民盟的建立而奔走呼號,又先后被民盟摒棄在外的人,佇立良久。爾后,梁公說:“也好,免得伯鈞受苦。”

接著,母親又告訴我:父親死后,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懇請搬家。好不容易上邊開恩,給了建國門外永安里的兩居一套的單元房。早就搬進樓住的蔣光鼐夫人,蔡廷鍇夫人,龍云夫人,李覺夫婦,以及陳銘德、鄧季惺夫婦見到母親居然有些吃驚。

母親說:“自搬到建國門,我就清靜了,誰都不知道新地址。可是,你能猜想得到嗎?是誰第一個來看我?”
我從親戚系列里,說了一長串名字。母親說,不是他們。
我從“農工”系列里,挑了幾個名字。母親說,不是他們。
我從民盟系列里,揀了幾個名字。母親說,不是他們。
我說:“如果這些人,都不是的話,那我就實在想不出,還有誰能來咱們家呢?”
“我想你是猜不到的,就連我也沒想到。那天下午,我一個人在家,揀米準備燜晚飯。忽聽咚咚敲門聲,我的心縮緊了。怕又是造反派搞到咱們家地址,找上門來打砸搶。我提心吊膽地問:‘誰?’門外是一個女人的聲音:‘這里,是不是李健生大姐的寓所?’她的話帶有江浙口音,我一點也不熟悉。忙問:‘你是誰?’門外人回答:‘我是潘素,特地來看望李大姐的。’我趕緊把門打開,一看,果然是潘素站在那里,我一把將她拉進門來。我更沒有想到的是,她身后還站著張伯駒。幾年不見,老人家身體已不如前,頭發都白了。腳上的布鞋,滿是泥和土。為了看我,從地安門到建國門,不知這二老走了多少路。”
聽到這里,我猛地從床上坐起,只覺一股熱血直逼胸膛——

我是在關押中接到父亡的電報,悲慟欲絕。一家骨肉,往往相守以死,而我卻不能。獄中十年,我曾一千遍地想:父親凄苦而死,母親悲苦無告。有誰敢到我那屈死的父親跟前,看上一眼?有誰敢對我那可憐的母親,說上幾句哪怕是應酬的話?我遍尋于上上下下親親疏疏遠遠近近的親朋友好,萬沒有想到張伯駒是登門吊慰死者與生者的第一人。如今,我一萬遍地問:張氏夫婦在我父母的全部社會關系中,究竟占個什么位置?張氏夫婦在我父母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著多少分量?不過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過是看看畫,吃吃飯,聊聊天而已。他怎么能和父親的那些血脈相通的至親相比?他怎能與父親的那些共患難的戰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親提拔、關照與接濟的人相比?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親相關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墜逝,如浮云飄散。而一個非親非故無干無系之人,在這時卻悄悄叩響你的家門,向遠去的亡靈,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遞來撫慰與同情。

母親又說:張伯駒夫婦在我家只呆了幾十分鐘,恐怕還不及他倆走路的時間長。
母親要沏茶,潘素不讓,說:“伯駒看到你,便放心了。我們坐坐就走,還要趕路。”
張伯駒對母親說:“對伯鈞先生的去世,我非常悲痛。我雖不懂政治,但我十分尊重伯鈞先生。他不以榮辱待己,不以成敗論人。自己本已不幸,卻為他人之不幸所慟,是個大丈夫。所以,無論如何也要來看看。現在又聽說小愚在四川被抓起來,心里就更有說不出的沉重。早前,對身處困境的袁克定,憑著個人的能力還能幫上忙。今天,看著李大姐的痛苦和艱辛,自己已是有心無力。”
“張先生,快莫說這些。伯鈞相識遍天下,逝后的慰問者,你們夫婦是第一人。此情此義,重過黃金。伯鈞地下有知,當感激涕零。”話說到此,母親已是淚流滿面。
母親問潘素:“這些年,張先生受到沖擊沒有?”
潘素說:“伯駒因為兩首金縷曲,和小愚一樣,成了現行反革命。關了八個月,最后做了個‘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結論,遣送舒蘭鄉下。人家農村不收,才又回到北京的。我們什剎海的家,也不像個家了。抄家時紅衛兵,造反派,街道居委會串通一氣。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拿不走,就叫外人搬進來住。四合院一旦成雜院,日子就難了。你家來什么人,你說什么話,家里吃什么東西,都有眼睛盯著。”
母親則叮囑潘素:“如有機會,就給伯駒先生弄點好吃的吧。年歲大了,身體要緊。”

告辭的時候,張伯駒握住母親的手,說:“李大姐,我們都得活下去。”
倍受感動的母親,送他們夫婦一直送到建外大街。街燈,一盞盞地亮了。他們的背影,在漸沉的暮靄中遠去……

母親還告訴我:原來張伯駒是從一張報紙上,讀到了父親去世的消息。翌日,他和潘素即去東吉祥胡同10號看母親。剛進胡同口,便見10號的大門敞開著,有輛小轎車停放在那里,不少人進進出出。潘素上前打聽,問章伯鈞的家人是不是還住在這里?人家說已經搬家了。他們是給新首長來看房的,早就曉得這所宅院極好。接著,張伯駒就讓潘素四處打聽母親的新址,可一點線索也沒有。后來,他老人家好不容易找到地安門大街一家古董店的店員老樊,托他去打聽。老樊去農工黨北京市委會,假托要和李健生核對章伯鈞生前所欠帳目,人家才把住址寫給了他。

母親的敘述,令我心潮難平。革命吞沒人,尤其像中國的各種政治運動和‘文革’,其吞沒與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當然,知識分子往往是其中最難消化的部分。張伯駒自然屬于最難消化的一類人,而他的硬度則來自那優游態度、閑逸情調、仗義作風、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飽滿個性與獨立意志。他以此抗拒著革命對人的品質和心靈的銷蝕。任各種潮汐的潮漲潮落,張伯駒都一如既往地守著做人的根本,過著他那份生活。張伯駒的一生見過許許多多的昂貴之物。而我所見到的昂貴之物,就是他的一顆心,一顆充滿人類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

1980年春節,我對母親說:“咱們去給張伯駒、潘素夫婦拜年吧。”母親同意了,我們還去友誼商店買了上等的水果。

當我見到潘素的時候,她比我們還要高興,特意拿出當時還是稀有之物的雀巢咖啡加伴侶,給我和母親各沖一大杯。沖好后,又往杯子里放了滿滿三勺白糖。她讓我倆趁熱喝。
喝的時候,潘素不住地上下打量我,看著看著眼圈就紅了,喃喃自語道:“小愚可憐,怎么也沒想到在牢里一呆十年。”
我問:“張伯伯呢?在家嗎?”
潘素笑著說:“他現在比我忙,他供職的中央文史館事情不多,可其他單位的事情倒不少。像什么詩詞學會,書法學會,畫院,京劇院,昆曲社,文物學會,文史資料委員會,都來請他,甚至連那些雜七雜八的事,也都來找他。今天,又不曉得讓什么人請走了。”
潘姨的口氣里,不無抱怨,但也裹著一點小小的得意。我認識的國民黨太太和共產黨夫人不算少。潘素是恐怕是最有資格為丈夫得意的,只是這種得意來得太晚了。

潘素問我是否還想繼續學畫?并說:在我走后還有個唱京戲的,叫楊秋玲的女演員跟她學了一陣子畫。
我告訴她:自從四川調回北京,被文化部分配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戲研所。它的前身就是我當年就讀的中國戲曲研究院。同事不是師長,便為學友。然而,我的遭遇與歸隊,未得他們多少的同情和歡迎。工作上,人家或拿研究課題,或進入國家項目。領導給我的任務不外乎做記錄整理,拿著錄音機跟在別人屁股后頭。一個好心人偷偷對我說:‘令尊大人還是頭號右派,你雖說坐牢是冤枉,可你敢說敢做,思想犀利,政治上不安分是事實。講老實話,你能從四川調回研究院,大家就足夠吃驚的了。’”

講到這里,我自己的情緒也激動起來,竟大聲地說:“潘姨,共產黨虧待了我章家兩代人。我不背叛這個政權,就算對得起他們。眼下人家如此輕賤我,我就必須自強。所以,我顧不上跟您學畫了,先得把業務抓起來。”
潘素對母親說:“小愚被關了那么多年,性情絲毫未改。”
坐了一個多小時,見張伯駒仍未回來,我們母女便告辭了。

1980年冬季,一天的中午,正是機關下班食堂開飯的時候,我竟在單位的二門口,看見了張伯駒。他已是龍鐘老態,非往昔豐采。手持拐杖,緩緩而行,身著寬大的絲棉衣褲,越發顯得單薄。他老人家在這個時刻出現,我估計肯定是院領導請包括他在內的院外學者,參加什么座談會。一個清水衙門請一群無官階的文人開會,當然只有清談,談到肚餓為止。此刻,我覺得自己當請他老人家吃頓飯。哪怕是去斜對面的小面館,我倆各吃一碗晉陽刀削面,也好。于是,我一邊向張伯駒招手,一邊朝他跑去。老人家好像沒有看見我,只顧使勁地拄著手杖,逕直奔向自己的目標。順著他奔走的方向看去,有個小伙子站立在大門口,扶著輛自行車。仔細辨認我才看出,那推車等候的青年是他的小孫孫。小孫孫伸手接過張伯駒的拐杖,一把將他扶上自行車的后架,叫他坐好,即蹁腿蹬車,馱著自己的爺爺,走了。我癡癡地立在院中,研究院領導乘坐的小轎車,一輛輛從身邊掠過。不知為什么,我心里酸酸的。在張伯駒“發揮余熱”的夕陽情調里,含著一點傷感,一縷悲涼。

翌年春節,我和母親去什剎海給張伯駒夫婦拜年。大家好高興,天上地下,啥都聊。話題自然又談到了戲曲。我向張伯駒談出了自己對繼承傳統,振興戲曲的看法。我說:“經過幾十年的實踐,現在的理論界對傳統亦有了新的認識。傳統的價值恐怕不僅是針對藝術而言,它對于人,有著絕對的意義。傳統究竟是導致社會進步還是退化?傳統的對立面是否就是現代化?‘推陳出新’里‘推’是指推開、推倒?還是也包含著推廣的意思?其中的‘陳’,是否就是指傳統而言?這些問題現在下結論,恐怕為時過早。我們最大的問題不在傳統,而在沒有把人的創造力充分激發出來。”

張伯駒對我的看法,反應冷淡。他只是嘆息:“現在對中國文化上的老傳統,懂得的人是越來越少了。就拿戲曲來講,能在舞臺上掌握戲曲傳統的人,就不多。今后的戲曲為何物,也只有后來人才曉得。”顯然,他對戲曲的發展前途,表示出茫然不可測的悲觀。
我向張伯駒請教:“今后搞戲曲研究,我該從哪方面入手?”
他的回答是:“不知舊物,則決不能言新。你要從研究傳統入手,而且越具體越好。”

話說了一陣子,張伯駒忽然問我:“我好幾次在你的那個單位開會,怎么就看不到你呢?”
我說:“張伯伯,我尚無資格參加您所參加的學術會議。”我心疼他,始終沒有勇氣提及二門口曾經見到的坐自行車后座歸家的情景。

我和母親品著香茶,仿佛歲月全溶化在漸淡的茶水里。我甚至覺得張伯駒的經歷,就像中國純正的茶葉。不管怎樣的烘制和壓縮,只要遇上了好水,再遇到識貨的好茶客,便會舒展自如,輕輕浮起,滲出舊日的湯色來。

1982年2月27日下午,潘素托人打來電話說:張伯駒于昨天去世了。
我和母親全嚇呆了。因為此前從未聽說他老人家患病生疾的事,怎么一下子就突然撒手歸去?

第二天清晨,母親帶著我趕到張宅。跨進已變為靈堂的客廳,失魂落魄、老淚縱橫的潘素撲向我的母親,二人抱頭痛哭。
母親問:“張先生不是好好的嗎?怎么回事?”
潘素哭道:“伯駒是好好的,只不過得了感冒。幾天不見好,才把他送進醫院,他不愿意去,是邊勸邊哄的。我原以為送他進去就能把病治好,那曉得我把他一送就送進了鬼門關。”說到這里,潘素不住地用拳頭捶打胸口,痛悔萬分。
“張先生住的什么醫院?”母親又問。
潘素說:“后庫的北大醫院。伯駒走進病房見是八個病人住在一起,就鬧著要回家,而且這幾個病人的病情都比他嚴重。我好說歹說,才把他安頓下來,跟著我就向院方請求,能不能換個單人或雙人病房?誰知醫院的人說:‘張伯駒不夠級別,不能換。’兩天以后,同房的一個病人死了,伯駒的病情也不見好,反而比進來時重了。他情緒更壞,鬧得也更厲害,就是要回家。我再跟醫院的人請求換病房,人家還是那么講,說我們伯駒不夠格。過了兩天,又死了一個。這時伯駒想鬧也鬧不動了,他從感冒轉成肺炎。”
潘素又告訴我們:“伯駒死后,有人跑到北大醫院,站在大門口叫罵:‘你們醫院知道張伯駒是誰嗎?他是國寶!你們說他不夠級別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訴你們——他一個人捐獻給國家的東西,足夠買下你們這座醫院!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個的貢獻,能趕上張伯駒?’ ”
担任北京市衛生局顧問的母親感嘆道:“醫院壓根兒就不該這個樣子。可是在官本位的制度下,我們的醫院就認部長、局長、紅卡、藍卡,不認得張先生的真正價值。”

其實,就算把官本位取消了,如果一個民族對文化的認識尚未達到成熟的話,像張伯駒這樣的文人,其社會地位就一定會排在要人,貴人,闊人及各色成功人士的后面,甚至在末尾。

張伯駒的追悼會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悼者無數,挽聯無數。我代表母親赴會,在人群中被推來搡去,根本無法去貴賓室慰問潘素。薩空了和千家駒看見了我,一把將我塞進了他們倆個當中,叫我別再亂跑,安心等候開會。在等候的時間里,三人不禁對張伯駒的逝世,深感痛惜。我心里知道:薩、千二位在(19)57年是民盟反右的積極分子。
薩空了說:“伯駒先生是我們民盟的驕傲。說句老實話,把我們現在的三個部長的作為加在一起,還抵不上張伯駒一個人的貢獻。”
千家駒講:“這幾年,我參加的八寶山追悼會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很多人的悼辭上都無一例外寫著‘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的不朽者,張伯駒是一個。”

不久,潘素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據說是當時的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副校長宋振庭的提名。六十年代初張伯駒在長春,担任吉林省博物館第一副館長,也是他的安排。那時,他的身份是中共吉林省委書記。這一點,恰恰應驗了父親生前說的一句話——“你們的才學,靠我們這些民主人士欣賞是沒有用的,要等到中共里面的伯樂去發現,才能發揮出來。”

張伯駒晚年患白內障,極少出門。閑坐無聊,便回憶起自七歲以來所觀之戲、所演之戲、以及菊苑佚聞。于是,“拉雜寫七絕句一百七十七首,更補注,名《紅毹記夢詩注》”[13]。張伯駒還特意說明這本書“其內容不屬歷史,無關政治,只為自以遣時。”[14]不想,書流入民間,即獲贊譽。1978年,“詩注”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

八十年代初,吳祖光從香港將此書帶回。他請我的同事轉呈給中國劇協副主席、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張庚先生,看看是否可以出版。
張庚看了,對我的同事說:“這是在用沒落的情緒去看戲。這樣的書,怎么能出版呢?”

直到張伯駒去世后的第四個年頭,《紅毹記夢詩注》才由寶文堂書局出版。

然而,也有讓我感到寬慰的事。一次,我參加一個戲曲學術會議,旁邊坐的是京劇名演員袁世海。
我的學友低聲問我:“你認識袁老嗎?”我搖搖頭。
學友不管我是否同意,便說:“我來介紹介紹吧。”
當介紹我是中國藝術研究院戲研所的研究員的時候,袁老不過點點頭,很有些冷淡。當介紹到我的父親叫章伯鈞的時候,袁世海的態度大變,變得熱情而恭敬。他握著我的手說:“令尊大人是我們非常景仰敬佩的專家、學者。他對我們戲曲界的貢獻是我們這些演員所不及的……”
頓時,我心里明白了:袁世海是把章伯鈞當成了張伯駒。而這樣的錯認,是我后來常碰到的。每遇此情景,我都聽到許多令人感動的話。

張伯駒去世后的第一個春節,母親和我一起看望潘素。潘素見到我們,特別高興。說清晨起來,就聽見喜鵲叫了。

那時,北京正在搞政策落實。潘素指著兩件造型獨特、工藝復雜的硬木雕花古舊家具,說:“這是抄家退還的東西。算是落實政策了。不過,在退賠的時候,人家還問:‘你認領它們,有什么證據嗎?’我也發火了,說:‘請你去打聽打聽,除了張伯駒之外,誰家還有這樣的東西?’”
母親問潘素今后有什么打算。
她說:“我想搬到其他地方去住,把這所宅院搞成伯駒的紀念館。”母親非常支持她的想法。兩個老人越談越投機。

我坐在一邊沉思:無論從什么角度去看,張伯駒的這所私人宅院都應該開辟為紀念館。但在我們今天的意識形態背景下,有關方面是不會批準的。盡管公認張伯駒是愛國的,卻不會像某個受寵作家,其作品大部已被歷史淘洗,其故居卻定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盡管張伯駒是中國第一收藏家,但他已不可能像現在的某些文化商人,在家中擺滿藏品,搞成私人博物館。因為張伯駒早把天下絕品統統捐了出去。

有人說:收藏古董,好似留意和觀賞月色,古往今來的月色。可如今,收藏不再是個單純愛好,它還是個一夜致富的行當。于是,張伯駒的價值便更多地體現在獻寶上了。我不這樣看。他的一生,比捐獻的文物生動得多;他的為人,更比國寶珍貴。我和他相處,感受到的是人的氣息和光澤。而這,才是永恒之物。張伯駒絕非如今天某些人所評價的——僅僅是個把“平復帖”“游春圖”捐了出去的有愛國心的大收藏家。博雅通脫的他,在新社會是很有些孤獨和落伍的。然而他的孤獨和落伍,要透過時間才能說明其含義。他在時代里消磨,但卻由時間保存,不像某些人是在時代里稱雄,卻被時間湮沒。張伯駒富貴一生亦清平一生。他正以這樣的特殊的經歷,演示了一個“人”的主題,一個中國文人的模樣和心情。

在潘素去世后,我便再沒有去過什剎海,更沒有勇氣去叩響后海南沿(今)26號的小門。

后來,聽我的一個朋友說:北京東城燈市口附近有一家很不錯的文物小店,是張伯駒孫輩開的。
最近,聽我的一個同事說:北京西城黃城根附近有一家江浙風味的餐館。里面裝修得像書齋,擺設似徐文長故居。去就餐的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介紹說,老板是張伯駒的孫輩。

這兩條信息,我無法判斷真假,卻令我想起潘素對我說的私房話:“我的孩子都很聰明,可惜了,沒能讀太多的書。女兒的琴彈得好,也沒能堅持下去。人哪,要有一技之長,才可安身立命;無論世事怎么變,心里也是踏實的。”

她的話,令我長久地記憶。我想:張伯駒夫婦把數億元的私人財富給了國家,卻把一個文人的清貧留給了后代。應該說,后輩們在精神上繼承了張伯駒夫婦的遺產,他們不依附于權勢,憑一己之力去營造自己的生活。


2002年4~6月于守愚齋






  注釋[1]
  張伯駒(1898—1982) 原名家騏,字叢碧,別號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項城人。系張錦芳之子,過繼其伯父張鎮芳,幼年入私塾,后就讀天津新學書院。1916年入袁世凱混成模范團騎兵科學習,畢業后曾在曹錕、吳佩孚、張作霖部任提調參議等職(皆名譽職)。因不滿軍閥混戰,1927年起投身金融界。歷任鹽業銀行總管理處稽核,南京鹽業銀行經理、常務董事。秦隴實業銀行經理等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一度去西安,后致力于寫詩填詞。抗戰勝利后,曾任國民黨第11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議、河北省政府顧問、華北文法學院國文系教授,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北平美術分會理事長等職。1947年6月在北平參加中國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臨時委員會委員,參加北大學生會助學運動、反迫害反饑餓運動、抗議槍殺東北學生等愛國民主運動。北平解放后曾任燕京大學國文系中國藝術史名譽導師、北京中國書法研究社副社長、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藝研究社理事兼總干事、北京中國畫研究會理事、北京古琴研究會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公私合營銀行聯合會董事、第1屆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國民主同盟總部財務委員會委員、文教委員會委員、聯絡委員會委員。1956年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62年起任吉林省博物館副研究員、副館長。“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和誣陷。1972年周恩來得悉后,指示聘任他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晚年還担任過北京中山書畫社社長、北京中國畫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理事、京華藝術學會名譽會長、北京戲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昆曲研習社顧問、民盟中央文教委員等職。1982年2月26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2歲。1958年劃為右派分子,1980年平反。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1956年與夫人潘素將其收藏的西晉陸機《平復帖》卷,隋展子虔《游春圖》,唐李白《上陽臺帖》,杜牧《贈張好好詩》卷,宋范仲淹《道服贊》卷,蔡襄自書詩冊,黃庭堅《諸上座帖》,元趙孟頑《千字文》等珍貴書畫捐獻國家。在任吉林省博物館第一副館長期間,積極征購古代文物字畫,使流落于社會的許多優秀文化遺產得以妥善保存。著有《叢碧詞》,《春游詞》,《秋碧詞》,《零中詞》,《無名詞》,《斷續詞》,《詩鐘分詠》,《叢碧詞話》,《叢碧書畫錄》,《亂彈音韻輯要》,《宋詞韻與京劇韻》,《紅毹記夢詩注》,《洪憲記事詩注》,《續洪憲記事詩補注》,《張伯駒潘素書畫集》,《張伯駒詞集》,《中國書法》,《京劇音韻》,《中國楹聯話》,《素月樓聯語》,《春游瑣談》等。

  注釋[2]
  關于民國四公子,張伯駒在《續洪憲記事詩補注》一書中曾著這樣寫道:“人謂近代四公子,一為寒云,二為余,三為張學良,四、一說為盧永祥之子小嘉,一說為張謇之子孝若。又有謂:一謂紅豆館主溥侗,二為寒云,三為余,四為張學良。

  注釋[3]
  劉海粟(1896—1994) 字季芳。江蘇武進人,祖籍安徽。6歲讀私塾,喜愛繪畫。1905年入繩正學堂。1909年赴上海,入畫家周湘主持的布景畫傳習所習西洋畫。1912年在上海創辦中國第一所美術學校上海國畫美術院,任院長。1919年赴日本考察繪畫及美術教育。回國后創辦天馬會。1925年任江蘇教育會美術研究會會長。1931年—1940年先后在德國、法國、英國、印尼、新加坡舉辦畫展。講授中國繪畫。1942年被日軍逮捕,解送上海。1952年任華東藝術專科學校校長。1956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58年任南京藝術學院院長。1979年任院長。1884年任名譽院長,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

  注釋[4]
  朱光潛(1897—1986) 安徽桐城人。幼年入私塾,15歲升入桐城中學,次年考入武昌高等師范中文系。1918年考取香港大學。1922年畢業,應邀赴上海吳淞中國公學中學部教授英文。1925年考取安徽官費留學英國,入愛丁堡大學學習文學、哲學。1929年畢業后轉入倫敦大學學院。翌年轉入法國巴黎大學斯特拉斯堡大學學習,先后獲碩士博士學位。1933年回國。任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并在清華大學、中央藝術學院兼課。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赴四川大學文學院,任院長。越一年,任武漢大學外文系教授。1941年9月任教務長兼外文系主任。按國民黨大學里“長字號”人物必須參加國民黨的規定,參加了國民黨(朱光潛對這段歷史感到終身遺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北京大學一級教授,第2、3、4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主同盟第3、4屆中央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后任第6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民主同盟第6屆中央委員,中國美學學會名譽會長等職。終年83歲。著有《談美書簡》《文藝心理學》《給青年十二封信》等。

  注釋[5]
  楊虎(1889—卒年不詳) 字嘯天,畢業于南京將弁學堂。1915年袁世凱稱帝時,任江蘇軍總司令,海軍陸戰隊司令兼代理海軍總司令。1918年任廣州大本營參軍,后任鄂軍總司令。1922年任廣州非常大總統府參軍。1924年任北伐討賊軍第二軍第一師師長。1926年赴江西,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特務處處長。1927年任上海警備司令。1931年當選為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監察委員。1936年1月,授陸軍少將。4月任凇滬警備司令。1945年授陸軍中將。1946年當選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1948年任監察院監察委員。1949年寓居北京。五十年代初,被捕。后病逝于復興醫院。

  注釋[6]
  關于袁克定的晚年生活,當代紅學家周汝昌在《承澤園軼事》一文里曾這樣寫道:承澤園位于海淀暢春苑的稍西北,本是果親王胤禮的賜園,故名“承澤”。我在燕京大學讀書時(其址即今北京大學),它是張伯駒先生的居處。其內有小樓二重,樓上住的是袁大公子——即世凱洪憲稱帝后的“大太子”。袁張兩家是至親,此時大公子孤身無依,故張先生養之。

  注釋[7]
  此句見張伯駒《紅毹記夢詩注》第84頁。

  注釋[8]
  摘自1957年4月25日《北京日報》題為《放!放!放!除四怕——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閉幕》的通訊。

  注釋[9]
  京劇《寧武關》,一名《別母亂箭》,又名《一門忠烈》。寫闖王起義,明將周遇吉失守代州,突圍回寧武關探母。母令其再戰,周出戰后,其母令媳、孫自殺,然后放火自焚。周遇吉死戰,被亂箭射傷,自刎。

  注釋[10]
  京劇《祥梅寺》寫祥梅寺內了空和尚從陰間小鬼那里得知黃巢起義時,要用他試刀。便藏于樹內。黃巢見四周無人,即以樹試刀,結果了了空的性命。

  注釋[11]
  京劇《馬思遠》,一名《海慧寺》。清末實事。王龍江在北京馬思遠飯肆充廚司助手,三節歸家。其妻趙玉不甘寂寞,閑游海慧寺,遇賣絨線之賈明,由調笑而私通。年終王龍江自京歸家,中途飲酒大醉,遇故友甘子遷,向其借貸,王拒之。甘見其行囊沉重,跟蹤至家,擬乘夜偷盜。趙玉見夫歸,急使賈明藏匿缸中。乘王醉臥,用廚刀將王劈死,并埋尸,甘子遷驚逃。趙玉恐王久不回飯館,啟人疑竇,反至京向馬思遠索人,誣馬害死其夫,到官成訟。問官不能明,展轉上控至巡城御史,時甘子遷因犯夜被押,乃將目睹之實情說出。堂官逮捕賈明,嚴訊趙玉,馬思遠冤情得雪。

  注釋[12]
  筱翠花(1900——1967)京劇演員,字紹卿,北京人,原籍山東登州。9歲入鳴盛和班,別名小牡丹花,旋入富連成第2科,后改名于連泉。1918年出科,在北京、上海、漢口等地演出,聲譽日隆。他扮相艷麗,眉目靈活,做功細膩,蹺功尤佳。擅演潑辣旦。以《坐樓殺惜》、《紅梅閣》、《戰宛城》等劇目見長。藝名筱翠花,系蕭長華所取,因其首次登臺在梆子《三疑計》中扮演翠花一角而得名。解放后致力于收徒傳藝工作。著有《京劇旦角表演藝術》一書。

  注釋[13][14]
  此句見張伯駒《紅毹記夢詩注》第7頁,“自序”一文。

 

2011-04-11 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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