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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尋民族品德的重塑之路  ——論沈從文的小說創作
探尋民族品德的重塑之路  ——論沈從文的小說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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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284(2007)01—0167—04
  沈從文無疑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位獨特的作家。他雖然也是受“五四”新文學的影響而步入文壇,但并沒有像其他大多作家一樣,沿著新文學的發展軌跡,將自己的創作激情投入到社會政治解放的潮流中,而是遠離主流文學形態,選擇了一條孤獨的創作道路:從人性視角探尋民族品德的重塑之路,彌補了20世紀中國文學比較欠缺人性審視和道德完善的文學功能缺陷,從而奠定了自己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一
  沈從文一再以人性的治療者自居,稱其創作是為建造“供奉”人性的“希臘小廟”。同時,研究者也反復強調他是一位人性的歌者,指陳作家筆下“那些厚道而簡單的靈魂”,“都有一顆偉大的心”[1]。彰顯湘西“優美、健康、自然”的人性,成為沈從文鄉土小說創作的基本特征。
  沈從文首先以“神尚未解體”的遠古時期為生活圖景,通過對邊地奇風異俗的描摹,凸顯湘西邊民準乎自然的人性。在《龍朱》、《月下小景》、《媚金·豹子·與那羊》、《神巫之愛》等作品中,作家一再借助苗族浪漫的“對歌求偶”婚俗,彰顯湘西青年男女對感情的專一堅貞。湘西青年男女在戀愛時不以“牛羊金銀虛名虛事”為條件,沒有現代社會有形秩序與無形觀念的束縛。如《龍朱》中的女子認為愛情是“抓出自己的心,放在愛人的面前,方法不是錢,不是貌,不是門閥,也不是假裝的一切,只有真實熱情的歌”。《月下小景》中的男子用歌聲去追求一種“不要牛、不要馬、不要果園、不要田土、不要狐皮褂子同虎皮坐褥”的愛情。在《雨后》、《阿黑小史》、《旅店》、《采蕨》等作品中,作家則將湘楚巫風和山鄉風俗與青年男女對健康本能的追求交織在一起,凸現出“自然人”的健全人性。與信奉男女授受不親的漢族不同,少數民族鼓勵青年男女自由交往。“苗族青年男女婚前的兩性生活頗為自由。處女與人通者,父母知而不禁,反以為人愛其女之美。”[2] 沈從文遵從湘西這一特殊地域的風土人情,創造了富于浪漫情調的情欲世界。《雨后》中那一對情竇初開互相愛悅的鄉村少男少女,因為“自然”的陶醉,做了“神圣的游戲”。《旅店》中的年輕漂亮女老板黑貓,因為丈夫已經“安安靜靜睡到土里四年”,體內春心涌動,渴望得到“一種圓滿健全的,而帶有頑固攻擊”。于是,與一個熟客作了一陣“頂撒野的行為”。《采蕨》中的阿黑和五明,因“生命逐漸成熟”,都有了“撤野”的沖動,兩人就在“草坪上玩一點新鮮玩意兒”。沈從文在這個奔放的情欲世界中,發現的并不是放縱的性欲,而是雄強的生命和率真的天性。
  不僅如此,沈從文即使面對“神之解體的時代”的湘西,依然關注其中“優美、健康、自然”的人性,打算“重新給神做一種贊頌。在充滿古典莊嚴與雅致的詩歌失去光輝和意義了時,來謹謹慎慎寫最后一首抒情詩”[3],努力從業已“污染”的湘西中挖掘出未被金錢腐蝕的健全人性。《會明》中的會明是一位軍人,十幾年的征戰生活雖然消耗了他的生命,但并未泯滅他的善良天性,始終保持著農人般的質樸。《燈》中的老兵,足跡遍及半個中國,但身上未染半點江湖惡習,仍保持淳厚品性。《柏子》中的柏子,是一位粗獷放縱的水手。他有過剩的精力,敢于大膽地愛,活得灑脫雄強。特別是《邊城》,作家在渲染茶峒山水美、風俗美的同時,著重凸顯了邊地的人性美。包括:(1)男女間的情愛美:翠翠不但人長得美,而且人品也好,樂于助人,對愛情忠貞專一;儺送也不貪嫁妝,不重門第,敢于追求自己的愛情。(2)親人間的親情美;老船夫50年如一日,風雨無阻地撐渡船,他活在世上就是為了讓孫女翠翠生活得更好,翠翠對爺爺恩愛無比。哥哥天保雖然深愛翠翠,但一旦知道弟弟儺送也十分喜歡翠翠,就坦然把愛情讓給弟弟。儺送感到自己對不起哥哥,也毅然出走。(3)商人與顧客之間的情義美:商人經商誠信第一,如做“船上生意經”的“不必作數目上的討論”,河街上的賣肉屠戶從不讓顧客吃虧。甚至就是吊腳樓女子與相熟的水手之間,錢居然“可有可無”,而情感真摯竟也“癡到無可形容”。
  總之,沈從文筆下的鄉間靈魂,大都耿直豪爽,慷慨大度,守信如約,重情重義,幾乎人人冰清玉潔如處子,個個樂善好施是君子;青年男女感情專一,他們可以為了愛情隨時犧牲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能夠經受種種困難乃至生死的考驗;鄉紳待人寬厚仁愛,大方灑脫,處事公正無私,正直和平,不但從不欺世壓人,反而樂于為人解憂,凡遇他人求助莫不傾力相助;鄉民為人質樸醇厚,天真自然,做事兢兢業業,盡職盡責,不但從不貪圖金錢,反而輕財仗義,似乎活在世上只為他人生活得更幸福。所以說,“生息在田野晨陽空氣中那些厚道而簡單的靈魂”,“他們心口相應,行為思想一致。他們是壯實的,沖動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掙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對于生活沒有過分的奢望,他們的心力全用在別人身上:成人之美。”他們“無不先人而后己——無己”[1]。看來,沈從文的筆下確實有一個“人性皆善”的世界。
  二
  但是,如果翻閱了厚厚的《沈從文全集》,考察了作品中的所有男男女女以后,無論如何都不能同意作家的自我宣稱與研究者的闡釋結論。因為,沈從文的創作文本固然展露了對至善至美人性的格外傾心與熱誠頌揚,但也呈示出對諸多國民劣根性的冷峻剖析與理性批判。
  沈從文在其所置身的都市世界中,到處發現了知識者生命力的萎靡、上流社會的虛偽與墮落。《八駿圖》、《紳士的太太》、《有學問的人》、《都市—婦人》、《某夫婦》等作為一個系列,構成了作家描繪上流社會的百丑圖。作品中的達官顯貴、紳士淑女,“在白天和黑夜,在日下和燈前,常常顯得兩樣”,他們雖然以“黑暗”作“裝飾”,在“鬼臉”上涂滿“雪花膏”[4],但仍掩蓋不了墮落的事實。比如作家最得意的《八駿圖》,展示了一群“人人皆赫赫大名”的教授的性心理畸變。這些知識精英雖然也和湘西鄉下人一樣,涌動著或隱或顯的情欲:教授甲枕旁置有艷體詩文,蚊帳內掛著半裸美女廣告畫;教授乙在海灘拾到一枚蚌殼,馬上想到了女性的性器官;教授丙眼睛常看的是希臘愛神胴體上的凹下處和凸出處,大腦常想的是內侄女苗條圓熟的身體;教授丁坦言自己對“許多女人皆發生興味”,對她們“永遠傾心”。但是,他們全然不敢像湘西鄉下人一樣充分地利用造物主的賜予享受生活,而是主動用種種“習慣”、“道德”等約束,將本能“抑制著、堵塞著”,壓抑自己的天性,成為一個個精神上的閹人。《紳士的太太》中的紳士家庭,表面上講究禮數,文質彬彬,但撕開溫情脈脈的面紗,映現出來的是骯臟與糜爛。生活在闊綽豪華大公館里的男男女女,整日忙于串門、打牌、上館子、進賭場,空虛無聊,懶惰庸俗。大公館的主人更是大玩“愛情”游戲,紳士的趣味在于尋花宿柳,太太的樂趣來自偷情通奸。主旨相近的還有《有學問的人》,主人公天福教授,因抱怨夫妻間的“愛情已經老了,趣味早完了”,想以偷情的方式“來補足這缺陷”,于是與一位“有身分的女人”調情。這位女人雖然是教授妻子的同學,竟然也“愿意”接受對方的“征服”。在這一系列作品中,讀者發現的除紳士階層逢場作戲式的性欲橫流外,還有他們自私、卑污的靈魂。《都市—婦人》中的女主人,經常“出沒于北京上層貴族社交界中”,“染了些嬌奢不負責的習慣”,為避免重蹈被男人玩弄遺棄的覆轍,得到永久的“幸福愛情”,不惜毒瞎心愛男子的眼睛。《某夫婦》中的丈夫為訛詐他人,把妻子當誘餌,結果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演出了一場荒唐可笑的喜劇。——這就是作家勾畫的都市上流社會人物群像和人生情狀。但作家揭示其生活真相的意圖,既不是著眼于暴露他們政治上的反動,也不是著眼于揭露他們階級本質上的腐朽,而是展示其人性的扭曲。
  沈從文毫不掩飾自己對鄉下人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溫愛,但這種溫愛僅表現為感情層面的認同,并不妨礙他在理性層面對鄉下人進行的反思。沈從文以湘西為題材創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柏子》、《蕭蕭》、《廚子》、《燈》、《會明》、《丈夫》等作品,都描述了鄉下人的悲涼人生處境。《蕭蕭》中的蕭蕭,在“什么事也不知道”時就做了童養媳,“糊糊涂涂”地“變成個婦人”,在等待“發賣”期間成為母親,“生下的即是兒子”,“就不嫁到別處了”。她的生命始終處于被動狀態,在一種“偶然”中生存。《廚子》中的賣身者時常被“霸蠻不講規矩”的客人欺負,受警察勢力壓榨,過著“永遠是豬狗的生活”……但是,作家并不止于描述鄉下人的悲涼人生處境,而且還揭示了他們理性精神的缺失。柏子照樣快樂,他自以為在娼婦身上所做的“丑的努力”與“神圣的憤怒”,“抵得過一個月的一切勞苦,抵得過船只來去路上的風雨太陽……以后也將高高興興的做工,高高興興的吃飯睡覺,因為今夜已得前前后后的希望”;蕭蕭面對命運的擺布與戲弄,不但不怨不怒,依然“有說有笑的過日子”,而且還親手安排下一代重蹈自己的悲劇命運,為12歲的兒子娶了一個大6歲的媳婦;賣身者視賣淫為正常合理的謀生手段,甚至引以為榮。妓女“平常時節不知道憂愁,放蕩時節不知道羞恥”,“每逢一個寬大胸膛壓到她胸膛時,她照例是快樂的”。老鴇回憶起自己年輕做“花魁”被達官貴人玩弄時,竟然津津樂道——他們身處悲涼境地卻渾然不覺,理性世界一片荒蕪,不但不曾想過如何把握自己的人生命運,反而能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贊嘆、撫摩、陶醉”、“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5]。
  鄉下人理性精神的缺失不僅表現為愚弱的奴才劣根性,而且也表現為麻木的看客心理。魯迅講過“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觫,他們就看了滑稽劇。”[6] 其實,沈從文的鄉土小說中也一再揭示這種麻木的看客心理:面對他人的不幸和痛苦,不但不予應有的同情,反而將其視為欣賞與娛樂的材料。例如《新與舊》中殺人場面的圍觀者,看到犯人的頭顱落地而“齊聲喝彩”,把殺人看作一種使人興奮的游戲。他們沒有是非,沒有愛憎,有的只是冷漠與無情。更有甚者,他們從隱秘的私欲出發,不但對他人的不幸和痛苦予以應有的同情,反而落井下石,主動參與踐踏受害者。比如《夫婦》中的“好事者”。當一對新婚夫婦在山中“睡覺”被發現后,馬上引來一群“好事者”圍觀:有的漢子“用大而有毛的手摸了女人的臉”,“主張把男女衣服剝下”,以得到一種意淫的滿足。婦女們恨得咬牙切齒,斥罵他們不要臉,主張用荊條“結結實實的撻一頓”。小孩子“即刻便競往各處尋找荊條去了”,希望從“打人”中補償自己被父親“抽打”的損失。老年人“看了則只搖頭”,忘了“自己年輕時代性情”而要救正風俗。“好事者”沒有“美”,沒有“善”,有的只是虛偽與野蠻。又如《巧秀與冬生》中的“族中人”,當巧秀媽被“捉奸”后,族長因其“光鮮鮮的肉體”被外人享受而“妒忌在心中燃燒”,遂提議沉潭處置。族中人為“圖謀那片薄田”,“不甚思索自然即隨聲附和”,并把她“上下衣服剝個凈光”,“一面無恥放肆的欣賞那個光鮮鮮的年輕肉體,一面還狠狠罵女人無恥。”老族祖“狠狠的看了幾眼,口中不住說‘下賤下賤’”親手將其推入深潭中。“族中人”沒有親情,沒有良知,有的只是私欲與殘忍。沈從文一再描繪這些“悲壯”而“滑稽”的場面,其目的是為突現鄉下人的麻木心理。顯然,對下層勞動者劣根性的剖析,沈從文與魯迅同樣深刻,阿Q式的愚弱國民性是其筆下的“奴才”和“看客”共有的精神病態。而這種病態,又一律源于人性的缺欠。由此可見,沈從文筆下的病態人性,不僅存在于都市世界,而且同樣存在于湘西世界。
  三
  毋庸置疑,沈從文是用兩副筆墨描繪人性圖景:一方面用抒情的筆調展示至善至美的民族品性,另一方面又用凝重的筆調揭示諸多國民劣根性。那么,作家的筆下為什么會出現兩幅矛盾的人性圖景呢?這需要從作家的創作追求說起。
  沈從文步入文壇之前,已經歷了一段曲折的人生道路,坎坷的人生歷程,加上新文化思想的啟蒙,使他的心田生發了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的萌芽。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20歲的沈從文來到了都市,其目的是“想來讀點書,半工半讀,讀好書救救國家,這個國家這么下去實在要不得”[7]。而在他看來,拯救國家的根本途徑在于重塑民族品德,其工具就是文學,因為文學有摧毀“一切由庸俗小氣自私市儈人生觀建筑的有形社會和無形觀念”[8] 的力量。如何重造民族品德呢?沈從文在對都市社會作了盡管偏激但卻獨特的批判性考察,并根據自己對湘西的了解,全面比較了鄉村與都市兩種人生類型的孰優孰劣后,態度鮮明地提出,重塑民族品德的模本只能是湘西。于是,沈從文記憶中的湘西世界賦予了他生氣和活力,推動他從流行風氣中走來。為了讓湘西承担起民族品德重塑的模本的職責,沈從文的初期創作多以遠古時期的湘西社會為背景,把湘西描繪成一個美與善都達到極致的人性世界。
  但是,經歷了中國現代政治和社會劇烈變遷,湘西這個化外之地也在時代潮流中發生了無可挽回的流變。在現代文明的侵蝕下,湘西的生存環境不斷惡化,淳樸的民風消失了,健全人性也在時代大力的重壓下坍圮。“一入辰河流域,……便見出變化中的墮落趨勢,即農村社會保有那點正直樸素人情美,幾乎快要消失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的人生觀。”[9] “地方的好習慣早已消滅了,民族的熱情也下降了,所有的女人也慢慢的像大城市里的女人,把愛情移到牛羊金銀虛名虛事上來了。‘愛情’的地位顯然已墮落,美的歌聲與美的身體同樣被其他物質戰勝為無用的東西了。”[10] 所以,現實中的湘西并非是一片綠洲。作為一位熱切關注現實人生的作家,不可能永遠沉迷在那些虛無縹緲的夢境中,現實湘西的險惡環境催生了作家對民族未來命運的憂慮。正是這種憂慮,使沈從文的重塑民族品德愿望不但沒有因模本的破壞而放棄,反而變得更加迫切。
  當沈從文懷著迫切和悲憫的心情回到現實湘西時,他既沒有與廢名一樣從對人性的絕望走向“厭世”,也沒有同魯迅一樣走向決絕的反傳統主義,而是試圖從兩個方面探究重塑民族品德的途徑:其一是以湘西原始文化遺存為依托,構筑烏托邦式的理想人性圖景,從中挖掘有價值的文化因子,并將其“注射到老邁龍鐘頹廢腐敗的中華民族身體里去……引燃整個民族青春之焰”,“好在20世紀舞臺上與別個民族爭生存權利”[11]。其二是以現實社會為依據,再現昏暗、滯重的宗法農村社會圖景,揭示生活于其中的種種病態、畸形人生,從而昭示改造民族精神的迫切性。沈從文希望讀者從這些作品中,“發現一種燃燒的感情,對于人類智慧與美的永遠傾心,康健誠實的贊頌,以及對于愚蠢自私極端憎惡的感情。這種感情居然能刺激你們,引起你們對人生向上的憧憬,對當前一切腐爛現實的懷疑。”[12] 從而達到民族品德的拯救與重塑。于是,沈從文的小說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兩個截然相反的人性圖景。
  沈從文曾熱切呼吁,“一些具有獨立思想的作家,能夠追究這個民族的一切癥結的所在,并弄明白這個民族人生觀上的虛浮、懦弱、迷信、懶惰,由于歷史所發生的壞影響,我們受到什么報應,若此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還有什么悲慘局面。”[13] 這與魯迅的創作思想有著驚人的相似。顯然,沈從文同樣把文學當作思想啟蒙的武器。他的小說無論展示至善至美的民族品性,還是揭示種種國民劣根性。其終極目標都是指向改造國民劣根性,重塑民族品德。
  [收稿日期]:2006—10—08
學術交流哈爾濱167~17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洪耀輝20072007
沈從文/創作思想/人性視角/品德重塑
沈從文的小說創作以人性觀照為視角,一方面以遠古湘西文化遺存為依托,構筑烏托邦式的理想人性圖景,從中挖掘有價值的文化因子;另一方面以現實社會為依據,揭示種種病態人生,昭示改造民族精神的迫切性,體現了試圖從兩個向度探究重塑民族品德的自覺和努力。
作者:學術交流哈爾濱167~17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洪耀輝20072007
沈從文/創作思想/人性視角/品德重塑
2013-09-10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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