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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義理之學的歷史評價及近代啟蒙意義
戴震義理之學的歷史評價及近代啟蒙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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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249.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511-4721(2003)02-0048-07
  戴震作為我國18世紀中葉的著名學術宗師和思想巨擘,在對傳統經典詮釋的基礎上建構了其義理之學的思想體系。戴震去世前后,其義理之學很快得到了傳播和流行。其音訓考據之學,主要為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所傳承,世稱“戴段二王”;其典章制度之學,主要為任大椿所承傳;其測算之學,則由孔廣森所承傳;其義理之學,則主要為阮元、焦循、汪中及清末民初的章太炎、梁啟超、胡適、劉師培等人所繼承和發揚。于是,戴震之學很快就突破地域界限,迅速波及大江南北,“戴學所被,不徒由皖而蘇而浙,且及于齊、魯、燕、豫、嶺、海之間矣”。戴震所處的學術環境正值乾嘉考據學的鼎盛時期。盡管乾嘉時期考據學成為了學界主流,但理學仍具有強大的思想影響力,仍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每一個人的思想和行為。特別是一些程朱理學的維護者和信仰者,仍以程朱之是非為是非,堅守理學之壁壘,對一切敢于“非議”程朱理學者皆予以本能地抵制和排斥。在乾嘉考據學者中,戴震不但以博大精湛的考據思想名噪海內,成為皖派學術的代表人物;而且以其對程朱理學“以理殺人”批判之尖銳,成為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最后一位思想大師,成為中國傳統思想向近代思想轉化的重要橋梁,啟導了近代啟蒙思想的曙光。下面我們就清中后期戴震義理之學的歷史評價和歷史地位問題做一番梳理和評說,并就戴震義理之學的近代啟蒙意義作出一些分析。
    清中后期:戴震義理之學的歷史評價
  戴震的義理之學經歷了一個逐步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其義理之學主要體現在他所著的《原善》、《孟子字義疏證》以及《答彭進士允初書》等論著中。清中后期,戴震義理之學的內容及其價值,引起了各家各派不同程度的反響。他們或側重于考據學陣營,或側重于程朱理學或陸王心學陣營。兩大陣營,對戴震的義理之學,存在著截然對立的觀點即肯定派的觀點和否定派的觀點;還有一派在態度上介于肯定派和否定派之間,搖擺不定,在此姑且稱之為游離派。
    肯定派
  對戴震義理之學持肯定態度的主要有洪榜、凌廷堪、錢大聽、焦循、阮元、黃式三、戴望等人。洪榜“生平學問之道服膺戴氏,戴氏所作《孟子字義疏證》,當時讀者不能通其義,惟榜以為功不在禹下”。[1](P98)認為其論“多前人所未發”,并稱贊“先生抱經世之才,其論治以富民為本”。洪榜是深得戴學精髓且第一個鼎力表彰戴震義理之學的學者。他在為戴震所作的《行狀》中,全文收錄了能集中體觀戴震義理之學思想的《答彭進士允初書》一文,高度評價戴震的義理之學“于老、莊、釋氏之悅,入人心最深者,辭而辟之,使與六經、孔、孟之書截然不可以相亂”,[2](卷七P6)以為戴震之學“期于求是,亦不易之論”。洪榜的做法遭致了朱筠等人的堅決反對,朱筠出于維護理學的政治要求,認為戴震義理之學“可不必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圖更于程、朱之外復有論說乎!戴氏所可傳者不在此”。[1](P98)圍繞戴學的“可傳”與“不可傳”,洪榜與朱筠之間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洪榜認為戴學之“可傳者”不僅在于名物訓詁方面的成就,更重要的還在于其義理之學。洪榜對朱筠反對其將《答彭進士允初書》收錄其《行狀》辯難的三條理由一一進行了駁斥,并宜稱“戴氏之學,其有功于《六經》、孔、孟之言甚大,使后之學者無馳心于高妙,而明察于人倫庶物之間,必自戴氏始也”。[1](P100)自覺維護和堅持了戴震的義理學說。
  錢大昕也是一位對戴震十分傾服的學者,他稱贊戴震為“天下奇才”,并作長達四千言的《戴先生震傳》,以表彰戴震之學問與思想。他肯定戴震“講貫《禮經》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徹其原本,……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2](卷七P12)對戴震的治學精神和學術成就給予了高度評價。
  稍后于洪榜的凌廷堪對戴震的義理之學也是推祟備至,自稱“自附于私淑之末”。凌廷堪在治學方法上深受戴震的影響,并著有《戴東原先生事略狀》、《禮經釋例》、《復禮論》等,繼承和發展了戴震的義理思想。在長達三千言的《戴東原先生事略狀》中,凌廷堪對戴學的地位和價值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說:“先生(指戴震)則謂理義不可舍經而空憑胸臆,必求之于古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圣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理義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理義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于異學曲說而不自知。”[2](卷七P18)凌廷堪不但對戴震實事求是的治學角度予以高度贊許,而且還十分確切地指出義理之學為戴震“晚年極精之詣”,為“孟荀以還所未有”,“非造其境者,亦無由知其是非也”。其功績就在于使“古圣賢之心不為異學曲說所汩亂”。戴震的“《原善》三篇、《孟子字義疏證》三卷,皆標舉古義,以刊正宋儒,所謂由故訓而明理義者,蓋先生至道之書也”。[2](卷七P22)在凌廷堪看來,那些攻擊戴震義理之學的理學家們,其實都是一些“非造其境者”,并沒有真正懂得戴震義理之學的精蘊。但是,凌氏在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戴震的義理之學的同時,卻不合時宜地提出了具有濃厚復古色彩的“復禮”說,主張以“禮”代“理”,認為“圣人之道,一禮而已”、把“禮”推崇為天下唯一學問,并斷言“禮之外別無所謂學”。從這一點來看,凌氏雖以私淑弟子自稱,但與戴震義理之學之真精神仍有一定距離,胡適在《戴東原的哲學》一書中也指出了凌氏與戴震的差別。
  與凌廷堪同時稍后的焦循也是一名私淑于戴震的“江南名士”,他平生最服膺戴震的義理之學,尤其是《孟子宇義疏證》。他在《寄朱休承學士書》中這樣說道,“循讀東原戴氏之書,最心服其《孟子字義琉證》”。并說:“吾謂東原即此二書自足千古。”據載,戴震臨終前曾說:“生平讀書,絕不復記,到此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2](卷七P293)于是理學家們以為戴震臨終前終于悔悟自己所做的一切。針對理學家的這種說法,焦循給予了堅決的批駁,他高度評價說:“東原生平所著書,惟《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原善》三卷最為精替。……其所謂‘義理之學可以養心’者,即東原自得之義理,非講學家《西銘》、《太極》之義理也。……夫東原,世所共仰之通人也。而其所自得者,惟《孟子字義疏證》、《原善》。”[2](卷七P293-294)在《國史儒林文苑傳議》一文中,他盛贊戴震“生平所得,尤在《孟子字義》一書,所以發明理、道、情、性之訓,分析圣賢老、釋之界,至精極妙”。[2](卷七P294)在《論語通釋自序》中又指出,《孟子字義疏證》“于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明之如天日”。[2](卷七P294)焦循對戴震的義理之學表現了高度的認同,他還撰有《讀書三十二贊》,其中有《孟子字義疏證贊》,認為戴震對被理學攪得混亂不堪的一些概念進行了重新解釋,從而重新回到了儒家的正道。像焦循那樣傾心于戴震義理之學的學者,在戴震的繼承者中實不多見。為了弘揚戴震的義理思想,焦循還專門作有《申戴》篇,駁斥理學家對戴震的攻擊;他還作有《性善解》五篇,對戴震的自然人性思想予以闡揚。
  阮元也是一位深受戴震思想影響的著名學者。阮元身居高官,延攬各學術大師共同編撰如《經籍纂詁》、《十三經校勘記》、《疇人傳》等大型書籍。其中受戴震義理之學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他的《研經堂集》中。阮元遵循戴震“以字通詞、以詞通道”的學術路徑及戴震義理之學的內在學術脈絡,進一步發揮了戴震的自然人性論思想,揭露了理學“雜釋老以為言”、神化天理,宣揚禁欲主義、蒙昧主義的謬誤。在乾嘉考據學家中,阮元是不限于訓詁考據而注重闡發義理的學者,但他與戴震不同的是,戴震是借由文字訓詁來闡述自己的思想,而阮元則嚴格按照考據學治學宗旨,借由文字訓詁來尋求其背后的“義理”。在總的思想層次方面,阮元思想的成就只是在個別具體的問題上與戴震十分相近,他未能像戴震那樣自覺建立獨立的義理思想體系。
  戴震逝世近百年后,又先后有兩位戴震義理思想的有力傳播者和繼承者,一位是黃式三,一位是戴望。
  黃式三終生未仕,著有《論語后案》二十卷、《儆居集》二十二卷。其中在《儆居集》中,收有《申戴氏氣說》、《申戴氏理說》、《申戴氏性說》三篇。這三篇著名的“申戴三說”主要是黃式三針對翁方綱、方東樹等人反戴學思潮而引發的。通過“三說”,黃式三將戴震義理之學與程朱理學作了詳細比較,通過對具體概念的分析剖解,指出了理學的荒謬之處,肯定了戴震義理之學的思想價值。如在《申戴氏氣說》中,他針對理學“理在氣先”的觀點,進一步闡述了戴震生生不息、氣化流行的元氣實體論思想;《申戴氏理說》中,他列舉了戴震義理之學與程朱理學的七大差異,著重闡發了戴震進步的理欲觀;在《申戴氏性說》中,他也從七個方面指出了戴震與程朱之間的對立。通過黃式三與理學家對“駁戴”、“申戴”的辯難,維護和繼承了戴震的義理思想。
  清道光至咸豐年間,還有一位推崇戴震義理之學的學者戴望。戴望曾對戴震的《中庸補注》進行了專門研究,并著有《戴氏論語注》二十卷、《顏氏學記》十卷、《證文》四卷以及《謫@①堂遺集》四卷。戴望在《顏氏學記》中,第一次就戴學與顏李學派的淵源關系作了系統比較研究,并得出結論說,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證》中所論述的“理存于欲”思想,就是來源于顏李學派的性理學說“而暢發其旨”。[2](卷七P334)這是戴望首次指出戴學與顏李學派的淵源關系,為后人研究戴震的義理思想提供了一條十分重要的線索,如近代著名學者胡適、梁啟超等人在《戴東原的哲學》中力倡戴學淵源于顏李學派,其根源即本于戴望在《顏氏學記》中的這一斷言。當然,在當時推崇、服膺戴震義理之學者還有不少人,但多限于片言只語的評價,此處不再一一敘述。
  概括說來,自凌廷堪以后近百年間,服膺傳承戴震義理之學者不但在治學態度和方法上受戴震學術尤其是戴震義理之學的影響,就連他們的成名著作也多是在戴震義理之學的影響下寫成的,如凌廷堪所著《復禮論》三篇,焦循所著《論語通釋》,阮元所著《論語論仁論》、《孟子論仁論》及《性命古訓》等都是在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的影響下寫作完成的。凌廷堪、焦循、阮元等人與一生“稱頌戴氏”的汪中、“志存聞道”的孫星衍、畢生“闡發孔孟之學”的著名文學家李汝珍以及“承……江戴諸儒之緒而擴充之”的戴震三傳弟子俞正燮共同弘揚和發揮了戴震的義理之學,維護了戴震義理之學的尊嚴,為清末民初章太炎、劉師培、胡適、梁啟超等人重新研究戴學并給予戴震義理思想以高度評價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
    游離派
  所謂游離派是指那些僅僅把戴震作為一位著名的考據學家看待,而對其義理方面的思想或理解上存在偏差,或前肯定后否定的學者,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段玉裁、章學誠等人。
  對于戴震的后學,梁啟超曾經說過:“戴門后學,名家甚眾,而最能光大其業者,莫如金壇段玉裁,高郵王念孫及念孫子引之,故世稱戴、段、二王焉。”[3](P40)段氏與戴震以師生相稱,每有書信往來,共同切磋學問,情誼甚篤。段氏受戴震學術思想影響主要是在音韻考據方面,其主要著作為《說文解字注》、《六書音韻表》,尤其是《說文解字注》傾注了段氏近40年的心血,為文字學中不刊之論。著名小學家王念孫評價該書為“千百年來無此作矣”。在義理方面,段氏雖對戴震的思想沒有完全領會,但在其所著的《戴東原先生年譜》中,還是記載了戴震許多義理方面的言論和思想。他指出:“先生合義理、考核、文章為一事,知無所蔽,行無少私,浩氣同盛于孟子,精義上駕乎康成、程、朱,修辭俯視乎韓、歐焉。”[4](P246)段氏對戴震的考據與義理之學做了一定的概括,“先生之治經,凡故訓、音聲、算數、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惡是非,以及陰陽之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實”。段氏認為戴學之根本就在于其“實”。段氏還強調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等義理著作“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誠,言明,言權,言仁義禮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經》、孔、孟之言,而以異學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義開示,使人知‘人欲凈盡,天理流行’之語病”。[4](P228)因此只有懂得戴震這部正人心之要的“第一要著”,才算是真正掌握了戴震思想的精髓。但是,段玉裁主要還是一個文字學家,盡管他對戴震的義理之學多有肯定,但他在問學路徑上卻與戴震相異。戴震所謂“義理”,本源于六經、孔孟之學,是戴震思想所要達到的最高理想目標及歸宿;它是考核、文章之根本,“義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義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段氏則站在考據學的角度,崇尚考核,指出“義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5](第六冊P3458)由此可見,盡管段氏斥責那些“求先生一名一物、一字一句”的學者為“淺者”,但他主要還是繼承了戴震的訓詁之學,因而他所推祟的只是戴震“由考核以通乎性與天道”。[5](第六冊P3459)而對戴震義理之學的理解則頗有抵牾。
  與戴震同時的還有一位著名學者章學誠,他面對“家家許鄭,人人賈馬”的漢學潮流,大倡“六經皆史”,為浙東史學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章學誠雖主要致力于史學,但自以為“知戴最深”,[2](卷七P157)他已經認識到“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2](卷七P288)肯定“戴君學問,深見古人大體,不愧一代巨儒”,他說:“至今無人能定戴氏品者,則知德者鮮也。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為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于天人理氣,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2](卷七P288)在章氏看來,戴震的學問絕不只是停留在訓詁、考據、制度等考據學領域,而是將其目標放在“將以明道”的更高層面。但當時人們只是評價他在考據學方面的成就,而對他在“義理”方面的論述和成就卻以為類似于宋儒之言,幾乎沒有人能夠理解它。而章氏十分明確地指出了戴學之“絕詣”就在于“義理”方面,對戴震的義理之學表示了深深的認同。章氏針對時人特別是朱筠、錢大昕等人對戴震的誤解,為戴震的思想做了辯護,認為他們對戴震的評價“不足以盡戴君”、“似買櫝而還珠”。但由于當時章氏“人微言輕,不足以動諸公之聽”。章氏還認為戴學“能深識古人大體,進窺天地之純”。受戴震之影響,章學誠也力主從考據中尋求義理,并主張義理、辭章、考據三者互相為用,學者應由考據而達于義理。章學誠對乾嘉年間人們對戴學“未嘗有其識”、“人皆視以為光怪陸離,而莫能名其為何等學”十分感慨。但是,章學誠又站在理學家的立場,竭力為程朱理學辯護,認為乾嘉考據學之興盛,皆由朱學發展而來,人們沒有理由蔑視朱學。基于這一認識,出于對程朱理學的維護,章氏對戴震批判程朱理學表現了深深的不滿,章氏的這一傾向主要表現在戴震的晚年,尤其是《孟子字義疏證》面世以后。章氏在戴震逝世前后寫就的一系列文章和書信中,批判和指責戴震“心術不純”和“丑詈程、朱,詆侮董、韓”,是想“稱謂孟子后之一人”,如他認為戴學即是朱學“數傳而后起者”,按章氏在《朱陸》篇中排列的朱學系統,戴震乃是朱熹的六傳弟子,但戴震卻反過來“薄朱氏之學”,實在是“飲水而忘源”,“忘其所自矣”。章氏從此加入了攻擊戴震的行列。章氏對戴震批判理學的指責,與兩人早年確立的學術路向不同有關,但也與章氏本人計較個人恩怨、最后投奔戴震義理之學的否定者——朱筠門下有關。
    否定派
  戴震的義理之學在不乏肯定者、繼承者的同時,也遭到了來自各方面的反對和否定。這些反對或否定者部分來自于考據學陣營內部,但主要還是來自程朱理學或陸王心學陣營。來自程朱理學陣營的代表人物有朱筠、紀昀、姚鼐、翁方綱、方東樹等人;來自陸王心學陣營的代表人物則主要是彭紹升。
  據記載,當戴震早年客居京城時,“館閣通人”紀昀、王鳴盛、朱筠等人都曾前往拜訪,戴震一時名重京師,“薄海承學之士,至于束發受學之童子,無不知有東原先生”。[6](P451)可見,朱筠當時對戴震的學問及人品是極為推祟的,但當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面世后,朱筠對戴震的態度卻發生了變化。在戴學何者“可傳”,何者“不可傳”等問題上,朱筠與洪榜產生了嚴重的分歧。當洪榜撰著的《戴先生行狀》全載《答彭進士允初書》時,朱筠堅決表示反對,以為“可不必載……戴氏所可傳者不在此”。[1](P98)朱筠反對洪榜收入該文的理由有三:一為“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其所立說,不得復有異同”;二為“經生貴有家法,漢學自漢,宋學自宋,今既詳度數,精訓故,乃不可復涉及性命之旨”;三為“儒生可勉而為,圣賢不可學而至”。[1](P98)況且“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圖更于程朱之外復有論說乎?”在朱筠看來,漢儒“主于故訓”而征實,宋儒“主于理義”而蹈空,各種學問程朱已論之甚詳,因此學者無須在“程朱之外復有論說”,更無須再闡發所謂“義理”。很顯然,朱筠所指乃為戴震的義理之學,他甚至認為,戴震的義理之學是“空說義理,可以無作”。[2](卷七P288)對戴震的義理之學采取了根本否定的態度。
  紀昀也與戴震相交頗深,曾作詩披露了他對戴震的學問及其為人的敬仰,推崇戴震為漢鄭康成以后“六經訓詁”領域的宗師。紀昀高度評價“戴君深明古人小學,故其考證制度字義,為漢以降儒者所不能及”。并在自己的著作如《閱微草堂筆記》中多次引用戴說以為己論,甚至在戴震逝世后,紀昀還是“偶展遺書百感生”。但是,當紀昀看到戴震寫就的《孟子字義疏證》后,對戴震開始持激烈批評的態度。據章太炎《釋戴》篇記載,紀昀看到《孟子字義疏證》后,“攘臂而扔之”,足見其憤怒之程度;并說該書“以誹清凈潔身之士,而長流污之行”。從紀昀對戴震學問與人品的推崇敬仰相比,紀氏之行為表現頗令人費解。長期以來,學術界普遍的理解是,紀氏十分推崇戴震的人格及治學精神,在對戴震的義理思想及批判理學的態度上,紀昀作為程朱理學的信仰者,與戴震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和對立。這是一種“對事不對人”的態度。但我們也不排斥有另一種可能,就是說,紀昀對戴震著作“攘臂而扔之”,純屬一種政治上的自我保護措施,是在做一種表面性的官樣文章,是為了適應當時的某種政治需要不得已而為之,這種行為并不代表他本人的真實思想,其真實思想仍是對戴震思想的深深認同。紀昀的這種行為說明了在封建專制社會中人們常常存在“言行不一”的情形,為了保護自己不得不違心做出一種有利于自己的選擇。“表面的”,“現象的”與“真實的”、“本質的”不一致、不統一,往往對我們科學評價某一歷史人物產生了極大障礙,如何把握科學準確的尺度,值得我們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進一步探討。
  戴震義理方面的思想遭到了來自陸王一派的激烈反對,其典型代表人物是“好釋氏之學”、“好談孔孟程朱”的彭允初。段玉裁在《戴東原先生年譜》中評價說:“彭君好釋氏之學,長齋佛前,僅未削發耳,而好談孔孟、程朱,以孔孟、程朱疏證釋氏之言。其見于著述也,謂孔孟與佛無二道,謂程朱與陸王、釋氏無異致。”當他看到戴震的《原善》與《孟子字義疏證》后,認為二書“所痛攻力辟者,尤在‘以理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而深感不滿。彭氏站在理學維護者的立場,作《與戴東原書》,就天道、人道、性命、理欲等方面向戴震提出了質疑。針對彭氏的挑戰,戴震毫不畏懼,作五千言的《答彭進士允初書》予以反駁。《答彭進士允初書》是戴震晚年繼《孟子字義疏證》后最重要的一篇闡發其義理思想的書信,是一篇對理學家的挑戰進行應戰的戰斗檄文。戴震采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論戰方法,明確指出他與彭氏的觀點“截然殊致”、“無毫發之同”,從而徹底揭露了彭氏出入于釋老之間的假道學本質。
  標榜“論學以程朱為宗”的姚鼐,早年因仰慕戴震之名欲拜戴為師,為戴婉拒。姚氏后來之攻擊、誹謗戴震,與其早年這段經歷不無關系,但主要還是出于他對程朱理學的信仰和維護。姚氏反復強調只有理學才得孔孟真精神,只有程朱才是孔孟的傳人。他說:“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猶吾父師也。然程、朱言或有失,……正之而詆毀之,訕笑之,是詆訕父師也。”[2](卷七P156)姚氏視程朱為“父師”,是不容“詆訕”的,視“洛閩以來義理之學”“為維持世道人心之大”,是“不可誣”的。他主張一切學問應“以程朱之學為歸宿之地”。在這種價值觀念的支配下,他認為學者“博聞強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2](卷七P156)姚氏此論,并非出于無知,而是出于愚昧。其荒謬邏輯是:首先確立一“權威”,然后任何反對此“權威”者,皆視為“愚妄不自量”。在他看來,戴震就是這種“愚妄不自量”的人。本來屬學術領域的爭辯,變成了赤裸裸的人身誹謗和攻擊。他把戴震遭受攻擊之原因歸結為“意乃欲與程、朱爭名”,[2](卷七P157)戴震的所作所為應遭到“身滅嗣絕”的報應。從這里也可以看出當時在意識形態領域矛盾斗爭之尖銳程度。
  當時還有一位對戴震義理之學大加攻擊的理學家程晉芳。他在《勉行堂文集》《正學論》篇中斥責戴震的情欲思想“徒以便己之私而不知大禍仁義又在佛、老、楊、墨”之上,對戴震的義理之學也做了否定性的結論。
  以“勿畔程朱”為圭臬的翁方綱對戴震的考據之學也曾十分推崇,認為“學者正宜細究,考訂詁訓,然后能講義理也”。[2](卷七P297)翁氏并不一味反對義理,而是主張考訂之學以忠于義理為主。因此當戴學被錢載等人譏為“破碎大道”時,翁氏很是替戴震鳴不平,并得出結論說:“錢、戴二君之爭辯,雖詞皆過激,究必以東原說為正也。”[2](卷七P297)但當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公之于世后,翁氏的態度發生了根本轉變。他評論說:“近日休寧戴震,一生畢力于名物象數之學,博且勤矣,實亦考訂之一端耳。乃其人不甘以考訂為事,而欲談性道以立異于程朱。……可謂妄矣。”[2](卷七P296)在這里,翁氏拋棄了他曾有過的“考訂之學以衷于義理為主”的學術主張,反過來指責戴震不應講義理、談性道,更不應有“異于程朱”的思想言論。翁氏還專門作《“理”說駁戴震作》,就戴震“言理力詆宋儒”對戴學予以批判。其實,翁氏的所謂批判,充其量不過是站在程朱的立場對戴震義理之學的歪曲而已,絲毫無損于戴震義理之學的巨大歷史價值及其對近代啟蒙思想的先導意義。
  理學家對戴震義理說的攻擊,至道光年間的方東樹達到了高潮。方東樹曾受學于姚鼐,其為學專崇程、朱,以為考據之學名為治經,實足亂經,著有《漢學商兌》等書。他對戴震“著書以辟宋儒、攻朱子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為厲禁”[7](P235)深表不滿,指責戴震“畏程朱檢身,動繩以理法,不若漢儒不修小節,不矜細行,得以寬便其私,故曰宋儒‘以理殺人’”。[7](P386)對于《孟子字義疏證》一書,他更是貶得一無是處,他說:《孟子字義疏證》“戴氏自謂‘正人心’之書,余嘗觀之,jiāo@②gé@③乖違,毫無當處”。[7](P283)他對戴震義理之學的核心內容一一進行了反駁,如對戴震提出的“體民之情,遂民之欲”思想,方氏駁斥說:“若不問理,而于民之情欲,一切體之遂之,是為得理,此大亂之道也。”[2](卷七P302)再如對戴震提出的理學“以理殺人”,方氏以責問的口吻說:“何謂‘以理殺人’?”“程、朱以己之意見不出于私,乃為合乎天理,其義至精、至正、至明。”[7](P278)他認為程朱理學是“至精、至正、至明”的學問,是“合乎天理”的、不能變更的思想教條,一切思想言論應以理學為圭臬,戴震敢于批判理學,“與朱子抵觸”,實在是“亙古未有之異端邪說”,他認為戴震“名為治經,實足亂經;名為衛道,實則叛道”,實為“學術人心之害”。[7](P235)可以說,在清中后期對戴震進行攻擊的理學家中,方東樹對戴震的攻擊可謂最為系統最為全面。就像洪榜與朱筠的爭論一樣,針對方氏的言論,黃式三專門作《申戴三說》為戴震辯說。戴震的義理之學思想就是在不斷的反復曲折的思想辯難中愈益閃耀出熠熠光輝,從而確立了在中國思想史上的不朽地位。
  戴震的義理之學思想振起于考據學為學術主流思潮的乾嘉時期。盡管戴震的義理思想在當時及其后近百年的思想界激起了巨大波瀾,但其歷史思想價值不因反對派的攻擊、非難而失去其思想光芒;相反,戴震的學說經過友人、弟子的收集、整理和校勘,不但得以結集出版,而且很快在江南地區知識界傳播開來。在戴震義理思想的影響下,理學的神圣地位迅速下降,朱熹不再是只可信仰不可評說的“教主”,甚至出現了“不薄朱子,則不得為通人”、“誹圣排賢,毫無顧忌”的社會風氣。[2](卷七P290)戴震義理思想在江南地區的廣泛傳播和影響,為清末民初再次掀起研究戴學的高潮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戴震義理之學的近代啟蒙價值和意義
  戴震的義理之學是否具有啟蒙意義,學術界一直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戴震的義理之學是在“經言”外衣的庇護下對儒家經典及范疇所做的詮釋。它即使具有某些啟蒙思想,在封閉陳舊的經學體系內也幾乎消弭殆盡,很難發揮出實際的作用和影響。另一種觀點認為,戴震的義理之學在本質上屬于近代啟蒙思想的范疇,他在許多價值觀念上如人性論、認識論、政治觀念。治學方法等,都與西方近代思想相一致;只是迫于當時的政治高壓而不得不采取“經言”的方式詮釋儒家經典,但這絲毫不能抹殺戴震義理之學的近代啟蒙價值和意義。
  筆者以為,當某種思想觀念代表了新興市民階層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某些基本特征,用理性的眼光對傳統的一切價值系統進行重新估定和評價時,我們就可以認定,這種思想觀念本身在人類思想發展史上就已經具有了啟蒙的價值和意義。我們用這一價值標準無論是評判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或18世紀的啟蒙運動,還是評判中國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潮,莫不是如此。如果說在18世紀的中國,曹雪芹等一批文學家在文學領域撐起了反對封建專制,倡導人性解放的思想大旗的話,那么,在思想領域,這一殊榮理應屬于以戴震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戴震的義理之學,不但“復活了17世紀清初大儒的人文主義的統緒”,而且還“啟導了19世紀的一線曙光”。[8](P455)
  戴震不但繼承和發展了中國早期儒家思想中某些具有啟蒙萌芽的思想意識,并使之成為自己闡發和弘揚啟蒙思想觀念的深厚精神土壤和經典依據,而且又站在近代思想的入口處為傳統的儒家思想注入了新的思想內容。戴震義理之學所蘊涵著的內在價值在當時已被不少學者所肯定,但它所蘊涵的近代啟蒙意義卻主要是在近代資產階級產生以后方才顯現。清末民初,章太炎首先發現了戴震義理之學論著中所蘊涵的強烈的反封建專制的思想價值,并特撰《釋戴》予以表彰;粱啟超把戴震“情感哲學”從理學獨斷論的樊籬下掙脫出來,比之于歐洲文藝復興思潮從中世紀基督教禁欲主義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從而揭示出戴震思想的獨特價值和意義。他認為戴震“其志愿確欲為中國文化轉一新方向。其哲學之立腳點,真可稱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論尊卑順逆一段,實以平等精神,作倫理學上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雖辭帶含蓄,而意極嚴正,隨處發揮科學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實三百年間最有價值之奇書也”。[3](P39)胡適也對《疏證》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是宋明理學的根本革命”,“摧毀五六百年推崇的舊說”。
  戴震對一切傳統價值采取懷疑的批判的態度,用理性的眼光對一切傳統的圣賢訓條進行評判。戴震對傳統價值的懷疑批判主要表現在對程朱理學的懷疑批判上。戴震批判程朱理學,一是打著“復古”的旗幟,把他與理學家的對立還原為孔孟與理學家的對立;一是打著反老莊釋氏的旗幟,把程朱理學的一切失誤和弊端統統歸結為受老莊釋氏的影響。由于程朱理學在當時居于官方的統治地位,因此,戴震批判程朱理學,其精神便具有與近代思想所提倡的反傳統、反權威相一致的一面,它所具有的近代啟蒙意義不容置疑。戴震還從自然人性論的高度肯定人的情感欲望在人性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批判程朱理學的“天理、人欲”對立觀,把“富民”作為根本,主張“體情遂欲”。“一人之欲,天下人之所同欲也。”批判程朱的禁欲主義,熱切呼喚民主自由思想,體現了市民階層對正當物質需求的向往和呼喚。但是,戴震是在“經言”外衣的庇護下對儒家經典及范疇所做的詮釋,他對程朱理學的批判是通過“回歸儒典”、以“復古”的形式表現的,就此而論,戴震的批判在某種程度上甚至不及明清之際思想家批判理學的尖銳程度。但這都是由于戴震所處的惡劣政治環境所引起的,我們不能因此苛責戴震,更不能因此貶低和否定戴震義理思想所具有的近代啟蒙價值和意義。
  19世紀中葉,中國傳統的封建社會進入了近代社會,從而也進入了近代的啟蒙時期。一般說來,近代啟蒙運動是人類歷史上一次全面而深刻的觀念變革,其價值核心即是對封建時代專制主義、蒙昧主義、禁欲主義的根本否定,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提倡一種新的價值觀念、新的道德規范。近代啟蒙運動有兩大任務:一是反對宗教蒙昧主義,宣揚理性與科學;二是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宣揚民主與法制。從這一意義上說,戴震既是17世紀早期啟蒙運動的繼承者,同時又是19世紀近代啟蒙思潮的開啟者、先驅者。也就是說,在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傳統價值觀向近代價值觀的嬗遞轉變過程中,戴震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研究戴震思想特別是戴震的義理思想,汲取、借鑒其思想中積極的有價值的合理內核,在當今社會轉型過程中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收稿日期:2002-11-13
文史哲L濟南48~54B5中國哲學王杰20032003戴震在對經典考據及經典詮釋的基礎上建構了其義理之學的思想體系。從清中后期學界的評價中,可以看出其義理之學是中國傳統思想向近代思想轉化的重要橋梁,以及其具有的近代啟蒙價值和意義。戴震/義理之學/歷史地位/啟蒙意義王杰(1963-)男,山東淄博人,哲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博士后,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編審,主要從事中國先秦思想、明清思想的研究。北京師范大學 歷史系,北京 100875 作者:文史哲L濟南48~54B5中國哲學王杰20032003戴震在對經典考據及經典詮釋的基礎上建構了其義理之學的思想體系。從清中后期學界的評價中,可以看出其義理之學是中國傳統思想向近代思想轉化的重要橋梁,以及其具有的近代啟蒙價值和意義。戴震/義理之學/歷史地位/啟蒙意義
2013-09-10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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