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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德的精彩,敗者的骨格——讀網上流傳的章詒和六篇散文
舊德的精彩,敗者的骨格——讀網上流傳的章詒和六篇散文
孟慰平     阅读简体中文版

前一陣子,北京的各種官方、民間的毛澤東紀念活動如火如荼。有朋友說:對毛澤東最好的“紀念”,莫過于近幾個月來全球各大中文網站上都在爭相傳“貼”的一組文章——1957年被劃成“右派”之首的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回憶她的父輩朋友的六篇散文。這些直接描述1957年反右運動相關人事的文字,因為有血有肉地寫出了一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精英的慘酷命運,直言不韙地批評了專制政治,在海內外華人知識界圈子引起了夾雜著淚水、唏噓、省思和爭議的持續多時的熱烈反響,卻也引起筆者好幾位美國友人、同事的詫異:這些將近五十年前的古舊人物故事,究竟有什么力量,可以使得華文界兩洋沸然,一時京(北京)(紐約)紙貴?——因為文章很長,很多人都是從電腦上直接打印下來,再復印成厚厚一本書地四處傳閱,令得各處打印機、復印機疲于奔命。設若今日美國有任何人發表文章回憶麥卡錫時代的“清共”恐怖(那也是一種對知識文化界作政治清算的政府行為),畢竟時過境遷,即便文筆再好,內幕再多,也絕難在美國知識文化圈子里激起波瀾漪漣的

 坦白地說,我自己,也正是“淚水與唏噓中人”之一,深以為此乃近十年來難得一見的好文章。友人的發問也令我驀然一怔:真的,寫“反右”的文字何止汗牛充棟,章詒和文章打動我的,究竟是什么?

一曰:“舊德”的精彩。舊德,也就是傳統舊道德。在我們這些深受“五四”新文化與共產黨革命教育影響的一代人、幾代人眼里,“忠孝節義”、“仁義禮智信”這些傳統舊道德,從前是“棄之如敝屣”,今天也是視之如舊痕舊夢,何其隔膜久遠了。
章詒和散文寫了六個父輩朋友(及其親屬):史良(三十年代與沈君儒、宋慶齡等并稱的“民國七君子”之一)儲安平(1957年直言批評“黨天下”的前《光明日報》主編)張伯駒(與張學良、溥侗、袁克文并稱的“民國四公子”之一)、康同璧(康有為女兒)聶紺弩(自“胡風事件”后被囚禁幾十年的作家與詩人)羅隆基(1957年與章伯鈞齊名的另一位“右派”之首)。這些人物,都可以說是徹頭徹尾的“舊人”——大都是共產黨外的“民主人士”或者“前朝遺老”,他們的為人行止與精神文化趣味,也都是與當時整個“時代主旋律”格格不入的。文章敘述的年代,無論是“反右”,是“文革”,正是中國大陸革命專政壓頂、“紅色恐怖”當道的年頭,“戴帽子”、“割尾巴”、“炮轟”、“火燒”的批判斗爭無日無之。我注意到,支撐這些“舊人物”在艱難歲月里同舟共濟、相濡以沫活下去的,不是別的,恰恰是那些被整個社會漠視、淡忘了的“忠孝節義”的傳統風范與“舊行”“舊德”。

 我愿意在此,指出令我動容落淚的幾個段落:

 ——為身陷黑牢、判處無期徒刑的聶紺弩四處奔走求助、最后成功搭救他出獄的,既不是聶紺弩那些今天身處高位的“左聯”老戰友,也不是聶身邊無力無助的親人,卻是和聶紺弩素昧平生的老大姐——同被劃成“右派”、同有親友身陷冤獄的章怡和的母親李健生和她的好友朱靜芳,李健生為救聶出錢出力,朱靜芳冒稱聶的親戚巧施小計、兩度奔波山西監獄,朱靜芳的昔日友人敢于担當風險“包庇”重罪在身的聶紺弩,作者用了這樣一句話評點:“夠朋友”——就是“為朋友兩肋插刀”的古道熱腸、狹義肝膽。

——康有為的女兒康同璧,即便在1949年后的“革命年代”,在每年“皇上”
(光緒)御賜她父親的太平花開花的季節,都要在邀請“容貌蒼老”的前清老人到家里來喝茶賞花,把窗外的革命高調摒之門外。在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文革高潮中,康同璧慷然收留連遭抄家、無處容身的章詒和在家里居住,并毅然安排當時“臭名昭著”被整個社會踩到了腳下的“大右派”二章(章伯鈞、章乃器)在自己家見面,像進行什么隆重儀式一樣為這次見面安排細節,盛裝出席。老人在那個嚴酷年代不動聲色的每一個舉動,都應得上這一句舊話:“義薄云天”。

——“義薄云天”者,更有一生醉心琴棋書畫、把傾家蕩產的全部收藏,西晉陸機的《平復帖》、唐李白的《上陽臺帖》等等無價之寶都奉捐現給國家、卻贏來一頂右派帽子的張伯駒。他對章伯鈞說的那句話:“我是個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書畫。共產黨用我,我是這樣。共產黨不用我,我也是這樣。”看似平淡卻擲地有聲。他和妻子潘素跟落難的章家十數年間淡泊、瑣屑的交往,“不以榮辱待己,不以成敗論人”,透顯出一位“舊式”文化人如何在“新時代”夾縫里,以傳統文化道德根基安身立命的豁達與尊嚴。讀到章伯鈞死后,白發蒼蒼的張伯駒、潘素夫婦不顧文革恐怖當頭,風塵仆仆千方百計輾轉找到搬到窄街陋室中“隱居”的未亡人李健生,第一個登門吊慰的一節--我知道,多少人都難忍淚水,禁不住撫心一哭,掩卷長嘆!作者這樣寫道:“革命吞沒人,尤其像中國的各種政治運動,其吞沒與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當然,知識分子往往是其中最難消化的部分。張伯駒自然屬于最難消化的一類人,而他的硬度則來自那悠游的態度、閑逸情趣、仗義作風、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飽滿個性與獨立意志。他以此對抗著革命對人的品質和心靈的銷蝕。”
(《君子之交——張伯駒夫婦與我父母交往之疊影》)我則想起西安乾陵武則天墓的無字碑上刻的一首明詩:“乾陵松柏遭兵燹,滿野牛羊春草齊。惟有乾人懷舊德,年年麥飯祀昭儀。”

二曰:“敗者”的骨格。章詒和文中的幾位人物,除了史良,個個都是現實生活里的失敗者、孤獨者。(其實,作為當年在國民黨治下敢為敢言、雍容高貴的史良,卻在“革命”威權下成為唯唯諾諾、賣友求榮的“花瓶”人物,她何嘗又不是“時代的失敗者”?)所謂“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幾千年中國的歷史,都是一部“成功者”的歷史。魯迅先生早年就感慨過:中國人很少會把關注的眼光投向失敗者與失意者。中國的文學畫廊里雖然有不少的失敗的悲劇英雄,如屈原、項羽等等,卻大都成了半神半人的傳奇,很少看得見他們從日常風貌里顯現的真實血肉和骨格風范。更加上現實政治的諸多忌諱,多少年來人們熟悉的政治運動“受害者”形象,也大多是或者神圣化或者類型化了的。

章詒和筆下的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聶紺弩、章伯駒、康同璧及其女兒羅儀鳳等人,無一不是當時社會的失敗者、邊緣人,卻無一不是有血有肉、有骨有節、可觸可感、有個性弱點更有人性光彩的活生生凸現的精彩人物。面對陷于領袖設局、舉國聲討、全民喊打的困境,章伯鈞的歷史眼光、平和坦蕩、委曲求全,儲安平的直言不諱、鶴立雞群、孤獨守恒,羅隆基的鋒芒畢露、大情大性、炫才揚己,聶紺弩的耿介狂狷、尖銳刻毒、幽默諧趣,張伯駒的散淡閑逸、超然物外、冷中帶熱……,在在熨人心扉、啟人思迪,令人錐心疼痛,也不時叫人會心莞爾。“越是崎嶇越坦平”。
(這是作者接受記者采訪時談及父親章伯鈞用的題目)

讀到儲安平在孤獨歲月中養羊、為章伯鈞家人送熱羊奶的一節;讀到“反右”后民主同盟臺上臺下一“成”一“敗”的“左”、“右”兩大撥頭面人物在飯館里戲劇性相遇、沉默對峙的那頓飯局的描寫;讀到史良揭發章伯鈞的那句為他“一錘定音”定罪的“私房話”:“胡風、儲安平將來要成為歷史人物”;讀到章伯鈞在文革中對女兒說的“毛澤東幾十年的執政給中國的每個家庭,都制造了災難和痛苦,別看現在是‘紅海洋’,將來會是個悲劇收場。”……怎能不讓人慨嘆,真是“蒼天有眼”!歷史老人的認“成”、認“敗”或許并不重要;時間,能雕塑凸顯出空間人事的真偽、強弱與善惡,只有時間,才是最公正也最有權力的審判官!

三曰:時未過,境未遷,“難得精彩的一代人”卻早已煙消云散。其實,我相信,真正觸動今天海內外華文讀者心旌的,反而是章詒和文中所指涉的現實、提出的問題,一點兒也不“舊”、不“遠”,不是隔世隔代的“前朝曲”,相反,它們仍舊帶著新鮮、滾燙、扎眼的切中時弊的尖銳性,令人低徊再三,也無以回避。

章詒和文是一組富于情境描寫、有敘述質感的文字,但在涉及到1957年“反右”等具體歷史事實及其過程時,作者是以考據式、文獻式的嚴謹去查詢、引證具體報刊歷史資料的,因而相當完整地呈現了當時所謂“章羅聯盟”、“儲安平與“黨天下”等重大事件的基本面貌及其歷史過程的細節,讓將近五十年后的今天讀者,仍能清晰辨識這些“右派”頭面人物的政治主張和罹罪過程的具體脈絡。

在我看來,從民國時代鄧演達開始,主張在國、共之外創立“第三黨”實行權力監督,一直到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章乃器等“大右派”提出的政治民主、政黨政治、輿論監督、言論自由、黨政分離、軍隊國家化等等一系列政治主張,是迄今為止中國最成熟、最有見地的一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提出的至今仍未過時、仍然擲地有聲、需要調動起整個社會的智慧和動能方可能沉緩推進的歷史大課題。“中國向何處去?”今天念及孫中山先生將近百年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叮嚀,真讓人汗顏赧愧:整整一百年了!無論“議會共和”也好,“民主與科學”也好,呼吁“聯省自治”、“聯合政府”也好,反對“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也好,或者主張政黨監督、政黨競爭、“政治設計院”、“改革體制,改善領導,決策民主化、科學化”也好,幾乎仍舊處于“白紙一張”的狀況,歷史的思想成果、社會教訓、文化積累始終無以進入良性循環的有序延續,中國的近、現代歷史只在同義重復、原地踏步中飽受“時光倒流”之苦,政黨的黑暗、社會的腐敗包括智識者的墮落、民眾的麻木,等等,使得任何先賢、先哲的話常溫常新,永遠不會過時,這才是我們中國人真正的悲哀!

“……可憐中國小老百姓!我不是悲觀,而是失望。時至今日,我還沒有看到共產黨內部出現能夠承担改造自身的力量。現在提出的任務是現代化,其實,外面是現代的,里面是封建的,專制體制沒有變化。上層是現代的,下層是古代的,老百姓還是鋤頭老牛。這些,如果不加以徹底改變,這個共產黨只能推倒重來。也許還不用別人來推倒。一黨專權,官僚體制,山頭宗派,思想鉗制,享樂腐敗,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裙帶關系,虛報浮夸等等,這些東西加在一起,搞來搞去,自己就倒了;鬧來鬧去,鬧到亡國為止。”
——這,真是聶紺弩的驚世之言,警世之鐘啊!

2004年元日



本文著作權屬孟慰平先生,如有轉載,敬希注明。文中觀點容有與時議不諧之處,懇請讀者明鑒。






三秦記注:作者此句有兩處筆誤。一、乾陵在今陜西省咸陽市乾縣境內,不屬西安市。二、所引詩句的作者系清人許孫荃。許為今安徽合肥人,康熙庚戌進士,歷官刑部四川司員外郎、陜西提學使等職,督學陜西期間,于秦中古跡多所題詠,并非明代人。
歷史本是由無數細節組成的。如果對每一個細節都似是而非,何必動輒拿歷史說事兒?
于歷史外行者,偏喜歡賣弄歷史,恰似對政治半懂不懂的人,卻每每放言高論、空談性命,今天民主,明日科學,故作“烈士”狀,不曉得意義何在。

 

2011-04-11 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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