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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青山了此身──羅隆基素描
一片青山了此身──羅隆基素描
章詒和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一片青山了此身

 ──羅隆基素描

章詒和 撰
 

羅隆基

羅隆基(1898~1965) 江西安福人,字努生。早年留學美國。1931年與張君勱等同組再生社,次年改組為中國國家社會黨。曾任清華、光華、南開、西南聯大等大學教授,《新月》雜志主編,北京《晨報》社社長,天津《益世報》主筆等職。1941年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后改為中國民主同盟)。1946年代表民盟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并任民盟中央常務委員。1947年民盟被迫宣布解散,在上海被國民黨軟禁。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建國后,曾任政務院政務委員、森林工業部部長、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職。
 ——摘自《簡明社會科學詞典》


 關于羅隆基的這個條目,似乎缺少了一項重要的內容。那就是他在1958年1月26日,被劃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而這個身分遠比他的任何學位、職務、頭銜,要響亮得多,也知名得多,且保持終身,直至亡故。此外,他還是毛澤東親自圈定的章(伯鈞)羅(隆基)聯盟的二號人物。這個經御筆定下的鐵案,至今也未見發布官方文件,予以廢除或更正。我聽別人說,在1980年代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曾發過一個文件,說明章羅聯盟的“不存在”,可惜這個文件幾乎無人知曉。

 我很小的時候,父親(章伯鈞)讓我對一個西服革履、風度翩翩的中年男人叫:“羅伯伯。”
 這個羅伯伯,就是羅隆基。他比父親小三歲,由于愛打扮,講究衣著,所以看上去這個羅伯伯比父親要小五六歲的樣子。似乎父親對他并無好感。他也不常來找父親,要等民盟在我家開會的時候,才看得見他的身影。會畢,他起身就走,不象史良,還要閑聊幾句。

 我對羅隆基的認識和記憶,準確地說是從他劃為右派的前后開始的。

 那是在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發出了整風運動的指示,并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參加運動,幫助整風。

 5月,中央統戰部舉行座談會,羅隆基應邀參加。22日,他在會上發言,建議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失誤偏差,它還要公開鼓勵大家有什么冤枉委屈都來申訴。這個委員會應由執政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組成。中央如此,地方人代會和政協也相應成立這樣的委員會,使之成為一個系統。 ——羅隆基的這個發言,引起一片震動。

 他的意見被概括為“平反委員會”,和父親的“政治設計院”、儲安平的“黨天下”并稱為中國右派的三大“反動”理論。

 鑒于儲安平“黨天下”言論在社會上產生的強大沖擊,6月2日,時任國家森林工業部部長的羅隆基,作為中國友好代表團成員飛赴錫蘭訪問的前一天,對辦公廳副主任趙文璧打了個招呼:“部中鳴放要注意,不要過火。共產黨政策隨時都在變。”

 羅隆基說對了,當他還在科倫坡街頭的商店,興致勃勃地給干女兒挑選絲巾和香水的時候,國內形勢果然風云驟變,由整風轉為反右了。6月21日,他如期回國,等候他的不是熱烈的歡迎,而是嚴酷的斗爭。

 最初,面對報紙刊載的有關他的批判文章,羅隆基是鎮靜的。25日下午,即回國后的第四天,他坐在家中客廳的沙發上,對一臉驚慌的趙文璧說:“你何必那樣慌嘛。”
趙文璧的確担心,且提醒羅隆基:“你的群眾關系太壞,部內、部外都壞。”還特別點明:“你在生活作風方面,也太不注意了。”
羅隆基立即打斷他的話頭:“你不要談我的生活作風,我的脾氣不好,這些都是小事,一百條也不要緊,現在主要是政治立場問題……,所以,你要冷靜地分析問題,不要沉不住氣。”

7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文中,在批判該報為資產階級右派充當“喉舌” 的同時,指責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農工民主黨“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的,都是自外于人民,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而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其源蓋出于章羅同盟(后被稱章羅聯盟)”。

父親閱后大驚,說:“我這次講話(指5月21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幫助中共整風提意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是上了大當。”并從文筆、語調、氣勢上一口斷定,這篇社論必為毛澤東所書。
他憮然良久,又道:“老毛是要借我的頭,來解國家的困難了”。

 羅隆基讀罷,也沉不住氣了,最受不了的一個名詞,就是“章羅聯盟”。他兩次跑到我家,質問父親:“伯鈞,憑什么說我倆搞聯盟?”
父親答:“我也不知道,我無法回答你。”

 是的,對羅隆基來說,最最不能理解和萬萬不能接受的就是“章羅聯盟”。為了表達憤懣之氣與決絕之心,平素不持手杖的他,在第二次去我家的時候,特意帶上一根細木手杖,進門便怒顏相對,厲言相加,所有的話都是站在客廳中央講的,整座院子都能聽見咆哮之聲。父親則沉默,他也只有沉默。因為“章羅聯盟”之于他,也是最最不能理解和萬萬不能接受的。

臨走時,發指眥裂的羅隆基,高喊:“章伯鈞,我告訴你,從前,我沒有和你聯盟!現在,我沒有和你聯盟!今后,也永遠不會和你聯盟!”遂以手杖擊地,折成三段,拋在父親的面前,拂袖而去。

章羅是否聯盟?或是否有過聯盟?——民盟中央的人和統戰部的人,當一清二楚,。因為自打成立民盟的第一天起,他倆就是冤家對頭、對頭冤家。何以如此?物有本末,事有始終。若答此問,則必追溯到民盟的緣起和構成,而決非個人因素所能解釋。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之前身,原是三黨三派,是為組成最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在中共的積極支持下,一九四一年于重慶成立。三黨是指父親領導的第三黨(即今日之中國農工民主黨)、左舜生領導的青年黨、張君勱領導的國家社會黨;三派是指黃炎培創辦的中華職業教育社、梁漱溟建立的鄉村建設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后有沈鈞儒、史良領導的救國會加入)。這樣的一個結構組合,就注定它自成立之日即患有先天性宗派行為癥。抗戰勝利后,民盟的這個疾癥非但沒有消弭,反而大有發展。當時在民盟得勢的,是沈鈞儒領導的救國會和父親領導的第三黨。因為國家社會黨和青年黨被趕走,職業教育社和鄉村建設派,原本在民盟的人就不多。1947年在上海,黃炎培去醫院看望患有肺病的羅隆基的時候,曾同他商議要把盟內個人份子(在重慶是以組織單位加入民盟的)團結起來,成為一個獨立的單位,同救國會、第三黨并列、且相互制衡。后黃炎培轉到民建(即中國民主建國會)當負責人,便放棄了民盟,而他的打算則由羅隆基去實踐了。當然,退出國家社會黨的羅隆基,此時也正想拉住一些人,在盟內以形成一個力量。這樣,從一九四六年的上海到一九四九年的北京,在民盟終于有了一個人稱“無形組織”的小集團,其基本成員連羅隆基在內共有十位。他們是:潘光旦[1]、曾昭掄[2]、范樸齋[3]、張志和[4]、劉王立明[5]、周鯨文[6]、葉篤義[7]、羅德先[8]、張東蓀[9]。這個 “無形組織”的宗旨,用羅隆基自己的話來說,它的“主要對象是章伯鈞,是不讓章伯鈞獨霸民盟的組織委員會。”而此時,代表第三黨的父親又是與救國會的史良親密合作。于是,民盟中央內部便形成了楚漢相爭的局面。一邊是章史聯手的當權派,因統戰部的支持,他們自命為左派;一邊是羅隆基、張東蓀為首領的非當權派,英美文化的背景和自由主義者色彩,被人理所當然地視為右派。而民盟領袖沈鈞儒、張瀾,對這兩派也是各有側重。這個情況,別說是具體管理民主黨派的中央統戰部,就連毛澤東、周恩來也是心知肚明。1949年,召開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前,周恩來拿著民盟出席會議的名單,都是先和沈鈞儒、章伯鈞商量,再與羅隆基、張東蓀討論,而決不把這水火不容的章羅兩派攪和在一起。因為周公知道:他倆碰面只有吵,什么事情也討論不出一個結果來。

直至反右前夕,這種情況依舊。1956年的8月,民盟中央和民盟北京市委召集了一些在京的中委座談李維漢(時任中央統戰部部長)關于“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講話。會議由黃藥眠主持,一整天的會,共提出一百條意見。其中針對民盟中央領導的意見,就是宗派問題。
與會者說:“民盟中央的最大特征,就是宗派。大家只須閉上眼睛,就能知道誰是哪一派。”
“民盟的宗派,這幾年不特未消滅,而且更發展,不過形式更隱蔽更深入更巧妙罷了,事實俱在,不承認是不行的。”
“表現在人事安排上,他們要誰,就訂出幾條原則便利于誰;不要誰,就訂出幾條原則便不利于誰。”
“他們小宗派之間的妥協,表面上象團結,實際上是分贓。”
有的人指名道姓地問:“到西藏去的中央代表團,盟里為什么派黃琪翔去?根據什么原則?”黃琪翔來自第三黨,顯然,這個質問是針對父親的。而言者為“無形組織”成員,自屬羅隆基手下。可見,章羅關系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謂無人不知。了解以上的歷史情況,對羅隆基看到父親承認章羅聯盟的消息所持暴烈態度,便不足為奇了。

個性強直的他拒不承認自己是右派,拒不承認章羅聯盟,在會上不但面無懼色,還敢指天發誓:“即使把我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黨陰謀。”

這么囂張,自然要被好好地收拾了。羅隆基的主要身分是民主黨派,于是,主要由民盟中央出面,組織高密度、長時間、強火力的批判。批判會一個緊挨一個,有時是挑燈夜戰,午場接晚場。

6月30日下午和晚上,在南河沿大街政協文化俱樂部,舉行的民盟中央第二次整風座談會,名曰座談,實為批判。它拉開了揭發斗爭羅隆基專場的序幕。

7月3日晚,在文化俱樂部舉行的民盟中央第三次整風座談會,繼續揭批羅隆基。

7月5日晚7時半至11時,在同一地點舉行的民盟中央第四次整風座談會,仍是揭批羅隆基。然而,于一周之內搞的這三個“批羅”專場,統戰部和民盟中央的左派都未收到預想的效果。

在反右批斗會上,羅隆基的“無形組織”與右派小集團無異,成了眾矢之的。有人把北京的吳景超、費孝通,上海的彭文應、陳仁炳,四川的潘大逵,山西的王文光,湖北的馬哲民,蘇州的陸欽墀,江西的許德瑗,浙江的姜震中,云南的李德家,湖南的杜邁之,青島的陳仰之,南京的樊光等,也都歸到“無形組織”中去。挨批挨罵的羅隆基在對自己的“罪行”死不認帳的同時,不得不向左派求饒,懇請他們能實事求是一些,不要把所有留英留美的教授、學者或與他有私人往來的高級知識份子,都歸入“無形組織”。民盟中央的左派及其背后指揮者哪里容得,終將他們一網打盡,個個點名批斗。

7月21日至31日,根據統戰部的指示,民盟中央的整風機構和人事安排,做了組織上的全面調整,整風領導小組下設四個工作組。其中最為重要的兩個組,即調查研究組組長和整風辦公室的主任均由胡愈之兼任,他的夫人沈茲九任調研組副組長。

上邊認為對付羅隆基這樣的人,還須對外發動宣傳攻勢,對內鼓舞士氣。于是,7月31日下午,民盟中央邀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有關同志,專門研究了對民盟中央反右斗爭的宣傳事宜。第2天(8月1日下午2時半),邀請民盟中央全體干部參加中央統戰部機關黨委舉辦的慶祝八一建軍節30周年紀念大會。民主黨派的反右將士從中共領導機關那里,獲得了直接的教育、鼓勵和推動。

8月5日下午2時半,重新組合的以胡愈之為核心的民盟左派骨干力量,全部聚集在東總布胡同24號,即民盟中央主席沈鈞儒的家中,召開關于商討對羅隆基揭發批判問題。這個對付羅隆基的商討會,開了整整3天,到7日下午結束。

8月9日下午3時,整風領導小組召開了碰頭會,具體研究了定于翌日舉行的批判羅隆基大會的準備工作。其中重要的內容是布置發言。發言者的名單送統戰部批準。

8月10日上午,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負責宣傳的工作組,在文化俱樂部舉行新聞記者招待會,發布了定于當日下午揭批羅隆基的消息和經過周密準備的某些內容。民盟有些副主席,如素來講話平平的高崇民,怕不是他的對手,故主持人由其靈魂人物胡愈之,親自披掛上陣。規模也空前擴大,民盟在京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北京市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和各基層組織負責人,共200余人與會參戰。批判的火力配置相當充足:長槍、高炮、短刀、暗箭,一應俱全。民盟在赤日炎炎的天氣里開的這個批判會,其深度、廣度、長度讓其他幾個民主黨派,難望其項背。這讓記憶力驚人的羅隆基記了一輩子,恨了一輩子。

下午2時半在南河沿大街政協文化俱樂部,批判會開始(會議稱為 “民盟中央第六次擴大整風座談會”)。會上,胡愈之首先點明要羅隆基交代對共產黨的態度,具體一點說,是對接受共產黨領導的態度。羅隆基支吾了30分鐘,只承認自己在統戰部座談會上所講的“平反委員會”是反共的,只承認他和其他右派份子存在著精神上或思想上的聯系。其他概不交代,并說:“一定要我交代,我只有扣帽子過關了。”
(本文著作權屬章詒和先生,Yu jinsong先生編輯校對,三秦記僅修改網頁并發布)
在大家表示了極大憤慨之后,隨即對羅隆基的反動言行進行了有準備的揭發批判。

吳晗代表民盟左派第一個發言。他登臺便罵,罵羅隆基是“撒謊大家”,罵他“從腐朽的英美資產階級那里學會一套撒謊學和詭辯術,無恥到極點”。接著,用大量篇幅揭發羅隆基的反共老底,說他“早在20年前就向日本帝國主義獻計,企圖聯合反共了。”

歷史學家吳晗對羅隆基個人歷史的敘述還在其次,而其中的兩條揭發材料,因頗能突顯羅隆基的政治意向,才是最具歷史價值的內容。一是解放前夕,吳晗從上海轉到解放區,羅隆基托他帶封信給沈鈞儒,信中羅隆基要求沈老“代表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以下幾個條件:(一)不要向蘇聯一邊倒,實行協和外交;(二)民盟成員與中共黨員彼此不要交叉;(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綱領,據此與中共訂立協議,如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聯合政府,成為在野黨。”

話說至此,吳晗聲明:“我當即覺得信中主張十分荒謬,也就沒有將信交出,而信內所言條件,自己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后來證明,這封信是張瀾、黃炎培等幾人在羅隆基的病房里商量好,由他執筆的。

吳晗揭發的另一條材料,是羅隆基與周恩來的一次對話——那是在1949年政協召開前夕,羅隆基到達北平,周恩來與之會面。
周公說:民主黨派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共代表無產階級。
羅隆基當即表示,不同意周恩來的意見,說:“你是南開出身,毛澤東是北大出身,我是清華出身。為什么你們能代表無產階級,而要我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呢?我們成立人民陣線,你們代表一部分人民,我們代表另一部分人民,這樣來共同協商合作組織聯合政府。”——吳晗對此批判道:“羅隆基的這一段話是十分露骨地表示他是不愿意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狂妄地自封為代表一部分人民和共產黨面對面講價錢。”

對吳晗的發言,羅隆基很不以為然,他和父親一致認為:吳晗的積極反右,意在表白自己的左,含個人目的。即使在反右以前,十分對立的章羅在對吳晗的看法上,卻十分相同。

梁思成的發言,是從羅隆基在1929年于《新月》雜志發表的《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我們要什么樣的政治制度》這樣兩篇文章談起,批判他“一貫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是創造‘黨天下’謬論的鼻祖。”

梁思成的話是對的。的確,羅隆基在政治思想上,一向反對“一黨獨裁”,“黨在國上”。他認為:在這個世界上,第一個試驗“一黨獨裁”的是俄國共產黨,故在文章里寫道:“國民黨可以抄寫共產黨的策略,把黨放在國上,別的黨又何嘗不可抄國民黨的文章,把黨放在國上。秦始皇、劉邦、曹操、司馬懿打到了天下,當然做皇帝。這就是‘家天下’故事。國民黨革命成功,可以說‘黨在國上’。這當然成了繼續不斷地‘黨天下’。”

羅隆基既然早在20年代,就第一個提出了“黨天下”的概念,又明確地闡釋了它的政治文化內涵。那么,梁思成所說的“儲安平不過是重復羅隆基的話”,該是恰當的了。這個與羅隆基同為清華校友的梁思成,既沒有造謠,也沒有說錯。

從1929年即在吳淞中國公學社會科學院與羅隆基共事、有著中共黨員身分的周新民揭發的是羅隆基堅持“中間路線”的罪行。由于周新民是法學家(生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所長),所以,他的揭發是切中命脈。

他說羅隆基在建國前,曾為張瀾起草一信給沈鈞儒、朱蘊山、章伯鈞、周鯨文。信中要求民盟中央在發表文件響應中共“51”號召的時候,要留意兩點:(一)“積極標明民盟一貫政策為‘和平、民主、統一、團結’并說明此項政策,至今未變,但和平團結之路線,必為政治協商,而民主統一之保障,必為聯合政府”。(二)“強調說明民盟為獨立而非中立之政治團體,堅守政綱政策,絕對獨立,明辨是非曲直,決非中立”。

周新民揭發的另一項內容,是關于(19)49年12月~(19)50年1月,民盟開4中全會擴大會議時,章羅兩派為爭奪領導權而僵持一個多月的事情。這事,民盟中央的人曉得個表皮,但經他的陳述,其內質得以顯現。周新民說:“這次全會,在盟章上明定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羅隆基、張東蓀深為不滿,但是他們鑒于大勢所趨,又不敢公開反對,乃借人事安排鬧得四中全會開了一個多月,無法閉幕。羅隆基、張東蓀、潘光旦、范樸齋等4人曾請求周恩來出來幫助和指導。周總理接受他們的請求,約定沈老(鈞儒)、章伯鈞、羅隆基、張東蓀以及其他負責同志于某一日晚間,到國務院西花廳商談,沈老和其他負責同志均準時到會。等到深夜12點鐘,羅隆基和張東蓀仍拒絕不來,四處打電話催促,羅、張始寫一信派范樸齋送來。經周總理嚴厲批評,范樸齋又倉皇奔回,報告羅、張,到了深夜一點多鐘,羅隆基、張東蓀才狼狽而來。”后由毛澤東親自出面,雙方遂達成妥協 ——盟章上從此明定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對盟章總綱里是否寫入“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一語,精通政治學和法學的羅隆基是看得很重、很重的。因為在他全部的法律知識和政治概念里面,世界上沒有一個政黨的黨綱注明接受另一個政黨的領導。事后,他遺憾地說:“盟章有了這樣一條,民盟的生命就結束了。” 而那時的父親,正跟中共并肩作戰,親密無間。眼前的現實,使他難以認識到“接受黨的領導”的深遠意義。

這里,我又聯想起與此相類似的另一件事:羅隆基一直很想參加新中國修改憲法的工作,特別是想修改憲法里的總則部分。(19)56年他曾對別人講,現在中國的這部憲法仍是一個各黨派擬定的“共同綱領”,實在不象一部法。這也是因為在他看來:世界上任何一個文明國家,絕無動用憲法去確認一個具體政治黨派之領導地位的先例和規矩。在這方面,父親的覺悟要晚些。他是從事事必須請示統戰部、交叉黨員過多、民主人士有職無權等行為與現象中,才懂得什么叫“接受黨的領導”,并認識其理論荒謬。幸虧羅隆基死得早,沒瞧見毛澤東用黨章來固定接班人的做法。否則,他那張嘴,不知還要說出些什么難聽的話來。

第三個發言的,是費孝通。他必須要站出來揭發批判。因為1956年羅隆基三次在全國政協和全國人大的發言稿里所談知識份子問題,曾向費孝通征求意見;費孝通所寫《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一文也深受羅隆基觀點的影響。所以,用費孝通的話來說:“在民盟批判會上的揭批,既是對自己所犯罪行的深刻檢查,也是對羅隆基陰謀的見證”。
費孝通氣憤地說羅隆基:“做的三次關于知識份子問題的發言,是公開挑撥知識份子和黨的關系,拉拢落后知識份子,宣傳抗拒思想改造的方針,煽動反黨情緒,而且發出向黨進攻的號令。”

羅隆基之所以能在那樣一個莊嚴的會場上大談特談知識份子,是因為他始終認為新政權存在著一個如何對待知識份子的問題,尤其是如何對待高級知識份子的問題。他說,當前知識份子“花不敢放,家不敢鳴”,是心存顧慮。顧慮有二:一為政治顧慮,一為業務顧慮。是種種顧慮使得中國高級知識份子的潛能沒有發揮,個別留學生甚至在 “拉板車和擺煙攤”。其原因既來自“黨對他們的使用和待遇不當”,也由于“三反、五反、肅反和思想改造運動的偏差”。于是,羅隆基提出了一個“黨和非黨關系問題”的概念,并認為解決中國的知識份子問題,就是解決黨和非黨的關系問題。要消除兩者間的隔膜,關鍵在于“黨員干部怎樣來改進領導方法”。

羅隆基這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從回國就在大學任教,在清華大學、光華大學、南開大學、西南聯大都開課。熱情高漲的他既用筆、也用嘴,一心要把自己在美國學到的西方國家關于民主憲政的一整套理論及行為模式,帶給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帶給年輕的學子。建國后,羅隆基做了官,不再當教授,但高等院校仍是其關注的重要領域。他很快發現了問題,對留美歸來,在北大任教務長的化學教授曾昭掄說:“高校學習蘇聯、進行教學改革是教條主義。政府不應該強迫教授去學俄文。對于院系調整許多大學教授都反對,只是沒有辦法才服從,他們心里是不舒服的。”

在批判會上,曾昭掄把羅隆基的這個談話作為他反對共產黨文教政策的言論揭發出來,并聲明:“據我所知,與羅所說的相反,1952年以后,絕大多數的大學教授,對院系調整是真誠擁護的。政府行政部門只是鼓勵教師學俄文,并沒有強迫任何人學。”

其實,民盟的人都知道這個曾國藩的五世孫與羅隆基私交甚厚,今天他是必須站出來,說出點東西才行。

繼曾昭掄發言的是盟員趙文璧,他頗得羅隆基的信任,被羅從上海調至北京,安插在森工部。反右開始的時候,趙文璧對羅隆基是有幾分同情的,曾勸他主動交代的,在聽了羅隆基傷感地說到“十年的親密朋友浦熙修當面絕交,八年秘書邵云慈寫信檢舉,還有孫平毅秘書在民盟整風會上也聲色俱厲駁斥我”的時候,也是悲哀難咽,不覺淚下。而此刻面對這樣一個批判會,他也不得不加入檢舉者的行列了。因為惟有實實在在的揭發檢舉,才有可能使自己逃離惡浪狂濤,不致滅頂。

趙文璧的檢舉揭發的內容分7大類,共52條。一類是羅隆基的近期反動言論,如他說:“胡風問題搞錯了,得罪了300萬知識份子,使知識份子的積極性發揮不出來。”“社會主義的最大缺點就是沒有競爭。”“黨員水平低,是造成經濟建設上特別是基本建設上的損失的主要原因”。一類是羅隆基在森工部干的反黨行為,比如當部長上班第一天,便講:“在行政單位,是以政為首的,不是以黨為中心的,黨必須服從政”。再一類是關于“無形組織”繼續往來的記錄,均有文字為憑。還有一類是有關羅隆基的品質問題,如說羅隆基是“無錢不想,在昆明(解放前)作藥生意”,“托梅(梅貽琦)夫人由重慶帶藥”……等等。

羅隆基對趙文璧的發言,可謂印象深刻。因為在幾年后,他對父親談起反右批判會的情形,總說:“我自己說的話,常常忘了,而有人記性好,多少年的事兒,說出來的時間、地點和當事人,沒半點含糊。”這其中所指“記性好”的人,便有羅列52條罪狀的趙文璧。

羅隆基與民盟主席張瀾的關系一向不錯,現在一些報刊發表羅隆基的照片,大多取用1949年5月兩人在上海的合影。他倆身著長衫,面帶微笑,悠然的神態與融洽的關系,在洋樓與松柏的映襯下,是那樣地生動。羅隆基非常珍視和喜歡這張照片,因為它記載著1947年冬民盟被蔣介石宣布非法后,羅隆基同張瀾共患難的歲月滄桑。1948年9月,中共中央也是邀請張瀾和羅隆基同赴解放區的。張瀾患有口吃癥,所以對外工作,如接見新聞記者和外國記者,都十分倚重羅隆基。了解到這樣一個歷史情況,民盟整風領導小組和統戰部讓張瀾的秘書呂光光出場,則顯得很有必要。而呂光光的發言,也正是控訴羅隆基“為了實現反共陰謀和政治野心,一貫要挾、劫持、陷害、辱罵張主席的罪行。”控訴之前,特別聲明“別以為張主席死無對證了”,他“作為張主席生前的秘書,有責任就張主席生前告訴過我的事實,揭發出來。”
浦熙修
浦熙修[10]是與羅隆基同居十載的女友。她是拿著《羅隆基是只披著羊皮的狼》為題目的發言稿,最后一個登臺的。她的揭發,從羅隆基的家世說起。浦熙修說:“羅隆基自己講是出生在士大夫家庭,其實,這個士大夫家庭就是江西安福縣楓田鄉的一個地主家庭。早在1929~1930年的時候,他的家就被共產黨清算了。父母雙亡,主持家務的寡嫂亦被斗。羅隆基曾說自己從小由寡嫂撫養,他不能不管,每月都要寄錢回去維持寡嫂和侄兒們的生活。而這件事就足以證明羅隆基對于共產黨的階級仇恨是刻骨銘心的。”

浦熙修以生活中的例子,證明羅隆基的這種仇恨。那是在解放前,羅隆基住在上海虹橋療養院,她穿著一雙新買的紅色膠鞋去看探視。羅隆基忽然勃然大怒,浦熙修一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知怒從何起。批判會上,浦熙修找到了“怒從何起”的由來,她說:“原來羅隆基是怕紅色,還責問我為什么要買紅色膠鞋?”

浦熙修又講了個蔣介石觀劇(曹禺話劇《蛻變》)看到一個紅肚兜,即大發脾氣的故事。她把兩者并列在一起,說:“羅隆基怕紅膠鞋,蔣介石怕紅肚兜。這正說明羅隆基和蔣介石是站在同樣的立場上,對共產黨有著深刻的階級仇恨。”

為什么說羅隆基是只披著羊皮的狼?浦熙修是以他虐待家庭女護士王愛蘭的例子做實證。虐待的起因是羅丟了200元錢,懷疑是王所為,王不承認,便大發脾氣,后羅隆基又借故說王偷看《參考消息》,私拆信件,以要扭送公安局相威脅。事后查清,偷錢者為勤務員。王愛蘭要求羅隆基寫張個人行為清白的證明信,以便另謀生路,羅卻置之不理。——王愛蘭是個勞動者,羅隆基對勞動人民象狼一樣兇狠。跟著,浦熙修又敘述了另一件事情,即1948年7月南京《新民報》停刊的時候,羅隆基在療養院揮汗如雨整3日,幫助報業女老板鄧季惺向國民黨寫萬言哀訴書;1949年6月羅隆基剛到北京不久,又幫助鄧季惺寫向人民悔罪的檢討書,以求過關繼續辦報當老板。—— 老板鄧季惺是個有產者,羅隆基對資產階級似羊一般溫順。
“對勞動人民象狼一樣兇狠,對資產階級似羊一般溫順。羅隆基不是一只披著羊皮的狼,又能是什么呢?”浦熙修大聲質問坐在臺下的羅隆基。
羅隆基把頭扭到了一邊,眼睛盯著窗外。
羅隆基的傲慢點燃了浦熙修心頭不可遏制的怒火和怨恨,她繼續揭發,說:“羅隆基解放后對于美帝國主義并未死心,在家中曾說張東蓀勾結個美國的三等特務,太不爭氣。而他自己始終想和美國頭等特務搭上關系。”

聽到這樣的揭發內容,羅隆基全身冰涼,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張紙或一片葉,被暴風雨隨意吹打。

發言至末尾,浦熙修也已完全進入了情感狀態。她說:“周恩來在人大政治報告中說:‘我們希望,經過外力的推動,生活的體驗和自己的覺悟,右派份子能夠幡然悔悟,接受改造。’我不幸墮落為右派份子羅隆基的俘虜,感謝這次聲勢浩大的反右派斗爭,清醒了我的頭腦,我愿意痛改前非,照著周總理的話去做。但周總理談話中更重要的是生活的體驗和自己的覺悟。當我一步一步地重新認識了羅隆基的丑惡面目,揭露了羅隆基的罪惡行為的時候,我的精神就覺得輕松而愉快些。”
早年浦熙修
由于羅隆基曾說自己和浦熙修是“十年親密的朋友關系”,所以浦熙修在此,必須用事實對“親密朋友關系”做出一個否定。她聲淚俱下,說:“象狼一樣的羅隆基毫無人性可言,對我也并不好些。1949年,我從南京出獄后,想即去香港到解放區,他扔出刀子來威脅我。解放后,每當我一有進步要求的時候,他就暴跳如雷,例如我要求入共產黨,我要去《光明日報》工作,1950年我想脫產學習,他都不知對我發過多少脾氣,最后使我屈服而后已。”

末了,她向羅隆基發出絕情的最后通牒:“讓這所謂的親密的朋友關系丟進茅坑去吧!我再一次警告羅隆基,你永遠不要想利用我了! ……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是一貫的,他說,他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實際上,他的骨頭燒成灰,就是剩下來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父親讀罷這篇發言,對母親說:“無論是出于解脫自己,還是真的以為努生反動,看來,浦熙修是下決心要和老羅分手了。”

僅隔一日,8月12日民盟中央繼續召開羅隆基的批斗會,被稱之為民盟中央第七次整風座談會。會議仍由胡愈之主持,首發陣容是抱病而來的馬敘倫。老頭可憐,只講了五分鐘。說了句“羅隆基一貫堅持‘ 中間路線’,所以反黨反人民是深入他的骨髓和細胞的。”便被人攙扶著離開了會場。實際上,上邊也不需要馬敘倫多說,表個態就行了。

相繼發言的人有:高天、馮素陶、許廣平等人。大軸,仍由浦熙修担綱。

8月19日民盟中央舉行第八次整風座談會。這次批斗羅隆基的會議,由史良主持。也許是因為民盟左派事先準備不夠充分,也許由于史羅之間曾有過的感情瓜葛,這一天,羅隆基的表現尤為惡劣,不僅對別人的揭發,概不認帳;而且“把上次說過的話,又全部賴掉”。站在臺上的史良,氣得痛斥他“是一個以狡猾無賴著稱的家伙”,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民盟中央吸取教訓,秣馬厲兵整10日。這其間于28日下午3時,在沈鈞儒家中,舉行了整風領導小組會議。會上,史良報告:(一)羅隆基交代與張東蓀的關系問題的這部分,因涉及張東蓀叛國案,《人民日報》未予發表。這是中共全面考慮問題,是正確的。(二)本周內決定連續兩次批判羅隆基。(三)雖然大家要揭發徹底,但一定要責令羅隆基自己老實交代。

民盟中央果然有辦法,在統戰部的大力支持下,借鑒了“肅胡(風)”運動的手段,收繳到羅隆基從1949年至1957年的大批私人信函,并制成批判的武器。

一切準備停當,于8月30日和31日,連續舉行第九次擴大整風座談會,繼續批斗羅隆基。會是以他的交代做開始的,他交代自己同李宗仁、同胡適、同張東蓀等人的關系問題以及關于“無形組織”的問題。盡管他足足講了兩個多小時,但是以胡愈之為首的民盟中央左派認為,羅隆基“仍舊是避重就輕,避近就遠。”“只承認了一些雞毛蒜皮,不肯交代重要的事實,只承認自己思想落后,特別是對于他的反共集團在1952年以后的陰謀矢口否認。”

為什么統戰部和民盟左派會認為羅隆基的態度惡劣?除了批判會上的態度惡劣,他私底下的表現也惡劣。會上,羅隆基秘書邵云慈揭發他在家里不老實寫交代問題,居然給劉少奇委員長寫信,說:“人大江西小組和民盟中央只許交代,不容解釋。解釋則說成狡辯……就是法庭被告亦應有解釋權利。”又說:“上邊(指中共)對我們是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大冤獄的事自古皆有,岳飛不是屈死的么?”這樣的話,令領導反右的人和擁護反右的民盟左派無比憤怒。

有著中共黨員身分的李文宜和薩空了,亮出羅隆基寫給趙文璧、潘大逵、范樸齋等人的“密信”,邊宣讀、邊分析、邊批判,有力地證明羅隆基反共集團所進行的陰謀活動。可以說,每一封信都是射向羅隆基心窩的利箭。

繼而,浦熙修、趙文璧、葉篤義、曾昭掄在一條又一條的補充揭發中反戈一擊、爭取立功贖罪。全國政協國際問題組副組長吳茂蓀、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徐伯昕、黃炎培之子黃大能、張瀾之子張喬薔,還從各自的角度相繼揭發羅隆基的反共言行。

與民盟批斗會相穿插的,還有全國人大組織的、全國政協組織的、森工部組織的、新聞界組織的、外交界組織的批判會。羅隆基在哪里兼職,哪里就有批斗。兼職越多,批斗也越多。于是,羅隆基活象一個趕場的名角,趕了一場又一場,回到家中,已是疲憊不堪。每次批斗會上的發言經過整理歸納,形成新華社通稿,第二天載于《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各大中央報刊。民盟更是及時地把這些材料歸納整理,打印出來,并裝訂成冊,發送到每個中央委員手里。

人緣這東西,在中國厲害無比。羅隆基的批斗會之所以開得最多、最長。態度惡劣、拒不認罪是一大原因,而脾氣壞、人緣差,則是讓他吃大虧的另一個原因。羅隆基雄才大略,卻又炫才揚己。憂國憂民,但也患得患失。他思維敏捷,縱橫捭闔,可性格外露,喜怒于形。他雄心勃勃有之,野心勃勃亦有之。他慷慨激昂,長文擅辯;也度量狹窄,錙銖必較。有大手筆,也耍小聰明。他是坦蕩蕩君子,也是常戚戚之小人。中國官場的秘訣是少說少錯,多說多錯,不說不錯。羅隆基終身從政,卻口無遮攔。研究1957反右運動史的人,都在尋找毛澤東于15天的時間長度里,決定由整風轉為反右的具體原因及文化心理因素。據說,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羅隆基講的那句“現在是無產階級的小知識份子領導資產階級大知識份子”的話,傳到了他的耳朵里,傷了臉面,刺痛了心。當然了,老人家勢必要記恨的。因為羅隆基這句政治話語,表達的卻是一種最深刻的文化歧視

父親對羅隆基的性格是有認識的。他常說:“努生的脾氣在歐美無所謂,在中國就要得罪人。”有一次,還舉了個得罪鄧初民的例子。
我問:“是不是羅伯伯做了對不起鄧初民的事?”
父親答:“不,他沒有做虧心事,只是因為一句話。”

那是在1956年,為了商量《文匯報》復刊的事,羅隆基在家里請了陳叔通、鄭振鐸、葉圣陶、章乃器、徐鑄成等人,做個復刊籌劃。鄧初民、陳劭先也趕來,這兩個人一到,羅隆基的心里就不大高興。可作為主人,又是在自己家里,敷衍敷衍也就算了。羅隆基偏不,把臉一拉,說:“現在有兩個教條主義者在座,我不好談話。”話一出口,把個鄧初民氣得要死。

父親說:“努生這樣做,自以為占強,其實吃虧的多是自己。我主張中庸,民盟中央開工作會議,我請地方同志吃便飯,在飯桌上我半開玩笑地講:‘把父母、兄弟、夫妻、同事、朋友之間相處的社會關系搞好了,就是最好的馬列主義。’這話讓人家批判我是搞兩面派,政客作風。在中國的社會條件下,我認為必須這樣處世。努生的性格有可愛之處,有度量的領袖還可以容納他,但與中國的政治制度是不相容的。包括他的生活作風在內,恐怕只有在一個民主社會里,才有他的活動天地。”

果然,在眾多的批斗會上,羅隆基愛發脾氣、喜好女人和斤斤計較的性格缺陷,成為一個政治攻擊點,一個搞臭他的道德缺口。民盟領導反右運動的人,當然也鼓勵大家從這個地方入手。他們找來一些人專門揭發這方面的事;搜集整理羅隆基反動罪行材料,也不忘將這方面的事納入其內。

在羅隆基家當護士的王愛蘭是被請到民盟中央批判會的人,她的發言集中于生活瑣事,很有吸引力。她說:“我在他家3年零6個月,朝夕挨罵,每天在飲食上總是要找我的岔子,要是楊薇(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女演員)來吃飯,我就更倒霉,責怪我把菜弄少了,而浦熙修來時又說我菜弄多了。只要楊薇一來,任何人都不見,浦熙修幾次打電話要來,因為楊薇在,他總說有人在開會,或者說要出去開會,其實他和楊薇不知道在搞什么。”

羅隆基愛擺弄一個小巧的收音機,一天,大概是他的情緒不錯,邊擺弄邊對王愛蘭說:“這個收音機是進口的,你知道是誰送的嗎?”王自然想知道。羅隆基告訴她:“是周佛海的小老婆送的。”王愛蘭記住了這個“周佛海的小老婆”,揭發出來,使得會議主席胡愈之令其交代和周佛海小老婆的關系。

這個護士還揭發了羅隆基賣藥的事實,說:“他曾叫我清點鏈霉素還剩多少,并說:‘這些藥都是朋友送我的,留著不要用,要藥就到北京醫院去拿。’1953年秋,他問我:‘藥過期了沒有?’我檢查一下說:‘快過期了。’他說:‘給我賣掉。’我問;‘拿到哪里去賣?’他很不耐煩地說:‘拿到王府井藥房去賣,還不知道嗎?’我費了很多力,才賣掉40瓶。這些鏈霉素是美國特務司徒雷登送給他的。最可恨的是毛主席送給他的中藥,他也叫我去賣,結果沒有賣掉,從這里可以看出羅隆基是如此惟利是圖。”

王愛蘭的發言時間不短,但她仍說:“今天因為時間限制,我不能把每天的苦情傾訴出來,總之,一年365天,一天一小罵,三天一大罵,從來沒有見過他一次好臉,但是他對楊薇卻是低聲和氣,滿臉笑容,他對張東蓀也格外親密。”

羅隆基的警衛員張登智,是被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請來的第二個做重點發言的人。一上臺,他即表現出極大的義憤,說:“羅隆基罵我們的人民警察是‘警官’,叫派出所是‘拘留所’。他去縫衣服,又辱罵裁縫偷了他的布。他對燒暖氣的工人百般為難,他規定暖氣只燒到75度。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有時燒得高一些,他就罵道:‘你們要熱死我嗎?快給我拿扇子來!’有時燒低了一些,他又罵道: ‘我是病人,你們要凍死我嗎?’羅隆基還常罵警衛:‘我要打電話問羅瑞卿,是叫你們來保衛我的,還是監視我的?”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揭發羅隆基在國外斤斤計較生活享受的事情。說他每到一個地方,總同別人比住的房間,比汽車,甚至連抽中華牌香煙也要比,看誰抽筒子煙,誰抽紙包的。1955年到赫爾辛基開和平大會。代表團第一天的深夜抵達莫斯科,大家都很疲勞,而住在六層的羅隆基忽然打電話給住在一層的工作人員,問:“你們怎么分配房間的?為什么我的房間里的浴池沒有水?”等翻譯找到旅館的服務員一同爬到六樓,他又說:“不用修了,我今天不洗澡。”這些工作人員還說,他每次出國對開會沒有興趣,最感興趣的是看美國電影和雜志,遛大街,辦貨。他借公家許多外匯買衣料、藥品和香煙。不僅自己買,還給浦熙修和干女兒買。

體育運動委員會辦公廳的人揭發羅隆基每逢體育館有精彩的球賽,總來要票,一不如意,就大發脾氣。他曾直接打電話質問:“為什么黨員部長可以坐主席臺,而我這個四級部長卻不能?主席臺的請柬都發到哪里去了?”

全國政協的工作人員說羅隆基1956年11月入川視察,大擺老爺架子,堅持單獨坐一輛小轎車,不與他人共乘……

羅隆基這個人的個性表現,就象一出戲。好不好、精彩不精彩,全都演在你面前。他曾說:“小事一百條也不要緊。”象他這樣的政治家,沒有想到世界上另有一種政治斗爭。古人講:“以一毫挫于人,若撻之于市朝。”千萬別低估這些小事、瑣事,它們或被放大、或被歪曲、或被捏造,若捆綁在一起,便有了很強的殺傷力,不僅讓愛面子的羅隆基丟盡了面子,而且還給他制造出一副形同惡棍的嘴臉。當一個人被推至險境,這種無可逃遁的告密、叛賣,也最為驚心動魄。

七斗八斗,從盛夏斗到寒冬,特別是12月21日、22日、23日連續3天在豐盛胡同中直俱樂部進行的戰斗,使心力交瘁、氣血兩空的羅隆基在12月26日這一天,終于低下了高昂的頭:從發誓“把自己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社會主義”,轉化為承認自己“企圖把民主同盟造成一個大黨,同共產黨分庭抗禮,這絕對不僅是思想認識上的錯誤,而是章羅聯盟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的陰謀活動。”——這個檢查由于符合毛澤東定下的結論,而獲得毛澤東的認可。統戰部、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以及胡愈之本人,都大松一口氣。因為經統戰部核準的《民盟中央10月至12月三個月反右派斗爭計劃要點》里,必須按時全部拿下中央一級的右派。羅隆基是最后一個被拿下的。而這一刻,距離規定的期限僅有4日。在拿下他的當晚,工作步驟已經落后于其他黨派的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立即遵照統戰部要求,著手討論右派份子的處理問題。

美國一位專門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認為,毛澤東于建國后在知識份子群體中搞的一系列政治思想運動,無一不是在反反復復、鋪天蓋地、無休無止的檢查、反省、交代、檢舉、揭發、批判、斗爭中,控制環境,控制被批判者人身。利用人們的內疚和自慚,產生恐怖心理。而孤立的處境,緊張的情緒,加上持久的社會壓力和反復的思想灌輸,在摧毀一個人的內在個性的時候,被批判者只有屈服于權威,至少是暫時接受“新”的思想和觀念,此外別無出路。西方學者的分析很精辟,但父親和羅隆基的認罪服輸,又略有不同。

父親認罪在先,而且很快,對此,章乃器曾嘲笑他“沒有骨氣”。而父親是這樣對家人解釋的:“你不認錯,難道讓中共認錯?老毛什么時候承認自己錯了?再說,我不低頭,繼續頂下去,這個運動怎么收場?那些受我牽連的民盟、農工(指農工民主黨)的成員,又該怎么弄?我不曉得自己現在是政治家,還是別人說的政客,但我知道既然搞了政治,就要有接受失敗的能力,盡量做好可能挽回的事情。”

羅隆基投降在后,且遲疑再三。7月上旬,他從統戰部談話回家,對秘書說:“李維漢對我還是很客氣,當年對張東蓀可不是這樣。”那時的羅隆基,對自己的結局還沒有做充分的估計。8月在人大會議期間,羅隆基雖感到前途不妙,但仍在家對秘書說:“人大頂多撤消我的部長職務,不會取消我的代表資格。”幾天后,在會議閉幕前夕,他決定寫一份“初步交代”,忽然聽到父親和章乃器要在大會上做檢討的消息,他急了,催秘書盡量快抄自己的交代草稿,并說:“我不去交代,要吃虧。”在對他的批斗達到圍剿程度的時候,羅隆基不僅感到了“被逼”的可怕和心碎氣絕的哀痛,而且開始把交代認罪與事情的后果,直接聯系起來考慮了。于是,他一再對秘書講:“這事將來怎么收場呢?總不會送我們去勞改吧!”所以,他是在不斷地打探摸底、權衡利害中步步退守,心力耗盡后慢慢倒下的;是一種非常現實的原因,使他認了輸,投了降。我今天能描述出羅隆基節節敗退的過程,當然也得益于羅隆基的性格:身邊的秘書分明是個告密者,他還一直視為貼心人。

(19)58年1月下旬,父母雙雙接到民盟中央的通知,要他們去參加26日下午2時半在北京南河沿政協文化俱樂部舉行的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會舉行第17次(擴大)會議。父親請了假,讓母親去,說:“有一雙耳朵聽,就夠了。”

會議開到6點多,肚子空空而并不感到餓、滿身涼氣卻不覺得冷的母親走在歸途,已是華燈初上。門鈴聲一響,久等在家的父親立刻從沙發上站起來,并叫我:“小愚(我的小名),快去接我們的媽媽。”

母親懂得父親欲知詳情的急切,洗了把臉,接過熱茶,便細述會議的情況。她說:“老羅(隆基)去了,還看見潘光旦、曾昭掄、錢端升、郭翹然、馬哲民、費孝通、黃藥眠、吳景超、浦熙修、黃琪翔、錢偉長、劉王立明、陶大鏞。廣東的丘哲、上海的沈志遠、四川的潘大逵、陜西的韓兆鶚沒有來。會場的空氣非常緊張。別說左派不理右派,就是右派之間,也互不理睬了。”

其實,心情緊張的不止是被宣布處理的右派,還有坐在主席臺上的史良,她非常担心羅隆基不服處理,所以在頭天(25日)晚上舉行的整風領導小組擴大會議上,反復強調并一再叮囑:“在座的同志要做好思想準備,若右派份子對自己的處理表示接受,確已低頭就很好,萬一他們鉆空子,態度表現不好,我們應及時展開批評。”

會上,胡愈之先做人員出席情況說明,由沈老(鈞儒)宣布開會,過了不久,便由史良接替他當主持。高崇民代表中央整風領導小組作《中國民主同盟反右派斗爭的基本情況報告》。楊明軒作《關于處理本盟中央一級右派份子的工作經過說明》。然后,由李文宜代表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提出《各民主黨派中央關于處理黨派內部右派的若干原則規定》和《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會關于處理本盟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右派的決定》(草案)。這些規定和決定在史良主持下,舉手通過。

當“不劃不戴”、“劃而不戴”、“又劃又戴”(“劃”指劃為資產階級右派份子;“戴”指戴上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的帽子)等一大串名詞兒從母親嘴里“蹦”出來,我倍感新奇。它們活象食譜菜單上的 “干炸帶魚”、“五香帶魚”、“紅燒帶魚”等名目,那么地豐富、別致,且又能在同一品類中體現諸多差別。父親和羅隆基同屬“又劃又戴”類,受降職、降級、降薪處理。

母親說:“民盟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有59人劃了右派,全都戴上了帽子。他們占中委和候補中委的三分之一。聽到這個數字,我非常難過。可民盟中央的人,從大會主席到普通干部,居然都很振奮。會議的最后一項內容是討論和發言。發言的人里有左派,如徐壽軒,陳望道、楚圖南、劉清揚、鄧初民,也有右派,如浦熙修、費孝通、葉篤義。左派表示衷心擁護黨和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的決定,慶祝民盟取得反右斗爭的偉大勝利。右派表示衷心感謝黨和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的決定,及時教育和挽救了自己。右派當中,最獲寬大的是浦熙修。她自己激動地說——是黨和盟組織使她從右派泥坑里爬出來,看見了敞開的社會主義大門。在講這話的時候,我瞥了老羅一眼,只見他的臉氣得鐵青。”

全家在沉寂中,用罷晚飯。母親讓我早早睡下,她和父親臥室的燈一直亮著……

“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從此,天下所有的壞名聲,都歸集到章羅的身上。他們,開始了右派帽子下的另類人生。

(19)58年春季,民主黨派結束了運動,恢復了正常秩序。在我的印象里,反右以后的民主黨派工作,似乎只剩了兩項事情,即政治學習和學習政治。父親接到了民盟中央數次參加政治學習的會議通知之后,覺得總是請假,也不大好。一天,他去了,去得有些早,便選了一個旮旯的座位坐下,靜候開會。沒多大的工夫,吳晗、鄧初民等人相繼到會。他們一眼就看見父親,卻跟沒瞧見一樣,選的座位都離父親很遠。羅隆基來得最晚,他走進會議室,發現基本滿座。雖有零星空缺,但左派們的臉色,個個難看。顯然,誰都不想與他為鄰,倒是父親旁邊有空位子。

他猶豫片刻,才走過去。對父親低聲道:“今天,我暫時和你聯盟吧。”這話,讓父親記起了那根摔成三節的拐杖和永不聯盟的誓言。

他倆并排而坐,互不交談,只是在聽別人大講思想認識,大談心得體會。結束時,胡愈之在做內容歸納的同時,仍不忘批判章羅聯盟。宣布散會了,羅隆基站在民盟中央朱紅大門的一側,看著父親坐著老 “別克”車開走,自己慢慢拐出了胡同。

翌日上午,父親接了一個電話,笑著對母親說:“健生,你猜是誰打來的電話?”
母親答:“不知道,現在還有誰給我們家打電話。”
父親說:“是努生。他也不問候一句,便說:‘伯鈞,看來先低頭認罪的人,還是得了些好處呀!’”
母親不解其意。
父親道:“他這話是有感于昨日散會時,我坐車、他走路的情景。”
我問:“爸爸,你和羅伯伯不都是降職降薪嗎?為什么你能坐車,他卻要走路呢?”
母親告訴我,雖然兩個人都是降職降薪的處理,但二人被降的幅度、尺寸不同。父親是從行政3級降到7級,后來徐冰(即邢西萍,時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還把50元的保姆費,加了進去。羅隆基是從4級降至9級。人降到9級,專車便沒有了。
父親又補充道:“這也難怪努生把坐車的事看得那么重,因為在缺車少油的中國,坐小汽車是個權力和地位的標志。把我的車從蘇聯老大哥的新車‘吉姆’,變為美國的舊貨‘別克’,也是在于要體現一個 ‘降’字。”

由此,父親和羅隆基開始了電話聯絡。最初的情況,往往是在雙方收到了民盟中央或全國政協的會議通知的時候,彼此問問去不去赴會。

數月后,大概是(19)58年9月間,羅隆基打來電話,說:“伯鈞,我想到你家坐坐,歡不歡迎呀?再問問李大姐(這是他對我母親的稱呼),她接不接待呀?”父母自然歡迎,因為他們正過著寂寞清冷的日子。

秋日載陽,整座四合院染上一層金黃,院子里的核桃樹、柿樹、石榴樹、枸杞樹的累累果實,嵌綴在綠蔭之中。這些花果樹木是父親在(19)50年從北京飯店搬到這座大四合院,親手栽植的。光陰七載,匆忙之間沒有誰留意它們的生長。待到如今,看到的已是臨近墜落的成熟。放下電話的父親,徘徊于秋陽綠蔭之間。母親在耳房準備茶食,盡管客人只有一個。我按捺不住興奮,畢竟好久好久沒有看見羅隆基了。他還象從前那樣西服筆挺,風度翩翩嗎?
“唉,‘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哪!”羅隆基的身影和這兩句詩,一起飛臨而至。
父親含笑與他握手,道:“我們都是下喬木而入幽谷哇。”

人方坐定,母親即把擦手的小毛巾、大中華香煙和一杯清茶,擺到了跟前。香茶彌漫,客心安然。羅隆基環顧客廳,長出一口氣,說: “到了你們這里,覺得是在家。自己的家,倒象個客棧了。”
父親很高興,知道我躲在客廳的玻璃隔扇后面,故高聲說:“小愚,出來看看羅伯伯吧。”
羅隆基從沙發上站起來,拉著我的手說:“一年時間,我們的小愚,長成大姑娘了。好好看看你的羅伯伯,變老變丑沒有?”
他一點沒有變,風度依舊,性格依舊,話未說上三句,便對父親講: “今天來你家,我是向政協要的車。”
父親聽懂了,吩咐洪秘書到傳達室,叫政協的司機把車開回去,對羅隆基說:“等你走的時候,用我的車。”他聽了,很滿意。

他們的第一話題,是反右。對此,羅隆基感慨萬端,說:“伯鈞呀,這個反右,毛澤東搞的是誘之言,陷之罪哇。而我們是轉瞬之間,百暖百寒,一身嘗盡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飽受屈辱,人格喪盡,是誰也沒有料到的。對三五反,我就有些看法。被認為有問題的人,都斗得很苦,象潘光旦,劉王立明。一個老百姓不管有無問題,怎么可以這樣對待?何況是潘光旦這樣的學者教授。在民主黨派里,三五反使民建(即中國民主建國會)受到很大的影響。肅反時的搞法,我更是不同意的。被冤枉的人不少,又無法申訴。這么,我才提出建議成立一個平反委員會,它必須自成系統,而且一定要和共產黨的領導機構分開來。我的這個提議,目的無非是為受委屈的人解決問題。后來毛公又搞胡風,我當時就跟范樸齋、張松濤講,共產黨這次肯定也是錯了。我的主要講話,大部屬于人大、政協、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按說是應該受法律保護的。結果,都成了共產黨劃我做右派的罪狀。”

父親則告訴他,自己的劃成右派的依據共五條。第一條,是主張輪流執政。而這么至關重要的話,并非自己所講,乃出自程潛之口。第5條是反對文字改革,純學術問題,也充做反黨言論。罪狀由共產黨定下,概不與本人核實。

你一言,我一語。羅隆基越說越起勁了:“對共產黨,有些道理是講不通的。憲法制定的時候,我早說它不大象法,仍舊是屬于‘共同綱領’性質。現在怎么樣?事實說明問題。我們還沒有犯法,就由毛主席宣布‘有罪’。國家主席或執政黨領袖的講話,即可成為判罪的標準?一點法律上的正當手續也沒有,何況它本來就是一部沒有訴訟的法。國家憲法的要義,就是政府守法。老實講,毛澤東的搞法是違憲。——伯鈞哪,可以說我們是為真理而淪為賤民。”

羅隆基的九載清華校園生活以及留學生涯,使他對西方近代意義上的民主政治,有著跟他同代知識份子很不一樣的認識份子。這些個人的親身經歷與所信奉的思想牢牢地黏合在一起,便能產生出一股持久的力量。我想,已是右派的羅隆基之所以在政治思想上保持著自信,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此。國家尚無法,中國人的基本權利問題沒有解決 ——這是羅隆基在新中國成立后,堅持的一個基本觀點。經歷反右運動,他是愈發地堅持了。

用車把羅隆基送走后,父親對我說:“老羅的話雖不錯,但他太天真了。”
我問:“羅伯伯天真在什么地方?”
父親講道:“他的天真表現在和共產黨打了半輩子交道,還沒有認識共產黨。比如,努生常講的那個立法問題。不是國家不立法,憲法也有了。實際上是共產黨管理國家的辦法,不需要法。‘如今還是半部《論語》治天下。’這話,我在鳴放時講過,被人揭發,傷害了老毛和中共領導人。但是,既然大家都搞政治,那就要正視現實。現實是什么?現實是我們今天的制度,有一半是封建社會專制主義那一套;另一半是向蘇聯學習,搬來老大哥的秘密警察那一套。秦始皇加克格勃,我們國家的政治是用這么一部機器操作的。老羅所說的法,即使有了,如制度不改變,中共也只會擺在那里,做做樣子。”

關于反右后的民盟,是父親和羅隆基談論的另一個話題。
父親說:“民革因是些降將,本就抬不起頭。三、五反收拾了民建。比較敢講話的,只剩下民盟和農工,而反右的打擊重點,就是民盟和農工。老毛這次的最大收獲是,通過反右完全控制了民主黨派,也完全控制了中國知識份子。而中國的民主力量和中國知識份子的獨立自主精神,本來就脆弱。今后,民主黨派只能點頭稱是地過日子了。”
羅隆基則預言:“在民盟那些積極批斗、惡語中傷我們的人,將被統戰部提拔重用,并坐上我們騰出的位子。”
父親很同意這個看法。他倆一致判定胡愈之要當上副主席,鄧初民、吳晗、楊明軒3人,也都極有可能坐上副主席的椅子。而象千家駒等人,大概會從中央委員晉升為常務委員。而殺回馬槍的史良,也一定會保住自己的位子。

(19)58年11月12日~12月4日,民盟召開了第3次全國代表大會。改選是一項最重要的內容。一切正如他倆的測算:史良、高崇民、馬敘倫保留了原有職位,胡愈之、鄧初民、吳晗、楊明軒,全都如愿以償地當上了副主席。大概怕人家說打手都上了臺,故又增加了陳望道及楚圖南。這樣,民盟中央副主席從原來的5人增加至9人。千家駒、沈茲九等人,進入了常委的行列。會議通過了《中國民主同盟關于社會主義改造規劃》和《開展社會主義自我改造競賽的倡議書》。從此,對知識份子的政治思想改造,成為民盟的光榮使命與現實任務。而這恰恰是羅隆基最反感的,盡管在民盟中央舉行的一次批判會上,他表示:“我要改造自己。我愿意改造自己。我堅決相信我一定能夠改造自己。”其實,他的內心,從不相信“改造”二字,至少他認為自己是不能改造的,也是不能被改造的。

“共產黨制定的改造知識政策,不僅說明這個政黨是把知識排除在人民之外的,而且還是一種思想控制的好辦法。”羅隆基的這句話,才表達了他的真實看法。

關于思想改造,記得他還曾半開玩笑地對我做過一番解釋:“小愚,你知道嗎?思想改造這個詞,在西方叫洗腦。就是把原來裝在你腦子里的東西掏出來,灌入官方認可的思想意識。你爸爸或許還能洗一洗,因為他在德國學的哲學里就有馬克思主義,現在再裝些中國造的馬克思主義,毫不困難。所以,民盟開會,談論形勢,座談社論,聯系思想的時候,你爸爸就用上了那一套,總有話講。唉,唯有你羅伯伯可憐哪!20幾歲,在美國讀政治學博士學位。后來,在英國又投到拉斯基門下。那時用功、記性又好,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的一整套,在腦子里裝得特別牢,要不然怎么還是費邊社的呢?可現在想掏出拉斯基,裝進馬克思,就不行了。我一發言,自己覺得是在講馬列,人家聽來,仍舊說我是冒牌貨。”
我告訴羅隆基:“我們中學生也在寫個人思想改造計劃,積極要求進步的同學還按期給團組織寫思想匯報呢。我也按要求給班主任寫了一份,說‘共產主義雖好,可誰也沒見過,自己不大相信這種虛幻之物。’沒想到這份思想匯報被油印出來,發給每個同學,作為批判材料。”
他聽了頗為詫異,跑回客廳,對著父親驚呼:“你這個當父親的知道嗎?小愚也和我倆一樣,寫匯報,受批判。思想改造怎么從中學生就開始了?”
“伯鈞,我又來‘聯盟’了。”這是他一腳踏進我家二門時,常掛在嘴邊的話。話傳進我的耳朵,便情不自禁地要跟父母朝著客廳走。

父親和羅隆基聊天是休閑,也是一種繼續思考,對我來說,聽他們聊天不僅跟讀書聽課有著同等價值,而且是享受,仿佛有一種智慧的光束在眼前閃過。父親有時訓我:“小孩子不要聽大人談話!”于是,我就藏在玻璃隔扇的后面偷聽。

一次,被羅隆基發現了,他格外高興。說:“小愚,到客廳來哇,羅伯伯給你講一個家鄉的故事——有個女婿在新婚大喜后,陪著媳婦回娘家。丈母娘給他吃點心,一個碗里打了四個糖雞蛋。小舅子見了很想吃,母親告訴兒子,新姑爺不會都吃掉,剩下的歸你。這個小舅子就躲在堂屋門簾后面偷看、等著。姑爺吃了一個,又吃了一個,再吃一個的時候,他就著急了,但心想,還剩有一個呢。可他看見姐夫的那雙筷子去夾第四個糖蛋了,便放聲大哭,走了出來,說:‘媽,你騙我,四個蛋他都吃了。’小愚,你就坐在這里,羅伯伯一個糖蛋也不吃。”

搞政治的,不談政治,恐怕就象不讓人呼吸一樣地感到憋懣。這兩個因言論而獲罪人,還是惡習不改。見面聊的,不外乎國內要聞,國際形勢。他倆的議論有時一致,有時看法各異。比如:羅隆基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很有可能打起來;父親始終認為打不起來,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是拿來嚇唬人的。羅隆基認為美蘇對立、兩大陣營的冷戰是世界最棘手的問題;父親卻說地球上最復雜的地區是中東,中東問題最難辦……可惜,他們吉光片羽式的對話,不是我聽不大懂,就是聽后忘記了。

議論中,羅隆基愛聯系自己。剛果的盧蒙巴被暗殺,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父親和他對這個事件議論了好一陣。我做完功課,母親讓我端一盤烤面包到客廳去。羅隆基見到我,便說:“小愚,我和你父親正在談論盧蒙巴呢。我很遺憾活到今天,如果(19)33年被老蔣派的特務一槍打死。你的羅伯伯就是英雄,和今日的盧蒙巴一樣。”父親坐在一側,只是笑。

一說到英美以及歐洲國家的政事,如蒙哥馬利訪華,戴高樂當選總統等,羅隆基尤其興奮。記得肯尼迪競選獲勝的消息傳來,他驕傲地對我說:“小愚,你知道嗎?肯尼迪和我是同學。”
他見我驚訝的表情,慨然道:“別看我現在是這么一副倒霉的樣子,遙想當年,你羅伯伯在清華讀書就很出些風頭。五四運動時,我是清華學生的領袖人物,有‘九載清華,三趕校長’[11]的故事。從英美留學歸來,也神氣得很哪!《晨報》社長兼《益世報》主筆,還在南開任教,兩輛小汽車穿梭于京津二城。蔣介石請我當部長,我在廬山給他講過課。在國內我的朋友現在都成了右派,可我的同學和學生在國外都很了不起。費正清就是其中的一個。”

羅隆基走后,我問父親:“羅伯伯當年真的神氣嗎?”
父親點頭稱是。
“那你們為什么合不來呢?”我又問。
大概是看我對大人之間的事興趣甚濃,父親有一次在飯桌上,細說起來:“我和努生的矛盾,基本上沒有因為個人私事,大多出于見地不同和民盟的具體事務。加上他爭強好勝,度量狹小,講話有時又尖酸刻薄。所以,民盟的人都知道,我倆一見面就吵。但是長期以來,我容忍了他,原因有這么幾個。一是覺得中共比較信任我,有了這個前提,我應該團結他。二是老羅和他周圍的一些人,如曾昭掄,潘光旦,你說他們是英美派也好,講他們搞小集團也罷,但有一條無法否認的事實,即他們是中國為數不多的高級知識份子。努生對你說‘他的同學和學生都很了不起’,并不是吹牛皮。中國搞建設,民盟的發展,都離不開這批人。我通過努生能聯絡他們。三平心而言,中共對老羅的使用,多少有些屈才。他博學強記,精通國際政治和西方法律,又有雄辯之風。連沈衡老都說過,誰要查詢法律程序問題,不用翻書,去問努生即獲答案。象這樣一個人,偏叫他去管木頭。如果說,外交部部長是周恩來,老毛讓羅隆基去當個次長,又有何不可?再說,蘇聯老大哥就那么好?英美就那么壞?我看未必。只要我們與英美不處在戰爭狀態,叫努生這樣的人去拉拉關系,做做工作,對國家總有利吧!盧布是錢,美元也是錢。——有了這么三條原因,我和老羅盡管摩擦不斷,但還能共處。特別是任命他為森工部長后,我覺得中共對他的看法有所改善,我對他的態度也就主動緩和了……”聽了父親這番話,我對羅隆基的好感有增無減。

幾年前,看到一個上海作家寫的文章。那里面說反右運動中,最讓羅隆基傷心的人有三個。他說錯了,最讓羅隆基傷心的人,只有一個。那就是浦熙修。父親和他談論反右的話題,如若涉及到人,羅隆基便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浦熙修,表情傷感,語氣也傷感:“你們可知道,浦熙修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語,也當做政治言論,拿到大會上去揭發──‘高饒事件是共產黨內部的宗派主義’‘什么場合都喊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聽多了,便覺肉麻。’‘匈牙利事件發生后,蘇聯出兵是明顯的干涉別國之內政,社會主義陣營寧可失掉匈牙利,也比蘇聯出兵好。’‘文藝為什么只有工農兵方向?’等等。她在新聞界的批斗會上揭發我的事情,可以講,是條條致命呀!難怪孔老夫子要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

父親勸羅隆基對浦熙修的翻臉,也要看開些,勸解道:“努生,首先是你連累了她,再加上來自外部的許多壓力,她才迫不得已同你翻臉。我想,她的心里并不好過。”
“你說連累,那么你不是也連累了健生。外部的壓力對李大姐小嗎?她怎么不同你翻臉呢?浦熙修出賣我,只不過保住了一個全國政協委員的身分,還是劃了右。何苦呢!”羅隆基有點激動,鏡片后面的一雙眼睛,瞪得很大。
母親則告訴他:“運動到了緊張階段,上邊也派人找我談話,說應該為自己今后的前途著想了。要‘遠看劉清揚[12],近學浦熙修。’趕快和章伯鈞劃清界限,揭發他的問題。我說我封建思想嚴重,‘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心甘情愿和伯鈞一起當右派。”

提起“十年親密的朋友”,羅隆基悻悻然,又悵悵然。

父親怕他因情而傷身,便講了句哲言:“最親密的結合,本是對立物的結果。”好讓他想通看透。
母親為了幫他解開心中的疙瘩,便說:“老羅,浦熙修固然負你,可你不是也曾負人嗎?這樣去想,心里頭或許會平衡一些,好過一些。”
羅隆基仰靠沙發,眼望天花板。思索片刻,道:“說起負心,我亦有之。一次,我與史(良)大姐約會。到了很晚的時候,才想起來那天是劉王立明的生日。我趕忙跑去打電話,她不接,便立刻跑到她家。進了客廳,就見立明坐在地上,手里拿著把剪刀,在剪一塊衣料。我走近細看,才發現她在流眼淚,而那塊衣料是我去年送她的生日禮物。我去扶她,拉她,請求她從地板上起來。她不肯,一句話不說,也不看我,只是剪,剪,剪。我沒有辦法了,也坐在地板上,陪她,看著她慢慢地把衣料全都剪成一綹一綹的細條。”
話說到此,羅隆基不禁嘆息道:“李大姐,這就是我的負心之舉,而它怎么能與浦熙修的揭發相比呢!”

隨著他的敘述,在我腦海里呈現的是美國默片里情人吵架斗氣兒的一個動人場景。我長大后,也和男人鬧過別扭,自己很想學學這種‘此時無聲勝有聲”的做派。可涵養功夫不行,浪漫情調不夠,是學不來的。

得意喝酒,失意喝茶。羅隆基每次登門做客,母親都特別厚待他,給他拿最好的煙,沏最好的茶。他有時自備進口的雪茄,抽起來,滿室盈香。一次,他來家閑談。接過母親遞來的清茶,暖潤之氣隨著沸水中蕩漾的葉片,飄散而出。羅隆基雙手握杯,道:“李大姐,你有沒有妹妹呀?如果有的話,就介紹給我吧!”

母親真有妹妹,是個堂妹。我和姐姐管她叫大阿姨。她女師大畢業,后嫁給了北京大學一個哲學教授。不知是誰不能生育,二人始終沒有孩子。在陪都重慶,大阿姨領養了一個極漂亮的男孩。然而,這個孩子最終也沒能維系住婚姻。抗戰勝利了,他們也分手了。大阿姨從此過著獨居生活,終身從事幼兒教育事業,她領導的中央財政部幼兒園,屢受表彰。1958年,看著母親劃為右派,她非常痛苦。一個寒夜,她把所有熟睡的孩子仔仔細細看了一遍,后服毒自盡。她的死,平靜凄美。人躺在床,寫字臺上放著一支高腳玻璃酒杯,內盛喝剩的萊蘇兒水,一個咬了幾口的鴨梨,幾張舊照。照片全是她和哲學教授及漂亮男孩的合影。

“老羅,本該我去死,是她替了我!是她替了我。”母親講到這里,已是淚水潸潸。

話頭是羅隆基提起的,聽到的竟是這樣的一個故事。眼眶濕潤的他,不知該如何安慰母親才好。

父親愛看戲,尤喜地方戲。我從事戲劇研究,最初的興趣是他培養的。(一九)57年以后,父親失去了在懷仁堂看戲的資格。全國政協有時也搞些晚會,父親去了幾次,便不大去了。他說:“里面都是熟人,何苦去討白眼。”于是,決定自己買票,上戲院看戲。

父親出入有汽車,跟隨有警衛,加之衣著舉止及做派,總還有點“首長”的架勢,進了劇場,就挺招眼。不認識的觀眾,以為是首長,要看看;知道右派面目的觀眾,就更要看看。尤其是幕間休息,不少觀眾站在他的面前,指指點點,眼睛直勾勾地瞧著。每逢這個時候,父親很覺尷尬。即或如此,我陪著他,還是看了不少戲,如福建莆仙戲《團圓之后》、黃梅戲《天仙配》等。

父親問羅隆基:“怎么很少見你看戲呀?”
他對我們說:“成右派以后,我進過劇場。先頭還沒有注意,然后就感覺情況不妙。發現我在看戲,可別人都在看我呀。前排的觀眾扭過頭瞅,后面傳來問話──哪個是羅隆基?我索性起立,轉身面向大家,揮手喝道:‘你們看吧,看吧!我就是羅隆基!’這一下,倒很有效,劇場頓時安靜,人家不再看我,大家都去看戲。”
他的話,引得一家人大笑不止。

我想:這樣的舉動,父親是不會做的。它屬于羅隆基。

一次,我去聽張權獨唱音樂會。在音樂廳里,我看見了坐在后面的羅隆基。人很精神,穿著筆挺的米色西服,手持粉色的唐菖蒲。在旁邊的是趙君邁[13],一副中式打扮,象個跟班。張權每唱一首歌,羅隆基都鼓掌。字幕打出“休息半小時”,他立即起身,雙手捧花,走向太平門,這一路非常惹眼,他卻毫不在意。當我再看見羅隆基返回座位的時候,他手上的那束花沒有了。

幾日后,羅隆基對我提及那場音樂會,說:“我去,是為了張權,不是為了音樂。她與我是朋友,同是留美的,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還把一條性命,丟在了東北。舞臺上,觀眾只是覺得她神采依舊,無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后臺去送花,用英語說:‘祝賀你能在北京開音樂會。今晚的你,非常美麗。’她連說thank you。可是當我問:‘生活可好?’的時候,她的眼圈立刻紅了。人呀,沒有經歷生的一番苦,便不能了解心的創痛。”

顯然,那束粉色唐菖蒲,他是用心準備了的──為了往昔的友誼,為了共同的際遇。我想,象這樣的舉動,父親也做不來。它屬于羅隆基。

(19)59年的夏季,毛澤東在廬山搞起了反右傾運動,在黨內挖出了個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公報刊出,父親和羅隆基很感突然。因為降職以后,耳目閉塞,他們和老百姓一樣,只能得到官方準予知道的消息。

父親以一種自語的口氣道:“彭德懷怎么會和張聞天搞到一起?”
聽到這個消息,就跑到家來聊天的羅隆基說:“這有什么奇怪?章羅能聯盟,他們也就可以成為集團。這肯定又是毛澤東下的結論。”
“右派、右傾,老毛如果總是這樣定罪的話,國家的政治生活,今后要不得了。特別是中共內部的斗爭,非常殘酷。發表的公報和事實的真相,往往相距甚遠。”父親很有些憂慮。
自己災禍纏身,何必替他人担憂──羅隆基多少懷著這種情緒,說:“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彭德懷和我是連襟,但素無往來。我在他眼里,始終是個異己。57年我成了右派,有人問彭德懷的感想和看法。伯鈞,你猜他說什么?”
“他說什么?”
“他居然說,應該,應該。”
父親解釋道:“人家是共產黨,當然要這樣講啦。”
羅隆基不以為然,說:“象他這樣的共產黨干部,階級陣線劃得分明,不會理解和同情民主黨派。這次輪到他們自己的頭上,或許能有一些‘法’的覺悟,不會老指責我們這些知識份子在崇尚西方政治民主了。”

過不久,不知從哪兒吹來一股風,說中共中央準備給一批右派摘帽子。這下子,羅隆基和父親往來特勤:打電話,碰頭,同去參加一個會……內容是打探消息,核心是看看自己能否摘帽。

一天,我隨父親到政協禮堂看文藝演出,在禮堂前面的大廳里,碰見了林漢達。眉清目秀的林先生特意走過來,對父親說:“章先生,恭喜,恭喜。你的問題要解決了。”
父親追問:“什么問題要解決了?”
林漢達沒有作答,用右手做了一個摘帽子的動作。
父親看懂了。

第二天,父親和羅隆基通電話,請他過來一趟。
見面后,父親即向他敘述了林漢達說的話。
羅隆基一聽,就象觸了電,激動、亢奮。遂道:“伯鈞,多年的媳婦快熬成婆了。”
父親說:“這消息要是出自民盟的人,我不大信。林漢達講,情況就不同了。他又肯直接告訴我,說明消息的來源比較可靠。”
羅隆基點點頭,表示對父親分析的贊同,認為毛澤東一定發布了給右派摘帽的指示。于是,兩個沉浮宦海、年過花甲的男人,象小孩猜謎一樣,猜猜明天誰能摘帽子。真是衰耄之氣頓消,少壯之心復起。父親提到章乃器,龍云,黃琪翔;羅龍基說到潘光旦,曾昭掄,費孝通;他們還說到上海的王造時,沈志遠,報界的儲安平,徐鑄成 ……。事情涉及到自己,二人的看法便有了差異。

羅隆基對前途估計樂觀,覺得過去有功,自己有才,今后有用。他的結論是:“要給右派摘帽子的話。當然首先要給章羅摘帽,不然的話,地球上怎么知道中共在給右派摘帽子呢?”
父親也在暗自企盼,但經驗給予他一種并不樂觀的感覺。他說:“摘帽子不是沒有可能,可我倆的希望不大。因為老毛恐怕要用來留作標本。”
此刻,不管誰能摘帽,僅摘帽二字,就足以讓他們心旌搖蕩。

風吹一陣,似又恢復了平靜。國慶10周年前夕,毛澤東建議特赦一批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其中有溥儀、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沈醉等人,共33名。特赦令里,沒有右派。

戰犯釋放了,皇帝大赦了,后又聽說這一批人進了全國政協。一個周末的晚上,馮亦代來家做客。飯后閑聊時,他順口說道:“前幾天,我在政協小吃部,真的看到了溥儀。旁邊坐的一個小孩,連東西也顧不上吃了,跟大人鬧著要看皇上。”

這一下,大大刺痛了父親和羅隆基。倆人憤憤不平,你一言我一語,越說越氣。他們一致認為毛澤東的政策出于實用、功利之目的和某種炫耀心理及政治成就感。如以罪論,即使右派是罪犯,他們也比任何一名戰犯干凈。因為在知識份子的手上,沒有血痕。其實,無論是父親還是羅隆基,心里是清楚的:毛澤東成功以后,防范的就是智者,尤其是那些善用懷疑眼光審視現實的人。

統戰部畢竟高明,沒有找他倆談話,但深知章羅此時正處于心理嚴重失衡的狀態。于是,組織他們南下參觀。父親參觀的線路是江浙;羅隆基走的是湘贛。父親和母親到了火車站,發現與之同行的有邵力子夫婦,陳半丁等人。這一路,天氣甚好,他們與邵老談詩,與半老論畫。與羅隆基相伴的人是康同璧(康有為之女)母女。
父親悄聲對羅隆基說:“看來,此行的主角是你我。”
羅隆基點點頭。

父母參觀的城市有南京、上海、杭州、紹興。但不久即發現,這些歷史上最富庶的地方,物質供應竟極其匱乏。去紹興坐的是船,船行水上,又有清風明月,邵力子酒興大發,一個勁兒地說,想喝“加飯”。上了酒,卻無菜。見此情狀,不管是左派、右派,還是陪同的統戰部干部,誰也不吭聲了。
母親琢磨出何以無菜的原因,偷偷對父親說:“我們的一日三餐在計劃之內,是上邊指示,地方事先籌辦好的。邵老飲酒是個意外,意外就露了餡。我分析得對嗎?”
父親不語,神色冷凝。因為他看到了紅旗下掩蓋的貧困。

回到北京,父親和羅隆基寫了書面的思想匯報,感謝中共所提供的學習、改造機會。材料送上,如石投大海。統戰部既不說好,也不說歹。

羅隆基原先還在期待著什么,后來便也明白了。不禁慨然道:“伯鈞,你說對了。不過是安撫我們罷了。”

我第一次去羅隆基的家,是他打電話向父親借閱每日三本的《參考消息》。自當上右派,統戰部取消了他看“參考”的資格,這可能與他降級過低有關。所以,隔一段時間,他就要向父親借些來看。
我說:“爸爸,讓我騎車送去吧!我還沒去過羅伯伯的家呢。”
父親同意了,又板起面孔,故意裝得很嚴肅的樣子,說:“你去要當心!他對女孩子是有魔力的!”說罷,倆人相視而笑。

這是在(19)59年8月的一個下午。羅隆基住在東黃城根附近的迺茲府胡同12號,這也是一座四合院,不過比我家那所宅子的格局要小得多。羅隆基先把我帶到書房。地板、坐椅、茶幾、寫字臺、書架,沒有一絲灰塵,干凈得嚇人。每種報紙、期刊,在書架上均有固定位置。在書架每層隔板的外沿,他都貼著用毛筆寫的標簽:《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人民畫報》《爭鳴》等。寫字臺上放著一部極厚的洋裝書,書是打開的。羅隆基告訴我,這是一部外交史。
我說:“這么厚,要多久才看得完。”
“小愚,這你就不知道了,羅伯伯看英文比讀中文還要快呢。”他給我泡了一杯茶,指著杯中泛起的新綠,說:“這種龍井是上品。小愚,我是把你當貴客呀。”
我摘掉草帽,滿頭是汗。羅隆基連忙跑了出去,擰了個濕毛巾來,說:“這是一條新毛巾。”接過毛巾,有香氣撲鼻。
他打開電扇,電扇是放在地板上的。見我不時用手指按住飄起的裙邊,又走過去,蹲下,調整螺絲,將扇頭壓底。
發現我喝不進燙茶,羅隆基再次起身出去,隔一會兒,端來一杯放了冰塊的涼開水:“小愚,你現在覺得怎么樣?還熱不熱?渴不渴?電扇的風大不大?”
17歲的我,生平第一次受到一個男性如此體貼入微而又禮貌周到的接待。突然,我的臉紅了。

“羅伯伯,這倒水,沏茶,收拾房間,每天都是你做的?”
“親愛的小愚,我和你爸爸都是右派,又是聯盟。但實際上我哪里比得了他。你家還有司機、警衛、勤雜、秘書、保姆。我呢,落得個孤家寡人,從早到晚,形影相吊哇。”
我環顧四周,只有電扇發出的聲響。他這個家,安靜得有些過分。

羅隆基知道我是學文的,他的話題就從學文開始。問我:“現在文科教材里面,有沒有現代文學史?”又問:“在現代文學史里面,有沒有新月派?”再問:“新月派里面,有沒有羅隆基?”
我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因為我學戲劇文學,不開現代文學史課,而在我自己所讀的現代文學史里,新月派宗旨已不是從“那纖弱的一彎分明暗示著,懷抱著未來的圓滿”,給“社會思想增加一些體魄,為時代生命添厚的一些光輝”的文學流派。官方認定的文學史上,說新月派在政治上是既反對國民黨、又與共產黨作對的第三種力量的代表,并因為受到魯迅的批判而處于受審的歷史地位。
羅隆基見我回答不出提問,便給我上起課來:“小愚,羅伯伯要告訴你,新月派的人都是很有才華的,象徐志摩、梁實秋、胡適、沈從文、梁遇春。我們不是一個固定的團體,不過是常有幾人,聚餐而已。在一起的時候,講究有個好環境;吃飯的時候,愛挑個好廚子。我們的文風各有不同,你羅伯伯專寫政論,對時政盡情批評,幾十篇寫下來,被人叫做新月政論三劍客,另二人一個是胡適,一個叫梁實秋,都去了臺灣。可惜現在新月派被否定,羅伯伯被打倒,你讀不到我的文章了。比如我寫的‘非黨員不能做官,為作官盡可入黨’一句,恐怕就已不只是國民黨政權底下的事實了吧。”

羅隆基常跟我提到昔日好友聞一多,他告訴我:一多和他同是清華辛酉級同學;鬧學潮的時候,同受“自請退學”的處分;一起飄洋過海到美國留學;一道在芝加哥成立倡導國家主義的大江會;回國之后二人又與徐志摩、胡適等人創辦《新月》雜志社。當然我還知道:是他介紹聞一多、李公樸參加民盟;(一九)46年聞一多被害,上海各界在天蟾舞臺公祭,羅隆基丟掉準備好的稿子,慷慨激昂演講,會場霎時風起云涌,達到了高潮。羅隆基走下講臺,鄧穎超跑過去激動地緊握他的手,一再感謝,致意。

提起聞一多,羅隆基又說:“當年在清華讀書,聞一多擅詩,我長文。一多曾一度專注學術,對我介入政治也有微詞。但一多被殺害,成了烈士;你羅伯伯活著,成了右派。現在我揣想,假如你父親和我從外國歸來都不搞政治的話,我倆會成為很好的教授,我還可能成為一個不亞于一多的文學家。”

我至今都相信他說的話。遺憾的是,羅隆基不是聞一多,也不可能是聞一多。這是因為盡管聞一多與羅隆基同屬中國的自由民主派。但解放前的毛澤東,為奪取江山的需要,是把他們當作社會的中間派來爭取的;而建國后穩坐江山的毛澤東,則把民主派等同于右派,視為打擊對象了。所以,40年代的聞一多,成為中國民主派的英雄。而50年代的羅隆基做為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的代表,只有去充當挨打的反面角色了。

他請我去客廳看看。如果說,我家的客廳是古色古香的話,那么羅宅的客廳則有些洋里洋氣了。茶幾中央是一束黃色唐菖蒲,插在一個纏枝蓮花紋的青花賞瓶里,瓶高頸細,花繁色雅。僅這樣一束花,就使屋子里充溢著柔潤清麗之氣。
我問:“羅伯伯,這花從哪里來的。”
“我買的,每星期在東安市場買一次。你喜歡這種顏色嗎?”
“喜歡。”
“你下個禮拜來,我就換個別的顏色給你看。我喜歡鮮亮的顏色,要不然,你羅伯伯就更老了。”
我的父親從不買切花,他喜盆栽和露養。

羅隆基的客廳,沒有多少古董。只在一個菲律賓木的玻璃大櫥里,擺放著青花瓷的各式器皿。他對我說:“瓷器里,我只好青花,也只買青花。我不管官窯還是民窯,只要我喜歡,就可以了。”
羅隆基推開櫥門,取出一只青花大碗,指著碗壁繪制的松下高士、鋤地得金等四組人物構圖,說:“這是康熙官窯的東西。”
他舉著碗,讓我靠近細觀:果然那上邊的人物形象生動,山川草木層次清晰,圖案繁密。他還拿出青花瓷盤、青花玉壺春瓶和一個造型別致的青花小罐,讓我把玩。別看羅隆基以“喜歡就行”為收藏標準,其實,他有鑒賞力。

令我吃驚的是:客廳四壁,懸掛的全是仕女圖,有張大千的、徐燕蓀的、葉淺予的、傅抱石的、梁黃胄的、張光宇的。父親酷愛書畫,在各種畫作里,他極少買仕女圖。即使買了,也不掛。記得有一次琉璃廠送來一幅張大千的水墨仕女圖,由于畫的是女人的一個背影,十分清淡,且寫意味道甚濃。父親買了,也只在客廳掛了三日,便叫洪秘書卷了起來。那時,我正愛看大美人,心里自不高興,但父親解釋說:“正屋掛女人像,不雅。”
我把父親的這個觀點告訴了羅隆基,他把眼珠子一瞪,嘴角一咧,說:“小愚,誰象你爸爸那么有福分,(19)57年后,我是人去樓空呀!我買仕女圖,叫做畫餅充饑,我的章小姐,你懂嗎?”
他特別聲明今天之所以掛這么多幅畫,完全是為了我。

最后,他帶我參觀了他的臥室。迎面是一張大大的雙人床,床上疊放著一方毛巾被。被單、枕頭、窗簾,均為白色,質地或棉或紗。床頭柜上是臺燈、座鐘和一只小鈴。這間屋子,我似乎能感受到主人內心生活的落寞。
“羅伯伯,你的床頭為什么要有小鈴?”
“我有心臟病,有時在夜間發作。一旦有病情,我就按鈴,外面的人就可以知道了。”

我們又回到客廳小坐。羅隆基趕忙從書房,把我的綠茶和冰水端到了客廳,讓我慢慢喝,并遺憾地解釋:“我因為有糖尿病,家里不備糖果,也很少買水果。小愚,你莫嫌羅伯伯小氣呀。”

父親說他愛向女性獻殷勤,看來是一點也沒有冤枉他。但是,他的殷勤獻得來如此自然自如又自在,我覺得這簡直就屬于是一種天性了。

我說:“羅伯伯,爸爸夸你精通國際政治和西方法律,是這樣嗎?”
他笑了,神情得意地說:“你爸爸說對了。但有一點需要補充。那就是我也懂中國的法律。比如中國歷史上政治比較清明、經濟發展迅速的所謂‘盛世’、‘治世’和‘中興之世’,都和統治者整飭法制,振肅朝綱的政治活動相關。你一定看過通史啦,那上面講到的漢代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包括明代的仁宣之治,都是這樣的。”

回到家中,我的話匣子就打開了,說到最后,我告訴父親:“爸爸,讓我高興的是,羅伯伯沒有把我當小孩子。”
父親故意瞪眼,喝道:“這恰恰是最危險的。”
我大樂,父親也樂。

在慶祝反右傾勝利的同時,所有的中國人的肚子開始品嘗饑餓。三年自然災害來了,“老羸轉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無數”。當代社會用蕭條恐怖的景象,來顯示“民以食為天”的古訓。章羅的聚會,原本出于精神的目的,現在也被物質的欲求所充實。形式上,也相應地從清談變為聚餐。聚餐的建議是羅隆基提議的,無固定日期,實行AA制。基本成員有羅隆基、陳銘德、鄧季惺、趙君邁、康同璧母女、父親、母親和我。偶爾有黃紹竑、周舫文。聚餐之前,相互用電話聯系,訂下人數與時間。至于地點,就看每次是由誰做主持了。如是陳銘德、鄧季惺夫婦,自然是在四川飯館。去“新僑”、“聽鸝館”等供應首長的內部餐廳,則由父親出面。

為此,羅隆基半開玩笑地對我說:“小愚,你羅伯伯后悔啦!我要象你爸爸一樣,趕快認罪該有多好,能保留部長級待遇。當時不知利和弊,現在看出得與失。你爸爸是肉蛋干部(指每月配給一定數量的肉類和蛋類),我是糖豆干部(指每月配給一定數量的白糖和黃豆)。連”新僑“的西餐都吃不成啦。”

那年頭,除居民定量供應的糧油、副食、肉類、芝麻醬、肥皂之外,其余的東西均以高價出售。故有“高級點心高級糖,高級手紙上茅房”的民諺流行。下一次館子,花銷不菲。我們的聚餐常常是半月一次。8人一桌,約費8、90元。我家3人,母親每次須帶4、50元。

經過一段時間,母親有些不安了。對父親說:“我們這些右派,常常這樣吃飯,會不會讓人家有看法?懷疑我們又搞什么活動了?”
“怕什么!吃飯總不犯法吧?”
經父親這么一說。母親心里不嘀咕了。電話一約,這七八個人準時到齊。

事情居然有那么湊巧。一次,約定在專門供應首長的新僑飯店六層的西餐廳吃飯。進門,見已有一桌人圍坐在那里。再走近些,發現這些人的面孔并不陌生。原來是史良、胡愈之、楚圖南、周新民、高天、吳晗……俗話說:“不是冤家不聚頭”,民盟的左、右兩派在這里碰面了。別說是父親和羅隆基,就是我,也感到十分地不自在。奇怪的是,左派先生似乎更覺得不自在。剛才還在邊說邊吃,現在都啞巴了,吃悶頭兒飯。
我們選了一個和他們距離最遠的餐桌。父親挑的座位是背向他們,羅隆基偏選個位置正對著胡愈之。

父親說:“努生,我們兩個是民盟的,你看要不要過去打個招呼?”
“伯鈞,你不要動,為什么非要我們過去?他們就不能過來?”說罷,羅隆基把身子板挺得直直的,好讓瘦小的胡愈之能一眼瞧見自己。
年過八旬的康同璧,全然不解這種緊張局勢,操起一口廣東官話,大講其父南海先生在倫敦地下餐廳吃龍蝦,因付不起錢而受窘被困的故事。大家特別認真地聽,個個都想盡量在這樣的認真中,忘掉“那一桌”的存在。
那一桌很快吃完了。周新民走過來和我們一一握手,左派撤離。

“老羅,下次民盟開會又有新材料了。”父親雖是笑著說的,但不無担心。
“你不是說過,吃飯不犯法嗎!”羅隆基扶了扶鏡架,氣呼呼的,臉也是紅的。
康同璧的女兒羅儀鳳小姐伏在我耳邊,說:“小愚,你看他這時象不象一只好斗的公雞?”

聚餐多了,我就發現每次飯罷,羅隆基和羅儀鳳二人并排而行,不是快步于前,便是緩行于后。他們用英語交談,羅隆基說話的語氣柔順和婉,羅儀鳳那雙深陷的眼睛,亮得發光。

我問父親:“他倆怎么了?干嘛老單獨在一起。”
“努生在獻殷勤,儀鳳大概在戀愛。傻丫頭,已經長這么大了,還不懂人的感情。”父親雖責怪我,卻有一種興味在里頭。

一日,羅隆基打來電話,對父親只說了句:“伯鈞,不要出去,我要馬上過來。”
電話弄得父母很緊張,不知出了什么事。父親立即讓司機開車去迺茲府接他。

這次談話,不象在議論時政,羅隆基的聲音很小,我怎么聽也聽不到。事后,我問母親,母親告訴我:“昨天,是你羅伯伯的生日。上午接到羅儀鳳的電話,說有禮物送上。下午,從一輛汽車里端出四大盆花和一個蛋糕。老羅把蛋糕盒子揭開,呆住了:上面的奶油圖案是一支丘比特箭連著兩顆心,心是紅色的,另附一封英文信。羅隆基收下禮物,怎么也不敢給羅儀鳳回話。這不,向你爸爸討計策來了。”

我問:“爸爸說些什么?”
“你爸爸怪老羅不該大獻殷勤,搖動了女子的春心。人家出身名門,又至今未婚,她能袒露心曲,已是極果敢、極嚴肅的舉動。如果講般配的話,羅儀鳳實在是配得過的。只看老羅有無誠意了。”
“那羅伯伯又怎么講呢?”
“老羅說,羅儀鳳是很好的女子,但他們只能是互稱兄妹,而不可結為夫妻。”
“為什么?羅伯伯不是自比盧梭,風流一輩子,到頭來卻無女人相守嗎?”
“你爸爸一眼看透,說:‘你是嫌人家老了,也不夠漂亮吧?’努生支吾半天,說不出一條理由。”

我把自己所認識的羅隆基的女友,在腦子里過了一遍,的確,她們個個漂亮。這還不包括羅隆基的妻子王右家。而王右家被公認是灑脫任性、美艷如花的一個女人。

后來,葉篤義來家小坐。父親和他談及此事,說:“這事如成,努生會幸福的。羅儀鳳的修養且不說,單是那烹調,就讓老羅享用不盡。她既能做一手地道的粵式點心,又能擺出一桌精美的西式大菜。”

葉篤義卻說:“老羅是無福消受。我和羅儀鳳在燕京大學是同學,她的人品和成績,都非常優秀。誰都知道老羅英語好,卻還趕不上她。”

父母一直很想從中撮合,可他們二人的關系再沒有向婚姻之途發展,但仍是往來密切。父親慨然道:“在男人當中,恐怕只有努生才有這種吸附女人的魅力。”

在與羅儀鳳的關系陷入低谷的時候,羅隆基還真的鬧了一場戀愛。在一個舞會上,他結識了一個風韻多姿的中年婦女。很快,他倆成了舞伴和牌友。到了周末,便同行同止。每次約會,一般是羅隆基給她寫張便條,托專人送去。彬彬有禮,措辭謙恭。處得久了,人也熟了,羅隆基寫條子,態度就親昵隨便起來,他們的約會也不止是跳舞、打牌。一次,那位中年婦女在接讀條子的時候,被自己的兄長察覺,一把抓了過來。兄長是位非常著名的科學家,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當其發現條子的落款竟是羅隆基三個字,頓時勃然大怒,喝令妹妹不得與大右派往來。她嚇壞了,流著眼淚懇請羅隆基忘掉自己。

這對羅隆基來說,已不是什么約會、跳舞或寫條子的問題,這是侮辱、羞辱和恥辱。換了別的右派或許罷手,而他不能。
羅隆基特地從政協叫了車,找到了科學家,鄭重相告:“今日以前,我與令妹不過是朋友;此刻,我與她在戀愛;將來,我與她是夫妻。 ──我是右派,我也是公民。無人可以剝奪我的權利。”言罷,不等科學家開口,即轉身離去。
科學家也不甘示弱,卻想不出良策對應。他找到了周恩來,請總理出面“擺平”。羅隆基何以能平。

消息傳出,反應不一。
父親說:“一個血性男子,當如是。”
民盟中央的人說:“哼!自己是大右派還不老實,風流成性。”
羅儀鳳聽說后,從下午便守著我,傷心落淚至黃昏。

(19)62年9月,中共舉行8屆10中全會。毛澤東做了關于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要求對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并說,中國人當中有百分之一、二、三的人是不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父親把《人民日報》的社論“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一文,讀了又讀,皺著眉頭對母親和我說:“形勢不大妙,老毛不知又要搞什么名堂了。”

一日,統戰部叫父親去一趟。父親進了小會議室,羅隆基已坐在那里。不一會兒,彭真板著臉來了,對章羅既不握手,也不問候。父親心想:(19)56年他們曾一道出國訪問蘇聯和東歐,彼此有說有笑。今日見面,如臨敵匪。中共讓一個主管政法的人出面談話,肯定有了什么嚴重情況。

彭真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兩個雖犯了嚴重政治錯誤,但黨中央、毛主席對你們是寬宏大量、仁至義盡的。”
父親和羅隆基,互看了一眼,覺得有些摸不著頭腦。

彭真繼而說:“你們認為社會主義不好,共產黨待你們不好的話,可申請出國。除了臺灣,你們去哪個國家都行。如果沒有錢,我們愿意送你們出國。在國外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住不下去了或又想回來看看,我們中國共產黨仍然歡迎。必要的話,還可以派人去接你們回來。現在,就看你們的態度了。”
父親回答:“我雖留學德國,三次暫居香港,到過十幾個國家,但請轉告毛主席,章伯鈞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
羅隆基說:“有機會我是想出去。不過,現在不想走,我還要看看。”

彭真起身,談話結束。

好幾天,父親的心情都很壞,一直在推想彭真談話的起因。他對母親和我說:“不知誰出了問題,把亂子的責任朝我們倆人的頭上推。與中共打了幾十年的交道,我們的愛國立場,他們是清楚的。現在,居然由政法書記出面,提出送我們出國。很顯然,是對我們最基本的家國觀念和愛國立場也產生了懷疑,一定認為我們在背后搞了什么舉動。”

父親也不滿羅隆基那天的表態:“最糟糕的,是努生的表態。什么叫 ‘有機會想出去’?人家不正是懷疑我們伺機而動嗎?所有的聰明他都擺在臉上,其實,他處理一些問題,是傻氣十足。可你要當面說他傻,他還要跟你吵。”
停頓片刻,父親象是自言自語:“這幾天,他沒有打電話來,恐怕躺在床上,也慢慢察覺到氣味不對了。”

過了段時間,馮亦代來我家過周末,吃罷晚飯,閑聊起來。他告訴父親:“傳言劉王立明的一個兒子,最近在邊境被捕。審訊時他交代說,有四個人要潛逃國外,他是先行探路的。但這四人究竟是誰,還不清楚。”

馮亦代講這則消息,不過是當作社會傳聞、茶余酒后的談資,說說而已。不想,父親聽后大驚,驟然悟出彭真講話的背景。馮亦代走后,父親對母親說:“劉王立明是努生的相好,再加上我和你,不剛好四人。如果中共是這樣來推斷的話,那一定懷疑我們有出國的企圖,難怪彭真要找我倆談話了。”

事情沒有了下文,算是不了了之。但父親和羅隆基的內心,都更加明白:中共對他倆的印象是越來越壞了。這從民盟中央的每次學習會,胡愈之必罵章羅的行為中獲得印證。倆人的情緒很消沉。

不過,他們也有喜悅歡欣之時,盡管它短得只有幾分種,卻刻骨銘心。

“伯鈞,今晚我到你家,有個消息告訴你。”羅隆基在電話里的口氣輕揚,連站在一邊的我,都聽見了。

晚飯后不久,羅隆基來了──這是一個初春,父親還穿著藍色薄絲棉襖,而他已換上了淺駝色西裝。精心梳理的頭發,整齊地披向腦后。

神情含蓄的羅隆基,讓父親猜猜他帶來一條什么樣的消息。
父親說:“統戰部對我們有什么新的處理?”
他搖搖頭,說:“比這個重要。”
“是不是周恩來找你談話?要你做些事。”
他又搖頭,說:“比這個重要。”
父親不猜了,帶著一種譏諷口氣,說:“當今的民主黨派,再沒有比中共的召見更重要的事了。”
羅隆基說:“伯鈞,我倆上了大英百科全書啦!”

父親霍地從沙發上站起來,走來踱去,情緒很不平靜。他叫我回到自己的房間去,早點睡覺。

當晚,他倆談得很久。

第二天,父親精神很好,走到我的書房,先和我掰腕子玩。然后,對我說:“我想,有些事情現在可以跟你講一講了。”
我說:“這和羅伯伯昨天帶來的消息有關嗎?”
“是的。”父親讓我把他的小茶壺拿來,他似乎要認真地和我談談了。
他說:“前兩年,爸爸還期待著摘帽子,現在戴不戴、摘不摘均無所謂。只是連累了你們。小愚,我向你鄭重宣布──反右時的爸爸并沒有錯。兩院制一定會在中國實現。”說到這里,父親的聲音很高,拳頭攥得緊緊的。
父親看到我吃驚的表情,便盡量控制自己的激動,語調也放平緩,繼續說道:“這話現在聽起來很反動,你不必害怕,女兒,將來你就會曉得它是正確的。(19)57年5月在統戰部的座談會上,我提出國家體制改革,關鍵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分權問題。因為從集權到分權,是社會發展的進步,任何國家都如此。努生欣賞西方的三權分立是分權,我說的兩院制實際也是分權。不管兩分、三分、四分,怎么分都可以。總之,集權在當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今后國家的大政方針,還是黨內一決定,全民都擁護。我敢斷言,老毛繪制的共產主義美好理想永遠是藍圖,是幻想。昨天努生講,最新的大英百科全書已經上了中國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條目。他們的基本解釋為:章伯鈞,羅隆基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下,要求實行民主政治。──這樣一個簡單的條目內容,讓爸爸激動徹夜,覺得自己一輩子從事愛國民主運動,能獲得這樣一個歸納,也很滿足了。爸爸能被歷史記上一筆,還要感謝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倆當作一、二號右派份子,我們始終不過是個內閣部長或黨派負責人罷了。”

幾十年的光陰似云煙一般飄散而去。果然,父親和羅隆基以未獲改正的右派身分,被歷史銘記。我始終且永遠為這個身分而自豪。

(19)63年秋,我畢業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政治表現不佳,被分配到西南邊陲。
羅隆基說:“小愚。你走時,羅伯伯給你餞行。”
父親聽罷,翹起大拇指稱贊道:“你能讓他請客,很不簡單。共產黨說我兩個是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聯盟。可是,他從來沒有請我吃過飯。”

9月下旬,羅隆基興沖沖打來電話,說餞行的事已經辦妥,在和平賓館預定了西餐。那時的金魚胡同,多為庭院式的四合院,精致又氣派,而和平賓館是那里唯一的洋樓,西餐做得不錯。

初秋的夜空,疏闊清朗。七時整,父母帶著我準時進了餐廳,身著灰色西服的羅隆基,已在那里等候。他起身拉著我的手,一定讓我坐在他的旁邊。桌上的刀、叉、杯、盤在燈光下,熠熠發光。寒暄幾句之后,羅隆基說:“這里的西餐很豐盛,一個人一份是吃不完的。所以,我已點了菜,訂的是三份。四個人吃,也是足夠的。”
父親不吭聲,母親忙說:“可以,可以。”

上菜的時候,我發現羅隆基點的,幾乎全是牛排、豬排一類。而且,哪里是他所說的“一個人吃不完一份”?

肚子尚未填飽,彬彬有禮的服務員即上前,輕聲問道:“飯后,要不要咖啡、紅茶、冰淇淋?”
不等羅隆基開口,我搶先喊著:“要,要。我要雙份冰淇淋。”

在飯桌上,羅隆基講了很多親熱的話:希望我常寫家信,信中毋忘對他的問候;希望我每年能回北京探望父母;希望我歸來時,身旁能有個如意郎君;希望能惦念著北京城里一個孤苦伶仃的羅伯伯……原本,飲食聚會是件歡悅的事,經他這么一說,變得慘兮慘兮。父親的話,就更少了。

飯畢,我再三道謝。大家步出賓館,穿過有假山、水池點綴的中式花園。時近中秋,冷的月色和黃的路燈透過凌亂的葉片,把班駁的光影投灑在地面,晚風已分明帶著涼意。父親用車先送羅隆基回迺茲府。

到了他家門口,羅隆基問父親:“要不要進來坐坐?”父母連連擺手。其實,我是很想進去的。
羅隆基俯身汽車的窗口,對我說:“小愚,再見!羅伯伯祝你一路平安。”

不想,月下的一聲再見,竟是訣別。

回到家,父親讓廚師馬上給他煮一小鍋稀飯,說:“努生太小氣,我根本就沒有吃飽。”

此后,外地工作的我給父親的寫信,在末尾從未忘記問候羅隆基。父親的復信對他的情況,卻只字不提。

(19)64年,姐姐結婚,母親來信說,婚禮在家舉行,父親大宴賓客,請了以羅隆基為首的八個大右派。那日,羅隆基非常高興,席間談笑風生,還問起了遠在天邊的我。

(19)65年12月,我在鄉下參加“社教”運動。一日,進縣城開會,在“社教”工作團團部的辦公桌上,放著剛到的《光明日報》。打開一看,發現刊登著這樣一條新聞:“全國政協委員羅隆基去世”。文字簡短,平淡如水。當夜,我回到茅草棚,流著眼淚給父親寫信,追問:我親愛的羅伯伯是怎樣地去世?
父親沒有回復。

(19)66年春節,因批評單位領導而人身已不自由的我,沒有向組織請假,跟人家借了80元,偷偷買了張機票,悄悄溜回北京。父親高興得親自到機場去接,我坐進老別克車里,便問:“爸爸,羅伯伯是怎么死的?”
父親不做聲,司機不做聲,警衛不做聲。車外是一片殘雪和雪后的嚴寒。

第二天用過早飯。父親把我叫到他的臥室,對我說:“昨日,你剛從飛機下來,就打聽努生的情況。你要知道,現在的北京政治空氣很緊張。這些話題,都不宜在公開場合談論。現在,爸爸可以告訴你── 他是害心臟病突然去世的。據說,努生白天還給相好的女人打過電話,晚上又請別人吃飯,夜里老病突然發作,想叫人來救助,伸手去按床頭的小鈴,只差半尺的距離,就斷了氣。‘才如江海命如絲’,這句詩用在努生身上,是合適的。”

我去過羅隆基的臥室,潔凈,有序,貴族氣息。我能想象出他臨終的樣子:掙扎,痛苦,死不瞑目。
父親嘆息良久,又道:“如有儀鳳在,努生當不死。”后更正,說: “所幸儀鳳未嫁努生!”
“爸爸,死后你去看了他嗎?”我這樣問父親。
“或許因為我們是‘聯盟’,也通知了我。我到迺茲府的時候,一切已被收拾得干干凈凈,也空空蕩蕩。我問民盟的人:‘老羅寫的那些東西呢?’他們說:‘組織上拿走了。’”
“羅伯伯寫了什么書?”
“不,不是書,是日記。幾十年,老羅一向有記事的習慣。他留下的這些文字,讓統戰部的人看看也好。努生筆下,一定罵我不少,這起碼能叫他們知道章伯鈞和羅隆基到底有無聯盟?”父親說到這里,不知為什么臉上浮起一絲苦笑。

母親還告訴我,羅隆基家中藏有一箱子女人寫給他的情書,里面還有青絲發。這些屬于隱私的物品,也被拿走。反右時,民盟的人罵他是“一日不可無女人的流氓”,可他劃右以后,依然故我。那時,我不大能理解男人的這些事,便去問父親:“你說羅伯伯是流氓嗎?”
“你要知道努生是獨身,他有權談情說愛。他的這種頗為浪漫的生活態度,與其說是品格沉淪,不如說是在壓抑、委瑣的現實中,唯一可以表現自己、表現活力的方式。當然,他也用這個方式擺脫精神孤獨。再說,交往的女友都知道羅隆基身邊還有其他女友的存在,但仍然愿意保持交往。她們覺得老羅是有真感情的,不搞什么欺騙。象與劉王立明的親密關系,就伴隨努生半輩子。所以,有人是流氓,但努生不是。”父親在說最后一句話的時候,口氣幾乎是惡狠狠的。當時我不知父親所講“有人是流氓”,指的是誰。

不管別人怎么罵他,官方怎么說他,羅隆基的滔滔雄辯和喃喃情語,在我心中都是無比的美好和珍貴。

英雄無后,天才無種。羅隆基無妻又無后,他的弟弟與侄子繼承了他的財產:拿走了他全部的字畫;賣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接手了數千元的現金;兌換了從前的美國朋友送他的六百元美鈔;大概他還留有極少量的黃金。叔侄倆把他的書籍捐給了民盟中央,獨獨甩下骨灰──羅隆基的骨灰,走了。

(19)83年一個冬日的晚上,由羅隆基供養讀完大學學業的侄子來京出差,提著個大蛋糕探望母親。他喜洋洋美滋滋地地告訴母親:前不久,挑了十八幅齊白石的畫(羅隆基專門收藏齊白石),以三萬元的價格賣給了省博物館,現在自己是個萬元戶了。母親送走客人后,哀嘆不已,說自己要有三萬塊錢就好了,可以留住老羅的藏畫。

(19)85年,是父親誕辰九十周年,我們一家人在母親的帶動下,四方奔走,不斷請示,終被官方批準,搞了一個座談會。民盟中央是主辦單位之一。這次活動使民盟的人受到啟發,決定也照這個樣子,給羅隆基舉辦九十周年誕辰紀念活動。

(19)86年10月14日,民盟中央召開了“紀念民盟創建人、著名愛國主義戰士和政治活動家羅隆基誕辰九十周年座談會”。
我對母親說:“即使民盟中央不請我參加,你也要帶我去。”
母親同意了。

在會上,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做了總結性、評估性的發言,而給我印象最深的,卻是千家駒的即興講話。他坦言,從前自己一向看不慣羅隆基,所以反右時很積極。“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如今,才認識到羅隆基在大節上,始終是沒有錯的。為此,他一直愧疚……

我們全家每年都要給父親掃墓。我第一次掃墓是在(19)78年平反出獄(我于1968年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返京后,由母親帶我去的。

祭掃完畢,我問:“羅伯伯骨灰,也在這里嗎?我想看看。”
母親答:“他的親人都不保留,民盟的人還會保管?”
我仰望浮云,滿臉淚痕。

“古來何物是經綸,一片青山了此身。”從父母雙亡,寡嫂收養到孤凄而死,尸骨無存,羅隆基始終是個漂泊無依的人。


2001年11月完稿、2003年6月修改于北京守愚齋







【注釋】

  [1] 潘光旦(1901~1967) 原名光,后署名光旦,又名保同,號仲昂,江蘇寶山縣人。1913年江蘇省政府咨送北京清華學校。1922年秋赴美留學,入迪特茅斯大學,1924年獲學士學位;同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獲理學碩士學位。在社會學、優生學、家庭問題及進化論、遺傳學方面有很高的造詣。返國后歷任吳淞政治大學教務長,東吳大學法律學院預科主任,光華大學社會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暨南大學講師,中國優生學會會長等職務。1927年春,與胡適、徐志摩等在上海籌設新月書店。1929年10月任出席第3屆太平洋國際學會中國代表團代表。1934年秋任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后兼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1937年10月任長沙臨時大學教務長。1938年5月臨時大學改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任教務長。1941年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之前身),任民盟中央常委。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任第2~4屆全國政協委員。1957年劃為右派,后任中央民族學院專門教授。1967年逝世,終年66歲。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著有《優生學》、《優生概論》、《政學罪言》、《人文史觀》、《人文生物學論叢》、《中國之家庭問題》、《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等。

  [2] 曾昭掄(1898~1967) 字叔偉,湖南湘鄉人。1919年畢業于清華,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留學。1926年獲化學博士學位后,回國在中央大學任教授并兼任化學系主任。1931年秋任北京大學教授、教務長兼化學系主任。1932年發起創建中國化學會,并担任化學會會志總編輯,還多次當選為中國化學會會長及常務理事。1935年担任國立中央研究院評議員。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隨北大南遷,任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大教授。1944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48年4月選為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兼化學系主任、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高教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化學研究所所長等職。曾被選為第1屆全國人大代表,第1~4屆全國政協委員。1957年劃為右派,1958年任武漢大學教授,1967年逝世。終年68歲。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著有《炸藥制造與實驗法》等。

  [3] 范樸齋 生卒年不詳。國務院參事室參事,民盟中央委員兼宣傳委員會副主委,1957年劃為右派。1979年改正。

  [4] 張志和(1894~1975) 化名何渠安,筆名李凡夫,四川邛崍人。 1916年畢業于保定軍校2期,畢業后服務于川軍,歷任連、營長,劉文輝川軍總司令部參謀,后又兼任兵工廠總辦。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創辦《新四川日報》《新川報》。大革命失敗后和陳靜珊在上海開辦辛墾書店,又在家鄉辦敬亭小學和中學。1932年脫離川軍出蜀。 1934年出國考察,并到蘇聯參觀,回國后曾去兩廣鼓動李宗仁等抗日。1936年在上海辛墾書店主編《研究與批判》革新號。同年底在成都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抗戰爆發后,曾去延安。回到成都后恢復黨籍,從事文化界救亡運動,與陳靜珊等合辦《新民報》、主編副刊《政經周刊》,應王陵基相邀,經黨同意,任30集團軍副團長及總司令部參謀長,赴武寧抗日。1941年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前身),任民盟中央委員,西南總支委員,主要從事國民黨西南高級軍政人員統戰工作。1942年將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引與周恩來見面,后促成劉部起義。1945年在成都出資開辦健誠實業公司和臨邛茶廠,掩護地下黨和進步人士。1949年后,當選為第2屆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委員。1957年劃為右派,1975年逝世,享年81歲。 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

  [5] 劉王立明(1896~1970) 原姓王,名立明,婚后隨夫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姓劉。安徽太湖人。1916年留美攻讀生物學,回國后,于20年代初開始創辦婦女刊物,發表文章,著書立說,宣傳富民強國,要求婦女解放,成為我國早期婦女參政運動的倡導者之一。她領導中華婦女節制協會,反對包辦婚姻,倡導節制生育,開展婦女職業教育和興辦婦女福利事業。先后在上海、香港、重慶、成都、廣元等地,創辦婦女職業學校、婦女文化補習學校、婦女工藝生產社、婦女賑濟工業社等。抗戰前,在上海創辦了專為單身婦女解決食宿困難的女子公寓,在江灣設立婦孺教養院,收容大批流離失所的婦女兒童,并給予一定的職業訓練和文化教育。抗戰期間,又在四川敘府和重慶分別創辦湛恩難童教養院和勝利托兒所,后者是當時重慶唯一的全托托兒所。她還發動各階層婦女募集寒衣,支援前線,搶救傷員、難民和天津流亡學生,并負責主持梅園難民救濟所。1934年日本特務暗殺了劉湛恩,她秉承丈夫遺愿繼續從事抗日運動。1944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并當選為中央委員,與李德全等人發起組織了中國婦女聯誼會,團結進步婦女,宣傳民主反對獨裁。1946年,與陶行知等人倡導成立中國人權保障委員會,陶去世后,接管會務。積極援救被捕的進步人士及其家屬。建國后,任第1~4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婦聯常委,民盟中央委員,中華婦女節制會會長,世界婦女節制會副主席。1957年劃為右派,1970年逝世,享年74歲。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

  [6] 周鯨文(1908~1985) 號維魯,遼寧錦縣人。青年時期,從北京匯文中學畢業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旋赴美國,入密西根州立大學,畢業后赴英,入倫敦大學學習政治學。1931年返國,主辦《晨光晚報》。1933年塘沽協定后,在北平組織東北民眾自救會,出版《自救》周刊。1936年任東北大學秘書主任兼法學院院長,并代理校長。 1938年初赴香港,創辦《時代批評》半月刊,宣傳抗日。1941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為發起人之一,1944年改為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后任副秘書長。建國后,任第1屆全國政協委員,第2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 1956年12月去香港,后在香港主編《時代批評》及英文《北京消息》半月刊。1985年逝世,終年77歲。著有《人權運動綱領》、《風暴十年》。

  [7] 葉篤義(1912~) 安徽安慶人。畢業于燕京大學政治系。1944年加入民盟,后任民盟中央委員、宣傳部副部長。建國后,任法律出版社社長,政務院政法委員、副秘書長,全國人大憲法修改委員會副秘書長。1957年劃為右派。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后任第6~7屆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副秘書長、中央副主席兼秘書長。

  [8] 羅德先 生平不詳。

  [9] 張東蓀(1887~1973) 原名萬田,字圣心,浙江杭縣(今屬余杭)人。早年留學日本,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辛亥革命時回國,歷任孫中山臨時大總統府秘書,上海《大共和日報》、《庸言》雜志、《大中華》雜志和《正誼》雜志主筆,《時事新報》總編輯。并在上海中國公學任大學部部長兼教授。1919年在北京創辦《解放與改造》雜志,任總編輯。次年改名為《改造》。1920年與梁啟超等成立《講學社》,1922年與瞿菊農等創辦《哲學評論》,并主編《唯物辯證法論戰》。1932年與張君勱等在北平組創國家社會黨,并發行《再生月刊》。1934年與張君勱在廣州創辦學海書院任院長。后回上海,任光華大學教授。旋又去北平,任燕京大學教授,抗戰時期,曾一度被日軍拘禁。獲釋后,從事著作。1938年當選為第1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2年當選為第2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抗戰勝利后,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46年1月出席中國政治協商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理事,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1973年6月在北京逝世,終年86歲。著有《道德哲學》、《認識論》、《科學與哲學》、《多元認識論重述》、《階級問題》、《知識與文化》、《思想與社會》、《理性與民主》等。

  [10] 浦熙修(1910~1970) 江蘇嘉定人。女。7歲隨母赴北京,讀一年高中即輟學。再進入京華美術學校學繪畫,兩年后接替大姐在北京女師大附小教課。后考入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同時繼續在小學兼課。大學畢業后,任北京志城中學語文教員。1936年隨夫袁子英至南京工作。1937年任職《新民報》,初負責發行廣告,后升任記者,采訪部主任。1948年夏,《新民報》被封后,繼續為上海、香港等地報刊撰寫揭露時政通訊;同年11月,被捕入獄,經營救出獄赴上海。1949年曾參加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上海《文匯報》副總編輯兼該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并被選為中國民主同盟候補中央委員,全國政協委員。1959年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辦公室副主任。1970年4月23日病逝。終年60歲。著有《新疆紀行》、《朝鮮紀行》等。1957年劃為右派,1979年獲得改正。

  [11] 在五四運動中,羅隆基取代了清華最初是學生領袖陳長桐,領導清華學生參加了五四運動。而校方對學生的愛國行為早已不滿。一次學生開會,校長張煜全下令關閉電燈,不想此舉激怒了學生,學生點燃蠟燭繼續開會。恰巧這時有學生發現會場外有幾個打著燈籠的鄉下人,盤問后方知是校方請來準備彈壓學生的。由此引起清華學生驅趕校長風潮。張煜全、金邦正接連被學生列隊趕出校門。外交部派來第三任校長羅忠詒,尚未到任,就傳出消息說此人吸食鴉片,輿論嘩然。短短幾年,清華三易校長,實不多見。在三趕校長的風潮中,聞一多寫宣言、貼標語,做的是文書工作,而羅隆基則充分發揮了他的領袖才能,演講、開會,風頭極健。羅隆基、聞一多等辛酉級學生,應該在一九二一年夏季畢業,秋季赴美。由于參加學運而受到校方當局的刁難。羅隆基和聞一多受自請退學的處分。一年后才赴美。因此辛酉級學生一部分人在清華學習九年。故羅隆基后來在人前夸耀自己是“九載清華,三趕校長”。

  [12] 劉清揚(1894~1977) 天津人。回族。女。五四運動時期,參與發起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担任天津各界聯合會常務理事,并參加了周恩來、鄧穎超等發起組織的覺悟社。1921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回國后,在廣州、上海、北平等地組織愛國婦女團體。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脫黨。1931年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1944年在重慶加入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兼婦女委員會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全國政協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民主同盟常務委員,全國婦聯副主席,中國紅十字總會副會長。1961年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1968~1975年被監禁。1977年病逝。這里說的“遠學劉清揚”是特指她的婚姻行為。她與張申府的愛人關系從保持了二十八年(1920~1948)。正當共產黨在解放戰爭中以勢如破竹的速度取得勝利之際。1948年10月23日張申府在《觀察》發表《呼吁和平》一文。11月15日民盟總部宣布取消其盟籍。12月26日劉清揚在《人民日報》刊登了離婚啟事。

  [13] 趙君邁(1901~1988) 湖南衡山人。畢業于日本成城中學,后赴美國留學,先后畢業于威斯康辛大學和諾維支騎兵學校。1928年回國,加入中國國民黨。1930年任浙江教導團團長。1936年任財政部稅警視察長。抗戰期間,任湖南身省鹽務局局長,衡陽市市長兼警備司令。 1942年被選為第3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4年任湖南省政府委員。 1945年任吉林長春市市長。1946年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俘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第2、3、4屆全國政協委員。歐美同學會副主任委員。1988年7月13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7歲。








【附錄】羅隆基著譯篇目

〔1〕 《美國未行考試制度以前之吏治》,《新月》1卷8~10月號(1928,10~12月)
〔2〕 《美國的吏治與吏治院》,《新月》2卷1號(1929,3月)
〔3〕 《專家政治》,《新月》2卷2號(1929,4月)
〔4〕 《論人權》,《新月》2卷5號(1929,7月)
〔5〕 《告壓迫言論自由者》,《新月》2卷6,7號(1929,9月)
〔6〕 《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新月》2卷8號(1929,10月)
〔7〕 《我們要什么樣的政治制度》,《新月》2卷12號(1930,2月)
〔8〕 《汪精衛論思想統一》,同上
〔9〕 《論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理論上的批評》,《新月》3卷1號(1930,3月)
〔10〕《我們要財政管理》,《新月》3卷2號(1930,4月)
〔11〕《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書評)》,同上
〔12〕《行政學總論(書評)》,同上
〔13〕《漱溟卅后文錄(書評)》,同上
〔14〕《政治思想之變遷(書評)》,《新月》3卷2號(1930,4月)
〔15〕《我的被捕經過與反感》,《新月》3卷3號(1930)
〔16〕《服從的危險》(拉斯基著,羅隆基譯),《新月》3卷5,6號(1930)
〔17〕《約法與憲法》,同上
〔18〕《政治家的態度》,同上
〔19〕《平等的呼吁》(拉斯基著,羅隆基譯),《新月》3卷7號(1930)
〔20〕《總統問題》,同上
〔21〕《人權不能留在約法里》,同上
〔22〕《上海民會選舉》,同上
〔23〕《對訓政時期約法的批評》,《新月》3卷8號(1930)
〔24〕《國民會議的開幕詞》,同上
〔25〕《我們不主張天賦人權》,同上
〔26〕《美國官吏的分級》,同上
〔27〕《現代國家的文官制度》,同上
〔28〕《現代文明里的世界政治》,同上
〔29〕《論中國的共產──為共產黨問題忠告國民黨》,《新月》3卷10號(1930)
〔30〕《美國官吏的考試》,同上
〔31〕《“人權”釋疑》,同上
〔32〕《答復葉秋原教授》,同上
〔33〕《什么是法治》,《新月》3卷11號(1930)
〔34〕《告日本國民和中國的當局》,《新月》3卷12號(1930)

 

2011-04-11 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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