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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寫實小說再評價
新寫實小說再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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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寫實小說是從80年代末一直持續到90年代初的一種文學現象,在它剛出現時,正為文壇熱點的消失而無所適從的批評家們立刻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進行了種種理論概括,并作出發展趨勢的預想。但是,由于新寫實小說正處于發展過程之中,太切近于對象本身,反而難以準確地把握住它的本質。某些理論概括由于未對研究對象深鉆細研,概念上凌空蹈虛,未免失之浮泛。今天,當新寫實小說已經成為歷史,與現實拉開一定的時間距離之后,返觀這一文學現象,無疑更能夠接近于它的藝術本質。
      一、生存窘況的情感體驗
  新寫實小說對普通人生存狀態的關注,并非是生活流水帳般的客觀展示,并沒有象某些評論家所說的“還原生活本相”、“中止價值判斷”,擯棄了作家的主觀傾向。作家的主觀意向和情感體驗深深地融于對世俗生活的描寫,將處于各種生存窘況下的人們對生活微妙的感受、獨到的體驗和瞬間的頓悟,都融匯到人物生命的進程之中。
  池莉的《煩惱人生》(《上海文學》1987.8)從一個普通工人一天的生活斷面中,展示出“煩惱”的人生,具有強烈的感受性。一樁樁、一件件雜亂繁瑣而又不得不去應付的事情都在糾纏著印家厚,使這一天顯得如此漫長和難耐。這種漫長難耐感不僅僅來自于生活過程本身,而且也來自于由這生活而引起的主人公心路歷程上一連串的煩惱。作家把人物的生存窘況轉化為一種心理氛圍,其中有對生活的理解和認識,有獨到的情緒體驗,也有對人生的的感悟。細細品味,我們能感受到他那對生活難以言說的無奈,能聽到在生活重壓下他疲憊困頓的心靈的呻吟。作品人物委屈求全,自欺欺人的自安自慰和對未來生活的企冀和渴望,交織成的是一種復雜的情緒。
  《煩惱人生》同池莉的另兩部作品《不談愛情》和《太陽出世》,被人們稱之為“人生三部曲”。它們同《煩惱人生》一起,完整地敘寫了從青年邁向中年的生命過程。“人生三部曲”中的主人公都逃不脫生活之網的束縛,都從青年的幻夢踏上了漫長而又沉重的生活長旅。雖然池莉的小說只是形而下地訴說著生活中的悲苦歡樂,很少抽象的議論和哲理思考。但這種對生活窘況中的情感體驗依然是一種價值判斷。盡管這種判斷不是理性的,而是情感的,但也遁出了某些評論家的理論界說。
  在葉兆言的《艷歌》中,(《上海文學》1982.2)遲欽亭在發出“三十功名塵與土,鏡中衰鬢已先斑”慨嘆的同時,孤獨地咀嚼著生活的苦澀滋味。
  劉震云的《單位》(《北京文學》1989.2)中的小林為了換得好一點的房子,他給黨小組長送禮,低三下四,謹小慎微地在領導、同事之間搞平衡,幫助領導搬家。在《一地雞毛》(《小說家》1991.1)中,一斤餿豆腐又引發了小林夫婦的爭吵。小保姆的貪吃偷懶,老婆的工作調動,老家的來人,孩子入托,給幼兒園阿姨送禮等等,一連串的家務瑣事困擾著他,糾纏著他,使他不得安寧,不得喘息。
  生活仿佛是過于苛待這些剛剛踏入中年門坎的人們了,那么在兒女已長大成人、年過半百的人們身上又是如何呢?方方的《行云流水》(《小說界》1991.6)給我們展示了一對副教授夫婦的日常生活。高人云是一個認真、古板而又清高的知識分子,發廊女孩對教師的鄙夷和揶揄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學生作業的草率使他扼腕嘆息,學生考試作弊更使他怒不可遏,每天下午練歌攪得他心煩意亂,為補考的學生是否加分大傷腦筋,經濟上的拮據,使他心頭涌出說不出的酸楚。在為生計不停地奔波中,“忽見飛雪臨雙鬢,始悟前途即歸程”,梅潔文的這兩句詩,道出了這對副教授夫婦滿腹的辛酸無奈和對人生的徹悟。
  在新寫實小說中,無論是工人、醫生、機關干部,還是教師,他們都感到生活的沉重、身心的疲憊。他們像負重的牛,把生活的重軛套在頸項上,堅韌地、默默地、慢騰騰地前行。這種沉悶、滯重、單調、重復的生活風景,其獨具藝術魅力之所在,就是作家把沉重的生活感覺化、心靈化、藝術化了。對生存窘況的情感體驗——那不盡的煩惱,成為藝術化的情緒,概括出當代人的精神狀態,也呼應了廣大讀者的生活感受。
  那么,煩惱的根源在哪兒呢?筆觸指向的是貧困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社會轉型之中缺乏調整的生活秩序,那狹窄的住房,菲薄的工資,難以應付的物價,日常繁雜瑣事的糾纏,使印家厚和高人云們難以瀟灑,不得喘息,只能困擾在不盡的煩惱中。那么,如果印家厚們解決了住房問題,或是提了工資,改善了生活條件,他們就沒有煩惱了嗎?事情恐怕也不會這么簡單。作品潛臺詞遠不能包容的語境太空闊了,正是這籠罩著現實的道德的、倫理的、世俗觀念沖突,加重了人物的生存窘況,造就了人物的生活體驗,進而成為新寫實小說的這一特征的主要成因之一。
  貧困的物質生活條件只是造成人生煩惱的一個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還是在于人生中那永無休止的欲望,而滿足欲望的自身能力和外部條件又永遠趕不上自身欲望膨脹的速度,在欲望和滿足之間存在著一個永遠難以拉平的距離,這就產生了煩惱和痛苦,煩惱和痛苦來源于不滿足。而要想減少煩惱,就要壓抑和克制自己的各種欲望,棄絕各種非分之想。但向往幸福美滿的生活是人的天性,對人的各種欲望的壓抑和克制,就意味著生命活力的窒息。人也不可能扼殺各種欲望。莊子的“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莊子·大宗師》),固然是解脫煩惱的極好辦法,但在現實中的普通人來說,只不過是一種心理的追求和精神的幻想,是一種自欺欺人逃避現實的遁詞。由此可見,能夠體驗到生活中的煩惱和痛苦,畢竟是對現實不滿足的表現,說明了他們對現實有著清醒的認識,還沒有麻木僵化,心靈還沒有結出厚厚的老繭,仍能敏銳鮮活地感受到現實的刺激,還有著改善現實處境的愿望。可見新寫實小說的思想內蘊已經超出了對生存窘境的表象描寫,開始觸摸到人類自身生存困擾的脈搏。
  新寫實小說放棄了對人生目的和意義的探索和追求,而把生命的具體過程展示給人們。讓讀者看到在人生過程中不同年齡階段的人們為生存奔波勞碌。作家們把這種生存窘境轉化為對生活的情感體驗——煩惱。把筆下的人物放逐到漫漫的生命旅程之中,讓他們肩負著沉重的生活行李,品味著這旅程中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走下去,不停地走下去。
      二、灰色的人生與陰暗的靈魂
  新寫實小說家們不以社會生活本質方面的體現為旨歸,而是以強烈的平民意識,關注著凡庸卑瑣的小人物的生存狀態,展示出蕓蕓眾生們一幅幅灰色的人生風景。這些人物負載著一顆顆傷痕累累的心靈,以各自的方式為生存而掙扎。他們的生存環境是殘酷的,人生愿望是卑微的,命運是悲慘的,在各自的人生舞臺上,上演著各自的悲劇。
  劉震云的《塔鋪》(《人民文學》1987.7)、《新兵連》(《青年文學》1988.1)描寫了一批農村青年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而做出的種種努力。《塔鋪》中的那些高考復讀生們含辛茹苦,拼命攻讀,為的是擺脫農村沉重的體力勞動,尋求一條新的出路。《新兵連》中的那些新兵們也沒有保家衛國的高尚情懷。為了爭當骨干,勾心斗角,諂媚告密,人們相互提防,相互猜忌。我們自然可以把這種卑瑣的心態歸咎于那個扭曲的時代,但也不可否認為了求得生存而不擇手段的人性自身弱點。70年代的農村,參軍和上學是青年們改變自身命運的唯一出路,但命運卻似乎過于苛待了這些農村青年們。李愛蓮為了籌足給父親治病的錢,犧牲了愛情,放棄了高考機會,嫁給了一個暴發戶;王全在高考前卷起鋪蓋回家,去侍弄那幾畝剛分到手的麥地;“磨桌”由于神經衰弱、精神緊張,暈倒在考場上;耗子因失戀,幾乎交了白卷。新兵老肥因病被遣返回家后跳井自殺;李上進因入黨不成槍殺指導員,被判15年徒刑;王滴實現了去軍部的愿望,但卻是伺候軍長癱瘓的老爹。人們想改變自身命運的努力,都成為一個個泡影,籠罩著一種宿命的悲劇氛圍。
  農村青年們的人生是如此慘淡,那么城市貧民的生活又是怎樣的呢?方方的《風景》(《當代作家》1987.5)講述了武漢市平民區“河南棚子”中一個城市貧民家庭的生存史。一家11口人擁塞在一間13平方米的靠近鐵路的房子里。兇悍粗魯的父親毆打妻子兒女像喝酒一樣頻繁,庸俗的母親一見男人便作少女狀。大哥15歲進工廠,二哥三哥10幾歲就到火車上去偷煤,又聾又啞的四哥14歲去打零工,七哥5 歲開始撿破爛、撿菜,夜里就蜷曲在陰暗潮濕的床底下的破棉絮里。兄弟姐妹之間相互欺詐,姐姐們為了爭得父母的寵愛,不惜搬弄是非誣陷小七子。作者以冷峻而又沉重的筆觸,寫出了家族的生存史,這兒沒有生活的詩意,沒有其樂融融的家庭氛圍,有的卻是生活的沉重和殘酷。
  池莉的《你是一條河》(《小說家》1991.3)頗似方方的《風景》,也展示了一個有七八個孩子的城鎮貧民家庭的困苦生活。辣辣在30時開始守寡,為了操持這個家的生計,她帶領孩子們搓麻繩、剁蓮子、撿豬毛。“文革”開始后,工廠停產斷了生計,只好靠賣血養活全家。但更為不幸的是孩子們的厄運,福子夭折,社員因強奸罪被殺,艷春因浪漫的革命而蒙受恥辱,得屋患上精神病,16歲的弱智而又孤僻的貴子莫名其妙的懷孕,冬兒下鄉杳無音信,四清失蹤。生活中的一切不幸都降臨到辣辣身上,過度的操勞和極度貧血使她在55歲就命歸黃泉。
  在這兒,沒有個人同社會的劇烈沖突,沒有人物命運的大起大伏,這些家常事平靜得猶如一潭死水,只不過偶爾激起一點微瀾。新寫實小說就是在這平淡的故事、瑣碎的細節中,展示出人生的艱辛和沉重,在水波不興的滯重生活中表現出生命欲望的涌動。此外,劉慶邦的《家屬房》、劉恒的《伏羲伏羲》、《菊豆》、方方的《黑洞》等,也都表現出一個個不幸的命運,一幅幅慘淡的人生圖畫,從而構成了新寫實小說灰色的人生風景線。
  新寫實小說在展現蕓蕓眾生的灰色人生時,又透過生活的表象向人們的心靈深處發掘,不僅表現出社會環境對人物命運的影響,而且強調人性自身的因素對人物命運的作用。把審視的焦點移向那陰暗的靈魂,讓人們看到善和惡,卑鄙和高尚的扭結,顯示出人性的深度。
  方方的小說撕開了平靜如水的生活表象,去發掘人性惡的因素。但她的小說并非一味地溢惡,而是從外在環境對人的逼迫中,坦誠地道明了惡行中的某些邏輯關系。
  在《落日》(《鐘山》1990.6)這部長篇小說中,方方以冷峻的筆觸挑開了籠罩在家庭關系上那層溫情脈脈的面紗,展示出令人觸目驚心的殘酷和丑惡。家庭矛盾的焦點集中在怎樣贍養老母上。老二丁如龍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他是母親最寵愛的兒子,母親含辛茹苦,大哥丁如虎中斷學業當小工,都是為了讓他讀書上進。他參軍提干后轉業,如今是某公司副經理,成了體面的人物。但他內心陰暗,精于算計,為有這么個老娘感到恥辱。為了讓大哥安心侍奉母親,阻止鰥居多年的大哥續弦,為阻止母親來自己家住,他精心設計了三個帶有侮辱性質的條件,以激怒母親。當得知母親服毒自盡的消息趕到醫院之后,不愿承担醫療費用,拒絕了大夫讓母親住進病房的好意,要求醫生中止搶救,謊稱母親已死,騙取了死亡證明,把一息尚存的母親送往火葬場。丁老太在經歷了一番“死去活來”的折騰之后,終于斃命。當事情敗露,檢察機關追查時,丁如龍又嫁禍于人,企圖指控醫院的大夫。正是這種種卑劣險惡的行徑,才使丁如虎的兒子成成發出了人原來如此殘酷的喟嘆。小說中的其他人物身上也存有人性惡的因子。丁老太蠻橫地阻止丁如虎再娶,當眾奚落,惡言相譏,全不顧年過半百的兒子的顏面。長孫媳婦漢琴為祖母帶大了自己的孩子后死去暗自慶幸。沒有理解,沒有溫情,有的卻是私欲膨脹,邪惡滋生。
  對人性中丑惡因素的描寫在文學史上并不鮮見。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克納、戈爾丁等都以對陰暗、冷漠、殘酷等丑惡的描寫,來提醒人們要敢于正視自身的弱點。在新時期文學中,莫言、殘雪、蘇童、佘華等的小說也開始正視人性惡的主題。固然《落日》沒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種發掘人的靈魂深層邪惡的犀利筆鋒,也缺少人性分析的哲學思考,僅是冷峻客觀地審視人的惡行。但方方與眾不同的獨特之處在于,在對惡行的揭示中發掘出某些正當的、合理的人性要求。然而這些合乎人性的正當要求同時又在壓抑著他人的合理要求。他們是善良的受害者,同時又是邪惡的害人者。這篇小說突破了以往那種對人的善惡機械劃分的局限,寫出了善與惡、被害與害人相對立而又統一的復雜人性。
  劉震云的小說對人性惡的揭示主要集中在權勢欲上。《官人》中的那些局長們為了保住既得利益,勾心斗角,相互傾軋。他們忽兒結成同盟,忽爾又分崩離析;忽兒積極工作,忽爾又不管不問;其行為完全受個人私欲所左右。《新聞》(《長城》1993.4)以荒誕漫畫式的筆法不僅刻畫了走穴的記者們的陰暗靈魂,而且也展示出某市領導們之間的權力角逐。他的長篇小說《故鄉天下黃花》(《鐘山》1991.1—2 )在歷史情境中的具體生存形態里來展現人性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在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中,反映了孫、李、趙三家幾代人為爭奪馬村村長職務而進行的相互爭斗,權力的爭奪成為他們維護自身利益的焦點。但這篇小說缺乏對歷史的反思,卻打上了歷史循環論的印記。
  總之,新寫實小說在袒露那一顆顆陰暗靈魂的時候,并沒有象西方現代主義文學那樣堆砌丑惡,而是充分發掘出那惡行中的某些合乎人性的正當要求。也許正因為此,有的論者指責新寫實小說“人物性格模模糊糊,好壞難分,忠奸難辯”〔1〕,“性格也善惡難分, 既非奸惡之徒,也非英雄烈士”〔2〕。其實,這恰恰不是新寫實小說的局限, 而是它獨特的貢獻。因為他們寫出了復雜而深刻的人性,加深了人類對自身的認識。恰恰是這種非臉譜化、類型化的人物形象,才拒絕了某些批評家們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物形象塑造模式,使我們的文學幸免倒退到古典主義時期。
      三、無奈的苦笑和幾乎無事的悲劇
  新寫實小說在凡俗的小人物的生活困境中,展示那灰色的人生和陰暗的靈魂的時候,是否寫出了悲劇呢?有的論者認為:新寫實小說“寫平凡無奇的生活,生存狀態,多數表現為消極、被動、缺乏強者的形象——不是那簡單意義上戰勝環境或命運的強者,而是指能有勇氣與命運抗衡的人物——當然,便也無嚴格意義上的悲劇形象。”〔3〕顯然,這位論者所持的悲劇標準,仍是傳統的英雄悲劇,而沒有看到悲劇的另一種形態:小人物的悲劇。
  這牽扯到一個悲劇理論問題。從古希臘到文藝復興時期,西方的文藝理論家推崇的都是英雄悲劇。啟蒙主義時期狄德羅開始提倡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悲劇。19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大師巴爾扎克、果戈理、契訶夫等都是寫小人物悲劇的高手。魯迅就特別推崇果戈理的小說創作,在《且介亭雜文二集·幾乎無事的悲劇》中談到《死魂靈》時說過:“這些極平常的,或者簡至近于沒有事情的悲劇,正如無聲的言語一樣,非由詩人畫出它的形象來,是很不容易覺察的。然而人們滅亡于英雄的特別的悲劇者少,消磨于極平常的,或者簡至近于沒有事情的悲劇者卻多。”魯迅不僅稱贊了果戈理描寫悲劇時高超的藝術手段,而且也指出了“幾乎無事的悲劇”的普遍性。
  新寫實小說家們敢于直面現實生活中的各種矛盾,沒有粉飾,也沒有去修補現實的缺憾,而是從人們那司空見慣、但習焉不察的生活瑣事中發掘出悲劇的內涵。寫出了人們的信仰、理想、追求、激情等人生有價值的東西,在庸常繁瑣的日常生活的銷蝕下的喪失和毀滅,展示出一幕幕“幾乎無事的悲劇”。
  《煩惱人生》以有限的對往事的回溯,使我們看到過去的印家厚是一個富有才華、熱愛學習、能歌善舞、志趣廣泛的青年。但狹窄的居住條件、窘迫的經濟收入、妻子的庸俗蠻橫、孩子飲食起居的拖累等等,使他身心疲憊不堪,銷蝕掉他對生活的激情。婚外的戀情固然浪漫,但印家厚面對女徒弟的愛情追求,卻只有無奈的苦笑。花前月下的愛情、相互的理解和溝通都成為一種奢望。他已經沒有精力、激情和勇氣去開拓新的生活了,現實生活的困擾就已經把他拖成一個怯懦、孤獨、平庸的人。
  或許可以說,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日常生活消磨中,小說中的角色們變得成熟了。但這種成熟卻意味著克制熱情、扼殺理想、失去想象、窒息創造力。人的生命活力就在這成熟中消失殆盡,變得荏弱無能。
  《九月的恍惚》(《小說家》1899.6)、《單位》和《一地雞毛》中的人們都經歷著同樣的遭遇,即現實生活無情地碾碎了他們一個個青春的幻夢,扼殺了奮發向上的陣陣激情,剩下的只是無可奈何的苦笑和對現實生活消極的順應。如果說青春理想、正直清白、創造激情在平平淡淡庸庸碌碌的生活中的喪失,還不足以說明這幾乎無事的悲劇的殘酷的話,那么對這種現實麻木不仁、無動于衷的心態,就更加令人觸目驚心了。《一地雞毛》中的小林的一段內心獨白很能說明問題,“有時小林想想又感到心滿意足,雖然在單位經過幾番折騰,但折騰之后就是成熟,現在不就對各種事情應付自如了?只要有耐心,能等,不能急躁,不反常,別人能得到的東西,你最終也能得到。……一切不要著急,耐心就能等到共產主義。”混、忍耐、等待,隨遇而安,得過且過,麻木不仁,心平氣和并自得其樂,這就是小林從現實生活的啟悟中所建立的人生態度。其中包容著一種洞悉世態炎涼的老練和世故,一種歷經滄桑的頹廢和虛無,一種貌似達觀實則是隨波逐流地逆來順受。這顯然是一種心如枯井、波瀾不興的垂暮心態。從本質上說是一種人格枯萎和人性沉淪。人物生存環境強制性改造的結果,迫使角色面對艱難世事為了生存而作出這樣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因此,這也可以說是一幕社會悲劇。
  在社會激烈動蕩的年代,悲劇的形態多是個人與社會激烈的矛盾沖突,這種悲劇有著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具有一種崇高感。而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人性的沉淪、愛情的失落、人格的枯萎,則表現為外在環境對人潛移默化的銷蝕和磨損。同時,它也表現在人性自身的弱點或是心理的某些障礙上。方方的一些小說在表現人生悲劇的時候,并沒有像其他作家那樣,把悲劇的原因歸咎于外在的文化環境,而是向著人性的深處開掘,展示出人物自身的心理弱點所造成的悲劇。
  方方的《祖父在父親心中》(《上海文學》1990.4)寫了兩代知識分子的氣節和人格。祖父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大義凜然、視死如歸,保持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民族氣節;父親也曾是一個瀟灑勇敢、充滿自信的熱血男兒,但一次次政治運動卻使他變成了一個謹小慎微、多疑怯懦的人。雖然他遵法守紀,擁護共產黨,但仍是年復一年地寫著交待和檢查,甚至達到了請求妻子幫他多想些罪狀的地步。他在家里一次次地練習“坐飛機”,焦躁不安地等待造反派來揪斗。當造反派抄家時,他不僅沒有絲毫的怨恨,反而誠惶誠恐地協助“革命者”來翻騰自己的家。那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卑瑣心態,不僅使人想起果戈理、契訶夫筆下的小公員形象。究竟是時代應對父親的人生悲劇負責,還是父親應對自己的一生負責?看來二者的因素都有。值得指出的是方方的另一篇小說《桃花燦爛》(《長江文藝》1991.9)中陸粞和星子的愛情悲劇,則排除了外在因素,純粹是一個性格悲劇。這一悲劇是愛情雙方相互造成的,是主人公自我選擇的結果,而影響這種選擇的則是人物既定的心理性格弱點。
  在新寫實小說中還有另一種形態的悲劇,造成悲劇的原因既不是外在環境的銷蝕,也不是人性自身的因素,而是由于人與人之間、尤其是親人們之間缺乏理解和溝通造成的。池莉的《你是一條河》中的辣辣,為了維持全家的生計,曾與糧店的老李偷情,換來了黃豆和大米度過了饑荒。為此卻蒙受著女兒冬兒的指責和嫌棄,就像魯迅的《野草·頹敗線的顫動》中的母親一樣遭到女兒的鄙夷。冬兒是一個聰慧的姑娘,向往知識和文明,她瞧不起母親的作為,不愿在家中再待下去。她下鄉、上大學以后斷絕了同家庭的一切聯系。直到自己作了母親之后,才開始體諒到母親的難處。辣辣臨死前,仍惦念著不知身在何處的冬兒。辣辣的悲劇似乎是命運悲劇,中年喪夫,老年喪子,仿佛生活中的一切不幸都集中地降臨到她的頭上。但為孩子們奔波勞碌了一生,仍難得到一個識文斷字明理的女兒的理解,才是最大的悲哀。
  這一幕幕幾乎無事的悲劇,雖然不像英雄悲劇那樣有著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但卻有著促人深思的哲理蘊含。它讓人們看到理想和激情、正直和清白這些人生有價值的東西在凡庸的日常生活中的毀滅,揭示出現實環境的缺憾,和這種環境對人的天性的腐蝕力以及使人性沉淪的巨大墮力。無疑,在具有重要的警世意義的同時,為小說創作提供了參照。
      四、對環境的認同與責任感的退隱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新寫實小說在表現人物與生存環境的關系時,過分強調了外在環境的作用,是環境的巨大墮力使理想喪失、激情泯滅、人性沉淪、人格枯萎,正直和清白蒙塵,青春和愛情毀滅。小說中的人物大多是生存困境消極被動的載體,面對艱難世事只能發生無可奈何的苦笑。固然,有些作品尤其是方方的小說,對人性的弱點進行了深入的發掘,顯示出人性的深度。但大多數作品中的人物則是在環境擠壓下的被動體和變形體。這就暴露出新寫實小說的一個重大弱點,即在處理人物與生存環境的關系上,陷入了環境決定論的泥淖。
  新寫實小說對于環境的過分強調和倚重,不可能全面地揭示出當今國人與生存環境的真實關系,也不利于深入認識人的本質和潛能,其結果也必然導致對時代精神的疏離。
  這樣說并不意味著否認新寫實小說反映現實的真實性。我國當今社會正處于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邁進的歷史時期,在這種社會的轉型期,傳統的價值規范和人生信仰正在失去神圣的光圈,平庸泛濫、物欲橫流、信仰坍塌的確成為一種客觀存在。于是認同現實、順應現實,渾渾噩噩的混世度日并自得其樂也確實成為一部分人的生活態度。問題在于我們的作家對這種消極的人生觀應該以怎樣的態度去對待。文學本來應以凈化民族的靈魂為自己的使命,它負有對生活流向加以引導、對不同的人生價值和人生行為進行評判,從而促使社會前進和生命升華的責任。與此相悖,新寫實小說家們在寫實的旗幟下,以“寫生活本身,寫生命存在”為圭臬,以一種對物化現實的認同來逃避凈化人類靈魂的責任,同時又在自己的作品中建構著一種對外在環境消極順應的人生觀,從而走向了誤區。
  新寫實小說濫yán@①之時,原本是想借助現實生活原始形態的展示,來達到對生活本真面目的揭示。所以,他們以直面生活的勇氣,不粉飾、無矯情地揭示出現實生活中的缺憾,以引起人們療救的注意。但批評家們對原生形態的推崇,和“中止價值判斷”的導向,卻使這一目的逐漸退隱,取而代之的則是在生存困境中的掙扎,在物質欲望驅使下的不盡的煩惱,權勢欲的追求,相互的傾軋和私欲的惡性膨脹。充斥于作品中的就是平庸凡俗的生活,灰色暗淡的人生,怠惰慵懶的心態。為了生存人們拋棄了那些不切實際的虛幻夢想,消極被動地順從和適應生活。于是,生存下去成為生活的唯一內容,活著就是目的,疲憊的身心已經無力去追求生存之外的任何東西。凡庸的生活必然限制精神能力的發展,而成為滋生卑瑣和邪惡的溫床。所以,新寫實小說中沒有堅定的信仰、抗爭的精神和崇高的人格,而是在生存環境和生命本能的雙重擠壓下的萎瑣的人格、垂暮的心態和人文精神的失落。
  近些時候,“平民作家”梁曉聲在一次研討會上提出,我們應該在文藝作品中提倡一種精神,表現生命在挫折磨難面前的韌性。他的這種體悟,無疑是對新寫實小說創作進入誤區的一種反正。
  新寫實小說敢于正視和表現那不合理的外在環境對人的價值的窒息和扼殺,是它的貢獻。然而一味地展示灰色凡庸的生活,被環境銷蝕磨損的被扭曲變形的人物和心態,沒有遠大的理想,沒有對生存環境的變革和改造,就像魯迅批評的“五四”之后的“身邊小說”一樣:“所感覺的范圍卻頗為狹窄,不免咀嚼著身邊小小的悲歡,而且就看這小悲歡為全世界。”〔4〕給人的審美感受卻是心灰意懶、垂頭喪氣, 甚至使人陷入逆來順受的悲觀宿命的泥淖中。這是有愧于時代對于文學的要求的。
  注:
  〔1〕鄧時忠《理性批判精神的失落》,《當代文壇》1991.1。
  〔2〕丁永強《現實主義與新寫實主義》, 《文藝理論研究》1991.4。
  〔3〕吳秉杰《文化的態度與審美的選擇》,《文論》1991.5。
  〔4〕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魯迅全集》第6卷,第242頁。*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飭去掉力改為揚的右半部
  
  
  
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濟南52-5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張學軍19961996 作者: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濟南52-5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張學軍19961996
2013-09-10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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