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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歷史小說的“歷史詩學”  ——以《花腔》為例
新歷史小說的“歷史詩學”  ——以《花腔》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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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洱在他的長篇小說《花腔》[1]中,以小說語言提出并闡釋了歷史詩學這個概念,其理論內涵涵蓋了我國興起于80年代中后期的新歷史小說,觸及到了這個跨世紀的小說創作思潮的一些重要理論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其意義已超出了《花腔》本身而成為我國新歷史小說的歷史詩學。《花腔》是李洱歷史詩學的一次成功的實踐,也是我國新歷史小說的一次小說版的理論總結,標志著這一重要的小說創作思潮思想上的日漸自覺和成熟。
  《花腔》以胡安之死為例闡明了歷史詩學的第一要義,便是以個人名義將那些被排除在歷史之外和詩學之外的個人寫進歷史。胡安在蘇區參加了話劇《無論如何要勝利》的演出,扮演一名白匪軍官,因為他演得太像了,被臺下觀眾開槍擊斃。可是多少年過去以后,熟悉胡安革命歷史、當年在臺下目睹胡安演出并被黑槍打死的范繼槐追憶往事時寫了一首詩,卻沒有提到胡安之死,理由是“胡安”這個字眼“不好押韻”。這說明胡安作為個人被排除在歷史和詩學之外有一百個一千個理由,而寫進歷史和詩學的理由和可能卻只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歷史詩學就是要抓住這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可能性,將那些既在歷史之外又在詩學之外的個人寫進歷史,將不可能變為可能。《花腔》對這種可能性的尋找,是設置了一個“個人”(主人公葛仁的諧音)的后人,也就是關注并思考個人命運的隱含作者作為三名歷史講述人及相關歷史資料的鉤沉辨析校正者,同時也是歷史與個人關系的思考者。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個以個人身份進入歷史書寫的隱含作者,主人公葛仁及眾多知名不知名的歷史人物和虛構人物,才得以穿透歷史迷霧進入同為“個人”后人的隱含讀者的期待視野。小說以葛仁的生死之謎貫穿全篇,在三個歷史講述人的分別講述和隱含作者對史料的編纂校正補遺中,又帶出了近代以來百余年間20多位知名的歷史人物和眾多小說虛構人物之死,其中尤以鄒容之死、李大釗之死、張奚若之死、胡安之死觸目驚心,令人深長思之。作者是以個人的死來濃縮個人的生,以實寫的個人的生和死來映襯、解釋虛寫的象征性的小說人物葛仁的生和死。死是生命的斷滅,是最為個人化的歷史事件,歷史的時間維度對個人而言就是個體生命一次性的永不復返的時間之流,而個人的歷史性就是個人生命的時間性存在。正是個人之死的無以代替無可挽回最為集中醒目地昭示著個人生命在生存論和價值論上的意義或偽意義。小說把胡安當年的“造假窩點”安置在一個名叫白陂后溝的山谷中,而當年關押被打成托派的白圣韜醫生的拘留所,也在后溝(棗園)。白陂后溝棗園后溝都是一個隱喻,是鮮為人知的被塵封的“歷史的后院”。眾多的難以數計的原本是充滿了活力的個體生命就被扼殺、窒息于這個后院緊閉的門窗后面,沉落在歷史的遺忘之谷。歷史詩學的使命便是打開這個歷史后院的封閉的門窗,將歷史與文學同時提升為人性的、詩性的個人化和語言化的歷史詩學。
  歷史和人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歷史是人的歷史、是人心中的歷史,而人是歷史中的人和歷史性的存在,這個本來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在中外歷史理論中卻被弄得撲朔迷離面目全非。對歷史是什么的追問永遠和對人是什么的追問糾纏在一起,歷史觀與關于人的價值觀(人的已然和應然存在、認識論生存論價值論相統一的人的哲學觀)不可分割。這個道理,到了作為實證主義歷史學反撥的現代分析的、批判的歷史哲學,才明確地把研究歷史與研究人聯系起來,把歷史與人的關系理論化,認為對歷史的解釋也就是對人性的解釋,認為人性就是歷史。“人是什么,只有他的歷史才能講清楚”(狄爾泰)。“歷史的價值就在于它告訴我們人做過了什么從而告訴我們人是什么”(柯林伍德)。那么順理成章的結論便是“對歷史的研究歸根到底就是對人的研究,歷史學就成了一門不折不扣的人學”[2](P380)。歷史學是人學,文學更是人學,那么以文學形式進入歷史書寫的歷史詩學不言而喻更要把自己的目光凝聚在歷史與人這個聚焦點上。《花腔》歷史詩學對這一重要理論問題的貢獻,是在創作思想上具體地把歷史與人的凝聚點聚焦在“個人”身上,把歷史與人的關系具體化為歷史與個人的關系,從而抓住了歷史的也是人的根本。
  關于人的個體性以及歷史與個人的關系,馬克思早有明晰的論述:“人是一個特殊的個體,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為一個個體,成為一個真實的、單個的社會存在物。”歷史與人的關系究其本源實歷史乃與作為個體生命的個人的關系。“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正是這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的“歷史的合力”,才構成了人類的歷史。因此,“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可是偏偏就是這個前提性和普泛性事實,卻被人類自己弄得暖昧不明,使個人成為歷史的不在場者而長期缺席。
  歷史觀與人的價值觀的統一,在我國當代歷史小說由傳統歷史小說到新歷史小說的嬗變中劃出了一條清晰的線索。這條線索可以以當代小說書寫歷史基本單位的變遷為切入點。在新歷史小說之前,書寫歷史的基本單位是國家、民族、階級等集團的人,其人的價值觀以集團為本位。這里盡管也活動著有名有姓有男有女的各色人物,可是這些人物在某一歷史活動中不過是某一集團(國家、民族、階級等)的符號、籌碼,一一對應著某種既定的意識形態結論,所寫的歷史實乃服務于意識形態目的的國家史、民族史、階級史,其中的人物作為個體生命的存在不是被扭曲便是被遮蔽。例如歌頌英雄人物的小說便是以蕓蕓眾生陪襯和服務于英雄史觀和人的等級制的生命價值觀,而以階級斗爭的勝敗解釋歷史的歷史觀,必然要求個人無條件地放棄、犧牲個人的價值追求而充當階級斗爭的工具、手段,使個人無聲無言地消融于改朝換代、“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歷史風云之中。這是一種以歷史的名義吞噬、占有個人價值的歷史觀。到了新歷史小說,書寫歷史的基本單位便開始向村落史、家族史(或曰民間史)轉移,其中所隱含的歷史觀價值觀也悄悄發生變化,人的只有一次的生命價值的無謂犧牲開始從歷史的重重遮蔽中浮現出來,歷史這個以公正、客觀面目出現的龐然大物浸透了血腥味,以歷史或群體的名義剝奪、扼殺、踐踏個體生命的歷史活動失去了它那似乎是天經地義的合理性而顯露出冷漠、麻木、殘酷、荒廖的面目。一些女性家族歷史小說雖然是以家族為書寫歷史的基本單位,但女作家們書寫的是家族中的個人歷史,個體生命靈與肉的掙扎,女性主體價值追求的渴望,以及鮮為人知的女性生命體驗。這些掙扎、渴望和生命體驗憑借著“家族”“代”這些生存單位和生命范疇從塵封的歷史后院中浮現出來,構成了個體邊緣史對正史的對話。到了《花腔》則明確地以個人史為最小的不可通約不可替代的歷史單位。它的眾多人物無論是歷史人物還是小說虛構人物,雖然也有著各自的民族、階級和社團屬性,但作為為個人而生而死這一人的本體屬性掙脫了種種類屬性的標簽,活動在歷史的時間長河中,表現出歷史對個人的強制性塑造與個人在歷史中無力主宰自我命運的無奈。葛仁在《誰曾經是我》一詩中尋找失落的自我,他沒有找到。他的自傳《行走的影子》,最終也沒有完成,而這個自傳才是個人成其為獨立的個體的一個開端,這個開端其實正是人對歷史中自我的反思,可這樣的反思至今尚未完成,也就是說人由已然狀態到應然狀態的開端還沒有出現。然而,真正意義上的個人,即獨立、自由的不依附于任何權力的個人的出現,一定要以這個人文反思為前提。從這個意義上說,《花腔》標志著新歷史小說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歷史的時間性以個體生命的時間性進入了歷史書寫,所謂宏觀敘事“大歷史”化解為人性的個人化的日常性生命活動的“小歷史”,漠視、無視人的存在的歷史理性由于價值理性的滲透、照亮而放射出人文主義理想的溫馨。
  作為個人的胡安之死進入歷史講述了嗎?《花腔》的隱含作者通過史料的爬梳、補正找到了四種有關敘述。胡安只有一次生命,今生今世只能死一次,何以出現在歷史中的胡安會有四種不同的說法呢?
  這里暗含了新歷史主義和福柯權力話語的某些理論命題。歷史的文本性與文本的歷史性,是新歷史主義的一個基本概念,意思是說時間維度的歷史轉瞬即逝,我們所能夠把握的只是有關歷史的講述,即文本。盡管歷史先于文本,但文本之于歷史并非如影隨形,應聲而至,而是一個在講述中有待文本化的過程。逝者如斯的歷史只能靠文本為自己賦形,歷史在文本中逝而復返,在一代代人的閱讀、理解中獲得雖死猶生的生命。如果說歷史文本是人們得以透視已逝歷史的一扇窗口的話,這個窗口由于制作者的歷史性和權力話語的運作,必然會受到不同歷史語境和權力話語的制約,而成為受權力集團控制、擠壓的變形的窗口,這樣的窗口既不是透明的純凈的也不是惟一的。有關胡安的四種版本,就說明了歷史文本的多樣性和非透明性,說明任何一種版本都無法窮盡胡安個人生死的全部真實。在這里,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給新歷史主義的歷史觀以有力的支撐,使人們得以洞察歷史文本制作中那看不見而又無處不在的權力運作的秘密,識破正史、官史對歷史真實解釋權的壟斷,使歷史書寫成為一種個人化的話語行為。“歷史是在街壘兩邊制作的,一方的制作與另一方的制作同樣有效”(懷特),這種由于識破了權力話語的隱密而進入歷史書寫的主動性,啟發了我國新歷史小說創作的靈感,激發了作家重新認識歷史、認識歷史中的人的激情的勇氣。正是在這種以個人身份進入歷史書寫的主動的話語行為中,個人在歷史面前不再是無能為力和無所作為的,面對權力運作所織成的語言之網,也并非束手就范和被強制塑造這一條路可走。《花腔》這個標題的立意就是現代語言學的。三位講述人一面聲稱自己不是“耍花腔”,一面卻不由自主地“說花腔”,他們的敘述話語充塞著大量權力話語和流行的廣告話語,盛極一時的領袖語錄及商業廣告、民間諺語俗語等,表現出一種不約而同的無意識的“語言拜物教”,即對“他者”語言的“社會無意識”(弗洛姆)[3]。根據拉康的分析,語言的無意識也就是生命的無意識,好像是個體生命中的另一個“他者”在說話。這種不由自主的“語言拜物教”是對權力的恐怖與崇拜,或因恐怖而崇拜而聽任無意識的“他者”語言對自己的宰制。有意味的是,三位歷史講述人平面化的敘述話語,卻在整體上達到了對權力話語的否定,對人之非人的否定,批判了以人為使用工具和人在歷史中成為權力斗爭犧牲品的可悲處境。這里隱含著一個深刻的否定之否定的反諷邏輯,是以后現代的非個人化話語達到了肯定個人化、肯定人的主體性的現代性歷史文本。這自然與隱含作者歷史詩學的價值理性有關。
  關于胡安的四種版本,究竟哪一種是真實的或更真實的呢?這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偽問題。既然歷史如逝水忘川一去不返,既然人們對歷史的認識不可能全知全能,更何況還有權力這只隱形的巨手的操縱,那么任何一種歷史文本對歷史真實的全部占有便無異于天方夜譚。這樣,傳統認識論的主客觀統一論、符合論便遭到了質疑和消解。這并不是如德里達所說“文本之外一無所有”,而是歷史文本之外這個“有”的終極面目究竟如何已經無關緊要了。這樣一來,那些宣稱唯我掌握著占有著全部歷史真實或歷史本質歷史規律者便顯露出其理論上的蒼白無力和虛妄。我國新歷史小說的創作者們領悟了這“歷史真實”的奧秘,以個人的眼睛去觀察以個人的頭腦去思考,寫出自己眼中和心中的歷史的真實。這是從個人心靈深處生長出來的歷史真實,是個人記憶、經驗、智慧和信念的詩性升華。于是真實與否的問題轉換為接受者的真實感問題與可理解性。“真實有著自己的聲音,相信我們每個人的耳朵都不會聽錯”(左拉)。這是為什么?盡管并沒有一個真實與否的統一的標準,可每個人對真實與否的判斷卻大體相同。這是一個深刻的哲學問題,也是一個深刻的人性問題。回到《花腔》胡安之死上來,也許會有助于我們對這個“真實的聲音”的理解。對胡安個人來說,究竟是何種政治身份的人對他放了黑槍已經完全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把這四種版本綜合起來,便可以看出在他死后還被某種政治目的所利用,用他的死做文章,死后的胡安又充當了一次政治斗爭的工具。這和《花腔》中《革命軍》作者19歲的熱血青年鄒容生前死后被各派政治力量炒作以宣傳自己有異曲同工之妙。可真實的病死獄中瘦如骷髏的鄒容卻無人過問。《花腔》對葛仁、胡安、李大釗、瞿秋白、王實味等歷史人物的描寫,經受住了它的隱含讀者真實感的檢驗,一百多年來一大批在歷史上留下和沒有留下名字的紅色知識分子的身影由模糊到清晰。他們自身那屬于一個時代的知識者的革命狂熱(當時被稱為革命羅漫蒂克)和身陷政治斗爭漩渦無力自拔的沉痛教訓,銘刻于“個人”的后人們心中難以忘懷。這便是每個人的耳朵都不會聽錯的真實的也是人性的和歷史的聲音,是“歷史詩學”的真實。
  第三種版本說觀眾把舞臺上飾演“白匪”的胡安誤認為真實的“白匪”,是因為混淆了藝術和現實的界限。這里的“現實”可等同于“歷史”。那么,藝術和歷史的界限又該如何劃清又有誰能夠劃清呢?正是這二者之間難以劃清的空隙,為歷史詩學留下了廣闊的發展空間。文史互通乃至文史不分,本來就是中國的傳統。但是文學史和歷史畢竟又有區別,二者之區別何在,又在哪里互相溝通呢?亞里斯多德《詩學》的有關論述在此仍具有經典意義:“詩人的職責不在于描述已發生之事,而在于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可能發生的事情。”“寫詩這種活動比歷史更富于哲學意味,更受到嚴肅對待;因為詩所描述的事帶有普遍性,歷史則描述個別的事”。亞里斯多德允諾了文學描述帶有普遍性的可能發生的事,其實也就拆除了文學與歷史之間原本脆弱的防線。也許正是根據這個道理,新歷史主義的辯護人海登·懷特在他的“元歷史”理論中,認為歷史是被歷史學家闡釋和編織過的有關歷史的語言結構,帶有詩人看世界的想像性,它的深層結構是詩性的,是充滿虛構和想像的。“歷史作品和文學作品在虛構這一點上可以類比”。這樣,歷史和文學在亞里斯多德所奠定的“可然律和必然律”的哲學基礎上同時獲得了在人性的詩學范疇內合理想像與合理虛構的權利,這也正是我國許多新歷史小說家融合歷史與文學、紀實與虛構敘述策略理論上的合理性依據。
  西方新歷史主義批評家將他們的批評理論命名為“文化詩學”“文化政治學”(格林布拉特)和“歷史詩學”(懷特),提出了一些有啟發性的新歷史觀與文學觀,與我國新歷史小說家們達成了某種理論上的默契。然而,后現代的消解歷史深度和意義、歷史碎片化、時間空間化和理論上的繁雜性說明他們尚未找到歷史與人這一歷史與文學共同的理論支點,在經歷了80年代后半期的強勁勢頭之后迅即沉寂,其理論上的局限性也曾對我國部分新歷史小說產生過負面影響。《花腔》等出現于世紀之交的新歷史小說的“歷史詩學”實踐,吸取了新歷史主義理論的合理內核而避開了它的局限性,是我們自己的中國版的“歷史詩學”,它們在創作理論上的日益自覺,可以證明所謂新歷史小說的終結論未免為時過早。
  收稿日期:2002-06-25
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08~11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思謙20032003河南大學 文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劉思謙(1934-),女,河南偃師人,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傅書華(1955-),男,河北唐山人,太原師范學院中文系主任、教授,河南大學文學院博士生/李仰智(1973-),男,河南民權人,河南大學文學院博士生/李少詠(1963-),男,河南西華人,周口師范學院中文系副教授,河南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作者: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08~11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思謙20032003
2013-09-10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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