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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化文學研究方法評介:  文學與文化研究的一種構架和方法論[*]
整體化文學研究方法評介:  文學與文化研究的一種構架和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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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斯蒂芬·托托西 馬瑞琦譯)
   一、緒論
  本文旨在簡單介紹一種理論和方法論構架,在我看來,這種構架代表了一種可供選擇的、革新的文學與文化研究方法。“文學”與“文化”間的聯系是被有意識地挑選過的:文化研究這一學科——盡管到如今已有良好的發展,而且事實上,被制度化了(institutionalized),在不同的變體中已形成構架——對我來說,其與文學研究的相關多于脫節。在對文學自身的研究中,許多傳統的和當前的構架與方法論都忽略了一個廣闊的、并且在我看來是必要的觀察文學的方法,比如說與文化研究的調和。同時,在兩個學科中,方法論都發展得不很充分,理論上常有缺陷,它們的應用明顯地不完善。唯其如此,我才提倡這種方法,它擁有可以回應我對文學研究整體批評的特殊的理論與方法論前提。我將在下文中探討的整體化和文學經驗研究與文化研究方法,一方面通過運用比較文學的學科前提而使重心落在文學研究上,同時輔以一種廣闊的文化整體視野來從事這樣的研究。這兩種基本前提假設均以從系統論(systems theory)和“經驗研究”一詞而來的特殊的理論設想為轉移。
   二、背景
  在文學自身的研究中,尤其是在整體的經驗研究實踐中,整體論可以追溯到結構主義、文學社會學和俄國形式主義。眾所周知,通過索緒爾和俄國形式主義者,結構主義尤其影響了哲學、文化人類學、人類學、精神分析學、社會學等一系列學科和象列維—斯特勞斯、拉康、利奧塔德、福柯、戈德曼、鮑迪約、巴爾特等倡導者。結構主義和整體論之間的關系通常說來并不那么清楚。然而,經由俄國形式主義者和布拉格學派,結構主義成為伊塔瑪·艾文—左哈(Itamar Even-Zohar)等人提出的多項系統理論的出發點。在與整體論類似的理論構架中,齊格菲·J·施密特(Siegfried J.Schmit)的文學經驗科學(Empirical Science of Literature);雅克·杜勃的文學制度或作為制度的文學(the LiteraryInstitution or Literature as Institution);羅伯特·伊斯特等人的書寫科學(the Science of Writing)以及皮埃爾·鮑迪約的文學場(champ littěraire)概念,這種關系就更間接些,其他學科象文學社會學、交往理論(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和媒介研究,在概念理論上和/或認識論來源上起支配作用。
  經驗研究方法的根源可以在激進構成主義的要旨的認識論以及哲學概念中找到,主體基本可以闡釋自身的經驗世界,使人意識到文學闡釋和嚴格的文學“科學”研究應成為各自獨立的行為。重要的是需要認識到,要在構成主義而非常規語境中理解“科學的”和“經驗的”這些術語。對構架而言,“經驗的”意味著一個非實證主義的經驗概念,它客觀化了文本,并且在理性論述指導下從這種客觀化里發展出了一種文學程序系統。
  總體說來,盡管對數學、生物、物理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理論有所借鑒,但同許多文學構架一樣,文學整體化和制度化理論主要由社會學演變而來——德語中是尼古拉斯·盧曼,英語世界是塔爾科特·帕森斯——文學社會學和傳播理論。在北美文化研究中,可能和一種稱為功能主義的方法最為接近——盡管它很少在文學研究中付諸實踐。再一次從一個總體的寬闊角度來講,文學的整體化研究方法源于宏觀結構,盡管它可以在文學語境中作為微觀結構來理解并實踐。
  為了給“作為系統的文學”概念歸類,應首先考慮多項系統理論家伊塔瑪·艾文—左哈的定義。艾文—左哈寫道,“如果一個人將‘系統’一詞既理解為一個封閉的關系網(net-of-relations),其中的成員從其相應的反面獲取價值,又理解為一個開放的結構,由幾個同時共存的關系網構成,這樣‘系統’就貼切而豐富了。”于是這個定義便被艾文—左哈固定為“假設從一系列所謂‘文學’活動中尋求的一種關系網絡,而且這些活動因此而在網絡中被觀察,”并且“行為的復合,或其他任何部分,凡是可以被假設來支持設想的系統關系,都被認為是‘文學的。’”
  經驗研究理論家施密特已發展出一種在文學傳播與社會反應之間的前提內,更為精細地勾勒文學體系的方法,這種方法通過一種更近乎科學的基礎,從哲學(構成主義和激進構成主義)、數學、生物學和一般系統論(general systemstheory)發展而來:作為交互作用的系統,文學交流一定要達到成為系統的條件:它一定要通過相對穩定地劃分邊界把它和其他體系劃分開來;它一定要有一種內在的結構;一定要被社會所接受,以完成其它體系所無法完成的社會功能。劃分界限由審美傳統所提供。體系的結構由行動在社會期待中的固定角色的分工決定:生產者(producer)、中介者(mediator)、接受者(receiver)和后期處理者(post-processor)。
  在施密特構架的英語分類名稱中,由于英語文學研究中的術語“經驗的”和“科學”含有特殊的反面聯想義,“理論”(theory)一詞便率先取代了文學經驗研究中的“科學”,成為文學經驗理論(Empirical Theory of Literature)。更近一些,施密特和他的同行接受了整體化和文學經驗研究法這一名稱并隨之加以應用。盡管德國和荷蘭文學詞典與大全的條目使構架得到了廣泛認識,但英語詞條卻帶來最新的信息。
  文學實驗研究最初對從事接受研究和注重閱讀過程的認知心理學的人格外有吸引力。在這兩個領域,對構架的探索和研究穩步增長。值得注意的是,在交流研究中,系統已明確建立。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從事認知科學和人工智能的研究者,尤其是對通常稱為故事語法(story grammars)的敘事感興趣的人,已試圖明確文本研究的構架。在北美學術和理論界,泛泛說來,以文化研究為參考的話,便和我已提到的功能主義最為吻合。令人矚目的是,構架在國際背景下迅速發展,已超越了文學研究而步入媒介研究這一更為廣闊的天地,媒介研究與文化研究相聯系,因此,我的應用文化研究(Appiled Cultural Studies)包括比較文學這一觀點就是可行的。
  換句話說,一方面整體化和經驗研究方法主要關注文學,另一方面“文學”自身也被視作文化的一個子系統(sub-system),而文化又只是交往系統的一個分支。于是,很顯然,在整體化構架和方法論(a systemic framework and methodology)指導下這些領域得到了最好的研究:文學交往作用系統的前提:交往互動體系(a system of 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若想存在,我們社會就必須有以下特征:(1)交往互動主要指向語言審美交際文本(linguuistic aesthetic communicative texts);(2)文本生產者和接受者的行為遵從審美性和多價傳統(the conventions of aestheticity and polyvalence),中介者和后期制作者一定適合這些傳統;(3)系統顯示出一種與其他系統迥然不同的內在結構,它為社會所接受,并完成其他系統所無法達到的功能。
  盡管對整體化和文學經驗研究法的批評在文學學者中特別強烈,但在我看來,大多數評論只證明了對系統理論的出發點和大量亞文學以及這種方法的認識論基礎不甚了解。如我在前文所述,在北美對文學系統理論有一種明確的持久的敵對情緒,也許要歸諸于它的實用主義歷史。對我那本關于19世紀加拿大英語和法語小說的書的評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有位評論者以這樣一段多少帶著欣賞口氣的話作為結尾,他說那本書“是一種令人驚訝而且復雜的研究,至少對那些不熟悉文學經驗理論的意識形態和方法論的人來說是如此。然而,即使一個象我這樣從事這種研究的學者也應該能意識到作為深入研究之起點的潛在價值。”在德國,對這種理論也同樣反感甚深。我與施密特及其同行多次交談,他們用無數例子來說明自己的遭際。表現在機構層面上的也很顯著,他過去和現在的幾十個學生中只有一個成為正教授,盡管他所有的同行都有高出一般水平的出色的著述(專著或受過鑒定的文章)。就已有的負面反應而言,這兒又有一個近期的例子。在關于系統論者、英語教授迪粹什·施瓦尼茲的小說《校園》的一篇書評里,評論者寫道:“(小說中的)道德感令人震驚,因為作者是一個在貝爾萊弗德從事系統論研究的人,他的頑固不化鮮明地體現在缺乏對倫理問題的關注。”(盧科豪斯)不幸的是,和別處一樣,這只表現了一種無知。如果一個人讀過施密特近期的文章,或者前些年安拿托·萊帕波特(Anatol Rapaport)關于系統論和社會、文化的論述,就會知道盧科豪斯那樣的斷語是何其大謬不然。
   三、整體化和制度化文學與文化研究方法間的關系
  以“制度化”命名整體化研究法首次于1978年由雅克·杜勒斯引入文學研究(德語見1994,巴什;魁北克—加拿大實踐者見莫里森;美國學者見格拉夫)。文學系統(the literary system)和文學體制(the literary institution)這兩個相似詞匯可從以下出發點來解釋:制度(或子系統)是系統的因子——當文學被視為一個系統的子系統時。這種理論假設可以最基本地從比如說美爾文·G·布萊恩的《制度建筑:原始資料》中得出。布萊恩對制度的定義是“在經濟領域里,制度由于經濟增長的動力不同而不盡相同……(這種體系)將制度視為經濟體系中的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者。”這個定義明顯地適用于文學。法語中制度一詞的定義被文化社會學家用來覆蓋文學、視覺藝術、電影、音樂和其他文化形式的“藝術品”的生產、傳播與消費中的所有因素。這些因素既包括狹義的“制度”(例如,出版社、媒介、學校和大學等),也有廣義的“整體性”的一面。下面是一個類似的“制度”的概念:“(制度)就是將上述現象有力地結合在一起,將它們作為有效地規范社會的體系的基本解決方法的綜合來表現。”這個定義也同樣適用于“文學制度”。
  在文學研究的幾個體系——體制構架和方法論中,多項系統論、整體化與文學經驗研究法、文學制度構架等最為成功,最為革新地重新為文學研究下了定義。它們能和諧共存的一個主要原因就在于有一個被認為是內在聯系著的現象范圍(例如整個的“文學生活”領域,或“文學——社會影響——交流境遇),得益于符號學和社會符號學、文學社會學和交往理論、基于能動的、可行的、實用的和開放的(自我參照的)系統理論和一種強烈地對觀察與證實而非直覺、推測、玄學描述的贊賞。換言之,這種理論與方法論前提就是文學研究應當重在文學怎樣”而非文學“如何”,這種前提經由一個整體化和文學經驗研究者艾爾斯·安君戈系統地闡述,他提出文學研究的一個基本出發點就在于回答“人們如何從事文學”。重要的是,整體化的(和比較的)方法并不排除封閉的文本研究,就如以上我所列舉的學者證明的那樣。由于在文學研究中,直覺是壓倒一切的概念,文學學者經常認為在自然科學領域并非如此,應該注意到,在整體化構架中直覺并不被省略。相反,在象統計學科、心理學等自然科學中,直覺也是基本的必要的因素。這種認識也是整體化文學研究方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當然在分析被觀察的事物時,直覺通常處在次要的位置上。
   四、比較文學和文學整體化及制度化研究方法
  整體化/制度化理論的基本觀點能使人以比較文學觀點成功地研究和領會文學面貌和觀點,它盡管廣闊而輝煌,但卻常被忽略。為什么會這樣呢?比較文學的基本定義包括——拋開傳統上、歷史上由不同語言入手“比較”文學文本——作為其與文本外諸領域關系的文學文本研究(例如,社會學、歷史、經濟學、出版業、書籍史、地理學、生物學、醫藥等等)和其他藝術。最重要的是——這兒比較文學扮演了一個令人矚目的角色——比較文學意味著對他者的“認知”(recognition)與“介入”(engagement),這個他者可能是個“非經典”文本或其他種族、性別、民族的文學與文化風貌。比較文學這一歷史性的基本原則無疑是系統化的。同樣,在今日的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的理論近似值中,盡管文化研究認為文學只是許多文化活動和文化產品中的一類,比較文學還是將重心放在文學本身上。在我看來,這是個顯著的、至關重要的區別,它使我能堅持文學研究作為一個獨立領域來研究,是一個合法而必需的學術事業。然而,正如我將進一步指出的那樣,雖然比較文學在其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整體化方法,但總體說來,它缺少整體化和經驗研究法所提供的那種可行的、有用的前提。文學研究,通常作為“民族”文學來實踐的,缺少整體觀和上文所說的“認知”與“介入”。
  于是,系統這個概念被比較學者廣泛應用就不足為奇(參看謝衛爾;佛克瑪;易布什;濟馬)。雖然,如我所述,總體上,整體化/制度化方法并沒有引起文學學者的普遍興趣(與我上述比較學者相反)——或者以一種理論上、詞類上不甚分明的方式有所發展——但是還有一些作品與理論構架至少采取了相似的觀點。然而問題,是當整體化方法在研究中出現時,這種方法是不自覺地被運用著。通常學術研究的作者顯得對整體化研究的大量事實從實踐到理論一無所知或不屑一顧。其他例子則證明了對整體化思維的更多的熟悉,它們從整體化和經驗研究方法的著作參考和智力參預中得益匪淺,舉例說來,斯蒂芬·格林布萊特(Stephen Greenblatt)和他的同事們的新歷史主義構架,如不從方法論精確度上講,與整體化和經驗研究法的部分概念極為接近。文化研究的形形色色理論和方法論、經濟學也運用整體化方法。J·希利斯·米勒對“什么是文化研究”的假說就證明了整體化思維,再比如安冬尼·伊索普的《文化研究中的文學》也是部明顯的整體化方法論著。伊索普的書論述了文化研究領域、他對文學的理解與提出媒介研究概念的施密特相近。伊索普的新的文學模式,又叫文化分析,由符號系統、意識形態、性別、認同和主體位置,他者、制度、讀者、教學等領域組成。這些領域類似整體化構架與理論的要點。有趣的是,建立在羅蘭·巴爾特和雅克·德里達的“網絡”概念上的一種清晰的整體化觀點,在源于電腦技術的新穎的閱讀與文學研究概念中同樣明顯,這兒一個清楚的暗示就是“網絡”與“軟系統”相似。至少從理論上講,文學研究中整體化研究的潮流是相當強大的。另一個例證就是吉爾斯·德勒茲和弗萊克斯·佳特立的著述中,在整體論的語境里,批評家的反應格外重要。米歇爾·德·塞蒂歐也逐漸被認為是個“整體論”學者,其作品研究“他者”:“(塞蒂歐)所緊緊抓住的寓意系統——十字路口、網絡、通行區、眠標——具有描述作用以外的價值。”在大西洋兩岸對解構主義的研究中,系統主詞越來越顯著。比如說在克里斯托弗·約翰遜的近作《雅克·德里達哲學中的系統和寫作》,盡管這兒也是更注重系統作為概念而非在文學體系中的功能與作用。因此,北美學者開始對系統、觀察和文學研究的實用主義的重要性加以注意——另外,這樣的研究依然缺乏實用的功能性——在斯蒂文·梅洛克斯的《修辭、詭辯、實用主義》和查爾斯·W·安得森《思想生活的規定:大學目的、自由教育目標、公民實現和實踐理性的培養》中很明顯。
  回到比較文學和整體化與文學經驗研究法的關系上,在文學研究內部,比較文學學科近年來處于相當大的壓力下,(然而我要指出的是,這個學科總是難以確立自身)。泛泛說來,在歐洲大陸、英國或南北美洲,這個學科從未成功地完成制度化。然而,與南北美洲以及“邊緣”歐洲(如希臘、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學科日漸式微相反,近幾年來,比較文學作為學科在遠東、中國和日本制度化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比較文學是人文學科中除英語系外最強的學科之一。盡管美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依然顯示出在比較文學制度化上的力量,但這些年來,文化研究的興起,英語系對文論的吸收,交流與媒介研究,可能要淘汰比較文學。但是人文學者認為,比較文學總能革新并能并入源于自省的學術研究因素——以加拿大為學科范例——“比較文學家對單個作家研究中易于忽略的人類凝聚力和外化貢獻突出。”也就是說,單一語言與文學系(或學者),換言之,“民族文學”的研究方法的學術缺陷,比較文學可以通過注重文化研究中相對于文學的其他主題與客體加以糾正,這尤其體現在北美。
  比較文學學者,特別是伊夫·謝弗萊爾、杜威·佛克馬、埃爾魯德·蟻布思、克來門特·莫里森、萊恩·T·塞格斯或彼得·V·濟馬等人,在其著述中逐漸增加研究系統概念,濟馬(Zima)的《比較文學》一書中,“系統”一詞是用來說明比較文學學科特點的建設性詞匯。以其歐洲讀者為對象,這本書在廣告中被稱為:“民族及其文學越是融合,作為整體的和理論精確的比較主義的困境就越可以避免。”在出版商寄往各學術雜志征取書評的信中,聲稱“比較文學,如其所示,是種時尚。”
  今年來出版的比較文學書籍說明了學科發展中可辨析的方向,所有這些都顯示出或明或暗的“整體化”因素。比如說,伊夫·謝弗萊爾(Yves Chevrel)的《比較文學》(1989)、《今日比較文學:方法與觀點》(1995)中,整體化方法已被顯著地具體化了,謝弗萊爾的另兩項研究“什么是文學年?方法論觀點”和“20世紀小說中的城市:馮·霍夫曼、沃爾夫、多·帕索、加繆”。這兩項研究也包含了對文學、系統、制度的探討。
  然而,在比較文學許多具有整體化視角的著作中,系統一詞是概念化的,在其構架和方法論中,缺乏實用以及功能。依我之見,循著整體化和經驗研究構架,人們應當從“系統”這個詞上升到實用的、方法論的層面,即如何從事比較文學或一般的文學研究。在整體化和比較的研究方法中,類似于整體化和經驗研究方法,杜威·佛克馬早年的文章《比較文學和新模式》也包含了以下謹慎歸納的建議:“新模式由以下方面構成:(1)文學研究客體的新概念;(2)新方法的介紹;(3)文學研究科學關系的新景觀;(4)文學研究社會判斷的新觀點。這種可行的定義無論是其結構還是其假想,在我看來都是最有效的。”
  如果我們將這種實用的定義視作一個出發點,讓我們通過幾個例子看看這個學科近幾年來理論著作的發展遭際。我認為要以文學理論為出發點探索比較文學“如何”發展,比如始于一種文學研究可實踐的構架和方法論。例如,在馬克·安奇諾德(Marc Angenot)的《文學理論》里,編者就在“簡介”中以整體化語境為綱來定義文論。盡管沒有施密特構架中認識論的精確性,但由于它對佛克瑪的參數是種回應,因而格外重要。對佛克瑪提出的比較文學新模式具有整體論特征的答復是含蓄的。“文學研究的新概念”在安奇諾德的幾篇文章有明確的論述,尤其在“文本和文學交流”這組文章中有幾篇從整體論出發加以論述。另外,我在上文對兩種文化相近值的論證里,談到比較文學為了文學學術的利益,最好加入這種觀點。我衷心希望比較文學學者能從整體化和文學經驗研究方法那里吸收一些實用的因素。有跡象表明可能會如我所愿。舉例說來,加拿大比較文學學者在加拿大少數民族寫作和婦女寫作中運用了整體化理論的一些方面。整體化和經驗研究方法在比較文學語境中可以被進一步運用,我將這種理論發展命名為“夾縫中的邊緣性”(in-between peripherality),用以研究柏林墻跨掉后的東、中歐文學和中國文學當代,體現為“變化的敘事”(Narritives of Change)的后現代現象。
   五、結語
  盡管比較文學、文化研究和一般的文學研究近幾年的著述中,有些例子運用了整體化文學研究法,這是一個可喜的必要的發展,但是在實用和方法論領域,依然有所不足。在此,整體化和經驗研究方法具有明顯的優勢。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全部的文學學者尤其是比較學者和文化研究的同行對此表示更大的興趣。
   六、詞匯精選
   1.文學經驗研究(Empirische Literaturwetenschap)
  這個詞源出于荷蘭語,指文學研究中的新興運動,主要將文學研究視為一個社會活動的系統。核心問題是文學發生了什么:寫作、出版、發行、閱讀、檢查、摹仿等。文學經驗研究源于一種解決闡釋學基本問題的企圖,例如:一種闡釋的合法化如何被證實。這引向了“認知構成主義”理論,其論點主要是主體自身建構其經驗世界。在施密特的作品中,這一切的邏輯結果成為闡釋與文學嚴格的科學的研究分離(所謂“激進構成主義”)。文學活動體系從外部觀察而非體驗時,大體上被認為是以依賴兩種不斷被測試的傳統(前提)為特征的,這些傳統是:審美傳統(相對于日常語言參考系中的事實傳統)和多價傳統(與日常現實世界的單價相反)。因此,文學經驗研究的客體不僅包括文本本身,而且包括文學體系中文學活動的角色,即文本的生產、銷售、接受和處理……一般說來,經驗研究的步驟是:提出假說,投入實踐,測驗和評價。所使用的觀點主要從心理學和社會科學(接受理論)中汲取。更具體地說,讀者反應研究中廣泛應用了各種技術。許多經驗主義研究由于結果瑣碎無聊(常是對已知或懷疑事物的證實)和還原論傾向(構架的虛假性,以讀者反應取代文本研究的局限性)而遭反對。然而,文學經驗研究方法以獨特的客體研究和方法論來探索文學體系的社會文化層面顯然是一種出色的方式。在使文學研究更科學化、更聯系社會上,做出了無法取代的貢獻。
   2.文學研究經驗(Empirische Literaturwissenschaft)
  這個詞源出于德語,指施密特等發起的建立在主體間試驗性上的一種新的整體化文學理論,它將文學理論視為經驗指導下的社會科學,它的主體是在文學文本中的社會影響總體。它建立在文本/生產者、文本處理、接收、生產后處理美學交流的系統上。客體要綜合文學史相應的方面,以及心理文學的、社會文學的、訓誡的和批評的觀點。
   3.文學制度(l'institution littéraire)
  這個術語要理解為一些被承認和已確立的機構在決定文學生活與文學經典中起了一定作用,包括教育、大學師資、文學批評、學術圈、自由科學、核心刊物編輯、作家協會、重要文學獎。對這些機構的興趣,伴隨著近來將文學視作一個生產、傳播、接受、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的社會體系的觀點。換句話說,從社會科學角度來研究上述現象,文學被看作是一個意識形態組織。
   4.多項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
  此理論以交流系統中的原則的普遍實踐為基礎,試圖在符號框架內解釋文學。70年代以來,從特拉維夫波特學院的著作中將這個術語推廣開來。多項系統理論認為,文學是一個系統的綜合體(文學概念既有實踐又有理論意義),它們相互影響,并經常處于一種全新的變化的關系。這種理論實際上是對20年代特尼亞諾夫論述的精心發展,文學不應研究本質,而應研究關系。雖然文學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讀者均起作用而充滿著對標準和典型的檢驗,占統治地位的標準和典范賦予所有的理論立場以相對的、歷史的價值。這種理論也極端發展了歷史的接受原則:所有的文學文本都是歷史決定的,不管它們屬于統治還是被統治階層。系統一詞是一個開放的、歷史的、可闡釋的概念;它指出了一個復雜綜合體中文學概念的等級秩序,如系統與子系統可以區分,子系統與大綜合體有固定的標準。因此,多項系統理論走向一種和民族文學、民族文學體系描述相關的新視角,并以此闡明基于政治、語言基礎的分界(舉例說,文學領域里流行文學可能在國際網絡中暢行,而高雅文學則多囿于民族分界)。因此,文學翻譯可以完成的功能就明顯地成為通向民族化或地區化文學體系關系的鑰匙。同樣這個理論詳盡研究了文學基本動力。由于多項系統理論想在基礎層面上解釋文學現象,它提出的原理可在交流的其他形式(電影、社會行為、總體文化體系)中起作用。這個置文學于前的理論,伴隨著干擾的問題化,卷入了傳播理論和總體理論的方向。多項系統理論試圖檢驗的描述研究已在翻譯和泛而言之的文學研究中暫時地獲得一席之地。作為一種“科學的”方法論,多元系統理論將自身置于系統理論可理解的理論模式里。在文學以外的領域里,如在熱力學、生物學、社會學、心理學、象自律、變化和干擾系統等概念也是有用的。路德維希·馮·波塔蘭菲(Ludwig Von Bertalunffy)的《總體系統理論》(General System Theory)是一本對有著共同出發點的不同學科檢驗思想的重要的標準著作。
  * 斯蒂芬·托托西(Steven Totosy)是加拿大阿爾伯特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副所長,國際文學經驗研究學會主席。本文系作者專為本刊撰寫的文章,注釋從略。——編者注*
  
  
  
國外文學京3-9J4外國文學研究斯蒂芬·托托西19971997 作者:國外文學京3-9J4外國文學研究斯蒂芬·托托西19971997
2013-09-10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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