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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懷鄉:沈從文創作的意義
文化懷鄉:沈從文創作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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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本文運用文學——文化批評的方法,試圖重新闡釋沈從文創作的意義。文章在較為廣闊的背景下,考察了沈從文創作“懷鄉”的文化淵源及其藝術實踐,并在20世紀世界現代文學的比較研究中,對沈從文重建“精神家園”的文化選擇作出了價值判斷。
  〔關鍵詞〕 沈從文創作 文化懷鄉 精神家園
  〔作者簡介〕 陳繼會,男,1952年10月生,鄭州大學學報主編、教授。
   *           *          *
      一
  文學批評的歷史表明,“方法”并不僅僅是一個“手段”問題,它同時含有“觀念”的意義,被賦予了更為豐富的內涵。因為,一種批評方法的運用,同時也是一種文學觀念的確立,一種批評視界的設定,和一定的價值判斷的尺度與原則的擇取。不同批評方法的擇定,必然顯出不同的批評視界,并將因此帶給我們以新的批評景觀。以文學一文化批評的方法闡釋“懷鄉”這一中外文學的傳統的、重要的母題,我們一定會有許多饒有興味的發現。
  人之于土地的聯系,是一種與生俱來的、難于明言、藤蔓膠結、撕扯不斷的精神糾葛。懷鄉,作為一種人類共有的情感現象,曾敷演了多少慷慨悲壯、甜蜜憂傷的故事;孕育了多少蕩氣回腸、催人淚下的詩章。不必去說奧德修斯(《奧德賽》)十年歷險,諸般誘惑(即使如令人忘卻故鄉的迷蓮)也難阻歸鄉行程的堅執與癡迷;也不必說郝思嘉(《飄》)痛感距故鄉紅泥太遠,坎坷困頓中每每思返故鄉,其靈魂自語“我要回到我的家鄉”時的那種甜蜜與痛楚,是怎樣的讓人怦然心動,為之唏噓。僅是在中國,就有多少世代傳唱的動人詩章。屈原仆悲馬懷,難舍舊鄉遠逝,成千古絕唱;李白對月悵然,勾起鄉愁萬種。春夜聞笛,頓起故園之情,唱為世代傳誦的華章;杜甫聞官軍收復其“田園所在”之洛陽,涕淚橫流,宣泄成其生平“第一快詩”……對于“鄉村”的眷顧,對于“故土”的懷戀,對于“土地”的親和,鄉思,鄉愁,鄉情,鄉戀,成為一代又一代不同膚色、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作家不倦詩情之源泉。
  作為“鄉土中國”的生于斯長于斯的現代作家們,十分自然地將自己的詩情毫無保留地呈給了這古老而又年輕的中國的鄉村和土地。濃烈的懷鄉、思鄉情愫在五四之后的現代作家的創作中,依然被大量地抒寫著,吟唱著。雖然,海德格爾說過:“一切詩人都是還鄉的”,然而因為時代的變化,表現在中國古代與現代作家創作中的鄉思、鄉愁,明顯地具有了不同的內涵,被賦予了新的特質。大略說來,在古代作家那里,多是一種羈旅的悵惘,返鄉的渴望,一種對于故園鄉土的依戀與熱愛,一種長久漂泊后的精神依托與慰藉。在現代作家的創作中,對于鄉土的懷戀與歌吟雖也不乏上述意蘊,但更多的卻是一種“精神還鄉”;“鄉土”在這里已成為漂泊的現代都市靈魂失落的“精神家園”的代償物。
  歷史進入20世紀(尤其是五四之后),鄉土中國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型的步伐日益加快,一批批自我放逐的知識青年反叛了故鄉封閉的凝滯的生活方式,從閉塞偏遠的鄉鎮走入開放繁盛的現代都會。邁步之初,他們就踏上了一條現代“漂泊”之途。“物質”上的移地,并不能保證他們“精神”上的“安家”。他們是生活于都市中的“邊緣人”,精神上的“梁上君子”,滯留于都市的“鄉村”羈旅者。強固的鄉土文化心理積淀,與陌生的病態的城市生活體驗,其間的反差與沖突,使得他們“在”而不屬于其置身的都會,他們的靈魂游離都市,漂泊于鄉野大地,他們渴望“返鄉”,卻又事實上不曾返鄉,于是,他們只有在創作的“白日夢”中精神還鄉,去營構自己心理上的鄉土,去參與民族文化的現代重建。這種創作特性,在沈從文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突出。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說過自己是“鄉下人”并明顯地表示了對于鄉土的依懷和對于都市的疏離的作家不在少數,但像沈從文那樣“執拗”的“鄉下人”卻不多見。沈從文同城市似乎“天生”的有一種對立感。他同城市之間始終處于一種緊張的沖突之中。1922年,當沈從文受著五四運動的沖擊,為著追求知識、追求光明來到北平,一下子便與這都市接上了極不協調的關系。他感到了陌生。他為“鄉下人實在太少”而“感覺異常孤獨”〔1〕。但他絲毫沒有卑怯與自慚。 他坦然申明:“我實在是個鄉下人。說鄉下人我毫不驕傲,也不在自貶,鄉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遠是鄉巴佬的性情,愛憎和哀樂自有它獨特的式樣,與城市中人截然不同!”〔2〕
  究竟城市中的什么東西使得這個執拗的“鄉下人”在情感上如此疏離城市而近鄉村?沈從文在談到自己的作品有可能被“城市中人”誤解時說過一段話可以幫助我們厘清這一問題。他說:“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雜亂,耳朵眼睛接觸聲音光色過分疲勞,加之多睡眠不足,營養不足,雖儼然事事神經異常尖銳敏感,其實除了色欲意識和個人得失外,別的感覺官能都有點麻木了。這并非你們的過失,只是你們的不幸,造成你們不幸的是這一個現代社會”〔3〕(著重號為引者所加)。 “這一個現代社會”,一個畸形發展的現代社會!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藉此我們找到了沈從文何以生活于都市卻失落了自己“棲居之地”,偏去作精神的漫游并尋找最后歸宿的答案。
  沈從文生活創作其時(20、30、40年代)的中國都市(尤其如北平這樣的古都),幾乎無一不表現出那種畸形發展的“中國味”——一方面,這些城市深入骨髓處仍是沿襲數千年的封建文化;另一方面,它又張惶失措不加選擇地接受涵納了被商業文化污染的西方資本主義的都市文明,從而呈現出了一種類如錢鐘書先生在《圍城》中所譏諷的“鄉村化的時髦”,一種獨特的20世紀東方都市文化景觀。在沈從文看來,生活于這一文化氛圍中的人們,既不曾悟得西方文化的個中精義,卻獨對其中的酒綠燈紅,紙醉金迷,浮淫繁盛倍感興趣。人們失卻了鄉村社會固有的率真,執著,坦誠,放達。人與人之間虛偽、矯情、自私、勢利。生命在卑怯、茍且、齷齪、庸懦中消解,少了鄉村人的幾分素樸和寬厚,少了鄉村人的幾分灑脫與雄強。
  沈從文絲毫不想掩飾自己這種情感態度。他稱頌“鄉下人”“重義輕利,又能守信自約,即使娼妓,也常常較之講道德知羞恥的城市中紳士階級還更可信任”(《邊城》)。他不止一次地批評“城市中人”耽于物質文明,享受腐爛現實,生命在“吃點心喝茶的方式”中消耗殆盡。尤其是理應理性地承担起社會良知與責任的知識階級,也如眾生一樣麻木茍活,以玩牌消磨生命。這種生存方式,“去腐爛墮落只相差一間”,“對他們應當把‘羨慕’變成‘輕蔑’,‘尊敬’變成‘憐憫’”,他鼓勵那些人格偉大,生命莊嚴,懷抱崇高理想生活于下層的人們,不要為職務卑微而感到自卑,不必為事情平凡而感到自輕,你“只要活下來一天,就總得象個活人。是活人,就不會無所謂活下去!”〔4 〕永遠認真地、真誠地、充實地生活著。沈從文在對現代都市中人生存狀態的批評中,呼喚張揚著一種健全的于國家民族前途有意義的生存環境與存在方式。
  現代物質文明所挾帶的“疾病”,“現代社會”所造成的生存困擾其實并不止于城市,當沈從文把憂郁的目光投向鄉村時,他發現鄉村也并非一塊“安定的綠洲”,那里也到處充滿著“喧囂與騷動”。現代文明所帶來的有形的物質與無形的觀念已經侵染到湘西這片綠色寧靜的和平世界,并不斷地加速著湘西世風和人心的腐爛。這種變化,帶給湘西的不是進步——使人的生存環境與生命方式得到改善與提高,而是潛在著更大的生存危機。沈從文為此而感喟憂思。在《媚金,豹子與那羊》中,他為現代物質文明帶給湘西表面的繁榮下,那種金錢支配一切,人們道德的淪喪和樸素人情美的消失而感慨憂傷:“地方的好習慣早已消滅了,民族的熱情也下降了,所有的女人也慢慢的象大城市里的女人,把愛情移到牛羊金銀虛名虛事上來了。‘愛情’的地位顯然已經墮落,美的歌聲與美的身體同樣被其他物質戰勝為無用的東西了。”1934年,沈從文從北平回到故鄉,一番考察,幾多感慨。“表面看來,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極大進步,試仔細注意注意,便見出在變化中的墮落趨勢。最明顯的事,即農村社會所葆有那點正直素樸人情美,幾幾乎快要消失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近20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只不過是點綴都市文明的奢侈品的大量輸入。鄉村的所謂時髦青年,多是衣插水筆,腕帶金表,眼遮墨鏡,口叼“三五”,哼京戲,比牌藝。揮霍前輩積蓄,享受腐爛現實,“既有錢而無知”。〔5〕環顧鄉野, 憂思哀來。沈從文不禁再一次從心底默默呼喚那個“家”——可以讓他靈魂棲居的“精神家園”。
  這是一種怎樣尷尬的精神存在狀態:一個從偏遠鄉村走入現代都會的知識者,他難以適應都市“現代生活”,不被這一文化環境所見容(自然,也是有意拒絕認同);當他返顧最初出走的鄉村時,那里也變為一片他所陌生憎惡的世界。沈從文感到了“迷途”的焦灼。
      二
  對于每一個健全的生命來說,如同“失根”的恐懼無法逃逸,“尋根”的渴望同樣強烈而又執著。“無根”的精神狀態不會永遠保持,人們永遠在不停地精神“尋根”。對于一個始終關注著人類的健全發展、始終美好地期望著在地上建立“天國”的作家,其必然也應當尋找重建人類的“精神家園”。沈從文在自己的創作中,重建了那失落的“精神家園”,作了一次精神上的“返鄉”。
  沈從文在重建“精神家園”的求索中,始終遵循著兩條最基本的原則,并由此形成了他創作的兩大明顯特性。第一,他始終以“人性”,以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有時他又稱之為健全的“生命”形態)作為其評價、選擇的價值尺度;第二,他始終在兩相比照、褒貶之中,即在上流社會與下層眾生、都市與鄉村的比照中,并在對前者的貶抑、抨擊,對后者的褒揚、稱頌中,描繪社會,評價生命。作家在“重建”中所涉及的文化歷史、社會人生的方方面面,林林總總,全都在上述原則下被一一重新審視評說。
  在《習作選集代序》中沈從文提示讀者,請對照去讀《柏子》和《八駿圖》,即可從中明白他對于“道德”“愛情”以及“人生”的態度,明白“城市與鄉村的好惡,知識分子與抹布階級的愛憎,一個鄉下人之所以為鄉下人,如何顯明具體反映在作品里。”這的確是兩篇精妙的可以作比的作品。一寫鄉野,一寫都市;一寫樸野的下層勞動者,一寫都市“文明人”。兩種人生形式、生命形態中的迥然差異,讓人從中感悟頗多。《柏子》在有限的篇幅中描寫了鄉野的一種奇特而又平俗的生活:一個長年漂泊水上無家的水手,與一個固守一地獨處吊腳樓妓女的愛情生活。初初看來,他們是那樣粗鄙:日炙雨淋,肌膚粗糙;泥腳泥腿,不加修整;連互相傳情的語言也是那么粗魯的對罵。然而,他們愛得狂放,活得灑脫。他們彼此被對方激活著生命,活得充實、雄強。《八駿圖》則剖析了到青島海濱避暑的八位大學教授的人生態度和戀愛心理。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生活于“文明人”的文化圈內的知識者,全是現代文明病患者。他們一個個為厚重的“人格面具”所苦累,精神變態,成為沈從文所譏刺的那種“陰性人格”的“閹人”。〔6 〕他們表面道貌岸然,但實則心存詭譎。雖已兒女成行,卻仍心猿意馬。或在枕邊放一部《五百家香艷詩》,在蚊帳內掛著半裸體的香煙廣告美女畫。或是獨對海邊身著新式泳衣的青年婦女興味盎然;宣布不愿結婚的卻大談別人的風流韻事;信誓旦旦忠于愛情者卻因海邊女郎的一見鐘情而謊稱有病,改變與未婚妻的相會日期。所有這些無不罩在一副至尊至優的軀殼內。虛偽矯情,無聊庸俗。較之于前者,這群“文明人”顯出了他們萎縮與茍且,庸鄙與可憐的窘相。
  與上述兩篇意旨頗為相像的《雨后》與《有學問的人》,同樣表現了不同文化形態下的兩種不同的“人生”(“生命”)方式。《雨后》寫一對情竇初開互相愛悅的鄉村少男少女,在雨后鄉野的自然環境中,因了“自然”的陶醉,自然之中,做成了那“神圣的游戲”。他們同這醉人的大自然渾然成為一體。《有學問的人》則與《雨后》形成強烈的反照。北平城內黃昏時分,暗黃的燈光下,一位紳士正同一位“標致而有身分的女人”(原為這位紳士妻子的同學)進行著一場守中有攻的調情戰。“猶抱琵琶”,虛偽做作。彼此心中強烈的欲望卻因了作偽設防而終成一幕鬧劇。鬧劇背后顯現著現代社會“文明人”生存的悲劇。
  沈從文還在另外一些篇什中,描繪了作為都市炎涼世態對比物的一種未被金錢社會的文明所腐蝕的自然人性。《會明》、《燈》、《貴生》等,均屬此類作品。沈從文以一種“不可言說的溫暖”的筆調,創造了他理想中的“英雄”。會明作為一位始終保持著農人質樸品性的下等軍人(火夫),十幾年的征戰生活耗去了他的生命,但并未泯滅他的善良、純樸的天性。他懷著一種美好的(雖然是虛幻的)理想,肩挑百余斤的伙食担子,一路歌唱,充實生活著。《燈》中的老兵,足跡遍及半個中國,未染半點江湖惡習,一身樸厚之氣。他雖然來到繁華的都市,但始終未被都市風習熏染。小主人送他到繁華世界取樂的錢,被買回母雞清烹,連同一瓶家鄉米酒,送與主人。他為自己置辦的新衣也是與都市環境極不協調的舊式軍服。誠然,在會明和這位老兵身上,隱隱地讓人感到有幾分悲涼的愚蒙,但同時又透著令人震動的善良與真誠。《貴生》盡情歌唱了一位倔強的鄉村生命。貴生不為金錢權勢所誘逼,為了真正的愛情,為了自己人性尊嚴的做人態度,在那一炬大火中被照得分外光彩。這是一曲人性不屈的頌歌。沈從文在給友人的通信中,曾極力張揚稱頌這種做人的原則:不管你處于何種艱難境地,地位如何卑微,都應當“總還象個‘人’”樣的做人。保持那種“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做人氣概〔7〕, 以此作為被“文明枷鎖”囚制的現代都市人生的反撥與型范。
  如果說上述這些作品,沈從文還只是從“人性”的某些側面,表達著他對現代社會生存方式的批判,籌措著他設想中的“精神家園”的材料;那么,在《邊城》、《長河》、《龍朱》等篇什中,沈從文則開始全面建構他的“精神家園”。沈從文以詩意的筆觸,在《邊城》中向人們展示了生活在湘西這塊獨立自足世界上平凡人的值得稱頌的人生方式。這是一個平靜而又單純的世界。“一切皆為一個習慣所支配”,卻又不往往合乎情順乎理。生活于其中的人們都在一種淳厚古樸的人情中,在人格上達到平等。人們遵從著約定的社會禮儀,運用“習慣規矩排調一切”。這里的人重義輕利,守信自約。生活在這里的少男少女們,他們的愛情也像那雨后的蒼峰翠巒,清純、素樸。翠翠與儺送,這對吮吸著山澗嵐霧,叢林珠露,沐浴著鄉野古風,碧水靈性的有情男女,他們一時難以遂愿只好遙遙等待的愛情,給人以憂傷,更給人以感奮。《長河》是沈從文作品中最趨近“現實”的小說。雖然通篇回蕩著湘西社會“常”與“變”的沖突帶給人的沉痛感慨,但作家全力塑造的年高德劭的鄉村長者老水手與青春嬌美、活潑瀟灑的鄉女夭夭,終難遮他們身上人性的光輝。它使另一文化圈內的人驚羨、傾慕并進而反省、批判自己。中篇《龍朱》,這部洋溢著浪漫氣息和古典情調的邊地風俗人性的傳奇,是湘西已經過去的時代(單純質樸的氏族制度),社會風情的熱情頌歌,但它卻是唱給現代人的。奇風異俗中仍有著平實的人生真實,單純而又奇崛的故事敘說著沈從文期慕中的現實。主人公龍朱作為“單純而又質樸的氏族制度”特異社會風習的體現者,他的自信、自尊、剛毅、堅強,以及他在愛情生活中所表現的勇敢、堅毅、執著、真誠,與灰色都市中虛偽庸鄙、自私勢力的道德形成鮮明的對比。作家以此反照都市文化圈內“文明人”矯飾、庸懦、萎瑣、茍且的生命形態。沈從文用不同的選材,從不同的側面,精心營造著這“精神家園”,并期望以此“慈航普渡”——超渡生活于現代都市(同時也包括為“現代文明”所困擾的鄉村)的那一個個迷途的靈魂。
      三
  “失樂園”的憂戚悲患與“復樂園”的執著精誠,構成了沈從文創作的最具魅力的個性。導致這種個性形成,以及確立沈從文如此文化選擇態度的最內在的東西是什么?
  沈從文創作這種疏離都市親和鄉野,鄙薄“城市中人”厚愛鄉村靈魂的藝術傾向的形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普遍意義上講,我們不能忽視“人”之于“土地”的精神聯系這一潛在久遠的因素。對于土地的親和,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一種情感,尤其是對于鄉土根性極強的中國作家更是如此。沈從文(以及諸多現代作家)這種強烈的“懷鄉”情緒,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的心理積淀。山海阻隔的地理位置,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大陸農耕的文化土壤,以及普遍而又強烈的鄉土民俗風情,都是造成現代作家鄉土情感的文化淵源。土地,給了華夏遠祖一種生命的固執。同時,這種“固執”又逐漸凝化為一種強固的思鄉戀舊的社會文化心理,它必然潛在地、強烈地影響著現代作家。
  從特殊意義上講,沈從文的文化選擇態度的形成,還有其個別的、更深的原因。主要的大約可歸結為這樣兩個方面:第一,它源于沈從文獨特的文化個性——他敏感、真誠、孤獨。沈從文生活的湘西,歷史上一直是苗族、土家族、瑤族等少數民族的聚居地,后來才有漢族的侵入。在沈從文身上,有一部分血統即屬于苗族,而苗族在歷史上一直處于被征服被壓迫的地位。苗族為改變自己屈辱地位而進行的一次次斗爭,形成了苗族孤獨而又痛苦的歷史。這種潛在的文化孤獨對沈從文文化心態的形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尤其當沈從文身處那種以推銷、張揚、矯飾;以詭詐、欺瞞、攻擊作為人際交往原則的現代社會,“鄉下人”的沈從文倍感孤獨。朱光潛先生深味于此,他說過,“《邊城》表現出受過長期壓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數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憂隱痛,翠翠似乎顯出從文自己這方面性格。他是一位好社交的熱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卻是一個孤獨者。”〔8〕沈從文這種獨特的文化個性, 決定了他不能不與他生存其間的現代社會發生沖突;自然也決定了他必然要回歸“鄉土”——那里人情淳厚、質樸,人際交往單純、率真,生活在那里,人們不僅有一種“安全感”,同時還會感受到一種純凈、素樸的人生美。
  第二,它源于沈從文獨特的生存環境與生命感悟。這是同第一點緊密相關的同一問題的另一方面。不妨設想,假如沈從文一直蟄居于湘西蠻鄉,他大約很難有這諸多的獨特的生存體驗。唯因沈從文是以一個“兩棲者”——生活于現代都市中的“鄉下人”的獨特身份去體味感悟生命,才有了這獨異的收獲與選擇。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沈從文喜好關注、思考在一般人看來玄遠的問題,知識者的“杞憂”帶給他以痛苦,也帶給他以甜蜜。〔9〕同時,也帶給他以深刻和獨異。
  然而,這“深刻和獨異”并非全都為人們所理解。過去,我們對此曾有過一些誤解。諸如批評他的創作遠離時代生活,歪曲現實,不真實等等。這些誤解,除開一些客觀的歷史因素外,不曾讀懂沈從文的“文本”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其實,沈從文早就說得清清楚楚而我們卻不曾注意。他說:“有人用文字作人類行為的歷史,我要寫我心和夢的歷史”〔10〕。在《習作選集代序》中他說得更為明白:他無意追求作品與現實的對應。作品中所營造的那個“鄉土”世界,“這種世界即或根本沒有,也無礙于故事的真實。”認真說來,沈從文筆下的鄉土,是一種心理上的鄉土。他所營造的這片藝術世界,是被藝術化了,象征化了,心靈化了。那是一片文化鄉土。作者借以表達對于一種文化價值的追懷與呼喚。并以這種生活方式、文化存在狀態,排斥抗拒別一種生活方式、文化存在狀態。“浪漫氣息”很重的沈從文,試圖以自己“心和夢的歷史”解構現代生活的病態歷史,重建健全的人類生命史。其憂也深,其情也切。他不止一次地真誠而深情地說過,他希望“從一個鄉下人的作品中,發現一種燃燒的感情,對于人類智慧與美的永遠的傾心,康健誠實的贊頌,以及對于愚蠢自私極端憎惡的感情。這種感情居然能刺激你們,引起你們對人生向上的憧憬,對當前一切腐爛現實的懷疑”〔11〕。他希望以他作品中人物正直與熱情,重新燃起年輕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以實現民族品德、民族靈魂的拯救與再造。沈從文苦心孤詣的藝術追求其價值既屬于當時,也屬于現實更屬于未來。如若放在一個廓大的文化背景下去看,這一點就更加清楚了。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在20世紀世界文化的騷動遷徒中,“精神家園”的失落早已成為困擾西方思想界的一大難題。“現代人無家可歸的狀態”引起了諸多文化哲人的憂思。伴隨著工業社會日益增長的財富和極大的繁盛,社會日益走向極端理性化和程序化。人為外物所役,不斷地淪為機械、金錢、名譽、物欲……的奴隸,人們于是日益感到了生命的萎頓,生存的危機。返回自然,追求和諧的人性;抨擊現存價值觀念,眷戀傳統道德……西方作家傾力為重建現代人的“精神家園”而求索創造。沈從文的藝術追求,契合了世界文化的這種潮動。而且十分有趣的是,沈從文的藝術追求同與中國文化精神相去甚遠的美國現代作家福克納竟保持了如此多的相同和神似。稍稍比較一下兩人的創作,其意義也許會看得更為分明。
  美國批評家斯通貝克直白地說過,沈從文就是中國的福克納。“鄉下人福克納”已是為人熟知的稱謂。福克納是一個置身于美國現代南方社會的具有傳統思想的人,對于其時泛濫的商業與都市文化,他懷著極大的厭惡與反抗。如同沈從文創造了“湘西神話”,福克納通過他的一套“約克納帕塔法”世系創造了美國南方傳奇——“福克納神話”。在這些神話中,始終存在著兩種文化與兩個世界的沖突。一是鄉村社會,農業經濟文化;一是現代城市,都會商業文化。前者的代表是沙多里斯世界,后者是斯諾普斯世界。福克納在他一系列作品中,都細致地發掘著這兩個世界,并對這兩個世界之間無可避免的沖突進行了戲劇性的描述。這是一場帶有普遍意義的沖突。沙多里斯的世界是“平靜”的,他們按傳統精神行事;斯諾普斯的世界是“喧囂”的,那里充斥著爵士音樂,摩登少女和油頭粉面的奶油小生。從這個世界里不斷地掀起一次次反傳統運動。福克納對沙多里斯們充滿著同情、悲憫與敬意。他在他們身上找到了純潔的道德力量。像沈從文稱頌“鄉下人”一樣,福克納在自己的作品中也為“沙多里斯”式的“傳統人”張目:“雖然我們都是人,都是犧牲品,可是我們是不同環境的犧牲品。我們的環境更為單純,因而就整體而言也更為廣闊,更為崇高,人物也更具有英雄品質。我們不是矮小的猥瑣之輩,而是毫不含糊的人;我們活得象樣,死得也象樣,決不是那種從摸彩袋里隨便抓出來拼湊而成的被到處棄置的生物。”同沈從文筆下的湘西那些不屈的靈魂一樣,福克納筆下的“傳統人”比斯諾普斯們活得灑脫充實。他們以其率真、雄強、質樸、誠篤的人格及其相諧和的生存方式,成為斯諾普斯世界那些迷途“無家”的靈魂的生命型范。福克納的意義已為一位美國批評家所闡明:“我認為不應該把福克納的作品看作南方與北方的對立,而應該看作是寫我們這個現代社會所共通的問題,這一點很重要。這傳奇不僅僅是南方的傳奇,而且也是我們大家的苦難和問題的傳奇”。〔12〕福克福與他同時代的、遠距大洋彼岸的黃膚黑發的異邦精神朋友沈從文,不謀而合地以各自的藝術創造,成為他們那一時代乃至當今社會、未來時代人的最真實的神話——迷路的現代人的神話的發明者,明白地顯示著這些社會良知們救助人類的闊大的博愛悲憫之心與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僅此一點,我們即可足以感到沈從文藝術追求的意義。
  自然,我們也無意將這種追求的意義怎樣夸大。因為文明的演進始終會伴著文化的沖突,每一位求索者都無法跨越橫亙在他們面前的文化兩難——歷史與道德的悖論。也許,對于他們,真正的“精神家園”只能在想象和夢幻之中,回歸精神故園的“鄉土之戀”命定地要成為永恒的悲劇。由此看去,我們便不難理解,沈從文的作品里何以始終彌漫著那種淡淡憂傷的氛圍;何以始終回蕩著那種甜蜜而又微帶憂郁的鄉音。這將是一代又一代的現代知識者悲壯而又迷人的“西緒福斯神話”,其價值與意義是昭明的,沈從文不應也不會有悔。
  注釋:
  〔1〕〔2〕〔3〕〔11〕《從文習作選集代序》。
  〔4〕〔7〕沈從文:《云南看云集·給一個在芒市服務的小學教員》。
  〔5〕《長河題記》。
  〔6〕《生命》,《沈從文文集》第11卷。
  〔8〕朱光潛:《從沈從文的人格看沈從文的文藝風格》, 《花城》1980年第5期。
  〔9〕參見拙文《對文化失范的困惑和憂思》, 《文學評論》1990年第1期。
  〔10〕《水云》,《沈從文文集》第10卷。
  〔12〕《美》羅伯特·潘·沃倫:《威廉·福克納》,《福克納評論集》第55頁。
                    (責任編輯:杜田材)*
  
  
  
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3-1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繼會19961996 作者: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3-1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繼會19961996
2013-09-10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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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
為元首清廉不阿至情至性
林森(1868年—1943年8月1日)字子超,號長仁。福建閩侯人。1868年出生于福建省閩侯縣尚干鄉,1884年于臺北電信局工作。1902年到上海海關任職,其間參加反清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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