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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思潮史:對象與方法
文學思潮史:對象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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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1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700(2002)04-0037-06
  大多數中國文學批評家對文學的思想內涵和精神價值的關注遠勝于對語言形式的關注,兼之深厚的道德的、社會的、歷史的批評傳統,因此在實際的批評操作中,他們幾乎是不假思索地就會把作品的語言形式同某種思想觀念聯系起來,把作家個人同某個社會群體的價值取向聯系起來,把具體的文學現象同社會的某種精神沖動聯系起來。從最一般的意義上說,把某種文學現象同某種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傾向或精神沖動聯系起來予以考察,就會天然地趨近于文學思潮研究。換言之,若是把“問題”納入“主義”的視野和語境給予觀照和闡釋,就具備了文學思潮研究的若干性質。所以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文學思潮研究相當活躍,除了文壇上旗號林立、“主義”紛爭亟待批評家梳理這一客觀原因外,委實也是由于關注文學的“思想”或精神價值所致。
  然而,對于“思想”或精神價值的天然興趣卻不會自動地生成成熟的、嚴謹的、系統的和科學的文學思潮研究,這也是不少文學思潮著述中未能盡如人意之所在。究其原因,恐怕關鍵在于對文學思潮研究的對象和方法缺少理論性的界定與闡明,而理論的自省不僅是文學思潮研究,而且是一切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走向科學化和系統化的前提。
    一、文學思潮的一般界說
  在文學研究的諸領域中,唯有文學思潮仿佛是一個捉摸不定的幻影,它遠不象對理論批評、作家作品、社團流派、文藝運動等的研究,有明確的范圍和切實的對象。它似乎無所不在、無所不包,但又難于恰切地指認其具體之所在和確鑿之所是。由于這個原因,文學思潮的研究往往會被文藝論爭、文藝運動或文學創作傾向、文學流派的研究所淹沒或取代。顯然,文學思潮的研究不可能將上述現象逐出它的領域,否則它自己也將失卻棲身之地;但同樣明顯的是也不能以上述研究等同于文學思潮研究,否則它將失卻自己特殊的對象和疆界。文學思潮研究是既涵蓋又超越了理論批評、作家作品、社團流派、文藝運動等的綜合性研究,它是在更高層面上探討某個時期的文學活動(或文學現象)內在地遵循著的某些思想原則和美學綱領,并探討這些思想原則和美學綱領是怎樣以其自覺的、普遍的、連貫的方式表現在創作和批評中,且在較大范圍內有力地影響和支配著該時期的文學活動。這樣一個研究向度是根據文學思潮的特性和構成方式而設定的。
  從文學社會學的觀點看,文學思潮是某個歷史階段社會思潮的組成部分和特殊形態。文學思潮不僅是諸多社會思潮中的一種,而且是社會思潮的“反映”或“表現”。就是說,文學思潮不單是關于文學自身的,同時它也總是社會的觀念體系、思想原則的產物,它總是“反映”和表達著某個社會集團的精神沖動。文學思潮的這種一般性質要求我們在研究它時必須將它同某個時期的社會思潮緊密地聯系起來考察,也就是把種種社會思潮和觀念體系當作理解文學思潮的社會-歷史-文化的語境。
  作為社會思潮的特殊形態,文學思潮的特殊性突出地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文學思潮不僅是通過理論的、邏輯的方式(如理論批評的方式)來“反映”或表達社會思潮,更重要的是它還以審美的、感性的方式(如文學創作的方式)折射出某個社會集團的觀念體系或某個時代的精神流向。而且某種社會思潮只有當它不僅以理論的、邏輯的方式存在,同時也以審美的、感性的方式存在時它才具有“文學”思潮的意義。換言之,對于任何文學思潮來說,它們都必須以“理論的-審美的”雙重方式才能確證自身。其二,說文學思潮是“社會的”,并不等于說它是社會思潮的被動產物,也并不只是消極地“傳聲筒”式的“反映”或表達某些既有的社會思潮、觀念體系。文學思潮既可能從某種社會思潮中派生出來,也可能在文學自己的發展過程中醞釀生成,或者是這二者相互作用的結果。但是不論取哪種方式,文學思潮對社會思潮總是或多或少能動地發生著建構或解構的作用,這里除了理論的直接作用外,與文學思潮所取的審美方式有很大的關系。文學思潮所取的審美方式比起既有的思想體系或社會思潮總是要更多地說出一些它們所未能言說的,或更少地說出一些它們所要求言說的。文學作品言說的這個“多”“少”并不總是與文學思潮和社會思潮的思想原則相一致的,但凡了解中國當代文學史的人都知道,如果在一個時期中的文學作品中多寫了“陰暗面”或“人情味”,少寫了“光明面”或“英雄典型”對于那個時代的思想原則意味著什么,即使作家本人絕無背逆這些思想原則的意圖,但在客觀上也可能意味著對某種新思潮的建構或對既有思潮的解構。當然,既有的思潮或思想體系也完全可以利用審美的建構/解構功能來破壞它所欲破壞的,完善它所欲完善的。正因為如此,從敏銳的批評家到政治領導人常常根據文學作品的言說情況,來判斷思潮的性質和流向,判斷對某種思想體系的偏離和親和程度,從而決定是樹其為“樣板”,還是開展大批判。文學思潮自己也往往是在審美方式的異動中發生嬗變,即它自己也遭逢著一系列建構/解構的事件。
  從以上關于文學思潮的一般界說中可以確定,對文學思潮和文學思潮史的考察應當建立起“社會學的”和“文學的”雙重視野。所謂社會學的視野就是把文學思潮同社會的變動、社會的一般意識形態背景、社會集團的精神沖動和價值取向等等聯系起來予以考察,簡言之,就是社會既被視為文學思潮的發生學背景,又被視為文學思潮的宏觀語境,通過社會去發現和闡釋文學思潮產生和形成的緣由及其社會內涵。這是大多數文學思潮史和文學史著述都沿用的傳統方法。所謂文學的視野就是從文學的“內部”(如美學原則、寫作常規、話語構型等方面)去考察文學思潮生成、遞嬗的文學緣由,即著眼于文學和文學思潮演化的自律和動勢,去分析文學思潮如何建立或改變關于它自身的普遍意識,并以其特殊的意識形態形式去作用于社會。這一重視野是歷來的文學思潮史的研究中所欠缺的,但在近來的一些著述中已經開始建立起來,而且正在加強。這一趨勢表明,只有具備社會學和文學的雙重視野,才能對文學思潮作出整體性的觀照,因為任何文學思潮只有具備社會的和文學的兩方面的理由和條件,它才可能形成。文學思潮不僅是面向社會的文學回應,也是面向文學自身的回應,正是在面向社會和面向文學的契合點上,文學思潮才獲得了普遍的社會反響,社會的普遍沖動才獲得了文學思潮提供的組織化方式,而在這時,我們談論的“文學思潮”才具備現實性。
  從這個觀點來看既有的文學思潮(史)著述則不難發現,為數不少的著述所論及的文學思潮似乎缺乏充分的“現實性”,其中羅列的有些“文學思潮”實際上只是社會變動及思想觀念在文學領域中的反映或表現,它們缺乏文學思潮必要的現實性依據,因而很難被視為“文學”思潮。所以,這些著述往往把文藝運動史、文藝斗爭史、文藝論爭史同文學思潮史相混淆,甚至取而代之。嚴格地說,這些史談論的重心并不是文學思潮,而是社會的政治思潮或其它思想傾向在文學領域中的反映,如所謂“左的思潮”、“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等等。也有一些著述對文學的特性及審美方式給予了相當的關注,但因缺乏深廣的社會學視野,未能從思潮的高度去闡明文學的審美方式和組織化原則對社會(而不單是文學)所具有的普遍意義,因此這類著述更接近于文學創作史或文學流派史,它們所談論的文學現象有不少也很難納入文學思潮的范疇,例如“心理主義”、“結構主義”、“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新感覺”、“黑色幽默”等等。
  文學思潮的界定,也就是關于它的現實性論證,必須從社會和文學兩方面著眼,要做到這一點,又需對文學思潮的結構方式和特征有一個基本的把握,即:在文學諸現象中,我們把具備了哪些構成因素的結構整體稱為文學思潮。對此,可以從靜態和動態兩個方面作一些考察。
    二、文學思潮的結構分析
  蘇聯文學理論家波斯彼洛夫說:“文學思潮是在某一個國家和時代的作家集團在某種創作綱領的基礎上聯合起來,并以它的原則為創作自己作品的指導方針時產生的。這促進了創作的巨大組織性和他們作品的完整性。”(注:波斯彼洛夫.文學原理[M].三聯書店,1985:137.)在這里,創作的或美學上的綱領原則被理解為文學思潮的核心,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問題還不止于此。
  對于任一已生成的文學思潮來說,創作的綱領性原則只是文學思潮這個整體中的一個層面(盡管可以把它視為最重要的層面),這個層面的產生還有賴于某種思想體系或精神沖動作為它的基礎,是某種共同的思想基礎或精神沖動的推動,才使得一大批作家-批評家提出或認同于這個綱領性的創作原則。例如正象一位西方批評家指出的,是對理性持懷疑主義態度的“激情”沖動,使得大批作家傾向于認同、并鮮明地提出了表現論的美學原則,漸至釀成席卷歐洲的浪漫主義思潮。從另一個方向上看,在文學思潮的綱領性原則指導下,又勢必形成符合和體現該原則,將該原則具體化、現實化的一套寫作常規。這套寫作常規是認同于該原則的作家-批評家們在藝術實踐中共同建立并遵循的,因此才“促進了創作的巨大組織性和他們作品的完整性”;也由于它的建立,某種思想體系或精神沖動才在文學思潮中取得了審美的組織化形式——確切地說,它們才得以以文學思潮的方式呈現。所以,若以靜態的方式來分析文學思潮的結構構成,可以把它視為:由普遍的精神沖動、自覺的創作綱領(或美學原則)和體現該原則的大體一致的寫作常規所構成的結構整體。
  從文學史家普遍承認的各種文學思潮中,都可以看到這樣一個結構構成,例如法國古典主義思潮即使根據波斯彼洛夫的論述,也可以把它描述為由理性主義的精神沖動、模仿古典作家作品的創作原則和美學標準與“三一律”的寫作成規構成的結構整體。同樣在西方浪漫主義思潮中,也存在一個類似的三層次結構:懷疑理性的激情沖動、表現論的美學原則、大量運用象征、神話、夸張的寫作常規。當然,任何一種文學思潮的內部構成、表現形態和各層次間的相互關系比起這里所作的簡括說明要復雜得多,但是從各種文學思潮中提取、抽象出一個高度概括的結構模式應不失為把握文學思潮的有效方法,更何況這一結構模式不僅是對文學思潮的界定方式,也是考察文學思潮現實性程度的一種論證方式。
  參照這樣一個結構模式或許可以這樣認為:(1)一般社會思潮,不論是政治的、哲學的,還是其它方面的,即或在文學中有強烈的表現,但若沒有形成相應的創作綱領或美學原則,或者雖有綱領原則,但沒有建立起普遍的寫作常規,那么它僅僅是社會思潮的文學反映,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思潮,所謂“左的思潮”就是如此。(2)如果已經形成了某種精神沖動,并且提出了創作綱領和美學原則,但其寫作還處于少數人的實驗階段,不足以形成普遍的寫作常規,未能造成有眾多作家-批評家參與其中的創作潮流,那么它也許只是文學流派,或者從史的意義上說,這種文學思潮還不具備充分的現實性,如“五四”時期的現代主義就處于這種狀況。(3)如果僅僅遵循共同的寫作常規,但缺乏明晰的創作綱領,或者并無共同的精神沖動把恪守某一寫作成規的作家-批評家聯系起來,那么也不能把這一寫作常規當做文學思潮來談論,因為恪守某些寫作常規的作家-批評家很可能分別屬于不同的文學思潮,如“革命現實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有著大致相同的寫作常規,但它們在中國的社會和文學環境中顯然不屬于同一種文學思潮。(4)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思潮應當是指:在某種思想觀念或精神沖動的推動下,由共同的創作綱領(或美學原則)和寫作常規動員、聯合起大批作家-批評家將其付諸創作與批評實踐的文學現象,如“革命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等等。
  作出上述澄清,并不意味著要將各種非“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思潮”從文學思潮史的研究中排除出去。恰恰相反,文學思潮史的研究是一個相當廣闊的范圍,為了清楚地闡明各種文學思潮的形成、發展和衰微,必須廣泛地考察與之相關的各種文學的和非文學的現象,這里就包括了種種社會思潮、文藝運動、社團流派、理論批評、作家作品等,因為它們或者參與構成文學思潮產生和遞嬗的氛圍與背景,或者就是某種文學思潮的現實性表征。對文學思潮作一個明確的界定,不是為了把研究對象同其它現象割裂開來,而是為了使這一對象從一個模糊、蕪雜的社會背景和文學背景上更清晰地浮現出來,并由此縷清它與諸現象之間直接和間接的聯系。
  對文學思潮作嚴格的界定同在開闊的視野中和廣闊的背景下研究文學思潮是不矛盾的。缺乏明確的界定,把文學思潮變成一個無邊的范疇,會造成研究對象的缺失。有些文學思潮的研究著述讀后令人恍兮惚兮,不知文學思潮究竟為何物,這大約就是缺乏界定的緣故。界定了對象,但又局限在一個狹隘的視野內,疏于作綜合性、宏觀性的考察,也是難得把文學思潮多方面的復雜內涵深刻地揭示出來的。文學思潮史的研究不象小說史、詩歌史甚至理論批評史的研究那樣,有自己明確的對象和邊界。為使這個領域的研究走向成熟,必須為它設置自己明確的對象和邊界;同時,又正因為文學思潮的復雜性和表現方式的多樣性,研究的視野所及又必須開闊寬廣。如果從動態方面來考察文學思潮,這一點就顯得更加重要了。
    三、文學思潮的動態考察
  如果說結構分析是對任一已生成的文學思潮的內部構成作共時性的描述的話,那么動態考察則是對遞嬗中的文學思潮的形成過程作歷時性的描述,即文學思潮是如何發生在文學中,經由哪些主要階段而逐漸“成形”的。
  一部文學思潮史并不等于諸多觀念、主張、口號、傾向、論爭的編年史,因為文學思潮史不是觀點論爭之類的羅列堆積,而是由若干基本主題及在其統攝下的眾多具體表現形態匯聚而成的一股支配性潮流,或稱主導流向。對文學思潮作動態考察就是要從眾多的文學現象中發現并描述出這些基本主題、具體表現形態及主導流向的相互關系和生成轉換的過程。文學思潮的基本主題是對貫徹到文學中去的思想原則和創作原則的高度概括,它往往濃縮著一個時期大批作家-批評家們共同持有的文學觀念和價值取向,對該時期文學思潮的形成和流向發生著重要的導向作用。
  文學思潮的基本主題之所以具有普遍的影響力,從根本上說,是從文學所處的社會歷史潮流中獲得的,是從統攝某一時期的思想觀念和社會上普遍的精神沖動中獲得的,這也體現了文學思潮作為社會思潮的一般屬性。作為文學思潮的基本主題,不論是出自某個政黨、團體的號召,還是出自作家、批評家的倡導,不論是以方針、政策的方式提出,還是以批評、創作的方式揭橥,它們都是一定的社會歷史潮流及社會意識形態在文學領域中直接或間接的反映和表現。例如“文藝為政治服務”這一統攝了中國當代文學和文學思潮幾十年的基本主題,就牢牢植根在以政治斗爭為中心的社會生活中,體現著這個時代的意識形態和全社會的(包括作家、批評家在內)普遍的政治沖動。同時也應當看到,如果某種觀點、口號一經提出便激起廣泛反響,以基本主題的方式對文學發生影響,那么這其中必然也有文學內部的原因。
  不同時期的文學思潮是由不同的基本主題所統攝的,它制約著該時期文學思潮的走向,因此,從基本主題的轉換也可以洞見新舊文學思潮的更替轉換。譬如說20世紀50-70年代后期文學思潮的基本主題是“文藝為政治服務”的話,那么70年代后期文學思潮的轉換首先就是通過拆解這一主題,置換成人道主義主題而開其先河的。一個時期的基本主題也可能延續到下一個時期,這正表明某種文學思潮深固的影響力和傳統性。新時期文學初起,就明顯地承繼著前一個時期的基本主題,有些作家、批評家也正是力圖維護原有的基本主題來阻遏新的文學思潮興起的。
  在同一時期中,不同的文學思潮也有各自的基本主題,在一個文學思潮多元化的時期就更是如此。例如新時期的現實主義文學思潮是把“寫真實”、“干預生活”等曾備受排斥的口號提升到基本主題的位置予以張揚的,而現代主義初起,則把“自我表現”作為自己的旗幟。基本主題的異變,也預示或映現著文學思潮的異變。從“寫真實”、“干預生活”到“寫原生態”、“零度情感”,從“自我表現”到“顛覆中心”、“解構自我”,分別折射出在社會和文化轉型期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異變,由于它們的基本主題的根本性變化,也可以把它們看作有別于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新思潮。
  由于基本主題是對思想原則和創作原則的高度概括,因此它有極大的闡釋性空間,關于它的不同的闡釋方式,會對文學思潮的性質和流向發生有力的影響,所以在文學史中,基本主題往往是文藝論爭的聚焦,而且關于它們的論爭常常被認作“方向”問題。撇開政治的偏見,這一看法不無道理。例如,關于“文藝為政治服務”的較為合理的解釋,無疑是促使革命現實主義達到它的高峰的重要推動力;相反,庸俗社會學的曲解,不僅導致藝術教條主義的泛濫,阻礙革命現實主義深化,而且最終催生了拙劣的偽古典主義。
  文學思潮及其基本主題是通過創作、批評、流派、運動等具體表現形態展開的,文學思潮豐富多彩的具體表現形態確證著該思潮的現實化程度。具體地說,某種文學思潮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是否具有現實性,要由它所達到的自覺性、普遍性、實踐性、統一性程度予以判定,判定的依據就是看它的具體表現形態展開得是否充分,是否表現出某種共同的精神沖動、美學原則和寫作常規,只要這種現象存在,即使一時還無以命名,也意味著生成了某種文學思潮。文學思潮研究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把這些看似散亂的具體表現形態集中起來,梳理出其中的脈絡,條縷清它們的共同性原則,論證這種文學思潮的現實性程度。
  同大多數事物一樣,文學思潮的生成與發展也有一個醞釀積累的過程,因此要對某種文學思潮作出較完整的歷時性描述,還應當充分注意到該文學思潮的先期表現形態,而這些“先期表征”往往是零散的,彼此間似乎缺乏連貫性和整體感,只是到了該思潮壯大起來,蔚為聲勢,才發現有些“先期表征”正是新的文學思潮的生長點。如“朦朧詩”、“三個崛起”的評論文字、現代小說技巧的討論之于現代主義,汪曾祺等一批作家的返回傳統、農裔城籍作家的返回鄉土、知青作家對青春舊夢的重溫等之于浪漫主義,其中有些雖然不能說是現代主義或浪漫主義的典型的具體表現形態,但作為新的文學思潮的“先期表征”,它們在一部文學思潮史中應當占有一席之地。有一些文學思潮的先期表現形態剛開始出現的時候就會引起“轟動效應”,如‘朦朧詩’的爭論,有些則可能悄然無聲地寄寓于別一種思潮中潛滋暗長,如不少具有浪漫主義傾向的“尋根文學”作品就是寄寓在“改革文學”的母體上發育的。因此,文學思潮史的梳理不僅要抓住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具體表現形態,也應當把那些處于“前思潮狀態”的先期表現形態鏈接到歷史上來。
  文學思潮是一個可以識別和描述的結構,但不是一個自我封閉的體系,社會和文學的變動,各種思潮(文學的和非文學的)、觀念,都可能對它產生影響,從而改變它的“形式”,這種變化最敏感、迅捷地表現在文學思潮的具體表現形態中。任何文學思潮都有最能代表其各方面特征的典型形態,這是研究者在闡述某種文學思潮時采用的主要例證。同時,任何文學思潮也都有它的發生了變異了的具體表現形態,如在現實主義文學思潮中就可能含容著吸收了現代主義寫作規范的作品,甚至現實主義的美學原則也可能會對現代主義的某些美學觀念采取開放、兼容的態度,這正是文學思潮發展、遞嬗的方式之一。在今天,現實主義文學思潮當然仍堅守著它既往的原則(否則不成其現實主義),但不可能原樣地堅守它既往的經典形態,它在有選擇地吸收著其它觀念和寫作方式的過程中取得自己的現代形態。確認文學思潮的各種具體表現形態,尤其是那些發生變異的形態,比起確認它的基本主題要復雜得多,更何況這些發生了變異的形態對于統攝它的基本主題也可能起到建構/解構的作用,變革或瓦解著該文學思潮。
  在基本主題統攝下展開的一系列具體表現形態匯聚成了文學思潮的主導流向。主導流向是文學思潮的最高表現“形式”,它是被意識到的、高度概括的基本主題與其豐富多彩的具體表現形態的統一,也是某一文學思潮的現實性程度的最終證明。在關于文學思潮的歷時性描述中,我們用主導流向來指某個時期中占據支配地位的文學思潮。然而在多元化時代,文學思潮也逐漸形成多樣并存的“無主潮”格局。在這里,我們借用俄國形式主義的術語,把那些被“置于前景”的文學思潮稱為“主導流向”。這一來是因為任何一種新的文學思潮的生成,都會對既有的文學思潮發生強有力的輻射性影響,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改變它們原有的“形式”,這一點從“尋根文學”(浪漫主義)對“改革文學”(現實主義)的影響就很明顯,即使它不一定占據支配地位,但就其沖擊力和影響力而言,則具有“主導”的作用。二來是因為在文學思潮的描述中,任何一種新的思潮的出現,都會改變多元狀態下文學思潮的既有格局,它們至少會在一段時間內在文壇占據主導地位,如前述的“尋根文學”;有的即使不占據主導地位,也會由于它的突起而削弱其它文學思潮在既有格局中的地位,將它們推移至背景上,甚至使占據主導地位的文學思潮下降為非主導的。例如由于尋根文學和先鋒文學相繼被“置于前景”,現實主義文學思潮就很難說仍然保持其以往的主導地位了。可見,無論從文學思潮的格局來說,還是從文學思潮的流變來說,被“置于前景”的文學思潮都具有“主導”的意味,這也就是多元化的文壇上“各領風騷三五天”的狀貌。
  文學思潮的主導流向是以統一性和連貫性為特征的,但這并不等于說它僅由若干單純、一致的具體表現形態匯聚而成。任何主導流向中都包含著多種不同的聲音,它們可能是對話、論爭、甚至彼此攻訐。在同一主導流向中會有不同的理論主張和文學流派,會有正統和異端的攘斥、真與偽的爭辯,主導流向所呈現的正是各種觀念、意識、主張、傾向、流派在相互的對話和沖突中,在相互的作用和影響下形成的基本趨勢和一般結果。
  恩格斯在論述歷史時曾這樣說:“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注:恩格斯.致約·布洛赫[A],馬恩全集(第4卷)[M]:478.)這一論述不僅可以啟發我們理解文學思潮的主導流向的形成,對于整個文學思潮史來說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不論是一種文學思潮還是一部文學思潮史,都不是個人的或某個社會集團的意志產物,而是多種意志、多種“互相交錯的力量”相互沖突,最后融為的“一個總的平均數,一個總的合力”。所以歷史發展的結果往往出乎歷史參與者的意料,于是便有了革命現實主義向古典主義的退變,先鋒文學向世俗主義的滑落等等,這就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作為事后的敘述,文學思潮史的任務說到底就是要揭示出各種意志和傾向怎樣在相互沖突中“融合為一個總的平均數,一個總的合力”,勾勒出恩格斯所說的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的對角線。
  收稿日期:2002-05-20
新東方L海口37~42J1文藝理論王又平20032003文學思潮及其基本主題是通過創作、批評、流派、運動等具體表現形態展開的,文學思潮豐富多彩的具體表現形態確證著該思潮的現實化程度。某種文學思潮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是否具有現實性,要由它所達到的自覺性、普遍性、實踐性、統一性程度予以判定,判定的依據就是看它的具體表現形態展開得是否充分,是否表現出某種共同的精神沖動、美學原則和寫作常規,只要這種現象存在,即使一時還無以命名,也意味著生成了某種文學思潮。文學思潮研究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把這些看似散亂的具體表現形態集中起來,梳理出其中的脈絡,條縷清它們的共同性原則,論證這種文學思潮的現實性程度。文學思潮/結構分析/動態考察王又平(1949-),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文藝理論的教學和研究。 華中師范大學,湖北 武漢 430000 作者:新東方L海口37~42J1文藝理論王又平20032003文學思潮及其基本主題是通過創作、批評、流派、運動等具體表現形態展開的,文學思潮豐富多彩的具體表現形態確證著該思潮的現實化程度。某種文學思潮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是否具有現實性,要由它所達到的自覺性、普遍性、實踐性、統一性程度予以判定,判定的依據就是看它的具體表現形態展開得是否充分,是否表現出某種共同的精神沖動、美學原則和寫作常規,只要這種現象存在,即使一時還無以命名,也意味著生成了某種文學思潮。文學思潮研究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把這些看似散亂的具體表現形態集中起來,梳理出其中的脈絡,條縷清它們的共同性原則,論證這種文學思潮的現實性程度。文學思潮/結構分析/動態考察
2013-09-10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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