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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歷史小說:從突圍到迷遁
新歷史小說:從突圍到迷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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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歷史小說在中國當代文壇的登臨已成為不可忽略的事實。關于如何界定新歷史小說目前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將新時期以來的歷史小說都稱為新歷史小說,包括《曾國藩》等作品〔1〕; 另一種觀點則將新時期以來持不同于正統歷史小說之歷史觀、以新歷史主義方法來描述歷史的小說稱為新歷史小說。本文持后一種界定。歷史小說作為一種以歷史為敘述對象的話語樣式,它所展示的歷史圖景既與本然的歷史密切相關,同時它又體現特定文化情境下人們對歷史的理解。當我們從歷史本體與歷史觀的兩相激蕩中來考察新歷史小說,便會發現新歷史小說呈現于當代文壇的話語意義及其根本迷誤。
      凝定:社會政治歷史圖景
  中國近現代史作為一種不可變更的背景性存在,它為建國后的歷史小說提供了這樣一種歷史語境:社會政治變革在歷史進步的必然要求下從歷史的總體圖景中凸顯出來,進而成為新中國建立之后普遍性的社會話語。這樣,當我們將目光投向建國后的歷史小說,便會發現這兒幾乎是一片紅色的海洋:這里有直接反映戰爭的《保衛延安》(杜鵬程)、《紅日》(吳強)、《林海雪原》(曲波)和《紅旗譜》(梁斌),也有描寫知識分子革命化歷程的《青春之歌》(楊沫)和《紅巖》(羅廣斌、楊益言),另外還有具有一定世俗化傾向的革命斗爭歷史小說《三家巷》(歐陽山)。這里“革命”無可推托地進行著它對歷史的詮解,“革命化”的文本幾乎成了建國后十七年歷史小說的整體圖景。毋庸置疑,這一“革命化”的話語形態反映了革命戰爭年代的歷史真實,既是人們對革命斗爭歷史的自然回顧,也體現著人們在社會進步意義上對革命的深刻的體認。
  但是,隨著以政治目的論為核心的意識形態體系的逐步確立,小說中的話語世界正日益凝化為單一的社會政治歷史圖景,從而使建國后正統歷史小說表現出兩個方面的特征。第一個特征是政治本位性。在原有的政治意識形態體系中,社會政治變革在歷史小說中受到了異乎尋常的重視,社會歷史全部的豐富性往往被抽象為一種社會變革的形式出現于歷史小說之中。這一政治本位特征使歷史小說的題材往往局限于革命斗爭歷史題材之中,而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多關注階級革命意義上的社會變革,“工農兵題材”、“重大題材”被一再強調,而邵荃麟的“中間人物論”一出現就遭到了來自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題材決定論”的出現也并非某單個人的意志而是有其現實的意識形態內在深因的。正是緣于原意識形態體系的政治本位特征,一度出現的《廣陵散》(陳翔鶴)、《杜子美還家》(黃秋蕓)等反映古代文人形象的歷史小說立即遭到了批判,即使是反映農民革命領袖的《李自成》(姚雪垠)在1963年出版后也并未引起重視,當時受到重視的只是《艷陽天》(浩然)、《風雷》(陳登科)等作品,這些與原意識形態體系的政治本位性顯然不無聯系。
  在原有的意識形態體系下,正統歷史小說的另一個基本特征則是以變革進步為精神內核的目的論價值觀。在這一目的論體系中,它要求歷史小說反映歷史進步意義上的社會歷史諸因素。這里反映歷史進步的價值要求和反映歷史本體的真實原則被強制地結合在一起,作為這一強制性結合的結果,“寫真實”最終被要求為“寫本質真實”,而“本質真實”則是體現社會發展的“社會光明面”,這樣,“寫真實”完全蛻化為一種簡單的操作:對新社會的全面謳歌。應當說,價值要求無疑是第一位的,但價值又必須植根于歷史之真的基礎之上,如果價值要求無視歷史本體的真實,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對歷史的“遮蔽”——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暴露文學”是不受歡迎的,“主旋律”之外的“小插曲”也是不被提倡的,而在江青出面主持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對歷史本體的“遮蔽”在反對“文藝黑線專政”的名義下獲得了堂而皇之的理由,“寫真實論”、“現實主義深化論”等要求體現歷史本體真實的觀點赫然被列入“文藝黑線”代表性論點“黑八論”之中。在原有的政治目的論意識形態體系中,個體往往被扭結為龐大的政治機器上的一個零件,個人的價值要求也往往為外在的政治目的所掩蓋。這樣,在正統的歷史小說中,個人性因素往往是被忽略的。作為個人性話語的愛情主題雖未被明令禁止,但它總是被綁在革命主題的邊上,“革命+愛情”差不多成了固有的模式,而且正如楊沫《青春之歌》所遭遇的那樣,作為個人性話語的愛情主題被視為“小資產階級情調”受到了來自讀者的批評,也許唯有像《刑場上的婚禮》那樣的革命化愛情才是真正允許的。個人性非革命話語在正統歷史小說中是不受鼓勵的。應當說,在政治目的論意識形態體系中,正統歷史小說正確地抓住了社會歷史變動中最為核心的一面,但同時它又遭到了來自政治本位觀和目的論價值觀的雙重擠壓,使得有著現實的豐富性的歷史在歷史小說文本中凝化為單一的社會政治圖景,被進行了“當代性的抽取與改造”。在這一意義上,“革命樣板”一詞不單可以用來描述現代京劇,它差不多成了包括歷史小說在內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所遭受擠壓的標識。
  曾經有人嘗試用“唯物史觀”來概括建國后正統歷史小說所秉持的歷史觀。但是,在“實踐標準”確立之前,原有的意識形態體系是在一定的左傾路線支配下的政治目的論意識形態體系,它是遠離“實踐標準”的,因而也是遠離“唯物史觀”的。應當承認,在以變革進步為精神內核的政治目的論意識形態體系中,正統歷史小說正確地捕捉到了歷史變革進步這一最具核心和價值意義的本質特征,但這種“捕捉”是以犧牲歷史總體的豐富性為代價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對歷史本體的某些“遮蔽”。由于客觀的歷史原因,歷史小說的話語世界被擠壓凝化成了單一的社會政治圖景,當作為歷史主體的人的“全面發展”成為歷史前進的必然要求的時候,突破舊的政治目的論意識形態體系成了時代的必然召喚。
      突圍:意義的多元重構
  隨著政治意識形態領域的變動和“實踐標準”的確立,作為現實實踐的歷史本體開始脫離外在理論的束縛而確立了自身的本體地位,這為新歷史小說的突圍提供了直接的契機。
  正如歷史本身所證明,政治意識形態領域的變動及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首先是以其政治進步意義進入人們的生活世界的,因此,最初的新時期歷史小說在精神內核上并未與以前的歷史小說存在太多的區別,它繼續秉持著變革、進步、愛國等歷史價值觀,甚至差不多可以視為前歷史小說的延續——新時期十年的歷史小說主要集中于描寫農民起義和抗洋抗暴斗爭:這兒有寫唐末農民起義的《風蕭蕭》(蔣和森)、《九月菊》(楊書案),寫宋金遼斗爭的《金甌缺》(徐興業),寫太平天國興衰的《天國恨》、《大渡魂》(顧汶光、顧樸光),寫清末農民戰爭的《義和拳》、《神燈》(馮驥才)、《庚子風云》(鮑昌)等,另外還有(醉臥長安)(馬昭)、《戊戌喋血記》(任光椿)、《曹雪芹》(端木蕻良)等寫古代知識分子升沉遭際的作品,以及這幾年出現的《康熙大帝》第一部(凌力)、《九王奪嫡》(二月河)、《曾國藩》(唐浩明)等作品。新時期十年的歷史小說,在歷史觀、價值觀上并沒有太大的差別,它們除了在個別地方有所深入外,大多在歷史進步的意義上盡可能地表現歷史真實。應當說,這一類作品代表歷史小說的主流。
  在此類歷史小說中,應該提一下的是黎汝清的《皖南事變》。在這部作品中,作者將目光投向歷史上較為錯綜復雜的“皖南事變”,展示了作為新四軍領導人物之一的項英這一悲劇性人物,既寫了他家長制的惡劣作風、嫉賢妒能、信用奸佞,又寫了他艱苦樸素,平易近人的個人作風等,如此寫一個新四軍的領導人物,這在歷史小說中是不乏突破意義的。在新近出版的唐浩明的《曾國藩》中,我們也同樣地看到了歷史小說中人物的復雜性。應當說,這一類小說盡管在精神內核上與正統歷史小說一脈相承,但在對人的理解上,是頗為不同的。
  新歷史小說則比前一類歷史小說走得更遠,它在歷史觀、價值觀上與正統歷史小說大異其旨,使歷史小說從政治目的論意義結構走向了多元意義結構,具體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它大膽突入政治目的論歷史觀形成的某些“遮蔽”,將筆觸楔入了“正史”之外的“野史”題材之中。陳思和將歷史小說的這一題材旨趣概括為“大致是包括了民國時期的非黨史題”〔2〕。 喬良的《靈旗》也許是最早意識到并大膽撕開權威意識形態話語這一“遮蔽”的第一部作品。湘江之戰在權威意識形態中絕對是令人保持緘默的話題,在早期革命歷史題材中被視為無比神圣的革命,戰爭在這兒卻面臨著充滿悲觀色彩的人文反思。而另一些新歷史小說作品則頻頻涉入革命戰爭中解放區的肅反運動,對肅反現象表示了相當的關注。應當說,這種題材上的“解蔽”不僅只是對作為信史的“正史”的突破,在某種意義上它體現了更加真切地接近歷史本體的要求。
  隨著對原有的意識形態體系的超越,舊的價值觀正遭受著新歷史小說的沖擊。在政治目的論意識形態體系中,個人往往被視為龐大的政治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個體的價值也往往被要求無條件地服從外在的整體目的。在新歷史小說中,作為現實的歷史主體的個體重新恢復了它自身的本體地位。個人的價值不再依附于外在的功能而回復為個體自身,個人的生命價值被提升到歷史的面前重新加以審視。喬良《靈旗》的出現并非僅僅意味著接近歷史真實,而是有其價值觀意義的。戰爭在慘烈的湘江戰役中不再是為了陳述某種勝利或失敗的功利價值,而是為了讓人們更加深入地思索個體生命。在李曉的《相會在K 市》等作品中,我們亦不難找到對個體生命的思索。
  二、與正統歷史小說鮮明的政治意識形態特征不同,新歷史小說表現出了一種民間意識形態化的特點。新歷史小說仰承尋根文學摒棄政治而轉顧民間的抉擇,表現出了素樸的民間文化色彩。自莫言的“紅高梁”系列開始,李銳的《舊址》、余華的《呼喊與細雨》、劉震云的《故鄉天下黃花》等作品紛紛表示了對民間的興趣。作家們普遍以家族史、村史等來支撐起整部作品的故事框架,出現于歷史舞臺上的人物不再是人們曾經很熟悉的“李向陽”們,而是地主、土匪、小妾等非“工農兵”形象,日常生活中的吃喝拉撒睡、婚喪嫁娶、鄰里親仇、家族爭勢等世俗生活畫面開始代替政治事件被推置到了歷史的前臺,正統歷史小說中的政治色彩被一再淡化,歷史表現為世俗化、日常生活化、零碎化了的歷史。
  與新歷史小說民間生活化的旨趣相聯系,新歷史小說作家們一反正統歷史小說的政治功利化解釋,而是以民間的意識形態作為價值評判的坐標,試圖以民間的、世俗的、宗法的價值取向來歸結題旨。在劉震云的《故鄉天下黃花》中,八路軍一次草率的伏擊及其后中央軍、土匪的攪渾水,引起了日本兵的血洗報復,面對遭受劫難的村子,村長跺著腳高聲叫罵著:“老日本,李小武、張屎根、路小禿,我都×你活媽!”這里李小武、孫屎根、路小禿及其各自所代表的中央軍、八路軍、土匪等在村長眼中都與老日本一樣,是使村子蒙受劫難的災星,在“×你活媽”這一頗具民間色彩的話語面前,對抗日革命的正統政治意識形態評判顯得與人們毫不相關,替代它的是樸素的民間價值觀:對戰爭的厭惡和對生存、安定等現實存在最基本的需求。
  三、隨著新歷史小說對民間文化的旨趣,傳統文化精神亦開始引起作家們的關注。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建國后的“文革”,傳統文化一直是受批判的對象。隨著世界范圍內文化意識的興起和儒家文化在西方引起廣泛重視,傳統文化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在王安憶的《小鮑莊》和阿城的《棋王》中,儒家文化的“仁義”和道家文化的放達開始受到新的審視。而在新歷史小說中,傳統文化精神開始潛入小說的話語世界進而成為支撐小說的精神內核。在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陳忠實的《白鹿原》。在小說中,我們既可以從主人公白嘉軒奉持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本信條及其仁義興邦的實踐中看到傳統的儒家人格,也可以從鹿子霖對白家的挾私報復中看到小農式的狹隘,更可以從關中大儒朱先生身上讀到傳統知識分子對現實功利的超脫和樸素的民本思想。對歷史的闡釋開始超越政治化讀解而被賦予了更為深廣的內涵,傳統文化精神不再是簡單的受批判的對象,相反,它越來越多地為新歷史小說作家所倚重。
  新歷史小說突破了正統歷史小說對歷史的社會政治化解釋,從而使新歷史小說的價值抉擇指向多元意義。一方面,它力圖突破政治目的論“正史”所形成的遮蔽以求更進一步接近歷史真實,另一方面,它以有著現實的豐富性的“文化圖景”取代了正統歷史小說的“社會政治圖景”,從而表現出對世俗、民間、宗法、習俗等的旨趣。隨著對政治本位歷史圖景的超越,新歷史小說突破舊有的政治目的論價值觀,在個體生命、民間生活、傳統文化等方面表現出了多元的價值關懷。
      迷遁:走向虛無主義
  新歷史小說是以其反傳統的姿態實現其突圍的,這有其現實的歷史意義,但新歷史小說在潑倒臟水的同時執意“連嬰兒也一同潑掉”,以致于在反傳統的路上越走越遠。一方面,新歷史小說突破了正統歷史小說的政治目的論意識形態體系,另一方面,它又同時拋棄了正統歷史小說歷史觀中的合理內核——社會進步價值觀,最終遁入了價值虛無主義的虛空。
  新歷史小說的虛無傾向緣起于政治目的論意識形態話語的畸形反彈。在原有的意識形態體系下,正統的歷史小說不可避免地對歷史進行了“當代性的抽取和改造”,這使新歷史小說作家們開始懷疑作為“信史”的“正史”闡釋,進而走向了歷史闡釋的相對論。在他們看來,歷史是非當下的、先文本的存在,任何對歷史的解釋都不可能窮盡歷史本身,而只能是在特定先在視野下對歷史的“抽取和改造”。正是出于對歷史闡釋的這一理解,克羅齊“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3 〕的觀點受到了新歷史小說作家異乎尋常的頂禮膜拜。這種對“闡釋”本身的懷疑使新歷史小說作家們采取了一種相對主義的態度:既然任何闡釋都只能是對歷史的“歪曲”,就應該允許作家以任意的方式來闡釋歷史。(作家們這一歷史闡釋的相對主義后來被人們稱為新歷史主義。)新歷史小說不滿于正統歷史小說的政治目的論解釋,卻又重新陷入了歷史闡釋的相對論。正如陳曉明所指出的,新歷史小說作家們“企圖改寫歷史,把歷史引入一個疑難重重或似是而非的領域。”〔4〕歷史不再是外在的、獨立的存在而被當成了可以任其處置的材料,成了作家們借“歷史”之酒杯澆胸中之塊壘的不確定的“他者”。
  這樣,在新歷史小說中,歷史的真實性正遭受著某種先在的歷史虛無論的肢解,歷史變成了“在某種寓言話語支配下的故事”。歷史本身所具有的時間和空間上的廣延性似乎為價值的探求提供了充分的可能,但在新歷史小說中歷史的時空卻淪為了某種先在的虛無論的抽象演示。歷史的無限廣延繁復被凝縮為一種簡單的非歷史化終極追問,某種先在的虛無論被當作追問的結果移置于新歷史小說的文本之中,這一先在的價值觀念被強制地還原為某種所謂的“真實本相”,以至于所有人的生存最后只是為了印證這樣一種先在體驗:“從虛無來,向虛無去——這就是歷史。”〔5〕
  歷史相對主義是新歷史小說歷史虛無論的表現之一。新歷史小說作家們企圖以相對主義來演繹其先在虛無觀,用相對主義來消解歷史本體的確定性。偶然性因素在新歷史小說文本中被無限放大并賦予本質的意義,必然性遭到了這些作家無情的嘲諷乃至最后放逐了歷史規律本身。歷史的確定性正在無限消失以致于所謂的“新歷史”最后成了某種歷史相對主義的機械表述。李曉的《相會在K 市》表現了對歷史偶然性因素的興趣。小說主人公劉東是一名投身敵后抗日武裝的青年大學生,但由于被誤認為是上海敵特派來的奸細而被革命隊伍“處決”了。小說對個體生命的關注是不容否認的,但千百萬青年投身革命參加抗日的歷史事實作者似乎有意不予理會,卻將歷史的偶然性因素(誤會)進行了極度放大,它從歷史的底部浮上來使通常意義上的“抗日”、“革命”充滿了令人困惑的迷霧。在先鋒作家們的新歷史主義文本中,歷史完全成了不確定的歷史,充滿了虛無的荒誕感,偶然性因素被無限放大,最后淹沒了歷史本身。
  與相對主義夸大偶然性因素正好相反,作家們對文化的偏嗜則走向了宿命——一種生命中無可遁逃的必然。歷史作為人的歷史本身潛含了豐富的文化意義,這既為作家們的文化搜尋提供了可能,同時它又成為某種吞沒歷史本體的機緣。作家們在表現永恒不變的文化審美價值和紛繁變動的歷史這一點上陷入了兩難,而作家們對文化審美意義的偏嗜往往忽略甚而掩蓋紛繁變動的歷史本身。這里文化開始成為目的,而人則成了手段。對文化的偏嗜往往使作家將歷史抽象為某一恒定的文化實體,而面對歷史現實的發展,作家們只能簡單地歸結為歷史循環論,遁入神秘和宿命便成了新歷史小說追求恒定文化之質的必然。在張煒的《古船》中,洼貍鎮隋、趙、李三大家族權力爭斗的升沉起伏使歷史充滿了循環論的迷霧;在劉震云的《故鄉天下黃花》中,嚴肅的歷史完全成了充滿喜劇色彩的家族間爭來搶去的歷史嬉戲;而在陳忠實的《白鹿原》中,我們亦不難讀到那種宿命般的悲觀色彩。在新歷史小說文本中,歷史的進步意義在循環論的迷霧中一再受到消解,最終遁入了宿命般的虛無。
  新歷史小說將歷史寓言化的方法,其非歷史傾向是顯而易見的。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6〕這樣, 對人的考察不應訴諸抽象的寓言化圖解,而必須通過歷史的真實來加以解釋。在新歷史小說作家中,歷史成了可以任意揉搓的面團,他們完全將歷史變成了寓言化的故事,用以解釋他們先在的虛無論——歷史相對論和宿命觀。新歷史小說試圖避開歷史本體來尋找人類,試圖通過一種任意的主觀的解釋來尋求人類價值,這未免使新歷史小說的努力成了自欺欺人的把戲。
  新歷史小說在某種新歷史主義理論的支撐下正日益炫人眼目。在新歷史主義者們看來,任何闡釋都是人們的主觀理解,人們所理解的歷史也就成了主觀的歷史而非歷史本身,這樣新歷史小說作家們也就找到了十分充足的理由來重構歷史。盡管新歷史小說對于突破舊有的政治工具主義意識形態話語有著積極的意義,但是人們不得不懷疑:歷史規律本身所具有的確定性遭到消解,歷史事實受到任意肢解之后,新歷史小說究竟還能走多遠?
      余論
  新歷史小說的出現既和原意識形態話語的畸形反彈有關,同時它又與現代西方非理性主義、相對論、文化保守主義、現代闡釋學等思潮有著某種淵源。新歷史小說的出現突破了正統歷史小說對歷史作的社會政治化解釋,從而使歷史復歸為有著現實的豐富性的總體的歷史,這對于我們更加接近歷史本體有著重要意義。同時新歷史小說對歷史所持的相對主義態度,最終使自身離歷史本體越來越遠,乃至遁入了價值虛無主義。如何通過小說的本體話語來重建人文價值,這正是新歷史小說所面臨的課題。
  注釋:
  〔1〕參見李陽春《新時期歷史小說的走向》, 載《衡陽師專學報》(社科版)1996年第2期。
  〔2〕參見陳思和《關于“新歷史小說”》,載《文匯報》1992年9月2日版。
  〔3〕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頁。
  〔4〕陳曉明:《反抗危機:論“新寫實”》, 載《文學評論》1993年第2期。
  〔5〕文藝研究京61~6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舒也19981998本文認為,從政治目的論意識形態突圍,代之以多元意義的歷史觀,最后迷遁于價值虛無主義,這是新歷史小說崛起于當代文壇并走向迷遁的整體軌跡。新歷史小說/歷史觀/政治目的論/虛無主義舒也,1970年生,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作者:文藝研究京61~6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舒也19981998本文認為,從政治目的論意識形態突圍,代之以多元意義的歷史觀,最后迷遁于價值虛無主義,這是新歷史小說崛起于當代文壇并走向迷遁的整體軌跡。新歷史小說/歷史觀/政治目的論/虛無主義
2013-09-10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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