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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洗鉛華不洗愁──寫者、編者談《往事并不如煙》
但洗鉛華不洗愁──寫者、編者談《往事并不如煙》
章詒和 王培元     阅读简体中文版

但洗鉛華不洗愁

──寫者、編者談《往事并不如煙》

章詒和 王培元
 

【寫緣與編緣】

  :在我的近20年的編輯生涯當中,還從來沒有一本書,像這一部這樣,整個編發書稿的過程,自始至終伴隨著魂靈的震悸、泫然的淚水,哀痛和幸福的情感交匯在一起,蕩滌著我的身心,仿佛經受了一場精神洗禮。魯迅說,從水管里流出的是水,從血管里流出的是血。我覺得,這部書,字字句句都是從血管里噴涌出來的。可以說,這是充滿著血淚的、“攖人心”之作。

  世事滄桑,歷史如煙如夢。幾十年逝去了,史良、儲安平、張伯駒、潘素、康同璧、羅儀鳳、聶紺弩、周穎、羅隆基,當然還有作者的父親章伯鈞、母親李健生,這些作者所熟悉的、已經走入歷史的人物,作者至今依然無法忘懷,筆酣墨飽地把他們敘寫出來,折射出整整一個時代的風光云影,讀來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矣。

  :我寫這幾篇文章的動機,如《自序》中所言,是為陷入絕境中的我,尋找一個繼續生存的理由和支撐,以拯救自己即將枯萎的心。還有一個遠因——我在入獄前,是接受了父親撕心裂肺般的重托的。具體情況,我以后會講述,如果我的條件也容許我講述。



【命名與敘述】

  :梅志寫過一本叫《往事如煙》的書,黃秋耘也出過一本書,書名和這一部完全一樣,一字不差。“往事”二字,何以使三位作者如此“鐘情”?恐怕原因在于,在他們看來,曾經親歷的往事,那些熟悉的人物的歌笑悲哭、哀樂離合、生活命運,風煙散盡、已然消失的無影無蹤的歷史,是刻骨銘心的、決不能忘卻的。魯迅曾痛心于、悲憤于中國人的麻木、健忘。這種寫作與命名本身,就已具有一種抵扼遺忘的意義和努力。

  從歷史記憶到歷史書寫,不僅需要責任感和使命感,而且還需要歷史敘述的獨特方式。在章詒和的筆下,歷史是真切的、形象的、活生生的人的歷史,時代、社會是人物活動的不可或缺的場景和舞臺。她刻畫的歷史人物,人人有血有肉,個個呼之欲出。正由于作者每每以她所擅長的以個性化的對話和生動的細節,來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靈魂,這部書的很多地方,即使并未描寫人物的外貌,卻可使讀者看了對話和細節,便好像目睹了談話與行動著的那些人,可謂“如臨其境,如見其人”。

  著力寫細節,寫頗具戲劇性的場景,甚至會讓人讀來有看小說之感。其實,這恰恰是司馬遷開創的中國史傳文的優秀傳統。然而,作者對這一優秀傳統的繼承,又決不僅僅是敘事方式、寫作技巧層面的。《史記》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正像郭預衡先生所說,魯迅之所謂“絕唱”,主要是就揚雄《法言·重黎》所稱的“實錄”而言的
(《中國散文史》第一卷295頁)。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贊》中指出:“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物,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善,故謂之實錄。”《往事并不如煙》(以下簡稱《往事》)雖不是《史記》那樣的體制完備的正史,但是“不虛美”、“不隱善”的“實錄”精神,卻是一脈相承的。劉知幾說過,“史之不正,代有其書”(《史通·曲筆》);又說,“世途之多艱”,“實錄之難遇”(《史通·直書》),誠哉斯言。敘寫歷史者,敢于秉筆直書,敢于“實錄”,殊為難得,極其可貴。章詒和致力于此,她對自己的描寫對象,不為尊者諱,亦不為親者諱,并未因為他們是父母的友人、是自己的親人,就回避其性格、為人等方面的弱點,如“坦蕩蕩之君子”與“常戚戚之小人”集于一身的羅隆基的刻畫,便是如此。


【回憶:“唯一”的生活】

  :關于記憶,我只想說明這樣一個情況:1957年以后的我,過著沒有同窗友誼、沒有社會交往、沒有精神享受、沒有異性愛情的日子。再以后便是被孤立、被管制、被打斗、被判刑,且喪父、喪母、喪夫……數十年間,我只有向內心尋求生活。內心生活為何物?那就是回憶,也只有回憶。特別是獄中十年,我是靠不停地翻檢記憶,獲得靈魂的呼吸,撫慰飄搖無著的心。20世紀80年代,我重返社會,即開始了對回憶的記錄。從獄中故事到羅隆基、儲安平、張伯駒的第一稿,均寫于1980~1989年之間。某些草稿保存至今,紙都脆了。何況,那些紛紛離我而去的人,是那么的美麗,想忘都忘不了。而記憶是必須包括細節在內的,只知道個大概,還叫記憶嗎?我現在還清楚記得35年前——宣判公審大會上懸掛的十條巨幅標語,判刑后第一天清晨從鐵窗外看到的天空顏色,在勞改隊過第一個春節時的菜單,等等。

  :當然,如作者在《自序》里所說,《往事》只是“對往事的片斷回憶”,并不是“完整的回憶錄”。這是作者本人的歷史記憶,是她個人化的歷史書寫,是事過境遷之后,透過茫茫煙云,穿越歷史時空,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重新打量、追憶和敘述。它不但使我想起以“實錄”而為“絕唱”的《史記》作者司馬遷《太史公自序》里“圣賢發憤著書”、“述往事,思來者”的說法;而且讓我也想到了魯迅的關于歷史的若干議論,如:“歷史
(指官方之史——王注)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只因為涂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但如看野史和雜記,可更容易了然了,因為他們究竟不必太擺史官的架子”(《墳·忽然想到四》)。自然,《往事》一書,野史而已。它讓你感到沉痛,感到悲愴,感到蒼涼,心潮滾滾涌起,久久難平。而魯迅在他著名的《病后雜談之余——關于“舒憤懣”》一文中,就這樣說過,“俞正燮看過野史,正是一個因此義憤填膺的人。” 野史之價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是個絕對悲觀主義者,想得最多的是關于死亡;最大的快樂是到天國與父母團聚。我這個人沒有什么成就,也沒有多大志向,深知自己幾斤幾兩,既不懂外文,也不通古文。至于現代作家的種種手法,別說學,我連看都看不懂。再說到了這把年紀,學什么都晚了。我不是作家,也不想當作家。朋友看了我寫的東西,稱贊自己,那都是鼓勵,怕我一個人活不下去。

  :說起回憶錄,我還想到了兩部我最喜歡的外國作家的著作,不能不提,一是俄羅斯作家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一是奧地利作家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兩者都既真實地再現了作者親歷的往事,成為一個時代的有力見證,又栩栩如生地描繪了眾多同時代文化名人的肖像和個性。類似于小說的精彩片斷,在書中亦隨處可見。看來,濃烈的文學色彩,不光是中國史傳文學之特征,外國作家的此種佳作也有相似之處。這種文字,這種歷史敘事方式,不但可以“啟人思”,而且能夠“增人感”
(魯迅語),自有其獨特的優長。

  有看過《往事》的朋友說,作者的記憶力實在令人驚嘆,幾十年之前的事情,竟記得如此清楚!說來簡直有些不可思議。龔自珍《己亥雜詩》有云:“少年哀樂過于人,歌泣無端字字真。”章詒和早慧,小時候就對大人們的事情,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年幼的她,過早地進入大人們的世界,感染父母及其友人的憂憤和焦思、痛苦與無奈。書中多次提到,家里來了客人,她也喜歡往客廳里湊。父親有時訓她,“小孩子不要聽大人的談話!”于是,她就悄悄躲在客廳的玻璃隔扇后面,偷聽偷看。她說:“對我來說,聽他們聊天就跟讀書聽課一樣。”書里多次出現的這個躲在玻璃隔扇后偷聽的小姑娘,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種特殊的人生閱歷,對她幾十年后撰寫《往事》,都成了不可或缺的準備和積累,成為一種精神寶藏。

  章詒和的記憶力確實驚人。70年代末,她和母親去拜訪聶紺弩,還一清二楚地記得,三年困難時期,在莫斯科餐廳見到聶,他當時說的兩段話。而有意思的是,章詒和又總是說自己記性不好。人的記憶,大約是有選擇性的,有的事銘記心頭,有的事則忘得干干凈凈。不知讀者是否注意到,章詒和出獄回京后,第一個夜晚,與母親、女兒,三代人共眠一榻。母親講述父親之死的每一句話,她都“死死記住,記到我死”。我把作者的歷史記憶和歷史書寫,視為對價值理想、對文化傳統的無比珍愛,對傳統人文精神的格外尊重。

(本文著作權屬章詒和先生,Yu jinsong先生編輯校對,三秦記僅修改網頁并發布)


【關于“貴族精神”】


  :文化上的事情極復雜,自有其發展的內在邏輯和規律。傳統不是你想搶救,就能搶救的;作品不是你評為經典,就是經典。而且,動機和效果常常相悖。就拿我所熟悉的中國戲曲來說,“推陳出新”的方針多好,在官方諸多的文藝方針政策里,這個方針可能是最正確的。半個世紀過去了,誰也沒想到“推陳出新”的最終結果,是凋敝、衰敗和滅亡。舉個簡單例子,袁世海會四百出戲,如今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會的戲也只有十幾出。所以,在文化上,今人未必勝古人,現在的杰作未必超過了前人的著述。我正在閱讀沉櫻,她的散文簡約純樸,感情真摯,不眩惑于奇巧華麗,不刻意追求藝術特色。我能學到她的一半,便滿足了。可能一半也學不到。文學藝術屬于人類精神活動的產物,有主流,有支流,也有逆流。在一段歷史時期,主流盛行,支流枯竭,逆流消失。但無論什么樣的文化流脈,它們所蘊涵的精神價值都會沉淀、積累下來。即使消失了的,其中有價值的那一部分,也終將被重新開掘出來。

  :一位友人認為,無論《往事》的內容,還是其文字,都具有一種“貴族精神”。我很贊同這個看法。為什么會有這種精神呢?因為作者所寫的人物,幾乎都是現當代中國大名鼎鼎的知識分子、文化名人。他們的訴求與失敗,他們的喜憂與哀傷,他們的人格與遭際,通過作者的史筆,繪聲繪色、惟妙惟肖、酣暢淋漓地表現了出來,使全書從字里行間蒸騰起一種高層次、高格調的文化氣息。像持守著“以不變應萬變”的處世原則、俠骨柔腸的康同璧、沉迷于琴棋書畫生活中的、散淡的張伯駒這樣的文化名流,他們的人生經歷,他們的遺聞佚事,對于今日的讀者來說,大都是聞所未聞的。他們表現出的貴族精神及其文化氣息,在我們的文化和文字中,似乎是久違了。作者以凝重而又優雅的文筆,細膩而又潤澤的語言,極富表現力地展示了上述人物鮮為人知的獨特人生和卓異個性,栩栩如生地刻畫了他們的人格尊嚴、高貴心靈、淵博學識和優雅風度,極大地滿足了讀者了解其人其事的強烈愿望和濃厚興趣。

  譬如,作者把張伯駒對傳統文化的癡迷、對舊戲曲的珍愛,以及他的精神的落伍與孤獨,他的人生態度的泰然、淡然和超然,寫得出神入化,讀者也由此而進入了人物的內心世界,真切地感受他的文人氣節的人格尊嚴,猶如一曲中國傳統文化的挽歌,如泣如訴,余聲裊裊不絕。解讀了張伯駒這個人物,恐怕也就理解了章伯鈞說的一句話:“最優秀的,往往是最固執的。”

  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在書寫歷史、回憶人物的時候,往往有一種多角度的大視野觀照,有一種超越性的襟懷與氣度,不光是寫了人物與政治的糾葛沖突,而且更寫了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命運,透視出人與時代、性格與命運的繁復錯雜的互動關系,讓你既感到沉重,但又不壓抑,意蘊豐富深厚,韻味綿長。



【關于批評】

  :關于批評。我一向認為,各種批評的最大差別在于和意識形態發生的關聯上。說意識形態和批評的關聯,并非是講批評代表著某個政治觀點,而是指它是一定意識形態氛圍下形成的,批評主體(即批評家)又是受到一定社會文化模式的支配。比如,一個北歐的文學批評家,看了《斯人寂寞》后的感想是:好漢無好妻。這讓我哭笑不得,但這個“哭笑不得”又極能說明問題——即對作品的臧否褒貶無不是批評家自己經過思考作出的。但他們的意見,其實都是各自所屬的文化背景下可能產生的種種意見當中的一種。所以,面對一篇文章,眾說紛紜,才是合乎常規、符合常態的批評現象。我這個人的大半輩子是在被批判中過活,很習慣。

  :對于《往事》,印在封底的龔育之、嚴家炎、孫郁諸位先生的評語,從各自不同的視角,或整體宏觀、或深入細致地進行了簡練、精辟的評說,亦可謂見仁見智,各抒己見。每位讀者讀了這部書,恐怕都會有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吧。

  :一個作品寫出來,作者就和它沒什么關系了。寫作的沖動、愿望、目的、成敗、意義及其想要達到的效果,都靠作品本身來判定。所以,我反對作家自己跑出來大談創作感受和經驗,更覺得那些用別人的錢來研討自己的舉動和場面,更是庸俗,甚至卑劣。



2003年12月12日~2004年1月22日,于北京東

2011-04-11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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