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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中的人文精神和歷史精神
文藝中的人文精神和歷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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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文精神和歷史精神的關系問題上,我們過去十分強調歷史精神,要求文藝揭示社會生活的本質和歷史發展的趨勢,這是必要的、合理的,但在突現文藝的歷史精神的同時,由于不同程度地受到庸俗社會學和狹隘階級論的影響,自覺不自覺地忽視了、淡忘了文藝的人文精神。現在,我們的輿論特別弘揚人文精神,這幾乎成為20世紀以來世界范圍內人文科學的強音和主調。這種意向當然也是積極的、有意義的,但我們注意到,有些作家作品有意識無意識地將追求文藝的人文精神和揭示文藝的歷史精神隔裂、對立起來,甚至明顯地流露出用人文精神詛咒、躲避、消解、反叛歷史精神的強勁的勢頭。我認為,這兩種傾向都是值得研究的。文藝史實表明,世界上沒有無人文精神的文藝,也不存在無歷史精神的文藝,將文藝非人化、非歷史化都是不妥當的。
  在文藝中的人文精神的普同性和差別性的關系問題上,也存在著理解和闡釋上的偏執。人文精神盡管有普同性,但不是抽象的。應當辯證地把握人文精神的差別性和普同性的對立與和諧。從差別性中提煉出普同性,從普同性中發現差別性,從人文精神的普同性和差別性的既相激又互補、既相逆又互滲的雙向復雜關系中體認和理解人文精神自身。不能不看到,人文精神的差別性,包括時代的、民族的、人群的和個體的諸多方面的殊異,即便是處于大體相同歷史條件下的人,由于社會地位、占有物質財富、金錢和權力的不同和人生觀、價值觀和思想政治傾向的不同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甚至有天壤云泥之別。
  在文藝中的人文精神的雅俗關系問題上不作認真的鑒別和區分,籠統地情緒化地揚雅抑俗或褒俗貶雅。事實上,雅既有能為廣大讀者層所能接受的俗雅,也有那種倡導純審美的傲睨一切的貴族化的高雅;俗既有粗俗、鄙俗、媚俗,也有那種正常的健全的雅俗。雅和俗既存在著對峙和沖撞的一面,也存在著交融和互滲的一面。雅與俗在合理的位置和界限內,都有自己生存和發展的權利。因為,整個文藝格局及其人文精神必然具有不同的層次性和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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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精神的核心內涵指人為了適應和改變自己的生存狀態和追求發展前景而生發和表現出來的文明程度的總和,屬基于認知關系的價值關系的范疇。人的最基本的需要是生命自身的生產和再生產,人的最高目標和終極關懷是經過深刻漫長的歷史過程所不斷趨向的社會理想和人生理想。
  文藝中的人文精神所呈現出來的狀態和向度是曲折的。從總體和全局上看,自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狂飆運動到二次大戰后,盡管在諸多層面上開掘和豐富了人文精神的內涵,但十分明顯地表現出主觀化、內向化、脆弱化,或者可以表述為墜落、滑坡、萎頓、困惑、迷茫、焦灼、痛苦、孤獨,產生病態和畸變,造成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圍內低級化和低能化。這大體上符合20世紀以來西方社會的文藝史實。人文精神頹敗的歷史根源是人同人的生存狀態與人賴于活命和發展的現實生活和社會環境不相協調的產物,是由此產生的心理上的失衡和病變在文藝中的投影和射光。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文藝創作中的主要內容表現為咒罵和反叛現實、逃遁和拆解歷史等等。這些文藝創作中所流露出來人文意蘊或意向似乎是作家藝術家們為擺脫不相協調的生活困境辟出的“種種逃路”,決不會對人們的現實的生存狀態發生實質性或根本性的完善和變革。因此,這種人文主體性的功能是非常有限的,恰好表現出處于社會底層的中、小知識分子代表或客觀上代表處于社會底層的人群所發出的帶有這樣那樣反叛情緒的不和諧音,反映出中、小知識分子的脆弱、懦怯、綿善和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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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情況下,人文精神和歷史精神是共態的、同步的。人文精神和歷史精神宏觀上是平衡的,微觀上是不平衡的。在更多的情況下,歷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運行并不總是呈現著和諧的狀態,甚至往往會發生dǐ@①牾和沖突。 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有時是以人文精神的變異和滑坡,倫理道德的沉淪和墜落為代價的。這只是歷史前進過程中所必然發生的一種暫短的過渡性現象。因之咒罵和阻擋時代發展的腳步的輿論和行為是一種昏昧愚鈍的表現。
  脫離歷史談人,或脫離人談歷史都會自覺不自覺地滑向理論的誤區。因為歷史是人的歷史,人是歷史的人。人文精神是歷史的人文精神,歷史精神是人的歷史精神。人是歷史的主體和創造者,歷史是人的實踐活動的過程和成果,人是歷史使命的承担者,歷史是實踐主體的人格化,是人文精神的載體和受體。人的目的性和歷史的規律性的一致是實現兩者統一和交融的契機和內在依據。一般地說,社會發展的上升期,兩者表現出高揚突進的態勢;當社會發展不健全或處于萎頓、迷亂的沒落期,容易產生兩者的分裂和對抗。
  20世紀以來,我們盡管應當考慮到不同地域和民族的社會發展程度的差異性,但從總體和全局上看,人文精神和歷史精神的分裂和對抗日趨突出和強烈。人們往往把歷史精神理解為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這種看法盡管說出了問題的主導方面,但顯得簡單和偏狹。歷史精神和歷史狀態一樣是全方位的。我認為,歷史結構表現為三種形態:(一)物質形態,由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提供的和科技手段所創造出來的資本和物質財富以及相應的物化世界;(二)制度形態,指制導和攝轄、管理整個社會的國家機器及一切所隸屬的機構、體制和機能;(三)人文形態,人和人群的生存境況與發展前景。我們應當力圖從歷史結構和歷史形態的相互關系中去尋覓人文精神和歷史精神分裂和對抗的基因,探索人文精神被壓抑被扭曲所造成的人的生存狀態的困頓和危機。
  人文精神對歷史精神的反叛和抗爭(積極的或消極的)都是人與歷史結構和實現生活不相協調的產物。但不能理解為脫離歷史的人對歷史的這樣那樣地譴責和聲討,而應視為歷史精神內部的人文形態、物質形態、制度形態的疏離和沖突。從人文形態和物質形態的關系而論,這主要表現為生產力的發展既歷史地解放了人,增強和擴展了人的手段和技能,同時又在一定條件下使人成為單純的生產工具、機器的附庸,受高超的科技成果的威懾和恫嚇,成為人為物役的處于異化狀態的“單面人”,被“商品拜物教”、“金錢拜物教”所形成的超驗力量的摧殘和作踐;從人文形態和制度形態的關系而論,益人的附合大多數意愿和利益的國家機器、制度、機制、體制和技能可以維護和發展人的良性生態,如果出現了兩者相悖謬相沖突的境況,國家的政權機構和體制則可能變成壓抑威懾、嘲弄人文精神的粗暴的強制的鐵腕,侵犯和剝奪人們的正常的合理的民主生活,“權力拜物教”的強力意志壓迫著人們的身心。通觀整個西方20世紀以來的文藝的發展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三大拜物教”(即“商品拜物教”、“金錢拜物教”、“權力拜物教”)和“三大機器”(即“國家機器”、“戰爭機器”、“工業機器”)的侵蝕和誘發才發生人文精神的墜落和畸變的。正是由于歷史結構和歷史形態中的不合理的因素才造成了人文精神的滑坡和頹廢。
  然而,如果我們只將人文精神的危機籠統地僅僅歸結為歷史結構和歷史精神中的物質形態和制度形態本身則是表面的、膚淺的,甚至是幼稚的。從社會結構的物質形態看對人文形態的關系,我們必須清醒地體察到,物的關系既掩蓋著同時又表現著人的關系,或者說,物的關系只不過是從物的角度、以物的形式反映出來的人的關系。世界的被物化或被物化了的世界仿佛是一部打開歷史、人文之謎的感性心理學,是一本可以破譯和解讀的人與人之間的本質聯系的書。有些善良的空想的人道主義者的批判鋒芒只指向社會結構的物質形態本身,甚至釀成人本主義和科學主義的對峙和沖突。須知,物質財富、科學技術本身是無罪的,關鍵在于財富的占有和分配方式,關鍵在于科技成果轉讓的是否合理,使用的是否有益、正確和適度。人類發現了核能,可以造福人類,也可以威懾和毀滅人類。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是財產、科技成果和權力的再分配和不同人群之間的社會地位的再調整。歷史問題必須也可能還原為歷史的人的問題,必然正義地提出合理地解決人對物的占有和分配方式。一般地籠統地談論和訴訟物對人的壓抑是沒有力度的。這種人文輿論不能說明如下基本事實:為什么生活在同一社會物質生活中的人,有的豪富,揮金如土,生態灑脫,近乎于奢靡;有的窮酸,一貧如洗,生態困頓,以至不能滿足活命的生理急需。因此,物對人的排擠和壓迫只能理解為擁有巨額物質財富并轉換為強大物質力量的人對處于社會底層的窮酸貧困的弱者的捉弄,是從物質關系表現出來的占主宰和起支配作用的人對物質力量匱乏的小人物的擺布。從理論上看,人應當是社會和歷史的主人,富于想象或幻想的文藝作品可以把人繪成夢中的皇帝,但這絲毫不意味著睡醒以后對他們作為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的境況和命運有什么實質性的改變。
  從歷史結構的制度形態看對人文形態的關系,諸如國家機構、體制、機制等作為一定的意識形態的載體和受體都帶有程度不同的甚至是十分強烈的政治傾向性和強制性。這種制度形態的物質力量體現著推行著一定的人群、階級、集團的政治經濟利益和愿望。制度并非是空殼和虛幻的形式。它的背后站立著人,展示著人與人之間的意欲指向,往往轉換為代表當權者利益的政府官員和社會成員之間的功利關系。有的國體和政體本質上是反人民的,有的國體和政體本來是代表和體現大多數群眾的意志和利益的,但一定條件下也會發生病變,或因運行過程中的失策或失衡,或因發育的不成熟,存在著不健全、不完善的方面。所有這些制度形態的弊端不可能同進步的美好的人文精神相協調。官場中的腐敗現象,錢權交易的丑惡行為是誘發人文精神趨于墜落和畸變的毒菌和腐蝕劑。我逐漸意識到,通過表現人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變態和病態,呼吁財產和權力的再調整以及人的社會地位的再調整是20世紀的文藝潛話語和隱語境的核心,諸如現代西方的生存狀態理論、異化理論、文化批判理論、審美烏托邦理論正是在這種歷史和人文背景下產生的,并不可遏制地彌漫開來。維護這個歷史階段的物質形態和制度形態的傳統的理性主義的旗幟開始褪色,逐漸失去了它的時代的合理性和進步性,作為一種人文信仰的精神支柱已經敗落和坍塌。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和人文背景下出現了非理性主義對僵化、刻板、背時的舊理性主義的反叛和挑戰。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非理性主義作為一種強勁的主導思潮成為人文精神的基本特征,對以新人本主義為核心內容和內在靈魂的非理性主義應作出全面的評估和剖析。從思想發展的角度看,它是對古典的傳統理性的反彈和消解;從完善人格結構和意識結構的角度看,它是一種重要的發現和填補;從對社會進步作用的角度看,它撕去了神圣的假面,冒犯了權威,具有不可忽視的揭露和批判功能,同時張揚了丑、荒誕和迷亂;從對人文精神建構的角度看,它給被壓抑處于孤獨、焦灼、痛苦的小人物營造一個特殊的精神家園,使他們受傷的緊張的驚恐不安的心靈得到慰藉、安頓和憩息;同時又明顯地表現出不可忽視的負面作用,導致人文精神的滑坡和頹唐、道德的失范,人的素質和性格力量的低級化和低能化。由于非理性主義反對一切理性,這種“棄水潑嬰”的偏狹的態度,使非理性主義在擯棄僵硬的壓抑人的理性的同時,竟連同正確的有益的蓬勃著活力的有價值的理性思維傳統、科學的認知、歷史的規律和人生的真諦都一起拋掉了。我們必須看到這種功過參半是非互補的雙重性,汲取非理性主義的合理內核,改制和重塑新時代的歷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相交融的新理性,才是我們所應當采取和選擇的創造性思維的新思路。
  歷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分裂和融合是彼此轉換相互推進的。分裂是對融合的相對的瓦解,融合是對分裂的相對的克服。人文精神和歷史精神的融合既是理想的,也是現實的,只有經過一個深刻漫長的歷史過程才能趨于更高水平上的實現。只有當人真正成為歷史的主人,或只有當歷史成為真正的人的歷史,具體地說,只有消解和根除了歷史存在過程中的人文精神同歷史的物質形態和制度形態的矛盾、沖突和對抗,才能建構起健全的社會,健全的人生,方能產生健全的文藝。反而言之,荒誕的病態的反叛的文藝只不過是畸變的社會和痛苦煩惱的人生在作家藝術家的不平衡的心鏡上的投影和折光。然而,歷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矛盾、沖突和對抗又是不可能終止的,盡管它們的形式和內容伴隨著時代的發展發生著相應的變異。從社會進步的角度看,人文精神和歷史精神,必須同樣得到尊重,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建設必須同樣得到關注。但精神文明應當推動物質文明的發展,物質文明反轉來又促進精神文明的高揚。當兩者發生矛盾、沖突和對抗時,前者應當服從后者,因為盡管有時付出高昂的代價或承受著像分娩般暫短的陣痛,但終歸由于完成和實現了歷史的轉型和社會的變動,把人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和一個新的生活空間。從文藝和文化發展的角度看,人文精神和歷史精神的關系往往轉換為人本主義思潮和科學主義思潮的關系,具體表現為對創作或作品的道德評價和歷史評價的關系。人本主義思潮和科學主義思潮的既有對立的一面,也有統一的一面,對文藝的道德評價和歷史評價既有統一的一面又有對立的一面。當兩者發生沖突和矛盾時,應當以是否有利于社會的進步、歷史的變革和符合人民的全局的根本的長遠利益作為衡量和評估文藝創作文藝理論的權威性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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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和西方、中國和世界文藝格局中的人文精神和歷史精神既存在著相溝通的普同性,也存在著相阻隔的差異性。
  我國正處于歷史大變動時期。黨的改革開放政策的有效實施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啟動和運作給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帶來了希望。新的歷史精神呼喚著中華民族將以醒獅和巨龍的雄姿屹立于世界的東方。然而,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育是初步的、是不健全、不成熟的。社會的物質基礎不夠豐厚和強大,資金缺乏,生產力水平低下,科技成果以其轉換為生產力的能力不盡人意,教育滯后,人的素質不高,使得我們面對相當貧窮、落后的境況,鼓起沉重的翅膀,進行艱難的起飛。一切負有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的作家、藝術家應當憑靠自己真誠的藝術良知,響應中國當代歷史精神的感召,用自己的理論和創作,通過呼喚健全的高尚的人文精神優化人的性格結構,促進社會的進步和歷史的發展。令人憂慮的是,新時期以來盡管文藝出現了空前的繁榮,但一些疏離和悖謬歷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文藝創作和文藝理論時有出現,以致愈演愈烈。有些作品將生活平面化、庸常化、鄙俗化,有些文論倡導反中心、反神圣、反權威,主張非典型化、非英雄化、非理想化、非崇高化,甚至非文化化,諸如“后現代主義”、“后結構主義”等等輿論盡管有一定的批判功能和借鑒意義,但總體上同中國當代的歷史精神和人文精神存在著明顯的歷史錯位和現實反差。當然,我們也不必苛刻地責怪這些事實本身,而應挖掘和正視產生這些事實的現實的土壤和根源。我們不能不重視外域思潮對文論家和創作家的影響。但外因只是條件,尋找和考察借以滋生和蔓延的內因才能獲得清醒的體認。由于經濟大潮的猛烈沖擊和誘惑,金錢的杠桿一經同權力結合起來,可以產生拜物教般的超驗的魔力,公平競爭的商品交換的原則遭到破壞,借改革以營私,打著冠冕堂皇的旗號巧取豪奪,用文雅的合法的形式從事著違法的齷齪的丑惡勾當,成為敗壞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誘發離心力和渙散力的酵母劑。假手于文藝創作,撕下假面,暴露出令人憎惡的尊容,揮動起思想的解剖刀,剔除社會機體上的毒瘤,引起世人的警策和療救的苦心,這完全是合理的義舉。長期和平發展時期,由于缺少激動人心的借以表現正義感和英雄氣的歷史風暴,個體為本位的人生目標和價值觀念有所滋長,主觀的意欲不斷擴張,英雄業績和崇高精神被疏遠,提升到群體自覺程度的意識形態被淡化,因追逐利益和金錢的貪欲的驅遣,提供感官享樂的大眾文化暴熱走紅,給人以深刻啟迪的史詩般的嚴肅文化受到冷遇。人文精神的變異、弱化和墜落是對當代中國歷史精神的背離。我國畢竟是發展中的前工業社會,張揚虛無的世紀末情緒是缺乏歷史的合理性和進步性的。通過文藝創作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調動、激發中華民族的自覺而雄健的人文精神,增強、堅定社會主義新人的理想、信念、崇高和悲劇精神,獻身于偉大的社會變革,實現振興中華的歷史使命,理應成為當代中國文藝創作和文藝理論的強音和主調。敗壞理想、崇高和悲劇精神是有過的;虛假的理想、崇高和悲劇精神是可憐而又悲哀的;因此去躲避和嘲諷理想、崇高和悲劇精神是不明智、不負責任的;拋棄理想、崇高和悲劇精神的民族是沒有希望、沒有前途的。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牛加氐*
  
  
  
文藝研究京19-23J1文藝理論陸貴山19961996 作者:文藝研究京19-23J1文藝理論陸貴山19961996
2013-09-10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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