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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文學的“瘋長”及其他
報告文學的“瘋長”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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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我的好奇、并使我產生一些想法的,其實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今年揭曉的魯迅文學獎各單項獎獲獎作品名單中,“優秀報告文學”的數量是最高的,幾乎等于短、中篇小說獲獎作品的總和(短篇: 6,中篇:10,報告文學:15);相比之下,長篇小說的“獲獎”便更可憐了:拖拉了好幾年評定的第四屆茅盾文學獎僅僅是4部, 還被人戲言為“塵埃落定”,最終落了個“輿論嘩然”的可悲結局(據京城某報)。不過,我不想在這里討論包括長篇小說在內的小說創作的數量與質量的關系及比例問題。我只是疑惑:如此多的報告文學作品獲獎,真的是這一領域的“優秀”太多的緣故么?我們是不是被那種洶涌的大規模大批量的“生產態勢”嚇住了?“嚇住”的說法自然也是戲言,但報告文學的“瘋長”,我想是一種有目共睹的事實——倘說它是本世紀的文學奇觀,大約也算不得過分。
  何謂“瘋長”?即是指那種不正常的、超常態的奇異“長勢”,那種良莠不齊、雜草叢生、但又蓬勃強大的滋生蔓延之態。
  報告文學的這種局面是怎么形成的?細細想來,總讓人感到其中的蹊蹺或不可思議。如果說長篇小說的“長勢”過于旺盛,或許還可以找到一點兒原因,可報告文學,既無大張旗鼓的倡導(如八十年代的“中國潮”),也沒有給予特別的鼓勵(只是這次魯迅文學獎多給了幾個獲獎作品的名額)。相反,報告文學領域還時有作家被官司糾纏的傳聞——實事求是地說,因了報告文學的“非虛構性”,特別是與社會問題的密切關聯,作家是要冒一點兒風險的:倘若你的揭露與批判不可靠、不準確,甚至還帶有某種“想當然”的或自以為“合情合理”的想像成分,那被揭露、被批判的一方,便會抓住“失實”的尾巴與你“較真”到底……盡管如此,我們的報告文學仍然像是步入了一個失態的季節,而且獲得了史無前例的蓬勃生長。其中的“副效應”,且不論報告文學“好寫”的誤解,就說各式各樣的“優惠”或“實惠”,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有“瘋長”就有“助長”,有“助長”便有“瘋長”,恰似一種永無休止的浩浩蕩蕩的循環游戲。
  在我看來,最終能使這種循環游戲“循環”下去的,是“寫家”與“出版”(包括報刊發表)的異常默契的“結盟”。此間的“共同策劃”,自然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因為在“共同策劃”或“結盟”的表象背后,最活躍最強大的,是名利、特別是金錢的驅動。此情此景,此中的內幕,誰都知道一點兒,只是不便或不想說破而已。若說其中的差異,也僅僅在于:有些是“圖利”,目的是掙錢,或稱之謂“贏得市場”,而有些則是“趨名”,將“主旋律”奏得驚天動地,策劃及寫作的目標一開始便很明確,是為了奔“×××”獎的。但無論是“圖利”還是“趨名”,最終的效果便是把報告文學弄得面目全非。實際上(至少是這幾年來),真正稱得上“優秀報告文學”或既有“報告”又很“文學”的作品并不多,即便是獲了國家大獎的作品,其中又有多少經得起歷史考驗而問心無愧地可以稱為“精品”的?
  報告文學的“創作”在數量與質量的比例上的嚴重失衡,早已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在那種大規模大批量的“生產態勢”之中,不要說是“優秀”,就是真正體現了報告文學品性的作品,也不是經常可以見到的——充斥文壇或出版界的,相當一部分“作品”屬于敷衍了事之作,甚至是一些有損寫家人格的媚俗之作——或極盡“片面真實”之能事,所謂“譽人過實”,致使美化走向反面;或訴諸于輕車熟路的老套子,思考蒼白而少有主見,一副“有肉無骨”之態;或省去了絕不能省的采訪調查,道聽途說,不出家門竟也“縱述”天下事;或一味依仗“現成材料”,東拼西湊,剪貼抄襲;或迎合低級趣味,以色情兇殺之類順應所謂的“市場經濟”(與此相反的是:把報告文學寫成“典型材料”,只要“主旋律”而對文學性、可讀性不屑一顧);或干脆是“合理想像”,肆無忌憚地捏造編織……諸如此類,說不完道不盡。最近柯云路先生的“新發現”(所謂“發現黃帝內經”及“發現當代華陀”),可以說是“膽大藝高”,在“合理想像”的沖刺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當然,在這持續“瘋長”的報告文學領域中,“歌功頌德”的“報告”依然占據著絕對優勢,這些作品“上市”之后,似乎也沒人追究其中的真實性或真實的程度——所謂“戴高帽子戰無不勝”,確是中國社會的一道令人感慨萬千的絕妙風景。由此可見,一方面是寫家的敷衍了事、不負責任,另一方面則是出版界對于這種敷衍了事、不負責任的匆忙承認——同樣的速成草就,同樣的急功近利,兩廂情愿,一唱一和,“長勢”也就越來越“瘋”、越來越不可阻擋。
  曾有好心的朋友告訴我,說很多“東西”是不能算作報告文學的,如那些專門頌揚某縣、某市、某地,或刻意謳歌某企業、某經理的文字,大都是“亂抬轎子、瞎吹喇叭”,受雇遵命而已,稱“廣告文學”也是褻瀆了“文學”的名聲。我承認,其中的道理都對。但這些絕不止于“廣告文學”的“東西”在流向社會時,都是被稱作“報告文學”的,或至少是舉著“報告文學”的大旗的。你能說什么?僅僅是“歌功頌德”么?他可以說,你能頌揚張三,我就不能頌揚李四?他還可以說,我寫的都是真的,若不信你去調查——你是讀者,你能去調查么?其實,真正值得調查一番的,當然不僅僅是真與假的問題,最有意義或最富戲劇性的,恐怕還在于為什么要寫作與為什么要出版(或發表)的背景。這背景一旦獲得揭露或描述,才是名副其實的報告文學呢。所以,我對我的朋友說,誰也判決不了這“東西”是報告文學或不是報告文學,籠而統之,稱“瘋長”最恰當:所謂“雜草叢生,良莠不齊”,是也。
  在以往的文體分類中,報告文學只是散文的一種特別方式,其特點僅在于它的新聞性及非虛構性——至于“現實性”,似乎并不獨屬于報告文學,即諸如小說、雜文、隨筆、乃至詩,都可能含有相應的“現實性”(或“現實感”)。待報告文學在新的環境中稍有點兒發跡與得志,它便開始了自己的“自立門戶”。而且,年復一年的繁榮發展,竟使自己慢慢忘卻了自己“姓什么”與自己的主要職責是什么,并人為地松散了或擴張了“報告文學”的范疇,即很隨意地將一些算不得報告文學的敘述樣式,不分青紅皂白地硬拉入或歸入到報告文學領域。我想,不是“瘋長”,至少也是“膨脹”了。如果有興趣梳理一遍獲得了魯迅文學獎的報告文學作品,那15部都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報告文學么?當然,對于作家來說,所寫的作品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價值、有意義或可讀耐讀。
  如今的報告文學題材越來越“大膽地往前走”,即歷史生活與歷史人物越來越成為報告文學的重要描寫對象,這也是構成報告文學“瘋長”的重要因素。歷史生活及其人物的大量進入,確已給報告文學創作帶來了一系列幾乎無法克服的難題,并使報告文學這一文體范疇面臨挑戰,甚至存在瓦解的可能性。難怪有的報告文學作家驚呼,說報告文學寫了民國寫清朝,寫了清朝寫明朝,一直要寫到秦始皇才罷休……這樣下去報告文學還叫報告文學么?持這種見解的作家所依據的重要理由是:歷史題材的報告文學作品缺乏“新聞性”。當然,缺乏“新聞性”是一個方面,即歷史題材的報告文學基本上是一些老材料(或已知史料)的重復與翻炒,而作家因了不是杰出歷史學家的緣故,也不太可能發現具有新聞價值的全新材料(或史料),最好的報告文學作家也大抵是依據老材料(或已知史料)提出一些新的見解——即使是如此,這些新的見解也只能糊弄一般讀者,在真正的歷史學家那里則常常捉襟見肘,甚至弄出一些笑話。在我看來,很多歷史題材的報告文學作品之所以不能算是報告文學,關鍵在于這些作品無法保證描寫的“非虛構性”。“非虛構性”作為報告文學的生命支柱,喪失了它,也就從根柢上丟棄了報告文學的品性。就報告文學的敘述特點來說,它離不開自身的形象體系或形象結構,或者說,報告文學的描寫具有濃厚的形象性特點,而這種敘述特點對于歷史題材的報告文學創作來說,因了文體的“非虛構性”而幾乎成為一道無法跨越的障礙。很容易理解,在歷史題材領域,我們已經失去了采訪當事人及對于某些生活內容進行核實的可能,實際上,許許多多歷史人物的所作所為,以及在彼時彼刻的所思所想,早已成為無解之謎。不要說是古代人的生活,即便是對長征時代的當事人或那時的某些過程的“在場者”,如今也難以尋找了……歷史就這樣過去了,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以報告文學的“非虛構”的方式傳達歷史生活與歷史人物,也因失卻采訪對象而大都成為一種幻想。這倒不是說絕對不可以寫,而是說在寫的過程中,因少有形象性的描寫材料,而不得不以丟棄報告文學基本品性為代價——我們現在讀到的很多僅僅依據有限的文獻資料而寫成的所謂歷史題材報告文學作品,不是充滿了“文學演義”的氣息,就是在細節或場面的形象描寫過程中訴諸了大量的推斷或猜測的“合理想像”、乃至“虛構”的成分。這樣的描寫狀態,不要說是在近代、古代的歷史題材,即便是在現代或當代(已成為歷史的那部分)題材的報告文學創作中,也是很容易發現的:有的可能隱晦一些或更技巧一些,有的則很笨拙、很愚蠢,一看便讓人有被愚弄感。倘若一部被稱為報告文學的作品,“真人”與“假事”混為一談,大量地滲入了“演義”、“合理想像”、甚至是“虛構”的成分,那就不再是報告文學了。假如作品寫得可讀耐讀,或富有感染力及啟示價值,則可以給它一種其他的稱謂,譬如演義小說、歷史隨筆等。我們現在讀到的一些作品,與其稱之為歷史題材“報告文學”,還不如稱這些作品為“長篇歷史隨筆”。這樣,也許更合適一些,稱“報告文學”確實很勉強。使我想到這一點的是——
  十幾年前我讀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見黃先生在談到此書出版的難處時寫道:大學出版社認為“這書既不像斷代史,也不像專題論文,又缺乏分析與解剖,實在是不倫不類”,所以拒絕“承印”。實際上,《萬歷十五年》是很地道的傳記性“歷史隨筆”。去年又讀到黃先生的《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書中的作品大都以人物為線索,如秦始皇、漢武帝、隋煬帝、武則天、黃巢、王安石、成吉思汗等,黃先生在《大陸版卷后瑣語》中說:“各篇雖大致以人物傳記之體裁為主,所敘事之影響,這逾當時人之人身經驗,積累之則與我們今日之立場仍然有關。”三聯出版此書時稱“史評”,我以為視作“歷史隨筆”更恰當。但無論是《萬歷十五年》還是《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都沒有被認為是“報告文學”——若與如今的一些歷史題材報告文學相比, 寫了7位歷史人物的《萬歷十五年》,也許要更“報告文學”一些,因為作品基于歷史學家的嚴肅審慎,其中的描寫(甚至是宮廷生活及妃嬪恩怨的描寫),無疑要比一些所謂的歷史題材報告文學作家顯得更準確、更可靠。
  這使我突然想到,在今年揭曉的魯迅文學獎的評選中,組織者相當理性地把李輝的《秋白茫茫》歸入了散文的行列。其實,《秋白茫茫》中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都是寫人的(所謂“秋白”即瞿秋白),而這些寫人的作品,都擁有嚴格的“非虛構性”,因此,在“真實”這一點上,不僅充滿了新的開拓及見解,而且同樣要比一些流行的以歷史人物作為描寫對象的報告文學更“報告文學”一些。但從整體上判斷,稱這些作品是隨筆型的散文,自然要比報告文學的說法更切合實際,或更吻合閱讀的印象。
  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說,針對如今的報告文學的“瘋長”及文體的肆意“膨脹”,訴諸以“范疇”及基本要求的“整飭”,便顯得十分必要。或者說,對報告文學這一獨特文體的規范及認定,文學界應有必要的共識——特別是對于敘述——無論是整體還是局部(如細節、場面)的“非虛構性”,必須得到不打任何折扣的護衛與遵循,絕不能有絲毫的猶豫與動搖(這一點對于那些“寫問題”的報告文學來說,似乎顯得更重要)。與此相關的是,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對待自己的勞動果實,是什么就是什么——是“演義”就是“演義”,是描述性的研究報告就是描述性的研究報告,是典型材料就是典型材料,是隨筆就是隨筆,是“史志”就是“史志”(若與“文學”相去甚遠的話)……大可不必涌入報告文學領域“湊熱鬧”,以致折損或摧殘了報告文學本該具備的嚴肅而神圣的文學品性。而且,這個世界上的文體樣式本來就是多樣化的,何況,每一種樣式的文本都擁有“優秀”或“出類拔萃”的可能性。
  報告文學這一文體是近二十年間才興旺發達起來的,“頂風冒雪”的作家們也付出了極為艱辛的勞動、甚至是慘重的代價。應該說,這是一條荊棘叢生的文學道路,一條因直接關注社會生活及“民心熱點”而充滿風險的文學道路。當然,也是一條最能贏得大眾呼應的文學道路。時至今日,幾乎是經由新時期兩代作家的堅韌不拔的耕耘,報告文學才有了如今的局面,同時也提供了魚目混珠——“瘋長”及“膨脹”的可能性——可謂成就與憂慮同在。大凡任何事物的歷史進程都是這樣,即發展或興旺到一定的程度,就得回頭作一番反省,或重新想一想初衷及開始時的本意——譬如說,怎樣才算是報告文學?報告文學到底是干什么的?諸如這樣的帶一點兒正本清源色彩的自問或詰疑,看似很簡單,但回答起來并不容易。在我看來,倘要真正遏制報告文學的“瘋長”及文體的“膨脹”,就得從本源的梳理做起,即把報告文學真正理解為報告文學,并在實踐上獲得兌現。
  對于報告文學的“新聞性”的認同,在如今不應該成為一個繁難而充滿分歧的問題。所謂報告文學,“報告”的意思便與“新聞性”相關。而“新聞性”的含義,也并不局限于“時事”。人所皆知,即便是很久以前的人與事,只要是第一次披露于公眾,也照樣是“新聞”。正因為如此,盡管我對歷史題材報告文學提出了不少質疑,但我并不反對歷史題材報告文學的創作。或者說,歷史題材的報告文學照樣可以擁有“新聞性”,而且還可能具備一種與今人生活息息相通的批判性與現實感——就如一些描寫共和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及某些人物的報告文學那樣。我所担心的是,過于久遠的歷史事件及歷史人物,你夠不著、摸不清,缺乏細節場面,如何“文學”?你少有史學根柢或學術準備,又如何提供“新聞性”或新的“報告”?如今的一些報告文學作家比歷史學家還要歷史學家,真不知歷史學家是如何看待那些充滿了“演義”或“想像”的古代、近代、甚至是現代歷史題材報告文學作品的?
  就我們印象而言,當今報告文學創作——無論是何種題材及何種傳達方式,最值得關注的問題有如下兩個方面:
  一是報告文學的“非虛構性”。我之所以不使用“真實性”的概念(或“嚴格意義上的真實性”),乃是因為“真實性”是一個文藝領域的通用概念。報告文學的特別性(或它的品性),就在于這一文體的從整體到局部的“非虛構性”。它是報告文學安身立命的支柱。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了那個非虛構的“真”字。也因了這種意義上的“真”,報告文學才可能以自己的方式贏得公眾的呼應與共鳴(或者說,這是方式上的直接原因)。不言而喻,“非虛構性”的實現決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它需要作家付出大量的諸如采訪調查及甄別資料之類的艱苦勞動。對于作家來說,兩、三年的功夫完成一部報告文學,大約算是一種很正常的創作狀態。就此而言,也足以糾正那種“瘋長”循環中所形成的報告文學“好寫”的誤解——“非虛構性”還只是一個前提,因為“非虛構性”還不能與作品的質量劃等號。但我們的很多作品,連這樣的前提也保證不了。這是“瘋長”狀態中最普遍的現象。
  二是報告文學的社會性、批判性、以及與社會性、批判性相關的公眾意識。這是報告文學創作的靈魂,是必須堅持的文學精神。報告文學作家理應是文學界最有資格被稱為“知識分子”或“公眾知識分子”的群體——從嚴格意義上說,只有那種關注歷史進程、關心民眾生存狀態、以文學的方式參與社會政治生活以及憂患國家與民族前途的作家,才可能成為真正的報告文學作家。當然,這樣的報告文學作家的思考與寫作,總攜有濃厚的探索性,并充滿了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或使命感。當然,他們不是(誰也不可能是)真理的化身。在復雜的社會進程中,他們也可能出現失誤,然而就其探索的信念及使命來說,他們干預生活的前沿性與批判性,則體現著社會的進步及永遠的文學生命力。這些年來的報告文學創作,雖則“瘋長”的循環中充斥著媚俗與銅臭的氣息,但還是像八十年代那樣涌現了一批富有探索精神與使命感的作家(他們各有自己的方式及視域)——他們站在社會生活的前沿,憂國憂民,始終關注“民心熱點”,無論是張揚還是揭露性的描寫,大都具有犀利的批判鋒芒,如盧躍剛、黃傳繪、楊黎光、徐剛、陸桂棣、江宛柳、何建明、江永紅、一合、等等。他們的膽識,決定了他們是值得受到尊敬的報告文學作家。在我們觀念中,假如報告文學失卻或淡化了自身的社會性、批判性及強烈的公眾意識,甚至對社會矛盾與民眾疾苦、對國家與民族的前途漠不關心,那報告文學也就等于丟棄了靈魂,或自己摧毀了自己——成為一種過眼云煙的“無骨狀態”,一種趨炎附勢的阻礙社會進步的粉飾或無聊的文學游戲。然而,在如今的報告文學的大規模大批量的“瘋長”態勢中,這種值得公眾尊敬的報告文學作家,還是顯得少了一些。但我相信,隨著時代的進步與開放,也隨著中國人的自信心的增強,這樣的作家一定會多起來!
  我在文章的前面提到過“寫家”與“出版”的默契或“結盟”的問題。其實,“結盟”也沒什么不好——只要使這種“結盟”變得健康正常起來,報告文學的“瘋長”便可得到遏制。“出版”是一道防線,也是一種驅力。我說到了報告文學創作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倘若“出版”方面也能引起重視,那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報告文學格局,也不可能是當今這般模樣。
                    1998年3月18 日·北京
  
  
  
南方文壇南寧42~4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周政保19981998 作者:南方文壇南寧42~45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周政保19981998
2013-09-10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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